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戴高乐利用吉罗访美的有利机会，在阿尔及尔大权独揽。前维希政府的支持者相继被清洗出去，负责看守臭名远扬、位于撒哈拉的哈吉拉特营的死心塌地的亲德分子被拘捕。哈吉拉特营条件极差，关押着大量同情盟国、支持戴高乐的人。现在政府牢牢地控制在戴高乐支持者的手中。各个级别的盟国代表都承认，委员会在工作效率方面远远超过多年以来的历届法国政府。
另外，戴高乐还走访了北非各地，与民众接触。所到之处民众情绪高昂，戴高乐的自信心也与日俱增。他言辞更加激烈，举止更加豪放，向群众致意时他张开双臂高高地举过头顶，嗓音也更加洪亮。7月4日，法国国庆节，他在阿尔及尔的论坛广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号召全民族大团结，实现民族复兴。“让我们扬起高昂的头颅，消除隔阂，亲如兄弟；让我们并肩前进，为法兰西的未来奋斗到底。”
吉罗从容地游览了纽约、渥太华和伦敦，7月25日返回阿尔及尔。然而，此时他的地位已一落千丈，他这才感到自己赴美是一个策略上的失误。戴高乐的支持者正向他逼近，在7月31日的一次会议上，他们批评吉罗以凌驾于委员会之上的军队司令的身份出访华盛顿。委员会做出决定：吉罗可以继续担任联合主席，但不能再主持委员会的会议。戴高乐将军不仅是真正意义上的联合主席，而且仍是军事委员会（此时已改组为国防委员会）主席。吉罗将军任所有法军总司令，并理所当然地受国防委员会指挥。吉罗没有仔细浏览一遍决议，便在上面签了字。
戴高乐对决议非常满意。如果吉罗真正接受委员会高于一切的决议，那会有许多好处艾森豪威尔可以与他喜欢的指挥官打交道，而且这位指挥官统帅着全部法国部队；戴高乐本人把持政治大权；在军事编制的问题上，这位总司令得做许许多多的工作，驻守马提尼克的海军上将罗贝尔和驻守亚历山大的海军上将戈德弗鲁瓦已经加入“战斗法国，”另外还要规划意大利战役。戴高乐曾向艾森豪威尔提出“战斗法国”应该投入意大利战役，而不应该按原计划留在北非，一旦艾森豪威尔接受这个提议，将为吉罗找到一个位置。
能否获得同盟国的“承认”仍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戴高乐控制了委员会之后，这个问题更加棘手。1943年8月底，魁北克英美首脑会晤时又提出这个问题。丘吉尔和艾登对战后法国的局势越来越关注。在他们看来，法国的强大将意味着战后欧洲的繁荣，阿尔及尔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是使法国强大的唯一基础，这一事实谁也改变不了，必须正视。波兰、比利时、挪威和希腊的流亡政府都有同样的看法，并且已经承认了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
然而，美国决心拖延下去。美国国务院根本不考虑战后欧洲可能出现的问题，罗斯福对戴高乐的厌恶之情依旧。魁北克会晤开始时，赫尔与艾登简单地讨论了北非局势，赫尔翻出陈年旧账，说：“阿尔及尔的那个委员会不会长久，迟早会自我灭亡。”显然，大家的观点相差很大。丘吉尔只好直接与罗斯福商谈，仍毫无结果。会晤结束那天，双方决定各行其是。
8月27日，英国政府宣布承认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有权管理那些承认其权威的海外领地……有资格领导法国参战。”美国宣称:“美国注意到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渴望他国承认其有资格管理并捍卫法国的利益，美国对此表示同情。美国必须在满足这种渴望时有所保留，并对具体事件做具体的反应。”但苏联则承认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是法兰西共和国国家利益的代表”，
是在抗击希特勒的斗争中所有法国爱国者的唯一代表。”谁亲谁不亲，戴高乐心中一清二楚。
到9月初，已有26个国家承认了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戴高乐有理由认为这些国家在“成功与和平”的道路上与法国休戚相关。然而，此时仍有一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他。他的合伙人，委员会的另一位联合主席吉罗，独立于委员会的倾向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例如，9月份，吉罗在当地共产党暴动分子的帮助下完成了一次出色的军事行动：解放科西嘉，它是在驻阿尔及尔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不知晓的情况下策划进行的。更糟糕的事件纷至沓来。9月4日，意大利战败，签订了停战协议，可法国代表竟没有在场。尽管戴高乐得到过出席签字仪式的承诺，但届时却还蒙在鼓里。事实上，盟军只向吉罗将军汇报情况，而吉罗并没有向委员会汇报。委员会的委员们对此极其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