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晚，一支新的党卫军分队接防，把戈林和他的军事人员分开挪往别处。分手时，戈林从手上摘下戒指送给他们留作纪念，暗示邪恶还在横行。看来比较可能是希姆莱决定把戈林从鲍曼个人的势力范围内移开的。毫无疑问，这位党卫军首脑已经意识到，在最后的斗争中，一个活的帝国元帅比一个死的帝国元帅是一张更加有用王牌。
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看管不严了，甚至问戈林喜欢在哪里蹲监禁。他和气地说喜欢在萨尔茨堡以外40英里的毛特恩多夫城堡。4月28日一早，他说了一声“再会，愿上帝与你们同在”之后，便离开贴身警卫，爬上装甲轿车，同埃达坐在后排，埃米坐在前排，庄重地招呼司机赶紧开车。一会儿，车队在一排乘坐卡车的党卫军士兵的护送下，飞快地开过毛特恩多夫吊桥，驶入城堡院内。
他曾在这属于犹太教父的毛特恩多夫度过部分童年时光。他很快恢复了过去的生活方式，戈林原先某种程度的和蔼又出现了。仆人从地窖里为戈林拿了几瓶好酒和一条荷兰香烟，供他与布劳塞上校共同享用。埃米只在城堡大厅里露过一次面，她那天整整一晚上都在向戈林哭诉他们失去的东西。有一次，布劳塞看到戈林在翻看小时候写的日记；还有一次，戈林找出家谱给布劳塞看，说他如何可以把血缘关系追溯到国家的大多数皇帝和俾斯麦及歌德。
戈林每时每刻都竖着耳朵，瞪大那双淡蓝色狡黠的眼睛。他从收音机中得知，柏林宣布他“引退”了，但仍没提到他失去元首继承权。4月30日，布劳塞给他看了刚从地下室发来的一份电报“如果帝国要灭亡，必须立即枪毙4月23日的叛徒。”戈林鄙视地小声说：“又是鲍曼干的！”他看到布劳塞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
但5月1日，无线电台广播了希特勒的死讯之后，这位党卫军上校真的给南方总司令阿尔贝特·凯塞林打了电话，请示是否处决戈林。凯塞林建议他别处决，但谁也不想下令释放帝国元帅。戈林蒙辱后，曾派他的医生向克勒将军求情。克勒把球踢给凯塞林，凯塞林又踢给海军上将多尼茨，多尼茨没有答复。多尼茨和曾经不可一世的赫尔曼·戈林本无交情，也许他此时此刻正在为戈林的羞辱而暗自高兴。
5月4日下午，一位空军将军带着一个空军通讯团乘车经过毛特恩多夫，清楚地看到戈林和党卫军逮捕他的人沿着篱笆漫步。
戈林招手让他过来。“告诉克勒立即行动！”他气愤地说，“告诉他，我作为德国最高将领，一定要去见艾森豪威尔。告诉他，我是最有名望的将领，尤其在美国。”克勒仍没行动。
6日，凯塞林终于决定释放帝国元帅。特别是，戈林把这次最不体面地结束对他的关押——浪漫化成了英雄篇章：他的空军部队精疲力尽地从意大利回来，规定行军路线经过党卫军分队营地，从而解救了他们爱戴的总司令。几天后，空军第十二通讯团的人经过此地，一见到他，便冲上前去，向他们爱戴的总司令问候欢呼。戈林扫了一眼，发现空军的人多于党卫军的人，便命令他们冲锋……
从党卫军那里一出来，戈林就立即给多尼茨海军上将发了一封电报，提议与敌人谈判：
多尼茨海军上将！
你清楚副元首鲍曼为己私利而策划的置我于死地的阴谋吗？……鲍曼策划反对我的运动全是出于私愤……给上萨尔茨堡党卫军指挥官弗兰克发匿名电报的办法……希姆莱帝国首脑会向你证实这一阴谋的古怪手法的。
我刚获悉，你计划派约德尔将军同艾森豪威尔会谈。我认为极其重要的是……在约德尔谈判的同时，我应该和艾森豪威尔举行元帅之间非正式的接触……我可以为约德尔的会谈创造合适的个人氛围。最近几年，英美对我表现出了一种比较和善的态度，与其他领导人相比，我在这方面具有优势。
战争几乎结束了。戈林派他的助手携带两封致艾森豪威尔“元帅”和美国集团军司令雅各布·德弗斯将军的密信，带着通行证，乘车前去与美国人接触。
致艾森豪威尔的信枯燥乏味：
阁下：
4月23日，我决定以德国元帅的身份与阁下接触，尽最大努力，讨论避免进一步流血的办法……同一天，我和我的家人及随从在贝希特斯加登被党卫军逮捕。逮捕我们的人没有执行枪决我们的命令。同时，我被开除出纳粹党。公众从无线电广播中得知，我因严重的心脏病辞去了空军总司令职务……按照任命我为代理元首的命令，本来我有权决定一切的，只是在今天由于环境发生变化和空军部队的到来我才重新获得了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