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培尔有写日记的习惯和癖好，一生中写了很多日记，只有惟一的一本，经戈培尔本人亲手编辑整理，于1930年以“从凯撒霍夫到国务总理办公厅”为题由纳粹党的出版社出版。这其中记述了纳粹党从1932年1月1日到1933年5月1日之间的主要活动，从中能看出他如何从充当吹鼓手，怎样尽情美化希特勒而逐渐爬上显赫位子的。
这一时期对戈培尔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他担负着繁重的工作。在这攫取政权之前的最后一年中，希特勒一次又一次地来到柏林，几乎每个晚上，他都习惯于在戈培尔家里一直呆到深夜，并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商谈问题。
在那一年里至少有五次重要的竞选活动：一次州议会选举，两次国会选举，还有两次总统选举。希特勒在竞选总统中失败了。在1932年3月13日的第一次选举中，兴登堡还不能获得绝对的多数票。然而四个星期之后，在4月10日，兴登堡以获得百分之五十的选票击败了希特勒和共产党的候选人恩斯特·台尔曼。
在1932年4月23日进行的各州选举中，国家社会党有胜亦有败。虽然它是普鲁士邦议会中最强大的政党，但在符腾堡、巴利亚、汉堡州选举结果却并不令人满意。在7月31日举行的国会选举中，国家社会党取得了有史以来的最大胜利——它赢得了230个议会议席。就在这个时候，经济危机也发展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有近700万人失业。
纳粹党成员赫尔曼·戈林当选为国民议会议长。而总理冯·巴本在议员们拒绝对他投信任票后，宣布解散国会。于是，议长戈林试图通过“非议会的”办法阻止总理发言。纳粹党自然对解散国会毫无兴趣，尤其是因为新的选举对它来说将意味着是一个一时根本无法承受的财政重负。
然而，戈林的花招却不能阻止总理巴本愿望的实现，因为解散国会已经得到总统批准。新的选举定于1932年11月6日举行。在这次选举中国家社会党失去了200万张选票，在国会中的议席也由23。个减少到196个。
1932年11月17日，冯·巴本辞去了总理之职，他的继任者是冯·施莱彻尔将军。他于1932年12月2日就任，不过几个星期后，1933年1月28日他便下野了。
很多政治问题需要议会在1932年讨论。比如，战争赔款问题、不均衡的国家预算、失业问题、德国在裁军问题上未澄清的地位。1932年2月2日协约国召开了已经拖延了好几个月的裁军会议。冯·巴本希望利用协约国各方意见的分歧使德国国防军事实上已经开始的扩充军备合法化。1932年4月13日，总统对希特勒的私人部队—冲锋队和党卫军下了禁令。
可是，1932年6月14日，总理冯·巴本却又解除了这项对冲锋队的禁令。
凯撒霍夫饭店在任何时候都是纳粹党的行政司令部。除此以外，戈培尔在总理广场的家也是一个会面地点。在这里，希特勒和他的追随者们商讨着后面几天谈判的具体的策略。1932年1月上旬戈培尔努力说服希特勒，通过参加总统竞选来检验他们的实力。希特勒有些犹豫，想到月底再作决定，但是直到2月中旬他还未下决心。兴登堡于2月15日宣布竞选总统。而希特勒却又给自己留了一个星期的考虑时间。2月下旬，希特勒嘱戈培尔在体育馆里宣布他参加竞选。
2月21日晚，柏林体育馆里座无虚席。西区、东区、北区的纳粹军官们都到齐了。集会刚一开始人们就热烈地喝彩。当戈培尔用准备了一个小时的发言宣布希特勒将参加竞选时，纳粹分子欢呼的浪潮持续了几乎有10分钟，他们起立、欢呼、叫喊，体育馆的圆顶都快要被冲破了。
集会之后，戈培尔和希特勒一起回到慕尼黑。为了讨好希特勒，戈培尔和他的妻子极尽献媚之能事。他称希特勒是讲故事讲得最好的人……敌对的报纸对他的描述完全是错误的，没有任何一个比他更适合一个专制统治者的角色……他有这样的天赋，能非常迅速地作出决定。然而，他本人却又是那么无可形容的宽容和友善。玛格达施展她的魅力，母亲般地照顾希特勒。每当那无休止的讨论需要希特勒在她家一直呆到深夜，她就会非常高兴。当时，玛格达新婚后已经怀孕。每当希特勒和他的随从们到来的时候，就得按他的习惯专门给他做菜。当时，那些随从总是坐在厨房里，她早就为他们准备好一箱啤酒，还有大量的三明治。玛格达本人也擅长烹调。于是，玛格达就亲手为他制作三餐，照顾周到体贴
希特勒的画像是由纳粹党的宣传员迎合公众的口味而塑造出来，那是一幅卓尔不群却又平易亲切的英雄的肖像—希特勒如何在深夜与朋友们的讨论中为国家的命运而深思熟虑；他又如何省出时间来，在玛格达的丈夫因公出差不在家时到医院去看望她；他如何出于对儿童强烈的爱，“在孩子们向他伸出双臂时”，随时说出一两句玩笑话，露出父亲般的微笑来；他，这位所有优秀的同志中的佼佼者，又如何出于男性的真诚，握住一位敏感的艺术家的手，被描绘成一位沉思着新奇宏伟的设计的画家和建筑师，被描绘成一个有艺术才能的人，他懂得如何在夜晚的小聚会上，在瓦格纳和勃拉姆斯、在贝多芬和莫扎特的音乐中放松休息。
戈培尔对希特勒极尽吹捧之能事，称希特勒千真万确是在为即将到来的权力的接管做准备，希特勒说话、理事、思维都仿佛他已经掌握了政权，如果没有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是根本无法想像的。
戈培尔还描述了希特勒是如何在危急的情况下经受住了考验：
竞选总统失败后，当天夜里我和希特勒通了电话，希特勒保持着绝对的冷静，对一切都了解于心，这和我想像的完全一样。我们的目标定得太高了，但尽管如此，我们参加这次竞选也没有错。失败了的战役并不像人们想要避开的战役那样损失巨大，如果我们现在无畏地重新开始工作，我们就能弥补损失……希特勒也立刻下了决心，他一刻也不再犹豫，开始了新的战斗
这使希特勒周围的人又都重新鼓足了勇气。只要希特勒不屈服，那么整个组织就不会垮下去。他牢牢地控制着危险的局势，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的怯弱。
其他的照片也照样是令人肉麻的吹捧：射击场上的神枪手希特勒；攀登和游玩在贝希特斯加登山上的希特勒，他站在无人的山巅，远离平原的人群，进行着庄严的思考，作着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还有许多许多的希特勒，一个伟大的演说家，正站在高处俯视仰望着他的人群；希特勒，一个独坐在飞机里的幸运儿，即使在高空中也从不使用供氧设备。
对于纳粹党其他领导人的功劳戈培尔却很少提及戈林有时会受到表扬，冲锋队长恩斯特·罗姆的名字在300多页的文件中仅仅被赞许地提到过六次。相反，戈培尔过去的主子一施拉特拉塞，则不断地受到攻击和诽谤，以至他名誉扫地，他被人说成是一个疲于争斗的小集团的头子，无论是他在国会中软弱无力的发言，还是他受到“犹太人报绝对的盛赞”，都同样遭到指责。他被尖锐地批评为会使党瓦解的失败主义者。为了达到打垮施特拉塞的目的，戈培尔还称施特拉塞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变色龙”。
1932年12月2日，冯·施莱彻尔将军担任了德国总理。由于得不到议会多数的支持，故其统治缺乏牢固的基础。为了设法获得这样一个基础，并且为了阻止希特勒对于德国共和国的威胁，施莱彻尔试图建立一个包括基督教和社会主义工会以及国家社会党施特拉塞派在内的联合政府。如果他的愿望实现，他就既可以化解来自希特勒的反对，又可以使国家社会党分裂，从而决定性地削弱希特勒的优势然而，施莱彻尔的计划遭到了社会民主党领导层的反对，他们禁止社会主义工会的领导莱巴特与施特拉塞谈判。
希特勒也迅速做出反应，1932年12月5日，戈培尔受希特勒委托，召集所有在柏林的纳粹党领导在凯撒霍夫饭店开会，而且打电话催促国家社会党议会党团的全体成员参加。有关“联合”问题必须紧急进行协商。施特拉塞试图与施莱彻尔会谈，但每一次都被希特勒阻止。两天以后，希特勒和施特拉塞又一次在凯撒霍夫饭店会面，希特勒当面指责施特拉塞背信弃义，并且断言，施特拉塞一定背着他与施莱彻尔举行了会谈。施特拉塞勃然大怒。情景非常尴尬，希特勒怒吼着，狂叫着，列述了施特拉塞犯下的所有他能想到的罪行。当他最后不得不喘一口气的时候，施特拉塞问道：“希特勒先生，这一切都是您真实的想法吗？”
“那当然。”
希特勒吼叫着，使劲儿地点着头。施特拉塞被气得脸色发白，抓起他的公文包，一言不发地走出了会议室。他回到他当时下榻的艾克西尔西亚饭店，立即给希特勒写了一封信，在信里他提出辞去党内一切职务的要求。然后他乘上自己的汽车驶向南方。一切已使他感到厌倦，他决定不再与政治打交道。
“背叛，背叛，背叛！”戈培尔帮着希特勒怒骂施特拉塞。
施特拉塞出走，希特勒在旅馆房间内来回踱步，达几个小时。他陷入了沉思。最后他停下脚步来说：“如果党一旦垮台，我就用一支手枪在三分钟之内一了百了”
施特拉塞的同党非常失望，他们希望把他找回来，可不好找。他没有留言说明他的去向。几天以后，当希特勒和戈培尔对“施特拉塞派”那些同党采取行动并有望达到目的时，他才终于露面。那时，在国家社会党议会党团里仍然有多于三分之一的议员——大约70人站在施特拉塞一边，他们渴望得到坚决果断的领导。如果当时施特拉塞继续留在柏林，并坚定地维护自己的主张，恐怕世界历史将会重写。
1932年底，国家社会党欠下了高达700万或800万马克的债务，这些钱绝大部分花在了制作大量的印刷品上，比如宣传画、传单等等。
戈培尔不断地抱怨“财政危机”。1933年1月4日，巴本、希特勒和银行家施罗德科隆进行了一次“秘密”协商。第二天早晨这次协商就作为轰动性的标题新闻被世界各家报纸刊出。
希特勒知道眼下对他来说是关键时刻，“要么得到全部，要么一无所得”。施特拉塞要在新的选举时提出一份忠于他的国家社会党候选人“竞选名单”，是否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被任命为总理。
希特勒突然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做出了重大的让步。他甘心接受支持联合，而且在组阁的具体问题上也表示这可以商量（他甚至甘心接受了让他的政党的少数成员加入政府的条件）。如果总统任命他为总理，他只要求其他两个内阁职位，其余九个部长的位置让给他的谈判对手。这些认为，3:1的多数，可以使长期酝酿的计划将得以实现—希特勒和他的群众运动将可以通过议会的手段加以控制，“元首”将可以按他们自己的标准加以约束。
在宣传领域，戈培尔承认，只有希特勒和他水平相当。他发明了像“宣传艺术”和“宣传艺术家”这样的词汇，以便使他自己的功劳得到恰如其分的评价在攫取权力过程中和在最后的法西斯政府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他的宣传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欧洲最现代化和最大规模的宣传。
1932年1月，戈培尔和希特勒非常细致地谈了他未来的那个部门的多方面作用。他们决定，不仅报刊、电台、电影，而且一部分文化事业都将归他管辖。
1932年2月10日，戈培尔自称：我有这种雄心，把今天的选举变成一次宣传的杰作。
我要将工作的重心停留在宣传上，运用所有的技巧尽善尽美。用最新颖和最恰当的方法直接把我们引向胜利，我必须不断克服其他的困难。
他的传单和宣传画上的标题在短时间内就产生了效果。如，在某些地方干脆写着：“自杀吧！”他的宣传活动一步一步地加强了纳粹党新闻组织的建设。他的私人报纸《进攻》由一份可怜的周末小报发展成一份每天都发行的晚报。他自吹我们的宣传画真是棒极了！” 1932年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他得意地写道：
在每5万份报纸中夹带着一张留声机唱片，它小得可以装在一个信封里发送。当我们的支持者把这张小小的唱片放到他们的留声机里时，他们就会大吃一惊。
利用电影进行法西斯宣传是戈培尔的重要举措。当时欧洲刚刚开始放映有声电影，就被德国法西斯的宣传机构拿来为自己服务。戈培尔把一次特意为此目的而设计的东西拍成了电影，并且关心着胶片下一步的发行工作。在戈培尔看完爱森斯坦的电影《战舰波将金号》和普多夫金的电影《袭卷亚洲的风暴》后，他逐渐认识到了政治性电影艺术催人醒悟的功能。1933年1月他写道：
晚上我们看了路易斯·特伦克尔的电影《反叛》，这部电影代表了电影艺术的最高成就。由此人们可以想象出未来电影将会是什么样：
那就是用非凡的生命力一挥而就的、规模极其宏大的群众革命的场面。在一个场面中可以看到，在从一个小教堂走出来的起义队伍的前面，人们抬着巨大的耶稣受难像，它使观众们受到异常的震动。从这里可以看出，如果一个精于此道的人，他可以通过电影做些什么。我们所有的人都深受感染。
第二天晚上，戈培尔又认真地观看了一遍这部电影。掌握法西斯政权之后，他把德国电影工作者召集在一起传达命令，称对于未来德国的电影作品来说，特伦克尔的《反叛》是一部典范之作。
在攫取法西斯政权之前，戈培尔仍努力进行有组织的准备工作。他称“我们的广播组织”正有力地向前迈进。现在只差一步，那就是我们还不能够利用广播电台，我们必须为此做好准备，我们迟早、也许一夜之间就会上台执政。
操纵政权之后，戈培尔设想着他的宣传的天国：
现在继续斗争就容易了，因为我们能够使用国家的一切力量。广播电台和报纸随时都可供我们使用，所以要给大家看一个宣传的杰作，而且这一次，当然不愁没有经费了
对手们对于大规模广播宣传的可能性尚未了解，因此我们将不放过这种可能性……我们决定，元首将在每一座有自己的放映发射站的城市讲话。我们将把无线电广播传播到群众中去，并且让听众们看到一个生动的画面，让他们看到在我们的集会上发生的一切我本人将在元首每一次讲话前首先发言，我要试图让听众们感受到我们群众集会的气氛和魅力。
但在1932年忙碌而疲惫的争斗中，戈培尔的活动只能局限在挑衅和引起轰动效应上。在纳粹党的军队被宣布为非法的那一段时期，他还带着四五十名冲锋队成员闯进了波茨坦广场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这些人尽力地大吵大闹。戈培尔希望，他们所有的人都被捕，由此产生一起特大轰动事件。但警察却没有理他。
1932年7月，纳粹党针对国会选举的宣传画贴到了柏林街头的广告柱上。戈培尔自夸：
我们已经制作好了宣传画，如果它不被禁止的话，它将把整个帝国的首都弄得乱七八糟因为我们攻击了伊希多尔·魏斯，警察总局已经把《进攻》禁了五天。魏斯现在明显处于窘境，他正在尽其所能地挽救他那微乎其微的声誉。
戈培尔喜欢用狠毒的恶意中伤来“调剂”他的宣传。在勃鲁宁下台前不久，他使这位总理的形象在巨幅宣传画上出现，公开地显示他与纳粹党意见不和。戈培尔非常清楚地知道，为了参与纳粹党的“表演”，勃鲁宁决不会出席他的集会。他期待着勃鲁宁的拒绝。果然，勃鲁宁立刻就拒绝了。仅仅一个小时以后，这条消息就被用广告公布了出去。戈培尔站在讲台上，在他面前放着几只箱子。为了给听众取乐，他解释说，虽然总理“逃避”了论战，但我还是把它带来了。箱子打开了，露出来许多唱片。接着，勃鲁宁各种讲话的片段由扩音器里传出来。这些片段完全脱离了上下文，被非常巧妙地重新组织了起来，这给戈培尔写讽刺性的评论文章提供了机会。他随心所欲地反驳这位总理的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戈培尔本人也成了这种宣传的牺牲品。英国的无线电台在它的德语节目中，从希特勒和戈培尔的讲话里寻章摘句，故意找出内容相反的语句，揭露他们之间明显的“矛盾”，以便戳穿他们的谎言。
1933年1月15日，在利珀举行州议会选举。纳粹党这次急于取胜。戈培尔决定把他庞大的宣传机构的全部手段都集中到在利珀的选举中。戈培尔亲自穿梭于利珀的乡间，他在小酒店里对着几十个人发表演讲。为了赢得更多的选票，他甚至挨家挨户地进行宣传。成千上万的冲锋队队员突然出现在宁静沉睡着的城镇和乡村，他们把敌对政党的宣传画都从墙上撕了下来。整个白天都可以听到军乐声。可以喝到免费送的啤酒，晚间可以看到高举着火炬的游行队伍。
敌对的报纸讽刺说，这是“用大炮向麻雀开火”。但是，选举的结果证明戈培尔是对的，纳粹党在竞选中获胜。
在进行煽动方面戈培尔是个内行，特别是他喜欢主持葬礼。他可以把每一个在巷战中或者在争斗中丧生的冲锋队或党卫军成员的葬礼变成一次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1932年1月26日他写道，“我们安葬了冲锋队的施瓦茨同志”，“这情景是多么令人感动！在墓地，我朝着坟墓大声叫嚷，发泄我的全部愤怒。”
1932年11月11日，戈培尔在舍内贝格，为冲锋队队员雷皮齐举行葬礼。他说，这位队员是在罢工中被枪杀的。有4万人来为他送葬，就好像他是一位王侯。几架飞机在墓地上空盘旋，飞机上插着几面三角旗，上面的“”标志若隐若现，它们仿佛要对死者致最后的问候。冲锋队成员们被这场面深深地感动了。
另一个葬礼场面：
被安葬的叫瓦格尼茨。柏林市的不少群众参加了他的葬礼，仿佛安葬的是一位王子。中午，把他的尸体从太平间取出来，后边跟着一眼望不到头的送葬队伍，冒着濛濛细雨，穿过柏林的郊区，所有的人跟在这个被杀的年轻纳粹分子的灵车后面，穿过接连不断的人墙，走了足足两个半小时。冲锋队、党卫军和青年组织的全体成员来为这个青年纳粹分子送行。成千上万人走出了家门。在黄昏来临的时候，送葬队伍到达了墓地，不少群众带着深深的悲痛伫立在街道两旁。直到大约午夜，有1万人从这位16岁的青年纳粹分子的墓旁走过。
再有，纳粹党青年组织成员诺尔库斯的死也给戈培尔带来了政治上的好处。
由于戈培尔此时又一次被暂时禁止公开地发表政治演讲，因此致墓前悼词恰好为他提供了一个发言的机会。戈培尔讲：
我们冒着严寒为青年组织成员诺尔库斯举行葬礼，我面对聚集在细长的棺椁周围的孩子们和男人们，发表了我发自内心的悼词。这个青年的父亲显得异乎寻常地勇敢。一个朴素的工人，脸色苍白，在《霍尔斯特·威塞尔之歌》的乐曲声中高高举起手，满怀愤怒和骄傲地唱着：“高举起旗帜！”……
1932年，戈培尔的纳粹活动几乎疯狂到了极点。5月下旬在普鲁士邦议会全体会议上，紧张不安的气氛突然发展到了极点。先是共产党人辱骂我们中的一个是杀人犯，然后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头目皮克又从讲台上走出来，对我们进行最无耻的挑衅。紧接着，一个共产党人打了我们党一个财民一记耳光。这正是报复的一个信号。简而言之，我们打算决战到底。于是，我们使用了墨水瓶和椅子。三分钟之后，大厅里就只剩下我们了。共产党人被棍棒打了出去，而中产阶级政党的议员们早已提前溜之大吉我们党团的全体齐唱《霍尔斯特·威塞尔之歌》。有八个来自不同党派的议员受了重伤。会议大厅呈现出一派“壮观”的狼藉景象，我们作为胜利者屹立在战场上。
两三天以后，戈培尔把整个事情“用史诗般的广度”向希特勒叙述。希特勒竟兴奋得搓起双手来。
从1932年6月1日到7月20日，在普鲁士邦就发生了461起殴斗，总共有82人死亡，400多人重伤。1932年6月10日，星期天，在阿尔托纳的巷战中有19人丧生，差不多300人受了重伤。
1932年，戈培尔的法西斯暴行，引起德国各阶层卫生员起而攻之。一次在杜塞尔多夫和艾尔伯尔费尔德戈培尔身穿制服，坐在毫无遮盖的敞篷汽车里。街道两旁黑压压地挤满了人。汽车开动时，狂喊声四起，戈培尔座车的速度逐渐加快，从一条街驶向另一条街，遭到了石块的袭击。戈培尔吓得绕道离开了这座城市驶进杜塞尔多夫城，但同样也遇到了很多危险和困难。
一次进入鲁尔区。戈培尔首先到达艾尔伯尔费尔德，换乘了另一辆汽车，以防自己柏林牌号的车被认出来。在艾尔伯尔费尔德，报纸把群众都召集到了街上。通向火车站的路全都被堵死。人们把戈培尔的汽车当作是一辆普通的轿车，才得以通过。在车上装了很多遮蔽物，驶向明兴一格拉德巴赫。深夜，戈培尔在旅馆里和鲁尔区纳粹党的头目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谈。
戈培尔把冲锋队和党卫军的增援部队召集来参加壮大法西斯暴行，戈培尔像一个重犯一样离开自己的家乡，接下来遇到的是咒骂、嘲笑和唾弃。人们向他投掷石块，朝他啐唾沫。
十月份，国家社会党和德意志民族党一起在柏林新克尔恩区的新世界”大厅里举行了一次公开集会。双方事先讲好，两个党各自分发一半入场券。但是，戈培尔违反这种协议6:30分新克尔恩区集会地点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德意志民族党人面对这种局面显得手足无措，纳粹分子有1万人蜂拥而至。
建筑物前聚集了大量群众，其中有很多高声叫喊的纳粹党员。好几百人进了大厅，激烈的争吵正在进行，集会的负责人不知所措。当戈培尔在一些人的陪同下走进来的时候，难以形容的欢呼声一直可以传到赫尔曼广场集会开始之前，戈培尔被举止像疯子一样的冲锋队队员托在肩上，狂呼乱叫地走进了大厅，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欢呼声。民族党的绿色卫队全都躲到了两侧的墙边。
“先来者先磨”，戈培尔用这种玩世不恭的办法保证了国社会党在室内集会时人数上占了优势。他利用大约500张伪造的入场券欺骗了集会的伙伴。民族党的辩论对手缺乏演讲技巧，并且演讲一直长时间地被冲锋队有组织的嘘声所干扰，民族党集会的领导向戈培尔提出意见。戈培尔制止了嘘声，使全场重新安静。
戈培尔发言，驳斥的论据劈头盖脸地落在了对手头上，大厅里的欢呼声呈现出一边倒的局面。越来越多的德意志民族党人开始退却，那位发言人还想再一次挽回败局，但他的讲话被在场纳粹分子的叫喊和嘲笑声所淹没集会的领导者坐在他的椅子上就像一个毫无办法的老人，纳粹分子捣乱获得了胜利！
集会上发生的事情传到了外面的大街上，游行的队伍已经组成。纳粹分子用洪亮的声音高唱《霍尔斯特·威塞尔之歌》，这歌声在晚间落日的天空中回荡，然后，戈培尔把战场马上就转移到了新闻界，发行100万份报纸特刊，攻击德意志民族党想要借助它在新闻报道上的优势反败为胜。
夜里3点戈培尔的工作完成了……6点钟，戈培尔的报纸分发到各个地铁车站戈培尔在集会上捣鬼玩花招，事后他每次又发誓否认这些是他所为，靠着这个本事戈培尔说服了德意志民族党人，使他们相信国家社会党的存在是不可缺少的。戈培尔解释说，如果国家社会党分裂，成千上万的冲锋队队员就会站到共产党一方。对于厌恶任何一种极端主义的中产阶级来说，两害相权，择其轻者，这是非常清楚的认识，国家社会党在他们看来无疑是那个轻者戈培尔一直坚信，发表演讲要比写文章效果明显。他认为，在纳粹的宣传机构中，写作的工作总归不是很好，因为即使是文豪，要他用自相矛盾的空洞的言词引起读者的共鸣，也是非常困难的。然而，演说中的语言却可以在群众集会上产生直接的影响。
1932年10月1日，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的新闻机构将有所改变。已取得的成绩还不能完成现在必须完成的扩大了的任务。在选举期间，报纸的宣传效果无论如何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一点我们的记者却不能理解。他们往往过于细致认真，也许做科学工作比做新闻工作更适合于他们……我们的宣传员要比他们强，他们每天、每晚都和广大群众保持着最直接、最亲密的联系他们精通自己的业务，他们是我们党的一支精锐部队，在我们的阵营里，可以找到德国有史以来创造出的最了不起的演说家。
从1932年1月至1933年1月的13个月中，戈培尔几乎每天都发表演说，他效法传统的美国总统候选人竞选时采取的“Whistle——stop”方式，即两倍候选人每人乘坐各自的专车，在几个星期里周游全国，在每一站，哪怕是在小集镇，他们也停留几分钟，对聚集在专车周围的居民发表简短的演讲。戈培尔使这种方法变得现代化了，在飞往德累斯顿的飞机上，他用专机替代了专车。
飞机在风雨中飞行。希特勒和戈培尔的小型单翼飞机晃来晃去。突然间飞机垂直地飞速向下落，最后在德累斯顿降落。希特勒在体育馆内面对3万人发表演说后，又坐着飞机飞回柏林，赶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在柏林机场着陆，改乘汽车前往梅克伦堡。有1万人从下午4点开始就在诺伊施特累利次等候着希特勒和戈培尔。晚上8点多，两人的讲话一结束，马上穿过一条条不平坦的街道前往什切青，街道两旁都是疯狂的人群。直到午夜以后，他们才到达那里，进行演说。
这些“宣传飞行”都是由戈培尔精心策划和组织，由冲锋队的军官帮助实施的。
戈培尔觉得最舒服的地方是柏林体育馆
这个体育馆是我们创造出来的帝国最大的政治讲坛，一种与众不同的影响正是由此地产生的。如果走进这座大厅，人们会马上被挤满的人群所打动……音乐首先响了起来，然后是人们高举传统的受人欢迎的旗帜，身穿制服齐步走了进来……在这座讲台上演讲是一种高层次的享受，演讲时人们可以忘记时空。我讲了两个半小时多，我一次又一次地抨击内阁，最后人们热烈地喝彩。
1933年1月22日，希特勒发表了他上台之前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说，这是针对冲锋队和党卫军的一次讲话。在这之前刚刚进行完一次反对共产党的街头示威游行。行军队伍已挑衅地聚集在共产党党部门前。施莱彻尔总理由于担心着公众的安全，干脆对共产党的队伍下了禁令，但却没有阻止国家社会党的纵队前进。在警察的保护和装甲车的护送下，褐衫部队开赴比劳广场，对德国共产党进行攻击。有一次，因为戈培尔把汽车停错了地方，他和一名警察发生了小小的冲突。戈培尔一怒，引起了激烈的争吵。当一大批围观的群众聚集在他身边时，他就用最下流的方式辱骂那名警察，说他是共产党人，而且在不断增多的人群面前发表了一番反对政府的颇具煽动性的讲话。
1932年1月，戈培尔感叹道：
如果人有了权力，就会有足够的金钱，但是然后人就不再需要它了。如果人没有权力，人就需要金钱，但却又得不到它。
几天以后的一个晚上，戈培尔对群众发表演讲。光冲锋队的入场式就持续了40分钟，那景象颇为壮观。大厅里挤满了人，戈培尔精神为之一振……
当戈培尔面对很有影响的听众时，他会格外地努力，因为纳粹党正等待着这些人的承认和资助。
这期间，戈培尔有时相信的只有他的玛格达。1932年9月1日，玛格达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女儿赫尔加在圣诞节前夕，她重病卧床。戈培尔的感受这是一个令人悲伤的圣诞节。他心情沉重，内心充满了忧虑。戈培尔唯一的安慰是，小哈拉尔德在他的身边。哈拉尔德是玛格达第一次结婚生下的孩子。他和小哈拉尔德坐车来到医院，在外面的走廊里，点燃了一棵圣诞树上的蜡烛，举行了一次小小的令人悲伤的圣诞庆祝……这时，希特勒发来一份非常亲切的电报，他也是孤单一人过的圣诞节。1933年2月1日，玛格达出院回家，时为希特勒上台后的第三天。希特勒多次来探望她，并把鲜花送到了她的床前。
戈培尔偶尔也在一天长时间繁重的活动后听听音乐得到休息，但他更多的是一个政治上的斗士，他夜以继日地为了他的目标而奔波。
1932年7月17日，戈培尔第一次通过广播发表演讲。由于早已习惯于面对着众多热情的听众，他在这司空见惯的麦克风前并没有感到什么特殊的喜悦。戈培尔颇有感触地说：
我第一次在广播里讲话，但我却有这样的感觉，我的演讲并不具有说服力那个由内政部任命的国家广播电台的代表剪短了我的翅膀，打断了我的牙齿。没有了翅膀，人就不能飞翔；没有了牙齿，人就不能咀嚼。我倒愿意晚上在施特格利茨、哈伦泽、新克尔恩讲话，那里的大厅里总是挤得满满的，而且所有的人都被一种疯狂的斗争热情所感染。
戈培尔喜欢故意挑起事端，侮辱别人，他总是尽可能公开地用血腥的方式进行报复。有一次，一份“街头小报”对他和他妻子进行了私人攻击，戈培尔就派了手下的一个暴徒到编辑部找到那个编辑，用马鞭痛打了他一番，直到他浑身是血地倒在地板上。然后，这名纳粹分子把名片放在桌上，扬长而去，在场没有一个人敢去拦阻他。
1932年1月，在库尔菲斯腾达姆大街又发生了一起流血事件。事后，冲锋队的头目格拉夫·黑尔道夫和几个冲锋队成员受到指控，戈培尔也作为目击者被传讯，戈培尔和检察官在地上扭打了起来。最后，戈培尔高声怒骂检察官，然后让人把一份满纸侮辱之词的声明记录了下来，交了500马克罚款，被释放。那些被起诉的冲锋队队员笑得前仰后合，他们也都被释放了。
在这次审判后不久，戈培尔又一次被他的老对手魏斯禁止在三个星期内在公共场合讲话。1932年2月，因为戈培尔冒犯总统，被驱逐出国民议会。4月，戈培尔以攻击国家元首的罪名被最高法院起诉。那是一份发自莱比锡的长达40页的起诉书。可紧接着戈培尔搞到了一份州议会议员的委任书，这使他又重新获得了议员豁免权。到了5月，对他的起诉撤销了。7月，戈培尔在家乡莱特遭到了石击。11月选举前不久，政府交给《进攻》一个任务，将这一系列事件刊登出来，澄清真相。戈培尔把所有零售的报纸都拿来，并让人把它们“庄严地扔进护城河里”。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在他的内阁里暂时只有三名部长是国家社会党人。
在很短的时间里，德国剩下的那一点可怜的民主也被扼杀了。戈林成为普鲁士邦内政部长，政府内特别是警察局的所有重要职务都由绝对忠实可靠的纳粹党人取而代之。敌对的报纸，而且不仅仅是左派的，包括中产阶级的都被查封。1933年2月24日，德国共产党在柏林的总部被纳粹党占领。三天以后，国会纵火案发生了，这为纳粹党提供了一个恰当的时机，正像戈培尔描述的那样，他们不仅“要把所有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压制下去”，而且要按照早已精心拟定的名单，把成千的政敌拘捕，不管他们是极左派还是极右派。戈培尔详细记述了1933年2月27日晚上发生的国会纵火案。
晚上我在家里工作9点钟元首来吃晚饭，我们边听着音乐边交谈。突然，来了一个电话，“国会起火了！”我想这一定是假话，所以连提也没向元首提起。我向多方打听消息，终于得到了可怕的证实，国会确实起火了。从巨大的圆顶里喷出熊熊燃烧的火舌，有人纵火！……我马上把这消息告诉了元首，然后我们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从夏洛腾堡公路驶往国会。整个建筑都起了火。我们越过一根根粗大的消防水管，通过2号大门，来到了巨大的长廊里。这其间戈林迎面而来，过了一会儿，巴本也到了。从种种迹象可以断定，这是一起纵火案。毫无疑问，这是共产党人的最后一招，他们试图通过纵火制造恐怖事件来引起混乱，以便在混乱中夺取政权。
后来，国家社会党自己承认国会纵火案是它所为，是以此借口击败当时尚有600万选民支持的、有84个议会议席的德国共产党。
此后，纳粹党成功地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恐怖行动”的谎言对年迈的总统施加压力，迫使他签署了紧急命令。在这些紧急命令的帮助下，希特勒把一个民主德国变成了一个国家。
1933年3月5日，即国会纵火案后的一个星期，举行了新的选举。戈培尔竭尽全力把他的热情全部投入到选举中。他第一次无所顾忌地使用经费，随心所欲地印刷大量的宣传画和传单，举行群众集会。同时，其他政党却因为报纸被查封，集会受到禁止，在宣传上明显受到了阻碍。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选举的结果才使国家社会党格外失望。希特勒的政党只获得了不足43. 9％的选票，在4000万选民中只有1700万支持希特勒。为了达到51％的微弱多数，纳粹党还需要从“联合的伙伴”那里得到7％的选票。于是，纳粹竭尽全力压去共产党的全部议席，社会民主党和中产阶级政党不起任何作用。
下午，纳粹所有要人都坐在国务总理办公厅里焦急地等待着最后的结果。希特勒还像往常一样。
晚上，纳粹要人在歌剧院听歌剧《女武神》，伴随着瓦格纳醉人的音乐，外面传来钢盔团纵队经过时的有节奏的脚步声。在柏林，3月5日是法西斯最重要的一天。
接着传来了第一批消息，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
法西斯上台。从此，一个个事件接连发生，希特勒的政权也一天天地变得更加肆无忌惮。那些“联合伙伴”只能无力地看着他们的议会议席被抢走。
1933年3月14日，戈培尔被任命为国民教育和宣传部长。两天以后，在一次讲话中他重申了宣传对于新政权的必要性：
“像我们这样一个需要经常信息处理大决策的政府……必须通过宣传措施把人民群众争取到我们这边来……国民的教育在根本上是被动的，而宣传则是主动的……我们有决心对人民群众施加影响，直到他们归属于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