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德军被重重包围，第三帝国气数已尽。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突然被捕，逮捕他的不是苏军，也不是美军，而是德国党卫军。
这是个充满邪恶的地方。美军约翰·布雷丁上尉站在柏林一座被破坏了的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从一个乱七八糟的办公桌上抱起一堆纪念品，沿着黑咕隆咚的盘旋式楼梯往上爬，直到重见光明。
在温暖的阳光下翻看了一下，令人失望的是：一盏铜色台灯、一张写了些字的奶油色纸、一些空白信纸和按德国海军电讯格式打印的电报，还有一封致“亲爱的海因里希”的信。布雷丁把这些东西带回家之后，再也没管。40年过去了。柏林那座地下室已成了废墟，长满了野草。台灯被拆散了放在一家汽车修配厂的地板上，奶油色纸锁在南卡罗来纳州一家银行的地下室里。布雷丁去世时没有想到他抢救了赫尔曼·戈林奇特生涯中最后几天的至关重要的材料。它们展现了12年内纳粹党里的同伙对他的嫉妒和仇视，展现了他们在希特勒“千年帝国”的最后几天里希望看到他蒙辱和垮台的决心。
布雷丁上尉发现的那张办公桌属于马丁·鲍曼几天。鲍曼曾是纳粹党内的主要官员—希特勒的得力干将。纸上的笔迹也是他的，这些文字反映了地下室里的人们在日益怀疑赫尔曼·戈林背叛他们时的那种歇斯底里的氛围。
鲍曼在奶油色纸上起草的第一封电报是致党卫军柏恩哈德·弗兰克中校的，他是戈林的最后隐身处上萨尔茨堡党卫军分队的指挥：
立即包围戈林别墅，逮捕前帝国元帅。粉碎一切抵抗。
阿道夫·希特勒
事情发生在1945年4月23日的下午。苏军已到达柏林的亚历山大一普拉茨区。地下室里挤满了伤员，空气中背叛的气氛和迫击炮震落的尘土混杂在一起。谣言说，年轻的野心勃勃的军火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和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都已叛变。这个时候，戈林本人签名的一些不同寻常的电报已开始到达地下室的通讯室。
身负重伤的军官缠着绷带，迈着沉重的步伐，在拥挤的通道里来回传递着外面的战讯，鲍曼擦干净办公桌上震落的尘土，给上萨尔茨堡的党卫军分队起草了第二封电报：
要是不执行元首的命令就先毙了你。弄清施佩尔的下落……要特别小心，但动作要快。
他现在很得意。对德国来说，战争的噩梦就要结束。在这场充满苦难的黑夜中不知燃起过多少空袭的火焰，几乎每个家庭都遭受过失去亲人、被监禁、流放或迫害的痛苦。但在马丁·鲍曼狭隘的脑海里，整个战争已经变得非常狭小：最后向戈林报仇雪恨。4年来，他千方百计想干掉戈林，他密谋策划，希望这位空军总司令犯一个能置他于死地的错误。现在他犯了，鲍曼办公桌上堆积的电报足以证明。
鲍曼又起草了第三封复仇电报，这次是致纳粹慕尼黑领导人保罗·吉斯勒的：
因图谋叛变，元首已命令上萨尔茨堡党卫军分队立即逮捕帝国元帅戈林。如有反抗，立即粉碎。要占领上萨尔茨堡等地机场以防他乘飞机逃跑。立即通知附近的地方官员、党卫军和警察。
鲍曼
鲍曼知道自己也活不了多久，但他至少可以在死之前干掉戈林。
柏林眼看就要被占领了，希特勒和鲍曼都被困在那里，对此，戈林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他和丰满的妻子埃米及小女儿埃达住在柏林以南300英里的上萨尔茨堡豪华的山间别墅里。
起初，他希望希特勒下来和他会合了，但头天晚上，他的助手把他叫醒，让他看一份来自柏林的含糊不清的电话记录：空军参谋长卡尔·克勒将军从空军司令部“选帝侯国”①打来电话说：“元首已经‘垮了’，计划留在原地。”
垮了—一难道这不是意味着希特勒已经死了吗？这种可能性使戈林突然兴奋起来。他命令助手：“给克勒打电话，让他立即乘飞机到这里来”。
帝国元帅明白，希特勒总把他视为接班人。现在接班的时候到了。
第二天中午，克勒大踏步地走进上萨尔茨堡别墅。他行完礼后按总司令的指示，宣读他头一天的速记笔记。他说，空军埃克哈德·克里斯蒂安将军从地下室偷偷给他打电话说：“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我将亲自来告诉你。”克里斯蒂安抵达后告诉克勒说：“元首已经垮了，并说没必要打下去了……他将一直留在地下室里，保卫柏林直至最后，然后采取显而易见的措施。”武装部队参谋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午夜时分向克勒将军证实了上述情况。约德尔建议将西线的军队全部调过来对付苏军，希特勒不同意，只说：“帝国元帅将必须那样做！”有人提醒说，德国没有一个人再愿意为戈林打仗。“再打还有什么意义呢？”希特勒凄惨地说：“如果要搞交易，戈林比我强。”
戈林吹了一声口哨，然后以多年没有表现出来过的果断迅速行动。他派人把第三帝国的重要人物汉斯·拉默斯博士找来。拉默斯是个秃头，善于奉承拍马，经常随身带着收藏继位法律文本的匣子。戈林还派人去请他的挚友菲利普·布勒尔。布勒尔是希特勒总理府的前任主任，一手策划了纳粹无痛苦死亡术计划。他和戈林一样，现在也失宠了。最后，戈林命令加强别墅周围的高射炮和党卫军防御力量，并要求自己的助手对进入警戒线的人严加检查。
大家都到了之后，拉默斯过于矫饰地解释说，兴登堡总统1934年逝世后，颁布了一项秘密法令，规定希特勒有权任命继承人；1938年4月又通过了一条法令，规定了他的代理人。拉默斯接着说，从那以后，希特勒写了一些遗嘱附录，藏在一个公务信封里。
戈林迫不及待地要看遗嘱。现在元首的死活不明，在这个时候打开他的遗嘱，拉默斯颇感不安，但他打开了金属匣。里面的信封上写着“元首遗嘱，只许帝国元帅打开”几个醒目的大字。
戈林拆开蜡封，用戴着珠宝的手指抽出了信纸。他悄悄地、几乎偷偷摸摸地看完了遗嘱，然后笑了，大声朗读了第一条遗嘱：
一旦我因患病或其他原因，暂时不能履行我的职责……我指定大日耳曼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代行我的一切职权。
1941年6月29日
第二条命令规定：“一旦我去世”戈林就应立即重新宣誓就任政府和党的首脑。
可是现在处境非常微妙。希特勒真的死了吗？或许他已从“垮了”的状态中恢复过来了？如果鲍曼说服他另立了对自己不利的遗嘱怎么办？“给元首发一封无线电报”，克勒将军建议。“问问他应该怎么办”。
戈林口授了一封电报，在4月23日下午3点发出：
元首先生：
根据约德尔将军和克里斯蒂安提供的消息，克勒将军今天告诉我说，您在谈到某些问题时提到了我的名字，强调我比您更适合进行谈判。
这番话使我非常吃惊，又认为非常严肃，如果今晚10点以前还收不到您的回音，我将认为您已失去了行动自由，并认为我执行您的命令的条件已经具备，我将为民族和祖国的利益而奋斗。
他最后说，“愿上帝保佑您度过眼下难关……您忠诚的赫尔曼·戈林。”
所有奖赏中的最高奖赏一—国家元首，终于在他的面前闪耀着夺目的光芒！他给希特勒的空军助手发电说：
你一定要将电报亲自交给元首本人务必回音，我在这种严峻时刻必须和元首的意愿保持一致”。
与此同时，他给最高统帅部长官威廉·凯特尔元帅去电，说如果晚上10点以前仍接不到希特勒的指示，即请他立即飞往上萨尔茨堡。戈林说“如果不想让帝国四分五裂，总要有个政府”。他也给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发了电，说戈林将接替希特勒的“所有职务”，如果里宾特洛甫在午夜之前没收到希特勒或戈林本人相反的命令，即应立即飞来见戈林。
上面这些电报被希特勒的电报房全部监听到了。此时希特勒已经从头天的自杀性颓丧中恢复过来。他双眼凹陷，拿着一张发潮的、已经扯破了的柏林地图在走廊里走来走去，等候党卫军军队许诺的从北面来解围的消息。
4月23日下午，戈林的一连串电报被截获时，他最阴险的敌人——鲍曼、施佩尔和里宾特洛甫正好都在希特勒的地下室里。把电报送进希特勒的书房，并将海军电报纸塞到希特勒颤抖的双手的正是鲍曼。“叛国罪！”鲍曼大叫。
背叛！希特勒认为，这就是自9个月以前有人图谋暗杀他以来，他屡遭失败的原因。现在，他亲自挑选的接班人也在关键时刻背弃了他。他脸色呆滞地转向鲍曼，命令说：“逮捕帝国元帅！”
一双双猎眼闪烁着期待的目光。鲍曼赶到通讯室，一把抓过几张纸。“致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州弗伦斯堡的海军司令卡尔·多尼茨将军，”他写道：
十万火急！奉元首命令：第三帝国政府将不飞往巴伐利亚。不要让荷尔施泰因州的任何飞机起飞，动作要快。封锁一切机场。
致上萨尔茨堡的党卫军部队：
（1）元首等待着你们胜利完成任务的消息。
（2）有没有逮捕拉默斯和其他部长？别漏掉布勒尔。
他瞟了施佩尔一眼，虽然情况这样紧急，他的脸上仍露出了一丝阴险的笑容。施佩尔刚乘坐一架飞机赶到布兰登贝格。鲍曼又给上萨尔茨堡补发了一封电报：
施佩尔正飞抵上萨茨尔茨堡。
晚上10点25分，鲍曼给多尼茨打电话，重申了希特勒的命令“任何政府成员不得飞往南方与戈林会合。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予以阻止。”施佩尔给德国精锐部队Me262喷气式战斗机中队指挥官阿道夫·加兰将军发了同样电报：“我要求你和你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戈林飞往别的地方。”
当夜幕在整个山腰降落的时候，一阵微风向戈林别墅周围的沼泽地打下一层薄薄的雪，覆盖了一些黑色人影的脚印，他们正在房屋周围悄悄地组成一条武装警戒线。对下午3点发给柏林电报，他现在已经收到答复，但是答复令人不寒而栗。“ 1941年6月29日命令只有在我具体授权时才能生效，”希特勒来电说，“没有什么行动自由可言。因此，严禁你在你暗示的方面采取任何步骤。”
希特勒原来还活着！戈林惊慌不已，赶紧给里宾特洛甫、希姆莱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去电，收回中午发出的电报，但为时已晚。晚上8点他的电话线被切断。8点50分，一队党卫军85人包围了别墅；10点，党卫军指挥官伯恩哈德·弗兰克走进屋里，行军礼后宣布：“帝国元帅阁下，你被捕了！”
戈林怒不可遏，264磅重的身躯气得直发抖。他猜想是电报里“谈判”这个字眼惹恼了元首。
他度过了一个难眠的夜晚。晚上9点，弗兰克拿着柏林地下室发来的另一封电报返回。在这封电报里，鲍曼指责戈林阴谋叛变，但承诺如果他以健康不佳为由提出辞职，可无性命之忧。戈林像小孩子一样如释重负，这不仅是因为他的生命可以保全，而且还因为希特勒除了免掉他的空军司令职务外，似乎不会剥夺其他职务：他仍然是帝国元帅，他可以这样争辩。然而，监禁却没有解除，他的麻烦才刚刚开始。
24小时后，他迷迷糊糊躺在床上，感觉到窗户震动，一开始很轻，后来越来越强烈。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掠过山谷，传到山腰，发出隆隆的响声。烟幕发生器姗姗来迟地喷出了人工烟幕，烟雾懒洋洋地降落到山腰，其浓度不亚于旧金山的黄色浓雾。在刺鼻的浓雾中，爆炸声此起彼伏，越来越靠近别墅。
戈林面色苍白，一下从床上蹦了起来。他一手抓起身边的丝绸睡衣，大叫，“进地道！”但一名党卫军军官用枪口逼着他回到了原地。
第二轮轰炸开始时，他们捆绑了戈林和他的一家，一边跌跌撞撞地沿着238级台阶走向秘密迷宫，一边粗野地推搡着他。里面没有灯，大地在颤抖，戈林也在战栗。敌人轰炸机能如此长驱直入飞临德国南部，表明他的空军已经快完蛋了。
当苏军密集的穿甲弹和高爆弹倾泻到地下室上面的帝国总理府大楼时，希特勒仍指望“可靠的海因里希·希姆莱”会为柏林解围。与此同时，鲍曼仍沉迷于复仇的快感中。“终于把戈林逐出党外了！”当最后一任总参谋长汉斯·克雷布斯用无线电对讲机告诉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希特勒已撤消了戈林的所有职务时，鲍曼一把抓过话筒，大喊道：“包括帝国猎场首席监管人在内！”
然而几小时之后，地下室的电传打字机收到了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希姆莱已通过瑞典，提议和英国举行和平谈判。
27日，鲍曼气愤地说，“显然海因里希·希姆莱已与我们一刀两断。如果元首死了，他怎么办？！！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元首一遍又一遍地强调，面对这一切他必须忍受的叛变行径，他活得太累了！”
英国轰炸机炸毁了山腰上戈林的豪华别墅。废墟之中，有一个信封，上面还有破碎的封蜡，里面装着元首的遗嘱。在弹坑累累的地面以下100英尺深处的地道里，戈林和他的工作人员及家人倦容满面，他们仍在党卫军的枪口威迫之下。他的妻子和女儿穿着睡衣瑟瑟发抖。戈林很想给柏林发封电报，把事情讲清楚，但逮捕他的人甚至连电报都不碰一下。现在他像12年来他囚禁过的政客、商会领导人和新闻界人士一样，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他一点也不怀疑是“畜生”马丁·鲍曼策划了这一切。“我早就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他哽咽着对格纳特说。“我早就知道鲍曼一直在处心积虑，设法除掉我。”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发现警卫们坐卧不安，在悄悄地争论什么。这位德国元帅残存的权威仍然是不可小看的。4月25日，党卫军上校希姆莱的一个司法参谋厄恩斯特·布劳塞到达。他答应为戈林发电报，但气氛仍让人透不过气来。
4月26日晚，一支新的党卫军分队接防，把戈林和他的军事人员分开挪往别处。分手时，戈林从手上摘下戒指送给他们留作纪念，暗示邪恶还在横行。看来比较可能是希姆莱决定把戈林从鲍曼个人的势力范围内移开的。毫无疑问，这位党卫军首脑已经意识到，在最后的斗争中，一个活的帝国元帅比一个死的帝国元帅是一张更加有用王牌。
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看管不严了，甚至问戈林喜欢在哪里蹲监禁。他和气地说喜欢在萨尔茨堡以外40英里的毛特恩多夫城堡。4月28日一早，他说了一声“再会，愿上帝与你们同在”之后，便离开贴身警卫，爬上装甲轿车，同埃达坐在后排，埃米坐在前排，庄重地招呼司机赶紧开车。一会儿，车队在一排乘坐卡车的党卫军士兵的护送下，飞快地开过毛特恩多夫吊桥，驶入城堡院内。
他曾在这属于犹太教父的毛特恩多夫度过部分童年时光。他很快恢复了过去的生活方式，戈林原先某种程度的和蔼又出现了。仆人从地窖里为戈林拿了几瓶好酒和一条荷兰香烟，供他与布劳塞上校共同享用。埃米只在城堡大厅里露过一次面，她那天整整一晚上都在向戈林哭诉他们失去的东西。有一次，布劳塞看到戈林在翻看小时候写的日记；还有一次，戈林找出家谱给布劳塞看，说他如何可以把血缘关系追溯到国家的大多数皇帝和俾斯麦及歌德。
戈林每时每刻都竖着耳朵，瞪大那双淡蓝色狡黠的眼睛。他从收音机中得知，柏林宣布他“引退”了，但仍没提到他失去元首继承权。4月30日，布劳塞给他看了刚从地下室发来的一份电报“如果帝国要灭亡，必须立即枪毙4月23日的叛徒。”戈林鄙视地小声说：“又是鲍曼干的！”他看到布劳塞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
但5月1日，无线电台广播了希特勒的死讯之后，这位党卫军上校真的给南方总司令阿尔贝特·凯塞林打了电话，请示是否处决戈林。凯塞林建议他别处决，但谁也不想下令释放帝国元帅。戈林蒙辱后，曾派他的医生向克勒将军求情。克勒把球踢给凯塞林，凯塞林又踢给海军上将多尼茨，多尼茨没有答复。多尼茨和曾经不可一世的赫尔曼·戈林本无交情，也许他此时此刻正在为戈林的羞辱而暗自高兴。
5月4日下午，一位空军将军带着一个空军通讯团乘车经过毛特恩多夫，清楚地看到戈林和党卫军逮捕他的人沿着篱笆漫步。
戈林招手让他过来。“告诉克勒立即行动！”他气愤地说，“告诉他，我作为德国最高将领，一定要去见艾森豪威尔。告诉他，我是最有名望的将领，尤其在美国。”克勒仍没行动。
6日，凯塞林终于决定释放帝国元帅。特别是，戈林把这次最不体面地结束对他的关押——浪漫化成了英雄篇章：他的空军部队精疲力尽地从意大利回来，规定行军路线经过党卫军分队营地，从而解救了他们爱戴的总司令。几天后，空军第十二通讯团的人经过此地，一见到他，便冲上前去，向他们爱戴的总司令问候欢呼。戈林扫了一眼，发现空军的人多于党卫军的人，便命令他们冲锋……
从党卫军那里一出来，戈林就立即给多尼茨海军上将发了一封电报，提议与敌人谈判：
多尼茨海军上将！
你清楚副元首鲍曼为己私利而策划的置我于死地的阴谋吗？……鲍曼策划反对我的运动全是出于私愤……给上萨尔茨堡党卫军指挥官弗兰克发匿名电报的办法……希姆莱帝国首脑会向你证实这一阴谋的古怪手法的。
我刚获悉，你计划派约德尔将军同艾森豪威尔会谈。我认为极其重要的是……在约德尔谈判的同时，我应该和艾森豪威尔举行元帅之间非正式的接触……我可以为约德尔的会谈创造合适的个人氛围。最近几年，英美对我表现出了一种比较和善的态度，与其他领导人相比，我在这方面具有优势。
战争几乎结束了。戈林派他的助手携带两封致艾森豪威尔“元帅”和美国集团军司令雅各布·德弗斯将军的密信，带着通行证，乘车前去与美国人接触。
致艾森豪威尔的信枯燥乏味：
阁下：
4月23日，我决定以德国元帅的身份与阁下接触，尽最大努力，讨论避免进一步流血的办法……同一天，我和我的家人及随从在贝希特斯加登被党卫军逮捕。逮捕我们的人没有执行枪决我们的命令。同时，我被开除出纳粹党。公众从无线电广播中得知，我因严重的心脏病辞去了空军总司令职务……按照任命我为代理元首的命令，本来我有权决定一切的，只是在今天由于环境发生变化和空军部队的到来我才重新获得了自由……
不管在我被捕期间发生的一切事情，我请求阁下接见我，我不要求你作任何承诺让我们进行军人之间的对话。我请求您允许我安全通行，参加会晤，并将我的家人及随从置于美国保护之下。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我建议在贝希特斯加登会见……
阁下可能认为我的请求不同寻常，但我还是勇敢地说了出来，因为我记得法国德高望重的贝当元帅在他的国家面临同样危机的时刻，曾请求我给予这样一次会晤。阁下将会明白，在这样痛苦的时刻，是什么感情激励着我，对于因我被捕而未能做我早就可以做的一切，来避免无谓的流血，我是何等地痛心。
另一封信请求德弗斯立即用无线电将上述这封信发给艾森豪威尔，因为艾森豪威尔可能没有收到这封信。
戈林后来又给艾森豪威尔写了一封信，建议在靠近萨尔茨堡，离滨湖采尔50英里的费希霍恩城堡举行历史性会晤。他流连于毛特恩多夫，表面上是在等候答复，然而实际上他不愿离开城堡，城墙上仍然保留着许多对父母的和对骑士游戏童年的记忆。此外还担心苏军、奥地利共产党人或鲍曼的暗杀分子可能潜伏在城堡外面。
5月7日中午，克勒气冲冲地给他打电话说，一位美军高级军官、第三十六师副师长满戴勋章，着装华丽，驱车越过防线向费希霍恩城堡驶来。“你要求约会，”克勒说，
该赴约了。戈林咕咕哝哝、笨拙地爬进轿车，和他的家人及剩下的工作人员一起出发。他身着珍珠色制服，披一件斗篷，大衣开着口，在他肥胖的肚子上露出了皮带上的小毛瑟手枪。
在离萨尔茨堡30英里的地方，他们遇到了一队美国武装人员。罗伯特·斯塔克准将是位身材魁伟、一头白发的德克萨斯州人，他向戈林行了一个漂亮的军礼。戈林用旧式军礼，而不是希特勒式的，还了礼。
“你讲英语吗？”斯塔克问。
戈林疲惫地笑了笑。他的面部肌肉松弛，已有皱纹，就像著名画家约翰·巴里莫尔画的素描一样，表现出渴望见到艾森豪威尔的热切心情，同时夹杂着对长期冒险经历已告结束的悲凉。
“我能听懂，但讲得不好。”他歉疚地说。
埃米开始抽泣。她的丈夫抚摸着她的下巴说，现在一切都在变得好起来，这些是美国人。
斯塔克向他的美国轿车打了个手势。戈林上车时，嘴里小声嘟嘟囔囔，后来便咆哮起来，“12年了，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