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来几个月中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1944年冬去春来之际，真正的问题显然已不再是法国会不会得到解放，什么时候解放，而是解放后国家由谁掌权的问题。戴高乐认为共产党人执政的危险显而易见。尽管为了解放，他准备利用共产党组织，但是他不能让共产党夺去胜利果实。
另一方面，主要是由于不喜欢也不信任戴高乐这个人，罗斯福认为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本身并非自由倾向的政权，美国应阻挡戴高乐掌权。罗斯福认为战后的法国应该先由一支法国占领军接管，直到法国人民能够自由地选择其政府和领袖为止。
这两种观点的冲突制约着“战斗法国”和两个西方盟国之间的关系。1944年3月15日，罗斯福在草拟给艾森豪威尔的指示中清楚地确立了美国的立场。一旦进入法国，该国盟军总司令负责管理。指示还说“他可以与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协商”，不过他也可以与其他组织做出任何他认为合适的安排。
不久，指示的文稿就泄漏出来，传到了阿尔及尔，自然导致了战斗法国的强烈不满。伦敦的委员会代表皮埃尔·维耶诺奉命向艾登提出抗议。他指出，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荒唐的。如果总司令要肩负起这个责任，那对他将是一个不堪承受的负担。实际上，他会在一个地区任命一名维希主义者，而在另一地区任命一名共产党人。这会引发灾难，结果不是把法国送入斯大林手中就是发生内战。
艾登赞同维耶诺的分析，困难的是如何说服丘吉尔利用他的影响使罗斯福修改这项命令。在他们看来，关键是把“可以与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协商”的“可以”一词换成“必须”。艾登对能否做到这一点并不乐观，不过同意试一试。结果没有成功，维耶诺决定4月4日亲自去见丘吉尔。
碰巧几天前，从阿尔及尔传来消息：1944年3月20日，前维希内务部长皮埃尔·皮舍在阿尔及尔被枪毙。皮舍于1943年到达北非，吉罗曾答应赦免他。但是共产党人尾随其后，8月逮捕了他。
皮舍确实有罪，可是审判他的程序不对，戴高乐知道这不合适。他说，如果他能够行使他的权力，他会宽恕皮舍，让“名单上所有的罪犯都到阿尔及尔来”等待战争的结束。这是一场政治的审判，政治的处决，戴高乐和吉罗是其帮凶。
结果许多人更认为戴高乐不尊重公正的法律，如果给他哪怕一份战后法国的权力，他就会在那里搞清洗，华盛顿对此更深信不疑。罗斯福脑海中的成见根深蒂固，对3月指示干涉的结果不出艾登所料未能成功。虽然丘吉尔向罗斯福施加压力，因为他知道指示是站不住脚的，虽然英国和美国新闻界呼吁加强盟国与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合作的压力日益增大，虽然进攻法国的日子日益临近，但是罗斯福仍然固执己见。4月17日，他写信给丘吉尔说：“在文官政府的问题上，艾森豪威尔将军完全有权按自己的判断做出决定。”
丘吉尔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他向罗斯福建议让戴高乐将军访问华盛顿。总统回答他“不反对”，听起来又有了希望，有了转机。不过，后来伦敦、华盛顿和阿尔及尔之间的外交往来表明，这件事根本行不通。罗斯福同赫尔一样，疑心丘吉尔想在进攻法国之前把他们和戴高乐强行拴在一起，因此也就更固执。4月24日，丘吉尔终于放弃了一切努力。他无望地给总统写信说：
我再也不劝你了。”
实际上3月指示的问题已成为纯学术问题。事情在继续发展。而在4个月前的1944年元旦，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就找到了事情的重要突破口。当时在阿尔及尔的共产党人写信给戴高乐希望“帮助政府”。他们的行动显然得到了法国国内共产党人的准许。戴高乐用当时时髦语言委婉地答复了阿尔及尔的共产党人，盛赞“法国共产党人”、“为国家服务，把国家的责任放在第一位”。3月18日，戴高乐宣布所有为解放而战的力量都将进入“政府”。3月20日，皮埃尔·皮舍被处决。4月4日，3名共产党人加入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
现在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可以宣称它代表法国所有主要的组织了。这可是一大飞跃，但是委员会与西方盟国之间的鸿沟加深了。4月6日，丘吉尔向达夫·库珀指出，如果被派到伦敦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或其他代表与共产党人“有染”，绝不能把任何英国的或美国的秘密告诉给他。双方分歧非常明显。而此时吉罗将军被免职更是对这种冲突的火上浇油。吉罗被新组成的扩大了的委员会从总司令的位置上赶了下来，放到了退休人员名单中，他的职务由戴高乐接替。这进一步惹恼了以前为吉罗撑腰的罗斯福和丘吉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