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到30年代中期，赫尔曼·戈林的权威在帝国内部得到了广泛的尊重。地方官——希特勒遍布全国的私人代理、党的中层官员都把他看作不可忽视的有影响的人物，看作元首信赖的“铁腕人物”。人们称他“赫尔曼”，对他身上显露出来的杀气。福斯塔夫式的肥胖、金穗带、时髦的风度提高了他的名望。帝国把字作正式国旗时，戈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英国大使馆不屑一顾地称之为“纹章色拉”，每个角上都隐约可见一个很小的字，主要部分被张开翅膀的普鲁士雄鹰和他的荣誉勋章所占据。公众喜爱它。
当然，也有批评。拜尔斯多夫的异教徒牧师维卡·舒尔茨就公开嘲讽“花花公子”，请帝国“首席牧师”米勒主持婚礼简直是荒唐。
同时，他和埃米的婚礼引起了一些非议。约瑟夫·戈培尔给他婚礼的费用算了一笔账，并且念念不忘她“不同于真正的雅利安人”，但赫尔曼要求绝对尊重她，并要求称呼她为“我的夫人”。他坚持对每个诽谤她人格的人提出
无情的起诉同法部人弗兰茨·居特纳在1935年9月的一份通报里，提醒审判官们注意，敌人正有组织地撒布“对总理夫人不恭的话，毫无根据地说她不是雅利安人血统，以前曾与一个非雅利安人结婚”。11月15日，在与内政部长弗里克和居特纳谈话时，戈林抱怨一名罪犯被判了5个月监禁就万事大吉了，他很不高兴地说，“依我看，5年更合适。”
伤痕和注射吗啡使他的激素失调，他的身体胖得可以画幅漫画，但没人敢画。1942年9月，为了给戈林即将到来的50岁生日送件手织毛衣，海因里希·希姆莱让编织工用了比正常重量至少多3倍的毛线。
1935年5月17日，这位精心打扮的要员神气十足地走进华沙教堂，参加毕苏茨基元帅的国葬。
毕苏茨基的死阻止了希特勒的计划，因为葬礼之后，戈林和波兰外交部长约瑟夫·贝克会谈时，他意识到以俄国为代价做交易已经不可能了。
最根本的原因仍然是德国的军事力量还不够强大。1935年5月20日，戈林将军一返回柏林就在秘密内阁级人员会议上非常清楚地讲明了这一点：
德国目前不能解决但泽问题。我们对但泽的援助取决于我们的利益范围：首先，我们必须重新变成一个大国，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条件是重新武装。
他的空军只是一把不太锋利的宝剑，希特勒和他都不情愿让它出鞘。到1935年底，他的飞机多达1800架，但其中能与法国或波兰空军决一雌雄的飞机寥寥无几。如果说有用的话，空军只是对戈林本人加官晋爵有用。1935年夏，他并不含蓄地暗示他希望得到德国空军元帅的军衔，他填了一张表格，但等到1936年4月20日才升到［四星级］上将。
在空军中队得到充实之前，他就开始越来越露骨地进行恐吓了。1936年1月，他对埃里克·菲普斯爵士说，虽然德国对英国的敌视感到不安，但它不想发动战争。“如果”，他补充说，“我们的正当要求最终不能以和平方式得到满足，那么，不难想像可怕的战争就不可避免。”他所说的要求包括奥地利（他建议在奥地利人中实行公民投票）；结束日耳曼人在捷克斯洛伐克遭受的压迫（这样便第一次把这个问题摆到了纳粹的战略目标上）；还有“一个殖民地问题”。法国违背《洛迦诺公约》，批准了与莫斯科的同盟，该公约规定希特勒不能在莱茵兰驻扎部队。2月10日在与菲普斯谈话时，戈林再次指出了法国的违约行为。3月7日，希特勒向德国非军事化的莱茵兰派遣军队作为回击。这一鲁莽之举吓坏了那些胆小怕事的将军们，甚至戈林对英国大使馆的一位高级官员伊·冯·柯克帕特里克承认连他都
特别紧张了一阵。这次行动非常成功，但是戈林在清洗罗姆党羽时第一次使他感到不安的感觉—一元首的想法转变太快。
对邻国来说，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轻取他的机会，但是希特勒的冒险成功了。戈林命令这些老式双翼飞机绕莱茵兰机场上空盘旋飞行，每次起飞之前，重新涂一次徽章标志，制造一种大机群的假象。
戈林知道，进行一场征服东方的战争，必须花几年时间扎扎实实地进行重新装备。他意识到进口的石油、橡胶和铁矿等原料可能成为战略上的障碍，早在1933年12月14日，他就同法本化学工业公司的卡尔·克劳希博士签订了合成汽油生产合同。1935年春，希特勒让他主管汽油和合成橡胶生产。1935年8月，希特勒交给他一项特殊任务，调解达雷和沙赫特之间关系，解决工农业利益冲突的问题，这进一步加强了他作为德国杰出政治经济学家的地位。1936年春，戈林当上了希特勒的“燃料专员”，然后全力以赴，成了帝国的经济主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