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戈培尔的法西斯生涯后来很有发迹，但其初始，他仅仅是为生活所迫和出于好奇心而涉足政治的。
1923年冬天，戈培尔走向了政治，他的朋友普朗作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成员经常在慕尼黑，他从那儿带来纳粹的刊物、小册子和报纸。戈培尔越来越有兴趣经常翻阅这些读物。有一天晚上，普朗带戈培尔和其他几个朋友去参加一个政治集会，这是由一个左翼政党举办的，普朗也不清楚到底是社会民主党还是共产党。普朗和朋友们鼓励戈培尔在辩论中发言。约瑟夫·戈培尔犹豫地一拐一拐地走上讲台。由于他很瘦而那件上衣又过于肥大，使他的形象十分滑稽。因为他被一位集会领导人作为辩论发言人介绍说他想按“民族”的意愿讲点什么，所以他受到的欢迎是口哨声。当集会领导人使会场又安静下来之后，戈培尔开始讲话。
“我亲爱的德意志民族的同志们”，他以那种尖锐的方式讲话，以后他又上千次地使用过这种称呼。这的确是一种所说的“民族的腔调”。大会报以经久不息的笑声、响亮的口哨和呼喊声。戈培尔很窘迫地站在那里，没有能力用他的声音压倒这种闹声。那位集会领导人也有好几分钟不能使会场安静下来。但是，当一个呼喊者好几次叫着“资本主义的剥削者”时，戈培尔发怒了。自己口袋里装着什么，凭什么受这样的侮辱？这位天赋的演说家的本能被唤醒了。突然，他知道怎样对付这个叫喊者了。集会领导人把喧哗稍微压了下去，戈培尔大声喊道：
“我请那位把我称作资本主义剥削者的先生到讲台上来，把他的钱夹子的钱都掏出来。那么我们就会看到，我们之中谁的钱多。”
说着，他掏出他自己破旧的钱包，把几个10芬尼的硬币倒在讲台上。这样他用幽默诙谐的话把听众争取到他自己一边，得以把他那几句话讲完。这是一次政治宣传者的火的洗礼
渐渐地戈培尔对政治，特别是对那些“民族的”政党发生兴趣。他时常陪普朗去参加集会，他甚至作为他那些富有的朋友们的客人参加了所有的民族的党派于1923 —— 1924年冬季在魏玛举行的大会。这些大会的组织及其群众的呼吁给他留下的印象比当时发表的沙文主义思想和感觉还要深刻。
在戈培尔不断地寻找一个赖以生存的工作时，有一天谋到一个直接把他带入政界的秘书职位。帝国国会议员弗兰茨·冯·维格斯豪斯以每月100马克的薪水聘用了他。维格斯豪斯是许多极右团体中一个名叫“民族自由党”的议员维格斯豪斯住在埃尔伯费尔德，在那里发行他那个小派别的机关刊物“民族自由”报。戈培尔可以参与这个小报的工作，有时也可以在一些政治集会上发言这时他第一次接触到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年轻的戈培尔被纳粹的“民族主义一社会主义”的联合体所吸引，年底时他出现在卡尔·考夫曼那里。考夫曼当时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莱茵兰一威斯特法伦省党部领导人他同格雷戈尔和奥托·施特拉塞兄弟俩商谈聘人的事，因为格雷戈尔当时是希特勒身边的领导人物，在德国北部是原来的党的领导人。施特拉塞兄弟打算在埃尔伯费尔德出版一个周刊，计划把它作为该党的思想的领导刊物”。该杂志名叫《民族社会主义通信》，由格雷戈尔负责出版发行，奥托负责编辑、校对，还要找一个能干的助理编辑。考夫曼向施特拉塞兄弟谈起那位已在他那里报了名的年轻人。经过商量决定，最后聘用了戈培尔，月薪200马克，在考夫曼的党的办公室任秘书，同时在施特拉塞兄弟编辑部当助理编辑。几天以后，这兄弟俩考查了这位新手戈培尔穿着一件灰色的西服，有点磨损，却异常干净。虽然已是深秋，但他却没穿大衣没戴帽子，他表现出引人注目的自信。他用棕色的大眼睛打量着这两位新上司，沉着地用尖锐的言词宣布说，“民族自由党”根本没有政治前途。
“那个党的领导人不了解人民”，“他们害怕社会主义。可是，我们坚信，只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合才能拯救德国。”
施特拉塞注意到当戈培尔使用“我们”这个词时好像他已经属于他们之列的那种自鸣得意的样子。然后戈培尔继续讲：“我们将为民族社会主义赢得德国工人，我们将消灭马克思主义。”
他的眼睛闪着光，挥动着他那双漂亮的手做出狂热的手势，他用尽一切办法使施特拉塞兄弟俩确信，他是那个职位空缺最合适的人选。“至于资产阶级的糟粕”，他最后说，“我们将把它扔进垃圾桶。”
使施特拉塞兄弟俩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这个年轻人的声音，他善于精湛地利用他的声音的转调能力。后来决定，戈培尔除了他的另一些工作之外还为施特拉塞兄弟俩做秘书工作。刚刚有一位年轻人由于不能干而在这个职位上被解雇。他的名字叫海因利希·希姆莱1926年德国两大事件引起了人们和各政党宣传机构的关注。一是德国加入国际联盟，二是关于有补偿地没收贵族财产的议会辩论。在这一问题上，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内部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希特勒开始还举棋不定，最后站到了他的贵族朋友一边。后来至少有一个霍恩措伦王室的王子和其他一些贵族的成员加入了纳粹党，使得纳粹党沾上了几分“上流社会的文雅”。纳粹党的左翼力量，主要是埃尔伯费尔德圈子里的施特拉塞、考夫曼以及当时的戈培尔。这些人观点和德国社会党、德国共产党一样，赞成无补偿地没收贵族的财产。为此，这位纳粹党的秘书戈培尔博士多次发表了蛊惑人心的演讲。这不仅使他在自己的纳粹党州分部，而且逐渐在整个帝国名声大噪，成了出色的演说家。
作为“巡回演说家”的戈培尔，尽管四处演讲非常繁忙，但为了那微薄的200马克工资他还得工作。他主要是在施特拉塞兄弟办的《国社党通讯》当助理编辑，还协助纳粹党部头目卡尔·考夫曼做一些组织工作。
戈培尔和纳粹党的关系最初是受了卡尔·考夫曼和施特拉塞兄弟俩的影响。他们创办了一份新的刊物，刊名叫《国社党通讯》，于1925年10月首次出版。戈培尔参加了该刊物的编辑工作。他当时已认为自己是世界著名的政治评论家。“施特拉塞是出版人，我是主编”，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如果没有背景知识，在阅读戈培尔在埃尔伯费尔德时期的日记后，就会不假思索地把考夫曼抛在一边，而认为戈培尔是继帝国组织头目施特拉塞后的纳粹党分部的最重要人物。实际上，当时戈培尔几乎没有什么威信，只不过是一个站在讲台上演讲的人。那时的戈培尔完全赞成施特拉塞的国家社会主义激进思想，主要是因为他暂时还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寻求到一种施展其才能和满足他虚荣心的可能性。
1925年10月戈培尔写道：“与施特拉塞就有争议的所有问题作了一次长时间的交谈，我们完全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施特拉塞说：他真了不起，讲话中穿插着许多许多嘲讽”。在另一篇日记里戈培尔写道：“施特拉塞不是我认为的那种人。”11月戈培尔在柏林逗留了几天，施特拉塞的兄弟奥托又得到了他的赞扬：“施特拉塞的兄弟奥托同样也是一个可爱的家伙，我想与他交朋友。”此外，在他这次柏林短暂逗留期间，戈培尔在与鲁登道夫作了一次“长时间的交谈”之后，鲁登道夫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2月考夫曼和施特拉塞起草一份新的党纲。戈培尔有时也参加意见，但从他的日记看来，似乎是他们在无望时求他帮助，是他一个人在拍板定音“施特拉塞拟的草稿不能令人满意”，他在日记中写道，还在下面画了横线。而在几个星期后，他又一反常态，对施特拉塞深表敬佩。1926年3月他写道，施特拉塞是“一个诚实能干的巴伐利亚人”，“我很喜欢他”。当戈培尔后来进入希特勒的私人圈子以后，对施特拉塞就变得尖刻了。
戈培尔和他原来的上司、纳粹党区的头目考夫曼也很快就建立了友谊。1925年10月戈培尔写道：“在办公室我发现了一封考夫曼祝贺我生日的信。一个多么热情友好的朋友！对此我感到特别高兴。”然后用诗一样的格式写道：
“艾尔西——我漂亮的爱人！
考夫曼——我忠实的同志！
谁说我还贫穷！？”
因为考夫曼和他的这位部下共用一间办公室，他们之间不久便产生了摩擦并互耍手腕。在1925年11月戈培尔就已经开始了他与考夫曼之间的冲突。从1926年1月的日记里可看出戈培尔对他的上司那种倨傲而宽容的态度：“我为我的朋友考夫曼担忧。他太放纵了。我或许能够帮助他……”几天后他又写道：“考夫曼心肠太好了，太重感情了。” 1926年2月1日的日记里只单独记下了这些话：
考夫曼没有像对待朋友一样地对待我，肯定是埃尔布雷希特在背后捣鬼。在这儿我的手脚被束缚住了。今天下午与卡尔·考夫曼进行了令人不愉快的交谈……”两天以后：“与考夫曼长谈。他很痛苦，但他对我很好，刚才有人给我打了电话，卡尔病了。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我得关心这件事。” 33年后当卡尔·考夫曼看了他当时的秘书写的日记后，感到很吃惊，甚至有时对戈培尔那自鸣得意和发疯的腔调而感到惊愕。在他的日记中戈培尔是一个认真的雄心勃勃的人，如果没有充斥在他日记里的那些“愚蠢的胡闹”就好了。考夫曼把他的秘书描述为一个确实很讨人喜欢的、有时还很有魅力、几乎总在狂热地工作的人。当然他也是一个让人无法忍受的诡计多端的人如果有人不管有什么问题不请教他而去征求埃尔布雷希特，那他就会像一个醋意大发的主角女演员一样耿耿于怀。
在戈培尔日记中常出现对“阴险的敌人”埃尔布雷希特的长篇漫骂和攻击后来埃尔布雷希特博士在杜塞尔多夫读了日记里大量的恼羞成怒的词句后，和考夫曼一样认为，这些诽谤之词是由于刺伤了戈培尔的虚荣心所致。“我当时或许低估了戈培尔”，他从来就没有特别喜欢过戈培尔。他觉得戈培尔太饶舌和夸夸其谈了。考夫曼认为，埃尔布雷希特与戈培尔之间的争论与不和，或许与他们间六至七岁的年龄差有关无疑是戈培尔感觉到自己被这位比他年长和成熟的男人所战胜但在日记里戈培尔把他们之间出现的一切危机和困难，如果不是虚构的话，几乎全怪罪于自己。他常常把不大点儿的事看成是问题，而为这“内部的分歧”而担忧。然而，考夫曼在党内外以“严肃的交谈”方式，重新调解好这些内部的意见分歧。
1926年2月3日，戈培尔写道：“我与考夫曼长谈，他很痛苦，当然这都要怪他自己。”几天以后，他又一反常态。1926年2月，希特勒和施特拉塞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意见分歧，为此人们把戈培尔找来商谈。戈培尔在日记里满意地写道，他和考夫曼完全说了心里话，他把“整个心”都掏出来了，“我真想拥抱他”。可是两个月之后，1926年4月他又怀疑考夫曼在嫉妒自己在演讲方面取得的成就。在这段时间前后，他开始在内心里想与施特拉塞和考夫曼分道扬镳。他已经看出，在希特勒身边他即将会得到更多的赞扬和荣誉。戈培尔生性轻信他所喜欢和崇拜的人非常善于网罗人才的希特勒很快发现了这位新上任的纳粹党的演讲家的这一弱点，投其所好抓住每一次机会，恭维戈培尔，把他拉向自己的一边。
考夫曼和施特拉塞则与此相反，他们已逐渐厌倦了戈培尔的那些阴谋诡计和自命不凡。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认识到，一个如此天才的演说家对于他们的事业是何等重要他能够对那个资产阶级的社会痛加斥骂。即使是戈培尔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希特勒分子和极端的机会主义者之后，也仍然没有褪去那种年轻的激进主义的痕迹。
有“成千上万”的人在鲁尔区，以后也在德国的其他地方聆听他讲演。在班堡群众集会上，戈培尔进入会场，迎接他的是雷鸣般的掌声。戈培尔讲话时，听众们虔诚得就像是坐在教堂里。戈培尔传教”两小时之久，会场上鸦雀无声，结束时大家欢呼着几乎要把戈培尔举起来。“我累得精疲力尽……”戈培尔自己写：“一次空前激动人心的集会。我就像从水里钻出来一样……晚上在兰茨胡特演讲……大家都激动得要发狂了。几位非常年轻的女性，发疯似的向我拥来。”
连驯服的本诺这条狗，也欣赏它的这位主人和演说大师。“昨晚在杜塞尔多夫讲演，带着本诺。这个长长嘴巴的小东西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好像在很有兴味地倾听。”
戈培尔年轻时喜欢演戏。实际上，一些重要讲话他都事先像演员一样进行排练。他所追求的，是个人给观众的印象而非其论据产生的效果。他谈的话仅仅是通往目的的手段。其目的是迷惑公众，尽量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迫切希望得到众人的赞赏，几乎每页都要写自己取得了一些什么成绩，偶尔才以憎恶的口气提到有些听众对他的演讲艺术不以为然、不感兴趣或者干脆表现出厌烦。戈培尔总是摆出高人一等的架势，以尖刻的嘲弄语气评论党内其他派别的发言人。听了一次他认为是特别无聊的报告之后，他在日记中写：“这样，干不成任何革命，缺少那么一口香槟。”另一次又写道：“我谢绝了讲话，另外那个人则在胡说八道。”
“那口香槟”是指像他那唤醒听众的口才。他喜欢经常造成轰动效应。戈培尔在日记中一再提到与共产党人的街头争战和大厅动武，提到通常由他的追随者挑起的混战。1925年11月23日他写的是在克姆尼茨发生的一次野蛮的群殴：“2000共产党人。嘘声一片。1000个啤酒罐被打碎。150名伤员，30人重伤，2人死亡……”这些数字无疑是夸大了的。无论如何，只要戈培尔讲话，警察必然采取各种措施进行干预，有时勒令解散，戈培尔本人也因侵害住宅安宁而受到控告。这对他毫无妨碍，甚至还使他感到兴高采烈。真正能打击他的是严禁其公开演讲。“如此众多的德国城市在为了我们的事业而流血。”
当警察又在慕尼黑兴师动众时，他认为这正是要达到的目的。他评论说：“我们就是要这样的斗争”，“人们会因此了解我们。”
有趣的是他常使用“传教”这个词。“我想做一名信徒和传教士”。这位抛弃了其童年信仰的叛逆者，仍然要提炉焚香。埃尔伯费尔德的这位信徒，首先传布的是施特拉塞的教义。他坚决维护本派的政策，既反对慕尼黑派，也反对希特勒本人。他在1925年9月写道：“慕尼黑正在发出阵阵恶臭”，“慕尼黑都是些骗子、无赖在那里为非作歹。一群容不得身边有智慧的头脑的笨蛋，所以他们反对施特拉塞和我……连考夫曼也失去了信心。看来，我非得去一趟慕尼黑不可……”好像他一个人就可以在那里包打天下。但是这种傲慢情绪似乎没有持续多久。10月份他就写了：
慕尼黑来电，要我在那儿讲话，他们可以拍我的马屁了！”他在几天之后写道：“昨晚与考夫曼在埃森，尤利乌斯·施特莱歇这位纽伦堡的英雄也在那里一个跟在屁股后面的吹鼓手！可怜的希特勒！可怜的纳粹！”这可以作为他反对希特勒周围的那帮暴徒的佐证。
希特勒是否要来埃尔伯费尔德与运动中的“社会主义者”谈心，希特勒是今天还是明天来？尚无确切消息”。“希特勒不来了。他埋怨我。他要是再责备我，我就甩开这个破烂货。我不能再忍受下去了。人家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得到的竟然只有责备，而且这些责备甚至来自希特勒本人！在慕尼黑又是那些马屁精和阴谋家们在胡作非为，他们都想挑剔我和施特拉塞的毛病……”他洋洋洒洒，日复一日地写着。尽管戈培尔当时地位低微，却总是把自己视为领导。
投靠希特勒
尽管早在1922年6月，在慕尼黑皇冠马戏场第一次听希特勒演讲后，戈培尔惊叹道：“那时我仿佛是再生了！现在我找到了应该走的道路……这是一个命令！”他对于希特勒在慕尼黑政变案审讯时的表现更加心醉神迷。在判决后，戈培尔写信给希特勒道：“你像一颗初升的明星，出现在我们惊异的眼前，你所表现的奇迹廓清了我们的思想，而且在一个充满怀疑和绝望情绪的世界里，给了我们信仰。你高高在群众之上，充满信心，掌握未来，有着坚强的意志，要用你对所有相信新德国的人的无限热爱来解放群众。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以雪亮的眼睛看到了一个人从那利欲熏心的人的脸上，从那些庸庸碌碌的议会里的好事之徒脸上，把他们的假面具撕掉……
在慕尼黑法庭上，你在我们面前表现了元首的伟大。你所说的话是俾斯麦以来德国境内的最伟大的话你所表示的不仅仅是你自己的痛苦……你提出了整个一代人的需要，这一代人在苦苦寻求领袖和任务。你所说的话是新的政治信仰的大纲，这种政治信仰是在一个崩溃的、无神的世界的绝望中产生的，我们都要感谢你。有一天，德国也要感谢你……”
可是现在戈培尔紧紧随随的主子是施特拉塞。
吸引戈培尔的是施特拉塞的激进态度，是他信奉国家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主义”的主张。他们两个人都想依靠无产阶级来建设纳粹党在这个时期，戈培尔的日记中到处都是同情共产主义的表示。1925年10月23日，他写道：“归根结底，我们与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受奴役，不如在布尔什维主义制度下结束我们的生存。”1926年1月3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纳粹党人）同共产党人自相残杀，我认为是件可怕的事……我们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能够同共产党领导人聚在一起谈谈呢？”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发表了一封致一个共产党领导人的公开信，向后者保证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其实是一回事。“你和我，相互反对，但是我们并不是真正的敌人。”
在希特勒看来，这完全是异端邪说。施特拉塞兄弟和戈培尔在北方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激进的纳粹党左翼力量，使他感到越来越不安。因为如果这样下去，施特拉塞很有可能把整个党都抓过去。摊牌成为不可避免，1925年秋天和次年2月间，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建议共和国征用和接管退位的各王公贵族的大庄园和财产。按照魏玛共和国宪法，这个问题要交付公民投票来决定。施特拉塞和戈培尔建议，纳粹党同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一起支持这个征用贵族财产的运动。希特勒闻讯大怒。如果施特拉塞和戈培尔的计划得逞，希特勒的收入来源可能马上枯竭。这些前统治者有不少人曾经给纳粹党捐助了款项，而且有一些大工业家也开始在经济上对希特勒的新生的运动越来越表示关心。
1925年11月22日，施特拉塞不顾希特勒的反对，在汉诺威召开了北方党的区一级领导人会议。要求北方的纳粹党支持征用运动，废除1920年通过的“反动的”二十五点纲领，提出一个新的纲领，把大工业和大庄园收归国有，按照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方式组织一个社团院来代替国会。希特勒拒绝出席会议，派了忠于他的弗德尔代表他去镇压反叛者。戈培尔大声叫嚷：“我们不需要奸细密探！”他要求把弗德尔轰出去。当弗德尔和科隆区纳粹党领袖莱伊声称，这次会议是不合程序的，没有最高领袖希特勒在场，什么行动都不能采取时，戈培尔叫道：“我要求把这个小资产阶级分子阿道夫·希特勒开除出纳粹党！”
戈培尔的提议，引起极大轰动。大会主席格里戈尔·施特拉塞没有将之付诸辩论，而是立即以“过急”和“过分”的理由加以拒绝。会议开了好几个小时，希特勒的代表特弗里德·菲德尔始终一言不发，直到最后结束时，他才说会议可能会产生令人不愉快的后果。后来，在莱伊和佛德尔的反对下，汉诺威会议通过了施特拉塞的新党纲，批准了在要求实行公民投票剥夺前王公贵族的财产的运动中同马克思主义者携手的决定。
戈培尔在日记中提到了这次大会，极为得意，自我吹嘘道：“然后我就开始讲话……讲了一个多小时，大家都屏气，倾听，然后就热烈地表示赞同……我们胜利了……会终，施特拉塞和我握手，菲德尔低声下气卑躬屈膝。”
那段时间里，无论讲话还是写文章，戈培尔都认为，虽然德国共产党一时被引入歧途，但将来共产党人与革命党特别是纳粹联盟是完全可能的。这是对施特拉塞的观点进行真正戈培尔式的引申。
如果我们按照知识分子和有产阶级的利益行事，戈培尔在《国社党通讯》中写道，“我们将一事无成。但是，如果我们向饥饿和失望的群众进行呼吁，我们将赢得一切。”戈培尔在《人民观察家》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苏维埃制度之所以站得住脚，不是因为它是布尔什维克的或者是马克思主义的或者是国际的，而是因为它是民族的，是俄罗斯的。”
戈培尔这种态度很讨施特拉塞兄弟欢心。当然，希特勒对此不会高兴。这事关戈培尔实现其权力的大政方针，他很快就明白了，如果想要在夺取权力的斗争中获得成功，必须向希特勒一边靠拢。饥饿的无产阶级在他的心目中退到了次要地位。这样，当1926年希特勒进行反击时，戈培尔他们就屈服了。这一年2月14日，希特勒在班堡召开了一次会议，北方领袖只有施特拉塞和戈培尔前来参加。戈培尔他们放弃了他们1925年才通过的纲领。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戈培尔在表面上已公开背弃了施特拉塞，倒向了希特勒一边。只是他在1926年2月16日的日记中仍然在咒骂希特勒。他说：
希特勒谈了两小时。我觉得好像有人揍了我一顿一般。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希特勒呢？一个反动派吗？非常笨拙、不稳。……我对希特勒再也不能完全信了。这真是件可怕的事：我脚下的支柱给抽掉了。”
但是希特勒没有低估戈培尔的才华。3月29日，戈培尔在日记中又说道：“今日接到希特勒来信。他要我在4月8日在慕尼黑发表演讲。”戈培尔在4月7日到达慕尼黑。4月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希特勒打电话来……在班堡会议以后他不提前嫌使我们感到惭愧……二点钟我们驱车前往贝格勃劳凯勒酒店。希特勒已经在那里了。我兴奋之极，心快要跳出来了。我进大厅，欢声震耳……我讲了两个半小时……听众欢叫。最后希特勒拥抱了我。我感到很快活……希特勒一直在我身边。”
4月13日，戈培尔则在日记中说：“希特勒讲了三个小时。精彩之极。他能够使你怀疑自己的看法。意大利和英格兰是我们的盟友。俄罗斯要想鲸吞我们……我敬爱他……他把什么事情都想过了。他的理想一个公正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至于土地——一切属于人民。生产必须是创造性的和个人主义的。托拉斯、运输等等要社会化……我现在对他完全放心了……我向这个伟大的人物、政治的天才鞠躬致敬。”
“希特勒万岁！”
过了几天：“……很愿意希特勒作为我的朋友。他的照片放在我的写字台上，我几乎不能容忍怀疑这个人。晚安！”
在班堡，戈培尔虽为反对派一方，但他显然被希特勒的个人魅力所吸引。确切地说，是希特勒迎合这位年轻人的虚荣心的手段开始获得成功。
2月15日，即会后第二天，戈培尔写道：“……希特勒讲了两个小时，我就像挨了一顿打。这是怎样的一个希特勒呀？一个反革命分子！笨得出奇，而且不可靠。在俄罗斯问题上完全错了。说意大利和英国是天然盟友。太可怕了！认为我们的任务是消灭布尔什维克主义……要给贵族补偿！法权就是法权！不能碰贵族的私有财产！
“太可怕了！
“那个党内已经够了！满意了。弗德尔点头。莱伊点头。施特莱歇点头。埃瑟尔点头……
“在上流社会看到你的，真使我内心痛苦！”
在引用《浮士德》之后，他继续写道：
“短时间辩论。施特拉塞发言，结结巴巴，吭吭哧哧的。老实的施特拉塞，你这个好人。天哪！你可再也不是这个人的对手了。
“四小时的演讲之后是半小时的辩论！”
前面他说是两小时，现在希特勒的演讲又成了四小时。不管多长，可以肯定的是，希特勒只是讲他自己的论纲，根本不考虑反对派的立场。接着是短暂无力的辩论。和人们预料的相反，戈培尔根本没有参加辩论。他日记里写的是：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像挨了当头一棒。”
“乘汽车去火车站。施特拉塞烦躁不安！我心里真难受！”
“与施特拉塞分手。后天在柏林我们不会见面。我想哭！”
“返家，悲哀的返家之行。与莱伊博士在一起。”
“我几乎一句话也没说。可怕的一夜大概是我一生中最失望的一件事。”
“我再也不完全相信希特勒了这才是最可怕的我的精神支柱完全垮掉了……”
为了在一次会上发言，戈培尔前一天就被召到班堡。讲演后，希特勒派人向他祝贺，满足戈培尔的虚荣心。这也又一次证明了希特勒善于笼络人心
但是戈培尔当初是以政治观点相对的身份参加会议。考夫曼在埃尔伯费尔德脱不开身，因此决定由戈培尔代替他，协助格利戈尔·施特拉塞为本派观点进行辩护。戈培尔似乎对这个任务不大感兴趣。在日记中，戈培尔写得很简单：“我不得不跟着去班堡。”隔了几行，似乎又给自己打气说：“再也没有任何人相信慕尼黑那一派了。德国社会主义的麦加是埃尔伯费尔德。”接着继续写道：“在班堡。我们必须把希特勒吸引到我们这一方。”对此，他显然没有多大把握。在汉诺威作为煽动性讲话曾使他很兴高采烈，因为他知道在他的身后是大多数支持者，肯定可以得到赞赏；而在班堡，他要面对的可是大多数反对者。
可是班堡会议中戈培尔却又那么露骨地赞美希特勒，可以说那时候他已经站到了希特勒一边，成了希特勒的人，真是善变之极。可是戈培尔的功夫又不仅于此，他不仅朝三暮四，还善于两面三刀。班堡辩论过后没几天，施特拉塞就从柏林火车站接回戈培尔。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提到，“施特拉塞完全又回到了老样子”，他已“恢复常态”。他们打算跟考夫曼一起再去一次希特勒那儿，以便心平气和地全面讨论一下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
戈培尔在日记中倨傲地称慕尼黑派是“政治孩童”，“我们则相反”，“我们有着使命感，是历史之子……这就是我们！”但是使戈培尔赞叹不已的，是这些慕尼黑的“孩童”有的是钱，气派完全不同于寒酸的埃尔伯费尔德派。希特勒住在一套舒适的五居室房子里，拥有一辆带司机的汽车。只领200马克薪水的戈培尔认为，在埃尔伯费尔德，大家不懂得给他的工作热情以应有的评价。就此，他向考夫曼及其他人诉苦，用贬低不在场的纳粹分子的方式抬高自己。如果戈培尔到别的什么地方去施展他的“口才”，反倒是纳粹分子值得庆幸的一件事。而戈培尔自己则认为：“我在埃尔伯费尔德是不可或缺的。”
希特勒从那时起就开始有计划地使戈培尔从埃尔伯费尔德一派中分化出来。他让戈培尔在整个德国作为会议发言人登场，经常把他接到巴伐利亚。四月份，戈培尔与考夫曼一起去慕尼黑，希特勒派人开车到火车站去接他们，这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这样描写希特勒提供给他的享受的：“……到油煎香肠馆，香肠加啤酒，这就是慕尼黑的生活！舒适惬意！的确是一座美妙的城市！阳光明媚……回到旅馆。希特勒打过电话，说想要欢迎我们。一刻钟之后他就到了，高大、健壮，充满活力。我很喜欢他。”隔几行又写到：“……他对我那么友好。下午把他的汽车给我用……去施塔尔恩堡，以100公里的速度呼啸而行，阳光灿烂。”为了收买戈培尔，通常都是让他在组织得很好的大会上发两次言。第二次发言时，希特勒甚至亲自到场。掌声是“经久不息”，“希特勒拥抱我，我热泪盈眶。我一生中前所未有的幸福。穿过人群，走向等候的汽车。雷鸣般的欢呼声”。没过多久，他被允许再次登场，希特勒充分了解这个人的特点。戈培尔在日记里吹嘘：
“希特勒已到，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我进入大厅。欢声雷动。”
“人挤人，头挨头。”
“我讲了四个半小时。全力以赴。人声鼎沸。”
戈培尔又是眼含热泪，又是“从激动的人群中穿过，走向汽车。”
后来他被允许与希特勒共进晚餐，又一次感到“空前幸福”
第二天，考夫曼对戈培尔的长篇报告提出一些批评，惹恼了戈培尔。他在日记中骂道：“这只能是眼红嫉妒。”原先对希特勒保留的那点怀疑，逐渐化为乌有。经过与东道主长时间交谈之后，戈培尔写道：“也许他和他的那些有关对外政策的论点的确是对的”。
他到底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对此我再也提不出多少反对的理由了。我无条件地承认他为元首。这个伟大的人物。这位政治天才。我向他鞠躬致敬！”
戈培尔与希特勒的蜜月开始了狼与狈的危险合作将给德国乃至世界人民无穷的灾难。
1926年4月17日，戈培尔离开慕尼黑时已成了希特勒的人，并且以后至死都是他最忠实的信徒。4月20日，他向希特勒发了一封祝贺生日的短信：“亲爱的和敬爱的阿道夫·希特勒！我从你那里得到了不少教益……你终于使我看到了光明……”那天晚上他在日记中说：“他今天已满三十七岁。阿道夫·希特勒，我所以敬爱你，因为你既伟大又单纯。这两者就是天才的特点。”
戈培尔在那年夏天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伯斯特斯加登同希特勒一起度过的。他的日记中全是对希特勒的歌颂之词。8月间，他在《人民观察家报》发表一篇文章，公开同施特拉塞决裂。他说：
我到现在才认清你们的本来面目：空谈革命家而不是行动革命家，他对施特拉塞及其支持者说）……不必大谈理想，不必自欺欺人地以为你们是这些理想的创始者和保护者……我们坚决支持元首，并不是忏悔赎罪我们……怀着古代诺斯人傲然挺立在他们日耳曼封建主前面的男子汉的、有骨气的自尊心……向他鞠躬致敬。我们觉得他比我们谁都伟大，比你我都伟大。他是天意的工具，将以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热情来创造历史。”
这期间他也去兰茨胡特。在施特拉塞兄弟的家里受到盛情接待，使他兴奋不已。“多好啊！在和煦的春风里，漫步在施特拉塞的家乡。多么的和平、宁静！啊，你这个格利戈尔！”
但是慕尼黑的魅力是更不可抗拒的。“这些慕尼黑女人多漂亮啊。多么美好的太阳！”希特勒请他吃晚饭，甚至专门叫个可爱的年轻女士招待他。第二天一早，又派了他的车来接戈培尔。当然这位也不能太吝啬。“我带了鲜花给他，看起来他很高兴。”极其友好的接待显然使他喜欢上了慕尼黑前不久他还对希特勒所在的城市里的“笨蛋”们恼火。“再见，慕尼黑。”现在当他不得不离去时写道：“我爱你。”希特勒对戈培尔的争取还在继续。他让戈培尔在斯图加特作个重要报告，并在海斯的陪同下，亲自开车送他去。在戈培尔的详尽记载中，特别提到了希特勒的“汽车服装”。一副典型的小市民穷酸嘴脸，把坐在小汽车里兜风看成很了不起的事情，羡慕不已。
戈培尔详细描述了他们在一家小客栈里短暂停留吃午饭的情形。有多少过路人认出希特勒并愉快地跟他打招呼。
接着就是斯图加特的讲演，当然是竭尽全力地讨好希特勒。从日记看，这一目的是达到了：“他拥抱我。称赞我，把我捧上了天。我相信他是真的喜欢我。”
有一次他去汉堡讲演。朋友们带他看了红灯区，某种程度上是作为一处名胜向他介绍。在相当长的一篇日记中，他称这是“快乐的小巷”，当然是暗指G·W，帕斯特的著名电影，这正好在那个时候问世。戈培尔以毋庸置疑的厌恶语气描述那里的景致：“每个门口都立着半裸的妓女，向路过的行人招手致意，大多数看起来令人作呕。”接着探讨了这个“色情的犹太区”的社会背景。他在那儿看到金发女郎搂抱着犹太商贩，警察不仅不予干涉，甚至还哈哈大笑。他认为这就是资产阶级的社会，肉欲和生意相互掺杂。“我只有离开这里。”他抱怨说，这条街令人羞耻的景象，使他不得不考虑许多问题，因而彻夜不眠。
不断巡回演讲的同时，戈培尔当然也得处理他在埃尔伯费尔德的党内工作和编辑部的工作，还有“跟考夫曼的烦恼与不快”。此外，又谈到他不在时别人策划出来的“阴谋诡计”。罪魁祸首总是那个凶恶的敌人埃尔布莱希特“可怜的考夫曼，”对那些在家的同事，他似乎不是生气，而是为他们感到伤心，戈培尔关心的还不仅仅是政治问题。一次乘火车途中，有位特别迷人的旅伴似乎使他倾心；显然他只是看了她睡觉的样子，可她并没有注意到他。尽管如此，他在日记中描写了她的美丽，并补充说：“渴望吗？肯定！”
连读书的情况在他的日记中也有记载当时他正看一本关于拉斯普挺的书，似乎很感兴趣。虽然一再强调书是多么的引人入胜，但好像还是断断续续地读了好几个星期。“跟那些病恹恹的知识分子相比，这家伙身上藏着怎样强大的原动力呀。”他内心肯定在想，自己虽然是个知识分子，但也拥有类似的原动力。同一时期他也看了艾森斯坦的电影《战舰波将金号》，此电影当时正风靡德国。戈培尔说是考夫曼向他推荐的。他毫不掩饰自己看过之后的激动。甚至后来他当了部长，也仍称赞这部电影是宣传方面的一大杰作。
在这期间，慕尼黑和埃尔伯费尔德之间的激烈争斗还在继续。当戈培尔在巴伐利亚时，埃尔伯费尔德隐隐地成了他在良心上的一种负担。希特勒善于打出他的王牌。“他讲了两小时。把我捧上了天，并且是在公开场合。然后让我乘上他的汽车回去。他好像真的很喜欢我”。有了在慕尼黑那么多甜蜜美好的享受，再回到埃尔伯费尔德普普通通的候车室，肯定感到酸溜溜的不是滋味。“这里没有一个人关心我”，他在日记中写道，然后又诉说起他那在埃尔伯费尔德无人赏识的巨大成就。
“这里笼罩着邪恶的幽灵”，戈培尔断言，然后补充说，考夫曼可能也在背后策划，这使他内心很痛苦。他打算下次见面就向希特勒倾诉衷情。对考夫曼，他现在已经感到厌烦了。戈培尔把“政治败坏人的品性”这句古谚颠倒过来，认为更正确地说，应该是政治教人认清一个人的本性。
此时，希特勒已打算把这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派往柏林。那里急需一把“新扫帚”。但戈培尔——至少在日记中——拒绝了，尽管恭维他说是选中他作为柏林的“救星”。6月1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他不想在那个“多石的荒地”生活。在柏林的日记也写道，他在施潘道讲了一次话，跟奥托·施特拉塞和省党部头目冯·施朗格进行了讨论不愿迁居柏林，也许是促使戈培尔又倾向于卡尔·考夫曼的原因。“他又成为我的好朋友了。”他写道，“我不能总生他的气。我喜欢好心肠的人。”
才过了两天，他就又觉得受到了伤害，因为在机关里没有人给他足够的吹捧。“由于考夫曼的软弱无力，省党部已陷入极大困境……阴谋一个接一个……区里的那些头头实在让人无法应付……这个组织我算是腻透了我们德国一定得把这路人消除掉！……今天一早就不痛快，老想骂街……”沮丧消沉地叹息一番后，戈培尔突然表露出他梦寐以求的愿望“我想看到希特勒接我去慕尼黑，这样我就可以从这些令人不快的境遇中解脱出来。现在，一切都看他的决定了。他要我吗？”最后是伤心的结束语：“睡吧，睡吧，睡吧！再也不要醒来。”
两天后，7月14日戈培尔写道：“昨天与卡尔·考夫曼进行了长时间争论。埃尔布莱希特是他的‘罪恶灵魂’，他本人倒不坏，这个不幸的可怜人！”最后他才写道希特勒这天要来：“我如此兴奋地盼着希特勒。我尊敬他，热爱他。”
7月16日：“希特勒来这儿两天了。星期一是可怕的等待。8点钟左右到达人们高兴地欢呼着迎接他……今天跟他一起乘车去科隆。今晚他在埃森演讲。”隔几行之后似乎又表现出了内疚：“……星期五施特拉塞要来，我还得先跟他谈谈。”
这个令他不愉快的想法在下一行就被对希特勒的赞美压过去了：“希特勒，这位可爱的老同志，作为一个普通人，大家肯定已经很喜欢他了，更何况他是如此一位杰出人物。人们永远也搞不懂这个才天的脑瓜，这是怎样一个非凡的演说家呀！天生的领袖！跟这个人一起我们可以征服世界。”
离开之前，希特勒邀请这位新的追随者下月到巴伐利亚去过三个星期。7月19日和20日两天的日记中恰如其分地强调了这个邀请以及它所带来的“至高无上的幸福”。
但在此之前，戈培尔还是先庆祝了自己在党代表大会上的胜利，大会是当年在魏玛召开的。“我得和千百人握手……然后动身去广场。柏林人来了，他们都很喜欢我。大家兴高采烈，微笑着招手欢呼。”几行之后又写道：“希特勒来了，引起一阵兴奋的骚动。”
第二天，纳粹内两位大演说家展开了竞赛“我的有关宣传的报告受到欢迎……”“希特勒讲话，讲了政治，理想和组织。神秘而又深刻……讲到人们心坎上。连最后的事也讲了。我感谢上帝，竟造出这样一个人。”接着描绘了15000名冲锋队员列队通过前往广场集会，提到“如林的旗帜”。他又要作报告，这次是向大学生们，他们把他扛在肩上，抬出了大厅。他又提到要不要去柏林接受党的工作，如果去的话是什么时候。
此后就开始了他梦寐以求的巴伐利亚之行。部分是巡回演讲，部分是休假，但是没见到主人希特勒，他烦躁不安地坐在旅馆里。终于，7月23日可以记录下这一段愉快的经历：“昨晚有人敲我的门。哇，是头儿。与施特拉塞一起坐车来的。”来接戈培尔去伯希特斯加登。他可以坐在司机旁边那个他喜欢的座位上。希特勒当时还没有得到那著名的“伯格霍夫”饭店，而只是住在伯希特斯加登的普拉特霍夫旅馆的几个房间里，这还是属于纳粹内一位朋友的。
这位成功的追求者，在美丽的山区风光中度过了几个愉快的假日。希特勒多年的司机也在那里，如果“头儿”刚好不需要司机，戈培尔就让这位司机给他讲故事：“……直到深夜，整个晚上我们都坐在一起，他跟我讲1923年11月9日的事。毛里策是一个正直的守纪律的人。”第二天早晨，毛里策教戈培尔开车。“我不久就能学会。”实际上无论当时还是后来，戈培尔都没有学会。他不可能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只是为了有朝一日坐在方向盘前亲自开车。
戈培尔以激动的语言叙述他如何幸福地跟希特勒在一起，整夜整夜地倾听他的回忆。“……现在我要睡了”，这篇日记结尾写道，
在朋友和快乐包围中，我就在这极乐世界里睡着了。”
第二天，这种极度的快乐还在继续：“多幸福啊”，“我这辈子活到现在也值了！”随后一天，他就把对希特勒的赞颂搬到了纸上：
亲切的朋友，友好的人……
傍晚，畅谈着未来的德国。
了不起。一个国家艺术大师！
再见，我的土萨尔茨堡
连日里，指给我方向和道路！
困惑中，一颗闪亮的星
永存，德意志。
万岁，希特勒！
“他像宠孩子似的对待我。”戈培尔陶醉地写道，连分手都那么激动人心：“我们下了车，向山谷走去，他和我两个人走在一起，跟我说话就像是父亲对儿子。跟我谈德国……怎样一个伟大的人物啊。七点钟到慕尼黑。我们大家进了小广场，全都喜欢真正的、地地道道的巴伐利亚的民族性……跟头儿告别，谢谢！谢谢！”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长久的分别。然而，四天之后他们又在奥格斯堡见面了，戈培尔要在那儿演说。“3000（！）人倾听我讲话，鲜花像雨点般地向着希特勒和我飞来，毛里策送我上火车。希特勒把他的花送到我的车厢里，红红的玫瑰。跟他告别，我心里感到难过……”这是7月31日的日记。
从此，戈培尔把自己的思考完完全全地归属于对希特勒的信仰之中。为什么有些聪明过人的大主教们可以怀疑任何人，而唯独不怀疑他们那些救世的教义？戈培尔从来就没有过人的才智，这不仅是因为他把信仰看得高于一切，他常常强调这点，而且也因为他相信希特勒。1941年他在希特勒生日时说：“德国人民无需知道元首在制定什么计划；他们也根本不想知道。”对自己，他也是这样聊以自慰。他早就领教过，希特勒甚至对他也不谈自己的计划。在远征苏联之前，为了迷惑人，希特勒曾让他大张旗鼓地购买大量苏联国旗，以便造成斯大林要到达柏林进行国事访问的假象，除了这一次“大规模的”作战行动之外，对其他所有行动，戈培尔从没有参与制定计划，而只是到了前一天才获得消息。
1941年，戈培尔还说：“希特勒属于我们。他把我们的人民造就成为今天这个样子。要是没有他，我们如今岂能安在！让我们最衷心地祈祷：我们始终如一地祝愿他过去、今天和将来都永远是我们的希特勒”。
戈培尔实在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在他的心灵和头脑里，希特勒早已取代了耶稣的位置，他的信仰有时几乎使他丧失自己的思维。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只有真理是永恒的，所谓“信仰的真理”，这种自相矛盾的词语对戈培尔来说就只能是前后矛盾了。尽管如此，事实证明戈培尔根据他的元首的“旨意”曾多次重复过耶稣教会的信条：“正因为它是荒谬的，我才信仰它”
戈培尔的传记作者海贝尔说，戈培尔之所以“信仰”希特勒，是因为他需要一个领袖，一座靠山，一个上帝和一个抚养人，而不是他一直所不感兴趣的“目标”和政治。
希特勒没有亏待他。1926年10月，戈培尔这时刚刚满二十九岁。希特勒任命戈培尔为柏林的纳粹党区领袖。在一年之间，戈培尔就从一个无名之辈爬到了纳粹党内领导人之一的地位，他毫无难色地着手完成他在这个巴比伦式大城市中的任务希特勒指示戈培尔，要肃清那些妨碍纳粹运动在那里发展的互相争吵不休的褐衫队员，把德国的这个首都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拿下来。
戈培尔对是否去柏林任职，整个八月都举棋不定。8月28日他在日记上写道：“为柏林的事去慕尼黑。再次回绝。我不想陷入那堆屁事中去……”他认识当时的柏林区党部头目冯·施朗格，好像还很喜欢那个人。但他知道，德国首都纳粹的工作非常糟糕，令人忧虑。看起来柏林绝不是一个使他出风头的合适地方。他最希望去的是到希特勒那儿，去慕尼黑的党中央。
不管怎么样，九月他还是受派前往柏林，任务是在那里讲几次话，特别是“再看看那儿的情况”。9月17日记写的是：“晚上我接见（！）了施朗格和施密德克两个人都希望我来。我来还是不来？”
获得区党部头目这一诱人官衔的愿望，渐渐战胜对到柏林任职的反感。“接见”施朗格后的第二天，戈培尔出游了一趟波茨坦，无忧宫的气氛激发他的灵感写出了他满意的日记。结尾的话是：“ 腓特烈大帝！举世无双的腓特烈大帝！”在普鲁士的光辉影响下，戈培尔做出了他的决定。吸引他的不仅是“区党部领导”这个头衔，而且还有它后面的任务。迷人的头衔迎合他的虚荣心，艰巨的任务满足他的政治野心。
此外，戈培尔庆幸离开埃尔伯费尔德。他听到一个令人厌憎的消息说，考夫曼正准备结婚，娶的是埃尔布莱希特博士“那头猪”的一个亲戚。希特勒十月份公布任命格利戈尔·施特拉塞作党内宣传方面的负责人，这个职位正是戈培尔垂涎已久的。在戈培尔离开之前，考夫曼举行了一个隆重的欢送仪式。
1926年11月，戈培尔走马上任。他的面前是冬天的“红色”柏林。现在终于当上了区党部头目，时仅29岁，真可谓春风得意，一年九迁，平步青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