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安抚戈林，希特勒把布隆贝格的旧衔陆军元帅授予了他，这当然不仅仅是安慰，因为从此之后他的军衔比帝国里任何军官都要高。2月5日，希特勒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纵谈近几周所发生的一切，高级将领在他和戈林周围坐成了一个半圆圈。戈林手里拿着陆军元帅的节杖。希特勒对弗里奇之罪详细作了说明，最后才讲了一件真正重要的事情一一他任命自己为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赫尔曼·戈林陆军元帅主持军人荣誉法庭召集的弗里奇一案听证会。雷德、布劳茨和两名法律译审员给他作助手。但他现在的地位与两周前明显不同。他不再为布隆贝格或弗里奇的职位而绞尽脑汁，对审判结果并不感兴趣，真感兴趣的是保护自己的名声。
弗里奇委托一名戈林非常了解的律师吕迪格·冯·德·戈尔茨伯爵来为自己辩护。正巧奥托·施米特也曾声称敲诈过这位律师。经查，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位律师，赫伯特·戈尔茨。这次把身份搞错促使伯爵对指控遇见弗里奇将军搞同性恋的场所的周围地区进行挨家挨户的彻底调查。3月2日，他找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关键人物，退役骑兵上尉阿希姆·冯·弗里奇。这位军官不仅承认施米特敲诈的就是他，而且出示了勒索犯交给他的2500马克收条。签名是“侦探克勒格尔”，同施米特早就承认模仿了他的笔迹一致。到此，本案一目了然。
戈林是弗里奇将军的主要指控人，这一发现可能使他陷入可怕处境。冯·德·戈尔茨伯爵提醒了戈林四年计划国务秘书埃里希·纽曼。纽曼发现主子名声的可怕含义时，脱口而出：“这太糟了！”然而，希特勒立即怀疑这只不过是陆军巧妙地掩盖了事实，他坚持让军人荣誉法庭继续工作，盖世太保强迫奥托·施米特签署了宣誓书，称弗里奇的情况与弗里奇事件不是一回事。
第一次开庭对戈林和希姆莱十分棘手，蒙冤的将军却很坦然。弗里奇本身无罪。3月7日，空军参谋长施普夫将军把“最新调查的弗里奇无罪事实”告诉了米尔希。然而，法庭3月10日在普鲁士部办公大楼重新开庭时，戈林似乎漠不关心。他手持新节杖，昂首走进大楼。弗里奇将军佩戴勋章来到他面前。一名海军上将，一名陆军将军和两名法官在戈林旁边就坐。听证会开始了。
施米特被带了进来，盖世太保的地牢生活使他面色苍白。他顽固地坚持自己编造的证词。即便现在，戈林也不愿轻饶弗里奇将军。
辩护律师要求将敲诈犯从盖世太保监狱转到内政部监狱，使他不受盖世太保的不良影响，戈林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说，这样希姆莱就会认为对他不够信任。
然后，在该案件可以继续审理之前，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他面带两个月前离开生日午宴时所带的微笑，突然站了起来，举起节杖，宣布无限期休庭。
不知什么事突然发生，他宣布：侵害帝国的重大利益的事情发生了。
九
1938年2月15日，希特勒在布隆贝格—一弗里奇丑闻后第一次接见外宾时，重新排列了帝国内部座次。“首先是陆军大元帅戈林，其次是里宾特洛甫，之后是赫斯和诺伊拉特。在戈林看来，新官衔太长。他指示随从说：“告诉部队，只称陆军元帅。”即使这样也要有个习惯过程，罗伯特第二天早晨叫醒他时，戈林听到：“早安，上士先生！”那是一位下士。
里宾特洛甫担任外长给戈林带来的恼怒比人们表面上看到的更强烈。他曾希望自己能得到那个职务，他连续干了一年，好像他已经被任命了，而不应是里宾特洛甫。然而，他很大度地劝告内维尔·亨德森爵士，不要以为里宾特洛甫是个反英派，在德国只有一个人决定外交政策，那就是希特勒本人。
一开始，奥地利问题并不紧迫。布隆贝格曾于1937年6月发布命令，防止汉普士堡王朝在奥地利复辟的可能性，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德国便马上入侵。除此以外，德国武装部队没做其他准备。7月份，希特勒和戈林任命经济学家威廉·凯普勒为驻维也纳代理，从而绕过诺伊拉特和巴本。到1937年底，凯普勒常常报怨奥地利纳粹。8年后，戈林回忆说，“那里的鲁莽之徒把事情弄糟了。”遵照戈林的指示，奥地利纳粹头面人物阿瑟西斯一莫卡尔特博士，开始与库斯尼格政府商谈向在奥地利仍被取缔的纳粹组织让步问题。1938年1月6日，凯普勒报告说会谈陷入僵局，西斯一莫卡尔特和亲德国的国民事务部长埃德蒙·冯·格莱德赫斯特诺将军都在考虑辞职。戈林指示在卡琳庄园的一名秘书给凯普勒打电话，让他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两人辞职，同时戈林派人请来奥地利纳粹头子约瑟夫·利奥波德，向他明确地讲述了自己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