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快列车徐徐驶入波茨坦车站时，十一月柏林的夜空已是黯然阴晦了。两个小时之后，戈培尔第一次登上了讲台，对柏林的党员发表演说。他反复强调“柏林，必须成为我们向前发展的坚实起点”。自此，戈培尔在他的法西斯生涯中，逐步走向了顶峰。
火车到站以后，戈培尔拎着自己简陋的皮箱，顺着柏林大街漫游，他细心地玩味这座世界性都市的喧嚣。不同寻常的印象异常强烈，只是偶尔地，由于他任务的巨大而使他有些绝望。但他很快克服了这种眩晕感，牢牢地抓紧皮箱，径直地朝纳粹党员集会地走去。那儿有一小堆纳粹党员正等着新上任的党区领袖。
希特勒的政敌施特拉塞兄弟在柏林掌管总部，他们为新任党区领袖的到来已安置妥当。等着戈培尔的，是舒舒服服地下榻在纳粹党员约翰内斯·施泰格尔家中。施泰格尔夫人是位富有的妇人，她的丈夫是《柏林地方广告报》的编辑，该报是德意志民族党主席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的报业康采恩中的主要报纸。许久以来，施泰恪尔夫妇已经成为积极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缩写为NSDAP，简称纳粹党）党员。在他们家中，戈培尔住得不仅舒适，而且便宜，并有权使用客厅和其他房间举行会议和接待客人。戈培尔一到柏林，奥托·施特拉塞就把他直接送至下榻处，他受到施泰格尔夫妇毕恭毕敬的接待几星期以后戈培尔对柏林区纳粹党员发表了演说。
戈培尔任职柏林之前，希特勒借一次桌边谈话详细解释了他之所以恰恰在那时委派入党尚未满18个月的戈培尔去柏林担任困难职务的原因。那时柏林区纳粹党的组织状况不佳，希特勒对此十分恼怒，党内圈子里对此尽人皆知。原因在于党区领袖冯·施朗格行事不够果敢有力，因为他的主要职业是政府官员，因而从未全职工作过，大权旁落到柏林冲锋队领袖库尔特·达吕格以及后来被开除出党的汉斯·豪恩施泰因手中。希特勒希望戈培尔能清除党内异己分子，重建组织。这位新任党区领袖直接向希特勒负责这样一来，原负责北德地区的组织领袖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就受到了冷遇。
老党员一再向希特勒报怨柏林党的领导工作。希特勒选中戈培尔是因为希特勒认为戈培尔具有驾驭柏林局势所不可或缺的二种素质：雄辩和智慧。他告诉戈培尔，柏林的下层领导很差，因此他可以无须党内法庭的介入，全权清洗党内一切不良分子。
当时，希特勒也不可能做出比这更好的选择，因为戈培尔完成任务比他所期望的要更好更快。这自然不仅仅归功于个人能力，而且归功于时代环境。1927到1931年间，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在德国的影响与日俱增。1928年的国会选举中，该党还获得了12张议席。议员中就有格雷戈尔·施特拉塞、赫尔曼·戈林和约瑟夫·戈培尔。1929年，国社党成功地获得了重工业和大地产主大规模的物质支持保证。像工业家蒂森、银行家施罗德等人的经济援助将这场日益壮大的运动置于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连国社党的准军事组织冲锋队和党卫队也从中得利。当恩斯特·罗姆1931年接掌冲锋队大权时，这支队伍已达50万人，成为党内一份举足轻重的力量。
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也有经过军事训练的组织，但人数上没有这么强大。所以在凡尔赛和约签订没几年以后，按和约非军事化的德国出现了这种情况极大一部分能服役的男子参加了这个或那个私家的军队。
1929年10月份施特雷泽曼去世时，那些民族主义者还要用漫骂对他鞭尸三尺，尽管他们最终将建立了伪国防主权的坚实基础归功于他。他用其和解政策，成功地把协约国对德国的占领结束于1930年，也就是比凡尔赛和约规定的期限提前了五年。早在1928年施特雷泽曼就通过采纳扬格计划使德国的战争赔款重负大为减轻。但纳粹党的宣传恰恰以扬格计划为由辱骂政府。
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在1930年9月的选举中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成功。该党并未将之归功于戈培尔攻击施特雷泽曼的“耻辱和约”四处散布的胡夸废话，而是将之归因于德国遭受了世界经济危机这一客观事实。失业人数由100万上升至600多万，还有数百万人只挣半份工资很多年轻人披上了褐衫—因为在冲锋队里做事比在家里游手好闲而被其家里人瞧不起要有意思得多。
这样的环境注定希特勒的飞黄腾达。他对城头变幻的联合政府的无能以及“魏玛共和国时代”的毫无出路而发出的克珊德拉警告看起来似乎完全有理。所以1930年9月选举之后国社党有107名议员进入了国民议会，纳粹党获得了6401210张选票。绝不是所有投国社党票的人都是党员，很多选民只是想到，情况不能再恶化下去了，应该给这个希特勒一次机会。登记在册的党员总数在三年之内从1926年的17000人升至176000人，1930年已达389000人，1931年甚至到了80万人
在夺权的阴谋中，希特勒需要三种工具：人员、金钱和选票。人员在冲锋队、党卫队以及其他党组织中供驱使；金钱除了较少的党费以外，来源于一些重工业家和银行家的资助，他们错以为用钱就可以收买该党作为工具；选票来自越来越多的不满者，票数逐步上升。希特勒决定避免使用暴力，用这种方式合法地在宪法框架内实施阴谋。从根本上，他并不反对暴力措施，但在当时情况下，他相信宣传的力量。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陈述了他的本质宣传观“就如同女人宁可屈从强者也不愿主宰弱者一样”，“群众更喜爱统治者而不是乞求者。”领袖本人必须满怀激情，这样才能感染运动的支持者。群众受口头影响之深甚于受书本影响，每一场群众运动的成长壮大和影响深远不是归功于伟大的作家，而是归功于伟大的演说家。
宣传对于希特勒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
……由于（宣传）就自身而言不是也不可能是必不可少的，它因它的任务而必须存在——正如唤起众人注意的报贴画一样；但不是在于教化本来已富于知识经验或追求文化见识的人，而是越来越针对于情感，只是很受所谓的理解力的制约。每次宣传都必须是大众性的，宣传的知识水平必须按照既定宣传对象中最愚钝者的接受能力进行调整。这样，欲波及的人数愈众，宣传的纯知识高度就愈低……
……广大群众的接受能力十分有限，领会能力也低，但与之相对的是，健忘的人一直能掩盖点什么，即使现实中有上千个理由说这样不对……
希特勒在向秘书鲁道夫·赫斯口授该书下一章时，把他在柏林交代给戈培尔的任务预先说了出来：
……我们经过深思熟虑，选择了红色作为我们海报的颜色，这样便于挑逗左翼，激怒他们，将他们诱到我们的集会上来，哪怕他们是来驱散我们的集会的，我们用这种方式终于可以和这些人交谈了……
……我那时采取如此立场：无所谓他们对我们持何等态度，笑也罢，骂也罢，说我们是小丑也罢，视我们为罪犯也罢；重要的是，他们提到了我们。他们得一再地与我们打交道，我们逐渐在工人自己的眼中真正作为一种力量出现，虽然目前这种力量尚存争议。
戈培尔为柏林纳粹党树立威望以前，首先在党内机构中建立了秩序。原柏林党部办公室的房间极为粗陋，是波茨坦街一所背街房屋里的一个肮脏的拱顶地下室。那里边住着一位所谓的经理，一贯老老实实地在账本上登录每日收支。屋角里四处散堆着成垛的纸张、报纸。前厅里，一组一组失业的纳粹党员同志站在那儿辩论，用吸烟和造谣打发时光……
这处办公地点就像“鸦片烟窟”，这里边只有点上灯才亮堂一些。一开门，污浊的空气、雪茄、香烟和烟斗的雾气就扑面而至。
虽然面临持续的资金不足，但戈培尔还是在几个星期之内弄到一间合适的办公室。
1927年1月1日戈培尔告别了波茨坦大街上的“鸦片烟窟”，搬进了位于吕措大街新的办公地点。那里虽然既窄小且粗陋，但在当时可是一大飞跃——柏林党部从地下室升到了一楼，烟雾腾腾的辩论室成了一座坚固的、统一组织的纳粹总部。
那时，柏林区的纳粹党员总数约千人，戈培尔上任后第一件重大举措就是开除了约四百游手好闲的人他对剩下的六百人作了一次鼓舞性的讲话，要求他们做艰苦的党务工作，严格遵守纪律，勇于自我献身，连失业者每月也必须用失业救济金缴纳三马克党费。此外，他要求集会时收二十或三十芬尼的入场费失业者半费入场。由于他们有足够的空闲时间，对当局又尤其不满，所以戈培尔主要将他们视为发展党员的对象。他决定把集会组织得轰动惊人，以吸引柏林人参加，即使他们开始只是出于好奇。他计划而已，让他们每次都欣赏一场“表演”。戈培尔当时的意思是：
无论是挨辱骂或受诽谤，浴血倒地或入狱坐牢，在我们看来都正是值得追求的可如果人们只是令人气愤地用无所谓的目光瞥我们一眼，或最多只对我们报之同情的一笑，这就会激发我们最后一丝力量，推动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想出新的公众宣传方法，不放走任何提高党的主动性的机会。
戈培尔在柏林的首次公众活动中就为其聚集起来的纳粹党员献上了第一出“表演”他让听众等了十分钟才乘一辆出租车露面，而且引人注目地开到集会地门前。在这之后他不慌不忙，直到慢腾腾地在毕恭毕敬的冲锋队队员的护送下穿过大厅，登上讲台。戈培尔的老上级施特拉塞私下里指责他举止失当，先是让大家白等，然后还要在党内经费紧张的情况下把钱浪费在出租车费上，激怒了大家。
“您看上去不太懂宣传，亲爱的博士。”戈培尔惊讶地看着施特拉塞，“您的意思是，我不该乘一辆出租车驶到门前？您说的完全正确，我应该叫两辆出租车，另一辆放我的公文包！重要的是设法真正获得他们的好感。至于迟到的问题，我可以向您保证，我是有意来迟的。这是我的一贯作风和原则，让人等等很不错嘛，这样可以引人注目征服街道，大家听起来也饶有兴味。”
戈培尔征服柏林，是从征服街道开始的。他说道：“街道是值得征服的。这是现代政治的特色。谁征服了街道，谁就征服了大众；谁征服了大众，谁也就征服了国家。共和国首都的速度激励着我，同时柏林人天生正常的机智丰富着我。”戈培尔将海报设计得不仅仅富于挑衅性，而且风趣滑稽。
人们平常在广告柱上看到的党派政治集会广告无论是设计还是风格都不怎么吸引人正是在这一点上戈培尔看到了第一个引人注目的机会。他虽然用于海报宣传的经费不多，但只要印刷厂允许赊欠，戈培尔就丝毫不担心超出预算的问题。他用血红的字母印大标题。要是行人看到广告柱上用巨大的字体排出的惊人通知，谁自然都会驻足。
一次，有一张广告赫然醒目地写道柏林党区新任领袖约瑟夫·戈培尔博士将于某时某地发表演说，所有想听一听的柏林人都被友好地邀请出席
在柏林，迫害和攻击德国共产党是戈培尔的一项重要法西斯活动。
每次戈培尔攻击共产党人时都要造成流血事件。他让手下失业的横小子、壮大汉们一刻不停地卷入与共产党人的巷战，制造“市民恐怖”，把那些可憎的“市侩”从舒舒服服中惊起给他带来了乐趣。
1927年2月11日戈培尔进行了他最大的一场挑衅。他租下了位于柏林工人聚居区威丁区的法鲁斯厅，而那里一直都是德国共产党（还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传统集会地点。集会地点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挑衅，又加上柏林纳粹党全体近千名党员早早地就鼓乐登场，旌旗挥动。“这是公开的宣战，”戈培尔在《柏林争夺战》中写道，“集会迅速变为大规模的室内殴斗，一如希特勒当初在慕尼黑策划的运动那般。”
共产党人以及纳粹党的其余对手到场众多，挤满了大厅的一多半。当其中一人屡次针对议事规程提问，打断集会主持达吕格时，一些纳粹冲锋队队员抓住他强行带出会场，室内殴斗随即爆发。殴斗以普通的方式进行，啤酒瓶横飞，椅子腿乱舞。最后警察进行干涉，而且来了大队人马——因为法鲁斯厅纳粹集会发生骚乱几乎是可以肯定预见的。共产党人抬着伤员撤了，在多多少少都是纳粹党员的时候，戈培尔证明了自己是左右局面的行家里手。他让人把受伤的纳粹党员用担架抬到讲台上，就忠诚不渝、现场情谊和时刻准备行动等发表了一通煽动性的讲话，指着一个满身是血躺在担架上的大汉称道“无名的冲锋队队员”。那人是被一只飞来的酒杯击中头部，伤倒不重，可很添彩。
自那以后，戈培尔从不放过任何一个能重演这种有效行动的机会。要是没有受伤的党员，他就让一些冲锋队队员从头到脚裹满绷带，躺在担架上。
通过法鲁斯厅的室内殴斗，戈培尔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即登上了市民报纸的斗版斗条。当一些报纸称纳粹党扔洒瓶子的人为强盗时，戈培尔欣喜若狂。他飞也似的起草出一份海报，自称“强盗头子”，邀请大家出席另一场公众集会。
戈培尔于是开始极为精心地策划他的每一次行动和大部分讲话。施泰格尔夫人的客厅里立着一面很大的由三块组成的镜子，戈培尔就面对这镜子试念讲稿，审视形象。这给施泰格尔夫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想像中的萨伏那洛拉就是这样，她对施特拉塞兄弟说：“戈培尔是如此的坚强，如此的苦行，如此的着魔于任务，简直宛如一位圣人或先知”。数年后，戈培尔回首往事：
当我今天把我来柏林以前讲话的速记稿和以后的相比较时，我感到前者几乎是温和平淡的。和我一样，柏林运动的鼓动家们莫不感觉如此。这座400万人口的城市的颤抖就像整个共和国首都慷慨激昂的宣传演说中一次激动的呼吸。这里说的是一种崭新的现代语言，和那些古旧过时的、所谓民族的表达方式再也没有干系。国家社会主义的宣传鼓动是专为大众着想的党的现代人生观在这里寻找并找到了一种吸引人的现代风格。
戈培尔习惯于手写起草每一份讲稿，用不同的彩笔标出鼓掌间歇以及从尖刻挖苦到激情爆发等各种色彩。同时他在训练自己自由演讲和根据临场气氛即席发挥的本领，并且精益求精。
他的每一篇讲稿，无论显得何等“发自肺腑”，都已从头至尾细细思量过，他首先想到的是听众：他们成分如何，情绪如何，他如何才能抓住他们，使他们保持紧张。他使出全身解数，身体上、嗓音上、表现力上竭其所能，以便从尖酸讥讽到狂热兴奋，从激情地表忠心到刻骨地痛恨处处吸引带动听众。他一向全身心地投入，直到他虚弱的身躯和紧绷得神经油枯灯尽。他出汗出得很厉害，一场累人的讲话下来，像他常说的：“就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讲话前后他都要在洗澡间内称检体重，常常确认损失了好些磅重量。讲话时，群情激动的地方他却往往完全冷静旁观。开场白和结束语，精彩点和延长处都仔细而客观地计算过。登高台演讲没几分钟的时候，他经常在亲密的同事中提一个嘲弄的问题，“他应该放哪张唱片”
这当然是明知故问。大多情况下他都事先知道，等着他的听众处于什么精神状态和情绪。要是例外地一无所知的话，那他对集会地点气氛地震仪般灵敏的感觉就会起作用。在纳粹刚上台不久，这位刚刚走马上任的宣传部长在对大学生发表一次简短的讲话时就是这样。这些年轻人毫不例外地均反对新政权，虽然他们不敢公开批评，但他们商定用冷淡有礼的沉默来表达他们的反对为谨慎起见，他们放弃了大学礼堂里表达反感的传统方式—用跺脚声迎接这位部长。但是当这位部长向他们发表演说以示敬意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像期待的那样顿足欢迎
戈培尔刹那间由于受到冷遇而吃了一惊，但他马上摆出他最富魅力的微笑，他向年轻的听众表明，他面对意想不到的困难是多么的镇定。他用消除敌意的坦诚解释道，有一些听众对新政府多多少少持否定的态度，但他正是要开诚布公地消弭这一可能产生的误解的原因。随后，他说了几句友好的客套话，讲到了学者们在新国家中的任务，悦耳动听但决不空洞无物。然后他必不可少地看了一眼手表，非常可亲地提到他尚有国事在身，遗憾的是比较紧急，但肯定没有和聪明的年轻学者们聊天这么有趣，就此告辞。他友好地微笑着退出大厅，让年轻人们愣了半天神。起码有一半人，被戈培尔这位部长的魅力征服了。
早在纳粹上台数年前戈培尔就娴熟掌握了这种适应能力他的放肆和大胆使支持者吃惊，将越来越多的观众吸引到谣言满天飞的集会上来柏林人虽然绝不是友好地谈起戈培尔，但他们在谈论他。戈培尔尚未征服柏林，但显然已征服了柏林人的注意力。
在柏林必须你死我活，别无选择。谁要是不懂得不顾一切，谁就要被辗于国车之下……
柏林需要耸人听闻的消息就如鱼儿需要水。这座城市借此谋生，哪种政治宣传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不会达到目的。
戈培尔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不断地试图耸人听闻。他发展并完善了希特勒曾在慕尼黑实践过的技巧在柏林到处打出旗帜，挑出写着党的口号的大幅标语，用进行曲和游行为每一次集会营造气氛。党员必须全体列队游行，离集会开始很久以前就占满大厅，在小乐队的高声吹奏下大唱党歌。戈培尔一贯等场里已挤得水泄不通，气氛也已相应备好之后才露面。他大多坐在就近的某家小酒馆里，等电话通知他时机已到。然后他就在“御林军”彪形大汉的簇拥下出现，戏剧性地入场，从大厅后门一直走到饰有鲜花的讲台出场时应伴有数分钟沸腾的掌声是不言而喻的1927年5月1日希特勒在柏林发表了一次演讲。这是他自戈培尔任党区首脑以来在德国首都的第一次演讲。由于希特勒当时在北德被禁止公开演讲，所以活动还伪装成党员内部集会。尽管如此，那还是一场大规模的群众集会，由戈培尔安排在市中心一家叫“精彩”的舞场内。
可是，在柏林纳粹党营地内并非事事如意。绝大多数柏林人是坚决反对党区头子手下那些“流氓”的，警察也严密监视着他们。连党区首脑大人本人也必须忍受一些警方检查。戈培尔被搜查严禁拥有的武器。搜身虽没有搜出任何武器，却搜出一瓶烧酒和一只闹钟。市民和报刊听到了风声，充分利用了一下这次好机会取笑这位武装”奇特的党区领袖。
当戈培尔置警察再三警告于不顾，拒不约束他那些“流氓”时，纳粹党在柏林地区遭禁了。1927年5月5日，希特勒在伪作“内部集会”的大规模群众集会登场的四天之后，警方发布禁令，其直接原因是一位退休牧师在国社党集会上被打伤戈培尔事后声言此人绝非什么牧师，而是一个声名狼藉的酒鬼和捣乱分子，当警方禁令的官方通知送交到柏林区党部办公室时，戈培尔拒绝在收据上签字。他派一名身穿制服的冲锋队队员将未开封的通知送回了警察总局。
警方态度更加坚决，戈培尔别无选择，只好同他的党员一道部分转入非法活动，把纳粹党的集会地伪装为体育协会，活动伪装为毫无危害的聚会。冲锋队制服被公开禁止，最严重的是他的演讲也被禁止。
禁止公开演讲只对那些作为国民议会或州议会议员的党员例外，他们按宪法拥有在选举集会上代表其政治立场的权力。国会议员戈培尔充分利用这一特权，滥用这一权力，作为辩论发言人他发表长篇论战性的声明，而那东西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之为“选举宣传”。警察旋即识破了这套把戏。他一再被控告，被处以罚款，被重新“赠予”演说禁令。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创办自己的报纸，从而创造一个他眼下作为演说家被禁止拥有的阵地。
这样就产生了《攻击》。《攻击》起初只是一份微不足道的周报，无法与希特勒的《人民观察家》、施特拉塞的《柏林工人报》以及其他党办报刊相比
对于报纸的命名，戈培尔颇费一番苦心6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戈培尔一小圈人坐在一起苦思冥想，思考报纸的标题。苦苦思索中戈培尔突然灵光一现：我们的报纸只能叫一个标题，攻击！这个名字宣传有力，它包括了我们所欲所求的一切。
戈培尔的朋友尤利乌斯·李佩特担任主编。戈培尔为预告报纸创刊的广告使用了他集会宣传成功的海报策略广告柱上先是出现了血红的海报，上面只有二个字：攻击，再加一个大问号。几天后新的海报宣告：攻击7月4日进行！直到第三份海报才得知，这是在宣传一家报纸，该报将于每周一出版。
广告无疑做得很好，但小报本身可实在不怎么样，纳粹党内虽然不乏众多演讲好手，但具有足够专业知识和经验以供编辑世界性城市报纸的记者却不多。连戈培尔那时也不是名熟练记者。
7月下旬一个星期一的早期，戈培尔在一次短期旅行之后自苏台德区返回，在稀尔施贝格火车站售报亭里发现了刚刚首次出版的《攻击》创刊号。戈培尔把这张报纸同他本来意图相比较，感到了绝望：一份可怜的地方小报，一张倒霉的印刷品！期望甚高，而能耐太少，这便是第一期。
戈培尔认为新报纸的主要任务之一是针对柏林警察局副局长魏斯博士不断地进行诽谤，其在禁令和警方规定屡行屡废中一直是戈培尔的主要对手。魏斯博士是犹太人。在他的坚持下，戈培尔等一行人多次被判入狱和罚款。戈培尔对魏斯大规模攻击的结果，是魏斯不久就成了纳粹运动反犹战斗中热门人物之一。
魏斯原只需稍施手腕就可以占上风，但他将一切都看得极为严重，于是提出诉讼。这正中戈培尔下怀，因为每一次开庭审理都意味着宣传的增强。不仅如此，伯恩哈德·魏斯典型的犹太长相对戈培尔和他手下的漫画家米厄尔尼尔来说简直是天赐之物魏斯每星期都要受《攻击》的污蔑和出版的小册子的诽谤，1928年还有一篇以成书的形式出版的尤其恶意煽动的文章《依斯多尔记》。
魏斯异常恼怒，因为渐渐地连纳粹的反对者都真以为他叫依斯多尔。他继续指控戈培尔诽谤，却由此再三地给戈培尔提供了恣肆法庭、从而在市民报纸上轰动一时的机会要是只判罚他几百马克，在戈培尔看来这与宣传收效相比代价甚微。此外，对魏的胜利对他而言证明了其基本原则的正确英明：那就是必须将对手列入一种特殊的“替罪羊”行列，集中火力猛攻猛打。就连希特勒也曾依此计行事。
至于禁止他讲演，戈培尔绝不是默默无闻地甘受此击，而是尽力避开禁令，挑逗警方。
但不管戈培尔如何绞尽脑汁，柏林警方对戈培尔及其法西斯纳粹活动，还是采取了严格控制的措施，使得戈培尔一再受挫。
演讲受阻，戈培尔就将精力集中在他的《攻击》报上。报纸暂时着眼于柏林工人，采用非常大众化的风格。但要使小报获得成功却很不容易，尤其是因为它在纳粹党内都有反对者，既不被希特勒也不被施特拉塞看重在它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中显示的更多的是戈培尔自己而不是希特勒的想法。自然，他也是极端反共反犹的。谁要是非难该报，就会被戈培尔打上“犹太人”的烙印。他将他自己和纳粹党描述成惨遭犹太人、共产党人和警察迫害的无辜者，而万恶之首当属“依斯多尔”。戈培尔用自己写的一首两行诗来反抗党禁：
虽遭禁
尚犹存
1927年夏戈培尔进入低谷，《攻击》发行量少得可怜，极少能超过2000份。戈培尔还要不停地在法庭上与对手们周旋，这也很费钱。由于不许举行公开集会，也就没了入场费，而这曾经是纳粹党的一笔相当的额外收入。《攻击》和其他纳粹党办报刊的编辑工作陷于一种除了党区首领以外几乎无人能动笔的窘况。纳粹党内连能发表演说的后备力量也很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戈培尔表现出了韧性，他顽强地认为：必须尽快培养，以备禁令取消后形势之需；还有许多开拓性的工作待人去做，起码要做到随机应变，善于妥协。
1927年的大事当推八月底在纽伦堡举行的纳粹党代会。许多纳粹党员和冲锋队队员依然失业，他们有充裕的时间为大造舆论而行军去参加党代会。这一来回约需三个星期。柏林党区首领为那些能买得起25马克折价返程票的纳粹党员订了四趟专列。纽伦堡于是人头攒动，万人大会、授旗典礼、火炬游行接二连三。希特勒和随从站在台上向众人致意，万名追随者列队通过，接受检阅在柏林，整个1927年夏天纳粹党被禁止任何活动。戈培尔想演说也得出了柏林才行在鲁尔区的一次会议上，他详述了群众集会的宣传意义。
谁征服了街道，有朝一日谁就会征服国家，因为每种权力政治的形式均扎根于街道。群众集会的益处我们取之不竭，这是能证明我们决心掌权的最好的手段，这比任何选举统计都重要得多。当我们看见自己人在街上列队行进时，那简直就是夺权动员了。
戈培尔动用一切手段，试图扩大《攻击》的销路。每位纳粹党员都奉命订阅并促销该报。尽管如此，还是没能提高它2000份的可怜发行量。施特拉塞的报纸已满足了人们对地方党报的需求。纳粹党的利益也无须另办一份报纸。《攻击》报归根到底只是服务于党区首领个人。
很快爆发了一场实实在在的新闻战。戈培尔命令他的冲锋队队员辱骂街头卖施特拉塞报纸的人。他认为可以这么干，因为几乎无法设想施特拉塞兄弟会在夺权的如此紧要关头诉诸法律，把党内的丑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施特拉塞兄弟确实没这么做，他们只是在希特勒处告了一状。希特勒于1927年秋天火速赶到柏林，突然出现在施特拉塞纽伦堡大街上的编辑部里，十分粗暴地告诉施特拉塞，这场党内纷争必须立即永远停止。
“您为什么不对戈培尔这么说呢？”施特拉塞问道：
希特勒避而不答，解释说，要是不和解纷争持续尖锐下去，冲锋队将来可能会冲进施特拉塞的编辑部，把一切砸个稀巴烂。“我实在是很担心，要是您在这种情况下能怎么办呢？”
“我会开枪的，希特勒先生，那样您的冲锋队队员就会少半打。”施特拉塞说着拉开写字台抽屉，指着他备好的两把手枪。希特勒吓了一跳，头一次对施特拉塞直呼其名：“可是奥托，您总不会对我这么干吧，您总不会杀我的冲锋队队员吧。”“要真是您的冲锋队队员，”施特拉塞带着巴伐利亚人的平静说道，“那您只需告诉他们，这儿他们不该来。”
在编辑部同施特拉塞这次少有的谈话之后，希特勒和戈培尔郑重谈了一次，因此冲锋队对卖报者的辱骂行为停止了。此后不久，希特勒就谋求集中管理党办报刊，他把施特拉塞兄弟召往慕尼黑参加有关会谈。施特拉塞首次得见褐色大厦里的纳粹党部秘书处，这给他印象很深。大厦正面饰以一巨型纳粹十字，大门后的大厅有一个长长的窗口。再后面可以看到二十多名办事员在打字，送信人来往匆匆。要想进入赫斯领导的秘书处和希特勒本人的办公室，必须先穿过这所大厅，再经过一座院子。希特勒的工作间布置高雅，铺着厚厚的地毯，除了一张大写字台以外，还有一张会议桌，四周围以真皮沙发。希特勒身穿褐色衬衣，足登高统靴，还添了根马鞭，片刻不离身。他习惯用马鞭敲皮靴或桌面，用以强调自己说的话。
会谈涉及施特拉塞在北德党办报刊中所占的大部分股份希特勒想全部买下这些股份，而施特拉塞兄弟拒绝了这一建议，这激怒了希特勒。当奥托·施特拉塞硬说希特勒在有些地方犯了错误时，希特勒大发雷霆。
“我从不犯错误，我说的每个字都具有历史性意义。”说着，希特勒猛地将马鞭敲向桌面。施特拉塞随即一言不发地转向屋门，格雷戈尔也准备跟着哥哥走。可希特勒还需要施特拉塞兄弟。于是他对格雷戈尔说了几句缓和的话，留住他单独继续会谈。
慕尼墨总部的奢华与柏林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柏林党区头子没有梅塞德斯车用，只能习惯于挤电车或地铁。并且，施特拉塞兄弟从不穿纳粹制服，戈培尔也是如此，就是在以后的岁月中也极不愿套上制服。
戈培尔30岁生日和他就任柏林党区头子周年纪念日几乎是同一天，于是就庆祝了这一双重节日。纳粹分子私下凑了2000马克，给了他一个意外之喜。这是对纳粹党的财政状况的可喜证实。纳粹分子还向党区头子献上32500张新的党证。最后，纳粹分子郑重地递给他一个信封，里面装的是撕碎了的债据。那些债据均有戈培尔的签名，是他为出版《攻击》而背上的私人债务。但是最受欢迎的礼物要数警方取消了对他发表演讲的禁令不过他以后每次公开演讲都必须取得书面许可。
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止戈培尔扩大宣传规模了。1928年1月，他在一次讲话中说道：
……不能从理论上探索宣传的孰优孰劣，那些引导成功的宣传就是好的，没达到预期效果的宣传就是差的，即使它异常巧妙也无济于事。因为宣传的任务不是巧妙，而是引向成功……那样就无人能说，你们的宣传太低俗、太粗野或太残暴，或者不够光明正大……
要诀何在？那就是人们的想法是不成形的，如果有一个人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那么每个人都会感到：对，我一直就是这么想、这么希望的……在我认清某事的正确性，并在电车上开讲的那一刻，就是在做宣传了……宣传就是一个组织的先锋。如果这个组织有此先锋，那这个组织就是国家的先锋宣传永远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宣传，有人会，有人不会。宣传是一门艺术，这正如教每个半路出家的普通人拉小提琴似的，他们都定能教到一定水平，但到了一定程度，便无法再进步了，并不是没有可学的了，只能告诉他们，那只有天才才能做到了……要是先生们说：“你们只不过是宣传家”，就应该如此回答他们：“耶稣难道不是吗？他没有进行宣传吗？他是写了书，还是布了道？穆罕默德不是吗？他写过妙趣横生的小品吗？抑或他没有走向众人，诉说自己的意图？佛祖和查拉图斯特拉不也是宣传家吗？环顾我们的时代，墨索里尼以前难道只是趴写字台的吗？他难道不更是一位大演说家？当列宁由苏黎士到达彼得堡时，他是直接从车站进了书房写了本书吗？难道他不是对成千上万的人发表演说吗？不是别的，正是大演说家造就了法西斯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演说家和政治家之间不存在任何区别。”
1928年3月底宣布，5月20日举行国民议会选举。同时，普鲁士政府取消了在大柏林地区对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禁令。
戈培尔立即抓住这个机会，他抛弃了以前对进行议会活动的彻底拒绝，看见了争权斗争中议会党团所能提供的宣传机会。于是全力夺取之。
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当时还太嫩，没指望在选举中获得决定性的胜利，绝大多数选民也没有拿它当回事。直到一年以后，日益增长的失业率才将数百万不满者推向希特勒国社党鼓动家一边。眼下，纳粹只得满足于80万张选票12张议席。戈培尔在进入议会之前先发表了一份声明，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无人能出其右。
……但愿议会各党议员都作如此想法。我不是什么议会成员，我只是享有豁免权、免费乘车权……
豁免权享有者是个在民主共和国里甚至也能偶尔讲讲真话的人。他和凡夫俗子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可以大声讲话。他有权称粪堆为粪堆，而无须用称其为国家来敷衍……这仅仅是一个序曲……你们还将和我们一道开开心，现在让戏开演吧！
1928年11月希特勒任命戈培尔为纳粹宣传部长，再次表明了他对戈培尔的宠爱。这意味着，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必须让位于他以前的秘书。但施特拉塞在党内高层领导会议之后保住了地位。因为，希特勒任命他为纳粹的组织部长。
作为宣传部长和国会议员，柏林党区头子戈培尔如今担任了全国范围内的权限赋予他的党内职务。此后的四年，戈培尔遍游全国，组织群众集会所有的活动均按费尽心机的仪式进行，有旌旗列队、火炬游行、排练好的齐诵、伴以高唱党歌、奏进行曲。空前的渲染使气氛神经质地紧张，主要发言人一露面，人群定然沸腾不息。
戈培尔懂得，只要集会准备得好、组织得好，就是最小的党也能填满最大的厅堂。当1928年9月希特勒想在柏林发表演说时，戈培尔在体育场的巨型圆形广场上组织了一次集会这是此类大规模群众集会的头一次。不久，柏林体育场和纽伦堡体育馆就成了宣传部长选上的活动场所。
戈培尔当时用以影响大众的工具还只有集会和报刊。时常也有些机会，用一些特殊的艺术品来给他老一套的日常宣传活动注入生机。1930年2月，霍斯特·韦塞尔之死给他制造耸人听闻的政治事件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霍斯特·韦塞尔是个吊儿郎当的大学生，与一妓女同居。他还是一名狂热的纳粹党员，屡经街道战、室内战的冲锋队队员。他在《攻击》上发表了一首为行军歌曲而作的歌词。虽然尚未谱曲，但歌词却和一首欧洲共产党青年团多年来口唱哨吹的进行曲旋律很是相配。纳粹党人唱这首歌只唱韦塞尔写的词。
1930年2月初，韦塞尔被一个职业皮条客阿里·赫勒尔刺死。赫勒尔被捕，因杀人罪被判刑七年。
戈培尔获悉此事后，决定颂扬死者。在《攻击》上，在小册子中，首先是在演讲中他把年轻的韦塞尔的一生创造成了一部英雄史诗，把他的死说成是殉道。韦塞尔的葬礼由纳粹隆重举行。届时首次公开高唱“霍斯特·韦塞尔之歌”，而且一跃升为纳粹党歌。
1930年，希特勒和施特拉塞兄弟间的宿怨再度爆发。兄弟二人中较为激进的奥托·施特拉塞在他编辑的党报上支持一次萨克森工人罢工，而希特勒则强烈谴责这场罢工，因为他不想惹重工业中掏得起钱的支持者生气。奥托·施特拉塞和希特勒在柏林进行了一次会谈。会谈私下在一饭馆里举行。希特勒下定决心通过合法手段夺权，避免反对“资本主义”右冀政党。奥托拒绝了这一立场。最后，希特勒彬彬有礼地起身致歉，他得去一下卫生间。他从另一个出口离开了饭馆，奥托·施特拉塞再也没见到他。希特勒返回慕尼黑，从那里授权戈培尔，立即将奥托·施特拉塞连同他的一些追随者一起开除出党。格雷戈尔直到希特勒夺权前不久还是党员，而奥托和他的追随者则建立了一个自己的小派别，称作“黑色阵线”。
奥托·施特拉塞于1930年被清除出党。三个月以后举行了新的国会选举。希特勒的党此番获95张议席。这不禁令人大吃一惊，就连国社党内的乐观主义者也没预料到如此成功。这期间，经济危机的规模达到了顶点。不满者一周一周地增多，都来到戈培尔的集会寻找出路对一个能干的纳粹鼓动家来说，决不缺少国难的替罪羊，这其中有足够的犹太人和恶毒的协约国，更别提共产党人和耻辱的凡尔赛和约了。这期间还可以骂骂大托拉斯和垄断资本家，虽然它们也部分资助了竞选。这样一来就说出了数百万选民的心声，他们都说局势“不能再恶化下去了”。后来虽然又恶化了许多，但这期间人们可以在戈培尔的喧嚣热闹中自我麻醉，汲取希望。
1930年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获得了640多万张选票。纳粹的国会党团包括了107名议员。一夜之间，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从最小的党派摇身变为国会第二大党。掌权的日子看来已不再是遥远的梦幻，而是实实在在的可能。
尽管取得了巨大胜利，纳粹领导人还是忧心忡忡。党内不满者、退党者比以前多了。这一点尤其波及到了主要由失业者组成的冲锋队。他们中间确有许多懒汉，可在一个连工作狂都成了失业救济者的时代里，懒惰和失业的区别也就越来越模糊。无论如何，冲锋队的“莽汉们”毕竟在街头巷战、室内战和挑头痛揍敌人中找到了一种生活内容。他们乐于见到人们在自己面前发抖。但是，他们长年甘作打手所换得的物质报酬却迟迟不见踪影于是越来越多的失业冲锋队队员闲坐在党办酒馆里，等待着任何一次行动，如果成功了，起码可以付给免费啤酒和“夹肉三明治”。
可恰恰在眼下可以使这些“莽汉们”保持情绪的这类行动不多。在1930年9月的选举月中，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意外事件。一些柏林冲锋队队员闯入了戈培尔的办公室。戈培尔不得不向他柏林警方中的死敌求助。为了内部解决这些事，希特勒亲自来到柏林，向愤怒的冲锋队做了一些含混的许诺。为能利用自己的权威阻止其他不快事件的发生，希特勒把自己提升为冲锋队总领袖，任命罗姆当队长。
这样，担心就暂时解除了，但绝没有根除。主要问题在于，冲锋队也像古罗马人一样要求“既有面包吃，又有热闹看”。吃不上饭他们能忍受，但必须让他们看一场盛大的“马戏”作为补偿。可希特勒眼下不需要什么街斗巷战、流血集会之类的轰动事件。他不想让群众中的有产阶级感到害怕，他还希望能借助他们合法地攫取政权。
一日，戈培尔给柏林冲锋队制造了一次新行动的机会，那就是去破坏电影《西线无战事》的上演。
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的反战小说当时已获得世界性的成功，成了战后的畅销书。但对纳粹党、尤其是戈培尔来说，《西线无战事》多年来已是眼中钉肉中刺。它毫不妥协地反对战争，与纳粹宣传针锋相对。所以他们就谩骂“犹太人”雷马克的这部小说以及出版、资助该书的犹太出版社乌尔施泰因。
雷马克的小说是在好莱坞搬上银幕的它毫无疑问是当年最优秀的影片之一。在柏林首演于莫扎特厅，盛况空前。
戈培尔到第二天才采取行动。他差人暗中买下了莫扎特厅的上百张坐票，让冲锋队队员穿便衣就座。他们还在大衣下藏了恶臭炸弹以及小笼子装的白鼠。戈培尔十分得意于这一设想，因为他希望突然放出数百只老鼠会让女性观众大为惊恐。此外，他觉得如此表达他对这部电影倾向的反感相当滑稽。
行动按计划进行。座无一空的放映厅里格外安静。他们突然放出恶臭炸弹，放映不得不立即中止；一开灯，又放出白老鼠。效果正如戈培尔预计的一样。他自己却仿佛置身事外，正襟危坐在正厅前排座位上。警察出现了，那些为他们所熟识的捣乱分子当即遭到讯问。但他们已放完了“武器”，无从查证。他们放肆地说，他们和别人一样吃惊
《攻击》第二天发出的胜利嚎叫自然消除了人们对肇事者的最后一丝怀疑。此后不久，戈培尔也处处在人前自夸。当这部电影由于他们继续捣乱而从放映计划中彻底取消时，他们也便彻底胜利了。当局对戈培尔的暴力袭击束手无策，只好禁映了这部电影，借口说放映时骚乱不断，危害公共秩序和安全。
1928年以来，戈培尔充分享受着作为国会议员的议会豁免权。他对此大加利用。1930年10月13日，新选出的国会开幕了。为了庆祝这一事件，戈培尔派了上百名最粗野的冲锋队队员穿便服在柏林西区的库尔菲斯腾达姆等地对犹太商店的窗玻璃大砸出手。
1931年2月间，纳粹党国会党团全体退出了国会。这只是一场策略上的抗议行动，但却使戈培尔一时间丧失了豁免权。检察院抓住这个好机会，以上一年10月砸窗事件为名把他送上了法庭。他自然拒绝作任何法庭陈述，在检察官和法官面前装成“那个野蛮人”。从来没有任何被告在德国的法庭上如此嚣张挑衅和雷马克电影事件如出一辙，这时国家机构表现出令人忧虑的软弱性。被告最后由于藐视法庭被判罚200马克。
冲锋队在砸窗事件和电影院骚乱中又尝到了甜头后来又发生了些其他不法行为，这根本不合乎希特勒遵守宪法、运用合法权利的新政策。2月20日，希特勒发布了一项战略性命令，严禁冲锋队参加街巷殴斗败坏党誉。
这在冲锋队里引起了愤怒。毫无疑问，队员们、尤其是北德的队员群情激愤。北德的冲锋队首领是奥托·施特拉塞的朋友豪普特曼·施特内斯，他在施特拉塞被开除出党之后同情“黑色阵线”。施特内斯和希特勒之间世界观尖锐对立，数年来屡经商谈还是没有达成共识，因为矛盾实在是无法调和。无论如何，施特内斯准备联合施特拉塞的“黑色阵线”一同反叛。他希望能通过断然展示党内激进力量使希特勒改走左派路线。戈培尔在此之前就秘密获知了反叛的计划、目的和步骤。反叛应于1931年复活节进行。第一步措施是要占领柏林党部办公室。为了不至于出丑，戈培尔要在此前赶往慕尼黑。要是反叛成功戈培尔会在慕尼黑假意革命，影响希特勒。在既成事实面前希特勒也许会屈服。然后戈培尔就会坦白，他知道一切并参与了谋划。
情况自然与此大相径庭。施特拉塞认为，施特内斯对自己的勇气产生了疑问。反叛始终处于不温不火，“占领党部办公室”只不过是个畏畏缩缩的姿态。戈培尔在“战略性骑墙观望”，几乎每小时都有电话打到慕尼黑通知他事态的发展。他看来马上意识到了事情不妙。为此，戈培尔果断改弦更张，装作一无所知，极为震怒。于是戈培尔像是大为光火地返回柏林，受元首之命来羞辱不忠不义的施特内斯并开除他党籍。至此，反叛已没有什么可镇压的了。
戈培尔做了四年半柏林党区头子，将近三年的国会议员和两年半的纳粹宣传部长，时年三十有三。他比以前更热衷于名利，善于怀恨，睚眦必报。而且，他喜欢没有什么来由地讽刺挖苦、幸灾乐祸，不光是政治对手，连自己党内的纳粹分子也能感受到他毫不留情的讥讽。戈培尔几乎每星期都露面检查小报《攻击》，看一切是否妥当。他坐在主编座位上，李佩特和编辑们站在桌子周围，像小学生一样等待校长训话。戈培尔先是摘下手套，放在桌上，然后由裤兜掏出两页叠在一起的前一天的《攻击》报解释说，他只能给先生们七分钟时间，顶多八分钟。接着他指着用蓝笔勾出的社论，带着他冷冰冰的客气转向主编，他常常以这种态度发难：
李佩特博士，我要是没弄错的话，人称您是这份报纸的主编可难道您真认为这篇文章代表了老练的新闻业务水平吗？那大概只是愚蠢幼稚，不是要铤而走险，就是要精神错乱……
虽然可怜的李佩特已在手下面前对这种训斥习以为常，脸还是越涨越红，这时戈培尔又开始逐篇吹毛求疵。他指着一篇经济政策的文章说：“主编大人看来对这一小角落的经济状况要比对经济选题熟悉得多，他还总写经济方面的社论。”然后他重新戴上手表，已经过了七分或是八分钟。戈培尔起身离座，友好地点了下头，随随便便地敬了一个致最高元首的“德意志礼”，一瘸一拐地走出了房间。
他有一次出现时朝贝格尔傲慢地挥了挥手，让他作陪。他想讨论一些技术细节，但由于还要参加一个葬礼，在编辑部一刻也不能久留。他在车上讨论了一些贸易部分的编辑和印刷问题。当他检阅在通向墓穴的路边列队的冲锋队时，他还用耳语继续发号施令“这阵子我换了个想法，”“应该每两周登一期报道，勾上方框，要三栏，不要两栏。”突然，他将嗓音提高到顶点，面容极其严肃地说：“我们站在同志的墓穴旁，热血沸腾，满腔悲愤，赤色流氓将他……”等等。他虽然避而不看手表，但他讲话很少长于五分钟。然后和死者亲属握一下手，朝大家敬了一个“德意志礼”，在走向汽车的几步路中继续小声下达编辑指令：“是三栏，不是两栏，还要用二个西塞罗长的横栏大字标题。”话音未落，人已坐在车中了。他突然停下指示，相当漫不经心地问道：“告诉我，亲爱的贝格尔，我们刚刚安葬的人是谁？”他对此当然一清二楚，他刚才在墓边还在颂扬死者的大名和成就，但他喜欢这种冷冰冰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