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曼·戈林的全名是赫尔曼·威廉·戈林，1893年1月12日生于巴伐利亚。他曾是元首选定的接班人，曾经担任过富有传奇色彩的里希特霍芬中队的最后一任指挥官、冲锋队队长、德国空军司令、德国国会议长、普鲁士总理、普鲁士州议会议长、帝国森林和猎场监管人、四年计划的元首特别专员、国防委员会主席、大日耳曼帝国元帅、科研委员会主席。除了这些官衔和名称外，他还是盖世太保和集中营的设计师，以他自己名字命名的庞大的实业集团的缔造者。
他的父亲是一位傲慢的德国殖民官，母亲是个普通的农家姑娘，教父是犹太人。他的父母1885年5月在伦敦结婚。当时戈林的父亲56岁的海因里希·厄恩斯特·戈林博士是第二次结婚。戈林的母亲弗兰齐斯卡（范妮）·蒂芬布鲁恩是位天主教徒，为人坦率，喜欢调情，比他小20岁，这是她的第一次婚嫁。戈林博士是位异教徒，严肃、爱唠叨。像其父亲威廉一样，曾当过法官。他第一次结婚生了5个子女，第二次结婚范妮又生了5个，赫尔曼是她的第二个儿子。
奥托·冯·俾斯麦王子统治时，海因里希成了一名殖民地总督。1884年，铁血首相使德国进入了一个短暂的在非洲、中国北部和南太平洋殖民的时期。俾斯麦派戈林博士先到伦敦考察殖民帝国的问题，然后到德属西南非洲
今纳米比亚任常驻公使，即总督。他把这块矿藏丰富、风景优美的殖民地变成了商贾云集的场所，直到今天在讲德语的首都温德和克还有一条戈林街。在那里他和大英帝国的先驱塞西尔·罗得斯建立了友谊，后来和范妮一起赴疾病肆虐的前法国殖民地海地担任总领事。1885年，范妮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卡尔·厄恩斯特，后来又生了两个女儿：奥尔加和保拉，回巴伐利亚之前怀上了赫尔曼。
1893年1月，戈林在罗森海姆的马林巴德温泉疗养院降临人世。6周后，他的母亲把他托付给纽伦堡附近菲尔特的一位朋友照料，自己回加勒比海。这位名叫弗劳·格拉夫的朋友有两个女儿，厄纳和范妮，大约比赫尔曼大3岁。
1895年3月，弟弟阿尔贝特在罗森海姆出生。阿尔贝特一直是个败家子。他成了一位热力学工程师，在纳粹掌权时与赫尔曼的关系不好，不得不移居奥地利，在那里申请了公民资格，希望这样能给他和专横跋扈的哥哥之间建立一道安全疆界。
1896年，赫尔曼的父亲辞去政府职务，全家移居柏林。他当时才3岁，只依稀记得在柏林市郊弗里德瑙的愉快生活。姐姐们娇惯他，父亲把他当成了掌上明珠，非常溺爱他；赫尔曼对这位老绅士与其说爱，不如说尊敬一一他们之间有60年的距离，父亲的年龄足以当同伴们祖父。
随着年龄的增加，赫尔曼注意到了其他事情。在非洲，老戈林和肥胖、黑发的医生赫尔曼·冯·埃普施泰因交了朋友，范妮第一次分娩时是他接生的。他很可能是按这个奥地利犹太人的名字取名赫尔曼的，并作了戈林全部子女的教父，可能还给年幼的赫尔曼的个性留下了并不都是好的印象一一比如，奉行拜金主义轻视道德。
但是给戈林的童年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埃普施泰因在纽伦堡附近乡村弗兰科尼亚的一个城堡—一费尔登施泰因城堡。该城堡是戈林童年浪漫的乐土。毫无疑问，埃普施泰因把它提供给戈林一家使用是出于对年事已高的前殖民总督戈林博士的感激之情，老戈林年轻的妻子做了这位军医的情妇这件事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这种奇怪的三角关系持续了15年之久。
戈林逐渐长大成人，他意识到他的教父埃普施泰因把城堡靠近范妮·戈林卧室的24间最好房屋留作自用不是没有偷情方面原因的。母亲的卧室舒适、专用，从不允许父亲涉足，父亲只能住在底层很寒酸的房子里。
5岁时，父亲送给他一套轻骑兵服装。每当父亲的军界朋友们到城堡做客，赫尔曼晚上就要在卧室玩他们的帽子和剑。他总想像自己手持剑盾，骑马比武，参军征战，凯旋而归一一最后总是凯旋而归。
他是个健壮的孩子，只患过扁桃体炎和猩红热。青年时期得了关节炎，但1923年腹股沟受伤后消失，再也没有犯过。他的教育以父母家庭教育开始，1898年在菲尔特继续接受教育，离开菲尔特之后，请了一位女家庭教师教他读书。1905年他打点行装，到安斯巴赫的寄宿学校读书，在那里忍受了3年枯燥乏味的校园生活，然后又逃学回到费尔登施泰因。学校给他留下的唯一持久的遗产是持久的对知识的厌恶，正是由于这一点他才说出了这样尖刻的俏皮话：“一听到文化这个字眼，我就伸手摸我的白朗宁
枪）。
长大后，父亲把他送到卡尔斯鲁厄的一所德国士官学校时，他开始变了。他像一颗凋零的植物移到窗前那样焕发了生机。他穿着笔挺的制服。当他去看望在附近进修学校读书的姐姐格拉夫和保拉时，他脚跟一靠，向女校长献上了鲜花，他邀请姑娘们到附近一家糕点商店，但发现自己身上没有钱。
1910年赫尔曼·戈林来到柏林郊外的大利希特菲尔德军事学院进修，这是德国的西点军校。他尽情享受普鲁士军官的新生活，想像着自己雄赳赳的胸脯上挂满军功章，便甘心情愿地穿训练紧身服，这是他为得到他所贪欲的东西一一操纵别人命运的权力而付出的代价。
1911年3月，他顺利地通过了最后阶段的考察。虽然和教理论课的文职教官关系不好，但他和军事教官非常融洽，得了232分（他后来这样说），高出必修分数100分，是学校历史上的最高成绩。1911年3月13日，学校44岁的队长给赫尔曼自豪的父亲签署了这样的成绩报告单：
谨奉告阁下，祝贺令郎赫尔曼最近以优异成绩通过了少尉考试。
里查德·冯·凯泽男爵
考试完之后，戈林和伙伴们一起到意大利观光旅游。他在灰色的四开笔记本里认真做了日记，并附以艺术和建筑明信片进行说明。他们几人4月1日抵达米兰。赫尔曼对教堂牧师索要小费感到好笑，他找到了达·芬奇的《最后的晚夕》（“它修复得不错”，18岁的戈林记载道，“但它已失去了原有的风采”）。他还对米兰的要塞特点作了评论。第二天，当他凝神观看城里其他名家如鲁本斯、拉斐尔、蒂蒂安和贝里尼的杰作时，他第一次产生了艺术鉴赏的念头，30年后他成了世界上最有眼力的艺术收藏家之
他们一幅又一幅地看了两个小时的绘画流连忘返。展出的还有许多优秀作品和几件雕塑。中午，他们再次来到教堂前，观看昨天没来得及看的雄伟壮观的金属大门。
他们乘火车穿过伦巴第低地，来到了另一个城市：维罗纳。
1911年4月3日（星期天），经过诺瓦海关时，我们的行李接受了仔细的检查。他们认为任何一位带照相机来的人都是间谍。我们首先去了著名的古罗马竞技场，印象很深。这些巨大的古柱，这些随时都好像要倒塌的巨墙，这个令人生畏的圆形竞技场—所有这些都是伟大罗马时代的活生生的证明。
在一家德国饭馆，我们要了慕尼黑勒文布劳啤酒，然后于晚上10点上床休息。我们好长时间没有睡着，因为在我们下榻的旅馆外面许多男男女女在大声争吵，这是典型的意大利式的争吵。
这本年轻时写的日记现收藏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美军档案馆里。戈林4个月后在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登山度假时写的一本日记，现在纽约一个私人收藏家手里。
1912年3月，充满幻想、健康勇敢、罗曼蒂克的赫尔曼·戈林被征召入步兵部队任少尉。他留在大利希特菲尔德军事学院，于1913年12月通过了军官考核。他在履历表上填写说，业余时间喜欢到阿布塞姆机场观看飞机验收飞行，他指出“我一直梦想飞上蓝天。”
1914年1月20日，他到团里工作。“如果爆发战争，”赫尔曼·戈林中尉向姐姐们保证，“你们放心我一定会为我们的戈林家族争光。”
1914年8月他在驻防法国边界附近的米尔豪森的112巴登团任初级陆军军官。这个防区很平静，作为排长，他只在孚日、塞海姆和洛林漫不经心地参加过战斗，后来作为营副官参加过纳尼一埃普诺尔和弗里雷战斗。他获得了二级铁十字勋章。但参加战争才5周，他便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9月23日从蒂亚库尔撤到梅斯。他从这里被送往后方，在德国南部的一家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这种似乎不太光彩的开端改变了他的生活。在弗赖堡休养时，他和布鲁诺·勒歇泽建立了友谊。勒歇泽是位勇猛的年轻陆军中尉，正在接受飞行训练。勒歇泽谈起飞行的事，又重新唤起了戈林对飞行的兴趣。虽没被批准参加观测员训练，但戈林还是和勒歇泽一起到了达姆施塔特，开始进行观测员飞行训练。10月14日他被正式分配到达姆施塔特的第三空军预备队接受观测员训练。从1915年2月中旬起，勒歇泽和戈林一直飞一架编号为B990的阿尔巴特罗斯飞机，他们在特里尔挑选了航空照相仪器，戈林参加了无线电和摩尔斯电码速成班。
报告执行任务情况是他们与高级官员见面的绝好机会。赫尔曼的相册里珍藏着霍亨索伦王子和他在武齐耶机场的合影，冯·克诺贝尔斯多夫将军与勒歇泽及他本人的合影，及访问显贵的其他照片。2月的最后两天，戈林中尉把侦察报告“亲自”送到旅、军指挥部。两位无畏的飞行员在科特德塔危险的装甲炮群上空进行了非常重要的侦察飞行。3月25日，德皇召见他们，当时任第五军统帅的王储亲自给他们颁发了一级铁十字勋章。
戈林成了皇家圈里的常客。他进来时，所有的人都把目光投向这位英俊、宽肩、方下颚，有一双目光犀利的蓝眼睛的年轻人。他胜任本职工作，优秀的侦察照片足以证明。凡尔登法军的机库、敌人绵延不断的战壕迷阵、坑道雷爆炸后留下的巨大弹坑等照片都很清晰。6月3日，当敌机轰炸斯特奈的指挥部时，勒歇泽和戈林驾驶150马力的阿尔巴特罗斯，在没有武装的情况下设法迫降了一驾轰炸机。
1915年6月底，戈林被派往弗赖堡的飞行训练学校（他第一次认识了勒歇泽的地方）19月中旬回到第五军。10月3日，他作为战斗机飞行员进行了第一次140分钟的作战飞行，他在然后的报告中若无其事地写道，他“先后击落了7架法国飞机，’o
1915年11月16日，戈林第一次真正“歼灭”了敌人，在塔于尔击落了一架法尔芒飞机。3个月后，王储亲率第五军大规模进攻凡尔登时，他驾驶一架300马力的G499号大型战斗机。这架战斗机速度快、载弹量大、能迅速升高。3月14日他驾驶这架飞机击落了一架法国轰炸机。他的观测员的作战报告称：
与3架大型法国军用飞机科德尼空中格斗。15分钟后，击落了其中一架……这架飞机左侧发动机着火，急剧滑向法国防区，戈林中尉紧追不舍；我们设法把它迫降在我们的防区后面（豪蒙森林的东南部）。我们在150英尺的上空盘旋，直至他们被俘……他们的飞机十几处受伤。飞行人员，一名军官和一名上士均未受伤。
1916年6月20日，又给了他一架新的哈尔贝施塔特飞机，机号D115。在斯特奈机场，他很舒服。他的影集里有他坐在设备完善的写字台前和梳妆台前的照片。但从7月9日开始，他调到梅斯机场，这是第三军防区。6天后，一份典型的作战报告记述了他执行4次任务的情况：在科特克莱尔上空的一场混战当中，他向一架瓦赞敌机连射5发子弹，打死了观测员，敌机钻进云层，再也没有出现。后来他的战绩越来越显赫，虽然有些不能全归功于他。
此后的3个月里，戈林进行了一连串的调动—一先回25空军野战分队，然后又到梅斯的战斗机中队，3周后，即9月28日到第七战斗机中队。战事停滞时，他心里很烦，便要求调到第五战斗机中队：王储同意了。10月20日，戈林再次和好朋友勒歇泽一起调走。在这里他主要为轰炸机护航直到1916年11月2日遇上倒霉事。他和一英国汉德利一佩奇轰炸机交战，由于粗心大意没有意识到它为了防止战斗机的攻击必须有强大的高空掩护。戈林臂部挨了一颗机关枪子弹，他千方百计设法把受伤的飞机开回自己的防区，飞机降落在一座墓地里。
他在瓦朗谢讷、波鸿和慕尼黑等3个医院里住了4个月，于1917年2月中旬被分配到上阿尔萨斯的布鲁诺·勒歇泽第二十六战斗机中队当战斗机飞行员。10天后，即3月16日，戈林写了这样一份战斗报告：
1917年3月16日我驾驶阿尔巴特罗斯III型D2049号起飞，勒歇泽中尉负责驱逐任务。大约4点30分，我发现3架尼厄波尔飞机在进攻两架我军双翼飞机。我立即向最近的敌机靠拢，突然向它打了几发子弹。后来我又进攻第二架敌机，它突然降低高度，低空飞行。
4月23日他击落了4架英国双翼飞机中的一架，看到它冒着烟坠向阿拉斯东北。5天后，他报告了在圣康坦上空与6架索普威思飞机的一场混战：他发射了370发子弹，心满意足地看到一名英国飞行员失去控制旋转着坠入德军阵地。
29日，戈林击落一架尼厄波尔，看着它坠毁，后来听说英国飞行员弗莱彻中尉腿部中弹，但幸存下来了。那天晚上他报告说：“我在300英尺高度攻击一架贝海恩飞机时，另一架单座敌机受到一架阿尔巴特罗斯追逐，突然向我猛扑过来，发动了短暂的进攻，打掉了我的方向舵……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没有方向舵，我照样用双手飞行得很好。”从这些枯燥的报告中人们可以领略到当时空战的一些风格特点。
5月17日，他担任第27飞行中队指挥官，和勒歇泽使用伊珀尔附近伊塞海姆的同一个机场。因为阿拉斯和佛兰德地区残酷和血腥的战争旷日持久，飞行员内部的敌意越来越强烈：
1917年6月8日，攻击一架从高空与我交战的尼厄波尔。开始我进行追击。在长时间的决斗中，对方飞行员渐渐稳住了神，开始进攻我。最后我迫使他在穆尔斯塔特降落，但他失去控制，着了火。整个第八战斗机中队或在空中或在地面都看到了这场空中格斗，因此……任何其它飞机
是不可能抢功的……发射了500发子弹。
这次胜利归功于他，而不是别人。7月7日，他进攻一架斯巴德，由于热油喷到脸上，一下看不见了目标，后来他相信自己看见这架飞机在伊珀尔西部坠毁了，但他没能得到这份功劳。9天后，他攻击一个单座索普威思巡逻机队，在第二个回合中击落了其中的一架：
我紧接着对付第二架敌机，迫使它降低到约600英尺的高度，但我的引擎中了弹，突然开始空转。从仪表上看引擎刚空转，我的飞机马上旋转起来。我把飞机降到我们的第三道战壕防线后面，高兴得要命。第二架敌机就这样逃之夭夭了……
〔签名〕戈林
24日他在帕申代尔击落了一架马丁希德飞机，他的功劳又一次得到了承认。这是他击落的第十架飞机。8月5日，他击落了第十一架，这是一架索普威思：
晚上8点15分，我们中队集体攻击9架单座敌机。它们全是高速双翼飞机。我向领头的敌机冲去……接近到约150英尺时开火。突然这架飞机里喷出了火焰和浓烟，敌机盘旋着坠入浓云。我紧跟着也钻进云中，但在云下面没能找着他，因为下面烟雾迷漫，混沌一片。我清楚地看到飞
机着火了。发射了260发子弹。
〔签名〕戈林
戈林的细腰飞行服上仍没有普鲁士最高荣誉—一蓝色珐琅的功勋十字奖章“蓝色马克斯”，他非常痛苦，虽然他已经成为一名战斗机优秀飞机员，他离“名次表”还差得很远。1917年11月1日，最高的王牌飞行员是“红男爵”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共歼灭敌机61架。戈林和勒歇泽各击落15架敌机，他们的朋友埃内斯特·乌德特少一架排在后面。30年后，勒歇泽对将军同行们窃笑说，他的伙伴戈林中尉谎报战绩。勒歇泽声称戈林要他也“这样做，不然，我们永远领先不了”。
1918年2月，他因患喉炎在医院住了几周。他不在时，德国开始把战斗机小分队合并成较大的建制，4个中队合成一个空军联合中队。冯·里希特霍芬领导第一联合中队，勒歇泽领导第二联合中队，戈林心中非常不满，1918年6月2日，他终于得到了德皇功勋勋章，这种妒火才略有敛息。
4月21日，里希特霍芬被击落丧生，但并没任命戈林作他的接班人。他此时已击落18架敌机。6月5日，他在维莱附近击落一架双翼飞机。4天后，他驾驶一架白色发动机整流罩和白色机尾的福克飞机，向一架鬼鬼祟祟地在前线低空盘旋的斯巴德发射了200发子弹—一“他像一块岩石一样从1300英尺高空直落而下，掉在我们前线后面，科罗伊南面马蹄林的西北角。我在坠毁现场上空盘旋了几周。”
这是第二十架。6月17日，他在昂布勒内附近又击落一架斯巴德。
几天后，里希特霍芬的接班人也命丧黄泉。7月14日检阅部队时，中队副官卡尔·博登沙茨中尉正式将象征这支著名战斗机部队指挥权的木杖交给了赫尔曼·戈林。接任的当天，戈林在直射距离内向一架法国科德隆飞机射击，但发现子弹从防弹钢板上反弹回来了。16日，另一架斯巴德被他击中后在班德里附近的森林坠毁，戈林声称这是第二十二次胜利。然后—可能由于预见到在他今后的生涯中，多姿多彩的生活将变得枯燥呆板一一戈林奖励了自己10天假，任命曼弗雷德的弟弟洛塔尔·冯·里希特霍芬担任临时指挥，然后外出度假。
一战结束时，这些德国飞行员的士气很高。戈林中尉拒不将装备移交战胜国。他不顾停火协议，把飞机转移到达姆施塔特，把他的人员转业到阿沙芬堡的一个造纸厂。在该镇啤酒馆举行的告别集会上，他以连自己都感到惊讶的口才谈到了德国的未来。他发誓，“我们的时代还会再来！”
他对前途并无把握。他和战斗机王牌飞行员埃斯特·乌德特在柏林呆了一段时间，然后回到慕尼黑和守寡的母亲范妮·戈林团聚。英国空军军官弗兰克·博蒙特负责当地停火协议的实施工作。幸运的是，这位军官被击落时，戈林保证他得到了比通常骑士做法更好的照料，现在，博蒙特以种种方式恩恩相报，这才使他成功地完成了从战争到和平时代的转变。
他看到慕尼黑没有的前途之后，便到斯堪的纳维亚寻找机会。福克公司邀请他在丹麦给他们最新式的飞机作示范表演，戈林同意了，条件是他能留下这架飞机作报酬。1919年春，丹麦政府请他推荐丹麦军队买哪种飞机好。作为里希特霍芬中队的最后一任指挥官，他的威信很高，但他现在的生活毫无目的。他和前里希特霍芬中队的4名飞行员作了特技飞行表演。还有一次，他在欧登塞上空作了两天的特技表演，阿谀奉承的丹麦飞行员付给他2500克朗报酬，谢礼饮料给他壮了胆，那天晚上，他把大饭店放在客人房间外面的鞋子全换了个，用手推车推着几位年轻姑娘在街上大声歌唱；他的担保人最后不得不把他从当地警察局领回来。
1919年夏，他从丹麦飞往瑞典。他在马尔姆斯莱特卖掉了福克飞机，加盟了刚成立不久的瑞典航空公司。合资者卡尔·利涅尔喜欢聘用有丰富飞行经验的退伍军人。一份1919年8月2日签发的瑞典民用客机驾驶证很快就成了戈林珍藏的财产。
对他来说仅仅中尉是不够的，他很快就了解到在社交中即使上尉地位也还不够。1920年2月13日，他从斯德哥尔摩写信，申请以他所希望的上尉军衔转业，并允许他穿空军军服。他说如能满足他的这项请求，他甘愿放弃自己的抚恤金和伤残津贴。12天之后，他给团里写信解释说，
尽快批准我转业的申请寸我人生的下一站极其重要。”4月12日他又写了一封信，再次提出宁愿牺牲抚恤权，这次他解释说上尉军衔“对我的平民生涯有相当大的作用”。
两个月后，部队批准了他的请求。
因此，赫尔曼·戈林上尉，著名的德国飞行员，荣获功勋勋章的战斗英雄，好像要在瑞典度过余生了。他买了浪沙伊特的瑞典语字典，开始学习瑞典语。
他仪表堂堂，一表人才，且彬彬有礼，在瑞典社交界是个让人着迷的人。1920年2月20日这天晚上，年轻富有的瑞典探险家埃里克·冯·罗森伯爵包租戈林的飞机飞往他的城堡罗克尔斯塔特。经过在暴风雪中的颠簸飞行之后，戈林很熟练地把飞机降落在城堡附近一个冰湖上，并接受伯爵的邀请，在那里过夜。他一直喜欢城堡。赫尔曼和埃里克手里拿着白兰地，在这座巨大的建筑里到处溜达，他在一个大录制熊前停了下来，这头野兽身上凹凸不平，僵硬地把爪子伸向用矛刺死它的北欧人。巧合的是，有几个形图案装点在城堡里。形图案在鼓吹纳粹欧洲的游行中还没有出现在旗帜和臂章上，赫尔曼以前从没有见过；埃里克伯爵在哥得兰岛的有神秘符号的石头上发现了这些形图案，便把这种并无歹意、北欧人象征太阳从所有地方升起的图案带到了罗克尔斯塔特，雕刻在壁炉前面、铁薪架上和底层狩猎小屋里的一面墙上。
正当戈林对此图案百思不解时，一阵瑟瑟声引起了他的注意，一位漂亮的褐发女郎向他款款走来。她就是卡琳·冯·福克女伯爵；她姐姐是埃里克的妻子。卡琳光彩照人，圆圆的脸蛋，性情温和，时年31岁。她父亲是一位瑞典军官，母亲是爱尔兰人。总的说来，她厌倦生活，尤其厌烦军官丈夫尼尔斯·冯·坎楚。她希望冒险，对罗曼史求之若渴。最近戈林就一架飞机失事发表了评论，2周前《瑞典日报》就此发表了一篇特别醒目的对戈林采访记。可能她和埃里克谈过之后共同安排了这位飞行员被迫在城堡的逗留。
不论会晤的初衷是什么，戈林深深爱上了卡琳·冯·福克。她差不多比戈林大5岁。她不同于他见过的任何女人。她领他参观了城堡后面家庭私有的埃德尔韦斯教团小教堂，赫尔曼发现了在她身上有一种从自己母亲那里得不到的母亲情感。第二天早晨飞回斯德哥尔摩之前，他在来客登记簿上写：“冯、里希特霍芬男爵联合战斗机中队指挥官赫尔曼·戈林，1920年2月21日。”
后来，他写了下面一段感情真挚的文字，这在他的其他文章中并不多见：
我从心里感谢你让我在埃德尔威斯教堂度过的美好时光。你很难想像在这种美妙的氛围里我是怎样一种幸福的感觉。它是那样安静、那样可爱，我忘却了世上的一切嘈杂和一切忧虑，好像置身于另一个世界……我就像一位游泳者在孤岛上休息，养精蓄锐，以便重新跳进汹涌澎湃的生活浪涛之中……
她姐姐莉莉嫁给了一名德国军官（已战死沙场），现在，卡琳决定和尼尔斯离婚，也嫁给一名德国军官。
除了周末和卡琳在斯德哥尔摩或在城堡幽会，戈林仍过着为瑞典航空公司开出租飞机的单调生活。
与此同时，他和有夫之妇的瑞典女伯爵之间的风流韵事在这座保守的城市成了公开的丑闻。如果当时真有什么东西可以净化这种丑闻的话，那就是他们彼此爱慕的感情深渊。只是他们的两地书在美国面世，一切才变得清清楚楚。（1944年2月，在“卡琳庄园”防空洞空酒箱里藏了极其珍贵的文件，从残存的货物清单中可以看出，这些文件中有卡琳给他的密信及他的日记。1945年在贝希特斯加登他的专列上被掠走的收藏品中就有部分密信和日记。）卡琳在给他的信中暗示，她和到处流动的德国飞行员之间的私通引起了父母越来越强烈的反对。直到她离开人世时，她的父亲还不肯原谅她。
1920年夏，赫尔曼和卡琳去德国旅行（尼尔斯不在，他在法兰西圣西尔军事学院学习）。赫尔曼的兄长卡尔·恩斯特在慕尼黑火车站迎接他们。然后他们在巴伐利亚山脉深处的拜里施采尔度过了几周田园诗般的浪漫生活。从照片上看她穿着农民服装，比年轻的戈林还要高，背景是巴伐利亚山脉和牧场。
当婚姻瓦解的时候，尼尔斯·冯·坎楚表现出了超人的坚忍，甚至卡琳本不可能得到的宽宏。他给岳父母写信说，他仍然爱她。8月4日，他们在柏林短暂相会时，她向他保证她生活里不可以没有母亲、丈夫和小托马斯，但回到瑞典后，她在这个名单上又加了赫尔曼，并明确表示她要求年轻的德国情人来和她一起生活，尽管这样意味着将失去丈夫。她难以理解的伤心是在家庭崩溃时，尼尔斯不允许她把托马斯和在凯拉韦根5号共同拥有的财产带走。
1920年12月20日，她在上述地址给戈林写信，感谢他从怕林和慕尼黑给她发来的两封信和电报：
亲爱的！你确实没必要为我担心。尼尔斯对我很好，没人生我的气。你是我唯一永远所爱的人，我越来越感到我是多么深深地、热情地、真挚地爱着你。我一刻也忘不了你。托马斯是我的慰藉。他很甜、很可爱，深深地爱着我。他长大了，每次见到我都笑哈哈的，都要吻我。今天是他在学校的最后一天，他每门功课都得了最高分。他非常高兴，眼里滚动着两颗甜蜜的泪珠！
第二天，她写得更多，哀叹尼尔斯和她自己的家庭从不让她独处——“尼尔斯总想和我谈谈，虽然事实上他很恳切，很友善，但我仍烦得要死！”她接着写道：
亲爱的，哦，我多想你啊！……此外，尼尔斯仍不给我一分钱。多神经质啊！他知道我一无所有。今天我告诉他，“你必须给我点钱，我要给妈妈和姐妹们买点圣诞礼物。”
“不，卡琳，亲爱的，”他说，“没关系，我会给你的亲友买礼品的！”
“你听说过这么愚蠢的话吗？……他这样无知，简直是个恶棍，但同时又像个天使或小孩子。我很紧张，简直不能和他呆在一个房间或屋子里。”
我越来越感觉到你对我何等重要。我非常爱你。你是我的一切，没有一个人像你这样在我的生活中这么重要。事实上你在一切方面都是我心目中的完美典型。你做的每件事都使人感到那么甜蜜……你在许多小事上都记得我，这使我的生活很幸福。现在，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对你已经变得多么习惯。我很难表达清楚自己的感受……我希望你能感觉到！如果我只用亲吻和拥抱就能表达出来，亲爱的！我愿意把你从头到脚不停地吻1个小时。你真的像你说的那么爱我吗？可能吗？？
我的脑海里装的只有你。你肯定感觉到了我的爱无处不在，每一个小角落、桌子和椅子，到处都有我的爱；我在我的脑海里亲吻你周围的一切—一厨房里非常陋旧的地板，你的床，你的椅子。我在哭，我这么爱你。我只想你，我对你说的全是真话。
这封信的其余部分说她持反对意见的姐姐范妮一直在巴伐利亚监视着他们。范妮瞧不起她。“看他把卡琳连累成什么样了！”一次吃饭时她怒气冲冲地说。“在德国，一个女人像她这样生活做事是一种丑闻。他正在使她陷入在德国人看来无法想像的境地，作为一名德国军官他早该知道这一点。”
卡琳不理睬她们这种责备，邀请戈林明目张胆和她在斯德哥尔摩一起生活。他听从了她的召唤。他们无视父母的抗议，在东马尔姆租了一个小公寓同居。这种不寻常的结合使他颇感不安，也许使他想起了童年时母亲和冯·埃普施泰因的苟合，戈林请求她和尼尔斯离婚，但她怕失去儿子而拒绝了。托马斯和父亲生活在一起，在两个家庭中间摇摆。放学后，他就溜去看妈妈和“戈林叔叔”。尼尔斯请她回来。有一次他邀请她带上戈林来吃饭，小托马斯瞪大眼睛听戈林在饭桌上讲“红男爵”和空战的故事。小孩子注意到母亲的眼睛从不离开英俊的飞行员。
赫尔曼和他的情妇没法忍受斯德哥尔摩别人背后的流言便到了德国。他们在拜里施采尔附近的离慕尼黑几英里的上克罗伊特的一个小猎屋开始了浪漫生活。他在大学里报了名，专业是经济史，她画画和做手工艺品维持生计。
直到今天村庄里一个碗柜门上还保留着签有她缩写姓名的画。）他发现，一位30岁的退役上尉想读大学并非易事；他们生活窘迫，她患病时，他只好当掉她的毛皮大衣付医疗费（尼尔斯果断地给她电汇了现金，赎回大衣，买一张回斯德哥尔摩的机票）；她母亲想拿德洛特宁霍尔姆的避暑别墅引诱她回家；卡琳在回信中却邀请她母亲到慕尼黑来，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妈妈不一定非要见戈林一—哪怕远远地。”
两颗行星运动时如果距离很近会相互产生引力，使各自的运行轨道发生部分偏移。有时人也一样。
对赫尔曼·戈林来说，这种天体般的经历是1922年末开始的。那年10月或11月的一个星期六，这位失业的战争英雄的轨道和名不见经传的煽动者阿道夫·希特勒的轨道在慕尼黑的柯尼希施普拉茨短暂相会。那天在这里举行了一个示威集会，抗议盟里最近对战败的德国提出的要求。那时戈林本人正试图组成一个由前军官组成的小党。他听到人们叫喊着要求希特勒先生讲话；站在旁边的人告诉他，希特勒是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袖。希特勒刚30出头，乳臭未干，身体单薄，但他身上肯定有某种东西吸引了戈林，因为，两天后他参加了希特勒每星期一晚上在诺伊曼咖啡馆举行的政治讲演。
题目是：“《凡尔赛和约》与引渡德国军事指挥官。”希特勒的话给戈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希特勒解释说，法国人听到其他讲演者在柯尼希施普拉茨示威集会的演讲，决不会寝食不安—一“你们必须用刺刀对付威胁！”他大声说。“打倒凡尔赛和约！”
戈林心里想，说得好，第二天，他便加入了希特勒新建的党。
希特勒告诉他，在党内就需要像他这样的人——远近驰名，功勋卓著。对戈林来说，希特勒也满足了他的需要。见到希特勒之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代替亡父、教父和德国皇帝的人。
他们互相吸引。在那次激动人心的演说的感动下，空军战斗英雄戈林上尉在诺伊曼咖啡馆发表了军官在公私利益矛盾中如何把荣誉放在第一位的演讲，给希特勒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20年后，希特勒回忆说：“他到我办的那些晚间演讲会去了多次，我发现我很欣赏他。我让他担任了我的冲锋队队长。”
正如希特勒曾经承认的那样，当时冲锋队即突击队只是“乌合之众”。两千名无业游民的任务是负责维护希特勒的集会，破坏对手的集合，但他对突击队的军事野心远不止于此。
冲锋队是《凡尔赛和约》之后一个时期里兴起的几支半合法的私人武装之一。巴伐利亚当局不仅容忍而且与之暗中勾结，1923年11月纳粹暴动失败后对希特勒的3000页密密麻麻的审讯报告证明了这一切。这次流血惨败起源于1923年1月。因德国无力支付战争赔偿，法国和比利时派部队占领鲁尔工业区。在柏林和慕尼黑的正规军军官，如脸上有伤疤的陆军上尉恩斯特·勒姆迫切希望进行反抗，他认为私人政治武装是一个半训练军事人员的巨大宝库。鲁尔被入侵15天之后，巴伐利亚新任陆军司令奥托·冯·洛索中将第一次会见了希特勒，因为希特勒的冲锋队是当时最大的一支“武装”。
两天后，即1923年1月28日，戈林带着卡琳参加了冲锋队的第一次大型集会。
1922年11月，希特勒任命他为冲锋队队长不久，他和卡琳搬到了雷金瓦尔德街的一个别墅，慕尼黑边上奥伯门青，卡琳立即欢天喜地着手布置他们能称之为自己的第一个家的这所别墅。
可能是在一本正经的阿道夫·希特勒的压力下他们2月结了婚。原里希特霍芬中队的战友们充任仪仗队。
第二次婚姻彻底改变了卡琳的生活。“天哪！”她热心地告诉一位朋友，“有一个不需要两天时间就能琢磨出一个笑话的丈夫多棒啊！”现在尼尔斯却没有什么可开心的；几年之后他仍然把卡琳称作“失去的宝贝”。卡琳并不在意，1923年春她给年幼的儿子托马斯写信说：
也许玛丽姨姨已经告诉你，我现在和戈林上尉结婚了……你知道，瑞典糟糕的天气不利于我的健康……你会记得，从那时起，我们在斯德哥尔摩认识了戈林上尉，当你妈妈只身一人在异国他乡的时候，……他对妈妈非常好。
后来我发现我太喜欢他了，想嫁给他。你知道，宝贝，他给妈妈带来了幸福。你不要为此感到不安，这不会影响我们互相之间的爱，最亲爱的托马斯。
你知道，我最爱你……
为了加强和巴伐利亚私人武装的关系，冯·洛索将军同意希特勒的请求，秘密训练冲锋队，将军承认“希特勒拥有人所共知的魅力、说服力和口才”。
戈林把冲锋队武装扩大到了慕尼黑之外，他比希特勒年轻4岁，是一个浪迹江湖的冒险家，而不是一位政治煽动家。后来他回忆了（1923年3月1日）在慕尼黑和共产党发生的第一次激烈的战斗，尽管他们在啤酒店只互相留下了一些伤痕。20年后，他对美国历史学家乔治·舒斯特回忆说，“好家伙，那些啤酒杯横飞！有一个差点儿要了我的命！”
几天前，柏林通知冯·洛索将军，5月军队将对占领鲁尔区的法军开战。洛索进行了代号为春季训练的准备工作，并通知戈林说，冲锋队和其他“爱国团体”将要被征召参战。
希特勒很不安。他争辩说这样做是不对的。他告诉这位将军：“在国内政治问题得到处理之前，进攻法军是没有意义的！”他的意思是推翻犹太人把持的无能的柏林中央政府。
冯·洛索没有理睬。对统治巴伐利亚的贵族们来说，希特勒当时并不很引人注目。他很穷，有一次复活节出游时，有人看见戈林给他零钱—一事实上，戈林和他的新婚妻子把自己许多钱都捐给了该党。然而，他们两人形影不离；4月15日，希特勒举行部队大检阅时，他站在戈林的新车梅塞德斯——奔驰16型上，向穿着制服（灰色滑雪帽，带有字形臂章的防风外衣）的众多冲锋队官兵伸手致意时间长达一个小时。
目睹了这激动人心、并不吉祥的场面之后，卡琳自豪地给在斯德哥尔摩的小托马斯·冯·坎楚写信：
今天，我的爱人在元首面前检阅了由真正的德国年轻人组成的部队，我看到部队经过时他面露悦色。他和他们勤奋的工作，注入了他本人的无畏和英勇的精神，往日的乌合之众——我必须承认，有时野蛮甚至恐怖的团体——变成了一支真正有希望的部队，一支准备随时听从元首的命令前进、使这个国家再次免遭不幸的十字军……
结束之后，元首拥抱了爱人，告诉我说，如果他说出他认为取得了什么成就的话，爱人会得意忘形的。
我说我自己也自豪得飘飘然起来了，他吻我的手，说：“像你这样好的头脑不会变得飘飘然起来的。”
巴伐利亚人准备对法国采取行动，但柏林政府临阵畏缩。更糟糕的是，当希特勒和戈林为了摸巴伐利亚政府的底企图在慕尼黑北面的一个地方举行挑衅性的反共五一游行时，冯·洛索将军不允许冲锋队携带武器。
希特勒、戈林和冲锋队丢尽了脸。“军官从不食言！”戈林迷惑不解，对希特勒说。
1923年8月，他守寡的母亲离开了人世。这是他生活中的分界线，从此之后，他全部身心投入了纳粹运动。8月24日，希特勒向他颁发了第一个委任状，即他有以他的名义行动的最高权力。戈林工作很辛苦，但他的事业逐渐兴旺发达起来了。一年之后他对一位意大利记者说“我常工作到凌晨4点钟，然后7点钟又回到办公室。整整一天，我一分钟的空闲都没有。来访者一个接一个……，你知道我们德国人工作既勤奋又认真。一天24小时，我们工作23小时。相信我，我经常夜里11点精疲力尽地回到家里，用15分钟的时间和妻子狼吞虎咽地吃顿饭和喝杯茶，然后不是上床睡觉，而是用两三个小时的时间检查白天的工作；第二天早晨7点，第一位助手就来报告了。”
希特勒经常到戈林家做客，卡琳听他们没完没了地谈论一个陈旧的话题——古斯塔夫·斯特来斯曼总理和柏林的“犹太人政府”及《凡尔赛和约》以来的经济危机。鲁尔工业区被掠夺之后，德国经济已坠入深渊。在鲁尔，法国占领军把所有胆敢反抗的德国人一律处死。货币差不多没有任何价值了：8月1日，一美元相当于300万德国马克，到9月底，一美元能兑换1. 42亿德国马克，即使一个小账单，人们也得提着成箱的滥印或超滥印的纸币去支付。
希特勒和戈林，冲锋队和其他私人武装不断地采取行动，什么方式的都有。但柏林拒不行动；春季训练销声匿迹。希特勒和戈林对贝尼托·墨索里尼最近的进军罗马很羡慕，便制订宏伟计划，准备调动所有的巴伐利亚人进军柏林。但为时已晚。趁经济混乱之机，巴伐利亚北面的萨克森和图林根爆发了共产主义革命。希特勒敦促巴伐利亚政府采取行动，并表示他的“部队”可给予支持。
然而，戈林现在另有其他紧急任务。卡琳参加母亲葬礼时，染上了肺炎，已回斯德哥尔摩，在那里心脏病又迫使她住进了布伦克伯斯托格的维他·科斯私人疗养院。
戈林仍然在德国留在希特勒身边工作。1923年10月初，他用卡琳家惯用的华丽语体给卡琳的母亲写了一封信。“我感到了您高尚的气息，亲吻您甜蜜的手。”他写道，
于是使我内心极其平静我感到您在默默地祈祷。”
“这里”，他接着把话题转到了巴伐利亚政治危机上，
生活就像一座沸腾的火山其破坏性的岩浆随时都可能蔓延全国……我们在拼命工作，为重振德国而时刻准备着。”在信的结尾，他请求伯爵夫人照料他的卡琳——“她是我的一切”。
冯·福克伯爵夫人在回信时给戈林寄了20枚金币（“卡琳的”）和一个装有咖啡和黄油等稀罕物品的食品包裹。
几天后，卡琳带着病躯，回到了她的赫尔曼身边。她从慕尼黑给托马斯写信说，“我得了轻感冒，在床上写这封信，我的爱人坚持让我在好转之前呆在床上。这两天很忙，伟大的事业在等待着他，但在我病好之前，他坚持不让我为这些事操心。他看上去很疲劳，睡眠不足，他费劲地赶几英里的路来看我一会儿，这让我很感动。”
他们都思念瑞典，但一种使命感使赫尔曼留在了巴伐利亚。“这里形势很严峻”，10月23日他给卡琳的母亲写信说：“互相倾轧，尔虞我诈，把国家搞得乱七八糟，我们为前途负起责任的时间不远了。”
在1923年9月初纽伦堡的一次集会上，希特勒宣布：
几周内大局就会定下来在这次集会上，他和右翼半军事性的私人武装成立了“战斗联盟”：曾在令人敬畏的埃里希·冯·鲁登道夫将军手下任过职的赫尔曼·克里布尔上校负责军事指挥，军医马克斯·冯·朔伊布纳一一里希特博士任秘书长。战斗联盟联合了巴伐利亚其他几支的私人武装：戈林的冲锋队、里斯特·勒姆领导的德国战旗和高地联盟。到1923年9月底，后面两个组织同意听从冲锋队和希特勒的命令。
9月26日，在经济形势日益恶化的情况下，巴伐利亚总理任命一个具有独裁大权的州长官——他就是古斯塔夫·冯·卡尔博士。同希特勒一样，他也开始大谈使用武力在柏林建立右翼独裁统治。冯·洛索将军一开始持怀疑态度，但无论是他还是卡尔都难以长时间不和纳粹分子—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者接触。当柏林命令洛索准备派巴伐利亚军队镇压萨克森爆发的共产党起义时，卡尔指示冯·洛索将军恢复他和右翼组织的联系，以弥补正规军的不足。
洛索最终走得更远。他把修改的春季训练的作战计划，改名代号为秋季训练。形势不久就明朗了，敌人既不是占领鲁尔区的法国部队，也不是萨克森的共产党，而是柏林的斯特来斯曼政府。卡尔的副手在10月20日对右翼分子发表煽动性讲话时讲得非常明确。“我们不说‘让我们打倒柏林！’”他宣布：“我们不是分裂分子。我们所要说的是
让我们进军柏林！两个月来，柏林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又一个谎话，你对这样一帮犹太混蛋还能寄什么希望？向卡尔看齐！”他呼吁。“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和希特勒并肩前进”。
在给“战斗联盟”下达命令时，希特勒和戈林都强调他们将和陆军并肩战斗。10月23日，希特勒在慕尼黑的纳粹党总部给戈林的冲锋队指挥官们发表了10分钟的讲话，强调“战斗联盟”、陆军和警察之间必须密切配合。他说：“我要是反对他们，那我就是个蠢货。”戈林讲话时详细说明了向柏林进军“战斗联盟”的“部队”如何与民族主义军队相互配合的问题，冯·鲁登道夫将军将做开路先锋。
驻兰茨胡特冲锋队营长格雷戈尔·斯特拉塞尔后来证实，戈林唠唠叨叨反复讲了和正规军“保持一致”的必要性。斯特拉塞尔提出异议，说他的部队武器装备都生锈了，没法使用。戈林向他保证，陆军马上会派人来擦洗和维修。第二天，第十九步兵团的霍夫曼中尉暗示，向柏林进军将在两周内开始，斯特拉塞尔在那之前已将700支步枪拿到兵营维修。
1923年10月24日下午，洛索对聚集在总部的这些私人武装的军官们说，他们不是走一条狭隘的、巴伐利亚的路线，而是走一条民族主义的黑白红路线。当时在场的一位陆军上校埃策尔听到他非常自得地谈到向柏林进军。巴伐利亚陆军给“战斗联盟”的指挥军官们发布了第八百号命令，命令他们将经过训练的军事人员送到为秋季训练作战计划作准备的陆军部队中。
狂热的活动开始了。维修步枪，把博物馆腾出来用于储藏炮兵部件。志愿参加秋季训练计划的冲锋队和高地联盟士兵，已经奉命于11月11日向步兵团驻地的“运动会指挥”报到。
戈林有理由相信，警察将站在希特勒一边。巴伐利亚警察司令汉斯·里特·冯·赛瑟尔上校是统治巴伐利亚的贵族巨头中的第三号人物。穿绿色制服的州警察像士兵一样住在兵营里，装备有重武器。10月25日，希特勒与赛瑟尔建立了联系，发表了攻击议会制度的讲演，争辩说只有建立鲁登道夫为首的军事独裁，德国才会得救。他引诱性地说，赛瑟尔有希望接管德国警察部队。赛瑟尔不完全同意他的说法，说鲁登道夫是外国诅咒的好斗的民族主义分子。
“我需要他争取德国军队，”希特勒在提到《凡尔赛和约》之后德国军队太弱小时解释说，“没有一位德国士兵会向鲁登道夫开枪。”
两天后，赛瑟尔告诉他的警察们做好进军柏林的准备。
在柏林〔他在讲话时声称〕有个犹太人政府，它不可能以巴伐利亚为出发点去拯救德国。帝国政府将被推翻，由少数民族主义分子组成的独裁政府将取而代之。为了进军柏林，我们的州警察部队要能做到招之即来。
几天之后，赫尔曼·戈林和其他几十人被州警察的机枪子弹击倒，他们在希特勒受审时都作了解释一—就如1923年10月28日赛瑟尔命令大幅度增加弹药生产，为的是能使进军柏林早日实现一样。
显而易见，时间不允许他们再等了。德国货币贬到了天文数字。1923年10月底，一美元兑换2700万马克。
看望冯·洛索将军后，冲锋队司令赫尔曼·戈林告诉他的军官们：“洛索和我们一条心，我们进展得很顺利。”
然而，希特勒几乎马上发现了三巨头畏畏缩缩。洛索不加解释，取消了10月30日之后的群众大会。面对当晚聚集在克朗马戏场欢呼雀跃的纳粹支持者，希特勒说：“在我看来，只有当我们的红白黑字旗在柏林〔总统府〕飘扬时，德国的问题才会解决。”
第二天他得知巴伐利亚警察局长赛瑟尔上校将前往柏林，与中央政府举行会谈。
“你回来时如不采取行动，”希特勒在秘密会晤时警告上校说，“我将认为自己有替你采取行动的自由。”
赛瑟尔提醒他，他已答应不做任何反对军队或州警察的事。希特勒反驳说，戈林的冲锋队和其他“部队”已经不能再等了。他重复说，如赛瑟尔回来时，三巨头还不进军，他就收回所有的承诺。
不清楚柏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管情况如何，赛瑟尔在11月4日上午返回慕尼黑之后，他和三巨头中的其他两人便冷淡了希特勒和“战斗联盟”。6日，古斯塔夫·冯·卡尔召集战斗联盟和高地联盟军官到自己的总部，奉劝他们不要异想天开地要进行什么战斗。“我们都同意需要一个新的民族主义的政府”。他说，“我们必须肩并肩。我们必须制定一个经过深思熟虑、有充分准备、步调一致的计划。”
冯·洛索将军也不积极。他许诺站在卡尔一边，支持任何可能成功的计划。他提到最近两次起义失败时轻蔑地说：“如果又是一次卡普暴动或屈斯特林起义，别指望我参与。”他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笔记本，对克里布尔上校（战斗联盟）和韦伯博士（高地联盟）晃了晃。秘密会议结束时，他说：“相信我，我也想进军。但在我的小笔记本告诉我至少有百分之五十一赢的可能性之前，我不会这样做。”
一周前，希特勒威胁说，他不会容忍三巨头再拖延下去。11月6日晚，他把自己的人马召集到一起，开始行动。他们将于11日星期天进军。第二天，希特勒和戈林及克里布尔会昭时，初步确定了政变的基本方案：他们的“部队”将占领巴伐利亚的主要城镇，火车站、电讯大楼和市政大厅。这听起来很容易，所以他们把行动开始时间提前了。为什么不第二天，即1923年11月8日开始呢！
11月7日下午政变的味道便飘到了申菲德大街的陆军司令部大楼洛索办公室。有电话监听，也有警察特务的报告。
将军的参谋长巴龙·冯·贝尔歇姆上校召集了军官会，他说，卡尔刚才谈到在14天内行动，但洛索相信希特勒不会再等；一旦如此，他们陆军只好阻止他。洛索插话说：
他需要用行动证明他就是他所认为的德国的墨索里尼
那天晚上，纳粹政变正式开始。卡尔收到了一份意外请帖。他证实：
11月7日晚我出乎意料地获悉右翼爱国组织计划8日在毕尔格布劳啤酒馆举行重大的示威集会，他们希望我到场作讲演。
我有点局促不安，询问了一下。他们告诉我许多人要求参加—一他们曾想方设法预订一个更大一点的啤酒馆，他们说，只有毕尔格布劳能用。因此，我除了从命之外，别无选择。
在这种恭维话诱惑和蒙骗下，他命令新闻局长为预计到场的3000人免费供应啤酒。如果他事先知道租不到别的大厅是因为纳粹全包租了（作为政变集结地点），如果事先知道邀请他参加的实际上是一场政变，古斯塔夫·冯·卡尔也许早就躲得远远的了。
1923年11月8日是希特勒和戈林生活中痛苦的转折点。寒风刺骨，冷气袭人，天刚破晓，慕尼黑就听到了不同寻常的脚步声，衣着古怪的军人比比皆是；旧式卡宾枪和左轮手枪似乎随处可见；卡车卸下了戈林戴滑雪帽的冲锋队官兵。当韦伯的人马从阿尔卑斯山高地戴着运动头盔和高山火绒革徽章到达时，火车站响起了一片登山靴声。
戈林的妻子因参加范妮·戈林葬礼染上肺炎仍卧床不起。他跪在卡琳床边，吻了吻她，说晚上他可能回来晚点；然后身穿闪亮的黑皮上衣，头戴钢盔，开着梅塞德斯—一奔驰车进城去了。卡琳不知道在进行什么活动，戈林的大多数指挥官也不知道。
上午10点前，他向少数心腹下达了命令。身材瘦长的前潜艇炮手威廉·布吕克纳奉命于当晚带领冲锋队的两个分队到毕尔格布劳待命，其他人在阿茨贝格和霍夫布劳啤酒店集合。一支100人的精锐部队，阿道夫·希特勒突击队在图尔布劳待命。勒姆的组织已预订了城市另一边的勒文布劳啤酒馆。
三巨头得到了一些消息，但没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卡尔的要求下冯·赛瑟尔上校上午给州警察介绍了情况。他作证时说：“我告诉他们，有人想以慕尼黑为基地，建立帝国的独裁统治，并凭借武力将其推进到北方。我说这肯定要导致一场灾难。”
下午3点，韦伯博士给赛瑟尔打电话，问他晚上是否肯定参加夜里的毕尔格布劳“声援大会”。赛瑟尔保证他肯定参加。
当晚他们都驱车经过伊莎尔河，前往啤酒厅，赛瑟尔、卡尔、他的副手及一位警察少校乘坐一辆车，冯·洛索将军乘坐另一辆。卡尔看到集会的啤酒馆挤得满满的，许多听众都站在人行道上，而且其中有数百名穿警服的人，心里再次忐忑不安起来。他认出了许多朋友，看来他们同样不清楚情况。后来他听说，纳粹阴谋家们邀请了巴伐利亚所有的政府和军界名流。
希特勒赶到门厅。他装束奇特，穿黑色礼服大衣，佩戴铁十字勋章。他和“战斗联盟”的朔伊布纳·里希特进不去，因厅内人很满，警察出于安全的考虑已不让人进，因此希特勒只好在外面等候戈林和从图尔布劳赶来的精锐部队。他们在晚8点到达。他下令一名士兵用机关枪封锁大门，然后拔出白朗宁左转手枪，带着3个人，踢开大门，冲进大厅。人群骚动起来。卡尔一句话结结巴巴地刚讲了半句就讲不下去了。人们爬上椅子翘首而望。警察局长听到人喊，“希特勒！”他看到一群头戴钢盔，荷枪实弹的人呈楔形挤过大厅，向他们走来。在离讲台两步远的地方，希特勒停了下来，瞪着卡尔，收起左轮手枪，登上主席台。
嘈杂声震耳欲聋，卡尔拿着讲了一半的稿子，惊慌失措。当希特勒转身面对听众时，他们只看到他在大喊大叫，听不清他说什么。希特勒不耐烦，又从后面裤兜里掏出了白朗宁，用左手迅速勾起扳机，的一声对着天花板放了一枪。“民族革命已经开始，”他大声叫嚷，“我已命令600名全副武装的部队包围了这座大厅。谁也不得出去。”顿时一片愤怒和怀疑的喊声。
“安静下来，”他大叫，“要不然我就让人在走廊里架一挺机关枪。”
他转向卡尔嘶声力竭地命令他从讲台下来。然后他让巴伐利亚三巨头陪他到外面，许诺说：“我保证你们的安全。”
卡尔、洛索和赛瑟尔没有办法，排成队跟在他的后面，引起了一片惊恐。他们没有看到包围大楼的600名部队的迹象，只看到懒洋洋地靠在门厅周围的少数几个市警察和戈林指挥的十几名冲锋队士兵。这位空军上尉故意解开了黑色皮上衣的扣子，露出了蓝色功勋勋章。
“你手下的人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麻烦。”卡尔对赛瑟尔厉声说。
“装装样子，”冯·洛索将军低声建议。
又有许多警察赶到，但并不是帮助他们。派到大厅的一支30人的警察分队的指挥官向戈林求援时，戈林只轻轻敲了下手表，咧嘴笑了笑说：“等到8点40分，弗里克那时赶到。”（威廉·弗里克是慕尼黑政治警察头目，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是希特勒的支持者。）就在这时，纳粹暗语传给了在警察总部的弗里克，和勒文布劳啤酒馆的自动付费电话亭（恩斯特·勒姆在那里集合了他的德国战旗部队）。人们看到勒姆的司机和他窃窃私语，后来勒姆登上舞台，宣布政府已被推翻，新政府正在组建。他命令他的“部队”到外面排队，准备穿过市区游行，和毕尔格布劳的希特勒会合。
由于希特勒和三巨头的商议久拖不决，毕尔格布劳啤酒馆被扣压的听众越来越骚动不安。有人大声喊“丑闻”，有人嘲笑说“南美洲！”（暗讽该大陆经常发生的小规模政变）。克里布尔上校命令戈林立即恢复秩序；戈林戴上头盔，拔出枪，横冲直撞穿过人群。大多数在场的人不认识冲上讲台的这个年轻人。他的蓝眼睛目光炯炯，下颌前突，怒视着面前的5000张面孔，大叫安静！安静！然后也对着天花板放了一枪。他扯着嗓门大声许诺说，保证不会伤害巴伐利亚领导人，我们要消灭的是“讨厌的柏林犹太人”
讲到这里有人小声欢呼）。他接着说。就在此时，陆军和州警察部队正举着旗帜从他们的驻地来和我们会合。
这话起了作用，嗡嗡作响的大厅一下子静了下来。
与此同时，他歉疚地说，谁也不能离开大厅。
这是一个漫漫长夜。克里布尔上校指示戈林用冲锋队监督5000人喝酒，派一名摩托车手截住勒姆的部队，派他们去洛索司令部，等将军从毕尔格布劳一回到那里，就组成仪仗队欢迎他。
希特勒本人争取愤怒的三巨头的工作进展不大。戈林企图说服冯·洛索将军接受他个人的看法。“一位老将军还能做什么呢？”他嬉皮笑脸地说。“就签几条命令……这我也能做。我也能当师长—一咱们就在此时此地解除他”。
解除职务的威胁并没产生什么效果。希特勒在乞求和诱骗卡尔、赛瑟尔和洛索时，大厅内又出现了愤怒的喧哗。希特勒留下戈林继续辩论，自己推开人群，再次登上讲台，发表了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冯·米勒称之为狡辩的杰作的演讲。冯·米勒教授目击了当时的情景，他说：“他的讲演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大厅内的大批听众。”
希特勒宣布，三巨头差不多全部被说服了。他建议由冯·鲁登道夫将军任国家军队的“改组者，”洛索和赛瑟尔负责指挥帝国的陆军和警察。希特勒宣布：旧的巴伐利亚政府已被废除。为了保险起见，他还傲慢地宣布：德国总统艾伯特和总理斯特来斯曼已被解职。他最后说：“为此，我建议由我临时接管政府的领导权”。他呼吁大家，如果卡尔、洛索和赛瑟尔支持革命，就紧跟他们。
这是个花招。刚宣布完，全场就响起了雷鸣般的欢呼声。希特勒派人把3位领导人带了回来，又是一阵疯狂的欢呼声——好像是一场杂耍节目。
他们的面孔就像是一幅图画。卡尔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接受的话，又引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他说愿意作为“不忠之徒”一—5年前推翻的君主统治的摄政者接管巴伐利亚。赛瑟尔也讲了几句话，然后是洛索—一被希特勒用肘推着，艰难地发了誓。
这时，战争英雄鲁登道夫已赶到，是朔伊布纳—一里希特驾驶希特勒的轿车接来的。听众站起来欢迎将军。走上台后，希特勒和每个人握了握手，当他紧紧握住古斯塔夫·冯·卡尔的右手时，卡尔引人注目地加上了左手，表示已经达成了协议。5000人好像受到一支无形的指挥棒指挥似的突然露出了小孩似的狂喜，鲁登道夫和他会合后，抑制住自己的感情，站在他的一边。
随着军乐队的吹打声，1000名军校学生到达。他们是高举字旗从步兵赶来的。鲁登道夫和希特勒走到外面迎接。据报，火车站和电信局已落在上高地联盟部队手中，洛索的军区司令部已牢牢掌握在勒姆“部队”的手中，希特勒神采飞扬，革命似乎已经成功。同一天晚上，戈林将胜利的消息传给了病榻上的卡琳。
戈林实在太大意，听信了卡尔、洛索和赛瑟尔的话，在希特勒和鲁登道夫不在的时候，允许他们回到各自的部门。卡尔似乎被争取过来了，其他两人是军官，他们的话绝对可靠；除此之外，戈林和年轻的前战斗机飞行员鲁道夫·赫斯从啤酒馆的人群中扣押了6名巴伐利亚部长作为人质，现正把他们迅速转往郊区的一座秘密房屋。
那天晚上，卡尔一开始同意希特勒的革命意图。但是就在凌晨的几小时之内，人们开始从狂热中冷静下来，政变开始土崩瓦解。卡尔和赛瑟尔在第十九步兵团驻地同冯·洛索将军安全会合（因洛索的办公楼在午夜被勒姆占领），他们开始从他们向希特勒所做的保证上退缩。他们命令新闻局长确保慕尼黑不要出版一份报纸，凌晨2点50分，他们向德国所有的无线电台发布了一则新闻公报，题目是：“州长官冯·卡尔、冯·洛索将军和冯·赛瑟尔上校谴责希特勒暴动”。新闻公报解释说：“我们在毕尔格布劳集会上发表的意见是在枪口的威逼下讲的，完全无效。请注意不要滥用上述名字”。
10分钟后，他们又发布了一则电台简明新闻：“现已经掌握了军营和大多数主要办公楼，增援部队还在途中，市内平静”。
冯·洛索将军没到军区司令部，勒姆发现不妙，便让仪仗队撤离。到清晨6点钟，纳粹意识到他们上当受骗了。希特勒和鲁登道夫找不着三巨头的影子，在毕尔格布劳，戈林上尉不安地对中尉布吕克纳说：“怎么一个也找不到了。”想到可能大祸临头，他派布吕克纳封锁伊萨尔河大桥。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看望勒姆后驱车返回时，他们看到全城到处都有人在张贴标语。这些人是奉卡尔之命张贴标语的。标语中有的谴责希特勒暴动“毫无意义”，有的取缔纳粹党，有的发誓将无情惩罚这种罪行。
显然，麻烦出现了。回到毕尔格布劳，希特勒和鲁登道夫马上与戈林商量，这时纳粹冲锋队与军校学生和纳粹党人混杂在一起，个个蓬头垢面，饥肠辘辘。冯·鲁登道夫将军处境尴尬。戈林敦促希特勒往慕尼黑南面的罗森海姆撤退，在那里重整部队。鲁登道夫根本不听，“现在正是展示我们力量与决心的时候”，他大声说：“让他们看看，我们配领导民族主义运动”。
阿道夫·希特勒，阴谋家和未来的政治家，在烦闷、多云、阴冷的11月9日这一天，准备碰碰运气。他，鲁登道夫和戈林决定把他们的部队带到市中心，以证明他们没有完蛋。他们相信人民是支持他们的。希特勒让军校学生在啤酒厅外面排队，发表了强有力的讲演。他们发誓效忠于他。他感到神圣，他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他派武装部队进城征用资金：他们从犹太人纸币印刷帕武斯公司提走了14605万亿德国马克，给了一张纳粹收条。与此同时，希特勒竭力恢复秩序。听说一个纳粹班夜里抢劫了一个犹太肉食店之后，他派人去逮捕带头掠夺的军官。
希特勒计划中午开始向市中心进军。同时，戈林派突击队绑架四处出击更多的人质。上午11点，他们冲进市政委员会会议室，抓到市长和9名惊恐万状的社会党议员，像押解犯人似的把他们推到外面。
午前几分钟，纳粹和冲锋队在啤酒馆外面排成了行进纵队。他站在前面，两边是戈林和鲁登道夫。他们出发时，有人—很可能是戈林本人一—对看押人质的冲锋队员喊叫道：“如果军队向我们开枪，你们就用刺刀捅死他们，或用枪托砸碎他们的脑袋！”（克里布尔上校命令卸掉所有的火器，以免意外走火。）2000人左右的队伍前面有两名手执纳粹党旗和高地联盟旗的旗手引导，每位旗手各有两名手持上好刺刀或出鞘的军刀、头戴钢盔的冲锋队员护卫。韦伯率领的高地联盟纵队在右边，戈林和希特勒率领的冲锋队和突击纵队在左边。没有明确的行动计划，谁也不知道往哪里行进还要走多远。他们到河边时，发现10名穿绿色制服的州警官在路德维希大桥上组成了一道薄弱的警戒线。一小时前，警察局正式警告戈林和布吕克纳，不允许他们跨过大桥向市中心行进。他们发现州警察在往机枪里装子弹，但前面几排部队雄壮地唱起了国歌，别的人赶紧大喊：“别开枪！鲁登道夫和我们在一起！”前进的势头锐不可当，开枪的命令未及下达，队伍已冲过了警戒线。
慕尼黑市民涌向街头，观看这令人难忘的游行。随着市民的加入，希特勒的游行队伍增加了一倍。行进队伍开始唱冲锋队战歌。经过市政厅时，他们看到它的正面已经悬挂了魏玛前的旗帜，欢呼声雷动；一面字高高地挂在了市政厅被占领的旗杆上。克里布尔上校作证时说：“我们经过拱门时，受到了普遍欢迎。整个广场黑压压的一片人群，人人都在唱爱国歌曲。他们跟在后面，不断地欢呼，歌唱—歌唱，欢呼”。
许多人认为游行到此结束了。
第一阵枪声立即打倒了前面的一排人。韦伯博士看到一位身材魁梧的人，希特勒的贴身保镖，一步冲向前去。
别开枪！他刚喊完就被打倒了。“是鲁登道夫！”将军以一位训练有素的步兵与众不同的屈曲姿势蹲了下来。希特勒被垂死的战斗联盟领导人朔伊布纳—一里希特—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心脏—一拼命拉倒在地上。警察蜂拥而出，把受伤者统统打死。克里尔在审判时断言：“我看到一名警官在大约三步远的地方向一位倒在地上的人开了一枪—不是鲁登道夫的随从，就是希特勒的贴身保镖。后来他又装上子弹，补了一枪，彻底结束了他的性命”。
枪声停下来时，希特勒才敢抬头张望。他的人中有14人丧生，4名警察丧生。
这是一种悲惨而毫无意义的结局。希特勒和鲁登道夫诅咒他们自己的愚蠢，事后他们才意识到他们的同盟是何等的脆弱。将军说：“11月8日晚，激励我们大家的希望，我们能够拯救祖国，恢复国家意志的希望全都破灭了，因为卡尔、洛索和赛瑟尔等先生看不到主要目标，因为只有少数人看出了这一伟大的时刻”。
戈林怎么样呢？
一名警察枪手的子弹穿透了他的腹股沟，离动脉只有几毫米远。他手下人发现了他，他们把他抬进了就近的一个诊所。一层楼的人赶他出去，但楼上有一对上了年纪的犹太夫妇，他们把他带了进去。伊尔莎·巴林是一犹太家具商人的妻子，她先救了戈林，后来在她妹妹的帮助下，把他送到了朋友阿尔温·里特尔·冯·阿赫教授的门诊所。
朋友们把赫尔曼不幸的消息告诉了卡琳，她勇敢地来到诊所拉着他的手，商量逃跑计划。她开车把他带到慕尼黑以南70英里的帕腾基兴，把他藏在同情他们的荷兰人舒勒·凡·克里肯少校的家里。很明显，他不能久留此地，很快便制订了把他偷渡出境的计划。克里布尔发布了两份阵亡者名单，其中有“戈林”，以分散对他的注意，但警方没有上当，11月10日上午签发了逮捕他的命令。加米施—一帕腾基兴警察所的迈尔中尉给米腾瓦尔德的边境站打了电话，命令如果戈林在那里出现，立即逮捕。
不久，戈林确实出现了。企图偷渡他出境的司机、纳粹冲锋队队员弗朗茨·坦纳写道：
那天夜里10点钟，我开车送戈林夫妇和维格斯疗养院的迈尔医生到格里森边境站……值班海关官员在检查护照时，注意到了这个叫戈林的人，询问是不是慕尼黑的戈林上尉。我说我不知道，但我觉得不是。
海关官员派人叫警察。
他们赶到时，弗劳·戈林嗷嗷大叫。他们说汽车不准通过，于是我们被警察押回加米施。
当地警区的一位警官在那里等候我们。他告诉戈林上尉……如果他愿意，可以在加米施疗养院住下，但要受到严格监督，因为他们仍在等候
逮捕令。
戈林根本不想等候。警察把他和卡琳留在维格斯疗养院，一小时后回来时，他们发现鸟已经飞走了。当地警察恼怒地说，他刚才还发誓不逃。他的哥哥维利·戈林少校对新闻界发表了谈话，予以否认，但在此后的10年里，律师一直为此辩解。
他们让我把车开走（弗朗茨·坦纳记道），但不要太远。不一会儿，就让我尽可能轻地把车开回去，在房屋后面等候。我把发动机熄了火，在高地联盟队员的帮助下，把车推到了后门。他们把戈林上尉抬了出来，放到车上。上尉的夫人留下，只有医生和我一起走。他们要我万无一失将戈林上尉送过米腾瓦尔德边防站，因为慕尼黑已经用电话下达了逮捕令。
山路漆黑一片。边防站已筑起了带条纹的拦路杆。坦纳按了按喇叭，突然用脚猛踩了油门，在德国岗哨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把车开进了奥地利。在奥地利境内，他为戈林出示了从加米施一位医生那里借的假护照，然后把车开到了塞费尔德的名为金羔羊的小饭店。坦纳奉戈林命令，回去接卡琳。12日，星期天，他们一起驱车前往因斯布鲁克，随后住进了蒂罗尔馆店，也是当地一位纳粹同情者办的。
就这样戈林夫妇逍遥在德国的法律之外。4年之内，赫尔曼没再回过德国；等到他回国时，已变成了另一个人。
四
1924年5月初以后，历史学家一直误解了赫尔曼和卡琳·戈林在意大利度过的10个月。清楚的是希特勒任命戈林是向墨索里尼借200万里拉贷款，帮助纳粹党东山再起。另一件事实是，戈林没有见到意大利独裁者。
戈林执行这项任务时想法非常简单。他马上与精明强干的法西斯外交官朱塞佩·巴斯蒂亚尼尼和《意大利信使报》前驻慕尼黑记者莱奥·内格雷利博士取得了联系，他几周之后成了墨索里尼私人工作班子的成员。
使命开始时很有希望。在因斯布鲁克，店主表示不向他收钱，为纳粹事业做贡献，并向他们推荐了坐落在威尼斯大运河畔的不列颠饭店。
他们在那里休了几周假。据卡琳说，她“在威尼斯、在前往罗马的途中”，都欣喜若狂。悠扬浪漫的音乐声缭绕在古代建筑的周围，她在不知不觉中坐上了游船兴致勃勃地游览运河两岸的风光。几天的时间里，他像13年前的少年那样，在美术馆流连忘返，于锡耶纳的绘画和佛罗伦斯的雕刻。他们5月11日踏上了去罗马的征程。他们自信地住进了豪华的伊登宾馆。第二天早晨，卡琳还穿着睡衣在室内闲逛时，戈林已开始了自己的使命。
戈林希望能尽快把事情办完。他明白妻子念子心切，渴望再次拥抱小托马斯。他打算先用他的功勋章把墨索里尼镇住，从他那里争取给纳粹的贷款，然后，万事大吉，离开意大利，由海路经英国和挪威或丹麦回瑞典。卡琳的父亲试图劝阻他们，提醒她戈林将永远找不着工作；卡琳的母亲也提醒她说，她的前夫尼尔斯开始有痴呆迹象；戈林夫妇最好不要来斯德哥尔摩。卡琳顾不上，她劝告母亲：
对尼尔斯的体谅得有个限度赫尔曼和我对此谈了很长时间，我们的看法完全一致。”
但她丈夫在意大利的麻烦才刚刚开始。虽然他带了希特勒的亲笔信和一份由他签名的全权证书（很不幸，这两份文件现已丢失），他发现墨索里尼根本不想接见他。的确，他为什么要和一个被挫败的德国政治运动谈判，况且其全权代表本身又是一个违法在逃的犯人呢？戈林建立的唯一有用联系是，5月份内格雷利引见给他的朱塞佩·巴斯蒂亚尼尼。
因为钱不够用，戈林夫妇只好搬出伊登饭店，住进一家廉价一点的饭店。1945年，他回忆说：“我住进了俄罗斯饭店。作为饭店客人，我看到法西斯分子在那里举行宴会庆祝〔大选〕胜利。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墨索里尼的地方，但我没和他讲话。后来在酒吧里，我结识了法西斯党的许多领导人。”
1924年5月24日，意大利新议会开会时，他心爱的妻子所见到的是墨索里尼的盛装和浮华，以及身着礼服的皇家大臣。
卡琳第二天给母亲写信说：“就在这家饭店举行了800人的国宴，所有的皇亲国戚、墨索里尼和所有的部长及其夫人等等……我很难相信我们能有一点闲暇，因为赫尔曼要和墨索里尼商谈墨索里尼与希特勒之间各种协议和谈判事宜……这是他的重大责任。但我相信事情比希特勒的大胆想像要好得多。”
显然，她根本没有想到赫尔曼对她扯了谎—一墨索里尼根本对他没有兴趣。她在同一封信里洋洋洒洒地写道：
墨索里尼是个有势力的人但在我看来，他的做法有点装腔作势，令人作呕。他周围一片奉承拍马声便可以证明这一点。哪怕他只说一句话，这句话也被那帮令人作呕的人奉为上帝的旨意！依我看，希特勒更真诚，尤其他是个热爱真理、信念坚定的天才。”她提到了两种政治运动之间的相同之处，最后写道：“这里非常同情希特勒和他的事业。你很难想像这里的整个法西斯党如何热情地接待了希特勒的代表赫尔曼。”
正如几周后的一封信所表明的那样，卡琳·戈林认为，阿道夫·希特勒是德国未来生存和发展的最后希望。“我想，我们世界上100年来没有出现过一位这样的人了，我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他的时代一定会到来。”
墨索里尼告诉赫尔曼（7月27日卡琳这样宽慰忧心忡忡的母亲〕他曾经克服的困难比希特勒的要多得多……这里的法西斯主义者牺牲了很多人的生命，伤了成千上万的人之后才取得胜利的，而希特勒才死了30人。对德国，墨索里尼只相信希特勒一人，他保证绝不会与任何人签订条约，与任何人会见，尤其不会与非希特勒领导的任何政府来往。
所有这些与真实情况毫不相干。她的丈夫在和巴斯蒂亚尼尼的预备会谈中，谈了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这使意大利政府颇感困恼，会谈从一开始就注定毫无希望。他们在威尼斯下榻的不列颠饭店的持股人是一个名叫鲁道夫·瓦尔特的人，他虽然出生在威尼斯，但却是德国国籍。按照1919年《凡尔赛和约》，罗马宣布他的饭店股份已被国有化，虽然戈林一再请求解决瓦尔特的案件—他没有别的办法，吃了人家的饭就得为人家卖力—一巴斯蒂亚尼尼和内格雷利仍不能苟同。
1924年的整个初夏，戈林呆在罗马不停地纠缠着巴斯蒂亚尼尼及内格雷利谈威尼斯饭店的事，谈论对纳粹党的贷款，谈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之间将要签订的秘密协议的条款
（1924年〕5月，经内格雷利引见，我和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并非如此〕阿道夫·希特勒的知己赫尔曼·戈林先生建立了联系。他向我表达了他的元首及他的党强烈要求与法西斯党达成协议的愿望，因为他们相信，一方面意大利和德国有必要建立亲密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两国的民族主义者有必要建立亲密的合作关系。
戈林和内格雷利共同起草了两份秘密协议，他们希望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能够共同认可。11月，巴斯蒂亚尼尼提醒墨索里尼说：“阁下实质上接受了，但形式上拒绝了。”
可是，戈林为了更大的目标，继续和巴斯蒂亚尼尼纠缠瓦尔特饭店一事，敦促他和有权仲裁这类扣押案例的政治家圭多·容谈谈。当巴斯蒂亚尼尼用失礼的办法来搪塞他时，戈林变得更让人讨厌和纠缠不休，他给内格雷利写信，对正试图把不幸的瓦尔特撵走的金融机构商业银行发表了强烈不满的言论。
虽然戈林认识到这是他的第一轮失败，但是他并未将此告诉卡琳。尽管如此，在她从罗马写给家里的最后一封信中，情绪的变化还是很明显：
德国没有多少消息。我想那里的事情是令人沮丧的。希特勒已完全与世隔绝，正在撰写他的第一本书，《四年半来对愚昧、谎言和怯懦的斗争》，〔不久改名为《我的奋斗》……身为所有武装部队统帅的赫尔曼也有他的麻烦；因为他本人不在那里，什么事情都由别人代办。
在罗马的最后几天里，戈林起草了两份重要的秘密协议。第一份拟给墨索里尼总理，关于如何处理棘手的南蒂罗尔。南蒂罗尔是一片美丽的山区，大部分居民为德国人，战后被划给了意大利，并易名为“上阿迪杰”。在这场引人注目的交易中，戈林和希特勒秘密向墨索里尼表示出卖南蒂罗尔，条件是意大利给予贷款和纳粹党恢复活动后立即正式承认该党。按希特勒的书面授权，戈林在第一份文件里提出：
（1）明确表示纳粹党不认为有任何上阿迪杰问题，绝对和毫无迟疑地承认现状，即意大利的占领……从现在起，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将尽一切努力打消德国人民修改上阿迪杰的念头；
（2）坚决认为，《凡尔赛和约》规定我们向意大利的赔偿必须全部完成；
（3）在我们掌握的报纸上立即掀起一个宣传恢复德、意友好关系的运动。
作为对这片宝贵的固定资产的回报，戈林的信很有礼貌地请求独裁者作出某些承诺，“帮纳粹党渡过眼前的难关”
（1）一旦纳粹党通过合法或非法手段在德国上台，意大利政府保证不对这个新的德国政府施加压力，如第三国发起这种运动则不参加……法西斯党将采取一切手段向纳粹党迅速提供援助（包括新闻报道，国会议员发表谈话和贷款）；
（2）鉴于意大利对《凡尔赛和约》的承诺（尤其对法国）……如果其他国家对新的德国政府提出任何要求，意大利将不作支持。
在致意大利法西斯党总部的第二份秘密文件里，戈林坦率地要求意大利迅速提供秘密贷款，以挽救希特勒的濒于死亡的党。他承诺：“此事将作为最绝密的事处理。我们这方只让领导我们运动的元首，我们党委派的被委托人和在上面签字的人知道这份秘密协议。”戈林建议贷款200万里拉，分5年支付给纳粹党“全部的动产和不动产（现金、资产、汽车等）”作为抵押品偿还。为了证明借贷的必要性，戈林解释说：纳粹党正准备同富裕的民主制度和受到莫斯科资助的德国日益高涨的共产主义浪潮作殊死斗争。
赫尔曼·戈林把这两封信用挂号寄给了内格雷利，请他亲自交给墨索里尼，然后在1924年8月11日与卡琳前往威尼斯。回到威尼斯的不列颠饭店之后，他等候这两封信的答复，但任何答复都没有。与此同时，他们更加受惠于鲁道夫·瓦尔特。瓦尔特感兴趣的既不是德国，也不是意大利，也不是南蒂罗尔，而是他自己的漂亮饭店。“你们可以随便在这儿住下去，”瓦尔特诱劝戈林夫妇说，“几个月，随你们的便！”但他们不能不注意到瓦尔特等候官方关于他饭店命运的正式答复的迫切心情。希特勒曾模棱两可地许诺寄钱给他们，但他仍在监狱里，没有寄钱来。“饭店方面什么也没说”，卡琳为了要钱内疚地写信告诉母亲说，“但谁也没把握。”
戈林别出心裁地企图向墨索里尼施加更大的压力，他把饭店的财产权问题变成了一个检验“法西斯对纳粹事业诚意”的案件。戈林争辩说，如果饭店被剥夺，瓦尔特只有移居他国但不论他在哪里，纳粹党都需要他。“我们党将把这看作特殊的优待，看作我们的谈判将得到应有重视的表现。”
可以看出，戈林夫妇仍计划很快离开，他们已于8月26日弄到了新的护照。在等候墨索里尼的答复时，戈林在这座岛上城市到处游逛。9月5日，已经非常粗壮的赫尔曼和他身材高得惊人的妻子在广场喂鸽子时，一位意大利街头摄影家抢拍了他们照片。法西斯暴徒暗杀了社会党人马泰奥蒂之后，意大利爆发了政治危机，于是戈林改变了方针。他的心变得热情奔放起来。得知左翼分子报复性杀害了墨索里尼的一名中尉卡萨里尼时，他给内格雷利写了一封信，提出在目前与共产主义分子随时都可能进行的最后斗争中，他可以成为听墨索里尼调遣的“一名忠诚的法西斯分子”。
第二天他给墨索里尼同样寄了一封信。写了这么多信，没收到一封回信，他心里很烦躁，9月19日又拿起了笔。他简洁地给内格雷利写道：“如能速复几行，告知……事情进展情况如何，将采取什么步骤来加速事情的进展，我将十分感激。事实上，若能听到一点我们谈判有进展的消息，我将非常高兴。”
罗马又一次没回音。9月23日，戈林在给内格雷利一封措辞粗鲁的信中，对他和巴斯蒂亚尼尼表示了怀疑，他说他们虽然承诺得很好，但连瓦尔特饭店的事都没过问，他鲁莽地断言“犹太商银行”在捣鬼—一“它想以典型的犹太人卑鄙的办法接管饭店”。戈林抱怨他们已经谈判了几个月。当然，他同时请求说，墨索里尼一定得抽半小时时间。
他移居瑞典的计划更加具体了。他已经在那里找工作，并写信告诉了希特勒。卡琳开始在斯德哥尔摩寻找住处，但并不容易。受贫困所迫，她求助于父母，赫尔曼则在威尼斯到处做些他所能做的零工。他们在德国朋友们故意视而不见。鲁登道夫将军干巴巴地写了几句宽慰的话：“我知道赫尔曼·戈林总能取胜！”答应利用他在瑞典的关系帮助。
戈林根本不可能找得到工作，在处境日益恶化的情况下，他用9月的最后两天时间给希特勒写了一封信，老老实实地描述了他们的困境。10月1日，他进城去闲逛，盼望这一天希特勒的著作《我的奋斗》应该出版，这样有足够的资金还清他们投入党内的钱和物了。但他知道姐姐比他还穷。他的眼睛仍盯着瑞典，一位大飞机制造商请他寄简历，并且戈林正在和瑞典的航空先驱卡尔·弗洛曼交涉，他刚在斯德尔摩组建了一家航空运输公司，名为阿·伯·航空运输公司。
卡琳的父亲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要求她看在上帝的分上，在没有给戈林找到固定工作之前，不要回瑞典。她自己收起了这封信，只告诉丈夫她从妈妈那里收到了一点钱。她马上给母亲写信，表示感谢。
一周前我们就已用光了所有的钱。最近我们生活非常艰难。我无法告诉你如何艰苦。尽管和亲爱的赫尔曼在一起非常幸福，但生活从没这么艰难过……如果没有他，我根本无法忍受……在我牢骚满腹时，他总安慰我。
希特勒无能为力。他自己身无分文，党所拥有的一切都给没收了每件家具，每辆汽车，一切的一切！……长期以来，我心底里坚信，上帝会帮助我们，不会忘记我们。但有时候生活真艰难！
由于买不起车票戈林夫妇没去任何地方，一直呆在威尼斯。这对他们来说已毫无乐趣可言。人们几乎可以听到内格雷利嘟嘟嚷嚷地念赫尔曼10月15日第二封信的开头几句：“你知道，我们仍在这里……”戈林在这封信里怒气冲冲地抱怨“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要求墨索里尼严肃对待拥有400万选民和800万支持者的运动的代表。他暗示元首阿道夫·希特勒获释后将会要求和戈林一起访问罗马，亲自继续纳粹和法西斯之间的谈判。“然而，如果没有把握见到墨索里尼，他将不会来罗马，”戈林告诫说，这种牢骚再次表明，他和罗马之间建立的联系非常重要。这样他还觉得不够，他又对内格雷利大谈在各地民族主义运动参加反犹太运动的重要性。他写道：“必须在所有国家与犹太作斗争。”
戈林有另外的动机，也可以说他现在对罗马不耐烦了。在他的建议下，希特勒发表了纳粹党的正式宣言，宣布对南蒂罗尔没有兴趣。宣言发表后立即遭到其他民族主义团体和整个德国新闻界对纳粹的广泛谴责。希特勒被剥夺了奥地利公民权，啤酒店暴动之后所有逃到蒂罗尔的纳粹分子都被驱逐出境。然而令人失望的是，戈林从罗马得到的只是极其模糊的非正式的良好愿望。
五
在人生旅途的其余20年里，赫尔曼·戈林同奥地利医生给他带来的吗啡瘾的罪恶专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并非时时成功。这不是公开的战斗。他斗争、失败、再斗争，终于赢得了这场心灵深处的悲剧性的战役。1933年，当他向埃哈德·米尔希保证已战胜了那种嗜好时，那很可能是真的；但当地的空军将军们在后来的几年中见到他时，他目光呆滞，面色如蜡，他们明白，吗啡这个暴君已再次占领了他的躯体。
对那些熟悉吸毒给人体造成影响的人来说，赫尔曼·戈林的情况提供了他们所需的全部间接证明。吗啡能使一个诚实的人变得完全不可信，能造成导致犯罪的幻觉；引起性活动的增加；产生诸如巨大生命力的迸发等副作用。注射吗啡之后，人的想象力受到激发，言谈更流利，又会出现四肢无力的现象，有时候还会嗜睡。
在斯德哥尔摩，戈林夫妇搬进了一栋中等的公寓，这栋公寓紧挨着卡琳曾和尼尔斯住过的房屋。她发现13岁的托马斯和她差不多高而感到非常惊讶。她的家人看到她曾是轻快敏捷、英俊潇洒的丈夫现在身体和精神状态都极度下降，他的麻醉剂瘾已经毁掉了他的身体时，也同样感到非常震惊。戈林无精打采，身体肥胖，脾气暴躁，有时候还动手打人。
几个月来，党对自己的薄情一直困扰着戈林的思想。他给希特勒写了信，请求一旦冲锋队解禁，他仍担任队长，但希特勒的复信很辛辣，说冲锋队是他的事，戈林不应干预。戈林然后提醒希特勒，“党对他负有债务”，并且将这封信“小心翼翼地归了档”，这是戈林给买下了他的奥伯门青别墅的拉尔上尉写了一封愤愤不平的信中透露的。这封信是1925年6月26日在斯德哥尔摩写的，字里行间全是对虚伪的“民族主义者圈子”和希特勒周围“唯命是从的党的工作人员”的指责；戈林抱怨说，纳粹党“以其十足的残忍和无情”把他毁了。他还说：“这个党没有表现出一点良心和同志情谊。”他劝拉尔借鉴他自己的经验。他从前对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顶礼膜拜”已不复存在。“我给元首写了信，但得到的只是空洞的安慰话。到目前为止，我仍然没有从鲁登道夫和希特勒那里收到一个子儿，只是一大堆承诺和签了名的最忠诚的照片。”
戈林在一家新公司（北方航空公司）找到了一份飞行员工作，来往于斯德哥尔摩和但泽之间。但只干了几周—也许公司发现了他有毒瘾。这种毒瘾耗资巨大，卡琳从德国借的钱花完了。她因心脏病和肺结核必须住院治疗。他们当掉了家具，她姐姐莉莉把自己的钢琴卖掉给她付医疗费，给赫尔曼买吗啡。他并不掩盖自己的吸毒嗜好。
他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有时候他对卡琳和托马斯非常粗暴，打得她只好逃回娘家。有一次，他打开了窗户，威胁说要自杀。“就让他跳啊，妈妈！”吓得脸色煞白的托马斯尖叫说。家庭医生弗勒德斯特伦博士建议他到一家戒毒医院住一个月，1925年8月6日，他来到阿斯普顿私人疗养所接受治疗。
一段时间内事情很顺利。20日，他给在挪威度假的卡琳的女朋友写信，希望能和她一起爬山：
我想通过爬山恢复以前的健康和体魄，因为我在这里接受的治疗成功地消除了我非自然肥胖的根源。对此我有点自夸虚荣—一通常这是女性的特权。
但这只不过是借口。想到我很快就有希望在党内显露锋芒，我就心花怒放。我也相信，我过去的精力和热情会恢复的。顺便问一句，你下榻的饭店夜间如何？必须穿礼服吗？
10天后，他旧病复发，病情严重，卡琳本人在一些文件上签了名，把他送到了一所精神病医院。
在瑞典一份记载着把赫尔曼·戈林关进隆布罗精神病院的特殊的医疗档案，有一个关于戈林绝望的故事：
赫尔曼·威廉·戈林：德国空军中尉。病因：注射吗啡和优可达；有严重的停药症状。根据伊兰德医生和亚尔玛·埃内斯特伦医生开具的诊断书，由阿斯顿私人疗养所所长办公室转院至此。
病人在德国“希特勒党”内身居要职，参加了希特勒暴动，受了伤，住院治疗：说他从那里逃到了奥地利，医院医生给他注射了吗啡，从此染上了吗啡瘾。住进阿斯普顿后，病人表现出狂躁症状（虽然护士给他用更多的吗啡），在此期间，他出现了危险的征兆，非常狂暴，没法让他继续在那里住下去。威胁说要结束自己的生命，要“像个男子汉”那样死去，扬言说要切腹自杀，等等
经他妻子同意，医院将他强行关押。9月11日晚来到这里〔卡他琳娜医院〕之后，让他服用了天仙子碱，很快睡着了，但几小时之后他醒了，烦躁不安。他抗议失去自由，说他打算派人找他的律师打官司，等等，要求注射足量的优可达“解除痛苦”。
清醒时，他喜欢说话，神志清醒。他认为自己受到了严重虐待。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生粗暴事情。
赫尔曼·戈林被关进隆布罗精神病院的那天晚上，他非常清楚他的生活正走进一条极度黑暗的可能意味着生命终结的隧道。他发现自己在一个外行简单地称之为“风暴”的病室里—一他一个人住一个单间，里面的床栓在地板上，他没别的家具。他非常恐慌，向他见到的第一个医生大喊大叫：“我没疯，我没疯！”他意识到他的前程暗淡，拒绝拍照用于精神病医院档案的照片。
1925年10月7日，他的痛苦经历结束了，他终于从隆布罗医院出院。带着显然是请求主管医生签署的一张证书：
我证明赫·冯〔原文如此〕·戈林上尉在自己的要求下住进隆布罗医院；入院时和入院后从无神经病的症状；现出院时也无任何此类病的症状。
隆布罗医院
1925年10月7日
乌洛夫·金贝格医生
他为了得到这份至关重要的神经正常证明几乎比他得到著名的战争勋章所花的代价还要大，虽然不是他总想炫耀的奖赏，但此后20年里，这份证明是他最宝贵的财富之
回到卡琳的小公寓之后，他又招来了新的麻烦。托马斯经常从厄斯特马尔姆的学校来。尼尔斯告诫卡琳，孩子学，功课很糟。卡琳反应过分，对尼尔斯提出起诉，要求合法照管孩子。他的辩护律师雇了一位私人侦探，找出了戈林吸毒的证据。1926年4月16日，法院特聘医生卡尔·伦德贝格博士证明赫尔曼和有癫痫病的卡琳都不适合管教托马斯，22日，法院驳回了她的诉讼。
为了上诉，她说服赫尔曼回隆布罗完成停药治疗。5月22日，他心情沮丧地回到精神病医院。医院的档案上只写着：“病情减缓，情绪波动，自我为中心，易受影响，后背痛”。后来，医疗总监助理弗兰克医生签发了一份新证明：
斯德哥尔摩市厄登加坦23号的赫尔曼·戈林上尉本人要求，于1926年5月住进隆布罗医院接受治疗。住院期间，他接受了停用优可达的戒毒治疗，6月初出院时，已完全停用上述药物，也不用任何鸦片衍生物，以名誉和良心特此证明。
—一弗兰克
8月23日，他给法庭写了一封可怜巴巴的信，强调他以前的地位和战争期间的英雄行为，宣布他愿意接受医疗和精神病检查。即便如此，法庭仍然拒绝让卡琳管教托马斯。
从此以后戈林的行动有些神秘。与希特勒不同，他很少回忆生活中比较无聊的岁月。他显然渴望重新得到纳粹党内的要职，但他不光彩的流亡以来3年过去了，党现在仍然看不起他，他的名字已从党员登记本上划掉。后来拜尔发动机厂在瑞典给了他一份工作，在斯堪的纳维亚销售飞机引擎。但他非常清楚他的政治命运在德国。因此他于1927年1月带着瑞典托恩布拉德自动降落伞公司特许权，回到了他的祖国。
卡琳留在了瑞典。当他乘坐的火车徐徐开出斯德哥尔摩中心站时，她倒在姐姐范妮的怀里。她的心力衰竭越来越严重，她被送往布伦克伯格斯托格11号的维塔·科尔斯私人医院。
他们两人几乎都认为，他们再也不会见面了。 、
六
赫尔曼·戈林孤身一人，身无分文，他知道如果想在德国东山再起并非易事。因为关于他的战绩的说法尚未得到证实，里希特霍芬老兵协会把他们这位最后一任指挥官排除在外。为了卡琳的缘故，恩斯特·勒姆请求慕尼黑音乐家汉斯·施特雷克给这位归来的流浪者一块栖身之地。戈林住在施特雷克的沙发上，每天早晨在清洁女工来到之前起床，穿上绣着金龙的黑色衣服，修剪指甲，然后动身到忘恩负义的党部试探它的反应。
他和希特勒的第一次见面结果并不好。元首冷淡地建议他最好在柏林社交界尽力站稳脚跟。戈林言听计从，在柏林库菲斯腾大街附近一家宾馆里租了一间房子。他和保罗·克尔纳建立了友谊。克尔纳比他小10岁，可是却像他的儿子一样，他成了戈林不花钱的司机和秘书。这是理想的伙伴关系，他有点钱，但没有头脑，而戈林正好相反。克尔纳驾驶着自己的梅塞德斯轿车，送戈林到处兜售降落伞。
卡琳住在斯德哥尔摩一家疗养院里，已虔诚地把自己托付给上帝，有时候她给他写几句淡淡的、哀婉的话。医生已经告诉她，她的情形已无可救药。她在戈林离开后不久，于1927年1月26日，写信将此情况告诉了他。“你有权利了解事实真相，”她写道，“因为你爱我，为我做了一切。”
对于死，我并不恐惧……我只希望上帝的旨意能得到执行，因为我知道上帝希望每个人都能幸福地生活。亲爱的，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死亡只是休息，像永久的睡眠—什么事也不知道。但我坚信上帝是存在的，那么我们将在天堂重逢。我自然想活着，这是为了你，也为了托马斯，因为我对你和托马斯的爱超过其他任何东西，我希望——是的，我特别希望—一和你们俩在一起。
如果戈林没有从远方感觉到她一往情深的爱，他很可能永远地陷在柏林幽暗的瘾君子世界里而成为贫病交加可怜的人了。为了他的生存，她在身体虚弱的情况下，全身心地投入了战斗，写了许多信。这些信在赫尔曼·戈林的故事里，成为最为动人的材料。
我的爱人的健康是我最牵挂的〔她恳求说〕。他比我的还危险。亲爱的、亲爱的，我时时刻刻都在想念你！你是我所拥有的一切，我求你，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做出真正的非凡的努力，挽救你自己。我非常了解，你不可能马上解脱，尤其是现在，一切都要靠你自己，非常苦恼，麻烦很多的时候。但要克制自己，还能忍受就绝对不要去沾它的边。
中间的时间尽可能延长。你肯定很痛苦，心里不舒服——但为了我，因为我爱你。
我特别希望在你完全戒掉时和你在一起的……从那以后，相信我吧。这次请你告诉我你是否感到毒瘾又回来了，千万别瞒着我。这次告诉我，“我不能再坚持了——我要再吸点。”
那么我们可以和医生说说或躲开几天，你也可以一个人到山上去，这样那种渴望就没了。
你是个意志超常的人，是个好人，你不甘屈服。我全身心强烈地爱着你，我不能失去你，注射吗啡就是自杀，日复一日，你在慢慢地毁灭你的身心……
你被—种邪恶的思想或力量控制着，你的身体渐渐衰弱……
为了你自己，也为了我！
虽然戈林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他失败了。1927年9月7日到26日，戈林再次“因滥用吗啡，每日剂量40-50厘克”住进了隆布罗精神病医院。
1927年戈林和卡琳在瑞典一起过了圣诞节，但1928年1月再次把她一个人撇在病床上回到柏林。现在他和弗里茨·西贝尔在盖斯贝大街的一个办公室工作，西贝尔也从事航空业务。降落伞销售不是很景气，但戈林盯上了更大的行业。5月20日将举行至关重要的德国国会选举。他一不做二不休，孤注一掷地胁迫纳粹领导，把他列入候选人中。秘密支持者提供了资金，使希特勒能够将党员扩大到数百万人。戈林直言不讳地威胁说，否则他将起诉纳粹党，要求归还1922年以来所欠他的每一分钱。希特勒屈服了，答应他如果纳粹有7个席位就给他一个。戈林赶快跑到朋友普泽·汉夫施腾格尔那里，高兴地述说了一番。在这种环境下当纳粹候选人好比往银行里存款。
突然之间，戈林摇身一变，他不再是一位被社会遗弃的人了。他莽莽撞撞地四处打听，想寻找一座更像样的公寓，并请求卡琳及时来柏林参加选举。大选前的第三天，17日，他把卡琳带到了为她准备的拐角大房间。房间有一个充满阳光的阳台，阳台上摆满了水仙花。虽然她身患疾病，但和他再次团聚，她欣喜若狂。
太阳落山时，他们在柏林湖畔就餐，“周围是令人作呕的犹太人”！他们在一家日本馆用筷子吃的午餐，身着和服“斜眼看人”的餐馆女招待送上了草莓，他们兴奋地谈论着星期天大选日：
他们已经开始发生暴力冲突。每天共产党人都打着六角星红旗游行……遇到打着字旗的希特勒的人。然后激战一场，有死伤。只要赫尔曼一切顺利，我们就可以过安宁的生活了……你想是不是！
这封信寄出之后，21日她又发了一封电报：赫尔曼昨天当选，母亲，你知道吗！
纳粹党在全国获得了足够的选票，使12名代表全部当选为德国国会议员。因此戈林进了国会，有了固定的收入，有了影响和朋友。
报纸的约稿纷至沓来，他每月工资500马克，作为党的演讲者每月还有800马克的收入——这只是开头。他们贫困潦倒的生活终于结束了：他们能开始偿还旧账，付医疗费用，赎回他们在当铺变卖的东西。当卡琳把当初当掉的白色小风琴和其他家具重新搬到三楼公寓时，赫尔曼开心地笑了。他期待着算总账。
大选之后，赫尔曼和卡琳乘飞机前往瑞士的苏黎世，发表讲演，展销降落伞。但他现在有了更好的收入来源。德国实业界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他的手中。拜尔发动机厂和亨克尔不久便请他作了“顾问”，经理弗里茨·希勒至少有一张“戈林一次性分配付款单”。钢铁大王弗里茨·蒂森向他赠送了新公寓的装潢用品和家具。
可是他贪心不足，不久便要求汉莎航空公司拨款设立办事处，支付保罗·克尔纳的工资，还要雇一名秘书。航空公司不久就发现一年支付给他的费用相当于5万马克。
〔卡琳那年夏天抱怨说〕我很少见到赫尔曼。每天上午一大早他就到〔弗里德里希大街和陶本大街街角处的〕办公室上班，我们通常一起吃午饭，但大多数情况下是和其他许多应邀前来的人或不速之客一起午餐。后来，赫尔曼因为组织展览会〔1928年世界航空博览会〕或各种委员会，此后很少单独吃饭。
凌晨二三点之前，他很少在家，他经常8点钟出发……主要是因为他精力充沛，兴趣广泛。况且德国国会还没有开会呢！
从此，她成了柏林社交界绝佳的女主人，但她是非常艰难地掩盖着自己日渐下降的健康状况的。1928年11月，他们在巴登舍大街拐角处的新公寓已准备停当，只等搬迁。他们的常客中有粗壮的汉莎航空公司经理米尔希，此刻他就为戈林1月12日的生日做准备了。12月，米尔希在特别讲究的凯撒霍夫饭店请戈林吃非常丰盛的午餐；有时候他身上带着戈林需要的资金来到地下汽车库。
解除了资金的后顾之忧之后，戈林便忘我地投入了吸收新党员的运动。1929年2月21日，卡琳写道：“今晚他在柏林大学向各党派发表讲话。其中一半以上的人已经是纳粹党员，我希望他能有办法把其他的也拉过来。明天他要到纽伦堡讲演。然后他将出发到东普鲁士做为期10天共12场的讲演。我们家里挤满了各界人士”。
那届国会期间，他学到了许多有关议会程序的知识。德国国会受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操纵。随着后者对德国的威胁日渐增大，戈林发现他可以抬高自己身价了。鲁尔实业家们发现他可以维护他们的利益，甘心情愿地付给他高价。煤炭大王威廉·腾格尔曼把他引见给钢铁大王蒂森，这样他们双方都有利。
这个新的资金来源很及时，因为汉莎航空公司的银行家们开始不安了。因为1929年6月至少有一张1万马克的支票是付给戈林的；米尔希在一封信里对银行解释说：“就议员戈林先生而言，大选之前，他是汉莎航空公司的一位顾问，也就是说，他和美国人一样是一位领薪顾问。”1929年7月被任命为商业经理之后，米尔希首先与戈林做了一笔“不体面的”贿赂生意。他指出：“如果你想以后登上社会生活的显赫位置，你就不能像现在这样下去”。他建议他们提前付给他10万马克，作为直到本届国会结束之前的顾问劳务费。“米尔希，”比米尔希小一岁的戈林叫了起来，
我非常感激这对我来说非常及时，而且现在我的行动自由更大”。正如1945年米尔希所回忆，他像小孩子那样坦率地解释说：“蒂森以我的名义开了一个5万马克的户头，我可以随便取钱……并且随时得到补充。”
七
卡琳去世后的15个月里，戈林全身心地投入了柏林纳粹党的工作。这样他便没有时间去悲伤。待事情完全结束，有人请他回忆一下这段时间时，他首先回忆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这些故事充满了戏剧性和欺诈性——即他显然以其为乐的政治诽谤。希特勒在为德国的未来而奋斗，然而戈林却认为，手段比目的更重要。
当时，布吕宁政府已经垮台，由于没有更好的人选，一个有名望但又没有实力的军官弗兰茨·巴本被任命为临时总理；1932年5月底，希特勒勉强同意支持巴本，但只是在两个月后大选结束时才宣布的。
在投入大选混战之前，戈林来到地中海的卡普里岛。虽然卡琳逝世9个月了，但一想到九泉之下的她，他仍心情郁闷。他从卡普里岛给最近在魏玛认识的白肤金发碧眼的演员埃米·宗内曼发了一封电报，说他回去参加大选战斗时，希望有机会见到她。埃米已与丈夫男演员卡尔·克斯特林分居，她是一位家庭型、单纯的汉堡妇女。也许她不谙政治，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她把戈林和戈培尔都搞错了，但1932年春，戈林设法安排了在魏玛的第二次见面。当时她在魏玛演出，他不止一次地深情地提到了他已经离世的妻子，给她留下了不寻常的印象。
虽然埃米将成为戈林的第二个妻子，但卡琳·冯·福克的阴魂却处处追随着他们。他给埃米的第一件礼物是卡琳的一张照片；后来他用她的名字命名他们的两艘游艇和一处森林宫殿。埃米发现他不仅在柏林的凯撒达姆34号新租的三层公寓里安排了卡琳的老管家西利·瓦霍维亚克，而且专门辟出一间屋子，用作常设纪念堂，里面放着她的白色小风琴和她的绘画。埃米心平气和，宽宏大量，容忍了这些干扰，虽然她对朋友们承认，公寓的家具不合她的味口，既笨重又昂贵，而且没有特色。
埃米住进凯撒达姆公寓的第一天晚上，戈林举办了盛大的宴会。她看到了皇帝的侄儿黑森的菲利普亲王，他是被赫尔曼诱进了纳粹党的（亲王的一个兄弟，曾与戈林在士官学校同学过，后来在战争中阵亡），还见到了他的一个兄弟克里斯托夫亲王（他是戈林通信情报机构研究所的头子——1943年死于非命）。
在柏林，大选战斗已经开始—一用“战斗”一词来描绘是毫不夸张的。手枪和子弹代替了语言、拳头和诽谤行为。在最后一个月里，即1932年7月，30名共产党人和38名纳粹分子在大选冲突中丧生。纳粹党看上去势不可挡。其秘密武装冲锋队已有44. 5万人，是正规军的四倍多。
7月31日选举结果公布时，纳粹获得了13732779张选票。因此，他们在国会里获得230个席位，成了最大的党，但兴登堡总统只打算任命希特勒为副总理，任命他的上尉戈林为普鲁士内政部长。戈林倾向于接受这些条件，因为8月5日，他曾给汉莎航空公司的米尔希打电话，谈到让他当国务秘书的事。但希特勒表示要么答应全部条件，要么什么都不要。13日，他和戈林一起去见风烛残年的总统时，却未能如愿。然而在后来充满政治阴谋的几个月中，兴登堡一直和戈林保持着联系，常利用戈林衣冠楚楚的副官皮利·科纳达到目的。
8月30日，国会开会时，纳粹在中央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的有力支持下，一致选举戈林为德国国会议长。这个职位给了他直接见到兴登堡的机会。
冯·巴本总理的职位由于没有有效的多数从一开始就朝不保夕，纳粹一点忙也没有帮。事实上，他是历史上唯一没有在国会讲过话的德国总理。8月最后一天的晚上，纳粹高级领导人在戈林公寓集会，密谋污辱巴本，将其赶下台去。9月12日，第一次会议时，机会来了。共产党提议投不信任票。几年之后戈林高兴地回忆说：“巴本跑去见兴登堡，得到了下令解散国会的授权……我能看到他腋下夹着的红色公文包，我当然知道他的目的，所以我赶紧宣布进行分组表决。”巴本发狂似的想引起他的注意，但戈林故意装作没看见，说：“先生们，我们进行表决！”巴本腾地站了起来，把解散国会的密令扔在戈林面前—不用看，他认出了上面的兴登堡和巴本的签名。
“总理先生”，他不悦地对巴本说。“没办法，你得等一等。投票结束了再说！”
他做了个鬼脸咧了咧嘴，把文件倒扣过来，这样他就可以不看了。在随后的不信任投票中，共产党和纳粹党联合了起来：巴本仅得42票，反对票多达513票。宣布结果后，戈林拿起文件宣读起来，引起了全场的哄笑。然而，结果又是一次诽谤行为。巴本愤怒地写信指责戈林，违犯了宪法第三十三条阻止他讲话。“德国国会被解散，但你却继续开会进行投票，这两种行为都违犯了宪法”。因为他把信发表了，所以戈林控告他诽谤。巴本只在私下作了道歉，这段插曲弄得双方都很不愉快。
兴登堡对戈林在国会里的恶作剧同样不高兴。他越过戈林，用总统令解散了国会，巴本仍任原职。
他形成了两重人格，并引以为荣——1923年啤酒店里的冒险家和1932年国会上的雄狮。他成了遐迩闻名的东道主，也成了宴会和狩猎聚会上备受青睐的客人。
新的选举定于1932年11月6日进行。—场真正扣人心弦的竞选活动便勃然兴起。这次新的投票中，希特勒失去了200万选民，纳粹在国会的议员人数相应从230名减到了196名。希特勒急忙派戈林去会见墨索里尼，也许是为已经枯竭的纳粹金库筹措资金。巴伐利亚边境警察13日报告说，“戈林在货币检查站无意中提到他们没带多少钱，因为他们是应邀访问罗马”—一所谓“他们”其中包括前德国银行行长亚尔马·沙赫特，他在8月29日的一封密信中，曾向希特勒保证说他可以给纳粹筹集到足够的钱。4天后，当戈林在和墨索里尼一起进餐时，他得知了巴本辞去总理职务的消息。他马上赶回柏林，作为希特勒的个人代表，重新与兴登堡讨价还价。19日兴登堡派人请去了两位纳粹领导人，以后的几天里再次召见他们。政治活动一直持续到11月底，戈林始终支持希特勒要得到总理这个最高职位的要求。而兴登堡则同样顽固地坚持，只要纳粹在国会没有取得绝对多数，总理职位就不能给他。
库特·冯·施莱歇将军曾向年迈的总统保证，他有把握分裂纳粹党。他一度提出让希特勒任副总理。希特勒再次予以拒绝。最后结果是1932年12月1日兴登堡任命施莱歇为总理，巴本为副总理。这个政权同样是短命的，只存在了两个月。戈林称它是德国曾经经历过的最无能的政权。这是一段考验广大纳粹党员的时期：他们处在权力的门槛上，许多人不能理解希特勒和戈林为什么不接受施莱歇狡猾地提供给他们的半块面包。这几个星期里，纳粹党内的左翼反对派领导人格雷戈尔·施特拉瑟扮演了破坏稳定的角色，为此希特勒和戈林不能饶恕他：施特拉瑟终于和施莱歇在同一天以同一种方式丢了性命。
戈林这些天总是难以入睡。他发现自己有时很需要更多安静的时间。他的心灵在两个女人中间摇摆：一个情投意合、热情、健在；另一个智商上比她高得多，但已死去。他和埃米·宗内曼一起度过了1932年圣诞节，然后便出发去向另一个寄托感情，他在罗克尔斯塔德城堡和卡琳的亲戚欢度了新年。除夕之夜，他坐在篝火前借着烛光和油灯，从这座瑞典城堡给埃米写了一封信，信中流露了某种钟爱之情，但没有一丝他留给卡琳的那种挚爱的强烈程度。
亲爱的埃米：我正在收听瑞典无线电台广播的歌曲……你送给我的收音机给我带来了许多快乐。尽管火车咯吱作响，但从柏林到萨斯尼茨渡口，我还是听了一场音乐会。在这里我能收听三四十个电台。昨天我能听到一会儿斯图加特的节目……
每天，我独自在你曾经见到过的那种最漂亮的森林里漫步几小时。我每天睡8——10小时；我只希望能多呆几天。他们都令人非常愉快地谈到你，对我也很好。
亲爱的，我从心里感谢你的爱、你的奉献和为我所做的一切。让我们祝愿新年对我们吉星高昭。
几小时之后，新的一年1933年就开始了：这是戈林的命运之年，也是欧洲命运之年。他对格雷戈尔·施特拉瑟及其背叛行为很恼火。1月13日，戈培尔与戈林一起在利珀参加一次重要的竞选活动，他写道：“午夜，戈林来了。施特拉瑟是我们自始至终讨论的焦点。”但是，正当几周来的卑鄙的阴谋诡计似乎徒劳无功的时候，纳粹却终于成了胜利者。副总理弗兰茨·冯·巴本在科隆一位银行家的家里秘密地会见了希特勒，与先前的立场正好相反，他表示同意为纳粹元首效犬马之劳；他们在两党之间瓜分了未来内阁部长的职位。巴本然后安排了希特勒与总统有影响的儿子奥斯卡·冯·兴登堡上校的秘密会晤。会晤在香槟酒公司经理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的柏林至达勒姆之间的别墅举行，戈林参加了会晤，并认为会谈胜利果实应主要归功于他。
兴登堡总统迅速行动，解散施莱歇政府。1月23日，他拒绝了这位将军要独裁权力的请求。他指示巴本与希特勒谈判。希特勒回头又指示戈林开始与其他党派进行谈判，于是戈林便着手分配内阁部长职位以便诱惑他们。根据希特勒的指示，他选择了东普鲁士老实可靠、没有多少牵连的军事指挥官维尔·冯·布隆贝格将军接任国防部长。
施莱歇无望保住总理职位，于1月28日辞职。第二天，妨碍希特勒担任总理的最后一块绊脚石清除了，戈林很幸运，他是第一个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的人。戈林的脸上堆满了笑容。他现在像品尝任何被禁麻醉剂一样正津津有味地品尝着鸦片剂—期盼着在握的权力和随之而来的物质财富。
八
1933年3月5日大选这一天午夜，纳粹党的头面人物都聚集在戈林的官邸，等候大选结果。像蒂森这样身着夜礼服的实业家和像奥古斯特·威廉姆这样的身着冲锋队服的王子与里希特霍芬飞行中队的飞行员和穿褐色衬衣的纳粹步兵会聚一堂，他们一边吃着开味面包，一边喝着免费饮料。但是，大选结果并不值得庆贺。这次纳粹获得288席，加上胡根贝格的52席，离希特勒掌握三分之二多数所需的432个席位还相差甚远。
几天来，希特勒和戈林一直苦思冥想，如何才能弥合这个缺口。在3月15日的内阁会议上，戈林建议：“不让民主党一些议员参加会议，就可以获得三分之二多数。”最后，他们采取不让共产党议员出席的办法（全部81名议员有的被监禁，有的在逃）当德国国会开会审议至关重要的
授权法时，希特勒拼凑了足够的票数，以441票对94票通过了这个将授予他独裁大权的法律。（反对主要来自社会民主党当戈林从议长席上站起来威胁说：“安静！否则总理会处理你们的”时，他们全然不顾。）戈林断然宣布：
魏玛到此结束！
后来一段时间，他主要抓内政问题，因为法律和秩序已经十分紧迫。大选两周前，即2月20日，他从冲锋队和党卫军里抽调了5. 5万人，组建了辅助警察部队，这支
辅助部队极尽了引导选民右转之能事；最危险的反对者被直接送往戈林在奥拉宁堡和彭本堡所设的两个“集中营”。
戈林不仅创建了集中营惩罚体系，而且创建了国家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只不过那份功劳不能由他独占。盖世太保是他的朋友、柏林市警察局长马格努斯·冯·勒韦楚海军上将对冲锋队的野蛮行径表示反对后创建的。希特勒任命的冲锋队“参谋长”恩斯特·勒姆，和柏林市冲锋队队长卡尔·恩斯特对这位将军给予了回击，指出他根本不是纳粹党人，应立即撤换。戈林一方面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护勒韦楚，一方面采取防范措施，把将军的政治警察局拨到自辖的普鲁士内政部，作为建立只效忠于他的秘密部队的第一步。这就是当时的政治警局局长鲁道夫·迪尔斯来到戈林手下的原因——虽然他已经是一个“政治极端主义”的专家了。
迪尔斯身高6英尺，年龄32岁，灰黄肤色，深棕色的头发习惯往后梳，脸上有伤疤。4月26日，戈林任命他为自己的副手，协助他负责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的工作。盖世太保主要由律师和知识分子组成，在戈林和迪尔斯的领导下，它成了那个时代与政敌作斗争得力的工具。
从希特勒创建新政权之初，赫尔曼·戈林就参与了长期战略意图的研究。4月14日，他在内阁会议上再次听到希特勒极其明确地勾画了这个意图。这位总理宣布：“边界修订工作只能在德国恢复了军队、政治和财政的完整之后才能进行……我们的主要目标”，希特勒接着说，“应重新修订东部边界。”
他让戈林作好担任最高职务的准备。他不止一次对戈林许诺，等兴登堡死后，他希特勒作了国家元首，戈林就当总理。希特勒试图说服外交部长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改变对意大利的冷淡态度，但没有成功，只好派戈林作特使。4月初，他要求戈林同墨索里尼和梵蒂冈建立友好关系，让墨索里尼放心，德国对奥地利并无企图。为了增加戈林此行的重要性，4月10日，他抵达罗马的当天，希特勒给他发了一份电报，任命他为普鲁士总理。
他三次会晤墨索里尼，拜会教皇一次，并向教皇敬了法西斯礼。5月12日，诺伊拉特火冒三丈：“在内阁会议上指责戈林，过分信任意大利政府。”戈林为了宽慰意大利大使，在诺伊拉特发难时，他坚决强调他相信意大利的友谊。
戈林向我再次重申了他亲自对阁下说过的话，意大利和德国在奥地利问题上有分歧的说法是不对的，因为在奥地利问题上，德国的政策是完全按阁下的意图行事……
戈林补充说，如阁下所希望的那样，德国将保证像不谈论南蒂罗尔一样，不谈德奥合并的问题。
戈林提拔他的朋友保罗·克尔纳为普鲁士办公室国务秘书。克尔纳是一个卷发单身汉，直到现在，一直是戈林的司机和勤杂员，收入很低。戈林对克尔纳有一种父爱，让他搬进了总理官邸的一间阁楼里。这座阴暗的官邸位于莱比锡广场，始建于俾斯麦时代。
戈林不喜欢这座宫殿，以普鲁士内政部为由选择了一个别墅作为未来的宅第。他派民用建筑大师海因茨·蒂策改建别墅。普鲁士财政部国务秘书弗里德里希·兰德拒绝提供所需的约72万马克的资金。戈林气愤地说：“我不想因财政部对我发号施令而开始独裁统治。”他没有理睬财政部。
在新建筑的设备中，有一个专门为他宠爱的幼狮建造的宽敞的狮窝。
现在，来看一看戈林另一个装备好、智能高的工具—研究所。它创建于1933年4月10日，它是当时世界上效率最高、准确性最强的情报机构。研究所在巩固他在希特勒权力机构中越来越受到人嫉妒的地位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创建后的12年里，它监听的电话和破译的电报将近50万份，有关这些电话、电报的报告均被含糊其辞地称为“研究成果”。这些非同一般的产品影响了德国的政治史。
戈林总是防止别人涉足这个情报机构。同希特勒一样，他对像谍报局这样的其他纳粹情报机构十分鄙视。除了外交部密码科之外，戈林的研究所无疑是希特勒最好的情报机构，它能破译从梵蒂冈到瑞士的密码，还能破译美国波恩公使馆的密码。直到1942年，一位普鲁士官员、叛徒汉斯一贝恩德·吉泽维斯，向美国政府出卖了情报，美国的漏洞才被堵住。
这个名称不坏的研究所起初由戈林管辖的普鲁士州政府提供资金，开始时只有4名密码破译人员，到1933年7月扩大到20人，此后的12年里，雇用了3500或者更多的人，分布在德国和被占领的国家工作。其高级官员全是忠心耿耿的纳粹分子，工作人员当中只发现过一个泄密的人
已被枪毙他叫哈特穆特·普拉斯，是卡纳里斯的密友，自由团司令埃尔哈特的前副官。
创建后不久，戈林将研究所管理工作交给了保罗·克尔纳。克尔纳负责核准财政预算和人事安排。研究所搬到政府区中心地带贝伦大街的破译办公室时，汉斯·欣普夫当了头头，他是位不善言谈的海军中尉，刚调到军队密码研究所工作。
希特勒给了戈林在帝国内独家窃听电话的特权。戈林不惜一切保护这种特权。许可证由皮利·克尔纳呈送给他，下面潦草地写上一个“戈”字，就允许窃听。但这个“戈”字得来不易，希姆莱的盖世太保难受了一段时间。希姆莱领导下的盖世太保头目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对每次窃听必须向戈林请示十分不满。此后的几年里，他和希姆莱找出了种种理由接管研究所，元首只告诉他们要相信戈林。第一任主任欣普夫只干了2年。他生性风流，与布累斯劳的一个女人陷入了情网不能自拔。1935年4月10日，他枪杀了这个女人，为了表明绅士风度，他也自杀了。戈林任命黑森的克里斯托夫亲王担任此职，他在这个纳粹高级情报职位上干了8年。
戈林在位期间，研究所搬进柏林夏洛滕堡区一幢非常漂亮的房子里，数百名宣过誓的官员和语言专家坐在大厅的仪器前工作。武装的警卫不断巡逻，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保密条例。所有纸张，从电话监听员用的复制纸到写有“研究成果”的标色文件，在使用的当天，都编了页号，载入日志。棕色文件的接收员必须签署保密誓约，一旦违犯，立即处以死刑。棕色文件的传递必须封在双层的红信封里，装在加锁邮袋或气动邮件的小盒里，由研究所专门的信使处理；接收者要签一式三份的收条。1936年4月27日，米尔希在签收新邮袋钥匙时，保证“一旦丢失，立即报告研究所，并赔偿邮袋损失”。
1937年，研究所的开支已经非常庞大，戈林只好将其纳入空军预算。这样，更容易保密。为了保密起见，现在所有研究所官员全着空军军服。仅柏林地区，研究所就昼夜不停地窃听着500个电话，主要对象是大使馆、公使馆、记者和敌对分子。夏洛腾堡的房间划分成了若干个“区”，英、美、意、葡、荷、波、捷及其他重要的语言各为一区。格哈德·诺伊恩霍弗博士是一位语言专家，1936年9月15日，被分到法国和比利时“区”工作。到任时，他发现自己只不过是上千名专家当中的一员，在研究所大楼里的行动受到严格限制：他从未获准到楼上四处去过，因为那里是密码破译员用何勒里斯代码穿孔卡片计算器和其他专用工具破译密码的地方。诺伊恩霍弗被安排在一个标准的宾馆式交换台前，负责窃听包括比利时使馆、法国武官、法国驻柏林记者在内的40条线路。他很快就能辨别谁在打电话——法国大使安德烈·弗朗索瓦·庞塞习惯用缓慢的学究式的口气讲话，而法国记者塔比夫人的声音却很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