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威廉大街宣传部大本营的老式房屋，是一座出自建筑大师申克尔之手的漂亮房子，但在30年代初则显的十分陈旧过时了。戈培尔上任后，决定不惜摒弃传统的一切，把这幢漂亮的大楼现代化。他下令除去所有的帘子，除去所有的石膏花饰。他的这一举动，使一群在历届政府手下都忠实地履行自己职责的两鬓斑白的官员们大吃一惊。戈培尔根本不顾这些，他在日记中写道：
由于在改建中，甚至在布置我自己的房间时遇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阻力，我干脆从冲锋队中找来了几个泥瓦匠，让他们在夜间把所有的石膏和木头装饰都敲掉；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塞满了书架的老掉牙的报纸和卷宗都被一股脑儿搬到了楼下。只剩下弥漫的烟尘还记录着业已消失了的官僚主义的伟绩。
当那些我接下来就准备撵走的尊敬的先生们第二天出现在部里的时候，他们都大吃一惊。其中的一个惊魂未定，张口结舌喃喃地说：“部长先生，您可知道，您会为此而坐牢的？”现在滚一边儿去吧。我好心的老头儿！如果那消息还没有传到你耳朵里，那么我就在这里再特此郑重地重申一遍：德国正经历着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决不会在几卷破卷宗面前停止……
戈培尔的举动得到了希特勒的支持。为此，戈培尔松了口气。被解雇的工作人员没有引起轩然大波。在举行了宣誓就职仪式的第二天，戈培尔满意地在日记中写道：
现在，部里的改建工作以惊人的速度向前推进，一切阻力都被摧毁，只有在角落里才会隐约听到几声垂死的官僚主义的啜泣。
戈培尔对于宣传部大本营房屋的做法，可能已经暗示了他将采取的种种措施。
戈培尔上任后没几天，听到了希特勒对德国民众的广播讲话。立时，他为之激动，“油然而生的庄严感使他浑身发抖”。他喋喋不休地一再宣称：“对我来讲，这就好像是一场席卷了我们的历史风暴。”
在刚刚攫取了权力之后的几周、几个月里，法西斯政权组织了无数个“规模巨大”的群众集会。各种形式的群众集会令人眼花缭乱，德国的民主被践踏，每天都有不受欢迎的人被解雇，被抓走，被虐待。德国政府中的关键位置全部被纳党党员占据。
法西斯分子阿德米阿尔·列维佐夫被任命为柏林警察局局长，卢泽为汉诺威警察局局长，舍普曼为多特蒙德警察局局长。法西斯逐渐占领了行政管理机构。戈林像个清道夫，旧政府官员一个接着一个垮台。
戈培尔上任后，立即着手整顿报刊杂志和无线电广播。无线电广播，在戈培尔上任之前，所有的要害位置都由那些老官员占据着。戈培尔发誓，必须尽快撵走他们。
对报刊杂志，戈培尔也“采取了有力措施”
现在，报刊杂志也有把柄落在我们手中。今天，禁令要在他们头上炸响，这实在干得太好了。《前进报》和《晚八点晚报》，所有那些犹太人的喉舌，那些令我们气恼、头疼的刊物，要在顷刻之间便从柏林的大街小巷销声匿迹这就像一剂精神上的良药使我们得到安宁。
柏林稳定后，戈培尔和希特勒一起飞往斯图加特，去那里同样进行清理”。
由于我们在夜间无法返航，我于是立即把无线广播电台的负责人召集到旅馆来，并且以某种令他们晕头转向的方式向他们吹风。就在第二天，他们当中就有两个人接到电报被免去职务。现在，其他的人再也没有兴致搞阴谋来妨碍我们了。
到1933年2月底，德国有60家共产主义、71家社会民主主义的报纸被禁这些报纸的主要编撰人员被投入监狱或者盖世太保的地下室，最终又被送到新建立起来的法西斯集中营。到4月底，几乎所有的反对派报纸都已消失。
“波茨坦日”是德国的一个盛大节日。纳粹分子集中力量准备充分利用这一节日。1933年3月19日，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
我在波茨坦进行实地考察，看是否一切都准备就绪。在如此隆重的国家庆典中，最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至关重要。
戈培尔把这次隆重的庆祝活动安排在波茨坦的加尼松教堂举行。这座教堂给法西斯运动镀上一层政治的光辉。德国总统封·兴登堡被安排在这场隆重庆祝的中心位置。新总理希特勒在众目睽睽之下向他表示了一种精心设计的示范性的恭敬。
知道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和我们在一起，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怎样的幸福！我们现在与他同行，这是命运的一个怎样的转折。1933年3月21日，发生了下述情景：
从柏林到波茨坦，汽车在无尽的欢腾的人群中穿行。波茨坦沉浸在一片彩旗飞舞、生气勃勃之中。内阁成员和议员们几乎无法从尼古莱教堂走到加尼松教堂。我们简直被人群挤得寸步难行。兴登堡和元首一起步入加尼松教堂。会场肃然。帝国总统简短而严肃地宣读了致国会议员和德国人民书。他的声音专注有力——在我们当中有这样一个人，他是几代人的化身，接下来由元首讲话。他的演讲充溢着直透人心、强大的说服力。在结束的时候，所有人都被深深地震撼了。我坐在兴登堡旁边，看见他的眼泪怎样涌眼眶。人们都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向着年轻的总理伸过手……现在号角响起。帝国总统站在高高的检阅台上，手执陆军元帅权杖，向在他面前列队走过的德国国防军、冲锋队、党卫军、钢盔团致意。他站在那里，检阅着队伍。人人头上升起了不落的太阳，上帝之手庇佑着这座代表着普鲁士的伟大的责任的灰色之城。
在举行礼拜之前，希特勒和戈培尔一起离开了教堂，共同驱车前往路易斯城市公墓
节日演出把这一天的活动推上了高潮一场精彩得令人如醉如痴的演出，把一切都浸蕴于音乐之中。
3月21下午，这个月5日新选举出来的国会议员们济济一堂由于老的国会大厦被烧毁，这届新国会的开幕式在科罗帕举行。国会议长赫尔曼·戈林宣读了将于此后第三天召开的国会的议事日程。最重要的议题：商讨法西斯朝思暮想并从1932年起就精心准备的《授权法案》。
波茨坦上演的一幕证明了这是一次成功的投机。在这里，法西斯向全世界显示，他们怎样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对老德意志和普鲁士的传统负有责任。当希特勒在1933年3月23日发起总攻向民主发难时，社会民主党主席韦尔斯是唯一说“不”的政党领袖。
1933年3月24日，《授权法案》生效。由授权法授权宣布的紧急状态的有效期本来是暂定为四年，而实际上却一直延续到第三帝国灭亡，有十二年之久。它一直被当作支持希特勒强权统治的宪法性文件1933年3月22日，戈培尔迁入了修葺一新的宣传部。
我的新房间很合我的口味。阳光、空气、光线。这里可以让人工作下去……晚上，我和我的泥瓦匠们，他们都是冲锋队的老同志，坐在一起，共同庆祝胜利竣工。他们绝对是一群出色的小伙子。他们理所当然地和我一起大开官僚主义的玩笑，从中取乐。
1933年“三月选举”前后，希特勒和戈培尔常常是两个人一起到德国各地去旅行，到处发表正式演讲。1933年2月到4月间，戈培尔两次访问了他的家乡莱特。几个月前他还在那里被唾骂，而现在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第一次访问只是为了看望他的母亲。戈培尔携玛格达和尚在摇篮中的6个月大的女儿同行，但是他这一次只能抽出几个小时的时间。
4月份，戈培尔对自己的故乡进行了一次正式的公务访问。此时他就任部长已有1个月。他的日记展示了此次荣归故里给他所带来的巨大满足感：
我的这次故乡莱特之行就像一次无与伦比的光荣凯旋。我接受了故乡的盛大欢迎会，借此以恢复母亲的名誉。她几年来在这座小城里被谩骂，被指指点点，被轻蔑，被跟踪，无穷无尽地在这种境遇中煎熬。人们都知道，在这种小市民的圈子里是怎么回事。社会的唾弃会要人的命。多年来由于自己那仇视教会、政府和社会的不孝之子而不得不忍受叹息和愤怒，对一个老妇来讲实在是一种折磨……因此我回到莱特，为了在这一天向母亲表明，她为了我和我们的事业的缘故而忍受的一切没有白费对一个平民妇女来讲，再也想像不出比这更有说服力的方式来洗刷自己的名誉了—一数以万计的人伫立于街道，全城轰动，整个社区沉浸于无与伦比的旗帜的海洋……星期一中午，我回到了母校。有九年之久我和我的老朋友们在这里学习、生活。我登上学校礼堂的大讲台发表演说。16年前，我曾代表我们那届毕业生在这同一个讲台上发表告别演说，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演说。那次，在我讲完之后，如今早已作古了的年迈的班主任向我走来他像个朋友似的和蔼地拍着我的肩膀：您的确是资质不凡，但可惜并不是个天生的演说家。
这证明，在那几年中他是怎样充满关切、充满理解地看待我的性格和资质的。
戈培尔的孩提时代的朋友弗里茨·普朗的母亲讲述了一个发生在这个荣归之日的小故事。
戈培尔在阳台上站在她的旁边，俯视着欢呼雀跃的人群。“这帮无赖”，他一边容光焕发，微笑着向下面挥手致意，一边对他学生时代朋友的母亲低语，“这下面大概就是在几个月前向我扔石子、吐口水的那群蠢猪。哼，我不会放过他们的。”
在法西斯夺取政权的几个星期之后，戈培尔把电影工业和电影期刊的领导人约请到皇宫旅馆，向他们说明他对德国电影未来的设想。他首先请他的听众对新政权在经济上的稳定性放心，并声称，现在电影工业可以制订出长期的计划，而在这以前的“秩序时代”是不可能做到的。
这剂“定心丸”是举行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因为戈培尔担心，在他们夺取政权之后，电影生产实际上进入了一种停滞状态。尤其是乌发电影公司，它的老板路德维希·克里茨那时还不想完全相信新政权的稳定性。此外，作为一个与世界电影市场息息相关的企业的领导人，克里茨还担心国外普遍的对嗜血的新政权的愤怒会严重威胁德国电影的销路再加上他还害怕戈培尔在新拍摄的影片中进行“世界观教育”，从而使德国电影无法销往国外。
德国电影工业的萧条不仅在经济上是一种损失，而且在名誉上也是一种损失。戈培尔在这些电影工作者面前施展了他的全部把戏。他把自己说成是一个狂热的影迷，他对这些电影工作者说，他要为他们给他带来了那么多的欢乐和享受而感谢他们。他还告诉他们，他怎样经常地和同他一样热爱电影的元首一起在电影中寻找放松，得到了休息。至于说到在座的先生们显然在担忧的世界观教育问题，他们对此只管大放宽心。电影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要让观众们感动、高兴。而与此相反，政治社论做不了电影素材。倘若今后有这样或那样一部电影在主题上接近“民族社会主义的思想财富”，这也只能算做例外，而不是什么规定。
戈培尔彬彬有礼而又谦虚地说，如果从事电影工作的诸位能拍出《战舰波将金号》、《尼伯龙根》、《安娜·卡列尼娜》和《叛逆者》类的名片，那将是德意志民族的骄傲。戈培尔说完这些后，那些被召集在一起的专业人员们简直无法掩饰他们的惊讶。因为部长提到的这四部影片中，有一部是苏联电影，另外一部是好莱坞出品，而在所有这四部电影中，犹太人或者担任制片人，或者出任导演，或者是编剧。这与纳粹及犹太观点是大不相容的。
由于戈培尔还担负着更加紧迫的任务，故不能像他所希望的那样专注地投身于电影工业帝国电影协会—电影生产的中央监督机构，直到1933年9月才得以成立。
戈培尔宣传攻势的主要媒介仍然是报刊杂志和无线电广播。和报刊杂志打交道，戈培尔确实已有多年的经验。而无线电广播在那时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工具相对来说还比较新鲜，其效果亦未经证实。戈培尔便在这里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
从1928年开始，德国的无线电广播事业就集中在邮电部的领导之下，所以在组织上并没有出现特殊困难私人广播电台并不存在。戈培尔只需要把业已存在的管理机构归入自己部里，并在关键位置安插上可靠的纳粹党成员，就可以大功告成了。他很快扩大了广播电台的数量及覆盖面。无线电收音机工厂接到命令，尽快生产出一批价格低廉的“大众收音机”。戈培尔的目标是，在德国每一幢住宅中都有一台收音机。在一年之中，卖出了100万台新制造出来的收音机。1934年，德国使用收音机共有600万台。到1938年，达到950万台。为了初步实现“每家一台收音机”的目标，一种更小更便宜的收音机紧接着被投放市场。此外，每当重要的时刻，例如当希特勒发表演讲时，为了在学校、工厂里、在公共场所甚至在露天广场上能够进行实况转播，戈培尔还命令安置了特制的扩音设备。1935年，戈培尔自豪地宣布，他为希特勒的演讲一次至少可以召集5600万听众。戈培尔宣称：“我们通过无线电广播已经消灭了反叛的精神。”通过宣传部的广播公司和德国广播协会，戈培尔完全控制了广播事业，以达更能随心所欲地运用的目的。
1933年4月，戈培尔就职几个星期之后，就实施了针对德国犹太人的第一次抵制行动。他授意宣称：世界舆论对新的德国政府的暴行作出的公开报道，是由于犹太流亡者的“恶意挑唆”。为了让他们闭上嘴巴，就要对仍在德国境内的犹太人进行惩罚。“宽容大度不会给犹太人留下什么印象。他们必须看到，我们是敢于做任何事情的”。在戈培尔等人的安排策划下，4月1日，柏林所有犹太人开的商店门前都站上了冲锋队队员，以阻止顾客进入商店。
只有一些勇敢的人——绝大多数是那些不会因此而招致什么危险的外国人——毫不顾忌地从岗哨面前走过，执意走进商店。戈培尔第二天傲慢地宣称，全世界的犹太人已受到了教训，他们已放弃了恶意挑唆。之后，戈培尔的举措便收场了。而实际上，他做到的当然只是激起了世界舆论对这场“抵制行动”粗暴行径的强烈谴责。但戈培尔却指望没有几个人会觉察到这一点，因为在德国只有很少的一些人可以读到外国报刊。
接下来，戈培尔把手伸向了社会主义工人的传统节日——5月1日。戈培尔决定，对已经被摧毁的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一劳永逸”地釜底抽薪，把这一天变成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民族节日，变成“德国人民的伟大节日”。5月1日作为“德国工人日”而被宣布为国家节日。1933年3月24日，戈培尔向国会提交了一份相应的法案。
活动计划于4月26日完成，4月28日举行了总预演，5月1日德国各地都举行了盛大的活动。在柏林，游行集会在腾珀尔霍夫广场举行。新帝国的首脑们浩浩荡荡乘车前往会场。车子启动之前，戈培尔的继子哈尔德向坐在总理希特勒身边的白发苍苍的帝国总统敬献了一束巨大的玫瑰花束。他们这回又拉上了这位老先生，用他的威名来装点这次盛会。在腾珀尔霍夫广场，总统和总理对乘专机从德国各地赶来的工人代表们致以热烈的欢迎。当扩音器中传来一个接着一个的激动人心的发言的时候，肉山酒海被用来款待所有的与会者夜幕降临的时候，在探照灯的光线下，这场演出继续进行。戈培尔是如此说起那天聚集在腾珀尔霍夫广场的150万人的：“简直难以用言语形容”，“腾珀尔霍夫广场上，人山人海，望不到尽头。探照灯的光柱闪耀着，明亮地在人群上空掠过。被照亮的一大片地方只见到人头攒动。”继而，戈培尔又自鸣得意地说道：“再没有其他的群众性运动会像我们的运动会这样了解怎样调动群众，有能力组织起如此盛况空前的集会了。”
对参加这次集会的“希特勒青年团”的编队，戈培尔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我从自己内心的最深处向你们讲话。如果人们了解孩子们的内心世界，他们就知道在孩子们面前说些什么。”
在这个重大的节日来临的几个小时之前，鲁尔区发生了一场井下事故。有几名矿工丧生。这场悲剧为这个法西斯煽动家戈培尔又提供了一个进行宣传鼓动的契机。
我插入了一分钟，为在埃森遇难的矿工默哀。全国上下一片肃静。扩音器把这静默传送到城市、乡村。在这举国震动的时刻，举国上下所有的阶级、阶层都被联结在一起
甚至连天气都被戈培尔精心编排进了这场演出。这一天本来是春寒料峭，烟雨濛濛。而就在希特勒走上讲台的一刹那，太阳从云端露出了头，讲台沐浴在金色的光辉之中，希特勒的头上环绕着一层灿烂的光环。在戈培尔的授意下，全国所有的报纸都如上所述报道当时的情况。
当戈培尔在会场上准备结束他简短的开场白的时候，他适时地注意到，灰色的浓云正被西风吹开。于是戈培尔又把自己的发言延长了几分钟，并且准确地把握了结束语：“下面请元首讲话。”值此，当太阳真正地穿破云层之际，希特勒正好登上演讲席。
戈培尔策划这场规模空前的演出还有一个特殊的目的。它为一场新的暴行做了准备。在他的日记中，有两行文字详尽地表明了这个意图。而这两行字毫不引人注目地夹杂在描绘节日尾声的华而不实的词藻之中，首先是这样写道：
我们成了第一个亲如兄弟的民族。给我们指明了道路的人，此刻笔直地挺立在汽车上，穿过围绕在他周围，由人的躯体组成的凯旋门，驶回威廉大街的办公室。隔了两行，他又写道：
在帝国总统办公厅楼上元首的房间里，我们和他一起矗立在窗前。从远处传来了离开腾珀尔霍夫广场的人们的歌声和高呼“万岁”的声音。而在这两段之间还写着这样至关重要的两行文字：
明天我们就要占领工会，绝对不会遇到反抗。我们的战斗在继续。5月2日拂晓，节日的喧嚣尚未完全消散，纳粹的冲锋队和党卫军便占领了工会、合作社和军营。这场行动“一下子”席卷了全国。几千名工会干部被捕，他们中有许多人被鞭打、用刑。由德国工人自己集资修建的工会建筑和所用的工会财产均被查封。用几十年的时间建立起来的德国工人自己的组织被消灭了。
1933年5月10日，精力充沛的戈培尔又一手导演了焚书的闹剧。不仅是冲锋队的暴徒们，被煽动起来的年轻的大学生们也投入了这场行动。几乎所有的大学城里，高校门口都设置了柴火堆。早在上午，这些“宪警”们便把从私人藏书和公共图书馆中搬来的被禁书籍堆在一起所有被这位部长看作是不利于人民教育的书籍都被列入了长长的焚书单中。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人们拿来火把，点燃这些书堆。当火舌舔噬着书的封面时，周围齐声高呼：
烧掉，亨利希·曼！烧掉，斯蒂芬·茨威格！烧掉，埃利希·凯斯特纳！烧掉，卡尔·马克思！烧掉，西格蒙德·弗罗依德！烧掉，亨利希·海涅！
1823年，海涅写道：在焚毁书籍的地方，人也迟早会被焚毁。
《罗蕾莱》的作者，在他的书籍被焚之后仍然令纳粹的宣传攻势头疼。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无法从人民的记忆中抹去。于是人们只好给它一个新的出处，说明“作者佚名”。
宣传部长戈培尔亲自领导了柏林大学门口广场上的焚书部长及其随从的车辆浩浩荡荡地沿着林顿大道驶向火场。戈培尔下车，走到预先设置好的麦克风前，声嘶力竭地说：
亲爱的同学们！德意志的男人和女人们！被夸大其词的犹太人唯理智论的时代结束了，德意志革命的爆发为德意志民族性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你们干得不错：在夜半更深时候把过去的野蛮思想付之一炬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富有象征意义的重大行动。这次行动将在全世界面前表明：十一月共和国的思想基础现在已被踩在脚下。从它的废墟中，飞出了代表新的精神的凤凰。旧的一切被投入火焰，新的一切从我们内心的火焰中高高升起。在火焰中闪耀着一个尽忠的誓言：万岁！万岁！万万岁！我们的帝国，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
在另外几个城市里边发生了同样的景象，焚书开始了。
丢入烈焰中的许多书籍，都是具有世界声誉的作家的著作。例如海明威、杰克·伦敦、厄普顿·辛克莱、海伦·凯勒、玛格丽特·山额尔、H·G·威尔斯、哈夫洛克·艾利斯、阿瑟施尼茨勒、弗洛伊德、纪德、左拉、普鲁斯特等等。有数十位德国作家的作品也遭到焚毁，他们中有托马斯·曼和海因里希·曼、里昂·孚希特万格、雅可希·瓦塞曼、阿诺德·茨威格和斯蒂芬·茨威格、埃里弗雷德·凯尔和雨果·普鲁斯等人。雨果·普鲁斯是草拟魏玛宪法的学者。用一份学生宣言的话说，凡是“对我们的前途起着破坏作用的，或者打击德国思想、德国家庭和我国人民的动力根茎的“任何书籍，都得付之一炬”。连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阿诺德·茨威格的《古力夏军曹》、托马斯·曼的《魔山》等都难逃这种厄运。戈培尔博士与他的朋友们很兴奋地看着堆积如山的书籍在烈焰中焚毁，他向学生们大声说：“德国人民的灵魂可以再度表现出来。在这火光下，不仅一个旧时代结束了，这火光还照亮了新时代。”
此后，戈培尔返回了他在威廉广场的办公室，精心安排德国报纸对此事的报道。然而在几分钟之后，就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放弃了他对自己灵感勃发的创造性的信赖，因为他命令以后对焚书事件。
保持低调”。连那位以在纳粹垮台之后仍是希特勒政权的拥护者而闻名的亨利希·霍夫曼都认为，这次焚书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就在戈培尔摧残文化，禁止千百种书籍在书店出售或在图书馆流通，禁止许多种新书的出版，而且实行严格的文化管制时。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则被奉为——用教育工作者的机关报《德意志教育家》的话说—“我们在教育方面的绝对正确的指南星”，看不到这种新的星光的教师则被清除出去。《我的奋斗》读起来既枯燥又乏味，这部书臃肿冗长，共有782页。第一卷是1925年秋天出版的，全书约400页，售价约合三美元（12马克），当时并没有成为一本畅销书，第一年售出9473本。此后三年中，销售额逐年下降上下卷算在一起，1926年只售出6913本，1927年售出5607本，1928年售出3015本。但是1933年，《我的奋斗》骤增到年销一百万册，希特勒的版税收入达一百多万马克（折合约三十万美元），使他成了德国最时行的作家，也是第一次成了百万富翁。除了圣经以外，在纳粹政权下，没有别的书有这么好的销路。当时家家户户的桌子上都有这本书，否则就会感到不太安全。在一对青年男女结婚的时候，向新郎新娘送一本《我的奋斗》几乎是一种义务——当然也是很得体的。而且学童们不论从什么学校毕业，也几乎人人会得到一本。到1940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一年，这本纳粹党圣经在德国已经销售了六百万册。可惜得很，要是在1933年之前德国有更多的非纳粹党人认真读了这本书，要是外国政治家们也早一些时候认真读读这本书，德国和全世界也许可以早一点认清希特勒的法西斯面目。在这部书中，希特勒用书面精确地写下了，如果他一旦掌权的话，他要把德国变成怎样的一个国家，他要用德国的武力征服把世界变成为怎样的一个世界。在这本富有启示性的书里，他极其详尽地描绘了第三帝国的蓝图，特别是描绘了他在1939年到1945年的“晴和”年代里强加给被征服的欧洲的野蛮的新秩序的蓝图，其露骨率直，令人毛骨悚然。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说：“只有在这个地球上有足够大的空间，才能保证一个民族的生存自由……〔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不考虑‘传统’和偏见，必须敢于团结我国人民及其力量走上这条能够引导我国人民从目前有限的生存空间走向新土地的道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必须努力消灭我国人口与我国面积之间的不平衡状态，把后者不仅视为强权政治的基础，并且也视为粮食的来源……我们必须毫不退缩地坚持自己的目标……为德国人民取得他们有权享有的土地……”他说，要取得新土地，“只有在东方才有可能……如果要在欧洲取得领土，只有在主要牺牲俄国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在《我的奋斗》中，他很清楚地表明，不会允许有“民主政治那种无聊玩意儿”，第三帝国将用领袖原则来进行统治，也就是说，将实行独裁统治。他说：“决不能实行多数决定的制度，只能由负责的人作决定……当然每个人身边都要有顾问，但必须要由一个人单独来作出决定……只有他才有权威，才有指挥力……”他还说：“任何人只要准备以民族事业为己任，再没有高出民族利益之上的理想；只要了解我国伟大的国歌《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意思是，在自己心目中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东西高出德国、德国人民和德国土地之上——这样的人就是社会主义者。”希特勒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切人类文化、一切艺术、科学和技术的果实，几乎完全是亚利安人的创造性的产物。”他说“血统的混杂和由此而来的人种水平的下降，是旧文化衰亡的唯一原因；因为人类并不会由于战争失败而灭亡，却会由于抵抗力的丧失而灭亡，而这种抵抗力只有在纯粹血统中才能继续保持世界上凡是不属于优良种族的人都是些糟粕”。糟粕首先就是犹太人和斯拉夫人。
在希特勒看来，日耳曼人是“地球上最高级的人种”，而且将继续如此，如果他们“不仅注意狗、马、猫的培育，而且也关心他们自己的血统的纯洁的话”。
因此，早在1931年12月31日，希特勒就敦促希姆莱发表了有关党卫队队员婚姻条例。条例规定：
“一、党卫队是一个具有北欧优等民族特征的德国人的联盟，其成员是按照特殊的要求经过严格挑选的。
二、根据世界国家社会主义学说，意识到我们民族的未来取决于优秀种族的选择和遗传继承，特制定成年未婚党卫队队员《婚姻批准规定》，自1934年1月1日起执行。
三、《规定》以建立具有良好的生理遗传和北欧德国种族优秀特征的家庭为目的。
四、党卫队队员的结婚申请的批准与否，只能以是否有利于我们优等种族血统的遗传或健康遗传为据。
五、凡是准备要结婚的党卫队队员必须预先征得帝国党卫队总监的批准。
六、对未经许可而擅自结婚的党卫队队员，要开除出党卫队，并解除其职务。
七、由党卫队种族处负责对结婚进行监督审查。
希特勒念念不忘种族问题的结果是提倡所谓“人民的”国家。他在《我的奋斗》中说：“ （同资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犹太人的世界）相反，人民的哲学认为人类的重要性在于他的基本人种因素。它认为国家只不过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目的则是保种保族。因此，它绝不相信种族的平等，而是根据种族的不同，承认各种不同种族的价值有高有低，认为有义务促进优者和强者的胜利，要求劣者和弱者按照支配宇宙上一切事物的永恒意志服从优者和强者。因此，在原则上，它服务于大自然的根本的等级思想，相信这个法则对每一个人都适用。它不仅看到各个种族的不同价值，也看到个人的不同价值。它从群众中间归结出个别人物的重要性，因此……它有一种组织的作用。它相信人类理想化的必要性，它认为只有这样才是人类存在的前提。但是，哪怕仅仅是一种伦理观念，如果它危及更高级伦理的持有者的种族生活，也不能允许其存在；因为在一个杂种化和黑鬼化的世界里，所有关于人性美和崇高的思想，以及所有关于人类理想化前途的思想，都将永远丧失……因此，人民的人生观同大自然的内在意志是一致的，因为它恢复了各种力量的自由活动，这必然导致品种继续不断地进行相互提高，一直到最后，最优秀的人类在占有了这个地球以后，得到了一条自由的途径，可以在地球上面和地球以外的领域中进行活动。……我们大家都觉得，在遥远的将来，人类将面临的问题，只有最高级的种族在成为主宰民族以后，以整个地球的力量和资源为后盾，才有条件加以克服。”因此，希特勒宣称：“一个人民的国家的最高目标是，努力保持那些产生文化和创造高级人类的美和尊严的原来种族成分。”所以他又说：“人民国家……必须把种族放在一切生活的中心。它必须注意保持其纯洁……它必须努力做到，只有健康的人才能生儿育女；只有一种可耻的事情：自己有病有缺陷还要生育；只有一种最高的荣誉：避免这样做。反过来，不给国家生养健康子女，必须认为是不可宽恕的。在这一点上（人民的）国家必须充当千秋事业的监护人，在这种事业面前，个人不能有自己的愿望和自私心，而只有绝对服从……因此，一个人民的国家必须一开始就把婚配的水平提高，使它脱离原来那种不断损害种族纯洁性的水平，而使它具有一种制度的神圣性，必须复制上帝的形象而不是复制人和猿之间的怪物。”他进一步在《我的奋斗》中谈到：由于没有能够维持日耳曼种族的纯洁性，“我们被剥夺了称霸世界的机会。如果日耳曼民族也有其他民族兽群般的统一，德国今天无疑已成了地球的主人。”
希特勒对经济学十分无知，他只关心政治权力。他说：“国家同任何固定的经济概念或经济发展都一点没有关系……国家是个种族有机体，而不是个经济组织……一个国家的内在力量只有在极偶然的情况下才同所谓经济繁荣同时出现；后者，在大多数情况下，似乎只表明一个国家的接近衰亡……普鲁士的经验极其鲜明地表明，只有靠思想力量，而不是靠物质因素，才有可能组成一个国家。只有在思想力量的保护下，经济生活才能繁荣。在德国，往往是政治力量高涨的时候，经济情况才开始改善；反过来，往往在经济成了我国人民生活中的唯一内容，窒息了思想力量的时候，国家就趋于崩溃，而且在很短时间内，把经济生活也拖着一起崩溃……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靠和平的经济手段建立的……”
戈培尔正是从他充当宣传部长那天起，就卖命地推销希特勒的思想，要将《我的奋斗》中的荒谬绝伦作为每个德国人的指导思想。
1933年7月14日，内务部长威廉·弗里克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所有国家公务人员都必须使用“德国式问候”，举右臂致意，从此成为“自由人民的问候方式”。而监狱和集中营中的在押犯人则被严厉禁止使用这种问候方式。1934年，所有的德国居民都被要求抬臂向国旗和国徽致敬；所有的公函都必须以“致以德意志的敬礼，希特勒万岁”来作结尾；所有的家庭都必须拥有字旗，并且在国家的节日期间都必须在窗户上插上旗子。戈培尔非常严格地执行了这个规定。早在夺取政权之前，戈培尔就因为他家的习惯大受称赞—他家的字旗是玛格达亲手缝制的。他觉得党旗由每一家的主妇和其他家庭成员共同缝制，比在随便哪家小店购买要有意义得多。
一个为反纳粹分子和其他不受欢迎的人设置的集中营网迅速建立了起来。刚夺取权力不久，纳粹政府就建立了一个政治性的警察组织盖世太保。1934年4月20日开始，盖世太保便处于亨利希·希姆莱的领导之下。
对希特勒来讲，仅满足于除掉那些民族社会主义的反对者还不够，对他的追随者，他也采取了同样残暴的措施以防这些人成为阻挡他变为最高独裁者的绊脚石。1934年6月30日这一天，有数不清的牺牲品在没有检察和法庭判决的情况下，倒在了希特勒的党卫队和警察小分队的子弹之下。在这些被杀的人当中，有冯·施莱希尔将军。他和他的夫人一起在他们的住宅中被击毙，还有冲锋队参谋长恩斯特·罗姆以及大批其他的党卫队高级领导人，最后还有格富高尔·施塔萨尔。为了替这场血腥的屠杀进行辩护，希特勒称这些被处以死刑的人都是一群危害国家及其领导人的阴谋的参与者。
这场血腥屠杀主要由戈林和希姆莱一手策划。1933年6月28日，希特勒由戈培尔陪同前往埃森，以便在戈林和希姆莱于柏林指挥警察和党卫军开始行动的时候，参加埃森省党部头目特尔博文和戈培尔的一位前女秘书的婚礼。罗姆当时正在维斯湖洛场度假。6月29日，希特勒来到萨尔斯堡。在这里，戈培尔向希特勒报告，冲锋队已经在柏林行动，做好了政变的准备。而实际上，此时冲锋队正在度假。戈培尔的报告完全是一派胡言。但这个报告为希特勒的行动发出了信号。6月29日夜，希特勒和戈培尔飞赴慕尼黑。6月30日拂晓，他们在一队党卫军的护卫下前往维斯湖，冲进了罗姆的别墅。精壮的党卫队队员们把罗姆从床上拖起来—罗姆当时正和两个年轻男子睡在一起，由于夜间的放荡，他的面色灰白，而且好像还有些醉醺醺的。按照希特勒的命令，他手中被塞入了一支手枪，并且被告知要他“立即结束自己的生命”。罗姆声如牛吼：还是请希特勒自己来执行他的下流命令吧！他于是被拖走并且随即被枪毙了。
在这次行动按计划完满结束之后，希特勒和他的随从们飞回了柏林。在机场等待希特勒到来的人当中，有当时在盖世太保任职的基斯维乌斯。当希特勒走出机舱时，出现了一队卫兵。基斯维乌斯注意到，希特勒没带帽子，面色苍白，筋疲力尽，并且没有刮胡子。在和戈林、希姆莱以及其他人握手时，他一言不发。在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电影幽默片画面中，唯一的声响就是鞋跟相碰发出的单调的声音。与此同时，希特勒这次旅行的陪同者也离开了飞机，“凶神恶煞般狞笑着的戈培尔”最后一个出现。基斯维乌斯还发现，希特勒从希姆莱手中接过一份长长的名单，边读这个名单边和戈林与希姆莱轻声耳语，交换意见。然后希特勒生气地摇了摇头，迈步走向停在机场上的一队梅塞德斯中的第一辆。
罗姆被杀前不久，戈培尔和这位冲锋队的参谋长保持着比别人更亲密的关系。在6月份的第三个星期，戈培尔和罗姆在罗姆最喜爱的布拉特乌斯特——格罗克尔酒店进行了几次秘密的长谈。6月30日，这家酒店的老板和侍者领班被杀。
格雷高尔·施塔萨尔被人拖出了住宅，送到柏林，投入了坐落于阿尔布莱希特王子大街的盖世太保的监狱。他被党卫军枪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动脉，溅在狱室墙壁上的大量血迹在几个星期中一直是党卫军暴徒们观看的目标。
六周以后，希特勒公布，被处决的有58人，而实际上有几百人，甚至几千人被枪毙
所有存在的官方关于这场血洗的文献资料都被小心地销毁了戈培尔严厉禁止新闻界提供除了希特勒本人发布的简短而又极不完整的公告之外的一切暗示。这场血洗六周以后，希特勒威慑性地宣布，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必须要明白，和政府作对就意味着丧命。
1934年8月2日，兴登堡去世。希特勒立刻夺取了空缺下来的总统职位。这位新的国家首脑并没有把自己称作“帝国总统”，而是让人们用一种双重头衔来称呼他—元首和帝国总理。同时，他又使自己成为了德国国防军总司令。从此，他的名字护佑着这支军队。
戈培尔通过全国各地的广播电台，沉痛宣布了年迈的总统去世的消息。此后，他命令所有广播电台停止播音半小时。再接下来，他又第二次走到麦克风前面，宣布：“现在，总统和总理的责任已经集元首一身了。这样一来，已故总统最后的遗愿已经实现了，他的政治遗嘱被执行了”
人们对此很难加以证实但是极有可能这份所谓的兴登堡在临终时写下的“政治遗嘱”，是戈培尔一手炮制的。每个了解兴登堡的人都知道，他对王室是忠贞不渝的。只要这位老先生神志清楚，他所希望的就是，有朝一日，霍亨索伦家族的人再次登上王位。而他在临终之前，会突然决定对“波西米亚的被解放者”表起忠心来，这简直是无稽之谈
1933年9月，戈培尔出访日内瓦。这次出访，是他一生中极少的几次出国访问之一。他在日内瓦盘桓数日，参加在那里举行的第二届世界裁军大会。在日内瓦，戈培尔给全世界的新闻媒介留下了极其糟糕的印象，因为他不管是在会议室还是在散步、参观游览的时候，都由一队人高马大的冲锋队队员陪同。
戈培尔动身前不久，希特勒在国会发表了一个关于保证满足整个欧洲要求和平的愿望的讲话。他说，根据自己作为一个在前线打过仗的老兵的经历，他厌恶战争。而另一方面，他又提出，德国和其他国家一样，也有权利重新建立军备。希特勒的这一提议遭到了法国的强烈反对。于是，1933年10月，希特勒从日内瓦召回了戈培尔，宣布德国单方面退出世界裁军大会，同时宣布了德国退出国际联盟。
1934年7月，希特勒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外交冒险。7月25日，奥地利发生了一起由民族社会主义者发动的政变，奥地利联邦总理多尔夫斯在政变中被杀害，希特勒执意过问此事。但是在英国和法国的抗议下，在墨索里尼的威胁姿态下，希特勒只好放弃插手此事。
1935年1月，萨尔区被归还给德国。1935年3月16日，希特勒宣布重新实行普遍的义务兵役制，《凡尔赛和约》中关于军备的限制被废除了。1935年9月，“纽伦堡法案”使隔离犹太公民合法化。1936年3月7日，希特勒宣布退出“洛迦诺公约”，命令军队进入莱茵非武装区。1938年2月4日，国防部长封。布罗姆堡和陆军总司令封·弗里施以破绽百出的借口被免职；希特勒亲任国防部长并且建立了帝国国防军最高司令部，任命听话的凯特尔将军为司令。这样一来，帝国国防军的首脑中对希特勒的战争计划持反对态度的人就被肃清了。1938年9月在慕尼黑召开的会议上，和平再一次被破坏；苏台德地区被割让给德国。1939年3月15日和16日，德国军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其国土变成了由德国保护的国土。9月1日，希特勒发动了战争。
对戈培尔而言，在这些事件爆发的几年中，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作为每一次胜利的宣布者，他都要努力地激发起德意志民族心中的民族热情。戈培尔证明了，就是宣传部，也可以变成有合理的工作方法的模范机构。他的部分为十个处：
1.“法制和行政管理”处，下设财政、人事和法制三个科；
2.宣传处；
3.无线电广播处；
4.报刊杂志处，下设对内、对外两个科；
5.电影处；
6.文献资料处；
7.国外处；
8.戏剧处；
9.音乐处；
10.美术处。
戈培尔非常精心地挑选出他的工作人员。他很重视让他的机构设置简单明了。他个人的工作班子以及部里的其他工作人员，人数加起来不过一千出头。对各处的负责人，戈培尔很放手，他希望他们能充分发挥他们自己的能动性。
戈培尔总要求一种绝对对称和谐的秩序。当他每天早晨在办公桌前坐下的时候，他面前必须有一排严格按照规定的顺序排列好了的各种颜色的铅笔。如果女秘书没有把他那支最著名的绿色铅笔准确地放在离书桌边缘几厘米的那个位置上，那她可要吃苦头了。
部里的工作人员是严格禁止使用绿色铅笔或者绿色墨水的。只有部长本人才能使用绿色，用它给摊在他面前的文件的空白边缘装饰处加尖酸刻薄的批注。戈培尔工作起来极端投入。他有整整一个小分队的速记打字员来记录他以极快的速度授出的内容巢在案头工作、发表演讲和广播讲话之间还有一些空隙的话，他会在这些时间里安排上一些其他事情。时间上，戈培尔严格控制和来访者的谈话。五分钟的休息足够让他完全放松一下。
他是个会分配时间的人。例如，当他在圣诞节前夕为官方或者私人的礼物进行采购时，他绝不会在商场或小店里浪费他的宝贵时间。商店必须到他这里来。在宣传部的大厅里会摆上长长的一排桌子，上面陈列着从自来水笔、袖珍日历到皮夹克、裘皮大衣几乎所有的可以当作礼物的商品。在两三个手拿速记本的女秘书的陪同下，戈培尔对这些陈列品进行检阅，一个个地指出他选中的商品并说出被馈赠者的姓名。整个过程只持续五分钟。这些礼物被很快地记下来，并被编上了号。并且当戈培尔重新回到办公桌前坐下的时候，一叠名片已经准备好，部长分别在每张名片上面写上两句话。稍后，这些名片便会分别和每一件礼物包在一起。
一切事情必须雷厉风行戈培尔很喜欢向他的工作人员展示他以怎样的闪电般的速度产生绝妙的灵感。1933年底，当时尚在建设中的汉莎航空公司给戈培尔送来了一张镶在精致的镜框中的他的照片，并且请他在照片上签名。这幅照片将悬挂在公司总裁的办公室里。戈培尔问围在他办公桌周围的部里的官员和女秘书们，他们可有什么话可供他参考。没有人答言。于是，戈培尔脸上带着自得的微笑，伸手拿来绿色铅笔，在照片下方写上了两行字。然后，他隔着桌子把照片推到这些人面前：“这句话对汉莎航空公司很合适，不是吗？我的先生们？”—秘书们频频点头，“嗒，先生们，这实在太简单了。”于是，这些先生们满怀敬佩的念道：“我们的思想像飞机一样自由翱翔，它保证了德国的未来！戈培尔博士。”紧接着，戈培尔又补充道，如果他不是德国的部长的话，做一个国际康采恩，比如说壳牌石油公司或者福特公司的广告部主任，也许挺有意思的。早在任职的第一年，戈培尔就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把所有的创作性工作都置于宣传部的领导监督之下
就在1933年9月22日，就在他的指导下根据法律设立了德国文化协会。它的目的如下：“为了推行德国文化的政策，必须使各方面的创造性艺术家都集合在国家领导下的一个统一的组织中。不仅必须由国家决定思想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发展路线，而且还必须由国家领导和组织各种专业”。
为了指导和控制文化生活的各方面，在德国文化协会下面成立了七个协会。凡是从事有关职业的人，都必须加入有关的协会，这些协会的决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这些协会可以因为“政治上不可靠”而开除或拒绝接受会员，从而使对国家社会主义不太热心的人无法从事他们的专业或艺术，实际上剥夺了他们的谋生之路。一经纳粹领袖们决定，艺术、文学、报刊、广播和电影都必须专门为新政权的宣传目的和野蛮哲学服务，于是，曾经有过那么悠久的极高的文化水准的德意志民族，它的文化水准发生了令人恶心的退化。除了恩斯特·约恩格和恩斯特·维查特的早期作品以外，没有一个还在人世的比较重要的德国作家的作品曾在纳粹当政时期出版过。差不多所有这些作家，都在托马斯·曼的带头下移居到国外。极少数留在国内的作家不是自动地就是被迫保持缄默。每一本书或者剧本的手稿，都必须先送宣传部审查，经它认可后才能出版或者上演。
德国为人类贡献了巴哈、贝多芬、莫扎特、布拉姆斯等卓越的音乐天才，但是在纳粹统治时期，门德尔松的作品则禁止演奏，因为他是犹太人；德国的第一流现代作曲家保罗·兴德密特的音乐也在禁止之列。所有犹太作曲家的作品都被戈培尔禁止演奏了。大交响乐团和歌剧院中的犹太人很快就被清除出去。
在戏剧方面，马克斯·莱因哈特和所有其他犹太籍演出人、导演和演员一起走了。纳粹作家们实在蹩脚透顶，群众都不愿看他们的作品，因此这些作品的演出日子总是不长。德国戏剧协会主席汉斯·约斯特是个蹩脚的剧作家，他曾公开大言不惭地说，凡是有人向他提到“文化”这个字，他就想掏出左轮手枪来。但是戈培尔和约斯特无法禁止歌德、席勒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在德国舞台上动人的演出。
希特勒自以为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认为，一切现代艺术都是退化的和无聊的。在希特勒上台后，他命令戈培尔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清除”德国的“颓废”艺术，并代之以新的“日耳曼”艺术。在德国各博物馆里，塞尚、凡高、高更、马蒂斯、毕加索、科科契加和格罗兹等许多画家的六千五百多幅作品都被拿掉了。
1937年夏天，希特勒在慕尼黑正式主持了“德国艺术馆”的开幕式。在这个纳粹艺术的第一次展览中，陈列了从一万五千幅应征作品中选出来的九百幅作品。这九百幅作品都是最蹩脚的货色。这是希特勒“钦定”的。原来的评选团的主席是德国艺术协会主席阿道夫·齐格勒，他是一个平凡的画家。希特勒对评选团原来所选的某些画极为恼火。希特勒命令把这些画剔掉，而且用他的长统靴子在好几幅画上踢了一些洞他在主持展览会开幕式的讲演中说“我早已下了决心，如果命运给予我们权力的话，〔艺术鉴赏〕这类问题是不用讨论的，要做的只是作出决定。”
戈培尔博士为了让人民看看希特勒要保护他们免受玷污的那些作品，在慕尼黑一所必须要经过狭窄的楼梯才能走到的破败的陈列室里，组织了一次展览。内容是精选的现代绘画，有科科契加、夏高尔和表现主义派及印象主义派的作品结果这个展览会的观众拥挤不堪，等待入场的人从吱吱嘎嘎作响的楼梯一直列队排到街上。去看的人实在太多了，使戈培尔感到又是生气又是尴尬，于是很快就停止了展览。
戈培尔对报刊、广播和电影的控制更是严厉。每天早晨，柏林各日报的编辑以及德国其他地方的报纸的记者，都聚集在宣传部里，由戈培尔或者他的一个助手告诉他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和怎么拟标题，什么运动该取消，什么运动要开展，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为了防止误解，除了口头训令外，每天还有一篇书面指示。对于小地方的报纸和期刊，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指示。
1933年10月4日，戈培尔制定的德国报刊法使新闻事业成为一种受法律管理的“公共职业”。它规定，所有编辑都必须具有德国公民资格，属于亚利安血统，配偶不是犹太人。最先被迫停刊的报纸之一是《伏斯日报》。这家报纸创办于1704年，像腓德烈大王、莱辛和腊希思瑙那样有名的人物过去都曾为该报撰过稿它已成为德国最主要的报纸。但是，它是一家自由主义的报纸，而且老板是由犹太人办的乌尔施坦因出版公司。它在连续发行了230年后，在1934年4月1日停刊。驰名世界的《柏林日报》，虽然它的老板犹太人汉斯·拉克曼—莫斯在1933年春季就被迫出让了他在该报中的股份，但到1937年时还是被迫停刊。德国的第三家自由主义大报《法兰克福日报》，在清除了犹太老板和编辑后才准许继续出版。
由于所有报纸每天必须根据戈培尔的指令发表新闻、文章、社论，所以全国报刊内容单调划一，读者对报纸感到厌倦。所有报纸的总销售量一落千丈纳粹的主要报纸《人民观察家报》和晚报《进攻报》销量也大幅度下降。在纳粹帝国的头四年中，报纸的种类由3607种减少到2671种。
在1934年内有一个时期，戈培尔和全国报界领袖、德国新闻协会主席马克斯·阿曼都要求拼命巴结的编辑们不要把他们的报纸编得那么单调划一。阿曼说，他很遗憾“目前报刊完全单调划一，这不是政府的措施所造成的，也不符合政府的意愿。”一位鲁莽的周刊编辑，《格鲁恩邮报》的埃姆·韦尔克，把阿曼和戈培尔的话当了真。他指责说，宣传部的官僚主义和高压手段使得报刊变得那么干巴巴。他的刊物立即被勒令停刊三个月，他本人则被戈培尔撤职，送到集中营去。
戈培尔有句名言，谣言重复三遍，就会变成真理。在一个极权国家里，一个人是比较容易听信说假话的和受检查的报刊和广播的。在德国从事多年记者工作的著名的英国记者威廉·夏伊勒说：
尽管我有很多机会知道事实真相，尽管我根本就不信任从纳粹方面来的消息，但是多年来一直听到捏造的和歪曲真相的报道，自会使人留下一种印象而常常受其迷惑。凡是没有在集权国家里住过多年的人，就不可能想像，要避免一个政权的不断的有用意的宣传的可怕影响，有多困难。”单调划一、报刊的销售数一落千丈，对戈培尔来说，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人们对他那一套鬼话的迷惑。越是极权的国家，越是需要制造愚昧，制造假相，因此，也就越是需要假话来骗人，用谣言来耸人听闻。
1933年10月4日，戈培尔颁布了“写作领导法”。在这个法的第一款中，所有的新闻作品都被概括为“由国家……管理的公开出版发行物”。这样一来，正如一项法律注释条目所说，新闻工作者们从事的是一项“类似国家公务员的，和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的职业”。该法律的第二十三款规定，新闻工作者有义务加入德国新闻界联合会。这个联合会是帝国新闻协会下属的一个机构。它掌握一份从业人员名单每个新闻工作者在被许可开始工作之前都必须把自己的名字列入这份名单之中。第十四款是该法律的核心部分，它规定新闻工作者不允许发表不符合政府意志的言论。第五款说明国家对申请从事新闻职业的人员提出的在政治上的前提条件。根据该条款，所谓的雅利安人种证明书是首先要求必备的，而且此要求不仅针对申请人本人，还针对他的妻子。
在对报界进行这样的“法西斯渗透”的同时，还进行了消灭、查封所有的反对派报纸和不受欢迎的报纸的行动。1932年，德国有4703家日报；到1934年，由于纳粹政权的一系列措施，这个数字减少到3097；而一年之后，只剩下2527家报纸。
戈培尔把巨大的报业康采恩乌尔斯坦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的方法，是他肆无忌惮的工作方法的一个典型的例子。这家出版社在他们夺取政权之后便一直在被直接地刁难，受损害。当时乌尔斯坦出版社唯一一家运转良好的报纸就是每逢周日出版的《绿色邮报》戈培尔亲自捏造借口，逮捕了该报主编艾姆·维尔克，并且无限期地禁止这家报纸出版发行。这实际上就是迫使乌尔斯坦集团出卖自己。这个价值几亿马克的企业只卖了1200万马克。而当这个企业的主要成员不得不流亡国外的时候，这笔钱又被纳粹政府几乎一文不剩的查抄了
乌尔斯坦出版社被变成了“国立”的“德意志出版社”。所有的报纸、杂志以及大型的图书出版社、大型的印刷企业就像以后同样多的大型出版公司、电影公司一样，成为了纳粹宣传的工具。
1935年1月，戈培尔颁布了一项法令，在没有主管的专业协会主席的书面批准的情况下，任何一个从事艺术工作的人员都不得接受国外的聘请。1935年4月，帝国文献资料协会，受委托整理一份，所有在民族社会主义的世界观看来有危害性的书籍的名单。此后，所有考虑再版1933年以前出版的书籍或者准备翻译出版一部外国文学作品的出版商就都要首先确认，该作品不在这份名单上。在同一个月，戈培尔发布命令，没有宣传部的许可，禁止出卖报社。此外，禁止通过教会或者宗教团体向报纸、杂志提供经济上的资助，这也就是像所说的考虑到“报刊行业应当追求的独立性”。1935年4月颁布的另一个命令说：只要独立性的报纸与其同地区的党报之间发生了竞争，这家独立性的报纸就可以立即被禁止出版……
但是这些严厉的措施只是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才被使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往往在对一家报纸采取这种行动之前就通过按照规章进行的磋商谈判把这家报纸买下来。此时总是由温克勒博士作为国家或纳粹党的代言人出面，在可能的范围内，努力使被迫出卖报纸的企业主不受太大的损失。到了1941年，几乎所有的德国报纸者在纳粹党的控制之下，受欢迎的报刊的发行量（包括其在被占领区的版本发行量）达到了2460万份。
1936年11月，戈培尔对“爱挑剔的人和吹毛求疵者”展开了猛烈的攻势，这场行动实际上导致了严肃的艺术和文学评论闭上了嘴巴。另外还发布命令，禁止未经允许就公开发表部长的讲话，就连希特勒很早以前发表过的讲话也不允许随意引用。
最后是德国公民被禁止接受诺贝尔奖金。该规定是由希特勒本人亲自宣布的，是这个独裁者对在奥泽茨基事件中纳粹政府大丢其脸的反应。民主主义的政论家卡尔·冯·奥泽茨基在魏玛共和国时代就在他办的杂志《世界舞台》上和一切来自左翼和右翼的反民主势力展开了坚决的斗争。纳粹党人把他看作他们主要的敌人之一，并在国会纵为案发生的当晚逮捕了他，把他投入了集中营。鉴于他对反民主势力的英勇斗争，这位政论家，而当时已是集中营在押犯人的奥泽茨基获得了1935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此奖在1936年才被颁发纳粹政府想尽一切办法努力以其自己的方式解决这桩令他们痛苦的事情重病在身的奥泽茨基由地狱般的集中营中被转移到医院。不过他在那里仍处于警察的监视之下。纳粹分子们向他许诺，如果他做好了准备修正自己的观点并且交给政府一份表示效忠的声明，他就会被释放。但是奥泽茨基不为其所动。1938年他死于集中营。
作为对不允许领取诺贝尔奖金的补偿，纳粹德国为科学家和艺术家们设立了德意志国家奖金。然而在一个警察国家要求精神纯洁的情况下，挑选出来的符合条件的候选人寥寥无几。对其他的奖励而言亦是如此。例如，1859年设立的席勒奖金，以前是每六年颁发一次，而到了1935年却无法颁发。这是因为在此期间根本找不到一位作家，其作品既有资格荣获此项殊荣的同时又可以为帝国文化协会的主席所接受。
由于如此多的规定、方针和禁令，艺术家和政治评论家们几乎不可能在不激起当局反对的情况下自由地发表自己的看法。这首先影响到了靠笑话，特别是靠政治笑话谋生的小型歌舞演员。1935年5月，戈培乐的宣传部在一份措辞激烈的新闻公报中强烈声讨了柏林的小型时事歌舞剧《地下墓穴》和《低级娱乐场》。据说在这些犹太化”的小型歌舞演出中有蔑视纳粹党和国家的言论。两剧的有关责任人遭到逮捕，并且由于他们对第三帝国以及希特勒本人历史上的事件发表了令人遗憾的错误评价，他们被投入了集中营。在那里他们有足够的机会通过繁重的体力劳动来为德国全体人民服务，和以前相比，这要对德国人民有用得多，就连维纳·弗茵克，德国“小型时事歌舞剧”最受欢迎、最机智风趣的主持人之一，也由于戈培尔对他的笑话不欣赏而受到严厉的处罚。在一次小型时事歌舞演出中，弗茵克大胆地对“高高举起的右臂”发表了一些议论，并且同时还举起右手作了一个“德国式的问候”，观众中爆发出一阵轰笑但是这位艺术家自己却笑不起来了，戈培尔听说了这些事，弗茵克很快被抓进了集中营。
尽管如此，还是不时有人不愿闭紧嘴巴。英国大使内维尔·汉德逊爵士那时总喜欢向人们提起，慕尼黑的歌舞演员卡尔·瓦伦亭的勇敢给他留下了怎样深刻的印象。这位演员总在《运动的中心》一剧演到一半儿的时候，向台下心照不宣的观众们讲述达豪是如何被严密地防守起来的：每隔几米就有一挺机枪，每100米就有一个瞭望哨，还有带电的铁丝网。
1937年，戈培尔命令把博物馆和美术馆所有不符合国社党人审美标准的艺术作品统统搬走。一个名为“堕落的艺术”的宣传展览作为反面教材在德国许多城市中进行巡回展出。这个展览门庭若市，但这绝非是戈培尔的成功，绝大多数来参观的人是为了抓住这最后的一次机会，再瞻仰一下这些被禁的艺术品。摄影师亨利希·霍夫曼在他的书中称，他曾运用他对希特勒的影响来保护这些被指控的艺术品，终于一些画由于参加了这次展览而幸存了下来。霍夫曼称，戈培尔打算把那些不符合民族社会主义的艺术观和崇高理想的画全部付之一炬。这些画中包括雷诺阿·高更和梵·高的作品。霍夫曼声称，他曾劝说希特勒阻止这场对艺术的摧残。
1935年，戈培尔发起召开了一次世界电影大会。在会上，他阐述了自己对电影生产的看法。他指出，电影技巧和戏剧技巧有着根本的不同，电影必须比其他任何一种艺术形式更加符合“普遍”一词的词义，不能允许它失去和大众的联系。此外，他并没有提出什么特别新颖的想法。戈培尔首先要求电影要有现实性。他认为，即使是一部历史题材的电影也必须要有现实的意义。电影的任务是成为各民族之间的桥梁和媒介。戈培尔最后说，电影生产要像其他的形式一样必须有国家资助。
戈培尔在德国电影业上投入了他的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他经常看电影。许多部电影他看了不止一遍。他的办公处所，在柏林的官邸以及他在施旺思维德和朗克的私人田庄里都有设施完备的电影放映室。
在夺取政权之前，他曾经有一段时间热衷于把全国的电影工业一举收归国有的想法。但他很快地放弃了这个打算，因为他担心，这样一来会对电影工业的对外贸易关系产生不良影响。德国的电影公司虽然最终都成为“国有”的了，但这个过程是一步一步不引人注目地发生的。
帝国电影协会下面的少数几个处负责监督管理生产、摄制、技术、短电影、教学电影、国内外发行、电影院等等。但负责掌握电影行业各部门从业人员名单的部门是其最重要的部门之一。只有在纳粹党人看来“可以接受”的人才被允许登记入册。
而宣传部长本人对这一方针的态度却经常左右摇摆不定。例如，在刚刚夺取权力不久，他就试图任命有一半犹太血统的电影导演弗里茨·朗为乌发电影公司的生产负责人。戈培尔把朗召到部里，告诉他，多年以前在他和希特勒一起观看朗的《大都会》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决定，他们一上台就立即让这部电影的创作者成为德国电影生产的负责人
而当这位惊愕万分的导演声明他的母亲是犹太人的时候，戈培尔说，这一点他早已知道。但是鉴于朗的艺术成就以及他在世界大战中上前线打过仗这一事实，这一回可以算作例外，不向他要求一般来说应该具备的“纯雅利安人证明”。
朗请求给他二十四小时的时间进行考虑，然后便驱车回家。他收拾好一只手提箱，并请一个朋友用假名为他购买了一张开往巴黎的火车卧铺车票，当天晚上便离开了柏林，离开了他漂亮的房子和他的艺术收藏，直到希特勒的统治结束之后，他才又踏上了德国的土地。
这是，因为他在希特勒夺取政权前不久刚刚摄制完毕了一部新电影《马布斯博士的遗嘱》，在最初的那个版本中，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受到了直言不讳的嘲讽。这位导演流亡国外之后，生产这部电影的公司试图在把它提交给电影审查部门之前通过一系统的剪辑和补拍使这部耗资巨大的影片可以被新政权“接受”。戈培尔为自己保留了关于该片的最后决定权。1933年10月，在举行了自己的生日庆祝会后，戈培尔在他的新官邸观看了这部电影。那时属于和戈培尔较亲近的圈子里的鲍利斯·鲍瑞斯霍姆和卡瑞娜·尼霍夫对整个过程做出了如下的描述：
……戈培尔拥有决定权。今天他准备行使他的权力了。从夏天开始他就一直住在紧挨伯兰登堡门的别墅里，在那儿他拥有自己的电影放映室。
“这部电影挺棒。”部长13岁的继子哈尔德·克迈特第一个说话。
几个人笑了笑，没有人答言。
“我准备下令禁演这部电影”，戈培尔总算开口了，“我之所以要下令禁放这部影片是因为它告诉人们，一个由男人组成的极端果决的集团，一旦他们真的愿意，他们就一定有力量用暴力把整个国家翻个个儿。”
他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在实在没有什么更好的题目交给他的情况下，一个杰出的导演也只好把自己的才智用在这样的一些东西上了。”
纳粹宣传部有一个专门的电影处来负责审查电影脚本。通过设立一个电影贷款银行，从中央一级解决了电影生产的经费问题。
1934年2月颁布的帝国电影法赋予了戈培尔的宣传部对每一部德国生产的电影的审查权。宣传部还有责任挑选出在政治上、艺术上、文化上、教育上值得推荐的影片。
最令人梦寐以求的评语自然是“富于政治上的价值”。戈培尔为最优秀的德国电影设立了高额奖金。第一个获得该奖金的影片是由乌发电影公司出品，古斯塔夫·乌希提导演的《逃犯》。这部电影反映了被迫向远东迁移的沃加德意志人的命运。仅仅从“民族社会主义的精神财富”中汲取养分的电影相对来说很少。除了一部试图美化霍斯特·威斯尔的生活经历的糟糕透顶的影片《汉斯·威斯特玛》之外，新政府成立的第一个月还拍摄了《冲锋队员布兰特》和《希特勒的少年魁克斯》。戈培尔这回相当聪明，他没有强求电影制作者选择重点宣扬民族社会主义的题材。
仅有的尽管是美化了民族社会主义，但仍保持了很高的艺术水准的电影是两部纪录片这两部影片由于它们高超的技巧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可以属于一流的纪录影片。它们是反映纽伦堡纳粹党代会的纪录片《德意志的凯旋》和分为上下两集的《奥林匹亚》。这两部电影均出自列妮·伊芬施道尔之手。戈培尔分不得一杯羹。由于他根本就不能容忍伊芬施道尔，他甚至试图破坏她这两部影片的拍摄工作。然而伊芬施道尔成功地靠近了希特勒，在这位阴险的部长面前确保了希特勒对她的支持。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供她使用，而且她还有足够的时间。在第一部影片上她用了一年的时间，而第二部影片则几乎是两年。
由宣传部长直接下达任务拍摄的影片相对较少。但戈培尔对几部他认为特别重要的影片从剧本到首映都亲自把关，还经常不厌其烦地命令做各种各样的剪辑和修改。
戈培尔偶尔也会碰到几个不愿在他面前马上低头的人。一次，演员埃米尔·亚宁斯利用合同上赋予了的权利按自己的方式选择了题材，这一点触怒了戈培尔。亚宁斯从盖哈德·豪普特曼和阿诺·霍尔茨那里选材，完成了一部关于伟大的医生和学者罗伯特·科赫的电影。而戈培尔更希望看到他选择宣传民族社会主义的题材。但他看不到任何一点对这位演员施加压力的可能性亚宁斯是个世界级的明星他那时大概是惟一的一个可以随时去好莱坞或者到伦敦的亚国山大·科尔达那里去的德国演员。
当亚宁斯选择了克莱斯特的《破罐记》，并且在其中扮演瘸子乡村法官亚当时，戈培尔在这场幕后的争斗中遭到了惨败。戈培尔十分清楚，亚宁斯在背后称他为“瘸子”。因此，他认为亚宁斯这次是在含沙射影。在这部电影的首映式上，观众们在看到大量的跛足镜头时都悄悄地发出哧哧的笑声，并且偷偷地朝部长包厢观望，而戈培尔坐在包厢中面无表情。
戈培尔曾经想给亚宁斯一个把他在世界观上和政府联系起来的角色，使这位艺术家在国际上名誉扫地。但直到亚宁斯在战争期间不得不同意出演《科于格尔伯父》时，戈培尔才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戈培尔通过修改剧本和亲自介入剪辑而使这部影片的反英倾向增强到了离奇的程度。
戈培尔对电影界领导人物们的“关切”，就是他们的私生活面前也不放过。他曾用几年的时间，尝试使汉斯·阿尔伯斯和他的犹太女友汉希·伯格分开。幸亏伯格生活在国外，因此没有遭受什么危险。而戈培尔对电影演员约阿西姆·勾特沙克生活的干预却是以一场悲剧而告终。勾特沙克和一位犹太女子结了婚，他爱他的妻子，从未想过要离婚。于是，戈培尔便以禁止他工作相威胁。作为未被聘用的演员，勾特沙克必须参军。这样一来，他的妻子和孩子便失去了他们的保护人。勾特沙克于是选择了与妻子和三岁的儿子一起自杀的道路。他的令人感愤的命运在战后拍摄的电影《魔影下的婚姻》中得到了反映。戈培尔得到了勾特沙克自杀的消息之后，通过宣传部电影处发出通知，不欢迎电影界人士参加葬礼。出于对这位艺术家的敬意，有许多电影工作者勇敢地违抗了这条禁令。
戈培尔对电影的兴趣还延伸到每周新闻电影上—特别是在战争期间。当戈培尔在最后一刻还要求进行技术上根本无法实现的剪辑或补充时，技术人员们往往几乎被抛到了绝望的边缘。这位部长还观看外国影片，特别是那些以反纳粹倾向而在德国被禁放的影片。其中一部无足轻重的电影《我曾是个纳粹间谍》，令戈培尔勃然大怒。这倒并不是因为其政治倾向，而是由于他一直以其高品位的布置而自豪的办公室竟被表现成了一个挂满“”字旗和党徽的大厅。至于对他本人形象的塑造，戈培尔认为是一幅“荒谬至极的讽刺画”。戈培尔对此类影片抱的是一种业务上的兴趣。他关心的是是否能从敌对的一方那里学到什么宣传鼓动的绝招。电影放映通常在晚上很晚的时候开始，总有戈培尔工作班子的成员以及一些家庭的家中人陪同观看。
那时驻柏林的世界各大报社和新闻机构的记者们都对戈培尔不抱好感。一位知名的美国记者艾德加·卡罗说，戈培尔“有很好的风度和文笔。其看法总是反复无常，但他非常聪明。此外，他的言行总是专横而厚颜无耻。通过他的这些言行，人民对他这个反复无常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一位美国记者威廉·舍尔在提起戈培尔“邪恶、然而多产的大脑”时，讲到了他尽人皆知的虚伪，并且认为他那得到了颇多的赞誉的嗓音“令人不快”。当时的外国记者联合会的主席罗赫纳对自己的精辟见解很满意——他“憎恶”戈培尔。美国大使威廉· E·多德在他的日记中说，戈培尔“比希特勒聪明得多”，他是“一个卓越的演说家”。他又补充道：“在他能够煽动起人们的醋意的时候，他便真正地如鱼得水了。”
在德国的知名人士当中，戈培尔也不受欢迎。“如果他不是个残废，我早就几次抽他的脸了”。在沙赫特博士还是帝国银行董事长的时候，他对维诺思·麦克恳切如此说过。戈培尔喜欢在私人谈话中表现出来的冷酷的尖酸刻薄令这位董事长尤为气愤。在1944年7月20日之后被处决的外交官封·哈色尔说，戈培尔是“最危险的政党领袖”，而且是条“狗”。
在1931年至1939年任英国驻伯林大使的内维尔·汉德逊爵士笔下，戈培尔被较客气地描绘了一番：
这位“矮博士”，大概是所有纳粹领袖当中最聪明的一个。他是个杰出的演说家，在公开辩论中表现得极为敏捷。而在私人谈话中他则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公正和理智。和他交谈我总是怀有兴趣。他的外表和性格都令人联想到典型的爱尔兰宣传家……而当他站在讲台上或者拿起笔来的时候，他就可以暴跳如雷，并且首先可以谎话“连篇”。
戈培尔一点儿都没有为他的不受欢迎而发愁。他认为这是权力的代价，正如他一次对他的同事威尔弗里德·封·欧文讲的那样，比起受人欢迎来，他宁愿被人害怕。他认为，保持距离对一个处于他这个位置的人来讲是很重要也是必要的；他很高兴在纳粹的高层领导人当中，除了有一个例外之外，还没有人和他以“你”相称。这唯一的例外就是他在艾伯菲尔德时那里的省党部主席卡尔·考夫曼。
令戈培尔头痛的是外国记者。因为他无法对他们施加影响，对他们也没有多少威力。从1934年起，当他要向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通报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总是举行记者招待会。威廉·舍尔在日记中写道：1935年3月16日，他和他的同事们被传唤进宣传部，戈培尔“带着一副十分严肃、煞有介事的表情一拐一拐地走进来’。然后高声然而是以极快的速度宣读了关于恢复实行普遍的义务兵役制的法律条文。此后，他便很快离开了这个房间，把从外国新闻记者那边抛来的一大堆问题留给了他的工作人员们去对付。
在任职的第一年中，戈培尔对外国新闻界根本置之不理。此后，他又试图通过相机举行的招待会和酒会对这一失策加以弥补他希望只是通过献些小殷勤而争取到全世界新闻媒体中的一些代表。但是他的想法大错特错了。他错误地认为，外国记者会中这可以轻易识破的圈套，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不再有所顾忌，在他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胡扯一些谁也不会相信的谎言。比如他在1938年11月10日，即“砸玻璃窗之夜”的第二天向被召集起来的外国记者们直截了当地宣布，所有关于所谓的毁坏犹太人的财产的报道都是“鬼话”。对此，罗赫纳报道说，在场的新闻记者们当时都震惊得目瞪口呆。后来，他们自己亲眼看到了被砸碎的窗户玻璃和燃烧着的犹太教堂。戈培尔居然对众所周知的事实说出了一套显而易见的谎言，他想从中得到什么很难说清楚。也许他无法理解，他不能像对待处在帝国新闻协会控制下的本国记者那样对待外国记者。有时候他还寻找机会，把不受他欢迎的外国记者驱逐出境。维诺恩·麦克肯切记载，在1933年到1939年之间，有不少于25名的外国记者被驱逐出这个国家，至少有同样多的人在接到正式的通知，“对他们的安全无法保证”之后自动离境了。在被驱逐的人当中，有多萝西·汤普逊—她是辛克莱·列维斯的妻子，她本人是著名的女作家一一以及美国人艾德加·卡罗和《泰晤士报》最重要的记者之一，英国人诺尔曼·艾布特。
尽管戈培尔彻底研究了外国的报刊并且让人对外国报纸进行摘译呈交给自己，但他仍无法使自己从纳粹宣传部长以外的角度来看待外国。他对英语一窍不通，只能说十分蹩脚的法语的事实更促使他觉得自己对外国一无所知。他一生中总共只在国外待过几个星期：1933年参加裁军大会对日内瓦作了短暂的访问，晚一点时候对希腊进行了一次简短的国事访问，再有就是偶尔去意大利度假。在他眼里，其他的国家不过是还没有被德国兼并的德国的附庸。他的对外宣传在方法上和对内的新闻导控没有实质性的区别戈培尔好像根本不理解世界公众对在希特勒的国家里犹太人遭受迫害所做出的反映意味着什么。
他完全信任他的规模巨大的宣传机器他自认为通过它们可以影响世界对德国的看法。1934年有2. 6亿马克用于对外宣传上。德国境外有300多家德文报纸受到资助。除此之外，据一项谨慎的估算，尚有350家公开出版发行的分别使用所在国语言的报纸或者完全是德国的财产，或者由于大部分的入股者的缘故处于德国的控制之下。
此外，还有一系列的在戈培尔领导下的德国通讯社。例如，在南美洲的“大洋彼岸”通讯社，在1939年免费发送配有标准的西班牙文说明和详尽的解释性资料的新闻消息，有时一天有2万字提供给拉丁美洲新闻界。这些消息和评论的倾向首先是反英的。“大洋彼岸”考虑到其政治性资料的销路，还在每一期上加上了准确而又吸引人的当地新闻。
考虑到在美国开展宣传，戈培尔想到了聘请伊维·李。李是美国最著名的宣传专家之一。他曾以高超的技巧成功地使约翰·D·洛克菲勒，这个从前在美国最不受欢迎的人，逐渐赢得了伟大的慈善家和“好大叔”的美名。由于他的这些高超的宣传技巧，他的名声玩播。财产可观。戈培尔显然希望这个精明的美国人可以在希特勒身上创造类似的奇迹。李给了戈培尔一个明智的建议：对待外国记者要客气一些。于是戈培尔立即把外国记者中的佼佼者召集过来，鼓励他们写一些材料详实丰富、新鲜有趣，并且对戈培尔和第三帝国不是只说好话的书。戈培尔从1934年开始定期举行记者招待会，不管怎样，这一点要归功于伊维·李。
1934年年初，这个美国人来到德国。他在W·E·多德大使面前毫不隐瞒自己对民族社会主义的赞赏。此外，伊维·李还由于他的服务得到由戈培尔的宣传部的预算中支付的33000美元的年薪。大使自己对戈培尔的宣传手段不以为然这些手段在德国是非常奏效的，但在国外，它们所起的肯定是一个飞来飞去的作用，因为这位部长对其他民族人民的想法和性格没有一丁点儿的了解。
所有稍大一点儿的德国大使馆都配备了宣传专员，完全像他不断地把秘密指令下达给德国各报刊杂志的主编们一样—这些指令也偶然会落到少数几个相信独裁的外国记者手中—戈培尔也不断地给使馆的宣传专员们下达在外国进行宣传的方针政策，就是这样的文件也有时会落入别人手中。德国退出国联时，戈培尔给各宣传专员下达的命令就是一例。当《小巴黎人》把这份从德国偷偷带出来的指示的原文公诸于世的时候，举世哗然。
我们的宣传对外必须不断强调，德国希望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都能和平地被解决……必须用一种巧妙的方式把没有达成一个和平的解决办法的责任推到那些反对德国的正当要求的人身上……对这一点要不引人注意地不断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强调……我们至少要使世界上一部分的公众舆论相信，在当今的情况下，德国除了拿到它应该得到的之外，别无选择。
为了尽力给第三帝国造声势，纳粹政府的使者伪装成商务旅行者、记者或者干脆是游客被送到国外。1938年，仅在伦敦就有不少于83人的特派记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差不多是作为希特勒政府的间谍进行工作的。他们四面撒网，比如到埃及和巴勒斯坦，企图在那里制造不安戈培尔亲自提携了一个从巴勒斯坦流亡出来的阿拉伯领导人——费穆尔·侯赛尼，邀请他前往柏林。在他那为数不多的出国访问当中，他有一次和阿拉伯的一个利益集团进行了接触，并向他们表示，德国在他们和以色列人的论争中支持他们。
为了在国外宣传民族社会主义，一系列的德国的联合会和协会也纷纷接到命令建立起来。这当中有德国大学生国外联合会、费希特协会，排犹的世界联盟，为在国外的德意志侨民设立的人民联盟，雇佣者联合会和许多其他的组织，据一项对1937年的谨慎估计，这些组织每年要花费2100万英镑来进行对外宣传。
费希特协会，一个早在1914年便成立的有一些“泛德意志”倾向的组织，给其在国外的代表下达了下面的指示：
把我们的传单和小册子顺带地放在工厂、学校、银行里和火车上的方法，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口头宣传也十分重要。
要编写一份每座城市有声望的居民的名单。应该尽可能地了解到他们的政治观点，至少要定期给他们提供我们的小册子。手中的小册子不要多于一本，因为广泛地分发也许会减弱效果。
尽可能地使新闻机构获得我们的宣传资料。一旦在外国的报纸杂志上发现了坚决的反德意志的腔调，就要立即给出版社寄去一封做出相应反应的读者来信。我们的传单和小册子都是免费的。
1935年，戈培尔宣传部的资金1. 3亿需求量已经十分可观。仅国内工作的预算就超过了1. 3亿马克。海外预算，包括对“大洋彼岸”的巨额资助，超过了1. 2亿马克。另外还有4000万马克准备提供给电影和戏剧。此外，戈培尔每年还支配一笔4500万马克的所谓“爬行动物基金”。多德大使曾在日记中提到，沙赫特博士对德国纸币大量非法流到国外，从而会给货币金融带来不利的影响而感到担忧。
1935年，沙赫特授意部属，对向戈培尔的宣传部提供的整整一批纸币上做上记号。后来证明，所有做上了记号的钞票都流到了国外。沙赫特在希特勒面前发牢骚，但他的抱怨只是引起了极度的不满。
在努力让宣传部全面担负起对内对外宣传任务的过程中，戈培尔时时遇到困难。在攫取权力的过程中，他曾经尝试把所有其他政府机构中凡是和新闻与宣传有一点关系的部门都抢过来。内政部不得不把对报刊杂志、无线电广播的监督权，戏剧检查权，书籍和电影检查权以及对公共节假日的支配权都交给了戈培尔。从经济部手中，戈培尔接管了国有广告业和对工业展览、贸易博览会的管理权。从邮电部那里接管了旅行社。
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最终成为新闻领域、文化机构和宣传的唯一领导者。他的对手之一就是拥有“帝国新闻主管”头衔的奥托·狄特里希博士。他的职位实际上是完全多余的，而且在他和戈培尔之间不断出现摩擦和权力之争。但狄特里希的地位是不可侵犯的，因为他直接隶属于元首办公厅，并且他还拥有希特勒本人的支持。希特勒支持他是因为在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早期，他曾经通过私人关系建立了纳粹党和重工业及其他财源的一些最初的重要联系。
另一个绊脚石是马克斯·阿曼。这个人掌握着大约340家隶属于纳粹党或者是受其控制的报纸的经营权。此外，阿曼还领导着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出版社。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当时任下级军官的阿曼就和三等兵希特勒成为了朋友，以后又作为第一批的成员加入了纳粹党。作为使希特勒、戈培尔成为特约作者的出版商，阿曼获得了声誉和几百万的财产。这个巨大的报业康采恩以及同样巨大的出版社内部的组织工作，并不是由这个尽人皆知其懒惰无能的阿曼来承担的，而是由他勤奋而又精干的同事弗里茨·莱茵哈特在发挥作用
由于戈培尔在朗科庄园的第一期工程费用是由阿曼解决的——这个出版商给了他50万马克作为以后出版他的日记的预付稿酬—故戈培尔就陷入了在某种程度上要依赖他的对手的境遇即使是不怎么聪明的阿曼也清楚地认识到，让宣传部长对他感恩图报是多么的有用。在这种情况下，满怀醋意而又野心勃勃的戈培尔很难再对阿曼的巨大企业的或多或少的独立性表示异议，并且像顺理成章似的把其纳入宣传部的管辖，或者至少从属于宣传部。
虽然在宣传部内设置了一个专门的处来负责协调戈培尔的宣传部、狄特里希、阿曼以及其他的部门之间的关系，但实际上戈培尔的独立性大受限制。例如，狄特里希一部分是独立地，一部分联合阿曼掌握了对各省新闻机构的控制权，没有他和阿曼的批准，新的报纸便无法出版。
为了争夺对外宣传的权利，宣传部和外交部之间也展开了一场争斗。在非纳粹分子的温和的封·滦哈特男爵主持外交部的时候，一切尚好。1938年滦哈特由里宾特洛甫取代之后，情况便开始恶化。
里宾特洛甫是外交部里第一个正宗的纳粹分子。他像戈培尔一样野心勃勃，行动起来也和他一样肆无忌惮激烈的对抗在所难免。里宾特洛甫一开始就坚持组织起他自己的对外宣传，并且在他的部里举行记者招待会。奥托·狄特里希，这位“帝国新闻主管”，记述了戈培尔和里宾特洛甫之间的这场斗争。
一天，在元首的大本营，里宾特洛甫说服元首给了他组织起他自己的对外宣传的书面批准。宣传部长戈培尔对此一无所知直到第二天早上，外交部派来搬运戈培尔手底下各部门中所有有关对外宣传的文件材料的家具搬运车出现时，他才感到大事不妙。戈培尔命令他的人据守办公室，一份文件也不许交出去。同时他打电话给希特勒，并且很快地被传唤进大本营。当他到达时，希特勒命令他和同样是刚被传唤来的里宾特洛甫一起坐进元首专列的一节车厢中，直到他们排除了他们之间的一切分歧才准出来。三个小时之后，两位部长脸涨得通红出现在希特勒面前，告诉他，他们之间根本无法达成一致。这几乎可以说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希特勒还是勃然大怒，他走回自己的办公室，口授了一份解决办法，而这个办法实际上和他以前的那道命令完全背道而驰。但里宾特洛甫不把这个于他不利的第二道命令放在心上，他继续抓着实际上已被撤回了的第一道元首命令，总是精心地随身携带一份该命令的照片复印件，不时地对戈培尔的宣传部在对外宣传方面的绝对权力提出质疑。
外交部长和宣传部长这种局面只是在战争开始之后才出现。但在战争开始前很早，两个部长就分别建立了自己的外国新闻记者俱乐部，并且争取在竞争中利用外国新闻界压倒对方。
战争开始之后，德国食品实行了配给制。戈培尔挖空心思想出来一个高招。根据他的主意，外国记者除了拥有普遍的食品配给证之外，还可以得到重体力劳动者享用的特殊配给卡。他命令把这些特别配给证，在每两周举行一次的宣传部记者招待会上，向参加者分发也就是说，戈培尔想用香肠和黄油把记者们吸引到他这边来。为了把这些外国新闻记者和他自己的宣传机器更牢固地联系起来，他另外还给他们提供了通过宣传部的批准可以收取的丹麦寄来的食品包裹的可能性。但里宾特洛甫也没有闲着。他向外交部的俱乐部里的外国记者们提供了极精美的食品。较有名望的外国记者对这两方面的引诱都不屑一顾而那些接受了这一方或者那一方的好客举动的记者们也令戈培尔十分气愤，因为他们没有做出什么他所希望的感谢的表示，关于德国的报道也并没有和以前两样戈培尔认为，里宾特洛甫的笨拙应对此负责这两个部长之间关系的危机在1939年缔结德苏条约时达到了顶点。在条约签订之后，伯玛，一个与里宾特洛甫有关系的军官告诉新闻界：
在官方正式公告之前，全世界只有八个人知道和莫斯科的谈判已经结束。戈培尔博士不在这八个人当中。
伯玛博士高兴得昏了头，所以竟然这样冒失轻率。他最终乐极生悲，在他还没有通过睡眠使自己从沉醉中醒来的时候，戈培尔就下令把他抓起来了。对外国记者们来说，戈培尔和里宾特洛甫之间不断的争权夺利当然是十分有意思的。
使戈培尔的声誉在外国新闻界十分受损的，是他毫无顾忌的排犹态度。他并不满足于公布和解释反犹太人的命令，他还努力地积极组织对犹太人的迫害和集体屠杀。这些行动从1933年4月1日随着抵制犹太人的运动而开始，接下来就是对“和犹太人有姻亲关系”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员的迫害。
但战前德国最野蛮的反犹暴行是发生在1938年的“砸玻璃窗之夜”事件。1938年11月7日，驻巴黎德国大使馆的一个年轻官员恩斯特·封·阿特被一个17岁的波兰犹太青年贺什尔·格林斯潘杀害了。谋杀的确切情形无法十分准确地调查出来。而四年之后，在被占领的巴黎格林斯潘被投入德国的监狱。戈培尔一手安排，公开审判，但很快又被取消了
这次对德国大使馆年轻的外交官的谋杀被用作了一次骇人听闻的暴行的借口。1938年11月9日夜和10日凌晨，犹太人的生命和财产成了这次暴行的牺牲品，并且在德国的犹太人还被处以了大约5亿马克的“罚款”。
1938年11月11日，戈培尔试图对说他是这次集体迫害的设计者的谴责进行反驳：
如果我是这次示威活动的组织者的话，街道上的示威者就不会只是几千人，而是会有40万或者甚至是超过50万的示威者。而且结局会完全是另一个样子，肯定会更加有决定意义。
反正实际上的结局已经够了。在整个德国有几千家犹太人的商店和上万的犹太人住宅被毁，这些商店、住宅的主人被逮捕、鞭打，被投进了集中营。和几年之后有几百万人葬身毒气室比起来，这次行动好像相对温和一些。但在当时，这次11月集体迫害的冲击波已经足够在全世界激起愤怒的风暴，并且促使罗斯福总统从柏林召回他的大使了。
11月12日，纳粹分子在柏林召开了一次讨论犹太人问题的内阁会议，包括有戈培尔和戈林之间一段辩论的速记笔记的官方会议记录被保存了下来。这份记录是从纽伦堡审判的文件中找到的。戈林的律师提交了这份会议记录，以便把他的当事人的一部分责任推到死去的戈培尔身上，再没有什么比这些辩论中的毫无人性的厚颜无耻，更能反映出这些纳粹领导人的特征了：
戈培尔：我还是认为有必要把我们这里到处都是的犹太人赶出我们的社会他们在我们这里起着挑拨离间的作用。例如，直到今天，一个犹太人还可以和一个德意志人共用一个火车卧铺包间。帝国交通部长应该颁布命令，设置一些专门为犹太人准备的包间。并且，如果这个包间已满，当所有德意志人都有座位时，犹太人才能得到一个特别包间，这样他们才不会和德意志人混在一起。如果车上没有座位了，犹太人就得在外面走廊上站着。
戈林：我认为为犹太人准备一些他们自己的包间更合理一些。
戈培尔：但在火车超员时不行。
戈林：你想想！只有一节专门为犹太人准备的车厢，当它满员了，其他的人就只好在等待着了。
戈培尔：可是设想一下，比如没有那么多的犹太人坐火车去慕尼黑。我们就说只有两个犹太人在火车里，而其他的包间都超员了，这两个犹太人却有一个特别包间。因此我们必须说，只有在所有的德意志人都有座位时，犹太人才有权利要求自己的位置。
戈林：我可一点儿不想首先实行这一点。我还是考虑为犹太人专门设置一节车厢或者一个包间而且每次都是固定的。在像您所说的超员的时候，请您相信，我们会这样做，我们根本不需要什么法律，就可以把人们统统扔到外面去或者他们可以在整个行程中都呆在厕所里面。
显然这个问题就此阐述详备了。但戈培尔还需要一个新的话题，下面是会议记录的原文：
戈培尔：还要考虑考虑是否有必要禁止犹太人踏进德意志的森林现在，成群的犹太人在绿色的森林里游荡这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挑衅，并且给我们不断地制造出事端犹太人所做的一切是那么有挑动性，有挑衅性……
戈林：很对！我们得给犹太人划出一些特定的林区供他们使用。阿尔帕斯会负责让各种长得像该死的犹太人的动物—驼鹿也有那么一个弯曲的鼻子—跑到那里并且
接受驯化。
此时戈林哈哈大笑，以至于会议不得不中断几分钟（阿尔帕斯普鲁士主管林业的专员）。
戈林接着又把话题转到了“砸玻璃窗之夜”造成的损失上，并且把在外面等候的、来自玻璃保险公司的希尔加特博士叫了进来。
戈林：对于扮演重要角色的玻璃保险公司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受损失的人中更大的一部分是雅利安人。因为房屋的所有权大多在雅利安人手中。犹太人一般情况下只是房屋的租借者。
戈培尔：那么犹太人就必须赔偿损失。戈林：这毫无疑义。我们没有原材料，被砸坏的都是进口玻璃，它们是要付外汇的。这简直能气得人发疯！这简直是一场暴乱。这是一个法律的范畴。没有偷窃，没有悄悄地潜入，就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家一拥而进，把所有的东西都砸得粉碎。
希尔加特：部长先生，毫无疑问，可敬的德意志商人不应该成为损失的承担者。
戈林：那么就请您留心不要砸坏那么多的玻璃吧。这也是人民的一部分。把您的代理人都派出去，他们立即就会明白，砸坏的玻璃的数量正好是从比利时的全年进口量。
戈林最后说：我选择下面的话作为一项条文：作为对其丧尽天良的罪行等等的惩罚，全体德国犹太人将被课以10亿马克的特别税。这准干得成。这些猪猡不会再这么快地进行第二次谋杀行动。此外，我还要再次强调：我希望在德国土地上没有一个犹太人！……”
毫无疑问，在夺取了政权之后，戈培尔个人的经济状况也得到了根本的改善。他很快变成了一个富有者。在从柏林的废墟里找到的一些文件中，也有一些关于戈培尔收入情况的记录。从中可以看出，在夺取权力之前的一个月，他还欠着几笔数目可观的税款。另外还有一份手写的关于他从1933年到1937年收入情况的记录。下面的数字被记录下来：
1933 34367马克
1934 134423马克
1935 62190马克
1936 63654马克
1937 66905马克
这些数字中并不包括戈培尔从纳粹的出版社那里获得的巨额预付稿酬。从1935年12月到1936年12月，他预支了29万马克将来的版税，而他的书（包括大规模再版的书籍）在这一年销售的实际收入也只有63416马克。
戈培尔一般来讲在金钱问题上是无可指摘的，而且作为部长，他出书也很慎重他要求他部里工作人员的费用账单也必须同样地精确。在这一点上，他使自己和大多数其他的纳粹党领袖，比如以其慷慨大方和毫无节制而自夸的戈林区分开来。戈培尔从不否认自己是小市民的后代，就是在大资产阶级的圈子里，他也无法放弃他从小养成的节约的习惯。除了衣着和住房之外，他个人的需求相对来说没有什么。只是在他用很高的品味布置起来的乡村别墅中，他才允许自己表现出一些奢华。
他的两幢乡村别墅，分别在濒临万湖的施旺恩维尔德和博根湖畔的朗科。施旺恩维尔德是戈培尔于1934年以较低的35万马克的价格买进的。他不得不为此筹集了一笔10万马克的抵押贷款。尽管如此，他后来还是尚缺7万马克。当希特勒得知此事之后，他送给了戈培尔这笔款项。他告诉对他忠心耿耿的宣传部长，他刚刚收到了他的书《我的奋斗》的一笔比这个数目要大一些的版税。他很高兴可以在戈培尔一家购买房子的时候帮上一把。说完这番话之后，希特勒走回了他的办公室。几分钟之后，他拿着两个用报纸卷好的小包走出来。那里放着他允诺的总共七万马克的50马克一张的钞票。
朗科是一项耗费巨大的工程。在艾尔出版社为他尚未公诸于世的日记预付了五十万马克的稿酬之后，他便买下了这块地皮，并且很快上马施工。建筑师告诉他，这笔款子对已经设计好的乡村别墅来讲是足够了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设计进行了各种形式的修改和补充。钱很快就“光”了，而工程的结束尚遥遥无期。戈培尔在经济上陷入了很大的困境，他请求资深的大金融家温克勒来关心此事。温克勒发现，他的产业如果要按照预定的风格完工至少还需要150万马克。而且维持这所住宅的费用每年要达8万马克。这是个戈培尔无法承担的数目。温克勒博士最后以这种方式解决了问题由德国电影工业筹措经费来使工程完工并承担维持这一片产业的费用“鉴于其对电影工业所做出的成绩”，把它以借用的方式供部长使用。
有意识地和戈林形成对比，戈培尔很重视在公众中树立简朴的形象。一次每周新闻拍摄了他的家庭生活，孩子们骑着矮种马闯入画面，戈培尔对此很不高兴。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路易斯·罗赫纳偶然听到戈培尔的一个助手对一群来自德国各地的记者们说，部长在私生活上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要求的人，他只是由于他的地位的缘故，才不得不承担起进行各种应酬的义务。戈培尔显然非常注意给公众们这样的影响，因为部里的其他官员对其他的各省记者们也讲述了同样的话
战争期间，戈培尔几乎每周都为《帝国》杂志撰写社论。每篇文章他收取3000至4000马克的稿酬。他在住宅的布置上花费了大量的钱财。他身穿做工考究的西服，这样的衣服有上百件。他在吃上没有多少要求。他向来吃得很少，往往是一个黄油面包、一杯咖啡便足够了。除了在精神十分紧张的时候，他很少吸烟，更少喝酒。在电影界或戏剧界人士到他那儿赴宴的时候—这是很经常的事情—他们总是在饭前或者饭后去餐馆饱餐一顿。在战时，当食物端上来的时候，桌旁的客人不仅得将就吃下眼前十分简单的饭菜，戈培尔还派一个仆人，托着一只银盘，手拿剪刀，绕桌而行，去逐个收取”他们的肉票、油票和面包票。
戈培尔十分反感其他的纳粹领袖，尤其是戈林喜欢摆出来的炫人耳目的奢侈的宴席。当戈林1935年4月为了庆祝他和女演员艾米·索纳曼的婚礼在歌剧院举行豪华的庆典时，戈培尔授意各报纸尽可能冷淡地对此进行报道。在第二年的1月份，戈林被邀请参加了一个同样奢华的舞会戈培尔对从本来就很少的几张照片中挑选出一些他认为可以发表的很感棘手。但在一些合适的情况下，戈培尔也会表现出，他同样是喜爱奢华的。1936年7月，他在万湖上举办了“威尼斯之夜”，招待3000名来宾。戈培尔举行此次盛会并非是出于个人的享乐，而是尽其实际应酬的义务，款待从世界各地来到柏林的国际贸易代表团的成员。1936年，柏林举办奥运会。在来宾们面前戈培尔也想展示出一幅第三帝国幸福光荣的图画。因此，他在万湖上第二次举行了晚会。一大群女演员、女舞蹈家乔装成希腊神话中居住在水泽中的仙女，代表着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希腊精神。可惜的是她们的戏做得太过火了，拂晓时分，整个场面不像在奥林匹斯山上，倒更像是一场狂欢闹宴。这件事变成了一桩相当大的丑闻，连无所不能的戈培尔也无法把它掩盖起来。因此，追求奢华而经常挨骂的戈林对此十分高兴。几天后，为了表示对奥林匹亚精神的敬意，戈林举行了一次啤酒晚会。这场晚会和戈培尔的活动比起来，被誉为典型的中产阶级的可敬的典范。
战前，戈培尔夫妇作为主人和客人在希特勒的群体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希特勒本来可以从最吸引人的男男女女中选择出餐桌上的伙伴和他共同消磨时光。但他却把他“奋斗时代”里的老朋友和老同志组成的小圈子放在了首位。
希特勒的总理府有一种规矩，甚至可以说像是举行仪式的程序。希特勒总是很晚才起床，约在上午十点或十一点。等到他开始到办公室视事，往往已到中午。他一般要在办公室逛一下，和秘书们聊聊天，然后再浏览成批的文件，详细阅读报刊摘要。到下午两点，他将同大约四五十个客人在“快乐的总理餐厅”共进午餐。这些客人大部分是他的党徒，或是来访的地方长官，再就是总理府成员中的常客：巴尔、泽普·迪特里希、高级副官们和建筑师施佩尔，戈培尔偶尔也来。这种聚会很少在下午四时前结束的。
希特勒是个十足的夜游神。德国人的晚餐是淡而无味的冷食，总理府的晚餐也不例外。晚上的客人主要是柏林文艺界人士，而不是政界和政府人士。午夜，大部分客人告辞，希特勒就和莱伊、莫勒尔医生、赫维尔、巴尔，有时还有戈培尔等老伙伴一起围在壁炉旁，讨论的内容始终如一，较少现实生活，而主要是谈二十年代纳粹初期那些振奋人心的事。戈培尔不在场时，这种炉边谈话往往变成希特勒的长篇独白。而有戈培尔在，情况就不同了。
希特勒毫无幽默感。他让别人互相开玩笑，自己在一旁哈哈大笑，不加节制，甚至当真笑得直不起腰来。戈培尔最善于讲一些俏皮话使希特勒开心，同时贬低他个人在内部权力斗争中的竞争者。有一次，他说：“希特勒青年团要求我们为他们的大长官劳特巴赫尔二十五岁生日发一条消息。我让人起草了一条新闻稿给他，说他充满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活力’。过了这次生日，我们就再没有听到他的下文了。”希特勒捧腹大笑。在午餐桌上，希特勒一再追述他的青年时代，说他当时受到严格的管教是很要紧的：“我经常被我父亲狠揍。现在我还相信，这是必要的，对我有帮助。”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用大家都能听得到的声音插话说：“今天看来，我的元首，挨揍对您确有好处。”合座皆惊，面面相觑。为挽救这种难堪的局面，弗里克赶忙补充说：“我的意思是，正因为如此，我的元首，您才有今天。”一向认为弗里克是无可救药的蠢材的戈培尔挖苦地说：“亲爱的弗里克，我猜您年轻时一定没有挨过打。”
戈培尔专好取笑罗森贝格，称他为“帝国哲学家”，讲他的轶事来贬低他。戈培尔拿他来开心时，肯定能得到希特勒的赞许，因此，他就老拿罗森贝格当作笑料来谈，讲的时候，就像演戏一样，各种角色好似都经过精心排练，只等着登台出场。最后，希特勒几乎肯定要插上几句话：“《人民观察家》报同它的主编罗森贝格一样地俗不可耐。本来我们党内有一份叫做《荨麻》的幽默小报。再没有比它更沉闷的了！从另一个角度说，《人民观察家报》倒是一份幽默小报”。为了让希特勒高兴，戈培尔把这家大印刷厂的老板米勒也拉进戏里来，因为米勒千方百计地既为纳粹党服务，又不失去他的老主顾——上巴伐利亚笃信天主教的团体和阶层。米勒的出版书目方面极广，从敬神的历书直到罗森贝格反对教会的著作。他之所以能有这种伸缩余地，是因为在二十年代时尽管纳粹党付不出排版印刷费用，他仍然继续给他们印《人民观察家报》。
有些笑话是别人有意准备好讲给希特勒听的，它们都同实际发生的事情有关，不过是打着这种幌子，随时向希特勒汇报罢了。干这种事，戈培尔也总比其他人更胜一筹，而希特勒也一再给予嘉许，以示鼓励。
在广播系统，有一位老党员欧根·哈达莫夫斯基得到了帝国广播电台台长这个重要职务，现在他又想当帝国广播系统负责人。可是，戈培尔已经物色了别人，并且担心希特勒会支持哈达莫夫斯基，因为此人在1933年以前的历次竞选运动中曾以出色的才干组织过有线转播网宣传部国务秘书汉克把哈达莫夫斯基请去，告诉他说，希特勒刚才任命他为广播系统的“帝国总监”。哈达莫夫斯基听说他朝思暮想的职位终于到手，简直欣喜若狂。戈培尔在午餐桌上向希特勒叙述此事时，显然用的是漫画式的渲染和丑化手法，因此，希特勒完全把它当作编造出来的长篇笑话。第二天，戈培尔让人印了几份报纸清样，上面载有报道任命哈达莫夫斯基的假消息，还用夸大的言辞赞扬这位新受命者。戈培尔把这些记得滚瓜烂熟，随后又来向希特勒讲述报上夸大的赞词，以及哈达莫夫斯基拿到这些报纸清样时是如何兴高采烈。希特勒和同桌的人又一次笑得前俯后仰。就在这一天，汉克又把新受命者请去，让他对着一个没有通电的扩音器致就职词，次日，戈培尔大讲那位受愚弄者如何喜形于色，手舞足蹈，大家听了，又乐不可支。这是一场恶作剧。从头到尾，被捉弄者毫无替自己辩解的可能，而且一直被蒙在鼓里，不知道他再也得不到希特勒的支持了。不知戈培尔讲的全是真事，抑或纯属虚构。
驻国外通讯社社长普齐·汉夫施滕格尔，他由于同希特勒私人关系甚密，于是便遭戈培尔的猜忌。戈培尔先是加给汉夫施滕格尔一个所谓吝啬的恶名。之后，又用一张唱片来证实，汉夫施滕格尔创作的一首流行的进行曲的旋律，是从一首英国歌曲中剽窃来的。到西班牙内战时，这位驻外通讯社记者已经失去信任，此时，戈培尔又在饭桌上说，汉夫施滕格尔曾说过一些关于在西班牙作战的德国士兵士气不振之类的坏话。希特勒勃然大怒，说这个胆小鬼，他有什么权利去评论别人有没有勇气，非教训他一顿不可。几天以后，希特勒派人给汉夫施滕格尔送去了一道密封的命令，要他上了专为他准备的飞机并在起飞后才准拆开。飞机起飞，汉夫施滕格尔把命令拆开一看，大惊失色，原来要把他空投到“红色西班牙地区”，去替佛朗哥当间谍。在午餐时，戈培尔向希特勒作了详尽的汇报，说汉夫施滕格尔在读了命令后，如何绝望地请求驾驶员掉头往回飞，口口声声说，这准是一场误；飞机又如何在德国上空云层中盘旋数小时之久，驾驶员骗他说飞机在什么什么方位，他当真以为离西班牙越来越近了，最后，驾驶员对他说，飞机要紧急着陆，随后安全地降落在来比锡机场上。汉夫施滕格尔下了飞机，想必已经意识到他是一场恶作剧的牺牲品。这时，他神色慌乱地说，有人要谋害他。不久，他就失踪了。
戈培尔每讲一段，希特勒及其座上客就大笑一阵，尤其因为这次恶作剧是他和戈培尔合伙策划的。过了一段日子，希特勒获悉，汉夫施滕格尔在国外请求避难，他这才担起心来，生怕他同外国通讯社合作，拿他所知道的机密来换取钱财。可是，尽管汉夫施滕格尔背着一个贪财的恶名，却并没有这样做。常常参加这种谈话的奥托·狄特里希曾用这样的文字来描述戈培尔参加这种聚会的有趣图景：
“来宾们总是让希特勒侃侃而谈，而自己只是很少地插几句话。戈培尔是一个例外，他会在谈话中向希特勒抛去几个令他感兴趣的提示词。戈培尔总是利用这样的机会，取得关于这个或那个问题的重要决策——虽然是口头上的，但他却可以将其作为“元首命令”而加以利用。如果一时间希特勒沉默了，戈培尔也不出声，有时便会出现一段长时间的难耐的谈话间歇。这时就必须有笑话来填补空间。特别是戈培尔会不知疲倦地用柏林的粗话来讲述最新的政治笑话。但他此时非常注意，只讲述那些与自己不相干，而以戈林或其他党的领袖为其‘牺牲品’的笑话。”
学生时代的戈培尔十分感激那曾在他贫困时解囊相助的犹太人科南大叔，他是戈培尔1924年的自然提纲的校外指路人。也许靠了他，戈培尔才能—继童话书之后——抄录第一流的有影响的书：《布登勃洛克一家》。家里谁也不对他谈论托马斯·曼。不管戈培尔注视他大学时的犹太教师还是他那十分钟爱的一半犹太血统的未婚妻，甚至他本人时，都觉得他在这些人当中既不是高贵的“雅利安种”，同尼采的那种“金发野人”的形象也绝无吻合之处。
戈培尔在青年时代根本就没有认真看待天主教教义所维护的那种宗教性反犹主义。他曾将一位犹太人，即在海德堡写博士论文的指导教师弗里德里希·贡多尔夫，视为自己精神上的良师益友；当他熟悉整个古典文学时，送给他最心爱的姑娘的恰恰是犹太人海涅的《诗歌集》；在他每次照镜子时，只要还有自我幽默感并在思想上与荒谬的纳粹学说保持距离，种族谬论对他来说就毫无意义。
戈培尔的妻子玛格达·戈培尔也是在一个犹太商人的舒适环境里长大的。犹太商人弗里德伦德尔娶了玛格达的母亲。
上述种种都表明，早先，戈培尔并未把希特勒的种族理论当作一回事。
成长中的、逐渐成年的戈培尔，直到二十七岁在政治上尚未找到归宿，这时他还没有接受他未来元首的那套反犹太主义。当时除了希特勒，谁都不会认为或者希望后来能够出现残害犹太人的暴行。然而不久以后，以及在他整个后半生，戈培尔则完全抛弃了自己的观点。
1933年，出任宣传部长伊始，在科学院院士们的喝彩声中，戈培尔策划了一次公开焚毁海涅、托马斯·曼、爱因斯坦、左拉、弗洛伊德等著作的焚书运动。他厉声宣称：“……登峰造极的犹太人的惟智主义时代现在已经结束了。德国革命冲破重重阻碍，给德国的意识形态打开了一条通路。你们在深夜将这些历史垃圾付之一炬，干得实在漂亮。这是一个剧烈的、伟大的和象征性的行动，它将向全世界证明：“十一月共和国”（指1913年德国爆发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支柱已经垮台了。可是，新智慧的长舌鸟将从这些废墟上展翅而起，旧的已化为灰烬，新的东西将从我们内心的火焰中升腾起来”
戈培尔组织焚毁犹太人的著作，不仅仅是消除犹太人在文学领域内的影响，而且，在随后几个月中，在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贯彻了一种新的方针，戈培尔将清除犹太人影响的活动扩展到音乐、戏剧、新闻、广播、电影等等领域。艺术家毕加索、马蒂斯、塞尚等的画幅从博物馆中消失了大学和科学研究机关中的“犹太人绝迹”了。当时高度发展的德国—犹太文化的代表，如杰出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西格豪德、弗洛伊德也加入了著名的政治流亡者的行列。
在戈培尔控制的报刊上，反犹舆论与日俱增。1935年9月颁布的纽伦堡法不再承认犹太人为“帝国公民”。新的法律禁止犹太人同“高贵”的种族发生任何个人接触。希特勒给“犹太人”这个概念重新下了定义，凡曾祖父母中有三人是犹太人的均为犹太人。他还根据祖父母中犹太人多少将犹太人分成几类：如四分之三犹太人，二分之一犹太人和四分之一犹太人。
将近1935年底，有八千犹太人自杀，七万五千犹太人流亡国外。
到了1941年和1942年，戈培尔作为柏林大区党部书记，成了当时推行种族灭绝政策最卖力的人物之一，他竭力讨好希特勒，把柏林作为“无犹太人区”来向他报功。
他在《帝国报》上亲自撰文说：“在这个历史性的辩论中，每个犹太人都是我们的敌人，不管他是在波兰的犹太区里艰苦度日，还是在柏林或汉堡苟延残喘，也不论他是在纽约吹起了战争号角。犹太人也能算是人吗？这就像那些谋财害命者、奸淫幼童犯和靠妓女养活自己的男人一样，犹太人是寄生种族，他们就像霉菌需要健康人来培育一样。对付他们只有一个办法：一刀两断，摆脱他们。毫不留情！至于犹太人还生活在我们中间这一事实绝不能证明他们和我们属于同一类。如同跳蚤在家里但并不能成为家畜一样。”
他所指的“跳蚤”是占德国人不到百分之一的那一部分，而为德国赢得百分之二十五诺贝尔奖金的正是他们。他也知道，1914至1918年期间，德方有一万二千多名犹太人阵亡
在“最后解决”之后，戈培尔说，必须“同耗子一样打死犹太人。在德国，我们幸好已经切实地做到了这一点。我希望，全世界都来效法我们。”
撒谎成性 大造谣言
戈培尔尽造谣生事、颠倒黑白之能事，在希特勒进攻波兰，正式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达到了顶峰，他制造宣传舆论的伎俩，这一次是创了新的纪录。
波兰位于欧洲东部，东接苏联，面临德国，南界捷克斯洛伐克，北濒波罗的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波兰是当时英、法在欧洲诸盟国中军事上最强大的一个国家。德国若占领波兰，不仅能获得大量的军事经济资源，而且还能大大改善自己的战略地位：既可消除进攻英法的后顾之忧，又可建立袭击苏联的基地。因此，德国在并吞奥地利和捷克后，便选定波兰为其下一步侵略的目标。对波兰的侵略战争，是希特勒妄图称霸世界的战争总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39年3月21日，德国向波兰发出通牒，要求它把但泽“归还”给德国，并将在“波兰走廊”建筑公路、铁路的权利也转让给德国。希特勒的无理要求，遭到波兰政府的严词拒绝。4月28日，德国废除了德波互不侵犯条约，并再次提出领土要求。希特勒的目的十分清楚，不仅要夺回根据“凡尔赛和约”被割去的但泽走廊，而且还要占领整个波兰。他在一次高级将领会议上曾明确地说过：
但泽根本不是争执的中心问题。中心问题是要把我们的生存空间向东方扩张”
早在1939年4月3日，德军最高统帅部就已下达了关于制定对波兰作战计划的指示，4月11日希特勒签署了进行备战的训令，规定德军应于9月1日以前做好一切准备。德军侵波战争的计划，代号为“白色方案”，其战略企图是：利用快速兵团和优势航空兵，实施突然袭击，一举灭亡波兰。
希特勒要发动战争，侵略波兰，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情。
事实也是，1939年8月31日晚，一批身穿波兰军服的德国党卫队队员，按预定计划，“袭击”并“占领”了紧靠波兰边境的一个德国城市格莱维茨，并炸毁了德却奥附近的一座桥梁。德军“占领”该城的电台后，用波兰语辱骂德国，并丢下了几具身穿波兰军服但实际上是德国囚犯的尸体。接着，德国的由戈培尔亲自控制的所有电台便广播了所谓“德国遭到了波兰突然袭击”的消息，并以此为借口发动了侵波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就此爆发。
可是，一个外国观察家在柏林也可以看到，报纸在戈培尔的巧妙操纵下，怎样欺骗了天真的德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自从戈培尔1933年对所有的日报实行“一体化”，摧毁了新闻出版自由以后，德国人民生活在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世界里”。
在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前夕，德国的报纸是怎样说的呢？
《柏林日报》以大字标题提出警告：“当心波兰！”“对于肆无忌惮地蹂躏欧洲和平与人权的波兰的答复！”
卡尔斯鲁厄《领袖》日报的标题是：“华沙扬言将轰炸但泽——极端疯狂的波兰人发动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挑衅！”
《柏林日报》的标题：“波兰完全陷于骚乱之中—日耳曼人家庭在逃亡—波兰军队推进到德国国境边缘！”
《12点钟报》的标题是：“这样的玩火行为太过分了——三架德国客机受到波兰人射击—走廊地带许多日耳曼人农舍成为一片火海！”
8月27日星期日版的《人民观察家报》第一版的通栏标题是：
波兰全境均处于战争狂热中！一百五十万人已经动员！军队源源运往边境！上西里西亚陷入混乱！”
一直到1939年8月31日的夜幕笼罩欧洲，晚间九点，戈培尔的所有电台都广播了希特勒对波兰的和平建议。戈培尔再一次在帮助希特勒弄虚作假，混淆视听
几乎与此同时，由党卫队瑙约克斯率领一支特别行动队在德波边境采取行动。瑙约克斯后来在纽伦堡军事法庭上，作为见证人说道：“盖世太保头子海因里希·缪勒曾对我们说他有12名囚犯。他要他们穿波兰军服，把他们弄死后放在出事地点，以此表明他们是在进攻时被打死的。为此，盖世太保雇用的一位医生给他们打毒药针，然后再用枪打，在他们身上造成伤口。事情发生后，一些报界人士和其他人士被领到现场。缪勒告诉我，他从海德里希那儿得到命令，要给我一个这样的死囚来布置格莱维茨事件。这个死囚所用的代号是‘罐头货’”
可是，1939年9月旧戈培尔在《人民观察家报》上说什么呢？标题：“侵略者袭击格莱维茨电台”
他说“一队波兰士兵在昨夜近20时占领了格莱维茨电台大楼当时大楼内仅有几个值班人员。很明显，波兰进攻者对那里的情况很熟悉。他们袭击了电台的工作人员，闯入播音室和机房，打死了遇到的人。
“侵略者切断了与布雷斯劳电台的转接线路，并对着话筒用波兰语和德语读了他们预先准备的广播稿。
“他们声称该市的电台已在波兰人的控制之中，他们攻击德国，说布雷斯劳和但泽都是波兰的领土。
“听众大吃一惊，于是报告警察。几分钟后，警察赶到出事现场。侵略者向警察开枪射击，但几分钟后全部被俘。战斗中，一名波兰人被击毙。”
这类文章实际上都是戈培尔他们早已准备好的。
这天，电台中，广播着希特勒的一份冠冕堂皇的告德国军队书。他说：“波兰已经拒绝了我所期望的两国关系的和平解决，而且诉诸了武力……为一个大国所不能容忍的一系列侵犯边境的事件，证明波兰已经不愿尊重德国的边界。
“为了制止这种疯狂行为，我别无良策，此后只有以武力对付武力。”
那天，德国外交部向所有的驻外使节发出了一份通电，就他们所应采取的态度作了指示：“为了抵御波兰的进攻，德国军队已于今晨开始对波兰采取行动。这一行动在目前不得称为战争，而只能称作是由波兰的进攻所引起的接触。”
1939年9月1日破晓，德国军队大举越过波兰国境，分北、南、西三路进逼华沙。
天空中，德国机群吼叫着飞向自己的目标：波兰的部队、军火库、桥梁、铁路以及不设防的城市。几分钟后，这些飞机就要使波兰人不分军民第一次尝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来自空中的突然死亡和毁灭的滋味，同时也带来了一种恐怖，在此后六年间欧亚两洲千百万男女老幼将经常处于这种恐怖之下，但是戈培尔对此感到很得意，他在一次演讲中说：
“政治就是一种赌博”，“只要我们，纳粹政府和后台老板能赢，我们就准备把全体人民去做赌注—战争就是这场赌博的最残酷的结局。”
就这样，戈培尔利用手中的宣传机器，使用颠倒黑白的惯用伎俩，为希特勒的纳粹战车吹起魔鬼般的号角，整个世界，都注定要蒙受深重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