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7月31日，大德意志帝国的帝国元帅指我K”等话语，并且还附上了有戈林签名文件影印件
部长们只好明确地同意属于其职权范围内的措施。1月24日，戈林大本营的弗里茨·格纳特通知党卫军，“戈林〔海德里希提出的〕在犹太人住宅上做上标记的建议没有异议。”海德里希自己故意不说清他的最终目的。他在要求党卫军人事办公室注意戈林的委托书时只附带地说了一句：“已着手采取准备措施。”2月在就戈林的委托书给路德写信时，他要求他在进一步讨论之前不要拿出帝国元帅所要求的全面设想草案。总之，两个星期后直到海德里希被暗杀，这样的文件还没起草出来。
戈林1942年7月4日会晤希特勒两天后，主持召开了帝国研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上，戈林对虽然元首明令禁止，但犹太人科学家仍被驱出重要的研究机构这类事情的发生表示了愤慨：
我刚向元首汇报了这种事情。我们在维也纳利用一个犹太人已经两年了，还有一个是照相方面的，因为他们有我们这个时候所需要的对其有价值的东西。如果说“他必须离开！当然他是个伟大的研究工作者，是个极其聪明的人，但是他娶了个犹太人妻子，不能呆在大学里，如此等等。”那一定是疯了。
元首要求对从科学家到从事小歌剧的所有人均作类似的例外处理。
一个月后，戈林可能听罗森伯格在地方长官会议上讲了这样一番话，他说：“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工作继续进行着……它只能用严酷而无情的方式加以解决。〔暴风雨般的掌声〕我们不应该只满足于把犹太人从一个国家运到另一个国家，到处留下犹太人居民区。我们的目标必须始终是一个：欧洲大陆上再也没有一个犹太人。〔热烈鼓掌〕”
当然，这种严厉的话绝非空谈。整个趋势是趋向战争的非法而残酷的形式——趋向大规模屠杀无辜。在俄国发展起来的游击战令人难以置信地残忍。而且数以百万计的人在挨饿。在同一次会议上，戈林明确地问里加的犹太人得到什么样的食物，因为那里的纳粹地方官，帝国代表欣里希·洛泽纠正他的话说，“〔里加的〕犹太人只有少部分还活着。”他又不无含糊地说，“好几万人都已死去。”
“暴行！”戈林第一次面对纳粹暴行的证据时抗议，
我是不能容忍的我可以说出很多我帮助过的人的名字，甚至共产党人和犹太人。我的妻子非常善良——为此我确实非常感激。我常想，要是元首有一个通情达理的妻子对他说，‘这件事上你可以行行好，那一件事上可行行好，这一件—一’那对一个人来说肯定会更好些。这一直使我感到非常压抑。”
但是狂热者不再听从希特勒。“帝国总理府长官拉默斯”，司法部国务秘书1942年春记载道，“告诉我，元首一再向他表示，他希望看到把解决犹太人问题推迟到战争以后。”但是“解决”已经开始，戈林，作为希特勒幸存下来的继承人将被要求对此承担责任。
1942年春天，在俄国的希特勒的军队便陷入了危机。从克里米亚和哈尔科夫向北到库尔斯克、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装备很差，挨饿受冻的德国部队几乎抵挡不住苏军的猛烈进攻。希特勒撤换了全线的陆军将领，只赞扬了像顽强的冯·里希特霍芬将军这样的德国空军的少数高级将领。
戈林自动地参加了他的元首对陆军将军们的猛烈抨击。1942年1月2日在零下气温下在“狼穴”会见希特勒的时候，他对这位独裁者用这种办法制止陆军的溃逃和巩固正在崩溃的战线感到惊奇。
1941年的最后一天，汉斯·冯·施波内克中将违抗命令，放弃克里米亚的刻赤半岛。帝国元帅自做主张要惩罚施波内克，当他第二天在罗明屯向他的工作人员讲起这件事的时候引起了公愤。“你不能只高高在上，下达命令，”德国空军作战主任霍夫曼·冯·瓦尔道后来提意见说，“等事情出了问题又让别人去当替罪羊。”戈林不同意他的意见，于是便在希特勒总部举行了军法审判。即使在那时，他也未能完全按他自己的意志办事。
戈林冷酷无情的态度——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比教皇还要宽宏——更坚定了瓦尔道离去的决心。“3年来，”他1月3日私下写道，“我恪尽职守，几乎牺牲了自己的一切。我凭我的良心竭尽全力地工作。我小心翼翼，虑精竭思，忠于职守，长期忍着精神奴役，毫无怨言，但是想到我对事态发展负有最后的责任而又无法去影响它们，最终这奴隶般生活使我认识到，3年已经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