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和戈林正式上台执政。他将权倾一时和随之而来的特权；这使他有机会获取巨额财富，有能力向其他人回敬自10年前啤酒店暴动以来他所遭受的种种肉体痛苦。
当然，仍有潜在的困难。德国处于政治上无政府状态的边缘，现在失业人数多达600万，而600万不满的共产党人没有认输的迹象。希特勒在政府里仍然只领导着一个少数党，只获准给纳粹两个内阁席位。显而易见，希特勒感到，如果只让威廉·弗里克任内政部长，戈林任不管部部长，而把他前面的施莱歇和巴本抛到一边，这仍有所不便。
那是一个前途无望的开端。即将担任财政部长的施威林·冯·克罗西克伯爵写道：“中午过后不久，我们就被叫进了总统的房间。”
我发现未来的内阁全部成员都聚集在这里，希特勒（我第一次见他）、弗里克、戈林、巴本（副总理〕、泽尔特、胡根贝格、布隆贝格、诺伊拉特〔仍担任外交部长〕……总统简单地讲了几句话，对我们表示欢迎，他说民族主义右翼终于团结起来了，他很满意。随后巴本宣读了部长名单。
希特勒马上采取决定性的一步，巩固纳粹已取得的权力。他利用总理手中的特权，任命赫尔曼·戈林为普鲁士州的内政部长。首先，这使戈林能够取缔那天晚上共产党要举行的抗议游行；从长远观点看，它给纳粹提供了巩固其权力根据地的手段。1933年1月30日下午5点，内阁召开第一次会议时，成群结队的人在外面的大街上不停地高声歌唱，国歌声一直传进内阁会议室的窗口。戈林在会上强调现行的法律和警察力量可能是不够的，并对他的普鲁士内政部“目前的文职人员机构”表示了担忧。由此不难看出他已计划也在那里进行清洗。
在内阁第一次会议上，考虑全面取缔共产党时，出人意料的是希特勒和戈林的态度比非纳粹部长们更温和。希特勒认为“新内阁不应一开头就引起直接的冲突，以免导致血腥残杀、可能的总罢工和经济瘫痪”。戈林支持希特勒，并建议他们立即要求进行新的大选，希望得到三分之二的多数，保证纳粹党拥有宪法权力，以便通过使希特勒成为独裁者的授权法。
那天晚上，希特勒和戈林站在总理府窗口，隆重检阅了冲锋队和其他纳粹组织举行的大张旗鼓的威胁性的火炬胜利游行。那天夜里，戈林给埃米一支左轮手枪，以防紧急关头的报复行为。他精疲力尽了，但在她身边躺下睡觉之前，他请她第二天早晨帮他一个忙“给元首买些鲜花”，他说，“他会喜欢的。”新的大选将于1933年3月5日举行。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戈林工作、生活、吃住在内政部办公大楼里。他准备开始无情的清洗，决心清除这个摇摇欲坠机构中的持不同政见者，代之以百分之一百二十忠诚于新事业的人。
希特勒是个急性子的人，他信赖戈林的果断。10年后他仍然佩服地说他“在危急时刻冷酷无情”，并说：“我一直说，每当关键时刻，他总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
他们俩谁也不想丢掉官职，希特勒对他的好友说：“现在没有一种力量能把我活着赶下台。”
整个2月份，竞选活动渐入高潮，戈林也加紧密谋策划和清洗。外交部长冯·诺伊拉特称他是“可怕的人物，”并告诉嗜酒的英国大使霍勒斯·朗博尔德说，巴本根本没法控制他。诺伊拉特说：“戈林被认为是希特勒党内真正的法西斯分子。”
概括地说，希特勒最终的计划是，如果他在即将举行的大选中获胜，就首先恢复德国的经济，不顾《凡尔赛和约》重建武装力量，然后开始创造历史。
戈林是这项计划主要的参与者。2月2日，兴登堡任命他为德国航空委员。戈林任命汉莎航空公司活跃的总经理埃哈德·米尔希为他的副手。6日，两人对犹豫不决的国防部长冯·布隆贝格解释说，他们打算在扩展德国民用航空的幌子下，重建军事空中力量。8日，希特勒对内阁暗示了这一点—一这项计划能为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一切为了武装力量！”这就是希特勒在这次内阁会议上提出的主要原则。第二天他们投票决定为航空预算初步拨款4000万马克。一周后，他们再次投票决定增加这个数字，当财政部长坚决反对时，希特勒劝他说，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帮助德国人民，为了“用隐蔽手段”得到《凡尔赛和约》不允许他们拥有的空军。
作为普鲁士州的无冕之王，戈林统帅着德国最强大的警察力量。在一次工作人员集会上讲话时，他大肆夸耀他的前普鲁士官员的父亲的光荣历史，并要求所有的共产党分子辞职。他后来吹嘘，在普鲁士32名城市警察局长当中，除了10名留住外，他全撤了。他还解雇了成百上千的巡官，和成千上万的巡警，从冲锋队和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党卫军里抽调可靠人员予以补充。
2月4日，他解散了普鲁士州议会。（为了安慰兴登堡总统，他用政界朋友和临时的政界元老或律师组成州顾问委员会来加以代替。）戈培尔在13日的日记里赞许地写道
戈林在普鲁士热情地清洗让人从心底里感到高兴。他已获得了干大事的本钱。”他取缔共产党的竞选集会；他雇用的恶棍给其他党派的集会制造恐怖气氛。
当然，警察不再干扰。他在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告诉警官们说：“我的行动不必考虑法律。你们必须适应这样一个观点，我从政的目的不是执法，而是摧毁和根除！”“先开枪，后提问题”，他早期下达给警官的命令说，“我的警官所犯的错误”，他在多特蒙德一次警察集会上说，“就是我的错误。他们射出的子弹就是我的子弹。”
如果卡琳还活着，她也许认不出自己的丈夫了。他头发光溜溜地往后梳着，穿着浅黑色衣服，坐在部长办公桌旁。他相信自己事业的正确和神圣，准备开始第一次不光彩的冒险。在埃米暗中周旋下，戈林在凯撒达姆公寓即议长官邸举行了多次纳粹党至关重要的筹款会议。2月20日，他邀请25名鲁尔大资本家与希特勒见面，为即将举行的大选筹集最后一大笔资金。银行家亚尔玛·沙赫特作会议主持人。钢业巨头，63岁的古斯塔夫·克虏伯带来了考尔特、温特菲尔德、腾格尔曼和阿尔贝特·福格勒这样赫赫有名的人物，法本化学工业公司的高级官员施泰因博士，卡尔·博施和格奥尔格·冯·施尼茨勒肯定也在场。希特勒和他们一一握手，然后发表了讲话。
希特勒说：“如果我们想永久地消灭敌人，我们首先要掌握强有力的工具……在力量达到巅峰状态之前，在确信立于不败之地之前，一定不要出击。”
他把即将举行的大选说成是对共产党进攻的第二个阶段。他向这些有钱人承诺：“即使选举没有明确的结果，我们也不会向后转。这是二者必择其一的事情：要么结果符合预定计划，要么我们用别的方式作最后的较量。”
他接着说：“我只有一个愿望：一方面重建国家，另一方面开始一个和平的未来。”他补充道：“我们是否要增加武装部队的问题不应在日内瓦决定，而应在德国。但是我们首先要有国内和平，才能有国内的强盛——不消灭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国内的和平”。
英俊潇洒、彬彬有礼的戈林讲了几句话，他向大家保证，一旦政局恢复了稳定，德国经济就会迅速复苏。
他最后暗示他知道他的话将会被完全接受，自信地说：“我相信，实业界一旦意识到了3月5日即将举行的选举将是德国10年、也许是百年内的最后一次选举，他们会乐意做出这种牺牲的。”
25双戴满戒指，修剪了指甲的手鼓掌表示同意。克虏伯感谢43岁的希特勒“让我们生动地了解了您的思想意图”。元首在银行支票簿的一片沙沙声中离开了戈林公寓
沙赫特曾暗示他们打算筹集的竞选费用300万马克）。
戈林加紧同共产党斗争，4天后，他手下的警官们突然袭击了柏林的共产党总部。他声称，在他形象地称之为“地下墓穴”的地方发现了有犯罪嫌疑的文件。他后来回忆说：
有人告诉我共产党正积极准备搞一次大规模暴动我让人把所有共产党人的名字列在名单上，这样一有风吹草动，我们就可以立即逮捕他们。”当时因为兴登堡总统反对纳粹颁布新法律，宣布字旗为德国国旗等类的激进做法，这些名单暂时被搁置了起来。
几天后，所有这些限制全都被戏剧性地取消了。1933年2月27日晚上9点半，戈林正在伏案工作，有人报告说他的国会大楼起火了。他披上驼毛大衣，跳进汽车。他把汽车停在国会大街对面的官邸外面。他可以看到已经冒出大楼玻璃圆顶的火焰，第一辆救火车已赶到现场。他第一个想到的是他从父亲那里继承的传家宝——挂在议长办公室里。有人听到他在冲进连接议长官邸与火光冲天的国会大楼的通道时大喊着：“一定要救出那些挂毯！”他来到国会大厦里面时，发现会议大厅已成了一座火炉—一从外面进来的空气吸力很大，虽然他的块头相当大，但他发现自己还是被卷向大火。
现在有名望的历史学家一般都认为纳粹不是这起纵火事件的策划者，虽然为了他们的竞选和事业有这种偶然性。如果他们是策划者，戈林在绝望地倒向大火时，肯定在诅咒自己的背运。
他的办公室仍安然无恙。他在那里遇到了希特勒和戈培尔，不久，政治警察局局长鲁道夫·迪尔斯和副总理冯·巴本也来了。巴本是在贵族俱乐部与兴登堡总统单独用餐时得知了这条惊人的消息的。一位保安人员告诉希特勒，他看到最后一位离开会议室的人是共产党高级议员恩斯特·托格勒。事实上，托格勒一小时前就离开了，但是并不妨碍戈林，在和乔治·舒斯特交谈时恶意地声称：“我见到托格勒在那里，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
不久，一名企图从南门逃跑的嫌疑犯被逮捕了。这位24岁的青年人裸露着上身，汗流浃背，承认是他用自己的衣服的4包引火物点起的火。据查，他叫马里纳斯·凡·德·吕伯，是一位砌砖工人，身体粗壮，驼背，头发蓬乱，目光呆滞，是荷兰共产党——分袭组织成员。这位荷兰青年在对新政府“压迫工人”进行了疯狂的个人抗议中，企图烧毁其它3座楼房，包括柏林的市政厅、城堡和一个慈善事业办事处，但没成功。
对希望证明这是共产党的特大阴谋的戈林来说，“一个弱智的共产党纵火癖”凡·德·吕伯不能算是有力的证据。然而同天晚上，在总理府讨论这件事时，希特勒和戈培尔却从完全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如果他们能从像希特勒所说的这一“天赐良机”中得到一点儿宣传的优势，他们就能轻而易举地赢得3月5日选举的胜利。
“现在我们要向他们表明”，希特勒兴奋得脸色发紫地叫喊道，“任何妨碍我们的人都会被除掉。”
在戈林自己的部里再次会晤时，希特勒命令他立即拿出他们前几天非常碰巧地列出的逮捕名单立即行动。
一份中止公民自由的总统法令草案被从卷宗里抽了出来，准备提请兴登堡签发。
他对秘书弗劳莱因·格尤德特曼重新口授了一份密令，在底下潦潦草草地签了一个大大的“戈”字。
第二天上午，在向沮丧的内阁部长们作报告时，他坚持同样准确的说法：
被捕者〔凡·德·吕伯〕坚持说是他独自犯下了这次罪行〔据内阁记录记载，戈林说〕，与他的组织无关，但这种说法不足信。戈林部长认为，至少有六七名攻击者。确实有人看到在起火之前纵火犯与共产党国会议员托格勒在一起的；据报告，他们两人都在大楼里面活动。
和戈林向内阁部长作的其他报告一样，所有这些——他说，他已获得了共产党组建恐怖队的计划，他们要焚烧公共建筑，向公共施粥处下毒，绑架主要部长的妻子儿女—均属编造的谎言。为了把戏演得更像，戈林宣布他已关闭了每个博物馆和城堡，取缔了德国所有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报纸，逮捕了大量共产党官员。
也许有的部长仍然对证据问题表示了疑惑，因为3月2日，戈林向他们保证说，晚上又得到了另外一些文件，证明莫斯科给柏林的共产党规定3月中旬为行动的最后期限，否则苏联就不再给他们提供援助。但是只要说一点就够了：后来，尤其面对审讯员的时候，戈林既没有重复这些话，也没出示那些文件—一标着要攻击的电力设施，地铁和变电站的“搜缴的地图”。（他颇有说服力地声称：“一张地图是在〔共产党〕总部发现的，另一张截获后，共产党组织分成小块单个目标攻击队。）
国会纵火案是他亲手策划的弥天大谎。但谎言使他们达到了目的，因为这些谎言使他得以在大选之前关押3000名政敌。在被逮捕的共产党人中有3名保加利亚人：瓦西尔·塔内夫、布拉戈伊·波小夫、戈奥尔吉·季米特洛夫。他们和托格勒及不幸的凡·德·吕伯一起，被指控对国会纵火案负有责任，送交法庭审判。戈林对共产国际的领导成员季米特洛夫特别恶毒。几年后，他轻蔑地说：“季米特洛夫是个危险的家伙。只要他一出现，你就可以相信肯定有肮脏的勾当在进行中。”
1933年9月末，在莱比锡进行国会纵火案审判时，戈林企图将其变成对共产党的讨伐，但却大大出丑。他上穿棕色紧身短上衣，下着马裤脚登锃亮的马靴，亲自出庭作诉讼证人。他永远也忘不掉11月4日和季米特洛夫的辩论。
“我的看法不同，”这位保加利亚人还击说。
“合乎逻辑，”戈林承认，“但我的说法才算数。”
“我要说，”季米特洛夫说，“戈林先生是否知道他所说的‘犯罪的意识形态’是一个统治地球六分之一土地的政党，即苏联呢？”
在这位辩护人作了进一步演讲之后，戈林插话说：“他们在苏联做什么对我来说无关紧要。我只关心德国共产党，还有这里来向我们的国会放火的这位外国共产党恶棍”。
旁听席上响起一片叫“好”的喝彩声。
“好——好”，季米特洛夫模仿说。“当然。叫好吧。发动对德国共产党的战争是你的权利。同样，德国共产党也有权生存，同你的政权斗争，一直斗争下去。”
“季米特洛夫”，法官敲了一下木褪，厉声说：“我不许你在这里做共产党的宣传。”
“可是他在做纳粹宣传！”他无畏地还击。
有一次戈林厉声说“听着！我现在就告诉你德国人民所意识到的。他们意识到—一，”他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
他们意识到你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恶棍你急急忙忙跑到这里来，焚毁了我们国会大厦，还居然恬不知耻对德国人民大谈彻头彻尾的谬论！我来这里不是让你指责我！我看你是个罪犯，早该把你放在绞刑架上绞死。”
法官低声制止，季米特洛夫点点头，表示欣赏。“我对戈林先生的话非常满意，”他说。
保加利亚人很冷静，完全知道已胜利在握，转向赫尔曼·戈林问：“你怕我的问题吗？”
戈林红着脸，冲着他大叫：“如果我在这个法庭外面遇到你，你会害怕得发抖的，你这个无赖！”
4名强硬的共产党人被判无罪。只有吕伯被判有罪，并于1934年1月10日被推上了断头台，但他表示毫不后悔。如果说有后悔的话，那是戈林。
1933年2月，戈林穿着燕尾服，系着白领带，参加了杰出飞行员俱乐部舞会。他含着眼泪向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友们重复了1918年解散里希特霍芬飞行中队时庄严的誓言：德国空军会东山再起的。他还说，重建的空军第一战斗机中队将命名为里希特霍芬。
面对国际上不许德国建立任何形式的空军的禁令，创建空军始终是困难重重，但魏玛共和国已经打下了一些基础，在避人耳目的苏联建立了基地和飞机、大炮、毒气，甚至潜艇的试验场。青年军官库特·施图登特在苏联南部的利佩茨克选择了简陋机场，作为理想的实验场地。另一名军官，海因茨·古德里安在附近学习坦克战术，后来许多著名将领，如汉斯·耶顺内克和赫尔曼·普洛赫，都毕业于利佩茨克秘密训练基地。1932年9月26日，当时仍为汉莎航空公司经理的米尔希视察了莫斯科郊外的亚吉德国航空研究所的秘密实验室。
1933年，戈林的计划是打着业余飞行俱乐部和民用航空的幌子，先建立一支小规模的，巧妙伪装的空军力量，然后，从1935年秋到1938年秋，迅速建立一支庞大的空军。除了戈林，别人很难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建立一支空军。戈林深得希特勒的信任，元首给了他许多其他政客难以企及的特权。空军初创时期，常听说的一句话是“资金没问题”！财政部长见到戈林来就发抖。当冯·布隆贝格将军抗议时，戈林只说了一句：“又没花你的钱，不是吗！”
第一个秘密空军部建于1933年3月11日，设在贝伦大街一个倒闭的银行办公楼里。戈林几乎从来没到过这里，他喜欢建在几百码外的普鲁士总理巢穴的壮丽辉煌。戈林把空军部的管理大权交给了米尔希，他经不住米尔希的再三劝说，3月29日参观了设在柏林西部雷希林的实验航空电台，4月份，他们去罗马访问时，戈林让米尔希与意大利空军的伊塔洛·巴尔博将军会谈，而他集中精力与领袖谈判。回到下榻的宾馆，米尔希告诉他已向巴尔博解释，德国空军为了保持空中威慑将集中力量首先制造轰炸机。
“行，行”，戈林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按你的想法尽量去谈吧！”
回国后几天，即4月25日，他们一再坚持，空军应该像其他国家那样自成一体，而不隶属于陆军或海军，布隆贝格同意了他们的意见。5月6日，米尔希签订了生产1000架飞机的合同，他的意图很明确：不论飞机的质量高低，给飞机制造工业打下一个基础；德国尤其需要训练有素的飞机制造工人。当时，德国整个航空工业只有3500名工人，最大的飞机制造厂一年才生产18架容克52运输机。
在戈林以前的飞行员朋友们看来，这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年代。他任命现年42岁的老战友勒歇泽为飞行专员，然后让他负责业余飞行俱乐部（体育飞校）：俱乐部有自己的制服，后稍加改进，成了德国空军军服。除了勒歇泽，戈林的其他人事安排也非常成功。他挑选了瓦尔特·韦弗，陆军最好的上校之一，作为事实上的空军参谋长。布隆贝格同意调走这位上校时，心情忧伤地说：“你调走了一个能当下任陆军总司令的人。”戈林挑选了另一名总爱龇牙咧嘴笑着的陆军上校阿尔贝特·凯塞林，负责秘密空军的行政管理。这些人中，谁也不曾驾驶过飞机。1933年7月1日，戈林任命汉斯—于尔根·施通普夫上校为负责人事的空军参谋长，他也没驾驶过飞机。
第一年，施通普夫就从陆军选调了182名军官，从海军航空兵选调了42名军官。一项快速训练计划开始了。当施通普夫自豪地报告说已训练了1000名飞行员时，戈林向他表示祝贺。“好极了，那就再训练1000名，”他大声地说道。
秘密空军的真正设计师是米尔希。他比戈林大一岁，雄心勃勃，声音洪亮，和戈林一样残忍。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米尔希击败了许多对手。他并不欣赏戈林长盛不衰的莫名其妙的名气。戈林对米尔希赤裸裸的野心并非视而不见。1933年5月和6月，米尔希和戈林几次出席内阁会议，戈林听到他对国务秘书说：“真正的部长是我！”米尔希怀疑戈林又注射吗啡了，为此与他进行了交涉。他们的关系紧张，但戈林深知米尔希是他不可缺少的将才，所以对他来说，只好暂时忍一忍。
戈林又打了过来：“我们的电话给切断了”，他说。
“不”，米尔希厉声说：“我把电话放下的。我不想让接线台留下部长没有礼貌的印象”。
米尔希有条不紊地把组建空军所必需的不可分割的各个方面都抓了起来——民用航空、气象站、航空实验室、飞行学校、地勤。8月中旬，他签署命令，组建航空学校、训练导航、空战、枪炮操作和空勤机械及海军航空兵等专门人才。当他把日期和截止时间报告给部长时，戈林捧腹大笑，他大声地说：“你以为你有5年时间？你只有6个月。”
在空军最高级军官中，常有一种强大的，不同寻常的凝聚力。大家都互有所求。
但最有破坏性的是米尔希的政敌，如巴伐利亚冲锋队准将特奥·克罗奈斯散布的流言：他的父亲安东·米尔希是地地道道的犹太人。这话迅速在纳粹党内不胫而走。地方官约瑟夫·特博文告诉了他的朋友戈林。8月的一天，米尔希和戈林到上萨尔茨堡视察了戈林新选的豪华别墅的地址，驱车回来的路上，戈林问米尔希传闻是否属实。米尔希很惊讶，对自己的血缘作了调查。10月4日，他们再次会面，一起去视察为新组建的空军设计的秘密制服时，他已澄清了事实真相，这对他来说是种辩护。米尔希给戈林看了他母亲的亲笔信，信上说他的生身父亲实际上不是安东·米尔希，而是他的叔叔。调查出他母亲是乱伦的私事并不光彩，但对纳粹德国的国务秘书来说，犹太人血统是致命的。10月14日，克罗奈斯因造谣诽谤而受到了戈林的惩罚。两周后，戈林与希特勒、布隆贝格和赫斯谈了此信。11月1日，米尔希在日记里写道：“这太好了。”
戈林权迷心窍，阴险狡诈，妄自尊大：从他给文化部长的信中就可以使人想到，1933年他惊人的野心。他在给贝尔纳·鲁斯特的这封信中对未与他商量，任命“帝国主教”表示了愤慨。
我很惊讶〔戈林写道〕地发现，任命已成事实。在我看来，如果我们只有地区性〔新教〕教会，没有帝国教会，就不应任命帝国主教。〔1918年〕革命以前，普鲁士国王是普鲁士教会的大主教。这种特权显然应转移给普鲁士政府，即普鲁士总理……
关于帝国主教的争论并未就此了结，研究所还在继续运转。从本书后面章节中可以看出戈林多么会借助棕色文件巧妙地利用他的元首。
事情的背景是这样的新教内部派别活动越来越严重，希特勒一开始想调解一下，但没成功，便决定找一个组织取代它。像特洛伊木马行动一样，建立新的教会：“日耳曼基督教”。1933年4月的一次教会大会上，名人们都要求组建统一的帝国教会，从29个地区的主教中选一位作领袖。大家差不多是民主地选举了柯尼希斯贝格的路德维希·米勒担任这个职务。
成千上万不满的新教牧师不同意选米勒，选了粗鲁的弗里茨·冯·博德尔施文格牧师作为候选人。这个反对派的头目是机会主义者，不可饶恕的教士马丁·尼默勒，在与米勒作对之前，是一个热心的纳粹分子，曾担任过潜艇指挥员。
起初，戈林和其他牧师一样，对米勒的任命颇感不安，但后来，他发现支持米勒比反对他更有利可图，他这种随机应变的政治智慧是那些牧师们所无法相比的。1934年1月9日，他开始收集尼默勒的反对组织教区紧急牧师联盟的材料。1月19日，会见希特勒时，在如何就此问题向兴登堡总统建议上，他仍然举棋不定，于是，他建议1月25日元首亲自接见几位牧师。戈林命令同时窃听尼默勒的电话。
那天下午1点钟，反对派的主教和牧师们在希特勒会客室书桌的对面排成了两队。他们刚开始说明他们的理由。（后来希特勒鄙夷地说：“油嘴滑舌，从《圣经》上引用了许多话。”）赫尔曼·戈林就急冲冲地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个红色卷宗，他从里面抽出几份棕色文件。
“我的元首”，他大叫说：“作为日耳曼最大省份的总理，我请求您允许我读一份刚刚由”，说到这里他指了指罪犯，“紧急牧师联盟主任电话的谈话记录。”
尼默勒身材瘦削，留着平头，一听戈林点到自己的名字，便以军人的姿态向前迈了一步。
“读吧！”希特勒说。
“我们已埋好了‘地雷’，”戈林似乎在重复尼默勒的原话，“我们已将备忘录呈交给帝国的总统。我们已经使他下了决心。今天的教会事务会议召开之前，总统要拘捕总理，让他得到应有的惩罚——最后的仪式！”
希特勒瞪了尼默勒一眼“你以为用见不得人的阴谋可以挑拨帝国总统和我之间关系，从而威胁帝国的基础吗？”尼默勒试图回答，他说他的动机只是：“为教会着想，为耶稣基督，为第三帝国，为你的日耳曼民众着想。”
“请把‘为第三帝国着想’的事留给我吧！”希特勒厉声地说。
戈林接着读研究所窃听的情报：“我们给他〔指兴登堡〕浇灌了许多圣油，他决定把希特勒这个笨蛋赶出去”。
听到这话——这不是牧师的话，而是诡诈信号台的话，希特勒气得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尼默勒提高嗓门，急忙否认，但这使希特勒更加生气。11年后，戈林擦着笑出来的眼泪回忆说：“我们研究成果使强壮的尼默勒痛苦地崩溃了”。总理府档案馆里收藏了这份真实而非常珍贵的有关此事的棕色文件，从这份文件中可以看出戈林即兴弄虚作假的程度。
元月·复制
（绝密）
柏林1934年1月25日
事由：宗教纠纷
尼默勒与没有透露姓名的人士谈话，告诉他说，兴登堡12点召见的希特勒。帝国总统在更衣室接见了希特勒。开会前的最后仪式！兴登堡接见他时，手里拿着我们的备忘录。通过内政部进行的交涉结果也很好（研究所评注：没解释如何交涉的）。
我很高兴了——我很好地控制了〔兴登堡的国务秘书〕迈塞纳。如果事情出现意外—我不希望这样——我们已经为自由教会开了个好头。下午晚些时候给我打个电话。到那时我会了解更多的情况。”（监听时间：上午10点15分）这种诡计决定了尼默勒的命运。当天，戈林的警察搜查了他的房屋——没发现任何罪证——两天后，解除了他的所有职务。
1933年8月的最后一天，兴登堡总统任命这位厚颜无耻的前空军上尉为上将，作为回报，戈林将德国被截断的东部省份东普鲁士的一个庄园送给了兴登堡。戈林奴颜婢膝的副官埃里希·格里茨巴赫为安排戈林对总统的“国事访问”，途经东普鲁士的阿伦施泰因时，非正式地向当地的市长暗示，戈林将军希望成为该市的荣誉市民。尽管时间很仓促，他建议柏林的珠宝商，提供戈林在仪式上想接受的礼物。
到1933年夏，像20岁的阿道夫·加兰德这样精选的飞行员都在意大利接受战斗机训练，他后来成了德国著名的战斗机王牌飞行员。其他空军人员训练远距离夜间飞行，为柏林和东普鲁士之间的进行夜间空运。8月25日，米尔希视察了伪装成亨克尔Ⅲ型客机的新型轰炸机样机，不久，德国飞机工业发展迅速仅容克飞机制造厂就有9000人在组装车间工作，4500多人生产飞机引擎。有20万人为新的飞行中队建造机场和营房，这些中队对外称“德国航空运输中心”，听起来并无歹意。
奉戈林的指示，德国将容克飞机收归国有，他任命实业家弗里德里希·弗利克的得力助手海因里希·科彭贝格管理这些工厂。1933年10月20日，科彭贝格在秘密空军部大楼参加了这一新兴工业的第一次大会。戈林向大家透露，元首已命令他“一年之内”使他们在空军中的地位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尽管有功勋勋章，戈林和许多别的暴徒一样，实际上是个胆小鬼。胡戈·布拉施克教授是曾经给戈林治过病的牙科医生，戈林对手术中痛疼怕得发抖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戈林对纳粹的正义性深信不疑。1933年2月26日，他曾到多特蒙德对5万工人发表竞选演说，他亲眼目睹了孩子们忍饥挨饿的悲惨境况。一年多以后的1934年3月17日，他坐着豪华专列回到了同一个钢铁城市，他看到孩子们的面颊出现了红润，眼里有了笑容。在魏玛失败的地方，纳粹成功了。他们使国家团结，经济繁荣，提供就业机会，所到之处，他们都受到了盛情款待。
欢迎戈林的热情超过对任何人。头脑冷静的农业部副部长赫伯特·巴克与将在5月中旬巡游德国东部之后，曾对妻子说：“戈林穿着白色空军制服抵达布斯劳，居民们欣喜若狂。”欢呼声使戈林产生了一种至高无上的感觉：他就是德国，他就是法律。他的越来越奇特，有时候甚至有点女人气的服装（大部分服装是卡琳为他设计的），成了他的公众形象。
几周后的6月30日，希特勒和戈林为了取得在德国的绝对权力，将先前的战友和同道，现在不共戴天的仇敌，恩斯特·勒姆和格雷戈尔·斯特拉塞尔，以及许多真正的或想像中的绊脚石全部清除了。
恩斯特·勒姆大腹便便，没有血色，脸上有伤疤，是个同性恋者，冲锋队的参谋长。9年前，卡琳就提醒赫尔曼·戈林防备他，现在勒姆对希特勒革命的性质日益不满，对自己和自己领导下的200万褐衫党党员在其中地位也日益不满。直到斗争的最后一个月，希特勒和戈林还很乐意地利用勒姆和他手下的人，但现在这个狂暴的神灵拒绝回来接受灯火。勒姆手下的武装力量比宪法规定的维护法律和秩序的部队还要多得多，他对自己的野心从不遮掩。他要自己当国防部长。勒姆并不善罢甘休，他和朋友们密谋发动“第二次革命”——革命成功后，冯·施莱歇将军替代希特勒，特奥·克罗奈斯任空军部长，冲锋队取代整个陆军。
起初，戈林和希特勒除了迁就勒姆，别无办法。1933年10月，戈林允许冲锋队在他的各种机构里派“特工人员”。10月1日，希特勒任命勒姆为帝国的一位部长，并发表了一封烟雾弹式的信，向冲锋队，“亲爱的朋友们，同志们”，表示祝贺。但是，随后勒姆便不定期地在戈林的办公楼外面安排一个冲锋队警卫分队，而且冲锋队从国外进口武器已是人所共知，虽然希特勒明确规定，只有正规军、德国军队才有权进口武器。反勒姆联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冯·布隆贝格将军，他的主要军事助手冯·赖歇瑙将军，陆军总司令维尔纳·冯·弗里奇将军，都向戈林表示他们对勒姆和冲锋队非常不满。
毫无疑问，戈林是反勒姆同盟的急先锋。当他四处寻找心狠手毒的合伙人时，他的目光停留在了海因里希·希姆莱的身上。希姆莱是党卫军的头目，表面上看很随和，身穿黑色制服，曾发誓为保卫希特勒赴汤蹈火。希姆莱戴一副金边眼镜，比戈林小10岁，看上去并不比小学校长更危险。到1934年初，除了戈林的普鲁士警察，希姆莱已控制了德国的全部警察力量。因此，他们之间相互利用。希姆莱需要普鲁士警察，戈林需要希姆莱。戈林迟迟没与希姆莱做交易，他不无疑虑地向希特勒的农业部长里夏德·瓦尔特·达雷请教：“你了解希姆莱”，他说，“你认为他怎么样？”
达雷回答说：“我所知道的是每次我们坐在一起，他只谈他出色的‘警察’和我们的农业储备。我看不出他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1934年初的3个月，戈林仍然犹犹豫豫，没和希姆莱合伙。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他可能对鲁道夫·迪尔斯没有一点信心。直到1934年，盖世太保仍是戈林的地盘，是他创建的盖世太保。但现在迪尔斯负责盖世太保，他是个心里充满矛盾的人。他好像越来越向党卫军或冲锋队那边靠。一个共产党分子杀死了纳粹“烈士”霍斯特·韦塞尔，被关进监狱，1933年9月，一位冲锋队暴徒用私刑处死了这位共产党分子，迪尔斯曾陪同过这个暴徒。几周后，他未能查明托洛茨基分子暗杀戈林的阴谋——对戈林来说，幸运的是，希姆莱的警察头目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挫败了这个阴谋。
迪尔斯32岁，有点狂妄症。他有一次认为自己生命危险，便逃往捷克，经戈林亲自请求，他才回到国内。然后戈林又得到证据，迪尔斯背着他与冲锋队秘密勾搭。他警告说：“迪尔斯，你和勒姆过于亲密，你和他有什么阴谋吗？”他圆滑地回答说：“你的盖世太保因为工作需要必须插手许多事情。”戈林笑了笑，什么也没说。然而，几分钟后，他站了起来，向将军们道歉说，他今天不能和他们共进午餐了。“情况紧急，我要处理一下，”他解释说。那天下午5点，《柏林日报》报道说迪尔斯被免职了，接任戈林给他安排的新职务——科隆治安长官。
1941年，迪尔斯娶了赫尔曼·戈林的一位侄女为妻，后来，又和她离了婚。再后来，他为军事法庭出具了一堆对戈林来说是毁灭性的宣誓证明，当然由于这位盖世太保的第一任主官处在危险的位置上，他的这些宣誓证明必须慎重对待。他在其中一份中声称，1934年1月戈林和他拿着关于冲锋队暴行的材料到上萨尔茨堡希特勒那里去。希特勒说，“戈林先生，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以勒姆为首的一伙人坏透了，冲锋队成了地痞流氓的天堂。”迪尔斯说，然后希特勒便指示戈林将某些“叛徒”（他提到了施莱歇和施特拉塞尔）干掉。
恩斯特·勒姆面对越来越强大的反对力量并不以为然，1934年2月，他几次大放厥词，发表令军队震惊的傲慢的讲话，并明确地说明了军队高级将领们和戈林密谋策划的原因。希特勒很不安，他命令勒姆在军队提出的一份文件上签字，同意冲锋队的任务只限于纯政治任务。勒姆签字了，但私下却说了些尖刻的话，结果，他在冲锋队里的仇敌维克托·卢策马上报告了希特勒。3月22日，希特勒召集纳粹党的领导人开会，发誓决不允许勒姆想像的“二次革命”发生，戈林出席了这次会议。
希姆莱和戈林之间的联盟就这样在1934年4月20日形成了。戈林身着自己为秘密空军部队设计的蓝灰色制服，佩带军刀，走进普鲁士政府大楼，举行仪式，将盖世太保亲自交给希姆莱和党卫军。然而，戈林在官场的斗争中并不是弱智，他保留了一支穿绿色制服的州警察保护自己。这个幼小的种子终于生根发芽成了一流的“赫尔曼·戈林”师和“赫尔曼·戈林”装甲军。
一个漫长而酷热的夏天。戈林一直呆在“卡琳庄园”里舍不得离去，炎热气候使他大汗淋漓，他不时在大理石的浴室里冲一冲，或在卡琳湖的凉水里浸泡一会儿。他在这里邀请外国外交官到他的“卡琳庄园”，以此来炫耀他那豪贵、幽雅的“小屋”。
为了谋求更大的权力，戈林开始担任希特勒的代理外交部长。1933年他的3次罗马之行并不成功。1933年10月11日，在与英国大使谈话时，墨索里尼很不友好地把这位德国将军称呼为“前精神病医院的病人”。11月6日和7日，戈林和这位意大利独裁者举行了最后一次—一事实证明也是此后3年里的最后一次会谈。他带了希特勒的亲笔信，再一次向墨索里尼保证帝国愿意发表书面声明，德国对奥地利没有野心。然而墨索里尼更加狡猾，于1934年3月和奥地利及其邻国匈牙利签订了《罗马议定书》，有效地保证了奥地利的独立。这根本不是希特勒所希望的，于是，他转而选择鲁道夫·赫斯一人负责发展与奥地利的关系。
戈林在这里失败之后，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波兰，后来又转到了东南欧（巴尔干）。在这两个地区他取得了一些成就。
波兰新任驻柏林大使约瑟夫·利普斯基和他一样，酷爱狩猎。戈林通过他弄到邀请，1934年3月到波兰在比亚沃韦扎的波兰国家猎场狩猎。为了扩大他在那里已经建立的关系，他利用在普鲁士的独裁大权，给波兰人一些小恩小惠。6月中旬，一名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杀死了波兰内政部长，逃到德国。戈林毫不犹豫地把这个不幸的袭击者送上了返回华沙的飞机，这一法律上值得怀疑的举动赢得了波兰人的赞赏（从此之后，直到1938年，他每年春天都到比亚沃韦扎访问一次）。
四
戈林在若无其事地草草了结1934年6月清洗掉84人的事时，说：“没必要在法庭上彻底弄清这件事情。他们的背叛行为路人皆知……毕竟，他们有刺杀元首的阴谋。重要的是要迅速采取行动，威慑住他们。”
他重新摆出了无所畏惧的扬善抑恶者的姿态。那年夏末，当奥地利纳粹在维也纳胡作非为，枪杀了总理恩格尔贝特·多尔富斯时，戈林劝说希特勒撤了其头目特奥·哈比希特的职，派弗兰茨·冯·巴本以他的个人使者身份出访维也纳，这样可以一箭双雕。
然后他派人把特奥·克罗奈斯—一勒姆拟议中的空军部长找来。克罗奈斯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口袋里藏了一把手枪，把有关米尔希父亲的材料藏在一个秘密地方作
人身保险’
戈林站了起来。“我也可以辞职，”他讽刺性地鞠了一躬，说，“我想，你该是我的下任吧？”（克罗奈斯获准重操军工旧业，1942年11月死在床上。）
1934年8月兴登堡死后的第二天，戈林把100名手下的军官召集在空军部。戈林走到他们中间的一小块空地方，拔出宝剑，宣布武装部队要宣誓效忠于兴登堡选定的继承人希特勒。（原来的誓词是向宪法宣誓的，但谁也没考虑过它。）米尔希向前跨一步，用手拍拍戈林的剑刃。博登沙茨宣读新誓词，军官们跟在他的后面读着。
月末，戈林和米尔希一起同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制订了未来国防预算。希特勒批准105亿马克用于今后4年的国防开支，其中很大一部分拨给空军。希特勒把这笔空前巨额的资金的筹措工作交给了亚尔马·沙赫特。“完成我们的军备工作需要300亿马克，”他后来向戈林透露，“但我不敢这样对沙赫特说。会把他吓晕的。”
1934年10月，戈林未请示希特勒，私自决定以德国武装部队代表的身份参加南斯拉夫被害国王的国葬。他玩了一手高着。戈林知道国际上舆论普遍怀疑意大利法西斯是马赛谋杀案的幕后指挥，便公开声称德国人没有参与此事。这获得了贝尔格莱德的好评，却使罗马感到惊恐。戈林乘坐汉莎航空公司最新的豪华大型客机兴登堡号抵达贝尔格莱德，他向所有的南斯拉夫人表明，他从德国武装部队带来的花圈是献给“他们以前的英雄的敌人”的。在当地的德国公使嫉妒地承认戈林出尽了风头，而他的英国同行内维尔·亨德森则认为，戈林是葬礼过程中唯一乘坐敞篷汽车的外国要员，仅凭这一点，他就把贝尔格莱德拉到了德国一边。
威廉大街的职业外交家们从来没充分估计巴尔干，对戈林的做法不屑一顾，希特勒却不一样。他签发了一条秘密法令，任命赫尔曼·戈林为帝国的第二号人物。1934年12月7日，他为此下达了两条命令：其中之一是任命戈林
在我不能行使帝国总统兼总理的职权时’为他的代理；另一条是明确戈林为他的接班人。
从此之后，戈林的狂妄自大便无限地膨胀起来。
1935年1月，新的空军部大楼举行了奠基仪式。它坐落在莱比锡大街占地40万平方英尺。希特勒亲自检查了胶泥缩模的每一个细节。中间的主楼和两边的侧楼共有2800个房间，能容纳4000名官僚和军官。1935年，按照普鲁士美术学院阿诺尔德·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设计的像“旗帜公司”那样的基调，全国最优秀的建筑师和雕刻家整整雕琢了一年的英雄浮雕。
戈林也成了上层社会的头面人物。他每年举行的舞会成了冬季的一件大事。但1935年1月11日，他在菩提树下街的国家歌剧院举办第一次舞会时，纳粹里的纯粹派嗤之以鼻。“戈林的歌剧舞会不如昔日的宫廷舞会—一为什么要这样装腔作势吗？”
那是在纳粹日渐走红的日子里，在柏林，莱尼·尼·里芬施塔尔拍摄的鼓舞纳粹士气的电影《意志的胜利》放映时，场场爆满。德国军事觉醒的搏动振荡着全国。1935年在给地方官员作的一次讲话中，戈林夸口说在两年的时间里，他把一个毫无防御能力的国家变成一个世界一流的军事大国。最后他说：“到今年秋天，德国将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空军。”
希特勒的最终目的是向东北扩展，在波兰的默许下，进入苏联领土。他把拉笼波兰政府的工作交给了戈林。1月以来，波兰独裁者约瑟夫·毕苏茨基元帅邀请戈林到比亚沃韦扎打狼时，希特勒25日秘密地让他告诉东道主：
德国愿意签订条约，承认［波兰］走廊问题不是我们两国之间争论的问题……德国可以与波兰携手向东扩展；波兰把乌克兰当作势力范围，德国把东北部当成势力范围。
在波兰4天紧张狩猎之余的闲暇时间里，戈林向波方描绘了德国这个玩世不恭的建议的轮廓。他赞扬波兰的
强大的国力和兵力否认了希特勒可能以波兰为代价和斯大林做交易的说法。他向波兰人保证说，“德苏的共同边界对德国极其危险。”
然而，毕苏茨基要德国在他与希特勒举行首脑会晤之前作出保证，不干预但泽，然而他没得到上述保证。
希特勒和戈林都不会放弃这些长期的战略目标。在贝伦大街的空军部大楼参加这一次内部会议之后，前海军航空兵飞行员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向军官同行们透露
他的手在中欧地图上掠了一下希特勒计划1938年向东扩张到加利西亚和乌克兰。克里斯蒂安说，“到那时，我们必须强大到谁都不敢反对我们。我们将和英国达成协议，他们将默许我们在东方干，作为回报，我们将放弃对前殖民地的要求。”希特勒说，苏联就会解体。克里斯蒂安的手在黑海北部的所有国家上划拉了一下，继续说，“然后，我们也要接管这些国家。”
新组建的德国秘密空军慢慢地露出了真面目揭去了面纱。在接见英国空军武官带来的一位贵族时，戈林不加思考地承认说，对，他建立了一支空军。他有点挑逗性地补充说，“一支我应该说很小的空军。”几天后，他向弗兰克·唐空军上校夸大说：他所说的“小”，指的是一支拥有1500架轰炸机的第一线的部队。这是无耻夸张，但这个武官差点从椅子上掉了下来。
“会有人呼吁扩大皇家空军的，”他说。
“我欢迎扩大，”据翻译回忆，戈林很平静地说，“下次战争，我们要并肩战斗，不惜一切代价防止共产主义在欧洲的实现。”
他彬彬有礼地向武官道别。“记住我的话，上校！”他说。
大约与此同时，希特勒明确暗示，戈林该给埃米·宗内曼一个名分，她已经离婚了。1935年2月的一天，戈林建议在魏玛过一个清静的周末，给她写了一张纸条，让她先行一步，告诉她到达目的地之前，不能打开。纸条写的是：“你能在复活节和我结婚吗？元首将作我们的证婚人。”
3月15日，戈林在刚刚重建的白色大理石宴会厅举行的小型晚宴上，宣布她不再是“私人秘书”了。应邀赴宴的40名贵宾中有埃里克·菲普斯爵士，约瑟夫·戈培尔一家，海因里希·希姆莱一家及大部分外交团的人。为了打消别人的疑虑，他对埃里克·菲普斯爵士笑道：“我只是遵照元首的命令娶了她。他认为纳粹高层人士当中，光棍太多了。”
他对埃米的感情也许不仅限于肉体上。1935年底，他向国务秘书米尔希透露说，他腹股受伤使他失去了性能力。他很可能只把自己的金发情人当成了另一件引人注目的小玩艺儿收藏了。他对珠宝金银的贪婪是人所共知的，他本人也开始大大方方地佩戴珠宝工艺品。达雷有一次看见他准备接见一位巴尔干部长。男仆拿进一个海绵垫，上面放了12枚戒指一—4红、4蓝、4绿。这位大人物若有所思地说：“今天，我心情不好，因此我要戴深色的，但我们又想要表明我们不是没有希望的，因此我要戴绿色的。”
他的工作人员对这种怪癖视而不见，但那些被侮辱过的人却不一样。沙赫特总喜欢对朋友们描述戈林的形象：脚蹬长统皮靴，身穿牛皮紧身上衣，臂套波浪式的袖子，头顶罗宾汉帽，手持与人差不多高的长矛。
柏林市莱比锡广场11号的宅邸最能证明他的奢侈。他从前王储威廉那里买了一块很大、很有价值的地毯，只好把一间房间加大到能放下这块地毯。在改造过程中，他决定再加点装饰品，最后所花费用高达7万马克（虽然1933年已经修葺过）。普鲁士财政部长约翰内斯·波皮茨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在法律规定各邦权力统归国家之后，戈林命令保留财政部是有其他目的的。
大量积累奖章也能证明他的奢侈。戈林1933年4月7日在内阁会议上建议重新实行荣誉勋章制。他争辩说：“魏玛共和国之所以垮台，确切地说就在于缺少荣誉和奖章。”希特勒当时同意了他的观点，但德国运气越来越差时，元首就没耐心了。
同设计宅邸一样，戈林为新空军设计了奇异的制服。在决定军阶饰物时，他异想天开，他规定，空军军官的礼服要包括军刀和短剑—虽然这两样东西在现代空军中似乎都没有用处。戈林向每位将军颁发了一把自己签名的精制短剑。像他一样，将军们变得越来越腐败起来。战斗机飞行员之间流传着一个不敬的故事：丛林中有两头饥肠辘辘的狮子，一头前往帝国首都碰碰运气，回来时大腹便便，舔着嘴。“你只需要在空军部周围转一圈，”他嗥叫着对同伴说，“一会儿，你就会看见一个将军的胖屁股。”
是将军们为纪念他和埃米·宗内曼结婚赠送的所有短剑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把。用最好的佐林根钢制成的，剑刃上一面刻着“帝国空军献给司令”，另一面刻着“忠诚于元首的人民和帝国”。剑柄的圆头上刻着他的荣誉勋章和戈林的头盔；剑鞘用空军蓝的鲨鱼皮包着。
1935年4月10日上午，戈林别墅成群的乐队在奏着小夜曲，整个柏林都在庆贺他和埃米·宗内曼的婚礼。乘坐插满水仙花和郁金香的敞篷轿车，沿途有3万官兵列队在道路两旁。美联社记者路易斯·洛克纳在给女儿的信里写道：“仿佛是皇帝结婚。”英国大使坐在外交官看台上，对面是泛光灯照明的大理石祭坛，说：“到柏林的客人很可能以为……他碰上举办皇家婚礼了。”
戈林不顾纳粹党的感情，坚持举行宗教仪式（虽然他只给帝国大主教米勒5分钟的布道时间）。希特勒光着头，在教堂里站在他的后面，他的邮递员帽子无情地在他身边倒扣在地板上，他的手习惯性地抱在腰带扣子下面。戈林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着，一条宽阔的绶带把挂满茶碟大小奖章的胸脯分成几块。新婚夫妇从教堂出来时，200架飞机从头顶上飞过，带来了空军将士的祝贺然后一位并不虔诚的里希特霍芬中队老兵放了两只牲畜。
在凯撒霍夫饭店举行的小型婚礼早宴上，各国记者们看到，在320位朋友和亲戚当中，有瑞典前妻姻亲和德国亲戚、王子和公主、陆军元帅和副官、地方官和男仆；有维多利亚冯·迪克森，10个月前，戈林的“谋杀专家”同行差点干掉他；有弗里茨·蒂森，不久戈林就以叛国罪把他关进了监狱；有鲁道夫·赫斯，后来坐了46年牢。和蒂森一样，他是1941年离开德国的。宴会后，戈林驱车回到
卡琳庄园，一个人到湖边陵墓旁呆了一小时。
［记者洛克纳给女儿写道］对我来说，高潮还在后面。第二天，我到［戈林］议长官邸时，首先看到的是这座迷人的房子又做了改造，以适合赫尔曼个人的口味。……他让人安装了一架现代沃利策风琴，这样他就可以在自己家里看电影，让风琴手演奏序曲……
一会儿，赫尔曼本人出现了。他说：“先生们，我请你们来，是为了向你们展示我的人民送给我的礼物。”
礼物装满了两个房间，其中有希特勒送的伦巴赫画的俾斯麦像；还有汉堡市送的纯银啤酒杯。戈林不可能考虑伦理道德而感到不安。他才42岁，帝国的珠宝库正在向他敞开大门。德国银行用皇家瓷器为他举行了著名的布累施劳城堡宴会。帝国行会理事会为戈林家装饰了一间特别雅致的起居室。保加利亚的皇帝鲍里斯向赫尔曼颁发了奖章，送给埃米一只宝石手镯。不管国王还是皇帝，不论大使还是部长，不论工会还是大资本家，都以为送他礼物是有利可图的。
他在德国的名望直线上升。路易斯·洛克纳指摘说：
戈林是那种人们不能对他发火的人他的虚荣心很强，他对浮华的嗜好天真得简直让人发笑，但人们也不管它。”当一些大使们感到越来越多的纳粹激进分子令人讨厌的时候，他却轻而易举地赢得了这些大使。罗马教皇大使安德烈·弗朗索瓦—庞塞，和菲普斯都发现在与纳粹其他人格格不入的问题上，他非常善于辞令，容易接近。波兰大使利普斯基和戈林现在亲密无间。（戈林奉希特勒之命，从4月20日起，专门负责德波关系。戈林当月即邀请利普斯基打猎，再次表示波兰应加入联盟，反对苏联。）然而，罗斯福彬彬有礼的大使威廉·布利特却很讨厌戈林将军，称他是“我曾见过的令人最不愉快的国家代表。”
五
到30年代中期，赫尔曼·戈林的权威在帝国内部得到了广泛的尊重。地方官——希特勒遍布全国的私人代理、党的中层官员都把他看作不可忽视的有影响的人物，看作元首信赖的“铁腕人物”。人们称他“赫尔曼”，对他身上显露出来的杀气。福斯塔夫式的肥胖、金穗带、时髦的风度提高了他的名望。帝国把字作正式国旗时，戈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英国大使馆不屑一顾地称之为“纹章色拉”，每个角上都隐约可见一个很小的字，主要部分被张开翅膀的普鲁士雄鹰和他的荣誉勋章所占据。公众喜爱它。
当然，也有批评。拜尔斯多夫的异教徒牧师维卡·舒尔茨就公开嘲讽“花花公子”，请帝国“首席牧师”米勒主持婚礼简直是荒唐。
同时，他和埃米的婚礼引起了一些非议。约瑟夫·戈培尔给他婚礼的费用算了一笔账，并且念念不忘她“不同于真正的雅利安人”，但赫尔曼要求绝对尊重她，并要求称呼她为“我的夫人”。他坚持对每个诽谤她人格的人提出
无情的起诉同法部人弗兰茨·居特纳在1935年9月的一份通报里，提醒审判官们注意，敌人正有组织地撒布“对总理夫人不恭的话，毫无根据地说她不是雅利安人血统，以前曾与一个非雅利安人结婚”。11月15日，在与内政部长弗里克和居特纳谈话时，戈林抱怨一名罪犯被判了5个月监禁就万事大吉了，他很不高兴地说，“依我看，5年更合适。”
伤痕和注射吗啡使他的激素失调，他的身体胖得可以画幅漫画，但没人敢画。1942年9月，为了给戈林即将到来的50岁生日送件手织毛衣，海因里希·希姆莱让编织工用了比正常重量至少多3倍的毛线。
1935年5月17日，这位精心打扮的要员神气十足地走进华沙教堂，参加毕苏茨基元帅的国葬。
毕苏茨基的死阻止了希特勒的计划，因为葬礼之后，戈林和波兰外交部长约瑟夫·贝克会谈时，他意识到以俄国为代价做交易已经不可能了。
最根本的原因仍然是德国的军事力量还不够强大。1935年5月20日，戈林将军一返回柏林就在秘密内阁级人员会议上非常清楚地讲明了这一点：
德国目前不能解决但泽问题。我们对但泽的援助取决于我们的利益范围：首先，我们必须重新变成一个大国，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条件是重新武装。
他的空军只是一把不太锋利的宝剑，希特勒和他都不情愿让它出鞘。到1935年底，他的飞机多达1800架，但其中能与法国或波兰空军决一雌雄的飞机寥寥无几。如果说有用的话，空军只是对戈林本人加官晋爵有用。1935年夏，他并不含蓄地暗示他希望得到德国空军元帅的军衔，他填了一张表格，但等到1936年4月20日才升到［四星级］上将。
在空军中队得到充实之前，他就开始越来越露骨地进行恐吓了。1936年1月，他对埃里克·菲普斯爵士说，虽然德国对英国的敌视感到不安，但它不想发动战争。“如果”，他补充说，“我们的正当要求最终不能以和平方式得到满足，那么，不难想像可怕的战争就不可避免。”他所说的要求包括奥地利（他建议在奥地利人中实行公民投票）；结束日耳曼人在捷克斯洛伐克遭受的压迫（这样便第一次把这个问题摆到了纳粹的战略目标上）；还有“一个殖民地问题”。法国违背《洛迦诺公约》，批准了与莫斯科的同盟，该公约规定希特勒不能在莱茵兰驻扎部队。2月10日在与菲普斯谈话时，戈林再次指出了法国的违约行为。3月7日，希特勒向德国非军事化的莱茵兰派遣军队作为回击。这一鲁莽之举吓坏了那些胆小怕事的将军们，甚至戈林对英国大使馆的一位高级官员伊·冯·柯克帕特里克承认连他都
特别紧张了一阵。这次行动非常成功，但是戈林在清洗罗姆党羽时第一次使他感到不安的感觉—一元首的想法转变太快。
对邻国来说，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轻取他的机会，但是希特勒的冒险成功了。戈林命令这些老式双翼飞机绕莱茵兰机场上空盘旋飞行，每次起飞之前，重新涂一次徽章标志，制造一种大机群的假象。
戈林知道，进行一场征服东方的战争，必须花几年时间扎扎实实地进行重新装备。他意识到进口的石油、橡胶和铁矿等原料可能成为战略上的障碍，早在1933年12月14日，他就同法本化学工业公司的卡尔·克劳希博士签订了合成汽油生产合同。1935年春，希特勒让他主管汽油和合成橡胶生产。1935年8月，希特勒交给他一项特殊任务，调解达雷和沙赫特之间关系，解决工农业利益冲突的问题，这进一步加强了他作为德国杰出政治经济学家的地位。1936年春，戈林当上了希特勒的“燃料专员”，然后全力以赴，成了帝国的经济主宰。
实际上布隆贝格和沙赫特都为他登上这个牢不可破的位置出了把力。4月3日，国防部长邀请戈林担任“帝国石油经济的督察员”；同一天，为了利用戈林在党内的声望，沙赫特邀他在帝国的外汇储备方面担任职务。结果随之而来的是第二天，希特勒签署一条密令，任命戈林为“外汇和原料专员”。
布隆贝格和沙赫特都天真地把戈林当成了漂亮、有名望的挂名首领来给自己的机构撑门面，但希特勒签署那条密令之后不久，这个挂名首领并不光是挂名，他爬上船板，掌握了船舵。虽然那条命令是秘密的，但戈林把它发表了出来，让有关部门懊恼的是，他建立了一个新机构，名曰
总理戈林将军原料和外汇管理处引人注目的是，他巧妙地在“总理”前删去了“普鲁士”。
毫无疑问，如果他能选择，他一定会选择作希特勒名垂青史的四年计划的执行者。
他没受过任何正规的经济教育，但他很快掌握了窍门，不久就对希特勒吹嘘说，沙赫特的禁区并不像他说的那样神秘。沙赫特发现自己不可侵犯的理论受到藐视，两人便产生了敌意。1936年5-6月第一次召开的一系列“外汇”会议期间，戈林软硬兼施，胡萝卜加大棒。沙赫特的虚荣心受到了伤害，他拒绝出席5月12日上午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不允许他手下的任何单位帮助新的“独裁者”。然而，沙赫特几乎没有找到同盟者，便屈尊在下午召开的戈林
小内阁会议上露了露面。越来越多的人称普鲁士部长会议为“小内阁会议”，他搬出据他说比戈林的指示更高的元首指示。但当他的对手讲新的经济福音时，即首先出口，赚取外汇，然后兴办企业利用本国资源制造原料满足国家的需要，他也只好被动地洗耳恭听。
战略资源问题现在必须解决。5月26日，戈林对工业界巨头大谈战时可能缺少原料，他们当中有鼎鼎大名的弗里克、蒂森和弗格勒。其中他列举了亚麻、黄麻、铜金属废品和锰，但特别强调了石油和橡胶。“战争到来时，”他着重强调说，“我们几乎没办法从国外买到一滴石油。”橡胶也一样，因此，他们现在必须扩大合成生产能力。在6月30日的会议上，他发表了明显好战的论调，提到他们面I的两大任务：一是为全国提供食品，二是武装全国，以便到被逼无奈时“为自由而进行最后一场战争”。
到1936年7月，他的工作班子组建完毕，成员都是从法本化学工业公司、空军部、普鲁士内阁挑选来的，或者是不顾党派关系，从现政府机构里挖来的。他把恢复与苏联贸易关系的重任交给了侄儿赫伯特·戈林，他挑选了务实的赫伯特·巴克主管食品供应，对他说，“我特别信任你。”埃里希·纽曼负责外汇工作，威廉·开普勒负责原料，弗里茨·勒布上校被从空军调出，临时负责军工。
戈林的办法富有革新精神，很有成效。他利用税收刺激煤的生产，然后，鼓励研究像合成汽油和人造黄油那样的合成煤。他向农场工作人员提供补贴了的人造肥料，同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签订了10年双边协议，用陈旧的飞机和武器换取他们的食品；他还同西班牙、土耳其、芬兰签订了同样的双边协议，换取他们的钨、铬和镍。
1936年夏，四年计划的设想日臻成熟。同往年一样，希特勒在上萨尔茨堡避暑，这时修葺一新的别墅“贝格霍夫”已交付使用。7月6日，戈林对他的经济学家威廉·开普勒说，他打算同希特勒商谈仍有争议的分工问题。他尤其需要希特勒同意他9月份在纽伦堡作的“谨慎而有效的”讲话，告诫人们勒紧腰带，节省外币，积累战略物资。7月底，元首去拜罗伊特10天参加每年一度的瓦格纳音乐节时，他把这个四年计划的设想报告给希特勒。
返回柏林之后，戈林接待了美国最著名的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他邀请这位头发蓬乱的旅游者参观了他想观看的一切，他本人陪他到波茨坦拜会了王储，观看了在德贝里茨重建的里希特霍芬联合中队，卡琳庄园光彩照人的结婚宝剑。他殷勤地让他参加了在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然后吊胃口似的让他观看了轰炸机生产。（8月6日，林德伯格给美国空军武官写信说：“在美国，我们连能与容克工厂相媲美的工厂都没有。”当然，这些都是专门（打扮给林德伯格看的。）7月 28日，戈林在柏林美丽的别墅里和他共进午餐，分手时，他对德国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同德国人相比，法国人“颓废”。戈林向林伯格堡赠送了此行所拍照片的影集。 、
六
英国大使在报告盛大的婚礼场面时评论说，赫尔曼·戈林似乎已经达到了他极度虚荣的人生顶点。菲普斯向伦敦报告说，“我看他和他的虚荣欲念，除了帝位，他没有更高的追求……绞刑例外。”
新娘也有同样的预感。当希特勒问埃米·戈林她是否还有命运或运气能满足的愿望时她说，“唉，我的元首，我丈夫只是个演员。”
他的生活就是初次上演的连续，一次比另一次更壮观，每次帷幕拉开后或似乎拉开后，总是他扮演主角，而且换了一套戏装。但对戈林来说，有个连续上演的时间问题：他刚刚赢得一个角色的掌声，就准备要下一个角色的剧本和戏装。他不认为这样做是过分贪图权力的表现。
当然，他仍然渴望得到希特勒的帝国总理的旧官衔。他仍被希特勒拒绝了，没能得到那个官衔。他决定无论如何要成为自俾斯麦以来德国最伟大的政治家；当对手笨拙的外交最终导致战争时，戈林便开始扮演迄今最困难的角色—一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阀和最诚实的经纪人这一双重角色。
他并不懒，说他懒是一种广为流传的误解。他只是不能同时出现在每个地方。当他发现自己未被挖掘的企业家技能时，他对新空军的工作热情难免下降。新的空军部大楼1936年启用后，他很少涉足这里，而由又矮又胖、脸色红润、有条有理的埃哈德·米尔希负责。在米尔希着意粉饰的柏林公寓里，没有雄狮咆哮；他手上没有闪闪发光的珠宝，然而是米尔希签发命令，做主要决定一—制造什么样的飞机，在哪里建厂。只要他们给他足够的机会身着礼服，佩带宝剑，发表激动人心的讲演，戈林对这种跑龙套的角色还是满意的。
米尔希偶尔请戈林巡视雷希林机场，观看最新式轰炸机或战斗机模型，警觉的主子突然发现米尔希完全控制了这个属于他的领域。1936年春，戈林开始拆除米尔希的“独立王国”。6月3日，韦弗将军在一次飞机失事中丧生，戈林不顾米尔希的意见任命凯塞林为新的空军参谋长。作为改组的一部分，他还任命里希特霍芬中队的老战友恩斯特·乌德特负责十分重要的技术办公室。乌德特是个秃头、刚烈的特技飞行员。
贝尼托·墨索里尼在罗马市威尼斯宫有间大理石柱的书房，这位意大利法西斯领袖曾从巨型书桌后面站起来，缓缓走过来接见戈林，这使他非常羡慕。1936年沙赫特辞去经济部长职务后，戈林第一次见到他简陋的办公室时，便情不自禁地叫了起来：“坐在这么窄小的地方有这么伟大的思想呢？”
他把柏林的别墅改成了文艺复兴式的宫殿，将4个本来很宽敞的房间组合成一个比墨索里尼的还要大的办公室，4个法国式窗户向阳台和外面的花园敞开。肥大的椅子、豪华的地毯、墙上挂的猎获品巨大无比，每位新的来访者无不为之惊叹。
6月16日，瘦削的空军上尉尼科拉斯·冯·贝洛走进他的房间，作为希特勒的新任空军副官向他作正式报告，他发现戈林几乎让一幅横贯栎木书桌的巨幅照片挡住了。也是在这间屋子，美国大使布利特11月发现他坐在一张特大椅子上“简直就是只跳蚤”。几天后，布利特向罗斯福总统报告说，那张椅子很大，戈林坐在里面显得块头小多了。
你知道他特别像大象的臀部。”
他在国内的威望相当高。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1936年8月拜访他时，他建议，为了证明他的名望，他们一起驱车到他们能找到的最不开化的地方。他又粗又短的手指指着这位外交官吹嘘说，“我打赌，谁也不会伤害我们俩。”
范西塔特毫无表情地说：“我已经不再为确定无疑的事打赌了。”
那时，人人都知道戈林偏爱钻石。“我想要一罐你最好的钻石，”他对最喜欢的珠宝商说，“你摆弄小饰物”，他对瞪大着眼睛的工作人员说，“以便学会在别人面前摆阔气。”从此，旅行时，一名副官必须携带那个罐子，以备戈林突然心血来潮要炫耀这些钻石。剑也是一样。在1936年12月的一次公众集会上，巴克发现在戈林难以忍受的达雷讲话时，他的拇指在悄悄地来回摸宝剑的边。他的连襟埃里克·冯·罗森送给他一件漂亮的东西，上面刻着“埃里克赠送赫尔曼的匕首”。埃里克伯爵还送给他一把专门为他制作的宝剑，剑柄的圆头镶着宝石，剑柄饰着象牙，剑鞘雕着狩猎图案（现在是一位美国收藏家的珍藏品）。
随着苏联、德国和意大利不断增援和运进武器，那年冬天西班牙的战争趋于白热化。早在1936年12月的一次会议上，戈林对军官们说：“形势很严峻。俄国想打仗，英国在重新武装。”他说德国需要4年的和平时间，但在此之前，也可能卷入。他指出，“实际上，尽管还没听到枪炮声，但战争已经开始了。”
12月，第一个空军战斗机中队已离开格赖夫斯瓦尔德空军基地，前往西班牙，是米尔希为他们送的行。此时戈林对自己薄弱的空军力量十分担心。1937年2月20日，他和乌德特，——注意，不是和米尔希——一起视察了飞机制造厂，给工厂工人作了鼓舞斗志的讲话。同月，戈林轻率地取消了德国唯的一大型轰炸机项目，转而生产更多的小飞机。当米尔希4月份发现此事时，戈林说：“元首没问我轰炸机有多大，而是问我飞机有多少。”
对戈林这位演员来说，这种舞台布置对他的外交生涯至关重要。戈林与这种奢侈、来访的贵族和狩猎伙伴讲起话来都令人吃惊地坦率。1937年2月10日访问华沙时，他劝雷兹—希米格维元帅放心，郑重其事地向波兰人保证，德国无意夺取走廊，他对墨索里尼也发誓，德国无意兼并奥地利，而他和英国人谈起希特勒的最终目标时却毫不掩饰。1936年8月，他告诫范西塔特说，德国最终会放弃对英国的求爱的。10月，默林·斯坦利女士和伦敦德里勋爵一起访问柏林，戈林在和他们的谈话中，暴露了德国“扩张主义”的战略。他眨巴着眼睛对来访的女士说，“当然，你知道我们要做的事情。首先，我们将蚕食捷克斯洛伐克和但泽，然后，我们将同苏联作战。我不能理解的是你们英国人为什么要反对？” 1937年1月和墨索里尼的一次谈话中，戈林对英国作为“世界总督”的态度表示不满，他提请对方注意，柏林准备与英国的保守势力建立联系一—
就此而言必须注意英国现〔斯坦利·鲍德温〕政府根本不保守，而基本是左倾的。”戈林说，这位和蔼的游手好闲的先生基本上是倾向德国的；但英国外交部则不是，他接着向墨索里尼表达了德国对犹太人和共济会成员在英帝国的关注。
西班牙内战使英国和德国疏远了两年。在苏联、英国和法国分遣队的帮助下，左翼共和分子绞死和拷打敌方人员；在国家主义暴动分子中，德国和意大利“志愿军”扫射和轰炸共和分子占领的城镇。双方都有恐怖行为。
1937年4月26日，9架德国容克52飞机分3个小队轰炸了格尔尼卡的巴斯克镇以切断该镇西北的道路枢纽。指挥空军分遣队的冯·里希特霍芬上校说：“我们特别需要对敌人的人员和装备取得一次成功。西班牙地面部队司令比贡同意将他的部队沿格尔尼卡以南的所有道路向前推进。如果此战成功，我们就可以十拿九稳地战胜敌人。”虽然飞机的载弹量很少，只投了9枚250公斤和114枚50公斤的炸弹，但这个小城就被戈林抹掉了。这位空军指挥官迷惑不解“我们的容克飞机抵达时，到处都是浓烟……谁也看不清郊区的道路、桥梁或目标，因此，我们把炸弹投向了镇中心。”后来，镇里居民告诉他，逃跑的阿斯图里亚斯人地雷工兵炸毁了楼区的每条街，以阻止民族主义部队的前进，共产主义分子自办的报纸发表了死难者的名单，共有32人。“格尔尼卡”被巴勃罗·毕加索画成了画，因为它被作为一桩暴行记在了戈林的账上，所以这数字值得公布一下。
国际舆论对格尔尼卡的反应非常迅速。全世界的左翼知识界把这次空袭描绘成典型的纳粹恐怖事件。英国的谴责声比任何国家的都高，反对党工党和共产党煽动人们反对戈林，称他是耍弄手腕谋取邀请，参加5月乔治六世国王的加冕典礼。然而伦敦德里勋爵持相反的意见，建议邀请戈林参加，但英国大使菲普斯警告说，“在英国他有被暗杀的风险”，结果没发邀请。1937年2月，共产党支部和
左翼读书俱乐部发表了侮辱他的决议，一位著名的极左工党议员埃伦·威尔金森谈到了他“沾满血迹的皮靴”。戈林被这场运动深深伤害了。5月4日，他和洛西恩勋爵谈话中提到那种不太和蔼的德国人时说，“这个游手好闲的人开始感觉到德国真正的敌人是大不列颠”。
在这次私人谈话中，戈林抱怨说：“别的国家有殖民地，而德国却什么都没有。事实上，甚至连德国人试图伸出一只手从鹅身上拔根羽毛，英国和美国人都会伸出皮靴，把我们的手踢走。”他提醒这位英国贵族说，他的空军比英国的皇家空军要强，并在他面前描绘出了英、德联盟的美妙前景。这时，一位助手固执地提醒他，经过两个小时的谈话之后，他已经不能按时和元首共进午餐了，他摆了摆肥胖的手，解释说：“德国不想看到英帝国有任何削弱。事实上”，他补充了一句，第一次提到他明显已和希特勒澄清过的观点，“我甚至可以说，如果英帝国受到了严重威胁，我们会伸出援助之手，这符合德国的利益。”
七
他的野兽王国和赫尔曼·戈林之间有一种旁人无法理解的感情共鸣，不带一点虚假成分。野兽能嗅到危险，但好像也能感觉到对动物的真正爱护。主任护林员乌尔里希·谢尔平是一名诚实的护林员，他的曾曾祖父给普鲁士的3个国王作过护林员，他知道野兽感官的敏锐，对戈林控制人和野兽的方式感到吃惊。
在第三帝国这段残酷无情的时期里，戈林所做的工作只有一件保留到了今天：即他实行的比较文明的《狩猎法》。动物世界似乎一直是他自己的私有王国。他是位热情的猎人，是自认为高于其他一切行会的狩猎行会的成员。事实上，希特勒称宗派性的狩猎行会为“绿色共济会”。他憎恶猎人，但他发现戈林的热情是可以利用的。许多外国外交家和军界人士都接受过他的邀请，到普鲁士猎场打猎。他在那里会见了保加利亚独裁者鲍里斯、匈牙利摄政王、希腊国王、罗马尼亚国王和南斯拉夫的摄政王。
虽然总的说来这是有好处的，但也有负面影响。因为戈林酷爱狩猎，擅长狩猎的军官便有优先擢升权。不善骑射的高级空军军官发现仕途坎坷。在德国空军里，狩猎就像马球在英国军队里一样，是个人晋升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资本。
事情的开头并不太好。1932年戈林出任德国国会议长时，他拒绝接受当时的统治机构分配给他的相当不讨人喜欢的猎场。他自信地预言，一年之内，他会担任总理，那时，普鲁士所有的州辖猎场都可以任他挑选。1933年，他发现猎场是德国本身的缩影，受小规模对抗和个人利益的侵扰。每个教区或大庄园似乎都有自己的狩猎法规和税收。野生动物可以随意猎捕。濒临绝境的动物很难生存和繁衍，在德国，鹰、熊、野牛和野马几乎绝迹。
戈林指示谢尔平组建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狩猎协会，以便控制打猎，重修湖泊，管理森林，保护濒临绝迹的动物。协会向猎人征税，用于森林和狩猎公园的管理。1933年5月9日，他简单地向谢尔平布置说：“我想要一个新的普鲁士狩猎法，以后可以向全国推广的。”
他大笔一挥，规定凡打死鹰，或用毒药、人工照明或钢夹狩猎均属犯罪行为。虽然专业团体提出抗议，戈林非常气愤，置之不理。他的普鲁士《狩猎法》1934年1月18日通过，嫉恨它的不只是整个德国。他要求新的猎场官员必须爱护动物，忠诚于纳粹，敢于直言。但在实践当中，这些要求是做不到的，最好的护林员不一定是纳粹分子。在真正检查的时候，他并不鼓励有独立见解的人。1937年5月，布尔克哈特教授坐在柏林那间洞穴状的办公室里，亲眼看到他接了一个护林员打来的电话，求他允许当地农场上的人自行采取措施制止公野猪的瘟病。戈林越听越生气，对着话筒大喊：“你再说一句，我就用猎枪把你的鼻子打翻上去！”他回过头，向瑞士外交官道歉说：“开始革命时就这样，人们去自行处理吧！”
戈林热衷于开拓新领域，他在波美拉尼亚的达尔斯半岛和东普鲁士的罗明屯建立了自然保护区。他最自豪的成就就是柏林门口的绍夫荒原。1934年6月10日，他不顾柏林外交人士的嘲笑，在这里开辟了新的野牛禁猎区，里面有2头纯种公牛和7头杂交母牛，他还引进了麋。普鲁士几任国王都想把这种珍贵而丑陋的野兽引入绍夫荒原，但都没有成功。他向动物园学家、护林员和动物学家请教，有趣的是，他还向专家请教人工授精，虽然开始时他有点失望，但最后还是成功了。瑞典麋和加拿大大角麋都没能在这里繁衍起来，因此他最后从东普鲁士引进了幼麋：1934年秋17只，一年后10只，1936年11只。他的第一批麋1937年5月产仔，那时候，他还养了47只当地野牛。
从总体上看，戈林在绍夫荒原的试验是成功的。他从韦尔贝林湖的狩猎研究实验室又向荒原引进了一批动物，其中有猫头鹰、松鸡、灰鹅、大乌鸦、河狸和水獭。1936年，有14万城镇居民平均每人花了20芬尼到野生动物保护区观光。这在其他国家的大公园当中也是不多见的。
11月，猎人们聚集一堂，欢度圣休伯特节，戈林说，
对我们来讲森林就是上帝的教堂。”
戈林本性中热爱动物的一面与他对人类无比冷酷无情，产生一种奇怪的反差。他在普鲁士实行了反对动物活体解剖法。他事先发表广播讲话，告诫说即使在该法规通过生效之前，所有违犯者都将被关进集中营。在英国，军事科学家们满足于在山羊和黑猩猩身上做炸药爆炸实验，1942年戈林的航空专家对在人体上（希姆莱集中营的死刑罪犯）进行致命的低温低压实验一点也不感到难受。
戈林矛盾的人格的双重性一一动物王国的保护人和他的人类敌人的残酷屠杀者偶尔相互交错。在1934年7月3日的同一次内阁会议上，希特勒作了关于在戈林另一种人性所策划的长刀之夜中“杀死43名叛徒”的报告，然后，戈林庆贺通过他的《帝国狩猎法》。法规将森林和狩猎的管理大权交给了一个聪明人：赫尔曼·戈林，于是他成了200年来帝国的第一位首席猎人。1937年国际狩猎委员会法国主席表扬他创立了“赢得了全世界钦佩”的狩猎法。
在同一次内阁会议上，憔悴的弗朗茨·冯·巴本突然起身，辞去了副总理职务。
几天后，巴本同意作为希特勒的特使出访维也纳。两年里，巴本同接替多尔富斯出任总理和外交大臣的库特·舒施尼格达成口头协议。戈林对这种“妥协”非常鄙视。1936年7月11日，举行签字仪式时没有到场，以免给人留下支持它的印象。此后的几个月里，是他而不是希特勒成了德国推进与奥地利合并的主要人物。他对此毫无顾忌。他认为国际阴谋阻止了1919年、1922年和1931年奥地利自己要与德国合并的企图。
与德国相比他在心理上更倾向于奥地利。对在毛特恩多夫城堡童年岁月的怀念，对1923年暴动之后在因斯布鲁克的流亡生活的感激，对施蒂里亚和卡林西亚猎场的回忆，加上现在赫尔曼·戈林工厂的经济扩张，所有这些都使奥地利成了吸引他的磁场。他的两个姐姐都嫁给了奥地利人。奥尔加与弗里德里希·里格尔博士结了婚；保拉与弗兰茨·乌克里希·许伯尔博士结婚，两人分别是萨尔菲尔登和萨尔茨堡的律师。温和的维也纳纳粹分子阿图尔·塞斯英奎特后来接替舒施尼格出任总理，据他证实，奥地利的纳粹领导人是通过戈林两位出嫁的姐姐与他建立私人关系的。1936年7月签订协议时，是里格尔把艺术商卡耶坦·米勒曼博士带到上萨尔茨堡见戈林的。米勒曼是个乐天派，脸瘦削，习惯搓手，后来成了奥地利纳粹的信使，常到山庄或“卡琳庄园”和空军部看望戈林。戈林的弟弟阿尔贝特也在奥地利，在一家电影公司工作。公司请阿尔贝特劝在柏林的哥哥增加从奥地利的影片进口，赫尔曼勉强同意了，条件是让阿尔贝私下将奥地利副外交吉多·施米特引见给他。施米特36岁，维也纳人，是位热情的爱国者。1936年11月20日第一次与戈林见面时，他竭力不动摇，但这并不容易，他警告说，“只要我还在位，奥地利的独立就一点也不能改变”，戈林只笑了笑。施米特放心了，回到维也纳对他的同行们说，那位德国将军表现了奥地利人的鬃和。“到少还是可以跟他谈得来的，”
吉多·施米特认识到戈林在纳粹统治集团里的地位之后，于1937年1月29日给他写了一封信，邀请他到奥地利打猎，开始了他们之间长达一年的书信往来。戈林马上在回信中恭维他说，“你是德奥关系中最具有建设性的那种人。”这对他们俩来说似乎是个良好的开端。
他始终没有忘记奥地利。1937年3月3日英国新闻记者沃德·普赖斯采访他时，他提到，舒施尼格柯可能想复辟哈布斯堡君主制，阻挠合并进程。“那么大炮将发言，”戈林说。他向这位英国人保证，在任何自由公民表决中，会有百分之八十的奥地利人赞成德奥合并。至于其他的政治问题，他预言布拉格将会自动就苏台德问题向德国人让步。他补充说，在殖民地问题上，德国和英国没有冲突，但英国的短视外交政策正把希特勒推向敌人的怀抱。他眼睛里充满委曲似的许诺说：“在西部，德国尊重英国的利益，包括整个比利时、荷兰和法国；但在东欧，她必须让我们自由行动。”
1937年6月29日，温和的加拿大总理威廉·麦肯齐·金来访时，他再次提到了大英帝国插手的问题。这位自由党政治家有点神秘，他常听到天上的声音，同样他也查阅
圣经在前来会见戈林之前，他的目光落在了第91首赞美诗上，“你将把年轻的雄狮和苍龙踩在脚下。”10点30分，他被领到戈林的别墅时，这位加拿大总理惊奇地发现戈林将军穿着白色制服坐在书房的办公桌前，一头狮子正在用舌头擦他的面颊。他们的谈话持续了90分钟，使戈林的预约卡陷入了混乱。戈林感谢麦肯齐送给他一头加拿大野牛，然后问英国是否会阻止加拿大向德国出口小麦和原材料。这位加拿大人竭力解释帝国运行机制—一他的力量在于各自治领地的独立。戈林的大脑转动了一下，问加拿大是否凡事都会盲目地步英国的后尘，他逼问说，“比如，如果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想合并，而英国人想阻挠，加拿大会支持英国吗？”
麦肯齐·金回答说：“我认为英国人最担心的是德国采取突然行动，使整个欧洲燃起战火的危险。”
戈林重新对奥地利人施加更大的压力。几天之后，奥地利实业家们前来访问，庆贺巴本和他们国家的“君子协定”签约一周年。宴会上，戈林眼睛一瞥说，合并不可避免。他对他们追忆了1931年在日内瓦，一个南美代表的决定性投票，如何使他们两国政府成立第一个海关联盟的建议付诸东流。他教训这些客人们说：“我们再不能依靠一个丛林野人的投票。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给世界一个既成事实呢？为什么不！”
1937年夏，奥地利的吉多·施米特再次通过弗里德里希·里格尔律师暗示，他欢迎同戈林再次会晤。戈林建议在“卡琳庄园”—一并提出派他的私人飞机去维也纳。施米特真的冒险来到狮穴，于9月7日来到“卡琳庄园”，等了几天时间。
再次相会时，戈林发现他依旧那么温和，那么爱闹，也许在德国不易碰上这种人。施米特打死了一只名叫赫尔曼的牡鹿。
“你杀了我，是吗！”戈林开玩笑地大叫。
“我早就想杀你，”奥地利外长回答说。
“那可不好，”戈林回敬说。回到“卡琳庄园”时，他让人带进了一头狮子。这头毛茸茸的野兽爬在桌子下，舔着吉多·施米特的脚。
奥地利人结结巴巴地说：“下次，我带一只自己的动物来，一头羚羊。”
“好，”戈林回答道，“还有一只黑绵羊，你和舒施尼格博士！”
时值9月，又是举办每年一度舞会的时间了。这次伦敦指示英国大使出席。亨德森亲眼目睹了成千上万褐衫队员在纽伦堡举行阅兵时人山人海的壮观场面。天黑后，希特勒驾到，300只探照灯同时照向天空，在几千英尺高空交错，场内鸦雀无声，一片漆黑，成千上万的旗手手里拿着红色或金色的灯，沿着主要通道行进，在夜幕下形成了5条流动的彩河。亨德森面对这种与国王陛下的生日游行不相上下的壮观场面情不自禁地激动得有些发抖。
11日，戈林将军与亨德森在纽化堡会谈时，非正式地提到他已告诉吉多·施米特，奥地利越早顺应历史潮流越好。他再一次对亨德森保证说，德国战略目标会温和得让英国吃惊：首先是奥地利；其次是在捷克斯洛伐克被压迫的苏台德德国少数民族地区；然后波兰将自动就范。这位梳理整齐、满面红光的“罗宾汉”对大使重复了他抵达柏林时说的话：“我们不想攫取一点儿英国占有的东西。我们想和大英帝国交朋友。我们会为它的生存而战斗，如有必要，我们将为此提供我们一半的部队。我们要求的回报是一旦我们在东部受到攻击，英国为我们的后盾，英国海军保证我们的交通畅通。”
在戈林看来，意大利好像一直非常反对奥地利与德国合并。墨索里尼不愿看到德国的部队驻扎在意大利的北部边界。1936年11月20日，戈林敲着桌子对一位奥地利人说：“我们不能容忍意大利扮演警察，分裂我们。我不久要去见墨索里尼理论。”他补充说，“我要告诉他，不管喜欢与否，合并终将实现！”
1937年1月，戈林访问罗马，告诉意大利政府，让600万德国人在德国的大门之外生活是“不道德的”。墨索里尼原以为戈林此行只是谈西班牙，所以戈林突如其来地谈到奥地利时，他很吃惊。他使戈林确信，意大利认为德奥1936年签署的协议是不可侵犯的。然而戈林后来告诉他的朋友、驻罗马大使乌尔里希·冯·哈塞尔说，意大利将不得不接受奥地利属于德国势力范围。在卡普里岛短暂休息之后，戈林于1月23日返回，同墨索里尼举行了直截了当的谈判。在谈判中他的态度比较温和。他现在只要求墨索里尼劝说维也纳，遵守1936年的协议。“以德国的名义，他
戈林可以再次向他保证一—他认为这句话也适用于意大利—一，不在奥地利问题上搞突然袭击。”齐亚诺后来得意洋洋地对奥地利驻罗马大使说：“对，戈林来的时候趾高气扬，离开时客气多了……”
然而，戈林将军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1937年9月，墨索里尼访问柏林之前，戈林委派一位艺术家在“卡琳庄园”的一堵墙上画了一幅中世纪风格的壁画—一幅帝国地图，他陪这位意大利独裁者在壁画前走了几个来回，最终不得不把他的注意力吸引到地图上来。戈林后来回忆说：“这给我一个借口，可以单刀直入地谈两国合并。”
八
1937年12月，遵照希特勒冬季花园会议的指示，戈林命令空军，做好对捷克发动一场闪电战的准备。
作战部部长冯·布隆贝格很惊讶，12月7日，他紧急通报更正：“我严禁任何可能导致司令部或部队认为战争可能在1938年底以前发生的言论。”
这份文电及其独有的方式集中体现了希特勒军事领导集团内部已形成的一种结构上的缺陷：戈林现在处于完全不正常的位置，因为他同时跨了德国统帅机构中的3个最高领导层。作为空军总司令，他隶属于作战部部长布隆贝格元帅，但与陆军总司令冯·弗里奇上将平级。然而，作为帝国空军部部长，他又和布隆贝格平起平坐。同时，作为元首选定的接班人和顾问，他则认为自己的地位应在布隆贝格之上。
布隆贝格比戈林大15岁，戈林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已读完了利希特菲尔德士官学校。1933年以来，他同纳粹的关系日益亲密，比如，他允许陆军军官接受因参加1923年暴动而颁发给他们的纳粹“流血勋章”，但关系还不够紧密。1935年以后，卡尔·博登沙茨几次偶然听到戈林和希特勒议论，陆军最高将领可能密谋推翻现政权。1937年秋，戈林单刀直入地问布隆贝格，他的将军们是否愿意跟随希特勒打仗。
很明显，到了1937年12月，戈林开始幻想取代布隆贝格，接管武装部队的最高指挥权。另外一位候选人是冯·弗里奇将军。弗里奇58岁，并不比布隆贝格年轻，戈林认为希特勒不会太信任他。弗里奇1936年4月20日晋升为上将，他出生在一个清教徒家庭。他的举止给人的感觉好像他穿的是束腰紧身衣。他左眼戴着单片眼镜，使他的脸露出一副凶相，并好像固定住了似的。他属于老式单身汉，爱马和恨犹太人的热情都很高。1938年他给一位男爵夫人写信说：“我们现在正在进行3种战斗，对犹太人的战斗最艰难。”然而当他暂时离开柏林舞台，在埃及度假。他并不知道希姆莱（也许在戈林的唆使下）派盖世太保监视他。迄今为止，布隆贝格尚未让戈林抓到任何把柄，虽然如雷德将军后来从一次无意识谈话中听到的那样，弗里奇下令对布隆贝格进行监视，并且希姆莱的盖世太保发现在布隆贝格的办公室里隐藏了窃听器。
直到12月中旬，戈林仍抓不到布隆贝格的把柄。其后，突然间作战部传出了一则有希望的丑闻。60岁的单身陆军元帅宣布他也要外出休假。知情的人散布说他还要带一位24岁的秘书。“这位陆军元帅莫名其妙地焦急不安”，他的担心可以理解：秘书骗他说，她已怀上了他的孩子（陆军元帅的家人这样告诉本书作者）。不到一周，希特勒命令他到慕尼黑参加12月22日在英烈祠前面为鲁登道夫举行国葬。这里就是14年前希特勒、戈林和鲁登道夫面对巴伐利亚警察扫射的地方。葬礼结束后，布隆贝格穿过白雪覆盖的广场，走到希特勒面前，要求单独和他谈谈，正式请求元首批准他和那位姑娘结婚，他只说她是普通人，是政府机构的秘书。愚蠢的是，几天后，他在那么多人当中偏偏选中戈林，请他利用四年计划负责人的权力，设法把向这位姑娘求爱的“情敌”弄出德国。
1938年1月12日，参加赫尔曼·戈林45岁生日的宾客看到戈林站起来往外走时，感到不解。“我要去参加一个婚礼”，他抿着嘴微笑着对米尔希说。
布隆贝格和弗里奇都是老一代，是从没真正对1933年纳粹革命宣过誓的将军们的代表。他们领导下的职业将军们拒不接受空军，认为由两名前空军中尉戈林和米尔希组建和指挥的空军不会有真正的作用。弗里奇尤其反对最近将德国武装部队置于布隆贝格的统帅之下。1月2日从埃及休假回来之后，（他实际上只带了一名年轻副官，约阿希姆·冯·博特上尉），他对陆军将领们越来越不满地批评布隆贝格不加任何制止甚至还火上浇油。弗里奇古铜色的脸，身体康健，12日也是戈林生日宴会上的客人，他肯定也对戈林提早离席感到迷惑不解。
戈林对布隆贝格挑选的新娘所抱的一切怀疑在他参加婚礼时都烟消云散了，那天下午，作战部大厅四门紧闭，婚礼就在这里举行。当新娘戴着厚厚的面纱，扭扭捏捏地进来时，希特勒和戈林无言地对视了一眼。她身材苗条，金发碧眼，举止得体。随后布隆贝格满意地去卡普里岛度蜜月了。冯·弗里奇将军在1月15日，同希特勒举行了两小时会谈，元首“对陆军中无政府主义宣传表示极大关注”。弗里奇请元首举出具体例子，但希特勒拒绝言明。6天后，希特勒在布隆贝格的作战部里，给数百名高级将领发表了长达3小时的讲演，大谈历史、种族和民族，大谈德国对生存空间的需要，“我们必须用战争夺取。”
同一天，即1月21日，柏林沸腾了。一位匿名者模仿一位将军的口音给陆军最高统帅部打电话，要求接转冯·弗里奇将军。被拒绝后，打电话的人叫喊道：“告诉将军，冯·布隆贝格元帅娶了一个婊子！”
布隆贝格回去参加母亲的葬礼。报告给弗里奇的匿名电话的“棕色文件”越过柏林，传到了戈林别墅。霎时间一切都发生了。下午4点15分，柏林警察局长沃尔夫·冯·赫尔道夫伯爵拿着一张警察局的索引卡片到作战部，问布隆贝格的参谋长威廉·凯特尔将军是否认识照片上的人：是布隆贝格的新娘吗？凯特尔不安地回答说，他还从没见过她。也许，警察局长是不是该问一问戈林将军？
第二天上午晚些时候，赫尔道夫驱车来到卡琳庄园。对戈林来说，这张照片也许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不只一个人怀疑过他介绍布隆贝格和这个女人见面（他不承认）。其他人（包括弗里奇、戈林本人和凯特尔）怀疑党卫军插了了此事。
“他们利用布隆贝格的脆弱，使他草率成婚。”
几天后，凯特尔拿着她的全部警察档案来见戈林，这是一个警察局处理或经办违法问题的浅黄色文件夹，里面装着这位当着希特勒和戈林的面嫁给陆军元帅的女人的手印、面部照片和淫照。
希特勒回柏林时，戈林在帝国总理府的台阶上等候。他手里拿着这个浅黄色文件夹。正好这时布隆贝格的副官霍斯巴赫来到，希望希特勒马上约见陆军元帅。戈林拦住他，用手敲着文件夹说：“我命中注定总是要将特别不愉快的事情报告给元首，请他注意。”他像只愤怒的狮子那样走来走去，等待希特勒的到来。
希特勒的副官维德曼和他一起在等，戈林咆哮似的对他说：“我今天所看到的一切使这个家伙彻底完蛋。”
一本正经的希特勒在戈林给他看这些档案和照片的时候觉得不堪入目，戈林急忙指出，布隆贝格骗了他们俩，他娶这种女人为妻，违犯了军官法规定，给德国武装部队抹了黑。希特勒派戈林跟布隆贝格谈话。冷淡的会见持续不到5分钟，戈林只告诉这位面色苍白的陆军元帅说，元首坚持要他辞职。
戈林也许早已确信，弗里奇迟早会输。他希望弗里奇对希特勒既定军事冒险的反对能将他排挤出去。几天后，他问内维尔·亨德森爵士：“如果英国的总参谋长［相当于弗里奇的职务］找到首相，不仅要求作战部长辞职，还可以对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其他措施表示不满，你们的首相会怎么办？”
为得到梦寐以求的作战部的大权，戈林马上开始四处造势。他派博登沙茨向维德曼作了简要介绍，他本人向冯·贝洛简要介绍了情况。但希特勒没有马上把最高指挥权交给他。几天后他对布隆贝格透露说，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他本人担任最高统帅，暂时利用布隆贝格的武装部队参谋部。
戈林暗中采取行动，使另一个唯的一竞争者冯·弗里奇将军无力与他抗衡，这时他并没有意识到希特勒会独吞胜利果实。他记得，该将军曾被指控犯有小过失，便派人到警察局查看了档案，两年前，一名犯有敲诈罪的年轻人奥托·施米特声称在1933年11月看见一个名叫泽普·魏因格特纳的男妓与一位自称“弗里奇将军”的人搞同性恋施米特后来从这个人手里敲诈了2500马克。施米特提到的同性恋牺牲品中还有瓦尔特·冯克及其他纳粹领导人。当局报告了希特勒和戈林。因为当时莱茵兰发生暴乱，希特勒下令停止调查。但尽管如此，调查显然还在进行，因为早在1936年7月，施米特就被转交给盖世太保，接受高级审讯，这次，同性恋罪犯缉捕队队长约瑟夫·迈辛格给敲诈者看了冯·弗里奇将军的照片。根据将军的私人文件，我们知道1937年底一—也许是巧合，即在布隆贝格要求双目圆睁的戈林把他的情敌送出德国几天后，一一盖世太保不仅重新审讯了敲诈者，而且还审讯了涉嫌的男妓魏因格特纳。
几天后，弗里奇亲笔写道：“我不知道这一切是谁在暗中搞鬼，是希特勒，还是戈林，还是希姆莱。不管是谁，在帕彭堡集中营服刑的原告证人马上就被拿出来了。”
经过深入分析，似乎戈林不可能挑起整个这场闹剧。如果他早在1937年12月就开始行动反对弗里奇，那就意味着他知道布隆贝格的情人是个“婊子”，而且尽管如此他1月份还不加回避和希特勒一起出席婚礼。
戈林这次过于鲁莽，陷入了这种很有刺激性的丑闻，他一点也不怀疑很快会招来麻烦。几乎是在向希特勒呈送布隆贝格新娘档案的同时，他又把“弗里奇同性恋”的档案呈送给元首。希特勒让他亲自审问敲诈勒索犯施米特。
这位31岁的罪犯被带进戈林的别墅。1936年12月28日，他因犯有敲诈、模仿警官和许多同性恋行为等数罪并罚被判7年监禁。戈林将军坐在桌子后面，仔细审视了他一番，认为这位黑头发，灰黄色皮肤，眼睛贼溜溜的人具有罪犯的面貌特征。他通过几张照片，施米特一眼就把弗里奇的认了出来。后来，戈林故意吓唬这位被指控的将军说，他的同犯魏因加格纳也在照片上认出了他，这话并不是事实。然而，施米特似乎很相信这一点。
无论如何，这是德国最高统帅部历史上一件最不可能对质的事件的序曲。1938年1月26日晨，德国武装部队副官霍斯巴赫偷偷将指控一事告诉了弗里奇。将军怒气冲冲地来到总理府，要求见希特勒。他在外面一直等到晚上8点30分，才被带进图书馆，希特勒和戈林在这里等着他。
元首马上宣布我犯有同性恋罪……他说，如果我供认不讳，则要求我外出作长途旅行，这样将不了了之。戈林也谈了这个意思。
戈林渴望元首早做决定，便诱骗弗里奇供认。他说，毫无疑问，“这个敲诈者在其他100多件刑事案件中讲了真话。”出乎他的意料，弗里奇否认了上述指控，但没发怒，而且很平静，因为几小时之前，霍斯巴赫已向他泄露此事。在希特勒看来，他总的来说很冷静。希特勒把奥托·施米特的档案拿给他看。弗里奇接过来看了一下，对一项特别的指控目瞪口呆，他的单片眼镜脱落了。
面色苍白的元首，大腹便便的空军将军像一尊大佛那样笑着，一个骨瘦如柴的敲诈犯，身穿借来的极不合体的衣服，手颤抖着指着我，一个普鲁士男爵、四星级将军，笔直地站在那里，单片眼睛已重新戴好。戈林转身到霍斯巴赫上校的餐厅去了，这才打破了僵局。他一面坐进沙发里，一面喘着粗气突然戏剧性地说：“是他！是他！”他掏出一方手帕，揩了揩额头。
这位将军辩称自己无罪。遵照希特勒的指示，第二天，盖世太保军官维尔纳·贝斯特和弗朗茨·约瑟夫·胡伯尔审讯了他。戈林得到了逐字逐句的审讯副本，在希姆莱和胡伯尔的陪同下，不仅亲自审讯了施米特，还审问了魏因格特纳。胡伯尔永远也忘不掉，戈林见到同性恋男妓魏因格特纳时，脸上露出的含有怀疑的蔑视。施米特坚持自己原来的证词，但他的同犯对弗里奇绝非那么肯定。
不久，戈林和司法部长对魏因格特纳进行单独盘问，魏因格特纳再次说他不能保证那位将军曾是他的嫖客。
希姆莱的不安才刚刚开始。盖世太保总部的侦探弗朗茨·冯·胡伯尔在一位同事的案子上瞥见了一没收的银行存折，该存折属于骑兵上尉阿希姆·冯·弗里奇。存折中记录的一笔提款正好与奥托·施米特声称从弗里奇那里勒索的2500马克相吻合。胡伯尔先后向他的上司海德里希和希姆莱作了汇报，但没有报告希特勒和戈林。与此同时，希特勒已屈服于陆军的压力，已任命了一个军人荣誉法庭来审理弗里奇一案，而且毫不留情地在裁决之前已经开始物色新的陆军总司令。
戈林急切地请求同时兼任陆军总司令，和空军总司令，希特勒不假思索就拒绝了他这个请求。继任者的人选最后落到了瓦尔特·冯·布劳茨将军的头上，他是戈林的一个副官的父亲。当然，布劳茨也曾卷入微妙的问题，离婚协议表明，他曾有过几年通奸的历史。但他是唯一能符合希特勒要求的陆军将军。
1938年1月的最后3天，戈林与这位将军及其夫人谈判，她最后提出在同意离婚前，应支付一大笔现金，作安置费用。冷静的希特勒支付了这笔费用，虽然他早就听说从卡琳庄园到埃瓦·布劳恩的一切都要花钱。这个障碍排除后，1938年2月3日下午，他命令冯·弗里奇上将自动辞职。
为了掩盖这起令人作呕的丑闻，希特勒对最高层快速作了一次清洗。几十名将军在阅读《人民观察家报》时得知被解职了。外交部长诺伊拉特由刚愎自用的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接替；目前不起眼地由戈林控制的经济部交给了瓦尔特·冯克，他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地地道道的同性恋者。
为了安抚戈林，希特勒把布隆贝格的旧衔陆军元帅授予了他，这当然不仅仅是安慰，因为从此之后他的军衔比帝国里任何军官都要高。2月5日，希特勒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纵谈近几周所发生的一切，高级将领在他和戈林周围坐成了一个半圆圈。戈林手里拿着陆军元帅的节杖。希特勒对弗里奇之罪详细作了说明，最后才讲了一件真正重要的事情一一他任命自己为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赫尔曼·戈林陆军元帅主持军人荣誉法庭召集的弗里奇一案听证会。雷德、布劳茨和两名法律译审员给他作助手。但他现在的地位与两周前明显不同。他不再为布隆贝格或弗里奇的职位而绞尽脑汁，对审判结果并不感兴趣，真感兴趣的是保护自己的名声。
弗里奇委托一名戈林非常了解的律师吕迪格·冯·德·戈尔茨伯爵来为自己辩护。正巧奥托·施米特也曾声称敲诈过这位律师。经查，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位律师，赫伯特·戈尔茨。这次把身份搞错促使伯爵对指控遇见弗里奇将军搞同性恋的场所的周围地区进行挨家挨户的彻底调查。3月2日，他找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关键人物，退役骑兵上尉阿希姆·冯·弗里奇。这位军官不仅承认施米特敲诈的就是他，而且出示了勒索犯交给他的2500马克收条。签名是“侦探克勒格尔”，同施米特早就承认模仿了他的笔迹一致。到此，本案一目了然。
戈林是弗里奇将军的主要指控人，这一发现可能使他陷入可怕处境。冯·德·戈尔茨伯爵提醒了戈林四年计划国务秘书埃里希·纽曼。纽曼发现主子名声的可怕含义时，脱口而出：“这太糟了！”然而，希特勒立即怀疑这只不过是陆军巧妙地掩盖了事实，他坚持让军人荣誉法庭继续工作，盖世太保强迫奥托·施米特签署了宣誓书，称弗里奇的情况与弗里奇事件不是一回事。
第一次开庭对戈林和希姆莱十分棘手，蒙冤的将军却很坦然。弗里奇本身无罪。3月7日，空军参谋长施普夫将军把“最新调查的弗里奇无罪事实”告诉了米尔希。然而，法庭3月10日在普鲁士部办公大楼重新开庭时，戈林似乎漠不关心。他手持新节杖，昂首走进大楼。弗里奇将军佩戴勋章来到他面前。一名海军上将，一名陆军将军和两名法官在戈林旁边就坐。听证会开始了。
施米特被带了进来，盖世太保的地牢生活使他面色苍白。他顽固地坚持自己编造的证词。即便现在，戈林也不愿轻饶弗里奇将军。
辩护律师要求将敲诈犯从盖世太保监狱转到内政部监狱，使他不受盖世太保的不良影响，戈林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说，这样希姆莱就会认为对他不够信任。
然后，在该案件可以继续审理之前，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他面带两个月前离开生日午宴时所带的微笑，突然站了起来，举起节杖，宣布无限期休庭。
不知什么事突然发生，他宣布：侵害帝国的重大利益的事情发生了。
九
1938年2月15日，希特勒在布隆贝格—一弗里奇丑闻后第一次接见外宾时，重新排列了帝国内部座次。“首先是陆军大元帅戈林，其次是里宾特洛甫，之后是赫斯和诺伊拉特。在戈林看来，新官衔太长。他指示随从说：“告诉部队，只称陆军元帅。”即使这样也要有个习惯过程，罗伯特第二天早晨叫醒他时，戈林听到：“早安，上士先生！”那是一位下士。
里宾特洛甫担任外长给戈林带来的恼怒比人们表面上看到的更强烈。他曾希望自己能得到那个职务，他连续干了一年，好像他已经被任命了，而不应是里宾特洛甫。然而，他很大度地劝告内维尔·亨德森爵士，不要以为里宾特洛甫是个反英派，在德国只有一个人决定外交政策，那就是希特勒本人。
一开始，奥地利问题并不紧迫。布隆贝格曾于1937年6月发布命令，防止汉普士堡王朝在奥地利复辟的可能性，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德国便马上入侵。除此以外，德国武装部队没做其他准备。7月份，希特勒和戈林任命经济学家威廉·凯普勒为驻维也纳代理，从而绕过诺伊拉特和巴本。到1937年底，凯普勒常常报怨奥地利纳粹。8年后，戈林回忆说，“那里的鲁莽之徒把事情弄糟了。”遵照戈林的指示，奥地利纳粹头面人物阿瑟西斯一莫卡尔特博士，开始与库斯尼格政府商谈向在奥地利仍被取缔的纳粹组织让步问题。1938年1月6日，凯普勒报告说会谈陷入僵局，西斯一莫卡尔特和亲德国的国民事务部长埃德蒙·冯·格莱德赫斯特诺将军都在考虑辞职。戈林指示在卡琳庄园的一名秘书给凯普勒打电话，让他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两人辞职，同时戈林派人请来奥地利纳粹头子约瑟夫·利奥波德，向他明确地讲述了自己的意见。
戈林继续库斯尼格政府施加压力，他邀请奥地利邻国南斯拉夫总理访问柏林，精心安排的接待方式与其说是为给贝尔格莱德留下深刻印象，不如说是让维也纳感到担心，戈林和“赫尔曼·戈林团”在车站迎接米兰·斯托雅诺维奇；演出了两场盛装歌剧（观众全部身着礼服），并安排到克鲁普斯和在施克尔文—一布厄的合成油厂参观，所有这一切都使奥地利公使斯蒂芬·陶西芝感到焦急，他不无醋意地向维也纳进行了详细汇报。1月22日，戈林对这位羞怯的奥地利人说，德国如何支付从奥地利进口铁矿石和木材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春季就会得到“解决”—言外之意是，一劳永逸的解决。正好在那天，赫尔曼·戈林接触了布隆贝格新娘的档案。从此，奥地利和德国武装部队丑闻两场危机齐头并进。4天后，即诈骗犯奥托·施米特与冯·弗里奇将军在希特勒图书室相遇的那一天，希特勒给维也纳发了一封电报，告诉巴本，他愿意在1月中旬会见奥地利总理库斯尼格博士。这并不是巧合。凯特尔几天后对道德败坏的下属说，元首想分散对德国武装部队丑闻的注意力。
戈林不赞同希特勒与库斯尼格会谈的计划。他知道，这又是一次浪费时间的协议。库斯尼格博士2月12日在会晤希特勒时，戈林故意躲得远远的，只派了他的奥地利“艺术专家”米尔曼前往巴伐利亚别墅，随时向他报告情况的进展。希特勒向戈林夸口说，与库斯尼格共进午餐时，他把两名长相“最凶”的将军于果·施佩尔和沃尔泽·冯·赖歇瑙叫来，让他们大谈德国空军及最新式轰炸机。然后他告诉奥地利客人，拆除“你们在我们边境上筑起的愚蠢的小路障”，否则，他将派德国工兵来完成这项任务。中间，库斯尼格听到他专横地叫来凯特尔将军，暗示他将动用武力。
希特勒要求签署附加协议，库斯尼格没有反对，附加协议使德国在奥地利经济和内部事务上拥有更大的影响。3天后，奥地利政府正式批准了《贝格霍夫协议》。当晚希特勒在柏林为外交使团举行的招待会上，戈林特别热情地与奥地利的陶西芝握了握手，说：“德国于奥地利历史上的新时代开始了。”
3个多星期的时间里，希特勒遵守他和奥地利签订的
贝格霍夫协议2月20日，在德国国会的讲话中，希特勒称赞库斯尼格的政治家风度，再次表示德国将遵循1936年7月签订的协议。第二天，凯普勒向戈林报告，奥地利纳粹煽动分子约瑟夫·利奥波德上尉计划搞新的暴动，他和希特勒派人把他叫来，在没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就把他开除了。3月8日，戈林给他的门徒吉多·施米特写了一封信，说他对贝格霍夫协议抱有“很大希望”，并祝贺施米特出任维也纳外长，这是发生事件前戈林心境的最后证据。几年后发现这封信并没有寄出，仍在戈林的桌子里。之所以没寄出是因为3月9日，库斯尼格博士突然宣布4天内在奥地利举行公民投票，重新确立奥地利的独立，这使柏林非常惊讶。
希特勒对冯·布洛少校说，他几乎可以预计到库斯尼格迟早会走错一步，现在他真的这样做了。他给戈林打了电话，给不在身边的将军发了电报。与此同时库斯尼格对自己的轻率感到不安，他指示驻罗马武官问那里的法西斯政府，如德国入侵奥地利，它会怎么做？墨索里尼的回答令人欣慰，他相信德国决不会这样做，“戈林这样对我说的！”他自信地说。
1938年3月10日上午，部长、将军和身着褐色制服的党的领导人在总理府济济一堂。凯特尔将军已派人查找奥托案件的档案。希特勒召来不太热心的总参谋长路德维格·贝格将军，在5分钟的谈话里，他命令12日准备两个军入侵奥地利。下午5点，米尔希返回柏林，并和戈林及斯顿夫直接去参加作战会议。里宾特洛甫的国务秘书冯·魏茨泽克男爵建议，入侵宜打着合法的幌子，让奥地利政府“请求”德国部队前去“恢复秩序”。戈林一开始并没意识到这一招有什么作用。他对希特勒说，“我们不需要这样！无论如何，我们都要进入奥地利，不管有什么困难。”
3月11日，星期五，大规模进攻的前一天，戈林成了
柏林最忙的人上午10点，他和布劳茨、贝克、米尔希进一步召开了军事会议。他肥大的身躯挤进总理府的一个电话间，开始对他远在700英里之外的维也纳的代理人发布命令。他派凯普勒送去经他挑选的由奥地利人组成的西斯一莫卡尔特第一份内阁名单。其中有厄恩斯特·卡顿布伦纳，一个34岁的律师，脸上有两块伤疤，说话温和，由他领导秘密警察；奥地利空军军官亚历山大。洛尔少校，负责防卫；汉斯。菲会伯克律师负责贸易和工业及保拉。戈林的丈夫弗朗茨·休伯掌管司法和外交。
库斯尼格故意拖延时间。给库斯尼格规定辞职的最后期限是下午5点30分。
戈林很没耐心，几次通话时，维也纳都给打断了。时钟滴滴答答的转到他规定的最后期限。戈林把最后期限又延迟了两小时。从前被取缔的奥地利冲锋队和党卫军部队现在身着制服，耀武扬威地在维也纳大街上巡逻。戈林命令格洛布茨尼格解除国家报刊负责人的职务，要由“我们的人”来接替。他明确地说明了新部长的人选，“司法部，坦率地说，你知道谁接管。”
格洛布茨尼格：我明白，我明白！
戈林：好，说说是谁？
格洛布茨尼格：你的姐夫，对吗？
戈林：没错。
5点30分，他接到西斯一莫卡尔特的人从维也纳政府会议室打来的电话。他听得出，当他们意识到他确实准备入侵时，他们声音有点颤抖。他对西斯一莫卡尔特大喊大叫，要他马上和德国武官沃尔夫冈·穆夫将军一起去总统府，“如果对我们的要求不接受，今晚我们就入侵，奥地利就会结束！……告诉他，我们不是威吓。如果米克拉斯4小时之内还不明白，那就告诉他我们会在4分钟之内让他明白。”他啪地一声把电话挂上，坐下来继续等。
那天晚上，他举办冬季舞会。他发现奥地利公使及其武官托辞没来，但1000多客人已经聚集在装饰华丽的飞行员大楼。空军乐队高奏乐曲，柏林的体面人物在地板上跳着华尔兹。在最后向10万部队和数百名空军飞行员发布命令后，不时地有穿特殊制服的人溜进溜出，传递消息和电报。
意大利是一大变数。面色忧郁的意大利外交家乱糟糟地聚在一起，嘴巴紧闭，一言不发。白天，希特勒和戈林一起给贝尼托·墨索里尼起草了一封信，为他们即将在奥地利采取的行动辩护。戈林派他的朋友菲力普王子带着他给罗马人的书信前往意大利。
戈林在总理府等候维也纳和罗马的消息。7点30分的最后期限到了。就在8点钟之前，西斯一莫卡尔特又打来电话：库斯尼格仅仅“引退”，留下一切事情都悬而未决。
8点30分，希特勒正式下达执行命令。舞会上，一种无形的紧张像乐队队员的鼓皮那样紧绷着，戈林回到舞场，紧张气氛马上笼罩了整个大厅。他把米尔希将军拉到一边，低声说，“我们拂晓时进入。”
这已经不是秘密。交头接耳和其他方式已将它传遍了舞场。戈林向马什姆·吉斯特拉蒂保证，德军不会向因斯布鲁克以南推进，这位外交官反应很冷淡，然后表面的紧张随着好消息的到来有些缓和。晚上8点40分，威廉·凯普勒从维也纳打来电话说，米克拉斯命令奥地利军队停止抵抗。当普鲁士歌剧院芭蕾舞团在台上翩翩起舞时，坐在贵宾桌中间的戈林从节目单上撕下一页纸，用铅笔给内维尔·亨德森爵士写了一个便条：
乐曲一结束，我要跟你谈一谈，把所有的事情都向你解释一下。
他们在戈林的私人房间里见面。这位英国大使说：“即使库斯尼格做法鲁莽，德国也没有理由入侵。”
两小时后，墨索里尼对希特勒行动表示赞同。他坦率地对菲力普王子说，当库斯尼格一作出决定公民投票的
蠢事时，他就把奥地利划掉了。
希特勒向戈林祝贺说：“我一直清楚，我们可以信任墨索里尼。这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刻。我从未怀疑过他的伟大。”
由于三面被虎视眈眈的德国部队包围，捷克斯洛伐克才意识到，它未来的战略地位已不复存在。晚上11点，捷克部长维伊泰克·马斯特尼匆忙拜会戈林，献上了一大堆恭维话。这位陆军元帅站起来，一本正经地说，布拉格没必要担心。马斯特尼把戈林的保证报告了捷克总统爱德华·贝尼斯博士，总统方面保证不调动捷克军队。午夜，戈林听了之后说，“好。因为元首到别的地方作短暂逗留，他将最高指挥权力授予了我，我现在可以正式重复我的话。”
凌晨2点30分，戈林听说希姆莱已飞往奥地利，便让手下的一个得力助手给维也纳精疲力尽的西斯一莫卡尔特传达紧急电话指示：“戈林要你马上接管他们的监听机构，明白吗？”戈林不想让希姆莱在这些地方碍手碍脚。
天一亮，300架德国空军运输机就开始往奥地利运送部队。戈林有生以来第一次代理国家首脑，心满意足地品味权力的滋味。他给马斯特尼打了电话，这一次是允诺德国军队不会进入离捷克边界10英里的地方。他派人去把陶西芝找来，傲慢地说，昨天晚上的舞会没见到他。
这位奥地利公使问：“元首在哪儿？”
“他走了，”戈林咆哮说，“他到20年来不允许他去的地方，拜谒他在奥地利的父母陵墓去了。”
戈林现在的模糊计划是米克拉斯总统下台，通过投票希特勒当选奥地利总统。3月12日中午，他派米尔希带着特殊使命去向总统保证，如果他退休，德国会尊重他领取退休金的权利。他前天还笑着说，“有14个孩子要抚养，你不可能太随便。”
晚上，他回到卡琳庄园，打开收音机，收听来自世界各地的评论。毫无疑问，他对自己为元首所做的一切感到骄傲。希特勒的汽车在欢呼雀跃的人群中间，缓缓开向第一个大城镇林茨，沿途受到了奥地利总统般的欢迎，游行队伍抛撒彩带。歇斯底里的奥地利人成群结队围住汽车，往路中抛撒鲜花。“人们高兴得痛哭流涕。”戈林对一名客人说：“场面不同寻常，连我们的人都不禁泪水横流……除了几个惊慌失措的犹太人和其他有罪者，每个人都有一种愉悦。”
人们很快通过广播听到了希特勒本人的声音，从林茨一个阳台上播出的，约50万奥地利人聚集在下面的广场上。戈林听到天才演说家希特勒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几小时后，电话铃响了，是希特勒打来的，仍然激动得很难说出话来。“戈林”，他说，“你很难想像，我完全忘记了我的国家有多美了。”
第二天早晨，陆军元帅满面春风地对里宾特洛甫说：
是的昨天晚上，元首给我打电话时，已进入了角色。”
当然，也有许多奥地利人不欢迎随着花环和狂喜而来的新秩序。奥地利共产党人开始抵抗。因为被库斯尼格放的2万名民族主义者涌回国内，急于复仇，在头24小时之内就有2万5千名维也纳犹太人跨过边界，进入波兰。菲力普王子在电话上向戈林建议：“我们只能开放边境。这样，我们可以赶走那些贱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