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英国政府在将来由谁管理解放后的法国这一问题上摇摆不定在当时似乎已不能左右戴高乐的行动。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已经组成了影子政府。1月10日，委员会任命了18名共和国专员，以取代第三共和国的89名省长。3月14日，委员会决定，解放后的领土的每一部分都将由委员会任命的委员来管理。1939年执政的市议会和省议会将重新改造。最后，委员会决定“协商会议”尽早迁到法国，它将存在到选出“立宪议会”为止。
让盟国接受这一现实，即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提出的将来解放后法国的管理模式是唯一可行的并不容易。5月7日，戴高乐在突尼斯发表讲话，他在长长的开场白中谈到新生的法国的未来，接着描述了法军英勇抵抗共同敌人的情况，最后有所指地说：“我们热切希望法国的现实得到明确承认。”可他的话没有得到任何回响，甚至人们是否真听到了还值得怀疑。对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别无选择，只能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1944年5月13日，“协商会议”召开了。会场座无虚席。前“人民阵线”部长，社会党人樊尚·奥里奥尔站起来讲了话。他说只有一个组织可以代表法国讲话，那就是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它是人民接受的唯一政府，因为它忠于法国，忠于盟国，忠于共和国。奥里奥尔向众人挥舞着一份“抵抗组织全国委员会”的文件。他说他读过这份文件后“热泪盈眶”。文件上写道：“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是法国的合法政府。”人们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欢呼雀跃，这场面激动人心。
1944年6月3日颁布的一项法令规定，“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更名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法令顺利通过，没有任何反对意见。这毫不奇怪。因为事情距盟军进攻诺曼底，即“霸王行动”只有3天。
“霸王行动”准备了几个月。到1944年5月末，已有100多万美国和其它盟军部队聚集在英国南部。“战斗法国”参加的人数虽不多，但也身列其中。4月初，勒克莱尔指挥的第二装甲师到达英国，他们重新配备美国武器。尽管从正式渠道法国民族委员会未得到任何消息，但为了支援这次行动，它还是选派了比尔哈希姆战役的英雄柯尼希将军任被称作“北方行动”的代表。他也是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与法国抵抗组织之间的联络员，这个角色在伦敦扮演起来比在阿尔及尔要容易得多。
这项任命非常巧妙。柯尼希的双重使命使“霸王行动”的策划者们以及艾森豪威尔总司令非常为难。他们一方面需要与作为联络员的柯尼希讨论进攻时与抵抗组织互相协调的详细安排。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允许与作为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代表的柯尼希研究任何事情。罗斯福坚持认为“霸王行动”的任何详情都应对戴高乐隐瞒，丘吉尔勉强地答应了。
这样滑稽可笑的局面持续到5月份。英国新闻界和议会显然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对头。艾登在下议院中难以维持原有的立场，新闻界也加入进来。5月14日，朱安将军突破了德国在加利格里诺河的防线，“战斗法国”的这次胜利强化了这种情绪。人们不禁要问，既然法国解放后盟军统帅要与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打交道，可为什么现在不直接与他们仔细商讨作战计划呢？
压力越来越大，丘吉尔非常难堪。不过他不知道怎么做才能不惹恼罗斯福。5月24日，他不太情愿地邀请戴高乐将军来伦敦商讨某些事宜。当他把这件事通知下议院时，受到党内后座议员们的批评。例如，哈罗德·尼科尔森说政府对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行为是“荒唐的”、“不礼貌的”。
戴高乐对邀请的回答坚决有力。他会去伦敦，但有条件，那就是伦敦和阿尔及尔之间的交流必须没有任何障碍，而且可以用密码传递。他给维耶诺发去一份电报说：“我们不乞求任何东西。要么与我们并肩携手，否则他们只能自找麻烦。倘若西方盟国在法国自找麻烦，最终将自食其果，成为失败者。
此时，华盛顿也作出了接近的表示，他们非常审慎，事情几乎无人注意到。5月27日，“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驻华盛顿的海军专家，海军上将费纳尔应白宫的要求转告戴高乐，他们愿意接受他的访问，至于说哪一方首先提出这样的安排都没关系。毫无疑问，总统终于获悉艾森豪威尔的抱怨。他埋怨说继续联合抵制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将影响“霸王行动”的成功。罗斯福不准备放弃他以前的态度，不过他准备作出让步。戴高乐后来写道：“总统的接近使事情变得很明朗。我知道为争取法国的独立与盟国共同进行的长期、艰苦的斗争即将取得预期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