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培尔是个风流情种，一生情事不断，不管是已婚还是未婚时，他在强烈的虚荣心的驱使下，尽量多地俘获女人。到他结婚时，他已经谈过三回恋爱了。
第一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候。
那时候怀着一种可以理解的好好享受一下的欲望，一代青年人从战壕、俘虏营和弹药厂返回到平民生活中。20岁到30岁的青年人想补回他们在战争期间被骗而做的“青年人的蠢事”。战前的道德观念被认为过时了。出于对陈旧的“狭隘”观念的反抗，德国姑娘们把头发剪短，穿起露膝裙。在那几年里，年轻的戈培尔经历了他第一次重要的恋爱。这一关系从1919年维持到1922年。姑娘名叫安卡·史塔尔赫尔姆，一个漂亮迷人的金发女郎，出身于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她家对她与这个穷学生的关系感到十分生气，为最终结束这一关系从中作梗。戈培尔自己也把这些关系搞得很糟糕，他把一些事弄得复杂化，耍性子闹情绪折磨他的情侣。
1920年秋，戈培尔有过好几次自杀计划。这年10月1日，他甚至写下了遗嘱。他同安卡闹翻了，因为遗嘱的末尾有这样一句i：
我希望安卡·史塔尔赫尔姆销毁我所有的信件”。另外，在遗书中，他指定拍卖他的全部外衣和其他私人财物及偿还他的债务。他遗赠给他母亲一幅小画，留给当时约11岁的妹妹玛丽亚一个闹钟和允许她自己选出的五本书，对其他家庭成员他也作了类似的决定。
他指定他哥哥汉斯作他的“文学遗产管理人”。对于他这样一位青年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措辞，他的作品连一行字还未印刷出版，而且他的“文学著作”差不多只是些未完成的各种手稿。
关系中断十多年后，安卡再一次出现在戈培尔的生活中。此间她有过一次不幸的婚姻，离异后生活拮据。在戈培尔刚当上部长的第一年，安卡来找他这位青年时代的朋友。戈培尔为她在《妇女》杂志编辑部搞到了一个职位这家杂志社刚刚在戈培尔的怂恿下脱离了乌尔施太因康采恩。不久，安卡就惹得戈培尔大为恼火。因为安卡在朋友圈子里，展示了戈培尔在年青时代与她共处时，赠送给她的写着浮华夸张题词的海涅的《诗歌集》。并非是他从前与一位美丽女人的关系为人所知这件事使他如此难堪，而是他作为海涅的欣赏者被披露而使他十分尴尬。因为在戈培尔任部长的头几周里，他让人将海涅的著作作为“犹太人的拙劣作品”公开烧毁了。
他一生里三位恋人中的第二个人是爱尔泽，莱茵河地区一个富裕家庭的女儿。戈培尔的朋友弗里茨·普朗那时正同一个名叫阿尔玛的年轻女教师交朋友。爱尔泽是阿尔玛的女友和同事。两位姑娘都在莱特一所学校任教。爱尔泽是小玛丽亚的老师，很快就发展成同戈培尔全家的友谊。一段时间后，爱尔泽就对这家的活泼好动的小儿子表示倾心，最终同他订了婚。她尤其被他那双富有表情的眼睛所吸引，“他全神贯注”。这四个年轻人，弗里茨和阿尔玛、约瑟夫及爱尔泽几乎天天会面，作长时间的散步，或坐在糕点店谈上几个钟头，有时候他们也可以在富有的普朗家中喝上一瓶葡萄酒。那时另一位朋友弗里斯格斯也经常参与这个朋友圈的活动，通过他的虚无主义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嗜迷给几小时的辩论增加些风趣。
在这期间，普朗发现自己对政治感兴趣，并在1922年成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这使他的家庭大为生气。普朗的父亲，工厂经理，是共济会成员，他和他的朋友们极其憎恨“慕尼黑的宣传鼓动者”的喧闹的政党。相反，年轻的普朗却表现出深受希特勒感动的样子。他的朋友戈培尔那时很少关心政治，他的志向只在文学领域。
戈培尔宣传反犹太主义，但他个人与犹太人的关系原本是相当友好的其中有一位是他的受人钦佩敬仰的研讨课教师贡道尔夫教授。在家乡莱特有位犹太律师约瑟夫博士，与戈培尔家有多年的友好关系。已是中学生的戈培尔常去登门拜访那位对文化、特别是对文学感兴趣的律师，同他聊他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老实说他的未婚妻也是犹太女人的女儿。他经常同爱尔泽谈及此事。她看到他对犹太人的仇恨在一年年增长。
戈培尔真心爱过这位年轻的姑娘。在1922年圣诞节，他给她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了许多真挚感人的话：
如果我现在想写几句祝贺圣诞节的话，那么我清楚地知道，我不能带给你福音。现在不是歌唱快乐与和平的时候，谁要是不想说谎，他就肯定不能在这一年里问心无愧地谈论人类的和平。世界变成了一所愚人院，而那些最优者们正准备在混乱的舞会上围着“金犊”（财富的象征）跳舞。而此时最糟糕的是他们自己不承认，他们企图掩盖甚至维护这一点。新时代需要另一种人，人们必须适应这种情况。确实，这些人在这一年中将激动快乐地歌唱基督——和平使者。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我没有看到和平，无论在世界上，还是在我心中都没有看到外面沉寂而空旷，我内心华丽的圣坛已经翻倒，欢乐的景象已被打破，世俗开始迁入通常只有神和爱端坐的所在人们称此为在行动中考虑新时代。伟大的命运，我怎么能够经受住你的考验？我不能再当你忠实的仆人。所有的人都离开了你，最后的和最优秀的人扔掉了你的旗帜走向世界。现在轮到我了同样我必须，是的，我必须走。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谈和平呢？我必须逃离我的家乡，走向世界。
一扇通向无数荒漠的大门无言而冷漠，谁失去了你失掉的东西，就会勇往直前。飞吧，小鸟！用沙漠之鸟的音调唱出你的歌，你这蠢人，还是把你那流血的心藏进冷酷与嘲讽之中。乌鸦哇哇叫，呼呼地飞往城镇，快下雪了，无家可归的人真是不幸。
当世界不认识并不要和平时，甚至当我忙累了的时候，难道连我的祈祷“甜蜜的和平，你来吧！啊，到我胸中来吧”！也不应该得到拯救吗？当外面响起金玫的声音，对爱抱以嘲笑时，我们的爱、我们伟大的爱，我的好姑娘，就不应当装饰一下我们的生活吗？这是我唯一的希望。这个希望给我力量，让我有勇气和决心迈步走向世界。
我求你无论你怎样喜欢，也要把最后的东西给我留下，同我一起照料它，同我一起分享这快乐。
虽然爱尔泽十分爱她的未婚夫，但她也意识到这样结合的困难。她看到她的未婚夫由于不断的失败而变得越来越苦闷、玩世不恭、喜怒无常。他还经常说起自杀。但这种消沉状况不总是存在，而是随着在朋友圈子里欢闹的情绪而变化。爱尔泽说，她从未遇到过一个像戈培尔笑得那样开心的人。
当时，爱尔泽所有的业余时间几乎都是同戈培尔一起度过的，特别是当他在莱特的时候。她是个活泼、聪颖的姑娘，很漂亮，天生妩媚。像她绝大多数朋友们一样，她也用他学生时代的绰号“乌勒克斯”（诡计多端的人）称呼他。但是她也有自己对他的爱称，有时她叫他“施特罗普”（意为：小无赖、小淘气）。他俩每晚都作长长的散步，相依相伴，没完没了地交谈，从一家走到另一家，然后再返回来。当戈培尔在他科隆的银行办公室里泡八九个月的期间，他们每隔几天就互写长信，虽然他们通常至少在周末还要见面。有时候，他们一起到海边或山里去度假、旅游往往是由爱尔泽付钱，因为戈培尔确实几乎从未有过钱。相反，爱尔泽毕竟还拥有教师的薪水，而且她还有富有的家庭做后盾。他们的婚约一再在暴风骤雨式的争吵中解除，然后又在狂热的海誓山盟中恢复，这桩婚约大约持续了五年爱尔泽至今还记得她怎样在头一年同她的女友阿尔玛严肃地讨论，他们是否确实把自己看作是订了婚的，她是否应该让一个毕竟已畸形的男人成为她未来孩子的父亲—尽管对他非常同情和对他的精神非常钦佩。两个姑娘得出的结论是：约瑟夫的腿疾不是天生的，而是一次手术造成的，因此决不会有遗传性。
当戈培尔短期度假回来重返他的银行办公室后，1923年6月5日寄给他未婚妻一封信。我亲爱的孩子：你可别因我没有墨水写信而生我的气。在我休假期间，我的墨水瓶干了。我想，总比你根本没收到信要好吧。我多么幸运，今天电车又开了。昨天我乘火车到南站，然后步行，继续赶路。今天我带着全部家当又搬进来了，现在我在自己的小窝里感觉又很舒服了我把你的玫瑰放在你的照片旁，玫瑰发出浓郁的芳香，一朵更比一朵香。银行里的工作一切照旧。唯一使我感兴趣却令我失望的是：在15号以前没有钱。现在你必须忍耐到那时。今天下班后，我还是漫步穿过城市，看见了许多美丽的东西。电车不开，我们可以共同寻找并可以找出美的东西，这有什么可叹惜的呢。是钱呢？！啊，别唠叨了，我们会得到的（你有钱吗？没有？？我也没有！）
现在到了该把我们放到一起的时候了。每当我离开你时，我总是非常想念你，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休假时都得不到清闲和安宁。现在我觉得仿佛我们已有好几星期没见面了，我几乎在搬着手指头数钟点了，因为我们不在一起。为什么因我们如此相爱就把我们置于这么一个不幸的时代呢？也许就是为了让世界的阻挡使我们在我们的爱恋中变得更坚强、更英勇吗？有谁知道呢？有时候过分的苦难和贫困将我压倒在地，有时又把我的心举到天上。我常常为我的胆怯和气馁而羞愧，然后我又认为必须得这样，因为我是一个人，没有什么人间的东西对我来说是陌生的（或我也是有七情六欲的）尤其是当我们和那些人一样，认识到如今作为世界问题来争议的东西并不是什么难题，人是比一切如今使世界紧张不安的东西更宝贵的时候，难道说不是这个世界能够并且可以使我们也变得软弱和摇摆不定吗？为什么从某些人的眼睛里看出的是清醒的冷，而那里通常人却燃烧着对人的爱的火焰呢？因为大家总是互相照顾，大家嘲笑我懒惰、不理智、不合时宜、陈旧过时，然而我就是觉得我最好的力量恰恰存在于我的这种懒惰、非理智、陈旧过时和不合时宜之中。我不参与，是因为在没有彻底消灭这个旧的人，没有找到另一个更差的人替代他的位置的情况下我无法这样做。我认为，可以不参与这种喧闹场时髦起来。在所有那些众多的有关新时代精神的讲话中，其实讲的全是赤裸裸的利己主义。而这种利己主义当然总是时髦的并将永远是时髦的。我确信，如果我不参与并为了一场更美好的事情留着我那最美妙的力量、我的心和我的良知的话，可以能更好地为这个时代服务。不是经济学专家和银行经理，而是那些纯洁的、没有被一个无神的世界的珍宝所玷污了手的人们将开创这个新时代。我想在一个新世界中变成我今天不能成为的人。如果说这个新时代，对我来说到来的太晚了的话，那也只好这样了，当一个伟大时代的先驱毕竟也是伟大的和美好的。我不是唯一这么想的人。我觉得我和最优秀的人，也就是年轻人是一致的。我们将成为彻底变革的、带来新生命的孩子（或种子）。我们将掌握在这个新时代讲第一句话的权力。这句话应当是：真理同谎言和欺骗斗争
天哪，都已经12点了，我得早点上床睡觉，对吗？假如我再多写一会儿，或许还可以写满十页，但是你不想让我这样做
好了，祝你晚安！
你的乌勒克斯
1923年6月5日
1924年1月23日，戈培尔给“柏林日报”寄去一封长长的求职信，此间他已被银行解雇。他在详细的履历中按时间顺序描述了以往的职业情况。他声称曾经在哥哥的“公司”担任领导职位，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公司。他为谋得一个编辑职务而努力，他估计他的薪水为每月250马克。求职申请被拒绝了。
戈培尔也许很乐意去剧院工作，但是在那里他的努力也没有成功。一位在莱茵河地区剧院当经理的人讲，有位年轻人到剧院经理室找过他。他衣着整洁，但有点旧，有双明亮的眼睛，瘦削的脸庞，走路有点跛。这个年轻人说，他叫戈培尔，想在剧作部找个事做。他自己已经写过几个剧本，他的梦想是当导演。剧院经理问这个年轻人，是否已有过这方面的一些初步经验，能否出示证明。当回答是否定的时候，他把他打发走了。
爱尔泽记得，当戈培尔在莱茵河地区剧院受聘的希望破灭了时，他感到更加痛苦失望
戈培尔描述了他和未婚妻爱尔泽多年来在感情方面时而“狂风暴雨”，时而“风和日丽”的那最后一段日子。1925年8月3日，戈培尔写道：“爱尔泽来了。星期二她兴高采烈地从瑞士回来了。她晒黑了，看上去很健康，也很愉快她待我很好，使我很快活……”。两天之后：“爱尔泽走了。我生病了……我忧郁极了！我太累了！”几天之后，他那老一套短句式的描绘又出现在日记里：“爱尔泽音讯全无……”一星期之后：“她像一个少女一样追求我，她感到多么幸福！对她的幸福我感到由衷的高兴。我多么爱她！她待我很好。”接着的一、二个星期，他们之间在闹别扭（“爱尔泽音讯全无”……）。然后，9月23日：“……爱尔泽星期一来了……”“哦，你温柔的小手，悦耳的声音，丰满的嘴唇。我们又和好了。我又得到了满足。爱尔泽是多么可爱！做黄油找不到刀子，干脆就用指甲清洁刀。哦，你这个放荡不羁的女人！”。
几天之后：“一切希望都破灭了……离别的心情是多么痛苦……我需要爱尔泽，你这个甜美的女人！”接着又是几次“爱尔泽杳无音信”。10月9日：“爱尔泽来了……高兴极了！生活多么美好！”几天之后：“她给我送了一件漂亮的毛衣做生日礼物。她待我真好！可有时我让她非常伤心……为什么，为什么我要让她伤心呢？……生活是多么的美好啊！”11日他写道：“和爱尔泽在一起有许多欢乐和烦恼”。12月爱尔泽在没向他做进一步解释离开他之后，写给他一封“绝望的分手信”。戈培尔解释道：“她感到太孤寂了！”。
接着他和爱尔泽之间又是暂时的和解。12月9日：“爱尔泽昨天又走了，一句话也没留。我受不了！”然后他在日记中提议爱尔泽与他在杜塞尔多夫见面，并在如果这次她不来，就“一刀两断”的句子下面画了一道醒目的横线。
他们在杜塞尔多夫见了面。戈培尔说，他们决定从现在起分手。可他又说，爱尔泽哭了，并恳切地求他。“痛苦的几小时后，我们又冷静了下来”。他以极其沾沾自喜的口吻解释道，他现在得爱一个人，但这可能会给他和其他女人之间的关系蒙上一层阴影。“一个让人绝望的痛苦的想法”。
戈培尔的日记中，几乎在每二、三页有关政治消息和评论之间，都穿插着这种感情的倾诉，文体就像患单相思病的中学高班学生写的情书一样后来爱尔泽女士愉快地回忆起当时是她未婚夫的这位任性的大男孩。她说，在他们每次闹翻后，不是她而经常是戈培尔主动与她和好。这一点戈培尔没有写进日记中去。因为她爱他，所以总是顺从他。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认识到这样一种关系不可能长期保持下去。
在杜塞尔多夫见面之后，他们又开始了交往。1926年1月11日：
晚上去了科隆，爱尔泽在等着我，妙不可言的几个小时”……“星期日早晨！阳光明媚！臂挽臂地在莱茵河畔散步。没有吃午餐的钱，可我们是多么幸福和满足！哦，我亲爱的！谢谢你！”可是1月31日在其他内容中又夹杂着：“爱尔泽本来要来，但又没有来，我给她写了一封责备信。”
几个星期后，在2月的日记里，戈培尔记下了他演说成功的喜悦，同时可看出他在新婚妻子面前装出的老成持重：“今天下午爱尔泽在这儿，她很可爱，也高兴。一次愉快的小聚。她眼里闪着泪花。她怎能为那么一点小小的烦恼而伤感呢？大雨滂沱”……在4月的日记里他又变成了狂热的情人，“我是多么的思念她”，在等待爱尔泽到来
6月他又为爱情中的烦恼唉声叹气：……“爱尔泽带给我许多欢乐和烦恼”……几天之后：“爱尔泽给我写了一封简短和非常冷漠的分手信。我该怎么办呢？当然她是完全对的。我们不能再是伴侣。在我俩之间隔着整个一个世界。”
戈培尔这突如其来的转变的原因在于，当时的他已越来越靠近了希特勒的影响圈内。而爱尔泽的母亲是犹太人，这无疑对这位年轻的拼命往上爬的野心家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耻辱在上面提到的日记之后没几天，他在日记中突然写下了这样的句子：“犹太人是国际政治的恶魔。”
尽管如此，他并没有中断与他的有半个犹太人血统的新娘的关系。爱尔泽毕竟是一个漂亮姑娘，这足以满足他的虚荣心。他甚至把她介绍给他的“头头”（把希特勒称作“领袖”是几年后的事），当然不能点明她的出身。几星期以后，他日记里的政治评论之间又出现了“爱尔泽多么可爱！多么的甜美！”这样的词句。他还沾沾自喜地写道：“我真不明白，她为什么这样爱我，本来她只是一个小市民。”
在几天以后的日记中，戈培尔提到了一次乘火车的旅行。在这次旅行中，一位引人注目的姑娘向他作出了爱情的表示。约定的会面当然由于姑娘的失信而告吹。戈培尔在日记里详细地描述了这一切，还欣喜若狂地记下了爱尔泽在杜伊斯堡也出人意料地上了车的情景。他俨然像一个真正的卡萨诺瓦一样，周旋于两个女人之间，一个已经属于他，另一个他也正想俘虏。几星期以后，在戈培尔迁居去柏林前不久，他与爱尔泽的婚约结束了。“爱尔泽给我写了一封分手信”，在1926年9月的日记中他写道：“也只好这样了，随她去吧！”他们又一次见面告别，在第二天的日记里他吐露了当时的心情：“哦，多么痛苦！”几星期后他去了柏林。
戈培尔在和爱尔泽正式订婚后，看上去又对爱尔泽最好的朋友阿尔玛发生了兴趣。这种事发生在戈培尔身上不足为怪。在一篇庸俗无聊的日记里，他试图装出一副假象，似乎在爱尔泽去瑞士度假期间，他和阿尔玛只是临时的“关系”而已。阿尔玛夫人最终和普朗交上了朋友。她解释说，她和戈培尔之间从来没有过肉体上的关系。戈培尔为了显示自己是一个同时周旋于好几位女人之间的风流情种，甚至在日记里回忆了他很早以前的一位情人安克：“今天我特别喜欢安克，这个漂亮的”……“安克，我永远不会，永远不会忘记你！”……“她为什么要离开我？这是她的过错还是我的过错呢？我根本不愿再想这件事，只有工作才能减轻我的痛苦。”
虚荣心很强的戈培尔，其我行我素的性格使他很难与其他人相处。这从他对牧羊犬本诺的那种装腔作势的感情中也有所流露。这只牧羊犬是戈培尔一家住在莱特时全家的宠物，被视为家庭中的一员，特别是戈培尔的父亲特别喜欢这只狗。约瑟夫·戈培尔当时在埃尔伯费尔德住，他知道父母亲肯定会比他这个生活不安定的单身汉对本诺照料得更周到，何况他的房间里摆有家具，又要经常外出旅行，但他还是总想把本诺占为己有。戈培尔在日记里的许多地方都提到这只牧羊犬。“本诺是一只多么聪明的动物”，戈培尔第一次带着本诺在埃尔伯费尔德散步之后，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狗的忠实和友善经常使我们人感到羞愧。” 1926年6月他又要把本诺接到埃尔伯费尔德，他在日记里写道：“我高兴地盼望着我的老朋友，她也许是我唯一的真正的朋友。”本诺来到他身边后他又写道：“本诺卧在我的床下面，发出鼾声。她和我一样有时很懒，有时又得为疯狂的狩猎迷疲于奔命。我也想和她一样，拼搏有时对我也很重要，就像鱼儿离不开水一样。”
几乎每个周末戈培尔都要从埃尔伯费尔德去莱特，他无疑依恋着父母的家，虽然他对父亲的关系不总是那么纯真的。在家里他装作一个拼命地做的理想主义者吹嘘说，每当他不做轰动性的演讲而在办公室工作时，总有小山似的邮件在等着他。几乎在每一页的日记中都强调他的拼命的工作。由此一方面可看出戈培尔的虚荣心，另一方面也说明他读大学以来第一次有了一份安定的工作。“一个接一个的工作……我感到精疲力尽……我希望能睡上一年……像小山一样的邮件和工作…”每篇日记的结尾差不多都在叹息：“累，累，累！”有一次他还写道：“夜安！”后又潦草地补了一句：“我累了，我去休息了。”
工作对他来说成了噩梦。“绝望了……对工作我不知该怎么办……，一切都得我自己做……我的体重几乎不是一百磅……人们在滥用我的工作精力。” 1926年5月他声称，如果不派他去各地演讲，他会更愉快。让他做的事超过了他的胜任能力。1925年10月29日在他28岁生日时，他写道：“我变老了，这一发现使我感到害怕。我的头发脱了，快秃顶了。但我的心永远是年轻的。”三个月后他写道：“我看上去很憔悴，太可怕了！”他心里在嘀咕，自己可能得了什么大病。9月他担心他的精神会崩溃。12月他又一次沮丧地写道：“……我感到自己病了。这种鬼天气让我发疯。天天在下雨……我是多么渴望宁静……让我的心平静下来吧！”
当他背部有点痛疼时，他马上想自己可能是得了肺结核。这一单纯的想法使他激动，因为他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富有戏剧性的疾病，他联想起许多文人也得过这种病。可是1925年9月，他又像以前一样兴致勃勃地踏上了他的演讲旅途：“我又上路了，又过起了吉普赛人一样的生活。有时我很喜欢这种生活”。几天后：
现在没完没了的旅行又开始了……有时旅行对我是一种解脱。”
他那每月仅200马克的微薄薪水当然不够他开支。在埃尔伯费尔德的第二篇日记里（1925年8月14日）就能找到这样几行：“钱，钱，钱！我手头又没一点钱。这真是糟糕透了！”第二天他只好回家去向家里要钱。
有时他把他的忧郁和沮丧一股脑儿发泄出来“爱尔泽走了。天下着雨。我心灰意懒，没有人来安慰我，我感到孤寂，我绝望了。工作使我喘不过气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对自己的能力估计过高了。现在手头又拮据。我如何摆脱呢？没有一个人帮助我，一切都得我自己做，我陷入了可怕的困境。母亲会帮助我，但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在1926年的日记里他还在为他的债务发愁。
当爱尔泽一去不回头时，戈培尔又开始第三段恋情，他的第三位恋人是他的妻子玛格达。戈培尔于1930年到1931年间与玛格达·克万特过从甚密，1931年12月份结了婚。玛格达与大工业家京特·克万特的头场婚姻给她留下一个儿子哈拉尔德，第二次结婚时儿子已经十岁了。结婚照上，戈培尔身穿希特勒青年团制服，站在证婚人阿道夫·希特勒旁边。
玛格达1929年和克万特离了婚这以后性情冲动而又渴望生活的玛格达觉得日子很不充实，于是有一天又是好奇又是无聊地参加了戈培尔组织的群众大会集会戏剧般的排场给她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她于是登记参加了国社党。她的这一举动很让家人和离了婚的丈夫生气。克万特要是不出差或有别的事，每星期都和玛格达一起吃顿饭。克万特一直坚决反对国社党。
玛格达住在总理广场周围的漂亮地段，那时还没有几个党员。为数不多的几名党员不是门房就是司机所以党地方小组长亲自登门拜访这位美丽高雅而又富有大方的新党员就毫不稀奇了。他给她带去了党的宣传材料，邀请她参观黑德坚固大街上崭新体面的党部办公室。
这位夫人空闲时间很多，很愿意在党的总部里义务工作。有一天她在那里遇到了柏林党区领袖。戈培尔被这位金发美人吸引住了，沉迷于她的优雅风度、诱人魅力、待人接物的灵活有余，更沉迷于她对党、对他自己毫不掩饰的崇敬。他恰如其分地使自己引人注目，没有扮演初学者那种热烈的情人角色，而是作为富有责任心、殚精竭虑的党的领袖的形象出现，不过这位领袖总有时间陪伴一位美丽而吸引人的女士。
他先是不让她把每天做党务工作的几个小时浪费在无关紧要的例行公事上。他让她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修改“绝密”文件，带她了解“秘密档案”，交给她整理和掌管。戈培尔数年以前就编制了卷宗。他的档案里包括国内外的朋友和敌人；他研究那些著名的纳粹的对手，但也极为详尽地研究纳粹内部的知名人士。得以窥见机密迎合了玛格达的虚荣心。戈培尔令她敬佩，她已崇敬他。戈培尔回报了她的崇敬，献上了紧紧的拥抱和疯狂的接吻。不久，党区领袖就和他的义务机要女秘书成了一对情人戈培尔此时的物质状况比他从事党务活动初期改善多了。作为党区领袖，他的月薪只有400马克，但他还有500马克议员津贴，同时还有一辆公车可用。他的个人需求已得到满足，这可能因为他出身小资产阶级，受的是俭朴生活教育，要求不高。玛格达渐渐影响了他，他也开始用一流的裁缝和鞋匠。但他在讲台上仍旧身穿简陋的有光呢黑外衣，在街上始终身穿雨衣，头戴宽边软呢帽。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他的制服。作为一名一流的宣传鼓动者，他一直以这种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这也正是他希望。
这时他已在施特格利茨一所舒适而且布置得品味很高的两居室中住了一段时间玛格达仍旧拥有她离婚前夫妇二人用来做城里寓所的那处宽大、高雅的居室。为了保证她能过上与之相称的生活，克万特还按离婚协议中定下的数额每月付她400。马克。
玛格达从小就习惯于奢华生活。她的母亲也是一位美女，生平结过三次婚。她先是嫁给玛格达的父亲、外交官里彻尔，后又离异下嫁一位犹太商人弗里德伦德尔。这段婚姻相当幸福地维持了四年。弗里德伦德尔成了玛格达的父亲，他们两人互相喜欢。当玛格达的母亲再度离婚时，她已长大了。她母亲第三次和贝伦特结婚，这时她已成了部长夫人。戈培尔对她母亲的第三次婚姻颇为满意，因为要是有一位弗里德伦德尔夫人作岳母可就太糟糕了。
玛格达生于1901年，比戈培尔小四岁。她小时候在比利时一家天主教修道院长大，后来到柏林上学。还是小姑娘时，她就进了一所高级寄宿学校。学校毕业后马上嫁给了京特·克万特。她是偶然结识克万特的，他则晕头转向地爱上了这位美丽的姑娘。他为人严肃认真，全身心扑在他领导、扩建的巨型康采恩上。他用他的方式追求这位年轻姑娘，他让人往学校里送大花束和大盒高级糖果，不时地开来大轿车，在经女校长同意后带玛格达到甜食店去消磨一个钟点他大概不知道，他此举给她和她的女同学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家人和朋友都劝玛格达不要嫁给这个大她25岁的男人，他是一个鳏夫，有两个半大儿子，而她才19岁。但她觉得自己已爱上了这个英俊潇洒、熟谙世事的男人，她梦想着伴在他身边出入交际场合，家境殷实，宾客如云。他们于是结为夫妇，家境也的确殷实，城里有住宅，乡间有别墅。但京特。克万特却很少有时间出席交际应酬，而这正是急欲增长阅历的玛格达梦想之物。他要是不做商务旅行，就是整天开会，常常晚上也开。等他终于抽出时间倍伴年轻漂亮的妻子去看趟歌剧，又多半在第二幕时就进入梦乡。计划好的晚宴自然取消，玛格达一次又一次痛失她渴望的机会，能穿着她无数晚礼服中的某一件人前人后光彩照人。
长久的幸福不可能光临这种婚姻，儿子哈拉尔德的降生也只不过将不可避免的分手推迟了几年。两人友好地分手了，这位工业家同意给他离婚夫人慷慨的资助，但附有一个条件，那就是玛格达不能再婚。她离婚后结识了一个小伙子，家庭背景良好，爱她爱到不能娶她就以自尽相威胁的地步。她始终没有同意。后来她自己堕入了情网，而且爱上的是戈培尔。在和那位毛头小伙子的插曲之后，她在这位迷人的名流身上找到了她生活中最炽烈的爱情希特勒对他的宣传家和上流社会一位美丽迷人的女士的结合表示祝贺玛格达对希特勒的好感是一种狂热。希特勒很愿意让漂亮女人陪伴左右作为陪衬，玛格达是其中的红人之一。希特勒很喜欢玛格达的优雅风度以及她的魅力、幽默和作为家庭主妇和母亲显见的优良品质。
京特·克万特仍旧慈父般地喜爱他的前妻，虽不愿看见她与戈培尔结合，但最后还是尊重了玛格达对这个男人和他事业的钟情。克万特本人对纳粹运动的态度一如从前，希特勒和戈培尔经玛格达介绍，询问他是否愿意给纳粹捐上一两百万经费时，他无情地说，自己不会给国社党捐一分钱。与此相反，他却把自己在梅克伦堡的一座十分漂亮、布置雅致的狩猎时住的别墅供他们婚礼使用。由于猎区管理员和他主人相反，是一名狂热的国社党信徒，他就把周围的党员全动员了起来。所以当希特勒1931年12月12日莅临他的主要干将的结婚登记仪式时，气氛很是合适。尤其让戈培尔脸上有光的是，希特勒就是男傧相。
希特勒还给戈培尔增加了薪水。戈培尔后来每月就能收入近200。马克。虽然这只及玛格达资助的一半，可是足以勉强维持他们在玛格达漂亮寓所里的舒适生活—这位新婚燕尔的丈夫也搬进了这所房子。玛格达是位好主妇和热情的女主人，招待希特勒更使她无上光荣。
玛格达同戈培尔结婚后，纳粹党的首脑圈子里，显得灿灿生辉。走到那里，都有一群人对戈培尔夫妇行注目礼。
经过三场恋爱，戈培尔是跟玛格达结婚了，但是如同希特勒纳粹集团的人一样，戈培尔对于女人，也是心里想得多，手也伸得长。
尽管他曾在日记里冠冕堂皇地写道“……思维简单一点，爱情高尚一点，期待真诚一点，信念炽热一点，说话谦虚一点。”可是，他的爱情一点也不高尚他的日记中到处流露出对他所爱的女人的思恋。并且经常同时思恋好几个。
尽管他已结婚，可戈培尔的心依旧很野，他从来没有忘记过安卡，他的初恋情人。他的日记里到处流露他对这个金发美人的不绝赞叹和她抛弃他以后的悲哀后来他当了宣传部长以后，曾以一种典型的虚荣和讥嘲口气告诉他的朋友，她为什么抛弃了他。“她抛弃了我，因为另外那个家伙比我有钱，能够请她吃饭看戏。她多么愚蠢！……要不然，她今天就是宣传部长夫人了！她一定感到很后悔！”安克嫁了“另外那个家伙”，后来又离了婚，1934年来到柏林，戈培尔给她在一家杂志社搞到了一个职业。
戈培尔自己对女人的需求很强烈。他寻求社会的和性爱上的承认以缓和自己由于多灾多难的身体状况而从小就存在于心灵之中的自卑情绪。在他的内心深处隐藏着一个强有力的愿望——得到溺爱，有如将自己的小手贪婪地伸向糖块而不受限制。然而以为他利用自己的权势地位迫使女演员们上他的床就大错特错了戈培尔不需要这样做，他知道怎样和女人打交道。
尽管冷酷无情的命运之神给了戈培尔矮小、黑发、面目丑陋，外加一条使他不能服兵役的瘸腿；但作为文化独裁者的戈培尔，却拥有一件绝妙无比的武器——他那洪亮、甜美、极富魅力的声音。当他在演讲台上历述犹太人和其他人敌人的罪恶之时，他就成了激昂的德摩斯梯尼（古希腊演说家）。他可以把对希特勒光辉形象的颂扬提高抒情的高度。他的讲演水平可以同希特勒本人媲美，在某些方面甚至更为出色这使外表上并不招人喜欢的戈培尔变成了纳粹德国一匹引人注目的超级种马，在那具不起眼的身躯里，却隐藏着巨大的能量
在他和玛格达过日子的时候，毫无疑问他和他的美丽而优雅的妻子是十分相爱的。无论是他还是她都毫不掩饰这一点。在柏林社交界，尤其是戏剧和电影圈中，人们往往对年轻的部长和他的妻子在所有的公开场合都以“甜心儿”和“小天使”一类的昵称相称而发出会心的微笑
戈培尔坚持让他的妻子奉行《圣经》中的话“要多生多育，增加你们自己”，这不仅满足了他男性的骄傲，而且履行了他的爱国义务。1932年2月9日，女儿黑尔加出世；1934年4月13日是希尔德，1935年10月21日是赫尔穆特，1937年2月9日是霍尔德；1938年5月5日是黑达，194。年10月是海德。这些名字的开头字母都用“H”是玛格达的主意，如给她在和科旺特的婚姻中生的儿子起名一样。只要时间允许，他是一个好父亲，为他漂亮的孩子很感骄傲。他很注意一天中至少要在孩子们的房间中耗上几分钟。
在玛格达接连不断怀孕的时候她还有一到两次流产的经历—一戈培尔遇到了大量的来自电影界或戏剧界的美女。玛格达对待她丈夫基本上于她无害的“婚外关系”问题上，并不小气，并且允许他拥有一些他反正是能得到的自由。这位部长在施旺恩维尔德和朗科都有布置得十分舒适的“帐篷”，在这里面他尽可以安全地远离大屋进行秘密幽会。他的越轨行为可以轻易地不露风声。在经常更替的来访者中有女演员、女秘书、社交界的夫人小姐们，她们给富有魅力的部长带来了他所需要的东西—她们对他的无限钦佩和敬仰。
戈培尔在柏林的名声不佳，被人看成是个高贵而又不谨慎的情夫。
1936年，戈培尔认识了当时在德国拍片的捷克女演员丽达·巴洛娃，这个年轻的电影明星虽然没有经典的美，显得小巧而单薄；但她的眼睛富有魅力，个性热情奔放。她那时刚刚20岁，但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尤其是，她是当时的名演员古斯塔夫·弗约里希的合作伙伴，而她在私生活中也和他的关系十分密切。弗约里希在施旺恩维尔德有一处漂亮的田产，和戈培尔的夏季别墅离得很近。
在施旺思维尔德这两对儿碰到了一起。此外，戈培尔当然还在许多电影执行会和首映式上见过巴洛娃玛格达在施旺恩维尔德邀请弗约里希和他的女友到家里喝茶。此后，他们之间的社交往来就日渐增多人们那时都认为巴洛娃和弗约里希已经结婚了或者是很快就要结婚了，而实际上她和这位名演员之间的关系已经越来越冷淡了，而戈培尔的魅力在这时正开始给这位女演员留下越来越深刻的印象，虽然她差不多只有他的一半儿大。
除一般政治性的庆祝活动之外，纽伦堡党代会期间还要举行无数的社交性招待会，巴洛娃和许多其他的艺术家们被邀请参加了1936年举行的党代会。在纽伦堡，巴洛娃第一次遇到了希特勒，而且是在戈培尔在场的情况下。
“我必须向您道歉，巴洛娃小姐。”这是希特勒对她说的第一句话。
“为什么呢？帝国总理先生？”年轻的女演员有些惊讶地问道。
“我的一个副官显然犯了一个错误，”希特勒接着说，“本来应该给您送去鲜花的”。
“为什么，帝国总理先生？”
“诺，您不是在这个星期结婚了嘛。就在星期一，不是吗？”
“没有，帝国总理先生。”
“您不是和演员弗约里希结婚了嘛”，希特勒解释说。他不愿看到被别人指出他弄错了。
“没有，帝国总理先生。”女演员摇着头说。
“您没有和弗约里希结婚？”
“没有，帝国总理先生。”
这时戈培尔加入了谈话。他问这位女演员，她难道不是已经和弗约里希订了婚并且考虑在不久的将来结婚吗？
“没有，帝国部长先生。”她说。
下一次遇到戈培尔是在一天或二天以后的一次有音乐演出的盛大招待会上。巴洛娃在包厢里坐在戈培尔的旁边，周围还坐着许多别的客人。乐队演奏着《艾丽阿诺》中阿谀奉承的曲调，一个女歌唱家唱着当时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中的重唱句“我处于热恋之中，我完全处于热恋之中。”突然，戈培尔在坐得满满的包厢中朝他的女邻座俯下身去，在她耳边低声说：“我也是一样。”
年轻的女演员对此事并不很当真。她依旧称他是“帝国部长先生”，而他则称她为“巴洛娃小姐”或者“您”。第二天，戈培尔将要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俩又在一个有许多其他来宾的场合下相遇了。戈培尔突然说，他必须和巴洛娃小姐谈一谈她事业上的问题以及她的下一个电影角色。他请她来到隔壁的房间。她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感到很惊讶，特别是因为部长马上就该发表他的重要讲话了。他镇静自若地和她商讨着她事业上的问题，问她这个或那个导演对她将要拍摄的下一部电影是否更合适，这个或那个摄制组是否更好一些。而此时她想的只是他马上要发表的演说。
“可是帝国部长先生，您在20分钟之后就必须走上讲台了。”
“这没有什么，我对此已经习惯了。”
接着他又镇定地开始说到合适的摄影师问题
巴洛娃焦灼地注视着墙上挂着的大钟上的指针说：“而七分钟之后您就该走上讲台了。”
“没有关系”，戈培尔答道，又接着他的话题讲下去。在他“出场”的三分钟之前，他吻了吻她。而当他们二人发现他的脸上粘上了口红的时候，他只剩下两分钟的时间了。巴洛娃用颤抖的手帮助部长把他的脸弄干净。戈培尔微笑着离去了。部长发表他的讲话，巴洛娃坐在他前排正中的座位上，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虽然她一点儿也不知道他讲的是些什么。突然他犀利地盯住她，掏出手帕使劲地擦自己的嘴唇，就像刚才他擦去的口红留下那口印迹那样。在这个明显的表示亲昵的动作之后，他又接着讲下去。戈培尔知道什么东西会使女人们尤其是被宠坏了的女人们自鸣得意。那就是时间和小礼物。当戈培尔要向一位女士献殷勤时，他不会简单地让他的秘书给她家里送去一束玫瑰花。他会亲自挑选出几朵鲜花，连同一封以私人的语气写成的短笺送到她手里。由于戈培尔被看作是一个日理万机的人，所以他看起来总能为她抽出时间给他的每一个心上人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可是，帝国部长先生”，她们会在真正了解他之前这么说，“您现在必须去参加会议！还有您的广播讲话呢？还有您召集的会议呢……”“这还有时间”，戈培尔会这么回答，“现在我和您在一起，对我来讲更为重要。”对巴洛娃，戈培尔也总是有时间的。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与她见面。他很喜欢坦率地和她谈他自己的问题，尽管是一些她不感兴趣也不懂的政治问题。但更多的是，他和她谈论她事业上的和个人的事情。巴洛娃在柏林有一套小住宅，但她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秘密的“帐篷”里和部长相会。
作为一名小有成就的电影演员，巴洛娃在经济上的情形是相当不错的。但她总是开着她那辆从家乡带来的捷克产的小汽车。她每隔两三个星期在周末便开着这辆车回到布拉格看望她的父母当这辆小车停在那些纳粹高层领导人的梅塞德斯和梅巴赫之中时，总是给人一种滑稽的感觉。希特勒有一次问道：“难道巴洛娃买不起一辆体面的汽车吗？”戈培尔多次对巴洛娃说想送给她一辆梅塞德斯。但她不愿意，她喜欢她那开起来卡啦卡啦的旧汽车。她从未接受过戈培尔什么贵重的礼物，她收取的只是一些伤感的纪念品。
他们的这种关系开始发展成了真正的爱情事件。戈培尔被巴洛娃斯拉夫人的气质，被她高高的颧骨，被她能随意调整为带捷克口音的低沉声音迷住了。她温柔的女性气质赋予她一种特殊的魅力。他们在一起的两年中，两人之间没有出现过一次争吵。在丽杜什卡—他是这样称呼她的——面前，他用不着装腔作势，他可以完全无拘无束。他们在一起的确是很幸福的，没有紧张和危机。
在柏林，对他们有很多的背后议论，他们对此都置若罔闻。但对玛格达便不同了。她请巴洛娃去喝茶并且让她知道，她想和她单独谈谈。对一个年轻的女演员来讲，这不是一个小的震骇。如果排除掉艾米·戈林，玛格达就是帝国的第一夫人。她比巴洛娃几乎大20岁，而且她还是元首的私人朋友巴洛娃爱的那个男人的妻子。戈培尔的女友十分不安，而她又无法婉拒这个邀请。于是，她驱车前往施旺恩维尔德。
这次见面的情形与巴洛娃事前设想的很不一样。她的女主人向她展现了非常富于感情的一面，这令巴洛娃大惑不解。玛格达说，她了解约瑟夫的魅力，并且“在他同时爱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他把我看作他孩子的母亲—他爱的是您，并且他认为没有您他就无法生活下去。”接着她向这个比她年轻的人诉说衷肠。“我们要以‘你’相称。”巴洛娃完全不知所措，只会说：“我不能这样，仁慈的夫人，我不能这样。”玛格达坚持称她为“你”，最后在这个持续了两个小时的谈话结束时她满含热泪，带着歇斯底里的冲动叫道：“保持住你和他的友情，因为他需要你。但是，丽达，千万别妨碍他和孩子们的关系。”
女演员被这个新的变化弄得目瞪口呆，但她还是能够让她的女主人最终安静下来。
然而这次充满泪水的谈话并没有改变玛格达日渐难堪的处境戈培尔的这个恋爱事件渐渐成为了一个公开的丑闻。玛格达必须有所表示了。夫妻间出现了多次激烈的场面。但戈培尔拒绝抛弃他的爱人。最后玛格达很认真地提出了离婚。在收集证据的时候，尽管宣传部副部长卡尔·汉克十分尊敬他的长官，在这件事上他还是站到了戈培尔的对立面，帮助了玛格达。在汉克收集的戈培尔通奸名单上，据说不少于36个名字，一小部分是不知名的年轻姑娘，而大多数是社交界的夫人们和女演员戈培尔和玛格达那时实际上已经分居了，因为她不允许他进入在施旺恩维尔德的房子。这又给柏林流言蜚语的制造所带来新的谈资。
这里面还有一段使事情复杂化的小插曲。卡尔·汉克对玛格达一直单相思并想娶她。玛格达拒绝了一段时间。然后，很明显是为了惩罚她不忠的丈夫而接受了这个要求，但必须先获准离婚。汉克向希特勒交了一份他和玛格达结婚的申请，但希特勒出于“国家利益”而不批准离婚。他还邀请戈培尔夫妇参加瓦格纳音乐会。希特勒对戈培尔进行劝说，但没有效果。然而几天后，德国各家报纸还是登出了希特勒与微笑的戈培尔夫妇在一起的照片。
玛格达跟艾米·戈林提起了离婚的打算。艾米把这些告诉了戈林，戈林又转告给了希特勒。当希特勒听说他的宣传部长和他那被希特勒如此看重的妻子打算离婚时十分吃惊。
原来汉克和戈培尔夫人之间的关系已发展到要想结婚的地步，知道他们内情的人无不感到吃惊这是很不相称的一对：汉克年轻，又很笨拙，戈培尔太太年纪比他大得多，又是位时髦的善于社交的妇女汉克对戈培尔夫人缠绵不休，厚颜无耻地向她递交求婚的信，又催着希特勒同意戈培尔夫妇离婚，但希特勒一再考虑到此事与国家的体面有关，一再拒绝
但是戈培尔夫人一再对朋友说：“我丈夫用来威胁我的手段实在可怕。我刚去加施泰因休养，他跟着到旅馆里来。他接连三天劝说我，后来我不能再坚持了。他拿我们的孩子来压我，他要把孩子从我身边弄走。我有什么办法呢？我们仅仅是表面上和解了。我不得不答应他，不再私下同卡尔·汉克相会。我太不幸了，但是我没有别的选择。
希特勒、戈培尔夫妇等一起坐在包厢内观听歌剧《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演出过程中，玛格达不停地小声抽泣。休息时，她坐到包厢内的角落里低头呜咽起来，不能自制。希特勒和戈培尔这时正站在包厢里同观众见面，一边竭力不让观众看到这一幕。
希特勒还不知道戈培尔太太伤心的原因。第二天早晨，有人把戈培尔夫妇和解的背景告诉了他。希特勒立即派人把戈培尔请来，他决定亲自干预此事。希特勒把玛格达请到了伯希特斯加登，她坚持不愿意再和她的丈夫有什么牵连了。希特勒驱车前往柏林，命令戈培尔晋谒，戈培尔维护着他与巴洛娃的爱情，甚至做好了声明放弃他的部长职务的准备——如果这是他和与巴洛娃结婚惟一可能选择的话。他想到日本去当大使。希特勒十分生气，他说，作为德意志的部长，戈培尔不能放任自己卷入这样的私生活丑闻之中。他必须立即放弃巴洛娃，并且永不再见她。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被执行的元首的命令。根据希特勒的意思，巴洛娃被柏林警察局长赫尔道伯爵请到了警察总局。他让她的女友和知己希尔达·科伯陪同她前往。
赫尔道夫以希特勒的名义转告巴洛娃，她至少在6个月内不许见到戈培尔。如果他们在这之后仍然相爱的话，也许会有提出离婚的可能性。巴洛娃晕倒了，希尔达·科伯激动地大叫送花露水来。在她苏醒之后，赫尔道夫尽可能客气地告诉她，她不仅必须马上断绝和戈培尔的关系，她还得尽快离开柏林。她的事业现在已经不重要了，这关系到她的安全，她必须在德国的土地上消失。
巴洛娃愤怒地回答他，她说，如果事先不和她爱的人再谈一次话——哪怕是在电话里，她绝不离开。否则她就会立即结束生命，反正她的生命对她已经毫无意义了。而这样就会出现一桩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希望避免的丑闻。在希尔达·科伯徒劳地努力使她的女友安静下来的时候，赫尔道夫来到隔壁的房间，向伯格霍夫要求了一次特快通话，最后他得到了必要的“元首许可”。希尔达把呜咽着的女友带回自己家里，她要在那儿等待戈培尔的电话。
电话铃终于响了。戈培尔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在我的朋友赫尔曼·戈林的家里和你通话。”希特勒要求，戈培尔和他情人之间的电话谈话要在有一个见证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戈培尔很镇静地和丽达说话，就像他一向所做的那样称她为丽杜什卡，而她痛苦地哭泣着。他对她讲到责任和坚强起来的必要性，然后向她告别，最后说：“经历了这场加之于你的痛苦之后不要变成一个坏人，保持你的本色。”
戈培尔回到朗科隐居了几天，闭门不出，直到他的自制力又占了上风。在此期间，不幸的丽达在她的住所里哭得死去活来，但戈培尔已经说服她放弃了自杀的企图。她拍摄的电影从银幕上消失了，她的合同被解除了。丽达躺在床上生着病，充满绝望。戈培尔烙守着希特勒的命令，避免和她接触。但丽达还是在柏林又待了几个星期，希望能见到他。唯一的一次见面机会终于出现了。她开着她的捷克小汽车沿着选帝侯大街行驶的时候，发现戈培尔的梅塞德斯就在她的前面。丽达驱车尾随着它。在一条安静的大街她把车子转到了马路的另一侧两辆汽车都停了下来。戈培尔和丽达对望着戈培尔毫不动容的脸上看不出一丝表情这最后的一瞥大约持续了一分钟，或者更长。然后戈培尔给了他的司机一个信号，汽车徐徐地驶远了。这段感情就这样永远地结束了。
1938年的这场风波使希特勒和戈培尔在以后三年的关系上罩上了一层阴影。而戈培尔夫妇之间依然深恶痛绝。1941年春天，玛格达曾试图带着孩子们坐汽车逃离第三帝国。但她在抵达奥地利和瑞士原先边境上的布雷根茨附近时被拦住了，被用飞机押送回柏林软禁起来。希特勒认为她的逃跑不是出于政治动机，便释放了她，宽恕了她，但要她答应行为检点一些。希特勒提醒她，现在正在进行战争。玛格达的出走本来可以成为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因此，希特勒有绝对必要的理由将此事包起来秘而不宣。
1942年，戈培尔和玛格达生下最后，也是第六个孩子海迪·戈培尔。柏林人都知道他是“破镜重圆”的产物。但在实际上从来没有真正的和解。破镜无法重圆了。
戈培尔是否真的为了他的飞黄腾达而牺牲了自己的爱情，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联想游戏。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和丽达分手是十分痛苦的。直到1939年9月，整个一年中，戈培尔都是在心情绪低沉、痛苦中度过的。戈培尔的仕途也为此险些中断。他在德国法西斯政界和整个德国，被搞得名声很臭。玛格达开始坚持离婚，拒绝和她的丈夫言归于好，但后来希特勒把他们二人召到伯希特斯加登，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将这对夫妇说合。
在《柏林画报》的目录页上，刊登了那时已经变得很著名的三个人在一起的照片，只有希特勒在微笑着。戈培尔最小的孩子——女儿海德的出生才是和解的标志。在大众的嘴里，这个孩子被称为和解的孩子”。
戈培尔又扑在了他的工作上。当然不时还有风流的冒险，但这些都不足以威胁到他的婚姻。
1939年冬爆发了法西斯战争。新的忧虑随之而来。在末日到来前不久，戈培尔烧毁了他大部的私人信件和回忆录片断。戈培尔的新闻助理威尔弗里德·封·欧文记得戈培尔在浏览照片时突然停下，隔着桌子递给他一张大照片，并说“您从这儿可以看到一个真正漂亮的女人”。这是一张丽达·巴洛娃的照片。戈培尔拿回照片又仔细端详了大约一分钟，然后撕掉了这张照片，把碎片递给了欧文，说：“投到火里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