1945年4月22日，像希特勒最后那段时间的所有日子一样，在会议室里聚集着前来参加例行的“局势讨论会”的陆、空军将领和海军将领。趁等待元首到来的时候，他们讨论了逃离柏林的问题。但怎样才能说服希特勒？剩下的机会已不多了。前一天，希特勒命令党卫队施坦因纳将军在柏林西北部的装甲军发动反攻但是施坦因纳残剩的兵力不足一万一千人，不到五十辆坦克，其中多半又缺少汽油。而这时，苏联红军的整整一个军团正在向他的阵地运动。
希特勒一到，会议就开始了。希特勒说，战争失败了，他将放弃最高指挥权，派凯特尔和约德尔两人到南方去，指挥抵抗运动，他自己则留下指挥柏林战役，他是不会投降的，因此他将自杀，现在想离开暗堡的任何人都可以走，全体妇女可以飞往伯希特斯加登。
会上是一片惊魂未定、消沉、悲观的气氛。但是戈培尔出现后，与会者的情绪发生了变化。这个善于辞令的戈培尔发表了“激奋人心”的讲话，声称西方大国正在准备……同希特勒政府进行谈判。这条新闻又勾起了某些幻想，也就是说，还必须坚守数日，不让苏军进入柏林中心，如果可能的话，迫使苏军退出市区，退回到奥得河一线去……
陆军元帅凯特尔、约德尔将军和克莱勃斯早已习惯于听戈培尔的空话，频频点头表示赞同。
希特勒于是命令把西线的全部军队调来保卫首都，“这是必须做到的。”戈培尔补充了一句。
希特勒还下了一道命令，这是戈培尔长期以来求之不得的命令：由宣传部长在柏林电台宣布，“元首在柏林，而且将同他的部队一起为保卫首都血战到底。”柏林人同其他德国人一样，上一次听到希特勒的声音是在1945年1月30日，那是他最后一次在电台的讲演，但他当时没说他在哪里。因此，这是柏林人第一次听说希特勒同他们在一起。戈培尔在元首提出要求的半小时后，就作了4月22日的广播讲话。这次广播讲话使戈培尔巩固了对希特勒在暗堡的一班顾问们的胜利，因为他们中除斯佩尔以外，全都赞成撤到伯希特斯加登去。现在，戈培尔本人则准备接受希特勒的邀请迁入地下。
下午五点半，戈培尔把工作人员叫到一起，突然宣布将他们全体解职，要他们参加即将开始的战役，否则他们可自谋出路。他的助手们已帮他烧毁了他自己的文件，另一名助手几天来一直忙于把他的日记摄成一式三份的缩微胶卷。
两辆奔驰牌小轿车停在门外，象征着现在已到了戈培尔进入暗堡前的最后时刻。其中一辆是1941年希特勒赠送给戈培尔的高级官员用的防弹车。他把夫人和孩子们塞进一辆普通车之后，钻进了他自己的专车。由于苏军突破德军防线的速度比戈培尔预料的要快，甚至没有时间给孩子们装一些梳洗用品，每个孩子只抓了一件玩具。玛格达只拿了一只旅行箱和一套换洗的衣服，而戈培尔只带了两件珍贵的白衬衣戈培尔同他的夫人玛格达和六个孩子作为常住居民搬进柏林暗堡。对住在暗堡的人来说，他们的到达只有一个含意：它与一星期前爱娃·勃劳恩的到达一样，暗示了末日也许即将来临。
戈培尔的下属泽姆勒站在房门前与他们告别之后，就要去他所在的冲锋队
戈培尔感谢他的工作，并告诫他要尽好一名士兵的职责。戈培尔很平静，一切都像例行公事，而玛格达和孩子们则不停地哭泣。泽姆勒在门前又站了几分钟，目送着汽车在远处消失。
4月的第四个星期天，对戈培尔来说过得相对平静一些。他与几个人谈过话，口授了日记，然后又通过广播宣布希特勒把柏林变为战场的命令。录音的时候，盟国的炮火轰个不停。有一次，炮弹在附近爆炸，干扰了录音工作。当监听录音时，他竟认为炮弹的爆炸声起了很好的烘托作用。之后，他又接见了温克勒尔博士，感谢他这些年来为他所做的一切。当他与这位老先生握手告别时，他说我们不会再见面了”。他对速记官奥特却没有这股诚实劲。他只告诉他，他要到希特勒的地下暗堡去住一个星期。只要温克的军队打进柏林，他还会再回来的他告诫奥特不要参加战斗，保护好自己，很快就会有很多工作等着他去做。
戈培尔完全没想过要从希特勒的地下暗堡里出来。而瑙曼认为，西部盟军早晚有一天会和苏联人闹翻脸，与德国军队结成同盟共同抵抗布尔什维克对世界的威胁。
戈培尔刚刚离开，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和其他人便纷纷逃命。这情景就像船长离开了将要下沉的船，船员们马上四下逃窜。他们大部分人早就收拾好了箱子，所以撤离的准备很早就做好了。他们很感激有这种解脱，只是有点担心，现在跑是不是太晚。所有参加了人民冲锋队的人还必须坚守岗位这期间戈培尔和希特勒在暗堡里进行了第一次谈话。他向元首保证自己心甘情愿与他一同面对死亡。
希特勒的地下暗堡的内部结构共分两层。第一层分为十二个小间，其中有四间专用作厨房。房间都连着中间走廊，吃饭一般都在走廊里。在走廊的尽头有一旋转楼梯向下通向希特勒的地下宫殿。这一层由十一间不很大的房间组成，中间同样也有一条走廊。走廊的后半部当作会议室用，据人讲，这儿只有6平方米。墙一律漆成灰色，上面没有什么装饰物。所有的家具包括一张棕色的靠墙长凳、一张很大的放地图的桌子和一把椅子。两条走廊相对来说比较宽敞，而所有的住房则比较窄小，不比火车卧铺包厢和船上的小包间大多少。希特勒和埃娃·布劳恩使用六个房间，另有五个房间分别是洗手间、配电室和电话间。地下暗堡有两个主入口，一个通向总理府的厨房，一个通向外交部的花园地下暗堡还有一个紧急出口，从暗堡下层的尽头通向总理府的花园。希特勒、埃娃、戈培尔、戈培尔的妻子和她的六个孩子就是这座双层暗堡的主要居住者玛格达和孩子们分别住在同一侧的四个房间里，戈培尔住在希特勒对面的房间里。暗堡里住的其他人还有戈培尔的副官冈特·施魏格曼，希特勒的医生路德维希·施图姆菲格博士，他来接替4月22日离开的默雷尔教授。另外，暗堡里还住着希特勒的副官·希特勒的侍卫官和两名女秘书以及为希特勒做素食饭菜的厨师。博尔曼在附近有自己单独的暗堡。据暗堡里值班的军官讲，戈培尔一家住的房间“布置得非常豪华”。但瑙曼的说法与此正相反。博特说，在暗堡里面及其四周工作的党卫军、传令兵、文字人员、侍卫、厨房人员一共约有六七百人。博特曾到过地下暗堡多次，每次从里在出来的时候，他都为逃离了暗堡里令人窒息的气氛，重新又呼吸到新鲜的空气而感到轻松愉快。另外，他还提到，在希特勒和埃娃举行婚礼之前，他“不仅从没有见过这个女人，而且从未意识到过这个女人的存在”。
当然，在最初的几天，地下暗堡里拜访者络绎不绝，也经常举行会议。在暗堡的灯光下，人们失去了真正的时间概念。希特勒仍旧在快天亮时才睡上几个小时。他中午起床，然后谈话、工作、口述命令，不管外面是白天还是黑夜。在4月最后的一个星期里，苏联军队完全包围了柏林城，在东部郊区已经发生了巷战。这里，暗堡与柏林城以外各地的指挥部的联系只能靠小飞机来维持。飞机在柏林城里的东一西轴线街上停落。有些人，如格莱姆和施佩尔，都是用这种办法一次又一次来暗堡拜访。戈培尔进入暗堡的头几天，感到空闲得很。戈培尔的办公室在希特勒的办公室隔壁，他往往长时间地在自己的办公室阅读和写作。他仍在写日记，写遗嘱，以便附在希特勒遗嘱之后。他参加军事汇报会。而且现在他也发现，他有充裕的时间同孩子们在一起，以前他是抽不出这样的时间来的。他读书给他们听，讲故事给他们听，同他们在一起做游戏和唱歌。这并不是一种表演，因为戈培尔确实很喜欢他的孩子，但这却增添了一种不现实感。
米施中士回忆戈培尔一家有一次团聚的场面：“我们记得那是4月29日（星期日），即元首死前一天，戈培尔在新总理府地下室举行了一次小型的聚会戈培尔说这是他及全家向在整个战争时期他们都与之生活在一起的柏林市民们所作的最后告别。聚会的房间就在欣克教授的伤员急救站隔壁，约有四十多客人，有女护士，还有大约二十名柏林男女青年和一些能走动的伤员。希特勒青年团有一名身着制服的十五岁的团员拉着手风琴唱道：‘穿着蓝色军服的轻骑兵啊，骑着马儿，在军乐声中迈出大门。嘹亮的喇叭声伴随着他们，自豪地转向崇山峻岭……’”
戈培尔及其妻子和六个孩子坐在一张栎木长桌旁大家都一道起劲地合唱这支年轻的高音合唱队企图以荒诞的不断的歌声盖过更大、更不祥的炮弹爆炸声。
在最后的几天里，戈培尔完全变成了希特勒的影子。所有的人都围着希特勒一个人转圈子，没有人理会他戈培尔。就连瑙曼都直接听希特勒调遣，因为他在暗堡里不再是什么宣传部的国务秘书，而是这里的卫队长。戈培尔在暗堡里的唯一一个正式随从就是他的副官冈特·施魏格曼。
瑙曼总是趁其工作之便来看望他曾依附仰仗且对他友善的戈培尔一家。因此，他才能在后来对戈培尔一家在暗堡里的生活情况做出比较真实可信的描述。戈培尔当时彻底无事可做。他的宣传部丧失了作用。如果说他要保卫柏林的话，那么实际上与此有关的一切也都由希特勒一人亲自指挥或在其监视之下。于是，戈培尔便把他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孩子们的身上。他和他们一起玩，给他们讲书，帮助他们消除暗堡生活的恐惧和惊吓。玛格达则总是忙个不停。她要为孩子们洗洗涮涮。由于离开家时太匆忙，他们只带了很少的换洗衣服。谁都预测不出要在暗堡里住多久。最后，这家人在这里一共生活了9天，暗堡里的人把最后一线希望全部寄托在温克将军的第七军团身上。这支队伍在4月22日开始突围并力图从西南面向柏林靠拢。希特勒派凯特尔去指挥部督促温克加紧行动。他已做出了不向南部转移的最后决定。希姆莱从霍恩吕申疗养院打来电话时，希特勒向他讲了自己的这一决定。与此同时，他不同意其他人撤离柏林。许多人都利用了这唯一可能的逃生机会，匆匆离开了柏林。
4月23日，星期天，发生了下面的事件。在德国南部的戈林，根据他在柏林的联络官空军元帅科勒尔将军的报告，认为作为帝国和军队元首的希特勒被困在四面楚歌的柏林城中无法行使其职权因此，戈林建议，现在必须执行希特勒在1939年9月1日帝国议会上所宣布的决定。在这份决定中，希特勒任命戈林为他的第一继承人。就此，戈林给希特勒发了一封电报，请求希特勒同意他作为元首的代表行使各项职权在德国北部的希姆莱与瑞典伯爵伯纳多特见面时，伯纳多特鼓励他率西部的德国军队向西线的盟军投降。施佩尔来到暗堡与希特勒告别希特勒认可了他没有执行全面破坏一切重要战略设施命令的做法。希特勒的原谅使他略感轻松。希特勒这个时候表现得异常平和。他向施佩尔解释说，他已下定开枪自杀的决心，然后让人把尸体烧掉。他决不想让自己的尸体落入苏军的手中成为展览品。戈培尔再次重申他对这一决定的赞同。施佩尔也认为，对希特勒来说，自杀是唯一可能的出路。只有博尔曼一人直到最后仍在努力想让希特勒改变这一决定。他本人也不想追求殉死的荣誉。他想活下去。这个时候，柏林的大街上，苏联红军的坦克、装甲车滚滚而来，要想离开柏林只能靠空中的飞机或选择合适的地点突破苏联人的包围。
希特勒对施佩尔没有执行命令采取了平静宽容态度，对戈林的电报却气不打一处来。况且戈培尔和博尔曼又在旁边添油加醋。希特勒宣布取消戈林帝国元帅的称号，将他开除出党，免去一切职务，并且吩咐打电话给上萨尔茨堡的党卫军，以叛国罪逮捕戈林。年轻的博特亲身经历了这一幕。他叙述说，戈培尔“被气得火冒三丈，”装腔作势地嘴里说个没完。他大讲什么荣誉、忠诚、恪尽天职。
同一天，约德尔上将和凯特尔元帅已告辞离去。几乎同时，里宾特洛甫也不见了。4月24日清晨，施佩尔离开暗堡。4月25日至26日的夜里，汉娜·莱契驾飞机送里特·冯·格莱姆来到人走城空的柏林，并陪他来到希特勒的地下暗堡。希特勒要里特·冯·格莱姆接替戈林空军总司令之职。其实发电报宣布任命就足够了，因为实际上已并不存在什么空军。可能是要彻底羞辱戈林，所以希特勒特别重视正式的任命仪式。里特·冯·格莱姆也只好冒着生命危险飞到柏林飞机在飞临柏林上空时被炮弹击中，格莱姆的脚也受了重伤。女飞行员汉娜·莱契克服了巨大的困难。飞机着陆时，格莱姆已经完全精疲力尽了。格莱姆飞行负了重伤，女飞行员又大吹大擂他们的惊险飞行，这都使暗堡里的人大受感动。新被任命的空军总司令原来只打算呆上几个小时，后来竟在柏林耽搁了好几天。格莱姆一直卧病在床，施图姆菲格医生为他治疗。
4月27日，星期五，希特勒终于找到一个发泄怒火的倒霉鬼。这人便是赫尔曼·费格莱因，希姆莱派在希特勒身边的联络官，埃娃·布劳恩的妹夫。他的消失很突然。原来他径直跑回家，换上一身便服，想逃离柏林。在满目废墟的柏林，费格莱因当天晚上便被带回暗堡，被党卫军关押起来，准备在第二天接受审讯和判决。
晚上，希特勒召集他忠实的随从商量自杀的时间和方式等各种细节问题。自杀的时间不用更多的讨论，就定在苏联军队的第一支先头部队到达只有一个侍卫队保护的暗堡的大门之前。
虽然已做好了自杀的各种准备，可希特勒似乎在这个时候仍对温克的第七军团存有一线希望。实际上，在波茨坦附近的费尔希和柏林西南的贝利茨两地的突围战都没有任何进展。4月28日，成捆的电报和电令从暗堡发给外界，全部都是有关军队部署的急件。遗憾的是那些军队早就已经不存在了。同一天，希特勒又发现了希姆莱的背叛行为。盟军电台将希姆莱和英国伯纳多特伯爵会谈的情况作了报道。希特勒得知这一消息，立刻变得狂躁不安。对每个人都发火。众人都静静地听着这个被命运逼得走投无路的人大喊大叫。最后，他终于平静下来，命令戈培尔和博尔曼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安排最后的日程。
希姆莱派到希特勒身边的联络官费格莱，接受了审讯他承认，他知道希姆莱和伯纳多特伯爵会谈的事情。审讯后他又被暂时关押起来，随后按照希特勒的命令被抓到花园里枪毙了。
之后，又发生了一件始料未及的事情。当时，苏联军队的坦克和装甲车已经逼近柏林市中心，但是有一位德国空军下士竟驾驶一架过时只能当作教练用的飞机，从4000多米的高度从雷希林飞抵柏林，降落在东—西轴线街上。这简直称得上是一项飞行奇迹。这位下士是被派来接格莱姆回指挥部的。在暗堡生活的几天里，格莱姆和他的女飞行员也已下了与希特勒一同去死的决心。可现在，希特勒只好又利用他的能言善辩之舌说服他们改变了决定格莱姆的脚伤经过四天的治疗仍没有什么好转，还根本不能行走。最后，人们把他送上了那位勇敢的下士驾驶的飞机。女驾驶员汉娜·莱契也一同上了飞机。暗堡里的人都利用这个好机会把信件带给自己行将永别的亲朋好友。玛格达给正在英军战俘营里的儿子哈拉尔德·克万特写了一封诀别信。这封信被保存下来，上面写着4月28日，写于元首暗堡。
亲爱的儿子：
我们在元首的地下暗堡里已经呆了六天了。爸爸、你的六个弟弟妹妹，还有我，我们都准备为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的生命划上一个唯一光荣的句号我不知道你是否能收到这封信。或许会有这么一个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人给你带去我对你最后的祝福。你应该知道，我是违背了你爸爸的意愿留在他身边的。上个星期天，元首还曾试图帮我离开这儿。你了解你的妈妈，我们身上流着同样的血液。对我来说这没有什么可犹豫的。我们神圣的理想破灭了。随之而去的还有我一生中所理解的所有美好、伟大、高贵和善良。元首和国家社会主义之后的世界定不值得为之，所以我把孩子们也一同带来了我身后的生活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灾难。如果我亲手把他们从灾难中解脱出来的话，仁慈的上帝会理解这一切的。你将活下去。对你，我只有一个请求：永远别忘了你是一个德国人。永远不要做有损荣誉的事情。用你的生命证明我们不会白白死去。孩子们的表现都很出色。在这种比原始生活都困难的条件下，他们互相帮助，不需要别人操心不管他们是否睡在地上，不管他们能否洗浴，也不管他们有没有吃的或吃些什么，他们都从没有抱怨过，也没有哭过。当炮弹的爆炸震得地下暗堡里到处颤动，大的总是护着小的。他们常常使元首露出微笑，这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昨天晚上，元首从他的身上摘下金制党徽，把它戴在我的胸前。我深感幸福和骄傲。愿上帝赐给我力量到完成最后、最艰苦的斗争。我们还只有一个愿望：至死效忠元首。和他一同结束生命是命运给我们的恩赐。这是我们从来没有敢奢望的事。
哈拉尔德，亲爱的孩子！让我把生活中得到的最珍贵收获转送给你，让它伴你去走未来的路不论何时何地，忠于自己，忠于人类，忠于祖国。
重新开始并非易事。谁知道我还会不会完成得好。我多想给你更多的爱，更多的力量，又多想为你消除你对我们的死的悲伤啊！为我们自豪吧！高兴地、骄傲地记着我们吧！人终有一死。与其苟且偷生，哪如勇敢地、光荣地结束短暂的生命？
这封信寄出去——汉娜·莱契会把它带走。她还要飞出去。我用最真挚、最深切的母爱拥抱你！我亲爱的儿子，为德国而活！
你的妈妈
玛格达所说的党徽是一枚纯金制品。希特勒把它送给她后，玛格达感到非常幸福，竟一时忘记了她所将要面临的可怕现实。
戈培尔也利用这最后的机会给他的继子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哈拉尔德：
我们被困在总理府元首的地下暗堡里，为我们的荣誉和生活而战斗。这场战争将如何结束，只有上帝才知道。但是，我知道，不管是生是死，我们决不会羞耻地离开这里。我想，我们没机会再见面了。所以，这有可能是你收到我写的最后几行字。我期待着你，如果能度过这场战争，今后希望你只做使你父母感到自豪的事情。影响我们民族的未来并不一定要我们活在世上。也许，你是唯一活下来发扬我们家传统的人。永远不要做有辱我们的事情。德国决不会在这场可怕的战争中灭亡。但只有在它拥有能担负其重建大任的榜样时，它才不会灭亡。我们只想给你做一个忠实的榜样。你可以为有这样一位母亲而自豪。昨天，元首把他佩戴了很久的纯金党徽送给了她。她当之无愧
今后，你只需认清一个职责：你要让我们死得其所，我知道，你会这样做的。不要让现在的混乱所迷惑，终有一天，谎言会不攻自破，真理将重见光明。我们将重新站在世人面前，清白无瑕，就像我们的理想和目标，这一刻一定会来到的。
再见了，我的孩子。我们能否再见，这要看上帝的意愿。如果我们不能再见，那么为你属于这样一个家庭而骄傲吧，危难中我们誓死忠于元首和他那纯洁崇高的事业。
祝你万事如意，衷心地祝福你！
你的父亲
天还没亮，格莱姆和汉娜·莱契离开了暗堡。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们飞出了这架飞机的极限高度，从高空俯瞰柏林，柏林城烟火一片，像一只巫婆用来煎魔药的大锅。最后他们总算飞到雷希林，然后朝普伦方向飞，去邓尼茨的总指挥部。
格莱姆离开暗堡的那一天是4月29日，星期天。这一天是希特勒结婚的日子。结婚的仪式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主持人是一位希特勒不认识的人。他叫瓦尔特·瓦格纳，是戈培尔所在的党区领导人之一。婚礼上由他来充当市政部门的代表。在暗堡的一间小屋里，希特勒和埃娃·布劳恩并肩站立。瓦格纳身着军装出现在他们面前。他向他们两人提出这种仪式中最不可缺少的几个问题，然后便宣布他们两人为合法夫妻。有一组问答让人一直记忆犹新。那就是，当问他们两人是否都是纯雅利安人时，两人异口同声地做了肯定的回答。婚礼上只有戈培尔和博尔曼两个证人，他们在婚姻证明上签了字。这时前来祝贺的人已涌到了门外。一阵握手、立正敬礼和吻手礼之后，戈培尔和妻子又被邀请回到希特勒的小屋。他们要为过去的一个美好时刻干一杯香槟——希特勒曾是戈培尔夫妇的证婚人眼前的紧张局势不允许人们有片刻的偷闲。希特勒又开始大骂那些背叛他的人
虽然希特勒邀请戈培尔及其一家住进暗堡，但这两个人在最后一星期里却很少互相见面。每天只见面一小时。他们的旧日友情明显地冷淡起来。原因之一就是希特勒对任何人，即使对戈培尔，也不愿改变常规他任何时候也没有同戈培尔在一起吃过饭盖尔达·克里斯蒂安说：希特勒“几乎不理睬戈培尔。使我吃惊的是元首不停地重复着‘最后只有勃隆狄和勃劳恩小姐是忠诚的’这些悲伤的话。他有意无视戈培尔和他的妻子。……”然而，希特勒和戈培尔定期举行的简短会晤却是重要的。现有的证据说明：在会晤期间，戈培尔草拟了希特勒的政治遗嘱。希特勒在4月29日凌晨，向荣格夫人“照稿宣读”，口授了他的遗嘱。她对口授作了速记：
自从我竭尽绵薄，在德国被迫参加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充当一名志愿兵以来，已经三十多年了。
在这三十多年中唯一指导我全部思想、行动和生活的是我对人民的热爱和忠诚。这种热爱和忠诚给了我力量，使我能够作出人世间最艰难的决定在这三十年中我消耗了我的时间、我的工作力量和我的健康。
说我或者任何其他的德国人在1939年要战争，是不真实的。需要和煽动战争的，完全是那些犹太血统的或为犹太人的利益服务的国际政客。
我曾经为限制和控制军备提出过无数次建议，这是后代任何时候也抹杀不了的，谁也不能把战争爆发的责任推到我的头上我也从来没有希望在可怕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还会再经历一次与美国或英国为敌的世界战争。时光会流逝，但是在我们城市和建筑物的废墟上，对最终要负责任的人们的仇恨将永远不会消失。他们就是对眼前这一切负有责任的人们、国际犹太人集团和他们的那些支持者。
还在德波战争爆发前三天，我已经向英国驻柏林大使提出解决德波问题的建议，同时包括解决处于国际控制下的萨尔地区的问题。这一建议不容否认。仅仅由于英国统治集团需要战争，这才遭到拒绝。他们之所以需要发动战争，一方面是由于商业上的原因，一方面是他们受到国际犹太人集团的宣传影响。
但是我也不怀疑，如果欧洲人民只是重新被视作国际财政金融界阴谋家的股票，那只有一种人会这么干，这就是犹太人集团。它们是这场可怕的战争的罪人，要追究他们的罪责。我要让所有的人都明白，这一次千百万欧洲雅利安人的孩子要饿死，千百万成年人濒临死亡，城市里几十万妇女和儿童也许被烧死或炸死，而负罪者自己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哪怕是用极人道的方法。
六年的战争尽管遭受种种挫败，但终有一天会被认为这是一个民族为争取生存而进行的最光荣、最英勇的壮举，它将载入青史。在六年后的今天，我不能抛弃这个国家的首都。在这儿继续抵抗敌军的进攻，已势单力薄。我方的抵抗因为那些丧失理智的家伙而渐渐失去作用。我要与千百万留守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们生死与共。而且，我不会落于敌人手中。我知道他们正需要由犹太人导演一场新戏，来取悦他们的歇斯底里的群众。
因此我决定留在柏林；在我认为元首与总理职位已经不能维持下去的时刻，以身殉国。看到我们农民和工人的无比功勋和业绩，看到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年轻一代所做的史无前例的贡献，我将含笑与世长辞。
我衷心地感谢他们，不言而喻，我也希望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中断斗争，应该永远与祖国的敌人战斗，忠于对伟大的克劳塞维茨的信仰。我们牺牲了的战士以及我们永久的团结是德国历史中的种子。种子已经撒下去，有朝一日会生长出来的，在一个真正团结的民族中，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将获得光荣的再生。
多少英勇的男子汉和妇女们决定将他们的生命和我的生命系在一起，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我请他们并最后命令他们不要这样做，我们应该去继续战斗。我请陆海空三军将领以各种手段加强士兵们对于国家社会主义的信仰，以便提高他们的抵抗精神，并特别强调这一事实：我，作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创建者，宁愿牺牲而不愿怯懦地辞职或者投降。
希望我们的陆军军官将来像我们的海军那样，把决不放弃一城一地看作是荣誉攸关的大事；尤其重要的是，指挥官们至死也要忠诚地恪尽职守，做出光辉的榜样。政治遗嘱的补充部分
在我去世以前，我将前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开除出党，并剥夺1941年6月29日命令中以及1939年9月1日我在帝国国会声明中授予他的一切权力。我任命邓尼茨海军元帅为德国总统兼国防军最高统帅。
在我去世以前，我将前党卫队全国领袖兼内政部长海因里希·希姆莱开除出党，并革除他的一切职务。我任命大区党部书记卡尔·汉克为党卫队全国领袖兼德国警察首脑，任命大区党部书记保罗·吉斯勒为内政部长。
戈林和希姆莱不仅对我不忠，还瞒着我，违背我的意志私自与敌人谈判，并企图非法夺取国家控制权，从而给整个国家带来了无法弥补的耻辱。
为德国人民创建一个由诚实的人组成的政府，这个政府会采取一切手段完成继续作战的任务，我作为国家元首任命下列同僚为新内阁成员：
帝国总统：邓尼茨
帝国总理：戈培尔博士
党务部长：鲍曼
外交部长：赛斯—英夸特
内政部长：大区党部书记吉斯勒
作战部长：邓尼茨
陆军总司令：舒埃纳尔
海军总司令：邓尼茨
空军总司令：格莱姆
党卫队全国领袖兼德国警察首脑：大区党部书记汉克
经济部长：冯克
农业部长：巴克
司法部长：苇拉克
文化部长：谢尔博士
宣传部长：瑙曼博士
财政部长：施维特·克罗西克
劳工部长：胡普福尔博士
军备部长：索尔
德国劳工阵线主席兼内阁成员：莱伊博士
尽管在这些人中，个别人如马丁·鲍曼和戈培尔博士等包括他们的妻子都自愿留在我的身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想离开首都，而且准备与我一起在这儿以身殉国。但我务请他们听从我的要求，把国家的利益置于个人的感情之上。他们通过工作和对我的忠诚，即便在我去世以后，作为同伴也与我心连心我希望我的精神留在他们中间并永远陪伴着他们。愿他们坚强，但要公正；尤其愿他们不要害怕当成行动的指南；愿他们把国家的荣誉放在第一位；愿他们明白今后世世代代的任务—建设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使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永远为大家服务，把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二位我要求所有的德国人、所有国家社会主义者、男人们、妇女们和国防军的所有士兵们，誓死忠于新政府，誓死忠于并顺从他们的总统。
最重要的是，我命令政府和人民要竭尽全力拥护种族
法律，无情地打击一切民族的毒害者——国际犹太人。
阿道夫·希特勒
1945年4月29日凌晨4时于柏林
见证人
约瑟夫·戈培尔博士
马丁·鲍曼
威廉·布格道夫
汉斯·克莱勃斯
就在同一天，戈培尔也写下了他的政治遗嘱。他谦逊地仅作为希特勒遗嘱的附件，遗嘱说：
元首已经命令我在首都的防御全线崩溃的情况下离开柏林，到他所任命的政府里去担任领导。
一生中我还是第一次毅然拒绝服从元首的命令。我的妻子和孩子也同我一起拒绝服从。在最危急的时刻抛弃元首，实为人情和忠贞所不容；何况在今后余生中，世人将把我看作是一个可耻的卖国贼和下贱的无赖，我不仅会失掉同胞们对我的尊敬，也会失掉自尊心，正是这些构成了我个人继续服务于未来德意志民族和德意志国家的前提。
被叛逆的梦魇绕着的元首在战争最危急的日子里，至少得要有一个人无条件地陪着他直到牺牲，虽然这违背了他在政治遗嘱中所表示的客观上还有理由的命令。
因此我相信自己正在为德国人民的前途做一件有益的事情。在今后艰苦的岁月里，树立榜样比活着更重要。而为国家指出通向自由之路的人总是有的，但我们的人民和国家生活的重新形成，如果没有明确的，使每个人都能理解的模式为基础，那是不行的。基于这种理由，我同我的妻子一起，并代表我们的儿女，（他们太小了，还不能表示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们的年龄比现在大一些，也会毫无保留地同意我们的决定）表示坚定的决心：即使帝国首都沦于敌人手中也不离开它。并且要在元首的身边结束我的生命。因为如果我不能生活在元首身边为他服务，生命对我个人来说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戈培尔博士
1945年4月29日早晨5时30分于柏林
然而，在戈培尔正忙于撰写这些政治遗嘱时，他已被鲍曼暗算。鲍曼有一本诬陷人的笔记本，其中就有戈培尔等人。被“叛逆的梦魇”缠绕着的希特勒此时却怀疑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
有两个证据证明鲍曼在希特勒面前告了戈培尔的状。其一，希特勒在他的私人遗嘱（不是戈培尔起草的遗嘱）里称鲍曼“我最忠诚的党内同志”。其二，米施中士说：“我长期以来（在电话室）的做法是，戈培尔要电话时，我总是给他直接接通头头。但是，大约在4月27日国务秘书鲍曼来到我这里，强调所有的电话都要通过他那里。他告诉我这是元首的重要命令。当然，我不得不服从。”
在1945年4月20日希特勒56岁生日的时候，还有七位部下能够同希特勒通电话。按地位排列先后次序，他们是戈林、戈培尔、希姆莱、斯佩尔、邓尼茨、凯特尔和鲍曼。一个星期以后，却只有鲍曼一人能同希特勒直接通话了。
戈培尔的孩子们在上暗堡呆了八天。欢蹦乱跳，许多人们都同他们混熟了。最大的孩子叫海尔加，十二岁，她是戈培尔的宠儿，聪明、高个子、早熟；她像她父亲，胡桃形的眼睛，一头黑发；第二个是希尔达，十一岁，长得最漂亮，皮肤、眼睛和头发都是褐色的；赫尔莫特，十岁，唯一的男孩，富于幻想，学习成绩不佳；霍尔德，八岁，白肤金发，有点傻气，其他人经常戏弄她；赫达，六岁，也是白肤金发；海德，还不到五岁，家里的宝贝儿。对成年人来说，暗堡几乎是恐怖的场所，但对这些孩子来说，在这个极其混乱、昼夜不分的暗堡里生活是一种乐趣。
但是妩媚动人、富有魅力的玛格达·戈培尔已经决定将这几个天真烂漫的孩子的尸体放在地下混凝土祭坛上作祭品。正如她经常说的，她的这些孩子是为“第三帝国”生的，尽管她愿意他们是属于“他的”（希特勒的）。她只有作出这种牺牲，才能感到比那个年纪较轻，又没有孩子，现在已是希特勒夫人的少女胜过一筹。
1945年4月30日，星期一。四点半日出时密集的炮火重又降临，希特勒大概睡了还不到一个小时。
上午大约八点半，停了几个小时的炮声又响了起来，希特勒这时还在吃早餐。
克莱勃斯将军带来了比蒙克将军三小时前汇报的更惊人的战况。克莱勃斯报告红军将军怎样慢慢地、无情地合上铁围。柏林主要的商业街道莱比锡街的两边，都被苏军部队占领，刚才又攻占了安哈特尔火车站，克莱勃斯以低沉声音往下讲时，希特勒无动于衷地静听着，连问题也不提。当这最后的简要汇报结束时，希特勒转向他的一个副官，口述了一道元首指令，这也是希特勒发布的最后一道命令：
“致柏林城防司令炮兵部队威德林将军：
为了防备与帝国首都失去联系，无法增援，特此批准我的部队组织一次突围，全力跟仍在柏林城郊进行战斗的德国部队会合。如不能实现，则柏林部队必须进入森林，继续抵抗。”
下午三点刚过，希特勒夫妇就在地下室下层的主走廊里露面向大家告别。对于挣扎在总理府里的人来说，这就是永别了！
当时在场的有戈培尔、鲍曼、克莱勃斯、布格道夫、赫威尔大使、伏斯海军上将、海斯教授、腊登休伯少将、霍格尔上校、林格侍卫长……
地下室里举行的这个正式的告别仪式很简短，只有三分钟。后来谁也记不起有什么刻骨铭心的语句。在难堪的沉寂中，最后是林格按希特勒的暗示，打开了通往希特勒房间的门。希特勒做了个殷勤的手势，示意死到临头的妻子先进去。
希特勒迟缓地却稳当地走了进去，关上门。
所有在场的人都在等待着最后一刹那的来临，大家都侧耳等着听那左轮手枪的枪声。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逝去，士兵出身的古塞开始怀疑人们是否真能透过沉重的、保险库似的铁门听到枪声。而实际上有两重门，因为在希特勒的起居室前还有一道小门。
当时，门外也并非毫无动静。两个迟到的重要人物突然出现。他们已经错过了走廊里举行的告别仪式。第一个是戈培尔夫人。戈培尔夫人猛地从古塞身旁跑过，冲进元首书房。戈培尔夫人哀求希特勒：“现在还有机会飞往伯希特斯加登。”但希特勒粗暴地拒绝答话，甚至听都不听。
第二重要的迟到的人是阿克斯曼。他出现时，戈培尔夫人还在密室里跟希特勒商谈。
当阿克斯曼走近门前的古塞身边时，这位恼怒的少校干脆告诉他：“晚了，对所有的人来说都太晚了。”
古塞后来说“现在想起来，当时起码有六个人和我一样挨近门口。有戈培尔、鲍曼、林格、克莱勃斯、布格道夫、阿克斯曼，或许还有一两个别的人。我们一声枪响也没有听到。我坚信这完全是由于那紧闭的双重门这种双重门既防火又防毒，因而也是隔音的。我和林格直接从希特勒得到口头指示，要过十分钟，必须在十分钟后，我们才能进去。我们正是照此执行的。我一直不停地看着表，我觉得它一定是停了，那是我一生中最长的十分钟。”
希特勒有两支手枪，一支是大而效力高的七·六五口径标准华尔特牌手枪。另一支小点的，也是华尔特牌，口径六·二五，这件武器藏在他缝在裤内右边口袋近旁的皮套里，希特勒已佩带它多年了。他将这把小的搁在沙发前的桌子上。
希特勒曾经告诉哈斯：最后的心愿，就是同爱娃·勃劳恩同时死。哈斯教授同希特勒最后商讨之后，为了要保险，他在事前到卧室拜访了爱娃·勃劳恩，并告诉她：“你一听到枪响，马上咬碎胶丸就行了。”
新娘显然照办了她可能是怕看到爱人的死而影响她自己的行动，因此可以肯定，爱娃·勃劳恩是唯一听到这声枪响的人。这让千千万万的人听了会无比欢欣的枪声
呯，这一响，记下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为重要的一声枪响。手枪从暴君希特勒的右手滑落下来，掉在他脚边的地毯上。爱娃·勃劳恩的姿势像个女学生，她的小手枪靠在她颜色鲜艳的头巾旁。希特勒倒得更为倾斜，但仍留在蓝白色的天鹅绒沙发上，血从右边太阳穴里流出来。
元首侍从卫队中三个高个的小伙子抬着希特勒的尸体，他们既无担架，也无棺柩，连块木板也没有。抬的人和送葬的人都看不到希特勒血迹斑斑的头颅，只看见人们熟悉的那身制服的黑裤子。爱娃·勃劳恩又小又软的尸体很容易抬，她的头、脸和肩都清晰可见。她死态安详。
这伙人从地下室出来，立即进行了快速的葬礼，它是历史上最短的安魂弥撒。而且是给人类造成最大灾难的人的安魂弥撒。
三个党卫队军官把尸体放入一个长长的、临时挖掘的沟里，元首侍卫队军官赫尔莫特和贝尔曼用啤酒桶向尸体上倒了几桶汽油，不过50加仑。后来，他们退了几步，将划着的火柴向沟里投去，想点燃浸透汽油的毯子裹着的尸体。但风太大，没有结果。
终于，经过各种尝试，燃烧的纸捻落到沟里，紧靠两具尸体，骤然喷出蓝色的火焰。
没有任何人的命令，所有在场的人都像一个人一样的在旁肃立，行纳粹式举手礼。没有音乐，没有旗帜，没有字徽，也没有戈培尔的悼词。
虽然戈培尔已根据希特勒的遗嘱，这时已经成了帝国总理。但这只有柏林暗堡里少数人知道，外面人无人得悉，就连当时正在北方石勒益格—荷尔斯太因的帝国总统、海军元帅邓尼茨也不知道。
甘心殉葬 追随元首
那天夜间，鲍曼和戈培尔有了一个新的打算。他们决定尝试与苏联人进行谈判。仍待在暗堡里的陆军参谋总长克莱勃斯将军，曾在莫斯科当过助理武官，他被派去进行这项使命。戈培尔和鲍曼特别想要获得的是让他们安全通行，以便他们能够到邓尼茨的新政府那里去担任新职。作为交换条件，他们准备放弃柏林。但是谈判没有成功。朱可夫将军要求暗堡中的人以及在柏林的德国守军全部无条件投降。
5月1日下午三点十五分，戈培尔给邓尼茨打了一个电报，这是暗堡中发出的最后一封无线电报。
“海军元帅邓尼茨绝密昨天下午三点三十分，元首去世了。4月29日的遗嘱任命你为德国总统……已遵照元首的命令，派人将遗嘱给你送去……鲍曼打算今天到你那里去，并将情况报告你。关于向报界和军队宣布此事的时间和方式由你决定。请复电
戈培尔”
五月一日傍晚，玛格达把她的孩子们召集到一间房子里，告诉他们全家很快就要同“元首伯伯”一起离开这里到伯希特斯加登去。然后让他们准备上床睡觉。她给每一个孩子喂了巧克力“以防晕飞机”。这些夹心糖里掺进一种叫做非那丁的安眠药。随后，她领着他们回到各自的床上，很快他们就睡着了。从此，他们再也没有醒来。
现在，戈培尔作为总理觉得他已经没有什么需要干的了。他一上任，使命就已经完成。剩下的，米施中士说：
“我认为这一定是在下午七点钟左右……当我起身到总理府花园时，我唯一见到的人就是戈培尔。他现在是德国总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想他就是我的新领袖。他单独一个人踱步，口里叼着一支烟，没有平时跟随他的助手。我决定告诉他有关我的一个小问题，征求他的意见。他告诉我，他认为我管理电话室已经没有意义了。他建议我参加突围：‘劳赫将军的部队仍在夏洛滕堡守着。’他建议我到他们那里去，并祝愿我‘万事如意’。他举止沉着和实事求是，讲话时不紧张。当我同他谈话时，我想他的孩子早已死了，但是他对这件事一句话也没有说。……
戈培尔大概在花园里查看了他打算自杀的地点。米施恰巧碰上了他的高级助手施瓦格曼上尉和司机拉赫慌乱地寻找汽油。因为在前一天同一时间焚烧了希特勒和爱娃·勃劳恩的尸体，此时汽油供应不足。这两个人终于找到了六罐汽油。下午8点15分，戈培尔再次走进上暗堡他妻子的房间，然后他们一起又到下暗堡。当时下暗堡只有孟克将军、施瓦格曼上尉和戈培尔的低级助手奥尔德斯。戈培尔把他亲笔署名的元首照片交给施瓦格曼。他说：“你们这些好心的人至少不必把我们的尸体抬过那一段一段长长的楼梯了。”然后，戈培尔走到作为书室的小房间的衣架前，戴上他的帽子、围巾，穿上军大衣，慢慢地戴上他的小山羊皮手套，使每个手指都套好。然后像一具僵尸，把右胳膊伸给他的妻子。他们没有说话，缓慢而坚定地互相依偎着，朝通向院子的楼梯走去。
戈培尔和玛格达·戈培尔都仔细演习过哈斯教授推荐的手枪加毒药的方法。玛格达走在前面，她咬破了胶囊，慢慢倒在春天松暖的土地上，她胸前别着希特勒本人临死前给她的金色党徽。她的丈夫朝她开了一枪，子弹击中她那披着浅黄色头发的后脑。戈培尔咬破了他的胶囊，紧接着扣动P —38型瓦瑟手枪扳机，子弹打进他的右边太阳穴。元首警卫队的那位军官找来施瓦格曼上尉，他们一起把汽油浇在两具尸体上，点着火，匆匆地进行了火化。早在1923年希特勒说过：“在这个世界上判断一个男子汉有两种方法，一是看他娶什么样的女人，二是看他怎么个死法。”这即为希特勒自己，也为戈培尔。
清晨，苏联人来了。他们荷枪实弹小心仔细地搜查了暗堡。他们从一个房间搜到另一个房间，看到的只有尸体和瓦砾。然后，他们沿着楼梯来到花园。约瑟夫·戈培尔正躺在他们的脚下。一只烧焦的手像一只爪子般向前伸着，似乎在欢迎苏联人的到来。苏联人没有埯埋尸体，而是问了被俘的暗堡中的每一个人。有的紧皱眉头，没有抬起眼睛向上看，嘴里咕噜着什么。有的不知是由于恐惧还是由于清晨的寒气，直打哆嗦。有的还在擦眼泪。
房间内走进一个胖子。他的脸红红的，这是希特勒的厨师威廉·朗格。
“这是谁的尸体？”苏军中校问。
朗格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戈培尔博士的尸体。”
“您敢肯定吗？”
厨师的脸上微微露出一丝冷笑。
“我每天都给他做饭。他喜欢吃煎牛肉排。”
“你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见到他的？”
“昨天，他来厨房要酒喝。他走到我跟前，拍拍我的肩膀说‘哎，老伙计’。”
沉默了一会儿，朗格又补充说：
“他再没说什么。而一小时后，我得知他已经离开人世。”
上午10点钟。苏军鲍里斯·戈尔巴托夫将军和军政治部主任克雷洛夫也来了。鲍里斯看了看戈培尔的尸体以后，很正经地对着士兵们高声说：
“躺在你们面前的就是那个瘸腿的戈培尔，一个渺小的人，他给人们带来那么多的灾难。他活得卑鄙可耻，他死得令人厌恶……他想要你们屈膝投降，而他自己现在却躺在你们的脚下。他想把你们消灭在俄罗斯，消灭在乌克兰、高加索，而他自己却在柏林找到了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