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毕业后，戈培尔升入莱特中学学习。14岁以后，戈培尔的形象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他的外貌长相变得不那么令人讨厌了。一双大眼睛在他棱角分明的脸上闪闪发光，他用漂亮的手势强调他那洪亮的声音讲话。当人们注视着那双大眼睛或那双形状优美、精心保养的手时，他看上去是很吸引人的。约瑟夫的嗓音是粗犷的男中音，虽说与他的身材不怎么相配，但是听起来却令人感到很舒服。戈培尔十分注意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因为残疾，戈培尔被父母允许读到文科高级中学毕业。相反，他的哥哥们初中毕业就开始谋生了。父母下决心为有天分、有抱负的小儿子提供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他们自豪地想，将来他们的儿子会是位博士，肯定会获得与这一称号相符的“典型中产阶级”的职业。
在莱特文科高级中学，戈培尔不特别招人喜欢。虽然他是个学习成绩一流的好学生，但老师们却从未喜欢过他。他的同学有许多理由不接受他，因为他傲慢自负，有时还有点诡计多端。有一次，就连他的知心朋友弗里茨·普朗都特别生他的气。他们共同的一个朋友逃避了宗教课，约瑟夫向默伦神父告发了他。“假如他不是个残疾人的话，他怎么也逃不脱应得的一顿臭揍。”戈培尔的长处是在每年的学生汇演时，因其表演天赋令人钦佩不已。他的外号叫乌勒克斯，“意为诡计多端的人”。戈培尔对这个名字感到很自豪，毕业以后他也喜欢在朋友圈内让人这么称呼。并且他延用这个外号作了他最初的新闻写作尝试的笔名。
除了极大的读书兴趣之外，年少的戈培尔就已显露出对音乐的真正理解和欣赏。他父亲懂得赏识他这一点。有一天他被叫到父亲面前。
父亲亲切地对我说，他决定给我买一架钢琴。我们一起去看货。那架钢琴卖300马克，当然是别人用过的，而且已相当旧了。但它是学识修养和生活富裕的化身，高雅生活方式的标志，中产阶级的象征。
冬天客厅很冷，因为只有星期天才生炉子取暖，所以约瑟夫练琴时必须穿大衣。有时候他为聚在一起的家人演奏。买钢琴的钱是多年来一分一分攒起来的。戈培尔对他的助手讲述这件事时，还提起过那份父亲曾系统地和他这个注定要受高等教育的儿子一起反复练习过的“文艺节目单”。
父亲对我在音乐方面的成长特别关注。有一次，当他认为我达到了某个完美程度时，又庄重地把我叫到他跟前，对我说：“你现在达到这样的程度，下星期日你可以去科隆看歌剧”。他边说边从口袋里拿出皮夹子，费力地打开，从里面取出一枚闪闪发亮的5马克硬币塞到我手里。
这一惊喜几乎比买钢琴还令人激动。因为钢琴本身还是钱，而且价值稳定。但大手大脚花整整5马克去看一次歌剧，这实在是我们当时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我们觉得，做这种事太轻率了，甚至可以说是罪过。
但就是这一次，促使父亲花这样一大笔钱的既非轻率、也非故意让我高兴，而是精密的计划。我的未来要按这个计划去安排。看歌剧（我父母一辈子也没看过歌剧），如同钢琴一样，属于那种我应进入的环境氛围。
1914年8月，戈培尔想当志愿兵被拒绝，当时他感到非常失望。普朗博士是约瑟夫的中学同学和最要好的朋友，他自己很快就参了军。像其他同学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宣战之后，未满17岁的约瑟夫立即报名当志愿兵上尉军医只看了一眼他那瘦弱的身体和残废的腿，连起码的体检都没给他做就拒绝了他。真是悲剧性的开始，就像学生时代和同学们一起出现在舞会上总受冷遇一样，这一回军队又把他拒之门外。回到家里，他把自己关进小屋里，像孩子一样哭了。他一整天都没出来吃饭，两天不说一句话。这是年轻人特有的反应，真的痛苦难受和受到伤害的虚荣与一点装模作样和做戏给人看（约瑟夫的特长之一）交织在一起。毕竟这事使这样一个聪明人几乎无法接受，因为他很自负他是“能当兵的”。
很清楚，约瑟夫·戈培尔从未跟随他两个哥哥上前线，就是在战争后期上尉军医的体检要求越来越低的情况下他也没能上前线而那时他的同龄人有的却早已埋在佛兰德的土地上，有的蹲在法兰西的战壕里。与那些因战争去服役而耽误上大学的同龄人相比，留在家乡的这个年轻人得到了很大好处。戈培尔利用了这个有利条件，但他一生都忍受了这一折磨，并用他自己的方式补偿了未能服役的缺憾。在很多情况下，他表现出了有目共睹的勇气。他也寻找过这样的机会，在取得政权前的“萨勒战役”中，在最后的战争年月的枪林弹雨中，他以特殊的偏好方式和辛辣言辞批评了陆军元帅和将军们。
约瑟夫的父母曾希望，将来有一天能看到他们天才勤奋的儿子身着神父圣衣。高级教士默伦80岁时，当谈到高年级学生戈培尔的宗教课的成绩时，还在极力称赞他。在学校的最后几年里，约瑟夫是个特别出色的学生。他的毕业成绩堪称典范、十全十美。他理所当然地被免去口试，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在毕业典礼上发言的荣誉
他的朋友普朗参加了他的毕业典礼。当时普朗早已得到了提早毕业证书，正在家休探亲假。毕业典礼上，戈培尔的发言虽然“形式很完美”，但却“夸夸其谈”。校长送他的学生上路并与之告别时说：“戈培尔，你一生中会很有成就，但是，无论你将来会干什么，却决不会成为一个好的演说家！”
毫无疑问，戈培尔学生时代对他父母最热衷的愿望没有反感，而且真诚地想成为一名神父。在信奉天主教的莱茵兰地区，长大的孩子对教堂的辉煌华丽和神父的威严权力有着深深的印记。身穿神父圣衣主持神圣的弥撒、在圣诞节列行仪式上受到人群的赞赏注视、被虔诚的忏悔者称作“圣下”，这一切都曾是这个敏感好胜的男孩子最初的理想。他曾梦想有朝一日端坐在科隆大主教的圣殿里，穿着红衣主教的长袍，赐给恭顺地跪在他面前的人们以幸福。可是，当约瑟夫·戈培尔1917年复活节通过高级文科中学毕业考试去波恩报名上大学时，他未能注册上神学院，而是接连上了八个别的大学，他学习文学史，此时他深信他有资格将来成为一流的作家。同一时期的信函使人感到像是文体练习，先后在波恩大学、弗雷堡大学、伍兹堡大学、科隆大学、法兰克福大学、慕尼黑大学、柏林大学求学，在这些著名大学、德国最优秀的高等学府里，戈培尔专修哲学、历史、文学和艺术，兼修拉丁文和希腊文。
他的志愿是做作家。他在1921年写了一部自传小说《迈戈尔》，但是当时没有一家出版商愿意出版他的这部著作。以后两年，他又写了两部剧本，关于耶稣、基督事迹的《流浪者》和《孤客》，都是用韵文诗体写成的，但是也没有一个剧团愿意演出。在新闻工作中，他的命运也不佳。1914年前后，身为帝国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的总编辑，特奥多尔·沃尔夫早就名闻遐迩。1898年他已经到柏林日报社工作，而在此期间他曾和他人共同创办了《自由论坛》，这家杂志成为当时新文化生活的，而不是如皇上所猜疑的左派的聚集地。当时，戈培尔崇拜沃尔夫超过了所有人。沃尔夫是野心勃勃的戈培尔的榜样。戈培尔并没有把自己的文章随便寄给一个人。他“自然而然地”将它们寄给了全国最能干的报界人士——沃尔夫戈培尔徒劳地寄送了整整50篇文章，尽管其中不乏足以被《柏林日报》采用的佳作，但无一被中选。而戈培尔，一再碰壁，却仍然向万能的沃尔夫谋求一个编辑的位置，遭到了回绝。
戈培尔对这些工作的态度显示了他的性格特点，并对他以后的发展发生了长远的影响：这样的一个聪明人令人吃惊地缺乏自我批评。他坚信没完没了的写作和文学宣泄的真正的艺术价值，即使他很可能把这些批评认为别人写就的拙劣作品。
到了纳粹在德国势力猖獗时，沃尔夫虽及时地流亡到国外，但命运之神又把这位七十五岁的老人从法国解送回到第三帝国，戈培尔终于使他在萨克森豪森丧生。这是后话，于此可见戈培尔性格之一斑。
从1917年夏天波恩第一学期结束到1921年，年仅24岁的戈培尔在海德堡获得博士学位。他不安分地在六所大学里学习过。但就在第一学期之后，他在经济上就有了困难。后来由于得到阿尔伯吐斯一马克努斯协会的帮助，他才得以继续他的学业。戈培尔第一次要求助学金的申请于1917年递交阿尔伯吐斯—马克努斯协会，是时他快满20岁，已在大学修了一学期。第一封信写于1917年9月5日，信号的十分谦卑，内容如下：
莱茵河畔科隆
阿尔伯吐斯—马克努斯协会主教管区委员会
请允许我冒昧地向阿尔伯吐斯—马克努斯协会主教管区委员会就1917——1918年冬季学期助学金一事提出诚挚的请求我已于今年复活节通过了莱特高级文科中学毕业考试，口试免考（毕业证书抄件附上），毕业后上了波恩大学，在文学院学德语、拉丁语和历史。这一学期我用中学时授课挣钱节省下来的钱自己解决了困难，但我不得不提早中断我的学习，因为我的钱太少，很快就都花完了。我父亲是个会计员，在如今日常生活开销日益高涨的情况下，他还得从薪金中拿出一些钱供其他开支使用。从这点少得可怜的钱中我不能再要什么了，因为这钱还要用来资助我的两个哥哥，我大哥在西线战场，另一个哥哥在法国被俘。很可惜，我现在在假期里没有多少挣哪怕一点钱的机会。虽然我费了不少劲也没能找到临时工作。由于脚残
我不用服军役。下学期我想继续学习，这样我就得完全指望天主教教友们的善行。
所以我最衷心地恳求你们倾听我发自内心的真诚的请求，我热切地期待着您不久能给我答复。
我所讲的这一切都是真实的，这一点我以前的宗教课老师约翰内斯·默伦先生可以向您担保。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您忠实的保罗·约瑟夫·戈培尔（文学院
学生）（哲学院学生）
莱特城，达伦街156号
第二封信写于9月14日，内容谦卑，封附在为提申请所必须呈交的资料文件里。
该信内容如下：
尊敬的教授先生：
请原谅我再一次向阿尔伯吐斯—马克努斯协会提一些问题麻烦您。我不知道您是否知晓神父齐默尔曼先生已退休，现在已不在莱特市居住这件事。如您能把本地区地方小组新任主席的地址告诉我，我将十分感谢。
正如我上次的信中告诉过您的，由于经济困难我没能全部完成上学期的学习。此外，6月底我也曾作为适宜服役的人被军事部门征去做办公室值班工作，现在我已完全服务期满。正由于以上原因我不可能向您提供勤奋证明，因为这是我的第一个学期。我想请您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可以不要求提交勤奋证明，尤其是因为没有您好心的资助我就不得不遗憾地放弃我今后的学业。调查表附上。我期待着您令人高兴的回音。随后我将把其他证件材料寄去。
致以最衷心的问候
文学院学生约瑟夫·戈培尔
莱特市（杜塞尔多夫地区）
达伦街156号
四天之后戈培尔写的另一封信信中提供了所需的有关他的家庭状况。
莱茵河畔科隆：
阿尔伯吐斯—马克努斯协会主教管区委员会
申请人的父亲是莱特市W·H·勒纳尔茨公司的会计员，年收入总计为3800—4000马克。没有值得一提的财产。申请人的母亲还健在。申请人是他们三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大哥，24岁，在西线战场当炮兵。22岁的二哥在法国被俘。唯一的妹妹刚刚八岁。
父母亲没有能力资助申请人上大学，因为生活开销越来越大，而且还要资助另外两个儿子，他们是当兵的，当然应当优先。
约瑟夫·戈培尔（文学院学生）附在信中的还有几份由德高望重的人士写的支持申请的推荐书。比如，在莱特高级文科中学当过申请人的宗教课教师的神父约翰内斯·默伦博士写道：
证明
戈培尔先生出身于诚实正派的天主教家庭，仅就他的
笃信宗教的和合乎道德的行为也应得到最好的推荐
宗教课教师、首席教师
约翰内斯·默伦
申请书上附一份毕业生成绩单的抄本，上面的成绩都是“优秀”、“良好”。戈培尔在原文抄本上下了很大功夫，抄本非常干净整洁。
毫不奇怪，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申请得到了批准。阿尔伯吐斯一马克努斯协会决定向他提供一系列的无息贷款。1917年10月8日，为了能支付第二学期的书费和听课费，助学金获得者戈培尔非常客气恭敬地请求马上付款时，180马克的第一笔款就汇来了。在最初的六个学期里，戈培尔从阿尔伯吐斯—马克努斯协会得到了六次贷款，总额计为960马克。假如人们预料到，偿还贷款会引起什么样的麻烦的话，肯定连一分钱也不会借给他。阿尔伯吐斯一马克努斯协会为索回这笔款，最后不得不诉诸公堂，被告拖延了多年的诉讼，一再导致抵押和要求他做表白清偿诚意并交代全部财产情形的宣誓。直到1930年才做了最后的处理。此时戈培尔已是纳粹党的省党部领导人和国会议员，并发表过尖锐的反天主教会的煽动性讲话与阿尔伯吐斯一马克努斯协会进行的旷日持久的争诉的全部卷宗现在都还存放在该协会的档案馆里。在最初六个学期里，阿尔伯吐斯—马克努斯协会每次的支付平均超过150马克。此时应考虑到在1919年和1920年间马克开始贬值。除此之外，戈培尔还从他父亲那里每月得到50马克的补贴，偶尔他母亲也能给他寄少许钱或一个“食品包裹”。尽管他有时也能通过给人授课或在某个办公机构当临时工挣点小外快，但戈培尔的全部收入还是寥寥无几。
在波恩大学的第一学期，戈培尔主要听了历史课和文学史课，他对歌德的戏剧作品特别感兴趣他参加过一个受到天主教机构特别支持的大学生联谊会。在那个学期里，戈培尔好像是个非常热心的积极的成员。四十年后高级教士默伦博士还记得，有一次，他应他那位当年的得意门生的迫切邀请，到波恩去给约瑟夫及其同学们作关于基督教会发展史的报告。这位老先生说，很长时间后，他对那个令人激动的晚上还有着非常愉快的回忆这可以解释为由于他当年的学生热情积极地参加了那次活动而使他特别高兴所致
1918年夏季学期，戈培尔到弗赖堡上学，那里免收他的听课费。他主要研修艺术史，特别是温克尔曼和古典罗马及希腊文化对中世纪的影响。冬季学期他又重新选择大学和学习专业，转学去了维尔茨堡，学习近代史。
有一些1918年10月和11月那个时候的私人信件保留下来。其中几封是写给他的朋友弗里茨·普朗的，有的是写给他在莱特的家的。因各种原因，这些信令人十分感兴趣。首先是日期的原因，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写的，让我们看到一幅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戈培尔所感觉到的未加润色的画面。而这些信也由于文体方面的原因是有启发性的，因为这表明只要戈培尔不感到被迫行文那样装腔作势，他能够怎样自然地表达。
亲爱的弗里茨：维尔茨堡，1918年10月2日
先致以亲切的问候。由于我心情挺不愉快，我必须马上告诉你，我那满怀希望的梦没有实现。这学期我不得不又一次放弃去慕尼黑……
随后他笔头一转，以一位导游者的华丽辞藻描写维尔茨堡的美丽景色，谈了他自己“年轻的大学生”的情况，然后继续写道：
……这所大学很不错。这学期我主要又修了艺术科学和近代德国文学。我希望今年冬天在艺术自由体方面有所发展。那么你呢，我亲爱的朋友？瞧，我就想到你会在这几周内到这个美妙的艺术天地来探望我。这肯定不会使你后悔。对于你中断你在那里的逗留，再来此地转一转你有何看法？你来这里会使我很高兴。今晚我还要读泰戈尔的《园丁集》，一部美妙的爱情诗歌集。我正想热切地向你推荐这本书。请你尽快把那幅小的圣诞节速写画寄给我好吗？请代我问候你尊敬的母亲和父亲大人。
致以最亲切的问候
你的乌勒克斯
在他的文学虚荣心增强的那个时期，戈培尔着重培养了自己的这种偏好，即在他的信函中做一种文学的修辞练习。对此没有哪个例子可以胜过他给普朗家的——不是写给弗里茨而是写给他全家的一那封吊唁信。当时他家年仅18岁的最小的儿子在战争结束前几个星期阵亡了。那帧阵亡者的肖像画如今依然挂在普朗家。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十分讨人喜欢的小伙子。毋庸置疑，约瑟夫为失去这位青年时代的朋友感到真切的痛苦，并且对朋友家的悲痛表示慰问。更有特色的是，即使在那封吊唁信中他也没能压住那种浮华的癖好，做了一次文学的修辞练习。他显然费了好大劲给普通人与“英雄”的语气做正确的定量分配。10月13日的信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普朗一家：
我刚刚从弗里茨那里得到你们亲爱的儿子和兄弟汉斯英勇战死沙场的令人震惊的消息。这催促我在你们为这巨大的损失而悲痛的时候向你们表示我最深切的哀悼。你们会允许我这个曾同汉斯有过一段最密切的交往并且同他一起度过美好的日子的人向这位青年英雄献上几句缅怀的话。汉斯是一个可爱的忠实的同伴。他特别吸引我之处和一再使我感到自豪地同他走过一段人生之路的是他那依旧如此纯洁无瑕的品格、高贵典雅的品质修养和清新自然的举止风度。尽管他以他那有点一本正经的真正男子气的品格并不总是善于迅速取得人们的同情，但他却懂得，更值得的是在几小时平静谈话中不断赢得朋友与熟人的心。爱他的我来说清纯的年轻人中一位最优秀最有教养的典范逝去了，他正值豆蔻年华，将来可能会成为一个高尚的了不起的人。我可以想象得到，你们，他的双亲和兄弟，在他这位年青的英雄身上失去了什么。请恕我斗胆想在这沉痛的时刻说几句安慰的话。只有时间能医治这样的痛苦，而且唯独时间才做得到这位忠诚的烈士的形象在你们和我们的心中将熠熠生辉，他还不是个成年男子，却像一个男子汉和胜利者那样牺牲了，他是我们心目中英勇青年的新的纯洁的象征。愿你们，尊敬的普朗家，今年要这么想，从中找到安慰，振作起来。如果这是为众神所爱而又让他年纪轻轻就逝去的人的命运的话，那么你们相信，汉斯就属于这些被选中的人我几乎觉得好像众神又一次派出他们那些决定该谁阵亡而把阵亡的英烈引入英雄祠的女神，在关门之前为他们到沃丁神接待战死者英灵的殿堂永恒之光去取那高贵的血。汉斯和恩斯特·海南属于勇敢优秀者，因此他们以早期德国式的对家乡对我们的忠诚而献身。下面这句话是我们献给恩斯特·海南的告别之言，同样也是献给汉斯的：“有一件事也许可抵得上许多行动……这就是为了你的祖国的危难而英勇献身。”再次向你们，尊敬的普朗家表示我最深切的哀悼
你们真正忠实的
约瑟夫·戈培尔
差不多正好是四周之后，11月11日，在盟军总司令福煦将军的豪华客车箱里签署了停战协议二十二年后戈培尔把这个车厢弄回到贡比河，为了在同样的历史地点象征性地表示战胜法国的胜利。
德国所直接面临的1918年停战的严重政治形势，自然也使大学生们非常激愤。最高统帅部最急迫地要求停战，懂得让政治家们承担接受和平条件的责任。鲁登道夫逃往瑞典，他以后一段时间成了希特勒的同路人。士兵、水兵和工人们开始哗变，要求和平。皇帝 （威廉二世）退位，逃往荷兰。11月10日魏玛共和国宣告成立。
11月13日，革命后几天写的信中，戈培尔对他的朋友弗里茨·普朗讲述了维尔茨堡的大学生们对那些事件抱有什么样的态度和他本人的看法。在他信中所谈到的这点上，这位未来的主要号召者在“背后一箭”之说的争论中，坦率地承认德国在军事上失去了那场战争。
亲爱的弗里茨：
几天前，在大学里最大的教室举行了一次大型的学生集会会上全体维尔茨堡学生对我们政治生活的焦点问题进行表态。在辩论过程中有这样一句话，我想正好用它来答复你的来信会上提出了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德国人应当怎样看待统治权的问题。一位战时受过伤、年龄较大的学生回答：“我认为，如果我们平静地让这些事情自然发展，那对我们来说是最相称的。如今，是一群盲目的粗鲁的人在执政，然而，他们需要领导英才的时刻又会到来，那时就轮到我们尽全力去做”。你是否也认为，在低级的不知所云的民众喧闹中，重又呼唤英才与力量的那个时刻会再次到来吗？让我们等待这个时刻吧！为了这场斗争不要放弃通过坚持不懈的学习来武装我们自己！同我们的祖国一起经历这个艰难的时刻，这确实是痛苦的。然而谁知道我们从中不会得到益处呢。我认为德国输掉了这场战争，而对我们的祖国来说，战争却是打赢了。当葡萄酒发酵时，所有不好的东西都会浮到表面，但是却会被撇掉，只留下美味的东西。在我们所向往和希望得到的美味的东西中，我们愉快地发挥作用，贡献力量……
我们的祖国完全垮了，我们这些继承人也一样被毁了。古罗马诗人、文艺批评家贺拉斯或许像以往一样在这里也乐意把他的声音借给我们？
请允许我向你的尊敬的双亲大人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并向你致以最亲切的问候！
你的永远忠实的朋友约瑟夫
1919年夏季学期，戈培尔回到弗茨堡再次享受免费学习。他还一直从阿尔伯吐斯—马克努斯协会得到贷款助学金。可是那时他内心与天主教的联系毫无疑问已经很疏远了，他也退出了大学生联谊会。
1919年冬季学期他去了慕尼黑，在那里，他收到了由阿尔伯吐斯—马克努斯协会向他提供的第六笔、也是最后一笔贷款助学金。从这时起，他开始懈怠他的责任，他也偶尔向协会通报有关学习进展和学业最后结束的情况以及他的职业方向有好几年根本听不到他的音信。显然他已经渐渐地不信仰天主教了，而是开始转向一崭新的信仰—受聘当诗人的坚定信念
在这个转变时期，他喜欢给自己和他最亲近的人演出他思想斗争的悲喜剧他这样做所产生的效应可以从他父亲的一封恳切告诫的信中得到证明。约瑟夫是在慕尼黑的冬季学期里收到这封信的。从信的末尾几句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约瑟夫比那些爱他的人更热衷于扮演“忏悔的罪人”，以此不使自己十分痛苦。这封信是他父亲深深地相信和真正的善良以及父亲对儿子发自内心的真正的爱的一个动人的证明。儿子未来的发展还使父亲有些忧虑。
亲爱的约瑟夫：
估计我前天寄给你的信你已经收到了。现在我想简短地答复你上月31日的来信从你来信的字里行间我获悉许多令我高兴的消息，虽然也有其他一些事使我感到伤心我认为如果双方都有良好意愿的话，以前那种相互信赖的关系或许可以很快恢复。其基本条件当然是你要始终坦诚和真心地面对你的父亲。
我始终确信你在大学里学习是用功和持之以恒的，并且你的成绩使有些学生感到羡慕。特别使我感到欣慰的是你遵守社会公德。你讲的有关这方面的话使一个做父亲的心感到舒畅。
如果你现在继续写：“若是我失去我的信仰……”，我大概可以认为你还没有丧失它，只是怀疑在折磨你。那我可以安慰你说，没有任何人，特别是当他年轻的时候不受这种怀疑的烦扰。而且，就是那些最受怀疑之苦的人也远非是最差的基督徒。即使是他们，我们也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取胜。因此说，你不参与圣事是个很大很大的错误，因为没有哪个成年人能声称他始终怀着孩童一样纯洁的心来到圣桌前，就像他第一次参加圣体圣事（圣餐）时所做的那样。
现在，我要向你提几个问题。因为要让我们的关系恢复以前那样的信赖的话（没人像我一样再希望有这种信赖），那么，恐怕我已对这件事作出了答复：
1.你必须或者打算写一些与天主教格格不入的书吗？
2.你是否想从事一个不适于天主教徒的职业？
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如果你的怀疑是其他方面的，那么我只说这一句：你祈祷吧！我也祈祷。我们的天主会帮你，使一切顺利的
但是，假如你还认为丢掉你的信仰的话，那么，我想让你回忆一下1915年。那一年，你天天早上在我身旁跪在我们那可惜过早夭折的伊丽莎白的灵床前，跟我一起为我们的小天使的灵魂念主祷文（天主经）。当时，什么是我们痛苦中的安慰呢？只有教会赐给这个死去的可爱的小女孩的安慰及我们能够一起祈祷那么，将来也会有那么一天，你被叫到你父亲的病榻前，那时你也想作为不信教者与你的父母告别吗？当你的兄弟姐妹在你的父母灵柩旁跪着的时候，你想在一旁站着吗？不，我的儿子，你可别这样做，你内心的事是什么样就随它所愿好了！即使它比我认为的更严重：振作起来，你还会再得到内心的安宁。如果你认为不能找到安宁，那么你就回家来吧！我给你出这笔路费。我刚刚想起一个亲身经历过的故事，我简短地告诉你本地一位纱厂主——他不久前去世了，曾是个天生的和受过教育的天主教徒。后来他失去了他的信仰，以新教的方式结婚，让他的孩子也受新教的教育他不再去教堂了但在五月的一个晚上，我看见他做完祈祷从教堂出来。是什么驱使这位被赐予丰厚财富的人又进教堂的呢？是内心的不安再次驱使他去他童年曾经跪过的地方！这个世界未能给他内心的平和。你把你最后的圣事描绘成幸福的一天有一天你也将建立起自己的家庭。我在我的孩子们头一次做圣体圣事时，以虔诚的心热泪盈眶地看着，为孩子们的幸福而高兴在这样的日子里怎么会使一个不信教的父亲的心激动起来呢？假如他回忆他的青年时代的话，他的过去怎么会给他造成沉重的负担呢？这位不信教者，这位以前的天主教徒没有找到他的安宁。青年时这种不安可能会受到抑制，年纪大时这种不安就会变成痛苦的折磨。
你在信中写道：“告诉我，你不要咒骂我是个离开其父母、走入迷途的浪子（忏悔的罪人）吧！”还写道：“如果你认为我不可以再当你的儿子……”作为信奉天主教的父亲，这两件事我都不会做。像以前我曾经常为你祈祷那样，现在我再为你祈祷。
好了，就写到此。你不必急着答复我。不过你要保持与家里的通信联系。听说寄包裹不再受阻碍，今天我寄给你一个食品包裹。
亲切地问候你，也代你的母亲和兄弟姐妹问候你。
永远爱你！
你的父亲
爱装腔作势的戈培尔，其举止也就像个叛教者。他的行为举止都暴露出装腔作势和一种近乎病态的虚荣心。
1920年，戈培尔到了海德堡。第二年，他完成了有关一位柏林的浪漫派戏剧家的博士论文，并获得博士学位。在海德堡他深受弗里德里希·贡道尔夫的影响。贡道尔夫是当时最著名的文史学家和至今被公认为前人未达到过的《歌德传》一书的作者。贡道尔夫原名为贡德尔芬格尔，是个犹太人他是他那个时期最有影响的学者，一位卓越的熠熠生辉的人物每个青年文学大学生都无法避开他的影响。弗里德里希·贡道尔夫身上也有斯特凡·格奥尔格的余晖。因为在“斯特凡·格奥尔格文学社”这个团体中，他的排名紧跟在这位诗人之后。几位有幸在这位教授的专题研讨班学习的学生，可以自豪地认为，他坐在了诗歌高级文化和文学精华之源泉的旁边。无疑使年轻的戈培尔感到十分自豪的是被准许参加这位著名的犹太教授的研讨班。他当时23岁，差不多已完全专心致志于艺术和文学史的研究。当他在为其博士论文寻找题目时，贡道尔夫让他写威廉·冯·许茨，一位不怎么有名的19世纪前半叶浪漫学派的剧作家。文学院应届毕业生戈培尔给他的博士论文定的副标题为“对浪漫戏剧史的贡献”。当了帝国部长的戈培尔后来让人把这篇博士论文从大学档案馆中取出来，给论文加了一个新的副标题“早期浪漫主义艺术家的精神与政治背景”。对于一个帝国部长来说，理应早在上大学期间就对政治感兴趣。实际上这政治是许多年以后才到来的。
戈培尔所谴责的贫困曾使他这个爱出风头的人历尽艰辛就是今天也很难想像出这个舍不得花一分钱的穷光蛋怎样不安分地从一个大学城搬到另一个大学城。在波恩，他住在波特街18号；在弗赖堡住在布莱萨赫街2号第5层楼上：在维尔茨堡住在歌德大街8号；然后又搬到慕尼黑罗曼街一个名叫维吉尔的家中，住在一间有家具的小屋里；最后迁往海德堡。在那里他再也没有得到阿尔伯吐斯一马克努斯协会的微薄资助，只得全靠他父母所能寄给他的少得可怜的钱和他有时给人教课或在某个办公室做辅助工作挣到的一点微不足道的钱过生活
然而，他不能被聘当作家、当诗人吗？他不具备令人神往的、精心雕琢的写作风格吗？那些大报文艺小品栏的负责人就不渴求这样一位天才的同事，就不会以高薪聘请他吗？年轻的戈培尔坚信这些。就是当他的稿件成打地被编辑部和出版社退回来时，他也仍然很自负。
他将大量的作品寄往《柏林日报》，并且是寄给主编特奥多尔·沃尔夫，因为戈培尔特别欣赏他那尖刻的“星期一社论”。那么多连同华而不实的附信一起寄出的文章和文艺小品中，也只有一篇曾经挤上那位主编的桌子，这几乎让人无法接受。但是一个不管怎么说已经是22或23岁的有才华的文学大学生怎么能真的以为，那样的稿子也能顺利地在《柏林日报》或者在乌尔施太因各种报上发表出来呢！
因为戈培尔没有认识到是他的作品缺乏成熟以及华而不实的文体造成了没有成效，所以在他心中逐渐形成了这样的信念：一群犹太编辑和出版商的奸党要阻止德国诗人约瑟夫·戈培尔发挥他的天才。这是戈培尔后来反犹太主义的开端。
获得博士学位后，他的境况变得更加艰难了。现在他虽然是位博士先生，并以此实现了他父亲的夙愿。但是他没有职务、没有职位、没有固定的工作。这种状况持续了许多年。这种不幸的状况让他双倍沉重地感到身体的缺陷。不仅仅是因他跛脚，另外他的个子太矮、十分瘦弱，体重不到100磅。但他却善于培养和强调在他出场时是什么总那么吸引人。他利用他美妙声音的效果，并且很快发现，只要他想，他就能获得一种对其他人的吸引作用。他能做到十分迷人，令人惊异地引人注目和狂妄。他能像留声机的唱片一样耍两面派。
他的脸瘦削，呈椭圆形，有一个坚挺的鼻子和高高的颧骨。他的宽厚的嘴可以通过迷人的微笑给人以魅力那双美的深棕色的眼睛看人时非常富有表情。他的手修长、纹理细嫩，很敏感。每当他以有力的手势强调其讲话时，总喜欢展示他的手。不管身体有多少缺陷他还是发育成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但是他却根本不是那种他自己所宣传的理想形象：金发、碧眼、高个的“雅利安人”。后来有许多聪明的观察者试图描绘他的特征。特雷沃·罗佩尔教授认为，按精神和气质与其说他是日尔曼人倒不如说他显得更像罗马语族的民族类型。内维尔·汉得森曾经是战前几年驻柏林的英国观察员，他总习惯说，他觉得戈培尔像一个凯尔特类型的爱尔兰鼓动家。
戈培尔在结束学业之后——现在是约瑟夫·戈培尔哲学博士——用多年时间徒劳地寻找当记者、剧作家的职位。戈培尔本来还可以参加首席教师考试，这样可能（但并不一定）使他免受失业之苦。对此戈培尔却一直未能作出决定，其中的原因也许不难理解，一位跛足的教书先生会受到孩子们毫不留情的嘲笑。于是，他的未婚妻把他安置在科隆的德累斯顿银行，当了一名证券叫卖人。戈培尔在那儿工作并不长，不过这也很难责怪这位自命的日耳曼语文学者即使他在希特勒的帮助下成了一名富翁并拥有几处雅致的乡间别墅，他还是蔑视他所理解的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反感促使他在战争后期更多地考虑同苏联单独媾和而不是同西方国家媾和。戈培尔对资本主义的憎恨在德累斯顿银行期间比当时在自己贫穷的家里更为强烈。
同时在文学上他一直也没有取得成功他的绝大多数想当作家的尝试都没有实现。他完成的少数较大作品之一是长篇小说《米歇尔》，更准确地说应把它称为中篇小说。小说以日记的形式描述了一个年轻的德国人在战争刚结束后的几年中其内心的斗争和思想的发展过程。
用某个文学尺度来衡量这部作品恐怕没什么意义人们或许可以称这部作品是库尔特丝·马勒尔和被误解的恩斯特·莱格尔的不成功的杂交产物。但是这恐怕只说对了一半，而且这么说对上面提到的那位女作家，特别是对一位有影响的诗人是不公正的。在该作品中只可零星地找到些值得惊叹的表现力的想法和表达，与大量哗众取宠的“糖汁调味品”形成鲜明的对照，其反差相当明显。如果说，尽管如此我们在这里还要用许多篇幅摘引《米歇尔》的内容，那只是因为这部非常像自传的作品提供了有关其作者的令人感兴趣的情况。
乌尔施太恩一康采恩和其他一些“左”的公司也在众多没有接受这本书稿的出版社之列。书稿也曾被那些极“右”的出版社拒之门外，这可能因为他那过于浮夸的文风。这本书是在他完成七年之后，即1929年才出版的，当时戈培尔已当上柏林地区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省党部领导人和帝国国会议员作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他能够促使党的出版社最终出版一本印数很少的书。在出版后的几年中，接连出了几次数量不大的新版本。与这位部长许多卷本的文章和演讲集相比，或与他的“畅销书”《从凯塞霍夫到帝国首相官邸》相比，其数量是微不足道的。无疑，作者本人是《米歇尔》这本书的最佳买主，这本书他有许多，以备赠送之用。戈培尔在一篇夸夸其谈的序言中写道，要把此书献给他逝去的朋友里夏德·弗里斯格斯。
献词
你，那条被子弹打坏的胳膊还缠着绷带，头上仍戴着灰色的钢盔，胸前挂满了十字勋章，站在富有的市民面前，为了获取高级中学毕业证书。因为你有几个数不知道，他们就宣布你还不够条件。
我们的回答是：革命！
我们俩正想向精神上的崩溃投降。此时我们相互安慰，几乎倒下。
我的回答是：坚持！
你向你的命运挑战。弯曲或折断！为时还太早。因此你成了蒙难者。
你的回答是：死亡！
我站在你的墓前；耀眼的阳光下静静地卧着绿色的坟丘。我一再劝诫这是暂时的。
我的回答是：复活！
弗里斯格斯出身于莱特附近的一个农民家庭。所有认识他的人，如普朗博士和爱尔泽，都把他描绘成一个十分令人喜爱的人，一个非常爱沉思的人。对戈培尔来说，这个青年时代的朋友体现了他自己所没有的英雄气概的理想。弗里斯格斯仪表不凡，身材高大，是个多次受伤、佩带着高级勋章和奖章的战斗英雄。对这样的人来说他很难在战后迷惘、混乱的时期找到出路。他表现出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但他也同和平主义者辩明事非。他甚至试图做马克思主义者，认真地研究过列宁的著作和性格。弗里斯格斯激励戈培尔去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及研究工业家、政治家瓦尔特·拉特瑙的社会历史和哲学著作。戈培尔对这些著作抱有很大的兴趣，这是在他作为帝国部长颂扬谋害拉特瑙的凶手时大约12年前的事。
弗里斯格斯引导他的朋友戈培尔去接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我们将看到，在《米歇尔》一书中俄国诗人的影响是如何反映的。戈培尔在某些程度上还一直信奉童年时就信仰的基督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秘主义同他剩余的宗教感觉结合在一起那时戈培尔也写过诗体的耶稣剧，标题为“漫游者”，但该剧本从未上演或发表过。
毫无疑问，这两个朋友经历了一个戈培尔从未能完全克服的虚无主义的阶段。他自认为是一个完全成熟的革命者，但是他的行为却常常显得受到强迫观念的驱使：他一定要为他年轻时所受的屈辱进行报复。
弗里斯格斯试图赋予他的生活某种意义，因此他到一所矿井干体力劳动同矿工们的交往中他寻找着他心中所想的真正的联系民众的纽带。1923年他在一次矿井事故中遇难。在这一时期，戈培尔和这位朋友之间的接触已经很少了，但是《米歇尔》一书证明了这位年轻的虚无主义者的影响有多大。同样“米歇尔”这位主人公也是以他那个时代的社会与政治不公正的殉难者出现的。
戈培尔将这部作品设计成日记的形式。戈培尔有写日记的恒心。从12岁起直到去世那天上午，戈培尔几乎天天写日记。在这些日记中，他常常表现出自我陶醉，确实像个爱在镜子前扮鬼脸或英雄姿态的小男孩一样爱表露自己。他滔滔不绝地述说着长长的、非常自信的空话和反思、放纵的感情流露，这种感情奔放有时被肤浅的注释所中断。以差不多一行字为一段落的文字分布在本应该使一首诗给人以版式设计上令人醒目的印象戈培尔一生都是以同样的乐趣触摸他文学的涌流，就像一个守财奴以极大的喜悦抚摸他储藏的金条一样。
此外，在《米歇尔》这部作品中他创造了一个他自己梦想的主人公形象。这里作者自身的性格与他的梦想、与他朋友弗里斯格斯的形象融合成一个浪漫人物，一个现代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一个具有戈培尔的精神和弗里斯格斯的体魄的栩栩如生的士兵形象。米歇尔是士兵和工人，诗人和情侣，爱国者和革命者。单凭在第一行就让人看到一个不能骑马、听不到马的响鼻声的残疾人发泄出的那种隐藏于心中的苦恼，可见这是很有特色的，简单得令人感动。
5月2日，火车上
不再是纯种马在我坐下打着响鼻，我不再坐在炮座上，但我仍脚步沉重地走在废弃战壕的泥泞中那是多久以前的事啊，那时我还走在俄国广阔的平原上或穿过荒凉的满目疮痍的法国大地。
结束了！
我慢慢地摆脱了。我像只长生鸟从战争和毁灭的灰烬中飞起来了。和平！
这个词像止痛药膏涂在还在颤抖流血的伤口上。我觉得，我好像能用双手抓住这个词的祝福
我向窗外望去，看到德国大地怎样在车厢两侧闪过：
城市、村庄、森林、田野……
祖国！德国！
之后，米歇尔把战争抛在脑后，成了一名大学生。他租了一间小屋，自己当家作主。当一位青年时代的朋友问他，他曾在大学学过什么时，他没有立即回答。
我到底学什么？
要么都学，要么都不学。我觉得我学专门科学太慢太笨。
我要成为一个男子汉！有了初步想法。
名人！一条成为德国新人的路！
首先他要更多的考虑他自己而不是学习。
5月17日
我已思考了很长时间，究竟什么可以让我不假思索地、尽情地享受生命。现在，我的双脚站在了坚实的祖国的土地上。身边充满家乡泥土的芳香。我的脸色慢慢地红润起来。
在课堂上他遇到一位名叫赫尔塔·侯尔克的姑娘，和她交上了朋友。他们长时间地散步，进行深入的交谈。他对她谈关于他炽热的爱国之情。
“对于一个德国青年来说，只有一个职业：为祖国承担责任。”
然后，当他又单独一个人时，他抱怨他们的困境。
这听起来差不多是从戈培尔自己的日记中节选的：“我的钱花光了，金钱是粪土，但粪土不是金钱”。
又和赫尔塔在一起时，他享受音乐和爱情的喜悦。
草丛里无数昆虫鸣唱，青草发出浓郁的清香。
所有这一切显得大自然是多么寂静。
我吻着赫尔塔·侯尔克柔软狂热的唇：我们俩都感到非常害羞。
多么宁静的夏日的下午！
阳光洒在绿葱葱的山上。城市位于山脚下山谷宽广的凹地中。
红色的屋顶闪闪发光。
风儿轻轻吹过山顶，轻轻拂过草地。
远处是深色的枞树林。
我们在马路旁告别。她那双灰绿色的大眼睛谜一样让人捉摸不透。我感到非常幸福。
夜晚！
我漫步穿过田野和草地，呼吸着充满野玫瑰芳香的空气。
孤独！
我渴望那些不能说出的东西。
路上闪耀着黄白色的目光。
我返回城里。每家花园的墙上都垂挂着蔷薇，浅红色的蔷薇。我越接越多，我把一束红色的蔷薇放在她的窗台上。
极乐地归天！
我心中的一个渴望现在实现了。
万分快乐变成万分痛苦！
我迈进了另一个世界
幸福的时刻！
“赫尔塔·侯尔克给了我写作的勇气”。他如是说。此间还有一个人走进了米歇尔的生活：俄国学生伊万·维努罗夫斯基，有弗里斯格斯的影子（痕迹）。这位俄国人借给米歇尔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痴》。这本小说对书中的主人公影响很大。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魂灵飘荡在宁静睡梦中的国家的上空。俄国觉醒时，世界将看到一个民族奇迹。
民族奇迹？是的，就是民族奇迹。政治奇迹只能在这个国家中发生。国际性组织只是理智的学说，是反对流血的。民族的奇迹从不存在于头脑的想像中，而总是在血泊中
在俄国被称作是国际的东西是犹太人的诡辩、卑鄙的血腥恐怖和广大民众无边忍耐的大杂烩，这一切被唯一一个人的杰出意志推进到世界政治的纪元中：他就是列宁。
没有列宁就没有布尔什维克
再一次表明：英雄创造历史，即使是不幸的历史。
过了些时候米歇尔在同赫尔塔·侯尔克的一次长谈中说：“我想的和做的正如我必须想的和做的一样。每个（不寻常的）特殊人物都会这样做。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我们当中起作用，引导我们走早已安排好的路。人们不能违抗。事情就是如此。
另外，在戈培尔的笔下，米歇尔从不直呼他女朋友和俄国朋友的名字，而总是连他们的姓一起叫：赫尔塔·侯尔克和伊万·维努罗夫斯基，这表现了他装腔作势的作风。米歇尔开始写作，他受到的赫尔塔和那位俄国朋友的激励不亚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魂灵。他写作——像他的作者约瑟夫·戈培尔一样哗众取宠，故弄玄虚。7月12日
我与耶稣基督对话。我认为我战胜了他，但仅仅是他的偶像神职人员们和虚伪的依附他的人。
耶稣基督是严厉无情的。
他把犹太商人们从庙宇中鞭打出来。
向金钱的一次宣战。
人们来到监狱或现今人们所称的精神病院。
我们所有的人都病了！只有与腐败堕落抗争才能拯救我们自己。
虚伪是堕落的资产阶级的典型标志。
权力阶层已疲倦了，没有勇气再做新的事情。
理智毒害了民众的心灵。
好像他曾让赫尔塔朗读这几行，因为在这篇日记的末尾有这样一句话：“赫尔塔·侯尔克看着我，摇摇头。”
7月15日
好几夜我都睡不着觉，与涌出来的各种念头较量。
我内心充满激动、愤慨、革命。
一个思想在我脑海里形成宏伟壮观的形象。
死的舞蹈和复活。
7月18日
我觉得我好像已不在现世。我在醉意中、在梦境里、在
愤怒中发狂。
我预知新的世界。
未来在我心中。
噢，上帝，让我说出我所忍受的一切！
我读尼采的理论——《快乐的科学》。
7月19日
耶稣基督是爱情的天才。
他是曾活在世上的最伟大的和最不幸的人。
赫尔塔·侯尔克像相信基督福音一样相信我。
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米歇尔成了着魔的人，忍受着“有创造力的孤独”之苦。
7月25日
我突然醒悟了。
我写一个剧本，主人公是耶稣基督。
现在我沉默不语，陶醉在快乐之极的感动之中。此时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新的、陌生的。
现在我要亲自经历见识一朵花、一首诗、一幅画。我感谢上帝！
学期结束了。赫尔塔回了家，米歇尔则利用假期时间在弗里西群岛的一个岛上写他的弥赛亚（耶稣基督）的剧本。他收到赫尔塔一封信，这信反映了约瑟夫·戈培尔的性爱理想。他曾喜欢看到女人们因他而受痛苦的情景。8月7日
有时我怀疑你的爱，于是想痛哭一场。请原谅！有时直到深夜我都睡不着，我怀念你坚强的自尊心。
我知道，你我到了爱情之路，因为你强壮，有决心奔向未来。
但是你应当作出牺牲，事情就是如此。对此人们不能改变多少。你不必走好些弯路。可我知道，你会回答我说，弯路是征途上最好的东西。而笔直的路从不因此引人入歧途。
你的赫尔塔·侯尔克
米歇尔写道：“一个真正的女人爱雄鹰。”于是感情突然激烈爆发。
8月9日的一段文字让人十分怀疑。
时至今日我未见到任何犹太人。这真让人舒服。对我来说，犹太人简直是令人讨厌的。看他们一眼都令我恶心犹太人与我们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我根本不恨他们，而只是鄙视。他们损坏了我们民族的形象，玷污了我们的理想，又是他们使国家丧失了力量，使社会风气败坏、道德堕落。他们是我们病弱民族躯体上的脓包……
耶稣基督根本不可能是犹太人。这无需我做科学的证明，就是如此！
问题出在此处，这一段内容是不是后来当这本书在纳粹党出版社出版时由作者加进去的补充部分呢？
弗里西群岛的人给米歇尔留下很深印象。
“我想在这个岛上当传教士向普通人讲解耶稣在山上对门徒的教训，不去管世间的事”。
他说这些居民是“正直的、自豪的”，妇女们身体“健康强壮，这些人的眼睛透着永恒的和谐”
米歇尔已成长为革命者。有时对赫尔塔谈他对卑鄙的贪得无厌的资产阶级的仇恨。他说：
一个阶级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面对新的年青阶级的创造意志正准备退出历史舞台。正像工人阶级进入历史舞台一样，资产阶级必然退出。这与职业毫无关系。起最终决定作用的是感情立场。人们不想成为资产者，人们已是资产者！
一个阶级总是在激烈的革命动荡中战胜他之前的阶级
资产者，这是一个可怕的骂人话。
应捣毁没落的一切。
我们都是劳动革命的战士。
我们要取得无产阶级战胜金钱的胜利。
这就是社会主义。
可见现在他是社会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神话优等人种和耶稣基督（他不是犹太人，而是反犹太人主义者）的赞扬者。
伊万在写给他的信中说，他必须到慕尼黑来，慕尼黑是德国的令人感兴趣的城市。后来赫尔塔也写信来说，她在施瓦宾给他租了一个房间，她冬季学期也去慕尼黑。他与赫尔塔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看来是他虚荣心的需要。他的爱从来就不是明白单纯的。他把爱情称为“我的痛苦和我的解脱”。在那些“痛苦的日子”里他几乎不能没有爱情。这个米歇尔有着真正的戈培尔式的乐趣忍受痛苦和使人痛苦。“赫尔塔·侯尔克因我受着很大痛苦”，这是他11月份一篇日记的简短记载。然后他们一起在山里度过圣诞节假期。
我感谢她，她是我的安慰和力量。”但几天后他写道：“我们因小事吵架伤了彼此的感情。”
12月30日的日记中只有一句话：“啊，山！啊，方石塔！”
米歇尔在这年的最后一天写道：我们的生活是犯罪和赎罪的锁链，受着按玄妙莫测规律支配的命运的安排。午夜12点的钟声已敲响，新的一年开始时，赫尔塔说：“你应是一个为祖国开辟道路的男子汉。
占卜时，我预示新一年的象征形状是一只展翅飞翔的雄鹰。
我们一直坐到深夜。
赫尔塔·侯尔克向我倾诉着她全部的心里话。
冬天剩下的时间里，米歇尔时而情绪高昂时而十分痛苦地写他的耶稣基督剧本。伊万的影响是很大的，米歇尔把他称作他的魔鬼。赫尔塔不喜欢这个俄国人。有一次她说：“我恨伊万·维努罗夫斯基。”她不能全部理解米歇尔的精神痛苦，甚至使他更痛苦。但是米歇尔超然于与他的姑娘的关系之外，不倦地编造着他革命的思想和世界政治的计划。1月15日
我们民族被迫戴上了枷锁。世界上的优等民族不得不像奴隶一样为其他民族效劳，从上到下，从下到上。
全体人民要起来造反，从上到下，从下到上。
可是遗憾的是：在上和下之间有道由自高自大、财产和文化教养构成的隔墙。我们相互不再理解。我们不是一个民族，而是愤怒地相互攻击的两个阵营。因此我们也就成了某些统治世界的强国手中的玩物。如果我们上下团结一致，那么世界就会属于我们。
但是我们决不通过空谈和决议达到此目的。
这种情况下必然掀起巨大的雷雨风暴。
我们必须从头开始。
一些人将高举旗帜，紧握仇和爱的利剑，开辟前进的道路。
高喊激起行动的口号。
共和国万岁！
人们在外面这样高喊。共和国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德国万岁！德国的未来万岁！
而稍晚些时候他又很无生气地补充说“我想当指路人，我想为祖国服务。”这本小书的基本观点是神秘主义和虚无主义奇特的混合物，特别在米歇尔与伊万的戏剧性争吵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1月22日
“伊万·维努罗夫斯基，你想夺走我最后的所有—祖国。你想使我成为乞丐。”
“这只是暂时的痛苦。我要使你鼓起勇气为你的最后所有—祖国而牺牲。”
“我会绝望。”
“世界都在绝望。”
“我可能不再活着。”
“很多人都这么说，很少有人讲真话。”
“你是魔鬼。”
“只有一个撒旦是魔鬼。”
“我恨你！”
“这对我来说无所谓，但我不放过你，米歇尔。”
“为什么你单挑中了我？”
“你单纯、有热情，你是我们的希望。”
“我恳求你放了我。我要自己找到路。”
“你还处在旧的残余观念之中，你会走很大的弯路。你会耽误我很多的时间。”
“这就是说，你要让我停止做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的人？你要我当你的奴隶？”
“是的！”
我站起来，他的脸色突然变白了，本能地向后退了一步。
我不再独立自主。我一拳打在他脸的正中。
然后我疯了似的坐到沙发椅上。
伊万·维努罗夫斯基呆在那里成了哑巴。
突然他向我走来，抓住我的手，请求我的原谅。
或者，在两个相爱的人的谈话中也可以看出这本小书的基本观点是神秘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混合物。
1月31日
“赫尔塔·侯克尔，你不理解我！”
“我不能理解你。”
“那么我们就失去了彼此。”
“我还没有放弃希望。”
“一切都在我心中烧尽了。”
“因为你被别的热烈的感情所吸引。”
“我不能抗拒。”
“你必须这么做，你才会又找到自我。”
“你不能离开我。”
“如果你不离开你自己（不失去自我），我就不离开你。”
这段爱情结束了。三月份米歇尔收到赫尔塔写来的下面这封信：3月16日
“我的生活只是因你而不幸。你让我尝到了最苦的滋味。比如从你信中流露出的所有焦虑不安中，我感觉到不幸。这是最糟糕的事。为什么我们再不能相互理解了呢？我就是我，这难道是我的错吗？
我不得不这样做，你听着，我别无选择。我非常爱你。正因为如此，你给我造成的痛苦是极大的。如果你绝望了，那么我不得不和你一起绝望，我不再有任何可以求助的东西。
赫尔塔·侯尔克
后来他又到山里去了，回来后他发现了赫尔塔的分手信。他失望地跑到她的住处，但她走了，没人知道她到哪里去了。
而后突然有件事使他猛烈醒悟。本书引录的是两个章节中的第一章节，在这两个章节中出现了一个不知姓名的救世主式的人物。显而易见，这是一位出自运动最初时期加以理想化的希特勒式人物。米歇尔偶然地参加了一次政治集会，在那里他亲眼见到了一位不寻常的、简直有磁石般吸引力的演说家。4月27日
我坐在从未来过的大厅里。在一群陌生的人中间。贫穷的、忧虑的人们。工人、士兵、军官、学生。这就是战后的德国人民。穿着破旧的撕烂了的制服，肮脏褴褛的军装上留着大战的痕迹。我看着这一切，像在梦中。
我几乎没有发觉，一个人突然站在高处，开始讲话。最初，当他寻找表达某些事的合适的话时，他讲话结结巴巴，有些胆怯，因为这些事太大，不能用简单的形式表达。
这时，突然他的讲话开始像决堤的河水奔涌而出。我被深深吸引，侧耳细听。台上的演讲人越讲越快，像神赋予他力量。
荣誉？工作？旗帜？我听到了什么？这些东西在上帝撒手不管的人民中间还存在吗？人们开始激动起来。肮脏苍白的脸上闪着希望的光。这时有个人站起来，高高举起紧握的拳头。坐在我身边的那个人好像衣领系得太紧，脑门上全是汗，他用衣袖抹去汗水。
在我左边第二个座位上坐着一位老军官，他像孩子般哭着。
我感到忽冷忽热。
我不知道我怎么了。我突然觉得像听到了大炮的轰鸣声。像在云雾之中，我看见几个士兵突然站起来，喊着“好哇，乌拉！”没有人注意到这些。
上面的人讲着话，他用一块块方石垒起未来的大厦（描绘着未来）。多年来在我心中所想的在这里变成了具体的形象，明确的形式。
上帝的启示！上帝的启示！
废墟中站着一个人，高高举起一面旗帜。
突然我觉得周围的人不再陌生。大家都是兄弟。那边一位身着旧军装的人冲着我笑，无缘无故地对我说“战友”。
我觉得我必须要站起来大喊：“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战友，我们要站在一起！”
我几乎无法自制。
我走向，不，我被拥到讲台旁边。我长时间地站在那里，看着台上那个人的脸。
他不是演说家，他是预言家！
他脑门上淌着汗，一双灼热的眼睛在他苍白的脸上闪闪发光。他双拳紧握。
像上帝最后的宣判，字字句句像雷鸣般震撼人心。
我无法知道，我在干什么。
我像疯了一样。
我高喊“好哇！乌拉！”没人感到惊奇。
台上那个人注视了我一会儿。那双蓝眼睛像一团火触到了我。这就是命令！
从这一时刻起我得到了新生。
我像是脱胎换骨一样，成了新人！
我知道，我的路通向何方。思想成熟的路。
此刻我再也听不到别的，我陶醉了。
我一下子站到高处，站在一把椅子上，在人群之上，我激动地大喊：“战友们！自由！”
我说不出在此之后都发生了什么事。
我只知道，当时我把我的手放到一只有力的大手中。这是为生命许愿（发誓）我深情地盯着他那双蓝色的大眼睛
在这次经历的巨大影响下，米歇尔很奇怪地决定离开慕尼黑，没告诉他任何一位朋友。他到海德堡去，在那里他“数小时久地坐着，迟迟不作决定。”那位不知道姓名的演说家本能地征服了米歇尔，这真让人惊奇。也许戈培尔想证实：通过与救世主的第一次相遇，通过救世主的力量的震惊作用，使他笔下主人公的精神上的虚无主义受到了一次打击。不管怎样，令人感兴趣的是，根据由戈培尔赋以灵感的那些传说，他自称在1922年6月第一次听到希特勒的讲话。这正是他写《米歇尔》的时间。
文体上的区别、在构思方面表现手法的突变和对戈培尔机会主义的了解，这些都使这种猜测很近情理，即上面所引用的“希特勒讲话的片断”，如同下面有关米歇尔与救世主第二次会面的报道一样，都是由纳粹党省党部领导人戈培尔硬凑起来的。在他当时写的与希特勒真正会面的日记中，戈培尔谈到这位元首的给他留下很深印象的蓝眼睛。特别重要的是，在第一个“希特勒讲话片断”的结尾处，米歇尔的眼睛也是深情地看着那双蓝色的大眼睛。
米歇尔至少是犹豫不定的。他每天晚上读耶稣在山上对门徒的教训，但是从中他找到的不是“安慰，而是绝望和羞愧”。然而他也有英勇的心血来潮
我戴上钢盔，抽出军刀，口中朗读着利林克罗思（Liliencron）的诗。
有时我特别心血来潮。
当兵！站岗放哨！
人们永远要当战士。
一名为他的人民的革命服务的战士。那时，米歇尔对工人问题作了许多思考，在他的日记中写道7月2日
相反，工人阶级必须完成一个历史使命，首先是在德国。必须彻底解放德国人民。这是一个世界性的使命。如果德国毁灭了，世界之光就会熄灭。
从现在起，米歇尔的生涯与里夏德·弗里斯格斯的命运是一致的。米歇尔离开大学，成了一名矿工。他住在一户矿工家的无陈设的小屋里，屋内除了一张床、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外，别无其他陈设。他只带去了两本书，一本圣经，一本浮士德。他依靠自己双手的劳动过着很自豪也很孤独的生活。他还一直爱着赫尔塔——“我爱过赫尔塔·侯尔克，我将会永远爱她，但她不是能够理解我的战友。”
最后，米歇尔——完全像弗里斯格斯一样—让人转到巴伐利亚的一个矿井，在去矿井的路上，在慕尼黑，他又听到了那位不知姓名的演说家的演讲。12月10日
晚上，我坐在大厅里许许多多的人中间，我又见到了他—使我觉醒的人。
现在他站在一群虔诚的追随者中间。我几乎没能再人出他来。他的簿僦垢按？我坐在人群中，但我觉得好像他只冲着我一个人讲话。
关于劳动的收获！人们在这里把我曾感觉到的、忍受和感受过的东西用语言表达出来。我的信仰！它在这里形成。
把劳动当作救世主！不是金钱、劳动和斗争解放了我们、你和我、我们大家，而是我们大家使祖国获得自由。
我感到非常融洽和睦。我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
现在，年轻的德国站起来了，工人们，是他们锻造出帝国。还有铁砧，铁锤！
这里是我的位置！
当互不相让时，我要站在这里。
我们大家必须要成熟起来。只有当少数人比多数人更好时，少数人才能获胜。
坐在我周围的人都是我从未见过的，当我在悄悄流泪时，我像小孩子一样感到不好意思。
十月里他听说已返回俄国的伊万成了一次政治谋杀的牺牲品。米歇尔在他最后一篇日记中写道：他的房东恳求他别下井了。她梦到过他被石头砸死了。米歇尔嘲笑她。恰恰和弗里斯格斯一样，他也在一次矿井事故中丧生。以一位矿工写给赫尔塔·侯尔克的信作为终曲，他在信中描述了米歇尔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是怎么死的，嘴上带着笑意在他的口袋里人们发现了尼采的“索罗亚斯德”，其中有两句话用红笔重重地划了两杠：“许多人死得太晚，而少数人又死得太早。教训听起来是陌生的：要适时地去死！”
当戈培尔遭受频仍不断的挫折，处于穷窘交加的处境时，他还根本不是国社党人。戈培尔在为学生上拉丁文补习课得到一点微薄的收入，他还得靠父亲来养活自己，而他的父亲要用每月只有三百马克的工资来养活六口人。戈培尔每天都在为此深感羞辱。他有时甚至会对这位已经不应称做爸爸而应称为慈善家的生身父亲产生一股无名怒火。
1924年，戈培尔加入了国社党。这是因为他们为此向他提供了一个工作岗位，让他担任一家每周六发行的《民族自由报》编辑，每月有上百马克。这对于失业贫困的戈培尔来说，薪金不算少。这正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岗位。就在同一时期，希特勒正在兰茨贝格一个舒适的堡垒监禁中—他还从未住过这样好的地方—撰写《我的奋斗》。
这时，一个名叫格利戈尔·施特拉塞的青年人在纳粹运动中突然抬了头。他比希特勒小三岁，但是他同希特勒一样，也得到过一枚铁十字奖章，在战争中从一个普通士兵提升为中尉军官。他在1920年加入纳粹党，不久就成了下巴伐利亚的纳粹党区领袖。他精力过人，有演说才能和组织才能，在精神上和思想上都极其有独立性。他拒绝向希特勒低头，不顾在狱中的希特勒的反对，施特拉塞同鲁登道夫和罗森堡一起组织了一个纳粹党的人民运动，参加1924年春天的邦和全国选举。在巴伐利亚，纳粹得到了足够的选票，成了邦内第二大党，在德国，施特拉塞又在国会中取得了一个席位。
几个月后，施特拉塞在柏林创办了一张报纸，名叫《柏林工人日报》，由他的兄弟主编；还有一份双周刊《国社党通讯》，供党内工作人员阅读，内容是关于党的方针政策的。此外他还在普鲁士、萨克森、汉诺威和工业地区莱因兰奠定了政治组织的基础。他在北方到处奔走，发表演讲，指派区领袖，建立党机器。有一次，施特拉塞在会上听了戈培尔的发言，认为这样一个有才华的青年，是他可以利用的人。戈培尔这时年方28岁，已是一个激烈的演说家，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有一支锋利的文笔，而且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而最后这一点在纳粹党领袖中可谓凤毛麟角。当时海因里希。希姆莱刚刚辞去施特拉塞秘书的职务去一心养鸡。施特拉塞就派戈培尔接替，并任命戈培尔兼《国社党通讯》主编。于是戈培尔暂时投靠了施特拉塞，而没有投靠希特勒。但事实证明，这对戈培尔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