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复出
1957年11月22日是夏尔·戴高乐的67岁华诞。这天在布瓦赛里，家人们聚在一起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庆祝会。戴高乐已开始见老了。身体已发胖，他腹部肌肉已松弛，背也有点驼了，须发变得稀疏而灰白。他的脖子挺得不那么僵直了。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变成了双下颌儿。这使他本来不大的头部向前突得不那么明显了。甚至因为他现在高度近视，不借助厚厚的眼镜，看东西时就得使劲往前靠，也减弱了他那双硕大的耳朵所形成的强烈的观感效果。
但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尽管有了这么多变化，他的身材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比之20年前却毫不逊色。事实上，这些变化在很多方面使他更加有魅力有风度更富于睿智，而不再仅仅是坚忍倔强。他的体格，比之常人，仍过于高大，然而却已经匀称得多了。年龄的增长，使他的嗓音也变得日渐柔和，不似过去那样尖利。诚然，一如既往，他仍可经常发出过去那种号音般激越的语音，但通常他说话的腔调已不那么生硬。
伴随体格上的变化，他性格也变得温和了。布瓦赛里的客人们注意到，他不像从前那样总是咄咄逼人。而且有些时候，他的确打算倾听别人的见解。他日子过得更从容，人也更机智幽默，而对待他的亲朋好友，则更充满深情。
然而所有这些变化都不能从根本上影响戴高乐的性格。他仍旧雄心勃勃。到1958年初，感到自己的生命已悄然翻开最后的一章，戴高乐对于重新掌权表现得急不可耐。“他根本无法想其他的事情。”蓬皮杜向朋友透露说。他常常认为自己已开始觉察到政坛风向的变换。正如他在那年3月底对老兵协会的代表们所说的：“在过去的两年里，人们已开始觉醒。如果这种公众意识进一步发展，并且在各种事件以及现政权愈发瘫痪的压力推动之下变得更加澎湃，那么我将直面我的责任，再度将国家大权集结到手中。”想到此，戴高乐变得轻松兴奋。
尽管情绪会一阵阵变得很乐观，但他对前景并没有太多的指望。他也知道，妻子对政治没有什么兴趣，想让他留在科隆贝安度晚年，而且岁月不饶人，他确实老了。另外，伊冯娜认为戴高乐作为法国解放者的声誉是不可动摇的。不应再到一向风云多变的政治舞台上去做新的尝试，这实在有些铤而走险。在后来的这些年头里，将军对妻子的意见更加重视。此外，所有民意测验都显示法国人民根本不想让他重返政坛。这尽管令人扫兴，却是事实。
在极度失望中，1958年3月底，他对英国大使格莱德温·杰布说他会死在现政权垮台之前。听着对前途如此颓唐悲观的估计，杰布惊奇地注意到，将军的眼中噙满了泪水。这位老人显然认为自己的时光已经所剩不多，他有一种壮士迟暮、英雄末日的悲叹。
实际上，就在将军同杰布进行那次感伤谈话的同时，第四共和国正陷进一场将军早已预言的全面爆发的政治危机之中。此后仅九周，夏尔·戴高乐将军由政治激素而青春焕发，由权力激发而再添活力，完全按照合法程序，再度成为法国独一无二，高度自主的统治者。
那九周的风风雨雨，无疑是现代政治中最引人注目的篇章之一。危机当然根植于第四共和国的飘摇政局，但最终的总爆发却在阿尔及利亚。诚然，法国人所称的“叛乱”早在二战末期就已开始。但直到50年代中期，局势一直得到了适当的控制。但法军在印度支那的失败以及因此而蒙受的耻辱，使它下定决心不能在阿尔及利亚败局重演。这一决心，加之巴黎更迭频仍的政府全都软弱无能，导致军队在阿尔及利亚以更加暴戾的方式胡作非为。而更糟糕的是，军队越来越多地行使管理国家的职权，这必将导致军队更为公开的政治化。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军队在阿尔及利亚的行为，正在侵蚀在法国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岿然不倒的一大传统，即军队对文官政府的权威的服从。为争夺法国的控制权而进行的激烈斗争即将开始。正如许多此类的争夺，其结果必然是主要对阵双方军队和第四共和国两败俱伤，而由未陷入初始阶级斗争的第三者来收拾残局，解决问题。随着1958年5月的过去，将军愈发坚信他便是那个第三者，那个唯一能拯救法国的人。大权已非他莫属。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人也一直在为戴高乐活动。在过去的一两年里，那些忠心耿耿的戴高乐派人物德勃雷、苏斯戴尔、沙邦·戴尔马、勒内·加比唐、还有新近加入的弗朗索瓦斯·莫里亚克、吉沙和其他人，常在星期三共进午餐，讨论如何推动共同的事业。设在索尔法里诺街的办公室也一直在保持运转。但是，除了在立宪议会内外继续同政府对立，他们大多数人所能做的实在有限。
尽管如此，沙邦·戴尔马，作为老法兰西人民联盟的余部所组成的戴高乐主义社会共和党人的领袖，在1957年11月出任弗利克斯·加亚尔政府的国防部长。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仍被允许继续其为保证戴高乐东山再起而进行的毫无遮掩的努力。这些努力中最明显的例证，便是任命一个同属戴高乐派的下院议员莱昂·德尔贝克作为国防部驻阿尔及尔心理战顾问。其实这一任命不过是个掩人耳目的借口，而德尔贝克真正的使命是将军队和当地白人拉到戴高乐一边。从1957年12月到1958年5月初，德尔贝克在沙邦·戴尔马的指示下，往返于巴黎和阿尔及尔之间28次。他们讨论的，当然不是阿尔及尔心理战的问题。
对所发生的大部分事件将军予以密切关注。他的信息一方面来自索尔法里诺街办公室送来的简报，一方面来自科隆贝的访答。年轻的吉尔沙较晚成为将军的部下。他这样回忆道：“我们没有把每件事都告诉他。我们告诉他所有他需要知道的事情。”然而不管将军到底知道些什么，他既小心避免在任何公开场合就阿尔及利亚问题发表观点（尽管他私下早就认为，只有分阶段的独立才是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又极力避开有关他可能通过非法途径夺取政权的种种说法。他不准备发动一场军事政变，但也不想阻止那些有政变企图的人。
1958年2月8日，第四共和国最后这场戏的序曲在一个名叫萨基的突尼斯村庄上演了。位于临近阿尔及利亚的边境上的萨基，成为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们的理想避难所，但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却是极为惨重的。法国空军事先未发出任何警告便轰炸和扫射了该村。70多人死于非命，100人受伤，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村里的学校遭到破坏，另有一辆挂有日内瓦车牌的红十字会的卡车被彻底炸毁。事后进行了调查，结果证明此次空袭不是由巴黎授权而是由法国驻阿尔及尔最高司令部做出的决定。总理费利克斯·加亚尔在事发后几小时内还毫无所知。
突尼斯立刻做出反应。该国总统布尔吉巴召回了其驻巴黎的大使（有趣的是，该大使返国途中，取道科隆贝双教堂），并要求联合国安理会采取行动。安理会确是有所行动，但其行动根本不起任何作用。派出的英美使团肩负着通过斡旋解决纠纷的使命。然而一番争吵过后，使团无功而返。但该使团的无能表现却被法国人认作是对该国的侮辱，因为法国毕竟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并被推为大国之一。到4月初，加亚尔政府已岌岌可危，难以支撑。事实上，加亚尔本人已没有了再干下去的信心。
4月15日，在对使团的成果进行一番辩论之后，右翼政党再次与共产党联手，在表决中反对政府。加西尔在表决中被简单多数票击败，他认为他的政府已经结束，便辞职了。法国再度陷入没有政府的境地。总统科蒂起先想要比得尔继任，未能成功，便起用了普莱文。政府的真空状态一直拖到5月。这时开始出现某种征兆，舆论调查开始显示，拥戴戴高乐重新掌权的人数有大幅度增长。但此时将军只是倾听观望，不露声色。
在阿尔及尔，政治真空很快就得到填补。到4月末，尽管未能从巴黎得到任何明确的指引，德尔贝克还是成功地组建了一个治安维持会。协助他的人有被称作
皮鼻子”的相貌丑陋的托马左上校。因为他总在鼻子上面系条带子以遮盖战时留下的伤疤。4月26日，德尔贝克又成功地组织了由各种族3万人参加的示威活动，要求成立军政府。集会接近尾声之际，德尔贝克得以向沙邦·戴尔马报告说：“阿尔及尔如今已完全在我的控制之中。”
这一步完成之后，德尔贝克便前往科隆贝试图使戴高乐相信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有所行动了。然而他却发现，将军情绪消沉，态度迟疑。正如他对德尔贝克所指出的，他不准备在军队的挟持下上台，而且也必须得到法国人民的完全赞同。另外，他知道阿尔及尔的军队里，除玛素将军外，多数是贝当的嫡系。他也清楚他在当地白人家族中间并不太受欢迎，而他始终都藐视他们。如果他要重新执政，必须是在巴黎，并要具备法国所承认的完全的合法性。然而也就在那时，戴高乐以极认真的腔调向德尔贝克指出：“他们将使地球变成一片焦土，他们宁愿等到一无所有也不会请我出山。我在有生之年再度掌权已没有任何希望。”
尽管如此，将军很注意不使德尔贝克对他所做的努力感到心灰意冷。“德尔贝克，”将军严肃地说：“我知道该如何面对我的责任。”德尔贝克带着这个模棱两可的答案返回阿尔及尔。而戴高乐则颇有些故弄玄虚，要他的女婿阿兰·得·布瓦西厄为他的暑假安排一次长途旅行，穿越阿尔代升，远离巴黎和科隆贝。
从4月拖到5月，巴黎的政府仍很难产。社会党表决反对加入普莱文的政府，而激进派也开始制造麻烦，普莱文只好下台。但在此时，在阿尔及尔的德尔贝克将正式报告发给暂行国防部长职权的沙邦·戴尔马，将非正式报告给在索尔法里诺街办公室的吉沙，向他们汇报说，名义上的阿尔及利亚公使罗贝尔·拉科斯特从未能控制局面，而由学生皮埃尔·拉盖拉德领导的一个过激团体，正公开鼓吹暴力革命，寄望以此迫使军队出面控制局势。看来阿尔及尔决意要逼使巴黎表态。
军队对拉盖拉德的想法表示出相当的同情。想请戴高乐主持局面的高级军官却只有玛素一人，而其他人都在准备正式建立所谓“公共安全政府”，其实不过是革命和军事政变中常用的谎言。阿尔及利亚驻军总司令萨朗将军听说了这一计划，但并不了解该计划已经进行到怎样的程度。萨朗把他所获悉的情况汇报给在巴黎的国防参谋总长埃利将军。埃利将军惊惧万分，立即把这一消息报告给科蒂总统。科蒂开始惊惶失措了。5月5日，甚至在普莱文仍为组阁而进行谈判的中间，科蒂便派他的参谋去见戴高乐的三个部下吉沙，雅克·福卡和居伊·得·博纳瓦尔，要他们弄清楚倘若将军代替普莱文被邀请出面组阁，将军会提出怎样的条件。总统得到的答复是：现在谈条件还太早，建议双方书信往来。戴高乐敏锐地捕捉到风向的转变这一点他比所有人都要强，而现在他已经很清楚，科蒂已准备向他靠拢，而对普莱文的辛勤努力，总统并没有太大的信心。便在此刻，将军开始制订他自己的部署。
事态开始加速发展。5月8日，当罗贝尔·拉科斯特打点行装准备离开阿尔及尔时，他极不明智地暗示，巴黎不久将出现一个新政府，它准备再次采取在印度支那的做法。换言之，新政府准备放弃阿及尔利亚。阿尔及尔的将军们大吃一惊，便于5月9日，由萨朗本人牵头，给埃利写了一封内容详尽的信，让拉科斯特带回巴黎。它带给科蒂一个明确的信息，军队不想放弃阿尔及利亚。在所有人的记忆中，这是军队首次试图代替共和国决策。
5月10日，阿尔及尔极右翼组织的发言人阿兰·德·塞里尼在他的《阿尔及尔回声报》上呼吁成立由戴高乐领导的政府。在阿尔及尔有传言说，就在普莱文放弃努力后的次日，科蒂要普夫利姆朗组阁，并对他说：“你是我的最后一张牌。你如果失败，便只有一条出路，去请戴高乐。”而据说普夫利姆朗在立宪议会赢得了多数。这一消息，使阿尔及尔人心大振。
5月12日，人人都知道第二天会有事端发生。但没人能猜到事端会在哪里发生，会以怎样的形式发生，又会导致怎样的结果。而来自托马左的报告说拉盖拉德和他的支持者们当夜碰了头，并决定阻止他们认为可能发生的戴高乐派的政变。人们对这一消息也都将信将疑。一种躁动不安的情绪迅速扩散，并很快传染给了巴黎。人们开始抢购食品，争执不休。但有一个人仍旧镇静自若，头脑清醒，那便是戴高乐将军。12日下午，吉沙向他汇报情况，并问他苏斯戴尔是否应力争前往阿尔及尔以给予政治领导。将军回答得很简明：“告诉他我没有什么话要对他讲。”
在阿尔及尔，5月13日这一天开始得很平和。天气温暖宜人。计划在这一天的晚些时候举行一次总罢工，但其实不过是停业一个下午，大家出去散散步，晒晒太阳。下午6点，人们为两个被阿尔及利亚叛乱分子处决的法军俘虏举行了纪念仪式。仪式进行得很平静。人们的演说都很适度。阵亡者纪念碑下摆放了鲜花。除了在小巷里发生的一两起斗殴事件，示威活动进行得再庄严得体不过了。
德尔贝克意欲利用这次气氛和睦，秩序井然的示威活动。按他的计划很简单：先是示威，此后由法属阿尔及利亚人的英雄苏斯戴尔突然出场，夺取阿尔及利亚的政治领导权，并在军队的支持下，呼吁戴高乐在法国重新掌权。
不消说，他的如意算盘全都打错了。苏斯戴尔受阻未能离开巴黎前往阿尔及尔。而本可以和平进行的示威活动却在拉盖拉德和他领导的专好惹是生非的学生们的胁迫下演变成一场暴乱。他们攻占了主要政府大楼总督府大厦，并把它洗劫一空。纸张和文件弄得七零八落，遍地皆是。面对这一混乱局面，军队并没有出面阻止。事实上，外面的一些伞兵还曾借给学生们一辆卡车来撞开大门。
人群现在已接管了大楼。半小时后，玛素赶到那里，看到拉盖拉德站在楼顶，正与楼下的乌合之众彼此呼应，高唱胜利歌曲，高喊口号。德尔贝克和其他戴高乐派人物则在更晚些时候赶到现场。而那时人们要求成立一个公安委员会，由玛素任其首脑。玛素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好答应。一个委员会便宣告成立。其成员部分是从暴乱的参加者中随意挑选的。德尔贝克设法成为委员之一。清点之后，该委员会全体委员竟多达74人。这样的组织要想有效的管理根本不可能。
萨朗本人在8点左右才露面，他惊恐不安，失魂落魄，但却试图将他总司令的权威强加于众人。然而人群根本不予理睬。他在嘘声中退出了阳台。他们要的是玛素。最后，玛素出现在阳台上，以他沙哑的嗓音宣布他已经组成了公安委员会，从而“为戴高乐将军在法国成立公安政府做铺垫”。这句话显然让人感到有些意外。
当然，戴高乐派人物继续扩大其战果。萨朗尽管由于被玛素抢了风头而非常懊恼，但德尔贝克终于使他相信，局势非常严峻，要求他向科蒂总统发出新的信息，即“军队领导层认为有必要恳请一个持有建立公共安全政府观点的国家事务的协调者出面主持局势。”不点明大家也清楚这个国家事务的协调者该是谁。如今不仅玛素和伞兵，甚至连阿尔及利亚军官高级统帅机构也将自己交托给了戴高乐。
当这个消息传到科隆贝时，将军对于前景的乐观情绪大为高涨。然而巴黎国民议会的议员们得知这一消息后，无比震惊与惶恐。他们议论纷纷，认为共和国正处于危险之中。代总理加亚尔所采取的最后行动便是切断与阿尔及尔的一切联系，包括从法国本土起飞的所有航班。他极力阻止苏斯戴尔，更不消说戴高乐，迅速飞往阿尔及尔取得领导权。立宪议会则彻夜不息，在5月14日凌晨3点以绝对多数票通过对普夫利姆朗政府的信任案。法国再度组成一个合法的权威机构。他们说这便是具有合法性的巴黎国家机构对阿尔及尔叛乱分子的答复。
这是公然的挑战。没有人料到立宪议会采取如此果决之行动，因而即刻产生了诸多连锁反应。阿尔及尔那里乱作一团。人们认为此次冒险已归于失败。“我们都得被枪毙”，这是不少人的感觉。德尔贝克觉得“天塌下来压在了他的身上”。在巴黎戴高乐派也同样沮丧。沙邦·戴尔马在凌晨4点踟于塞纳河畔，会见了苏斯戴尔。他建议苏斯戴尔最好潜出法国前往阿尔及尔。
上床睡觉吧，小雅克”苏斯戴尔回答说：“回去当你的波尔多市长吧。一切都已结束。将军不会东山再起了。”
14日过去了，那天气氛极其紧张而寂静。巴黎和阿尔及尔都在观望普夫利姆朗的政府将由哪些人组成。其阁员名单公布后，证明该政府同过去一样也是一个大杂烩。从前抵抗运动的忠实党徒皮埃尔·德谢维尼出任阿尔及利亚事务部新部长。朱尔·莫克出任内务部长，而居伊·摩勒则为普夫利姆朗的副手。新政府从国民议会那里获得授权，主要是为履行其第一项使命，即重新确立巴黎在阿尔及尔的至上权威。总司令萨朗得到正式命令，要他弄清政府的指示是否已得到落实。
至少可以说，萨朗现在处于一种最难堪的境地。一方面他自己请求“国家事务协调者”出面，一方面却授命于由正当途径选举产生的共和国政府来加强法国的合法权威。萨朗行事向来优柔寡断，左右摇摆。但在5月15日清晨，他终于决心破釜沉舟。他电告德谢维尼说，他认为由戴高乐将军领导的政府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此后在正午，他出现在总督府的阳台上，向万余名群众讲话。而这些人到目前似乎已在那里扎下了营盘，不肯再离去了。萨朗又差点把这次讲话搞糟。尽管他已得到德尔贝克的细心指点，但他在演讲的结尾只提出重建法制的要求，却忘记说出那最具魔力的字眼儿。德尔贝克把他硬推回到阳台上，“喊‘戴高乐万岁’。”萨朗便喊道：“戴高乐万岁！”随即便引起人群的热烈反响。
在萨朗堂而皇之抗命于新政府的同时，又发生了一桩同样颇具戏剧性的事件。几乎就在萨朗在阿尔及尔发表讲话的同一时刻，将军交给被召前往科隆贝共进午餐的吉沙一份早晨刚刚起草的声明，要他当天下午通过法国新闻发布中心发表。
声明文字精炼，极富感染力。全文只有10行，而最后一句话最为关键：“今天，面对再度笼罩这个国家的重重困难，我宣布我将随时准备执掌共和国的权力。”声明的发表，表明将军已转入攻势。
这种做法当然令人难以容忍，因为已经存在着一个据法律而成立的政府。但作为一种策略，却是成功的。将军借此在最恰当的时机，以最恰当的方式，把自己推到事件的前台。为继续掌握主动，他于5月19日在巴黎的奥赛宫召开新闻发布会以进一步扩大其声明的影响。从发表声明到召开新闻发布会，这中间的时间间隔是精心安排的，以便有两天的时间来观察自己所投下的炸弹会引发怎样的结果。
5月17日和18日这两天，世人一边等待将军的下一步行动，一边消化萨朗对普夫利姆朗政府的抛弃。这其间又发生了许多事情。苏斯戴尔当真潜出了法国，出现在阿尔及尔，并受到热烈欢迎。参谋总长，萨朗名义上的上司埃利将军受够了这一切辞职不干了。共产党则号召组织总罢工。法国空军则开始按照洛林十字形状编队巡航。但最严重的事件是玛素手下的两名军官从阿尔及尔飞往图卢兹。他们的使命是查清那里的伞兵是否将支持“复出行动。”
复出行动由玛素和他的人员在4月底形成构想。从阿尔及尔和图卢兹起飞的伞兵与驻扎在巴黎城外的各坦克连一并进入巴黎，占领警察总署市政大厦、邮局、国民议会、广播电视中心和埃菲尔铁塔。展示武力行为，只有一个目的，即说服巴黎的权力机构接受由戴高乐将军领导的政府。如果这一切不能以和平方式发生，其后果不言自明。
换言之，这一计划无异于一次军事政变。种种迹象表明，将军即便对这一计划的细节不甚了解，但无疑对整体构想有所耳闻。
5月19日下午3时整，当将军步入奥赛宫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他十分清楚主动权已控制在自己的手中。有人问到他对法律规定的公民自由权有何看法。他在回答中间几乎不看他所记下的要点，而以一种义愤填膺而略带夸张的姿态，取摘下他那厚重的眼镜，耸耸他那宽阔的双肩说道：“我为什么要在67岁这种年纪开始独裁者的生涯？”他庄重，自信，充满权威，避免对阿尔及尔的叛乱做任何谴责。他对社会民主党表示赞许，但整体上对各政党持嘲讽态度。新闻发布会结束时他宣布：“现在我将返回我的村庄，留在那里等候国家的派遣。”
戴高乐的表现极具戏剧效果。他从丘吉尔那里学到了不少政治表演的技巧，并加以灵活运用。甚至连那些对将军及其所代表的一切怀有敌意的人也不能不羡慕将军所拥有的统帅地位和无上权威。同时期其他法国政治家中无人能与将军同场竞技。
人们对新闻发布会反响不一。普夫利姆朗尽力做出调和的姿态。而孟戴斯·弗朗斯则公开表示反对，他抱怨少数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们利用爱国情绪来达到他们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尽管他未指名道姓，但人们都知其矛头所对。然而政府并没有形成结论性的观点。虽然不无侥幸，但将军目前又取得了成功。
此后，前往布瓦赛里的访客，从人数上反映了人们情绪的变化。一贯充当带头羊的比内，经常过访，将军对国家团结的渴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孟戴斯·弗朗斯的老朋友鲍里斯承诺抵抗运动中那些社会民义党的老战士们会给戴高乐以支持。萨朗派使者带来消息，将军的话给他们以极大的鼓舞与希望。
事态迅速发展。5月21日，一个激进派的科西嘉议员帕斯卡·阿里吉建议将公安委员会的原则扩大适用到科西嘉岛。此后，5月24日晨，阿里吉来自阿尔及尔的一些伞兵在科西嘉着陆，并至少取得了戴高乐的表兄，该岛抵抗运动前首脑亨利·马约的认可，迅速击溃了任何反抗。所有这一切都进行得一帆风顺，没发生任何意外。当被问及在这些事件中有无人员被杀时，阿里吉回答说：“当然没有。这是一场革命，而非一场选举。”
尽管摩勒等人竭力试图使将军对科西嘉政变做出谴责，但将军却认为没有必要对该事件做出反应。对将军而言，事态发展的速度还不近人意，应到加快步伐才是。5月26日他召见了上马恩省省长马赛尔·迪波尔特，宣称他已获悉5月27日至28日夜间将有类似科西嘉政变的行动在巴黎发生，因此他必须在当晚会见总理普夫利姆朗。戴高乐建议将会见的地点设在巴黎城西圣克拉乌德公园的管理员，一个叫做菲力克斯·布鲁诺上校的家中，时间则定在夜里10点30分。
普夫利姆朗恪尽职守，提出了一个政治权力在暗中转移的方案。戴高乐说自己是唯一能够避免内战发生的人，而普夫利姆朗应辞职为戴高乐让路。而普夫利姆朗则坚持除非戴高乐马上对阿尔及尔和科西嘉的叛乱予以否定，否则他不会辞职。而戴高乐则坚持除非普夫利姆朗辞职，否则他不会对两次叛乱持否定态度。争论下去不会有任何结果，会见在一种友好的气氛中无功收场。
5月27日黎明时，普夫利姆朗回到设在巴黎的总理官邸，戴高乐则回到科隆贝。他们对圣克拉乌德会见的描述大相径庭。按照普夫利姆朗的说法，他告诉戴高乐他所能同意的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召开所有党派参加的圆桌会议来讨论发生权力转让的条件。普夫利姆朗在返回途中与人谈话时已显得疲惫不堪。和他谈话的这些人支持普夫利姆朗对该会见的说法。而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则写道，他在返回家中时坚信普夫利姆朗很快将走上他在那晚为他指出的道路。两人的描述并不一致。
回到科隆贝，将军彻夜未眠，起草了一份声明。该声明5月27日午前送达普夫利姆朗的办公室，随后立即被发表。它的开头这样写道：“我从昨日开始采取必要的常规步骤，以便建立一个能够确保国家统一和独立的共和国政府。”
甚至以戴高乐的标准来衡量，这次行动也太过冒失。前一天晚上同普夫利姆朗的会见显得很无礼，甚至连已经存在一个据法律而组成的政府这一事实都被忽略了。但这却是第二个非常成功的策略，将军再一次夺取了政治斗争中的有利地带。而普夫利姆朗目前却受到了极大的压力，是将这个不守规矩的公民绳之以法还是向他屈服他很难抉择。而摩勒和社会民主党人也感到压力重重。他们或者同意支持戴高乐，或者不得不对内战负责。将军给阿尔及尔的消息非常明确，复出行动暂时中止，直到谈判结束，或者，直到他们失利。
将军又一次先发制人，使政府再度陷入混乱。至于莫克，已开始相信戴高乐的此次举动有积极的效果。作为内务部长，他相信，如没有戴高乐的声明，预料之中的27日至28日夜间的严重事端可能已经发生，换言之，
复出行动”已在巴黎发动。摩勒也是这样认为，但对声明所用的语气他难以接受并非常恼火。而普夫利姆朗则感到自己已被戴高乐逼入了绝境，一心只想甩手不干。只有科蒂总统要他不得放弃努力。
戴高乐的无礼举动引起立宪议会的一片恐慌。27日晚举行的立宪议会上，在对政府的信任表决中，普夫利姆朗赢得了240票的多数。但表决的力量十分有限。事实上，政府目前已经毫无实权。28日凌晨两点，在立宪议会刚一闭会便召开的部长会议上，温和的普莱文心平气和地指出，情况已发展到阿尔及利亚事务部长不能前往阿尔及利亚，国防部部长遭到武装力量的公然对抗，而内务部长则再也不能控制警察。他说：“我们声称要行使权力，但我们的手中却毫无权力。”
普夫利姆朗已经受够了。他直接前往爱丽舍宫递交辞呈。普夫利姆朗在其辞呈中仍为戴高乐掌权设置了重重障碍。他坚持认为倘若戴高乐想在政府中任职，必须通过法律途径，这意味着必须有国民议会的确认表决。由于社会民主党显然与戴高乐对立，共产党也当然会投反对票，所以戴高乐赢得多数票可能性根本不存在。
在科隆贝，戴高乐又是一夜未合眼，他在等待国民议会投票的结果。传来的消息表明，他已无望赢得多数。于是他做出的第一个反应，便是打电话给阿尔及尔，要萨朗立刻派一名他的军官前往科隆贝。5月28日晨，从睡梦中被摇醒的安德烈·杜拉克将军和三名下级军官赶到布瓦赛里晋谒将军。戴高乐想知道，如果社会民主党在国民议会投票中反对他从而使他无法通过法律手段取得政权，阿尔及尔会如何行动。杜拉克把复出行动的计划详细地向将军作了的汇报，将军的反应很暧昧。他说：“如果能够通过正常手段达到复出的目的，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告诉萨朗将军，他过去和将来的所作所为，都是有益于法国的事业。”虽然有点含糊，杜拉克从将军清晰响亮的语音中得到这样一个信息，即复出行动得到了将军的嘉许。
也是在这个上午，巴黎举行了声援第四共和国的游行。阁员中只有情报部长阿尔贝·加齐埃一人参加了游行。但巴黎的知识精英们却大批出动。还有许多共和国政治活动家诸如孟戴斯·弗朗斯，密特朗，达拉第和安德烈·菲力普也都走上街头。共产党人则从贝兰库特和其他地方的雷诺工厂中集合起他们的队伍。大约有15万人行进在从国家宫到共和宫的传统游行路线上。同以往的游行不同，这一次气氛和缓而融洽，“就像一次组织严密但缺乏生气的星期日学校野餐”，而且它不像往昔的游行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简言之，这次游行完全归于失败。
科蒂现在既充分注意到复出行动计划，也很清楚国民议会对戴高乐的抵触情绪。他试图进行调解。他邀请戴高乐到圣克拉乌德的老地方做进一步会谈。共和国议长，仅次于总统的第二号人物加斯东·莫内维尔，国民议会议长安德烈·特罗盖尔为政府方的谈判代表。但这次调解没有达成任何妥协。特罗盖尔不准备就变动宪法进行谈判，但这却正是戴高乐所提出的条件中最关键的部分。
在5月29日凌晨1点左右，科蒂听取了有关谈判失败的详细汇报。而将军则泰然自若地返回科隆贝。
在获悉圣克拉乌德的会谈结果后，科蒂也是整夜不眠。他给国民议会起草了一份他衷心希望能起到最终决定作用的咨文。在文中他写道，法国已处在内战的边缘，可以说是千钧一发，只有一个人能拯救这个国家和共和政体，因此他将请戴高乐将军组阁。他在咨文中继续写道，如果国民议会否决了他的任命，他将辞职。
那天下午，国民议会的议员们为表示对总统职位的尊敬，全体肃立听特罗盖尔宣读科蒂的咨文。会场里人头攒动，流言四起，说伞兵部队正蠢蠢欲动，装甲部队也正在巴黎四周开入阵地。特罗盖尔刚刚宣读完毕，会场里就已经人声鼎沸。共产党人怒火中烧，拍案而起，其他人也都为这种情绪所感染。人们挥舞着拳头，在议会里对戴高乐叫嚷谩骂。前一天的游行并没有什么政治上的意义，而国民议会上演的这幕失控的怒气，则被在场的许多人看作是内战近在眼前的明显征兆。
事实上，内战恰恰是在复出行动领导者们的计划之中。当国民议会的议员们聚在一起聆听科蒂的咨文时，阿尔及尔的将军们，已经确信他们得到了戴高乐的明确支持。至少可以说，将军已注意到了他们的计划，并且不会阻止他们，除非将军已踏上通往政权的坚实之路。阿尔及尔在下午4:10接到一份电报，电文称将军“完全同意”他们的行动计划，着陆应从30日凌晨2点30分开始。
这份电报到达阿尔及尔后20分钟，戴高乐离开科隆贝，与科蒂做进一步的讨论。会议进行得很顺利。29日夜间的晚些时候，他通过他的办公室发表了一项声明。声明中说，科蒂和他已经就他组阁的条件达成一致，即全权，半年不受议会干涉，和制定一部新宪法。阿尔及尔得到另一份电报，其电文为：“共和国总统接受了伟大的夏尔，行动延迟。”在阿尔及尔，“复出行动”再次回复到一级战备状态，而将军再度返回科隆贝的家中。
5月30日戴高乐用一整天时间来取悦社会民主党人。科隆贝的访客中，除了来向将军保证军队忠诚的朱安，其他人皆是政治活动家，有奥里奥尔·摩勒，默里斯·德肖内。将军热情而充满魅力，对他们礼遇有加。当然，将军已学会了讨人欢心的伎俩。摩勒回去告诉莫克：“这次会见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他是一个伟大，名副其实的伟人。”
翌日将军在科隆贝稍作停留，以此标志他“长期隐居”生活的约束，然后离开了那里。这一次，他的妻子陪着他踏上行程。是的，掌权已不过是个手续问题，将军确信他的新的篇章掀开了。
戴高乐一到巴黎，就在贝鲁斯旅馆会见了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并以一种最为谦和和最具说服力的姿态阐述了他的种种打算。除了弗朗索瓦斯·密特朗，其他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勉强被说服了。议员团在表决中以77票对74票确认了戴高乐的领导。而这次表决极为重要，他决定着第二天的国民议会表决中戴高乐能否赢得多数。
表决那天，戴高乐本该在上午赶到国民议会，但遇到了一点阻碍。萨朗后来说，当时的气氛简直紧张到了极限，以至于吉沙打电话给他，让他准备实施复出行动。下午3点，戴高乐准备就绪。他赶到国民议会。他做简短发言时会场一片寂静，发言后他前往旅馆等待投票结果。消息传来，320票对224票，将军赢得了多数。尽管并非绝大多数而有些令人失望，但毕竟是多数。将军取得了胜利。复出行动最终被取消。
“我理解你们”
1958年6月2日上午，将军夫妇搬了家。他们离开佩鲁斯大厦的套房，住进马提农大厦，马提农大厦一直是法国总理们的寓所，但从家居生活考虑，这个地方并不合适。在这座规模可观的建筑中，居住区只包括四个房间。其中一间小沙龙，作为戴高乐夫人的客厅，但它紧挨着那间经常被派公用的餐厅。这座建筑比较正式的部分构成将军的“办公之所”，将军大部分时间都在他的办公室里度过。居所的条件实在不能让人满意。
但马提农是一个标志，将军把他的这次迁居视为必要的有象征意义的举动。全世界都该知道他再度掌权。而索尔法里诺街他手下中的大部分人也一起搬来，住在他的身边，包括他的内阁办公厅主任蓬皮杜和其他一些人。
当然新一届政府已宣布了它的组成人员名单。正如戴高乐后来所承认，这个政府的构成同他当初的打算不一样。他本希望能有一个北非人加入，最好是一个穆斯林。另外，还要有一个工会成员。但囿于当时的情况，就没有空位给这两个人。结果这一届政府又是成份混杂，许多新任部长在第四共和国时期就已广为人知，诸如摩勒、比内、普夫利姆朗。将军仿佛有意在强调政府的连续性。其他人都是文职人员，他们的工作便是唯将军是从。比如曾是维希政府的文职人员，当时为第四共和国驻西德大使顾夫·德姆维尔，便被人拖出波恩的高尔夫球场，担任外交部长。其他三个文职人员出任国防部长，内务部长和法国海外领地部长。终于有一些，而非全部，对将军忠贞不渝的人得以入阁，像德勃雷，马尔罗和爱德蒙·米什莱。但苏斯戴尔，帕莱夫斯基，卡特鲁，沙邦·戴尔马，富歇或者比约还不在此列。
阿尔及尔对如此的人事安排极其不满也难以接受。显而易见的功臣诸如萨朗，德尔贝克或者玛素，没有一个人得到任命。这绝非偶然，现在所发生的一切，正是1944年8月那一幕的重演。当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将军是在抵抗运动的支持下得以执政，便立刻将抵抗运动抛诸脑后。如今他又在重申他心中不可动摇的信条，即不论过去的抵抗运动或者现在的阿尔及尔，都不可以有任何超越法兰西之上的要求。政府代表法兰西，而他代表政府。
从国家的长远打算，将军最重要的任命，便是请他最忠诚干练的中尉米歇尔·德勃雷出任司法部长和新宪法筹备委员会主席。要在议会通过授权案绝非易事。将制定共和国宪法的权力交托某一政府在法兰西历史上还无这样的先例。过去都是由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担当起这一责任。这是一个涉及基本原则的问题。
1958年6月3日，国民议会开会考虑为满足戴高乐接受总理任命的先决条件而提出的议案。处理阿尔及尔问题的特权很快得到批准，毕竟摩勒在1956年曾被授予同样的权力。政府在半年内有权发布法令这一条，尽管遇到较多阻力，但还是勉强被接受。然而宪法改革提案却引发无休无止的争执。
国民议会的委员会一直在审阅这项提案，并提出连篇累牍的修改意见。但戴高乐根本不理睬这些意见。6月3日晚，他对议员们讲道：“情况是这样的，（如果修改意见被采纳），我的政府的工作将不可能持续到明天早上。”在授权惯例方面有一位年事已高但才智过人的律师，名叫让一路易斯蒂克西埃一维尼昂古尔。他提醒国民议会上一个案例发生在1940年7月10日。当时贝当被授权制定新宪法。他的话引起与会者的一片哗然，只得休会45分钟。最后将军终于同意就宪法问题成立一个“新的顾问委员会”，其成员来自议会。大家也便不愿再争执下去。该项提案以350票对161票在国民议会获得通过。共和国参议院，另一个议院，以236票对30票通过该提案。于是上下两院休会半年。将军通过了对他的第一个考验。议会将长期休假，而将军可以独自执政。他在巴黎的权威是无可争议的不容挑战的。
戴高乐的下一个任务是确立政府在阿尔及尔的权威。这件事办起来肯定很棘手。阿尔及尔的将军们坚信，是他们使戴高乐得以在法国东山再起，是他们的特殊贡献使阿尔及尔免于同法国政府合作，使叛乱遭到无情镇压。当戴高乐与科蒂和普夫利姆朗进行谈判的时候，他没采取任何行动来消除将军们的这种看法事实上，他是毫不迟疑地祈求来自“复出行动”的震慑力，而这种震慑力始终是他手中的一张王牌。
然而正如1944年一样，将军一旦取得权力，对那些曾经为他上台助一臂之力的人是不会认账的更不会论功行赏、封官加爵。戴高乐对阁员的任命第一次向阿尔及尔的将军们表明，事情不会向他们所想像的方向发展。德尔贝克立刻飞往巴黎以示抗议，但戴高乐几乎不屑于听他讲话。他说，问题不在于那些荒诞无稽的公安委员会，而在于共和国的军队。
似乎为证明他的观点，戴高乐反而召见了萨朗将军和他的两个主要部下——儒奥和安德列·迪拉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玛素并没有被召见。戴高乐接见萨朗时态度十分冷漠。他说他惊诧于萨朗将军在第一次晋谒新总理时竟不曾想到应该着制服才为得体。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萨朗显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原本预计戴高乐会直接对他发布命令。随后儒奥被召进来。他不那么紧张，并向将军阐述了将阿尔及利亚并入法国的建议。“但是，”他接着有些语无伦次地说：“但这也许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因为生活中一切事情都在变化。”“我同意。”将军干巴巴地回答。会见将要结束时，阿尔及利亚事务部部长戴高乐任命萨朗为他的全权代表，并说他在次日将亲赴阿尔及尔。萨朗和他的同僚当晚返回阿尔及尔，发现自己被人利用和耍弄了，但又找不到确切根据。
1944年8月戴高乐就不容许抵抗运动成为一个政治角色而将其解散。这一次阿尔及尔的军队正扮演着抵抗运动的角色。不管在推动戴高乐上台的过程中军队承担了多少义务和职责，他都不会准许他们建立或维系任何可能与政府相抗衡的政治权力机构。政府只有一个，并要由他来领导。将军不过是按照他一贯的政策行事。他这样做当然是正确的。据德尔贝克统计，现存的公安委员会已达120个。而这一体系只能引起混乱和灾难。将军，比之他的朋友抑或对手，往往更能洞悉事件的本质。
6月4日上午，将军如约抵达阿尔及尔。苏斯戴尔，三个副部长和现已复位的参谋总长埃利将军陪同。他们在迈松布朗升机场着陆。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日后，将军就是从这里起飞，去夺取解放巴黎的领导权。欢迎仪式上人们是歇斯底里地欢呼。招待会在夏宫举行。市长做了演讲，外交使团，教会和大学的头头纷纷致词。然后才轮到玛素代表公安委员会讲话。戴高乐访问了海军部并做了讲话。最后，他在7点左右抵达政府大厦。当他走上阳台时，下面人山人海，人人豪情万丈。
接着，在几分钟的演讲里，”他写道：“我向他们道出一句看似即兴实为精心筹谋的话……‘我理解你们’。”然后他继续大讲“新生与兄弟亲情”。
戴高乐巧妙地使用了模棱两可的语言。他话音刚落，欢呼之声持续不断达几分钟之久。当然，他们所为之欢呼的，与戴高乐的真实意图并无多大关系。但戴高乐的目的达到了。他继而谈到“理解与本靖之大业”，并深信自己已赢得了群众的认同，而又没有将自己限于任何承诺之中。
阿尔及尔演说后戴高乐巡游该国，其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凑，每地只停几小时，有时时间甚至更短。他无论到哪里都坚持认为，军队是为国家服务的，而公安委员会不过是权宜之计。但他又一再重申，军队不仅要为国家控制阿尔及利亚，还要保护它的全体居民，不论他属于什么种族，都应使他们切实感到自己是法国公民。只有在莫斯塔加内姆，他激动之余说漏了嘴，格外清晰而强调地高喊：“法属阿尔及利亚万岁！”这是他到那时为止一直避而不谈的字眼儿，而此后这句口号多次成为他的政敌们反唇相讥的斗争口号。
6月8日将军返回巴黎。实事求是地讲，他首次出访阿尔及尔不过是要确立他在那里的地位。但是他仍有所发现。首先他注意到，公安委员会的整个结构没有什么基础。掌权者似乎没有注意到一个简单的事实，即欧洲移民只有100万，而穆斯林却有900万之众。尽管他仍持有“我们保不住阿尔及利亚”的观点，但经过实地调查之后他已很清楚，未来的路或者会很迅捷，或者很漫长而艰险。在那里生活的当地白人家族对他公开表示敌意，军队里的下层军官很不稳定。而最能说明问题的，便是刚刚在一两周前贴上的有他的画像的招贴画，现在已被撕下来了。没有人想阻止这种行为。从这些蛛丝马迹中，戴高乐发现了诸多问题。
在巴黎还有许多正事要做。戴高乐刚一回来，便召开了部长会议。这是自1946年1月以来他首次召开这样的会议。会议由科蒂主持。部长们做了汇报。总理对汇报做了评点。会议程序没有什么改变。但值得注意的是，讨论的气氛较之12年前要轻松得多了，将军对他人的意见显得更宽容。
在马提农，属于将军自己这个圈子里的部长们和秘书人员们，经常展开相当生动的讨论。其中乔治·蓬皮杜格外引人注目。事实上常常给人一种印象，好像是蓬皮杜管理着国家的大部分内政。他掌管着金融政策，并对促成货币经济学家雅克·吕飞的计划，反对财政部长比内本人所持的相反观点，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将军在6月13日的广播中宣布了发行一种其价值与金价相挂钩的债券。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该债券却以反对该债券的比内的名字命名。法国人有在动荡时期购买黄金的传统，该债券的发行马上获得了成功，但在票据到期后的偿赎中要付出昂贵的代价。此后，在7月，公用开支遭到削减，公共部门的年薪和月资也都被冻结了。这种做法难免粗暴，有失公平。但它的作用在于表明政府已经控制了事态的发展，并重新树立起由于阿尔及利亚危机而被大大动摇的财政信用。这在当时是不错的政治策略，但日后所付出的财政代价却是非常沉重的。
6月间，北非的局势有所好转，而法国的局势仍很紧张，人们争论不休。将军已如约从突尼斯和摩洛哥撤回大部法军。6月13日，戴高乐举行了他出任总理以来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在会上他暗示通过联邦制来解决法国和法属北非问题。当然，这种办法并无特别之处，但北非这个难题的解决似乎出现了一线希望。
7月初将军再次访问阿尔及利亚。这次，他带摩勒同往。此次访问的目的是要与当地驻军进行接触和交流。他访问了警备区驻地的部队，用地道的流行于下级军官间的语言同他们交谈，他高度评价了伞兵与外国军团的作用，而对最高司令部他却置之不理。只是在他访问的最后一天，玛素才得以提出要求，代表公安委员会晋谒将军。但这一要求遭到拒绝，而来自工会的类似的要求则托付给摩勒去办理。
将军的模式现在已经完全曝光了。他四处活动，以确保作为共和国服务者的军队的支持。作为这场运动的一个部分，7月7日他任命苏斯戴尔为情报部长以替代大唱民权高调而威吓军队的马尔罗。将军继而着手将巴黎7月14日庆祝活动搞成一个独出心裁的盛大场合。过去每年都要举行巴士底日游行，而此次则将举行沿香榭丽舍大街、由阿尔及尔5月13日的英雄们为前导的游行。为此颁发了许多奖章。萨朗被授予军事奖章，而已正式晋升为将军的玛素和迪拉克，儒奥以及空军中的一个新将军莫里斯·夏尔一起，都被列在次等奖赏的名单上。此次游行气势非凡，格外壮观。同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将军和伞兵走在一起的，还有装饰得色彩明丽的穆斯林兵团。
这一场面就好像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取得了胜利，人们正在以最富传统的方式庆祝这一胜利。游行的人们兴高采烈，不断地欢呼。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将军正在为日后与往昔的决裂铺平道路，以最终实现对法国的统治方式的转变。倘若不出现奇迹的话，只有发生了这种转变，阿尔及利亚问题才能得以解决。
打开法国未来的钥匙是一部新宪法。这戴高乐长期持有的观点早在1946年的贝叶演说中他就阐述了这一观点，但它们还须被写入一个文本。这将是德勃雷的主要工作，而马提农酒店由蓬皮杜领导的一支庞大队伍将给他以全力支持。没有人比德勃雷更蔑视第四共和国宪法。自1948年以来，他一直代表安德尔—卢瓦尔省的上议员，仔细观察了它的运转情况。他很久以来便一直在希望，并且时时以他自己那喷薄的热情盘算着倾覆第四共和国。他在1957年发表的名为“统治我们的君主”的小册子以及此后名为“愤怒的信使”政治评论中阐明了他的这一主张。当时的政府对他的反政府主张恼怒至极，以至于他的居所常年处于便衣警察的监视之下。
德勃雷极为尊崇英国议会传统，并将其部分特点引入新宪法中。最主要的便是总统与议会的制衡。尽管戴高乐希望所有权力集总统一身，而议会则可能推翻总统所任命的政府。德勃雷极其勤奋，珍惜分分秒秒。他仔细审阅了120个草稿。将军则认为搞120稿“太过无礼”，因为他觉得所有这一切多年前便已决定了。在最后文本出版之际，德勃雷为此所做出的贡献，并不比少于它的创始人戴高乐。事实上，戴高乐在表明其立法原则后，只对负责起草工作的该委员会做了仅有的一次视察。
此后的问题，便是向法国人民及海外领地上的居民宣传这个新宪法，因为该宪法不仅针对法国本土，也是为其海外领地所组成的新的“共同体”而创制的。戴高乐亲自领导这场宣传运动。甚至文本还未出版，他便已开始在非洲活动。在8月下旬的10天里，天气异常炎热，酷暑难当，但这块大陆上所有的法国领地都留下了他的足印。
文本在第三共和国成立纪念日9月4日出版。这一天人们在巴黎的共和广场举行集会。警察们对于集会地点的选择极其担忧，因为共产党领袖罗歇的公寓便俯视该广场。从欢庆时刻放飞的灿若云霞的红色气球到平定骚乱的催泪瓦斯弹，都有所准备，尽管危机四伏警察们很紧张，但戴高乐决定一切照旧进行。
集会那天，想接近共和广场简直不可能。武装警察大批出动，达3000人之多。他们或者坐在深蓝色的保安车辆里，令人望而生畏，或者在周围的街道上整顿秩序。一旦有殴斗发生，警察们则毫不迟疑地加以棍棒。共和广场被封闭，罗歇的公寓也有重兵把守。
共和广场按以前法兰西人民联盟集会时的样子进行装饰。整件事由马尔罗亲自主管。广场上旗帜如林，鲜花和条幅四处可见，大写字母V字形的巨幅招贴画最引人注目。当集会渐入高潮，马尔罗本人所做的演讲勾起了人们对1940年及那以后诸多往事的回忆。作为一篇演讲，马尔罗的讲话有些过火。他欣喜若狂地对着已经调节到高音的一组扬声器大喊：“这里是巴黎，光荣和祖国的象征。在共和国交替之际，在与历史相会之际，你们将再次聆听戴高乐将军的讲话！”此时按照约定的暗示，一辆黑色雪铁龙驶入广场，停在高台前面。将军从车里走出，以仪式中所特有的姿态沿着台阶登上高台，站在麦克风前面，略微停顿，然后将他巨大的手臂举过头顶，呈表示庆祝意义的V字形。这无疑是个壮观的场面，尽管许多外国新闻记者一面满怀仰慕之情，一面又忍俊不禁，觉得太做作。
将军的话非常简要。他对使他得以上台的一连串事件做了简单的总结，然后说明起草新宪法所采取的方法。他着重强调了整个立法过程的合法性。随后他讲述了政府计划的要点。这些要点在同时出版的官方文件中有更具体的阐述。中心环节在于总统所处的地位。他将“超越政治斗争之上……是一个国家的决策者……由公民选举产生……有权借助于至高无上的人民的裁判……全力负责维护法国的完整和共和国的安全。”总统之外，政府的功能在于管理，而立法机构的功能在于“通过法律”和“控制”行政。
所有这一切听来让人鼓舞。而宪法草案文本对这一切所做的细致清楚的说明，使这个出版物看起来再不那么引人入胜。总统并不是由名副其实的“公民”选举产生，而是由一个选举团选举产生，选举团的成员来自法国本土及海外的国民议会以及各部门和城市议会。总统远不只是“国家事务的协调者”，总统将任命部长并主持召开部长会议。此外，他将任命所有文武官员，并出任武装力量总司令。国民议会控制预算，但如果预算遭到议会的反对，总统有权通过法令实施该议案。国家发生紧急状况时，总统可以完全中止宪法的实施。宪法赋予了总统极大的权力。总之，这很难说是一个多极化的民主模式。但它因自身的价值而得以存在，并将在三周后的9月28日由全民公决。
集会时。共产党人围绕着共和广场，大叫大嚷。而这些计划的细节变得愈发清晰时，他们则和警察发生了冲突。警棍四处横飞，催泪瓦斯罐像婚礼上的五彩碎纸般被随处乱丢。有10名示威者和6名防暴警察被送进医院，87人遭逮捕。
推行新宪法的运动已开展起来，但正如所预料的那样步履维艰困难重重。反对派集会在共产党的周围，并得到了孟戴斯·弗朗斯，密特朗和知识分子左派的支持。让·保罗·萨特抨击那些支持戴高乐的法国人是“想要复辟帝制的食蛙者”。密特朗在文章中写道：“新宪法同时集路易士·菲力浦与路易士·拿破仑的错误于一身”。而新闻界则连篇累牍，充斥着对波拿巴专制主义的谴责。
从某种意义上讲，对这些新举措的批评不能说毫无道理。宪法实在赋予总统过大的权力。比之美国总统的权力还要大得多。而另一方面，德勃雷又设法为总理和议会引入1944年贝叶演讲未曾提及的多种权力。总理将对议会负责。总统不能将其免职。此外，可以通过诉诸立宪会议限制总统权力。该会议对宪法的解释有终极效力。这种体制不是多元政治，但当然也绝非波拿巴独裁统治。
为宣传这部新宪法，将军马不停蹄地工作，他出席各种各样的会议、广播和电视讲话以及大量的记者招待会，意思只有一个：“以法国的名义，我全身心地呼吁你们在9月28日答‘是’。如果你们不这样做，便在那一天，我们将回复到你们都很清楚的错误中去。”
9月20日在雷恩和波尔多，21日在斯特拉斯堡和里尔举行了集会，会场上人山人海。演讲过后，围栏被拆除，戴高乐走入人群。戴高乐派称此举为“深入群众”。这一过程总是一成不变的。人们看见将军穿过人群，身材高大挺拔，常常同周围的人握手以答谢他们的热情。不消说，政府新闻机构对整个活动做了详细的报道。经过剪辑的录像在电视台长时间播放，在当时，这在技巧上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看起来将军好像当真乐于与“人民”做此种接触，而“人民”也好像当真对他敬若神明。
总之，马尔罗和他的部下在组织“是”运动中表现出了高超的职业化风范，当然，他们也得益于政府对传播媒体几近全面的控制。他们对这些传媒充分加以利用。另外，越是法国对国际争端的意见遭到忽视时，戴高乐越要逆流而上，以表明他是一个强有力的法国领袖。费萨尔国王被暗杀，美英在未征询法国意见的情况下便向黎巴嫩和约旦派遣部队。苏联总书记赫鲁晓夫斥责戴高乐，说他是另一个兴登堡，与法国大资产阶级一起图谋建立起一个新的希特勒式的独裁统治。所有这一切都帮了将军的大忙。
阿尔及利亚的自由战士投入了这场运动，这具有决定意义。巴黎有四名警察被谋杀。可塑炸弹安放得到处都是，毁坏了油罐，变压站，甚至还有邮局。但是最具污辱性的，便是他们企图在坐垫下放置炸弹，炸毁埃菲尔铁塔顶层的女厕所。
这简直让人忍无可忍，几乎可与9月15日发生的对苏斯戴尔的刺杀企图相提并论。苏斯戴尔在刺杀未遂1小时内便匆忙召开新闻发布会，讲述了他的遭遇，而他的脸上沾满了橡皮膏药。在任何情况下，攻击女厕所都是卑鄙无耻的行为。自此，要赢得大多数人对新宪法的肯定已不成问题。
然而当公决结果公布出来的时候，甚至一直抱乐观态度的人也大喜过望。在作为宗主国的法国本土，80％的人投了赞成票，而在阿尔及利亚，赞成票所占的比例更高，尽管为达到此结果而使用的某些手段值得怀疑。几内亚投票结果否决了新宪法，于是法国立刻中止了对几内亚的全部援助，甚至连该国的电话系统也被拆除了。
全民公决之后将举行普选。新宪法特别指出，该选举的全过程应包括两个阶段，以选区为基本单位，在连续的两个星期日举行。第一个星期日所有的候选人都可以参加竞选，但在第二个星期日，只有两名得票最多的竞选者可以再次参加竞选，除非有人在第一轮中便赢得了绝对多数，或者退出第二轮的竞争。以这种方法，必然有一个候选人可以赢得一个选区的多数票。
选举日期定在11月23日和30日。苏斯戴尔已经同往昔的法兰西人民联盟的人员取得了联系，建立起一个新的戴高乐派政党，以新共和联盟的名义展开竞选活动。然而在选举之前，戴高乐也许是为了增加他当选的机会，采取了一个大胆甚至莽撞的举措，以希图奇迹般地一举解决整个北非问题。10月4日在阿尔及利亚康斯坦丁的一次讲话中，他提议给穆斯林以更多更好的待遇：工资将逐渐提高到法国人的水平；50万英亩国有土地将被分给穆斯林农民，阿尔及利亚三分之二的孩子将受到适当的教育，并以此作为开展全民教育的先声。
当地白人组成的过激派对此愤怒至极，不能接受。但更糟的还在后头。“在从现在起的两个月里，”将军接着讲道：“将按照与在法国相同的条件在阿尔及利亚选举它自己的代表。而至少要有三分之二的代表来自穆斯林。”为对他的讲话做进一步地强调，他向萨朗下达了一项命令，其大意为，所有的候选人，不论其宗教与肤色，都必须享有平等竞争的权力。最后，在10月23日，他答应给予已经建立起流亡政府的民族解放阵线的叛乱者们“勇敢者的和平”。对于任何愿意前往法国进行谈判的阿尔及利亚人叛乱领导人，将军保证他来往通行的安全。
这一做法很大胆，差点奏效。倘若让民族解放阵线的流亡政府来决定，和谈很可能已经开始。可惜战场上那些出生入死的军官们，不会因为将军的一句邀请之辞而轻易放下武器。10月25日，民族解放阵线拒绝了将军的提议。戴高乐为此非常失望。现在将军认识到，要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无疑要花费多年的时间。他或许把问题想得太简单，毕竟他一向认为只有他自己才能解决这个难题。他也许在全民公决结束之后过于自信。或许是他还未注意到在他安静地坐在科隆贝的这些年里所累积的苦难与仇视。也许他的谈判想法只是要试试，即便不成功也不会有大的损失。事实证明，就选举而言，他确实没有损失什么。但是，由于他突然表露了自己的真实意图，这一意图太出乎阿尔及尔的法国人意料，由此而产生的裂痕却是他所要付出的代价。为了在短期内创造奇迹，他犯了一个长远性的错误。他本可以，也本该静候自己的选举，静候时间的推移，而不要急于求成。
但在短期内，他所做的一切并不能对他造成任何妨害。选举中，左派在各方面被彻底击溃。138名共产党前议员只有10人再度当选，88名前社会民主党议员中有44人再次当选，58名激进派前议员中有23人再度当选。一些知名人士落选了，像孟戴斯·弗朗斯，密特朗，莫克皮诺，杜克洛和特罗盖尔，而新共和联盟反而获得196个席位，亲戴高乐派独立候选人占据了132个席位。
总统选举将为第五共和国这座大厦安装最后一块砖瓦。人们对于谁将当选都一目了然，但必要的过场还得走。大选日期定在12月21日。戴高乐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胜利，赢得了选举团78. 5％的选票，而年龄已大且可以信赖的共产党人马汉获得了13. 1％的选票，而代表“民主左派”的阿尔贝夏托莱获得8. 4％选票。
然而，在戴高乐当选总统后，不管将举行怎样的庆祝活动，对法国选民而言，等待他们的将是让人震惊的消息。新任总统在12月28日向全国做广播和电视讲话。至少可以说，其内容令人很不愉快。税收将要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将被削减，农业补贴将被减少，与共同市场其他国家的贸易配额将从实质上予以解除，法郎将贬值—而戴高乐让比内去宣布法郎的贬值率为17.5%—给一战老兵的养老金，也将有一部分暂停发放。
在任何一个民主体系中都很难见到这样一场人们为之奋斗并取得最终胜利的选举是建立在这样一份让人不可思议的计划之上的。新组成的政府并不认为采取这种迅疾而难料的行动是形势的需要。吕飞和他的人马几个月来一直为制定该方案而努力工作，并同时得到马提农戴高乐手下人员的知识和合作，以及里沃利街财政部经济学家们的帮助。不论是否正确，他们都相信法国经济需要休克疗法使其得以面对新的共同市场。显然大选前向选民隐瞒这些情况是一种明智的做法。
实施该方案的正式决定是在12月26日的内阁会议上做出的。然而没有人被蒙混过去。摩勒当然是不会上当的，他与他的社会民主党同僚们当场辞职。经过一番说服，他们勉强答应继续留任至总统宣誓就职日。
1959年1月8日，夏尔·戴高乐将军就任第五共和国第一任总统。他在法国总统的传统寓所爱丽舍宫与科蒂共进午餐，尔后他们一起驱车沿香榭丽舍大街前往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礼节上要求新任总统应陪同前任总统走到后者的车前。仪式结束时，戴高乐总统却转向人群中的一群老兵。当他转过身来时便扭头对科蒂说：“再见，科蒂先生。”然后钻进他的汽车扬长而去。科蒂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那里。戴高乐这一冷酷而有意的行为，是对权力向新秩序转移的确认。
如今第五共和国已站住了脚跟。该选举制度可以确保一个时期内的政治稳定除非有某些人为的动摇。而宪法变革是以一种莫名其妙的，几乎是随随便便的方式便得以实现。并没有像1789年那样的革命发生，也不像1848年的全面暴力，或者1871年和1940年的战败。也不存在对经济发展的特别的不满。事实上，法国在50年代经历了稳定和均衡增长的10年，尽管远不如西德，但其发展速度仍是联合王国的两倍。虽然在把农民从土地迁往工业城镇的过程中遇到诸多困难，但总体而言，战后法国经济的发展还算是比较成功的。而且大部分法国人对时局并不是很关心。诚然，常常会出现因恐慌而造成的抢购之风，但这是对任何动荡局势的一般性反应，无论如何是不足道的。
阿尔及利亚并不属于法国人
阿尔及利亚仍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其间危险重重，它有政治家们最为畏惧的一切特征：没有一个明显的大家都能普遍接受的解决办法；被煽动起来的多种情绪十分激烈；暴力行为已司空见惯，各派都顽固不化，不愿妥协，以至于没有求同斡旋的余地。但这却又是一个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它不仅大量耗费法国的人力与物力资源，而更是对戴高乐的第五共和国能否存在下去的一次严峻考验。阿尔及利亚曾经是第五共和国诞生的助产士，但也同样容易成为它的挖墓人。将军当然更情愿做其他的事情，但阿尔及利亚问题是当务之急，必须得到妥善解决。而且，除非解决这一问题，否则法国任何宏伟规划的成功都是不可想象的。
结果表明，戴高乐使法国从阿尔及利亚问题中得以解脱，这为他获得广泛的政治声誉。从1959年到1962年的四个年头里，他行事时而强硬果决，时而计策多端，他的对手无法同他匹敌。他很善于适应环境变化的要求见风使舵。没有哪个政治家能比戴高乐更快地意识到他所遭遇的难以逾越的障碍。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他所必须面对的障碍层出不穷。而为解决这一难题，他呕心沥血，处心积虑，身体日渐消瘦，脾气愈加暴躁，动辄大发雷霆。1958年6月间使将军得以轻松自在的那种信心，到下一年的时候已经荡然无存了。
当他的提议在1958年10月被民族解放阵线拒绝后，他首先采取步骤，便是下命令变动阿尔及利亚的人事安排。换言之，他和埃利对他们认为“不可靠”的阿尔及利亚军队里的军官加以清除。萨朗被调往巴黎担任军事长官，这样他便被看管起来。儒奥提前退役。只有玛素被允许继续留在阿尔及尔，但前提是他必须停止公安委员会的胡闹，而这正中他的下怀。另有1500名下级军官悄然退役或被调往他处。
先前属于萨朗的工作现在被一分为二。民政方面的事务被交托给一个已崭露头角的年轻文官德鲁夫希埃。他与德勃雷私交甚好。军队的指挥权被交托给一位年迈的抵抗运动的老兵，空军将军莫里斯·夏尔。
德鲁夫希埃和夏尔于1958年12月19日在阿尔及尔就任。刚刚任命了夏尔为总司令，戴高乐便期望进行积极的军事行动，从而使法军牢牢地控制住战场上的主动权。而所发生的一切也正是如此。1959年的整个春季和夏季，夏尔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发动了一场非常残酷但也极具成效的战役。法军出动的地面和空中力量势不可挡。心理战在战斗中愈加完善。100多万穆斯林被从家中迁往“再组”营即集中营的代名词。游击队被法军不分黑夜白昼地赶入山区，而他们的村庄遭到轰炸，家人遭到逮捕，备受折磨。
这次行动是骇人听闻的，其在军事上是成功的，但在政治上却造成了不好的影响。阿尔及利亚人的部队拒绝投降。而且，随着恐怖残忍的行为被渐次曝光，引起国际社会对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愈加关注。而成立于1958年9月，当时在突尼斯流亡的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立刻便对这种关注加以利用。
将军在1959年8月底视察了阿尔及利亚的法军兵营。此后，他给自己放了假。这是自1958年5月他上台以来的第一个假日，然而却不同往常。他研究了新近任命的阿尔及利亚特别顾问贝尔纳·特里科特提交的备忘录，就阿尔及利亚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入思考。当他漫步于科隆贝的花园周围，他得出了两点结论。首先，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为这场战争所付出的代价都太过沉重，以至最终会拖垮法国；其次，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便是给阿尔及利亚人以独立。
9月16日，将军在广播和电视中宣布了他深思熟虑后的结论。就阿尔及利亚问题只可能有三种出路——与法国完全脱离，留在法国统一体内，或与法国形成某种形式的联合。应该由阿尔及利亚人自己来决定该走哪一条路。“自决”最终被提到日程上来。“法属阿尔及利亚”这句话一直被当地白人视为生活的重心所在，也曾被将军在一年前极不明智地提及，可现在却被人遗忘了。
法国本土的法国人和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对广播讲话所作的反应大相径庭，前者拥护，后者反对。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对自决的想法表示欢迎，但仅此而已。而当地白人中的极端分子绝望之余，组建了他们自己的私人武装，法兰西民族阵线。而军队再也无法明白他们在为何而战。甚至连法国元帅中唯一健在的年迈的阿尔方斯·朱安也对戴高乐的做法给予了温和的批评，但却马上被警告不得多嘴。最后，却是那位直到此时都被认作最坚定的戴高乐派分子玛素把事情彻底搞砸了。
1960年1月18日《南德意志报》上发表了记者汉斯凯普斯基对玛素的采访。据报道，玛素说军队不再理解戴高乐的政策，促其重新上台也许是个错误，他还说，他和大多数握有指挥权的军官“将不会无条件地执行国家元首的命令。”
玛素立刻被召回巴黎，国防部长皮埃尔·居劳马遵照戴高乐的命令狠狠地训斥了他。但别有意味的是，戴高乐本人并没有亲自出马，因为军队里的效忠传统对这种事分外看重。此后玛素被调往梅斯任警备司令，不准许他再出现在阿尔及尔。尽管将军的同僚们，从总理德勃雷到夏尔和佩卢夫里埃都试图使他明白玛素被解职将在阿尔及尔引起杀戮和流血，但戴高乐却不予理会。一个军人已违反了他军人职业的首要规则，即对政府的绝对效忠。除此之外，没什么好说的。
在如此紧张的事态下将军仍准备恪守这一基本原则，其意义不凡。他很清楚这样做的后果不堪设想，法国人将在阿尔及利亚开始自相残杀。但他坚信如果允许武装力量左右政治决策，事情会更糟，法国的地位将可能下降到与拉丁美洲的一个弱小的共和国相仿。将军不会允许因为这种情况的发生而使他的整个生涯和全部主张付之东流，很明显，将军的眼光要远大得多。
一个星期以后，在被称为“街垒周”的星期里，法国人真的开始自相残杀了。由咖啡馆业主奥替兹领导的法兰西民族阵线掘起街上的铺路石筑起街垒。1958年5月的学生领袖拉盖拉德，集聚起另一个团体，为着与法兰西民族阵线相同的目的，占领了大学的主建筑。宪兵队试图干预他们的行动。当他们排着整齐的队形走向奥替兹的阵地时，法兰西民族阵线的人以来福枪和机枪向宪兵们开火。一幕大屠杀的惨剧发生了。宪兵们不仅被无情地击倒在地，而且当受伤的人试图爬到附近楼房里的隐蔽处时，仍被残酷地射杀了。伞兵部队姗姗来迟，传言是有意如此，结果宪兵中14人阵亡，123人受伤。
戴高乐再次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显得疲惫而又镇定。他的意思只有一个：暴乱者们必须放下他们的武器。但没有来自街垒的答复。不仅如此，对付奥替兹和他的叛乱同道们的伞兵部队竟开始与暴乱分子们友好相待。戴高乐的广播讲话似乎软弱无力。暴乱分子们全都以为事情会很快得到解决，戴高乐必须将屈服于阿尔及利亚与法兰西合并的模式。在他们看来，
法国人的阿尔及利亚”已经获得胜利。
危机持续了整整一周时间。阿尔及利亚各部队的长官们举棋难定。他们拒绝使用对付街垒唯一有效的武器——坦克。他们差点加入奥替兹和暴乱者们的行列。德鲁夫希埃和夏尔面对危境，无能为力。1月28日德鲁夫希埃抛下了他的妻子、还在襁褓中的儿子以及拟在他离开后发表的一份歇斯底里的广播讲话稿，同夏尔一起逃离阿尔及尔，以免被暴乱分子绑架。局势处在全面崩溃之中。
1月29日晚8时戴高乐再次出现在荧屏上。这次，他似乎意识到他自己的产物第五共和国正处于瓦解的边缘，而他所要做的这次讲话，将是他整个漫长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次。他的神情并不太好，憔悴不堪，似乎一直没有休息过。但他特地穿上他的准将制服，讲话的时候，他语音坚定，并常举起一个手指或一只紧握的拳头来强调每一处要点。讲话者不仅仅是国家首脑，而且是戴高乐将军。他拒绝对他9月份的决定做任何改动：
阿尔及利亚人将有权自由选择他们的命运。’他以最有分寸的语调命令军队无论如何都不得与暴乱同流，并要重建法律与制度。
最后，他以柔和的语调对法兰西讲道：“我亲爱而古老的国家，我们再次相聚于此去面临一次严峻的考验。”不能对那些梦想篡权者有任何妥协。否则，法国将成为“漂浮在命运之海上的一件悲惨而破损的玩物”。
戴高乐慷慨陈词，直抒胸臆的这次讲话在法国民众中激起了热烈的反响。几分钟内，爱丽舍宫收到成百上千的表示支持的信息，在一刻钟内，阿尔及利亚军队中有40个单位宣誓效忠。而且似乎是为强化将军讲话的威力，阿尔及尔的暴乱者们不得不在电闪雷鸣的暴风雨中收听这次广播。正如戴高乐自己所写，这场雷雨是具有“象征性的”。坐在将军身旁的贝尔纳·特里科特当时就想：“我们赢了。”
2月1日时，奥替兹逃离阿尔及尔拉盖拉德已经投降。暂时一切都结束了，但留下了不少政治后果。德勃雷提出辞去总理职务，戴高乐拒绝接受。苏斯戴尔的政治生命完结了。戴高乐已不再信任他，而且自从他在1958年5月公开宣称支持“法属阿尔及尔”，戴高乐便一直想与其断绝往来。“街垒周”不仅在阿尔及利亚，而且也在巴黎造成了损害。
在两个城市里，相对的平静持续了3个月的时间。但在1960年5月，有消息说阿尔及利亚反叛军事领袖之一西萨拉表示想要对话。这被认为是自夏尔实施其攻势以来戴高乐所期盼出现的一大突破。也许民族解放阵线准备承认其失败。若是当真如此，这一事件当然值得好好加以利用。因为当时法国军队中大部分人员是应征入伍的，他们对民族解放阵线虽毫不畏惧，然而却变得愈加烦躁不安了。
将军对派特里科特去见西萨拉抱有很大的期望，初步会谈的结果令人欣喜，将军感到，可以邀请西萨拉到巴黎举行私人会谈，以及此后的法国政府邀请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于月底在梅伦举行谈判，都很有实现的可能。以后阿尔及利亚人应邀而来，聆听了法国人不得不说的诸如“放下你们的武器，然后我们将通过谈判找出体面的解决方法”此类的话，便即刻离去了。此后再没人看到西·萨拉或者听到有关他的情况。
1960年9月，阿尔及利亚的局势完全陷入绝境。民族解放阵线顶住了夏尔所发动的猛烈的军事进攻，在一个叫胡阿里·步迈丁的新领袖的领导下开始重整旗鼓。此时，反战运动在法国方兴未艾。包括让·保罗·萨特，西蒙娜·得·博瓦尔，弗朗索瓦斯萨冈和西蒙娜·西诺莱在内的121名知识分子所组成的一个团体发表了反战宣言。此后，巴黎街头示威游行不断。特里科特在10月份对阿尔及尔的访问中注意到法国人集团间与阿尔及利亚人集团的关系已“迅速恶化”。又一次严重危机即将来临。
戴高乐再一次精心策划了他采取行动的时间。11月4日他宣布他已选择了一条“阿尔及利亚人的阿尔及利亚”的道路。月底他正式辞掉了阿尔及利亚事务部部长之职，由路易斯·若克斯接替。并接受德鲁夫希埃辞去全权代表之职，他在此职上受够了。12月9日，戴高乐再次前往阿尔及利亚。在他两天访问当中，发生四起针对他的刺杀事件，整个白人社会对将军充满着敌意。但在他离开的那天，穆斯林们大批出动，示威游行，民族解放阵线的旗帜到处飘扬，人们高喊着“戴高乐万岁！”的口号。将军离开了阿尔及利亚，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到了把问题直接交付法国人民来决定的时候了。12月20日将军宣布举行全民公决以决定一旦恢复和平，是否该给予阿尔及利亚以独立。1961年1月8日，投票结果完全支持将军的决定。法国政府同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进行正式谈判之路现在终于得以开通。3月30日发布了一项联合声明，两个政府4月7日将在昂维昂会面。
这次全民公决的结果，也导致了一个完全执著于
法属阿尔及利亚”的负隅顽抗的团体的成立。这个团体被叫做秘密武装组织，而且名副其实，这是一个以恐怖主义来抵制阿尔及利亚独立的秘密武装。开始人们以为这充其量不过是一场闹剧，对其掉以轻心，然而当巴黎弹片四处横飞的时候，人们才意识到这是一个严重的威胁。然而，当时更严重的威胁却来自阿尔及尔的军队。
当时人们谈论最多的是军事政变。年龄只有56岁的夏尔宣布提早退休，他的同僚们对此感到震惊。大家都知道他已经厌倦了戴高乐的摆布。萨朗呆在马德里，也退休了。然而另两位将军儒奥和安德烈·泽勒还在阿尔及尔，而且传说他们很可能是军事政变的领导者。奇怪的是，尽管谣言四起，却并未引起法国当权者们的特别警惕。
4月21日夜发生了政变。次日清晨，据称，军队已夺取了对阿尔及利亚和撒哈拉的控制权。阿尔及尔街头上马上涌出许多鸣着喇叭以示庆祝的小汽车，法国的三色旗则到处飘扬。夏尔宣称他在阿尔及尔，并将搬入他旧日的总部。
尽管这次戴高乐忧虑万分，以至于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但结果表明，事件的发展与以前并没有什么两样。当时有传言说，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伞兵将在法国本土着陆并包围巴黎，迅即人心惶惶。甚至连英国人也害怕了。他们马上召开内阁会议，商榷一旦发生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入侵，派遣英国军队帮助戴高乐的可能性。
将军再次身着戎装发表广播讲话，他显然失望而且气愤，并且因军队明目张胆的背叛行为而发自内心地感到痛苦，尤其是他自己也属于这一军队并一直为它的传统所熏陶。但将军的表现再次让千千万万人激动不已。他以拳击台，禁止每一个法国人，首先是每一个士兵“执行叛乱者的任何命令”。他以几近绝望的呼吁结束了他的演讲：“法国的女人和男人们，请帮助我！”
这一演讲再次奏效。军队中的军官和普通士兵都聆听了将军向他们所有人发出的呼吁。将军们发现他们得不到任何支持。最终在4月27日，夏尔自行隐退。几天后，泽勒也步其后尘。萨朗和儒奥则悄悄溜出了阿尔及尔。军事政变失败了。法国如释重负，人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埃维昂谈判开始于5月20日。整个进程单调乏味。民族解放阵线很清楚自己在谈判中所处的有利地位，而若克斯统领的法国代表团很清楚他们自己的弱点。讨论冗长乏味，而且不时为发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暴力事件和秘密武装组织在法国所制造的暴力行动所打断。9月里又有人企图刺杀戴高乐。这一次是在去科隆贝的路上，距巴黎100英里处。秘密武装组织在将军汽车必经的一段道路上撒满了汽油和炸药，并在汽车开近的时候点燃了汽油。亏得戴高乐的司机勇敢机智，车技娴熟。而炸药也没能被引爆。
显然，如今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将军在1962年的新年献辞中对它加以阐明：无论如何，他决心使法国从阿尔及利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3月18日，双方在埃维昂达成协议，次日开始停火。
正如所料，法国军队和后勤服务机构从阿尔及利亚的撤出充满艰险。尽管秘密武装作为一个有效的组织那时已经垮台，但单独的小分队仍可制造不少麻烦。同时有大批当地白人从阿尔及利亚涌向法国本土。仅1962年5月便有30万人离开了北非的家园。
到在阿尔及利亚举行全民公决以正式批准埃维昂协议的时候，留在那里的白人只有10万了。尽管其维持“法属阿尔及利亚”这一主要运动遭到失败，秘密武装组织仍四处寻机报复。而他们的首要攻击目标仍然是将军。多起谋杀企图都被粉碎，保安人员的工作相当出色。然而有一次暗杀，差一点使将军命归黄泉。
秘密武装组织有极完善的组织。在让—玛丽巴斯蒂安—蒂里上校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一支突击队，追踪将军的行踪已经有一段时间。1962年5月22日，将军的女婿布瓦西厄代替将军的副官由科隆贝前往巴黎参加每周五举行的部长会议。将军和妻子一道飞往维拉库布雷的机场。来接他们的轿车取道克拉马尔驶往巴黎。
回来的路上，布瓦西厄仍坐在将军的司机弗朗西斯·马拉夫的旁边。他们在晚上7点30分离去。直至那一刻他们才确定返回维拉库布雷的路线。然而不知是何原因，刺客们仍弄到了将军的信息，跟踪将军的护卫车辆穿过塞纳河驶出巴黎。他们一共有12个人，驾4辆车，携带着自动武器。
晚8时零8分，将军的汽车和它的一辆护卫车到达克拉马尔。当巴斯蒂安—蒂里开火时，这两辆车正驶向伯蒂特和克拉马尔的交叉路口。马拉夫加大油门全速前进。但就在将军他们自以为已经逃脱追杀的时候，布瓦西厄发现在他们的前方又有两辆汽车。这是第二批刺客。布瓦西厄高喊让他的岳父趴下。将军则拉着他的妻子一起伏倒。
刹那间，子弹向他们的汽车扑来。大约有14枚子弹直接击中车身。一枚子弹穿过后窗擦着将军低下的头飞过。汽车的两个轮子被击中，变速箱遭到严重毁损。庆幸的是，马拉夫在无法换挡的情况下，在微明的曙色中设法甩掉了他后面的追杀者，抵达维拉库布雷的机场。尽管这一路困难重重，但总归没有伤亡。将军和妻子被埋在碎玻璃中，但仅仅是受到了惊吓而已，并没有受伤。
这一次九死一生全凭运气。表面上将军对整个事件不屑一顾。他在当晚打电话给蓬皮杜时说：“他们的枪法差得像猪。”第二天他在新闻界面前表现出一副毫发无伤的样子，而且情绪非常之乐观。
可实际上，这次刺杀不仅震撼了他，也震撼了每一个人。太多的刺杀与杀戮是法国和将军本人为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解决所要付出的代价。但他已解决了这一难题。
新的议程
到1960年中期，戴高乐的反对派人数日益增多，而且至少开始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向戴高乐发起攻势。当然，如全国绝大多数人一样，他们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是支持戴高乐的，但是这种支持极为有限。因为一方面他们认为戴高乐的政府逐渐滑向专制；另一方面，在他们眼里，将军本人正在破坏他自己所制定的宪法。例如，1960年3月，将军无视一项由有效数量议员具名的动议，拒绝召开议会讨论农产品价格问题。5月，他通过一种简单但有违宪嫌疑的手段使他的一项议案和所有修正案在议会获得全体通过以使法属“共同体”内的非洲成员国尽快获得独立。这一举动导致强烈的反对。自1958年5月以来，这是戴高乐首次遭到新闻界的非议，而此后新闻界对他的评价越来越低。
1960年3月将军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举行会谈，透露出目前困扰自己的一些难题以及他的终极目的。首相是为筹备总统对英国的预定官方访问的事宜来到巴黎的。
1960年4月，将军由麦克米伦精心安排出访英国，并以此拉开了他出访活动的序幕。在英国人们对将军在战时的表现还记忆犹新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拜见了女王陛下的母亲并在白金汉宫和伦敦市长官邸与其共进晚餐。将军还看望了二战英雄温斯顿·丘吉尔，并在威斯敏斯特大厅向议会上、下两院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一位当时在场的人回忆起这次演讲评价道，不仅演说本身激动人心，演讲方式也是无与伦比的。另外，上下两院的成员鱼贯而入后，不仅惊奇地发现每个人的座位上已放着一份将军的演讲稿，而且更使他们震惊的是将军对全部演说内容都烂熟于心。整个演讲中，他既没低头看一眼讲稿，也没发生一处错误，演讲完毕后，这个“高傲又有些神秘的人物”走下台阶，昂首阔步地沿红地毯走出大门。
在美国与加拿大的情形也很相似。一位随法国车队采访的记者写道：“我看到戴高乐将军使美国人相形见绌。艾森豪威尔尽管有他的魅力……但是站在将军旁边就是小巫见大巫……在华盛顿与葛底斯堡，我感受到了将军的威力。”当他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时，国会成员起立欢呼，雷鸣般的掌声久久不息。在纽约，欢迎仪式更为狂热。据《法兰西晚报》报道，
洒向共和国总统的五彩纸屑绵延800公里，”文章紧接着不无鄙夷地写道：“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迎接赫鲁晓夫先生的五彩纸屑仅400公里。”
然而，无论将军在各种场合表现得如何出色，毕竟岁月不饶人。到1960年11月，他已年过七旬垂垂老矣。但在他看来，他还没有真正采取为实现他的目标所应采取的行动。但至少他可以先解决阿尔及利亚危机，尽管形势严峻而且风险很大。在解决这一危机的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中，他同曾经扶持他上台的利益集团的联盟发生决裂。而他也十分清楚只有在类似的国家紧急关头，这些利益集团才能够重新联合起来。12月31日，他向法国人民致新年贺词。在向他们表达了节日祝贺与良好祝愿后，他恳请法国人民在就阿尔及利亚自决问题举行的全民公决中投赞成票。他清楚地知道，1961年等待他的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充满着艰难险阻。但是他肯定也希望这一年会为他所精心考虑的法国的几个选择提供答案，而且他也一定希望如果一切进展顺利，1962年将解决其他剩余的问题。
1961年1月发生了许多事情，其中之一就是华盛顿的领导班子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新上任的总统，约翰·F·肯尼迪把新的集体带进白宫。这个集体试图做出新的努力来理解将军国际政策的方向。他们提出的问题实际上与法国人和其他欧洲国家在一段时间前提出的问题没有什么两样。将军为什么一方面强烈地反对赫鲁晓夫，另一方面却在北约指挥机构问题上采取排斥态度？他为什么一方面坚实地发展昂贵而效果并不显著的核力量，另一方面却试图对美国人如何使用其战略威慑力量施加影响？这是令美国新任领导人不能理解的。
1962年4月8日关于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埃维昂方案的全民公决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意义重大。阿尔及利亚问题实际上在此时已得到解决，将军得以空出手脚对国际政治这一坚固堡垒发动集中而猛烈的进攻，其中包括防卫最强的北约。而在过去的四年中，将军力量有限，只能在暗中施放冷箭。此时，法国正开始加强其核打击力量。西德人已同意于年初实行共同农业政策并已说服共同体其他四个成员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及意大利。世界开始变得更加美好。将军的心情又变得轻松愉快，看上去他更显得健康矍铄。也有人说他变得更加傲慢，更加固执己见，坚信自己一贯正确。
没多久戴高乐便专断跋扈以显示自己的权威。他因德勃雷反对他的阿尔及利亚政策而解除了他的职务并任命乔治·蓬皮杜为总理。蓬皮杜从未担任过由选举产生的职务。过去的7年里，他只是一个银行家。但是在那些年代里他曾是戴高乐身边主要的顾问之一。事实上，他亲自参与了安娜·戴高乐基金会的创建及运行，并在《战争回忆录》出版期间担任戴高乐的文稿代理人。
显然，蓬皮杜和顾夫·德莫维尔被安置在那里，只不过是为了推行主子的意愿。将军目前正寻求实现他的第三个外交政策选择，即一个法国控制下的欧洲。富歇计划破产了。俄国要想同法国建立一种可以想象的、合乎理性的联盟现在还不是时候。英国接受不了北大西洋的领导机构。至于欧洲的去向，将取决于新生的法国与重新崛起的德国之间的完美结合，查理曼帝国将重现欧洲。完成这项伟业的时间将在1962年7月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对法国的国事访问；地点当然在兰斯教堂。
7月8日，阿登纳抵达彼尔多，在那里他受到热烈欢迎，尤其在玛尔戈宫欢迎场面更为盛大。而这位年迈的总理，多少有点被欢迎场面搞昏了头，比预定时间多耽搁了一个小时才飘飘然离开了波尔多。次日，法国与德国的部队在兰斯郊外的摩尔莫伦平原上肩并肩地接受检阅。据报道，这是自1813年莱比锡战役以来，法德两国的军队首次站在同一边。这次，接受检阅的有来自两军的500多辆坦克，他们就在阿登纳与戴高乐的观礼台前进行军事演习。
从那里，双方领导人前往教堂。两位领袖身着合体的黑色西装在石阶前受到教堂主教马赫蒂阁下及几位普通神职人员的欢迎。在一个银色十字架的指引下，戴高乐一行进入教堂，来到长长的中殿。将军与总理被引到他们的位置——两个祈祷椅上，他们的跪垫和身后的座位都罩着红色绒布，右边是用一排排白色玫瑰和百合花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圣坛。弥撒在最庄严的气氛中进行。马赫蒂阁下宣读了福音，然后对两位领导人来到这个象征美好和永久希望的大教堂表示欢迎。接着，他就“和解”这一主题进行了布道。戴高乐与阿登纳两人双膝跪地以示对主人的尊敬。阿登纳跪了很长时间。
成千上万的群众在教堂外阳光灿烂的巴赫维广场倾听了整个仪式。当阿登纳总理和戴高乐总统出现在教堂门口时，他们挥舞旗帜，欢呼雀跃。场面激动人心，让人久久难以忘怀。然而欢乐的气氛上空笼罩着一块阴云，也就是说群众中的法国人与德国人的关系并不像两国领导人那样亲切友好。实际上，教堂外发生了一些混乱局面以至于警察不得不出面干涉。
为正式和解所采取的行动至此告一段落，而将军于9月份对西德的访问则是对这种和解的确认。所到之处他都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在因戈尔施塔特，围观的群众使他动情地回忆起战时他在这里做战俘的情景；在莱茵兰的蒂森钢厂，他用流利的德语与工人们交谈，顾夫·德莫维尔在西德电视节目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法国与德国的团结与合作将为今天和明天的欧洲统一奠定坚实的基础。”这是外交部长的声音，然而这种观点却出自共和国总统。
在阿登纳访问法国到戴高乐访问德国的这段时间里，将军在帕蒂·克拉马又差点遭人暗杀。然而从将军在德国的表现中很难看出曾发生过任何不幸的迹象。实际上，将军能够利用暗杀行为，使之成为于己有利的因素。目前，这种能力便使他如愿以偿：确保总统由法国人民普选直接产生。这将是对老朽政党制度的最终的回击。
不容否认，戴高乐为达到目的无所不用，几乎到了欺骗的程度。他首先发表讲话，对任他为所欲为的宪法做了解释。接着于9月20日向法国人民公布他的宏伟蓝图。10月1日，行政法院宣布他对宪法的解释非法，他却置之不理，反而胁迫立宪会议支持他。议会随即否决了一项关于直接选举总统的议案。蓬皮杜提出辞职，被戴高乐拒绝接受。他解散了议会，宣布10月28日对这项议案全民公决。三周后，大选开始了。
尽管有四分之一选民投了弃权票，戴高乐的议案还是获得62％的选票。但议员们仍在负隅顽抗。莫内维尔，这位参议院主席指责戴高乐的议案是一个议“蓄意的、精心策划的胆大妄为的破坏宪法的议案”，并以其非法性为依据向立宪会议重申他的主张。立宪会议召开会议并宣布立宪会议无权否决通过全民公决的法律。这项法案于11月7日生效。
1962年11月18日，第二轮选举结果揭晓，这是戴高乐将军政治生涯又一次最辉煌的成功。不但他的班子继续执政，而且大多数抨击他的批评家们丢掉了席位。只有密特朗幸免。此时，戴高乐觉得自己好像走进了他的王国，他完全得以充分展示他的英雄本色了。
他开始行动起来，早已选择了法国领导下的欧洲这一方向。现在该是按照他所做的选择之逻辑行事的时候了。12月15日，麦克米伦再次访问法国。这次访问未能取得什么收获。这次访问未能取得什么收获。
在1963年1月14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戴高乐给英国以最后一击。当然他对英国在1940年挺身而出抵抗恶势力的英勇行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高度的赞扬，但却紧接着宣布拒绝把英国作为欧洲的一个合作伙伴。这一做法不仅是粗暴而且冷酷无情。诚然，有很多理智而合乎情理的原因表明英国加入共同体是不合时宜的。有许多英国人包括工党领袖休·盖茨凯尔在内就曾当面告知过戴高乐。然而最主要的原因，像所有出席将军的记者招待会的人感受到的那样，当谈及将英国拒之门外时，他的整个表情都变了，变得非常凶暴。这一表现在政界引起极度震惊。戴高乐却顽固不化。保罗·雷诺在1940年曾是戴高乐的支持者，当他写信批评戴高乐对过去的盟友态度恶劣以后，于两周后收到有将军笔迹的一个信封。信封是空的，但在背面却有一行字：“如无此人，请顺寄阿然古（索姆河）或滑铁卢（比利时）。”意思一清二楚。法绍达的长长的阴影还在，这为戴高乐卓越的判断力蒙上了情感的阴影。英国在和法国对抗时，却与美国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而回复到她在历史上作为法国敌人的角色。事情经常如此。
天高任鸟飞
戴高乐将军现在已大权在握。尽管已经73岁，他依然精力充沛。他们的政府也因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而地位稳固。1962年11月大选后组成的第二届蓬皮杜政府显示出卓越的内政管理才能。1959年的货币贬值及随之而来的工资冻结促进了法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正如将军本人当时所说，阿尔及利亚问题已得到妥善解决，军队已一如既往，再度由文官政府统辖，法郎坚挺，法国的国际声望显赫。总而言之，他任职这个年，干得相当出色。
爱丽舍宫的生活也变得舒适而富有节奏。将军在家居方面也与做其他事情一样讲究规律，形成了一套十分具体且始终如一的作息制度。早晨7 : 30起床，吃一些面包干、喝点茶作为早餐，接着剃须穿衣，然后用一小时左右的时间读早晨出版的巴黎报刊。他经常9点半来到办公室，在他工作的一张大桌子前坐下。在他到来之前，私人秘书已将一摞文件在他的左边放好——包括一份清晨报刊新闻的摘要，重要的来电及当天的工作日志，还有一些当天需要会见的来访者名单及讨论议程。
到10点半，将军亲笔批阅好的文件已由值班秘书清理。他从不口述指示，他对现代办公设备不熟悉而且也不想去掌握。他甚至连电话也不喜欢，尤其讨厌那些突如其来使他措手不及的紧急电话。在阿尔及利亚危机期间，德鲁夫希埃一次给爱丽舍宫打了一个紧急电话，戴高乐接过电话，急不可耐地对着话筒喊“喂喂！德鲁夫希埃，我根本听不见你。”可怜的德鲁夫希埃急中出错。他答道：“我的将军，我也听不见你啊。”将军马上反驳道：“那你为什么还打电话给我？”当即便放下了电话。除了将军对电话机本身出于本能的厌恶外，它也讨厌电话搅扰了一天中原本井然有序的安排。
上午过半时，将军开始接待客人。每周与总理碰两次面，与外交部长和武装力量部部长至少见一次面，财政部长也是每周一次。此外，还要接见一些大使和外国要人。每周有三次小型的午宴定在下午1点钟——最多六七个客人。一般情况下，菜量不大，但是烹调工艺十分讲究，这是他的国家元首的职位所要求的。由戴高乐夫人决定上什么菜，事实上有时她亲自去附近麦德林广场的福申采购。她十分关心丈夫的食量，倘若不是她管得紧，将军往往吃得过饱。
下午3点钟，将军回到办公室，读刚刚出版的《世界》报。他总是从第一版一直看到最后一版，并不时指出一些他认为空洞浅薄之处。下午便用来起草讲稿，他一向自己起草或者读秘书为他准备好的备忘录。每周有一个下午接受国书，两个下午接见来访者。
到6点钟，一天的正式公务结束。将军与他的秘书讨论重要的事件，参加者大多是爱丽舍宫的秘书长和他的主要私人秘书。这是每天必做的。接下来他便躲到电视间看8点钟的新闻节目。将军对这个节目很偏爱，除非外出巡视或有公务脱不开身，否则是绝不会错过这个节目的。除非有特殊的情况发生，将军的每一天、每一周都像一个时钟不停而有规律地运转。
新闻节目之后该是放松的时候了。一般情况下，将军是与妻子共同度过晚上的时光的。他们两人都爱看电视，甚至连最无聊的智力竞赛也爱看。他们也喜欢看电影，影片按照他们的口味放映。伊冯娜最喜欢看的是凡尔纳的《环游地球80天》。而将军则相反，他更喜欢看情节曲折的影片。比如詹姆斯·邦德的影片备受他青睐。倘若没有好电影，他们喜欢看大众化的肥皂剧。如果这些都没有，伊冯娜便开始织毛衣，而将军则挑一本好书来读。将军并不只读夏多布里昂的书，他还是恐怖小说的忠实读者。
每个周三的早晨都要举行一次部长会议。部长们9点3刻聚集在等候室，到齐以后，他们就转到一楼一间旧餐厅去。将军10点钟准时抵达，总理跟随其后仅一步之遥。将军同每个人都握手后，坐在椭圆形大餐桌的中间，而不是坐在一端，总理则坐在他的对面。
会议内容由总理和分别来自爱丽舍宫和政府的两位秘书长事先拟定。将军叫到哪个人，哪个人便发言，会上几乎没有讨论。一位名叫皮埃尔·迈斯梅的资深部长回忆说9年中只出现过三次真正的争论。因阿尔及利亚问题而失宠，后来宁愿在瑞士过流亡生活也不愿回法国接受叛国罪起诉的苏斯戴尔认为部长们的素质太差，竟然没有一个人敢讲不同意见，而戴高乐恰恰喜欢这种方式，以便一切由他一个人说了算。
将军听得足够多时，便宣布其决定。他后来写道：
听过政府的意见后，由我来决定必须遵循的大方针，事情确实如此。”这句话本身准确地总结了部长会议的整个过程。但是，他似乎觉察到人们会对此提出批评，于是自我辩解地接着写道，一个人当部长完全出于自愿。他如果不想当完全可以悉听尊便。
这样的评论一方面来说是公正的，但是它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无论在什么问题上，部长们都应该不容置疑地坚决捍卫政府的决定。没有集体的讨论，却把集体负责制强加在众人头上，这是不公平的。军人出身的戴高乐能适应这种政府管理方法，但是他也该记得在他还是一个服役士兵时，便善于寻找各种途径表达与上级的不同意见。然而，此时他却要求他的下级—他认为部长们都是他的下级—不折不扣地服从、效忠于他。这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点不合。
但是，法国人民和戴高乐的部长们毕竟不同。戴高乐意识到需要与对他至关重要的他的支持者们进行直接的交流，而且事实上他是从支持者那里汲取力量。在他执政初期的1958年和1959年，他重演1944年和1945年的故伎，与支持者们的主要交流方法依旧是通过在法国巡游，以他惯用的“深入群众”的方式以及在所到城镇政府大厦的阳台上发表演讲。
随着电视的普及，不仅家中，连咖啡馆、酒吧都安上了电视，戴高乐便发明了利用电视转播记者招待会的办法。电视也就自然成了他雄辩才能的宣传工具。当然他打破了一切传统观念。他不会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当他想表达一种非常轻蔑的态度时便会把头向后仰；他还常把手臂向前伸，像打旗语一样挥舞着手臂，时而用力耸一下肩膀。他像一个身躯庞大的校长对着电视机前的观众训话，而并不想将他们引为知己。他的威慑力通过荧屏进入观众的视野，磁铁般吸引着他们的注意力。人们几乎从不关心他讲些什么，只是为他的演讲魅力所陶醉。在电视刚刚兴起的年代里，戴高乐作为一个政治明星，其知名度及影响远远超过肯尼迪，至于麦克米伦更不在话下。
这一切都经过精心策划与精心安排。将军每年召开两次正式的记者招待会。他很快便不再即兴回答摆在他面前的问题，而是确保事先将问题安排好，然后他只按准备好的讲稿回答那些他愿意回答的问题。他的讲台布置在爱丽舍宫大厅的一侧，讲台后面悬挂一幅长长的红色天鹅绒慢帐。将军在预定的时间准时出场。部长们在他的右边坐成一排，左边是级别低一些的部长，个个身着盛装，犹如教堂里唱诗班的男童声歌手一样。讲台面对着1000名新闻记者，其中安插了一些可靠的支持者。记者们在大吊灯和镁光灯光的照射下，满头大汗，内衣都湿透了。一位记者鄙夷地回忆说，只有当一切都准备就绪，而且观众们都拭目以待时，将军才大步登场。
他的表演正如他预料的那样十分精湛。他会讲上一小时或更长的时间，讲稿往往事先精心准备，谙熟于心，就像他小时候不会毫无准备地参加教会学校的一堂辩论课一样。他不用卡片作提示，不只因为这会有损他的形象，而事实是因为他看东西必须戴眼镜，他又太虚荣而不肯戴着眼镜出现在公众面前。然而他却几乎从不出错。当然他总是在事后询问其助手是否表演得很成功。其实他的询问是多此一举。部分是因为他永远得不到一个最真实的回答，但主要还是因为他完全自信于自己无可挑剔的雄辩才能。他时常说自己通过无线电波同德国人作战，而他击败法国的政客则是通过电视。一位名叫亨利·蒂索的演员不仅长相酷似戴高乐，而且能够惟妙惟肖、以假乱真地模仿他的声音与手势。有一次，他竟然信心十足地开了这个喜剧演员的玩笑。他在登台之前，有点自嘲地嘀咕道：“我必须同这个民族的鹦鹉一较高低。”
如果说这种方法取得了成功，而且事实证明确实这样，那么至少部分原因在于形势的发展对将军非常有利。他后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便不如往日那么打动人心了。但是在1963年初，他似乎不会犯任何错误。然而即使在那时，就在他漫长的执政生涯中期，政治潮流已开始对将军不利。在这之前，他的成功在于他给人们这样一种印象，即他代表着自豪、团结、稳定的法国，他就是法国。甚至他所使用的诸如‘集合’、‘辉煌’、‘独立’、‘秩序’一类的词也表达了一种民族凝聚力的内涵，任何反对这些观念的人则被视为“派系的、分裂的、庸俗的、堕落的”。这种策略确实起作用。反对戴高乐的人必须同无处不在的戴高乐，即法国化身所代表的各种观念进行斗争。
另外，将军通过改革宪法和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长期一致的看法，成功地削弱了他的政治反对派。议会里的辩论不再起任何作用，因而社会争端不再能够在议会中进行辩论。既然辩论已无足轻重，议会的功能受到削弱，议会的作用日渐轻微。它已不再是政治安全阀。如果政治进程不再有安全阀，那么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走上街头。当反对将军的人走上街头时，他们惊奇地发现，他们周围有许多同情他们的群众。先是矿工们在1963年3月举行示威游行，接着是电业工人、铁路工人、清洁工人、甚至政府职员在法国政治进程中再次显示威力，只是这次采取了一种议会外的暴力方式。
人们在多年后才意识到这一势头的转变。这种转变在当时没有引起评论家的重视。至于戴高乐本人是否真正清楚这一点也值得怀疑。他确信他引导法国走上了政治、经济永久稳定的道路。实际上，他过去在许多场合经常提到第五共和国也许会遭遇危险这一主题。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思想已不再具有说服力，而且连他自己也坚信只要法国由他掌舵，就不会有危险。后来的局势发展证明这种观点极其脆弱。然而在当时，一切照常进行。
捉弄山姆大叔
戴高乐在爱丽舍宫生活了4年，周围是那些不愿讲真话的部长和官员们。毫不奇怪，他无法理解刚刚爆发的矿工罢工，无法理解潜在的社会不满的实质。他认为这只不过是同胞们再次变得烦躁、厌倦，因此他全然不顾这一切，继续他的国际外交活动。
1964年，法国政府正式承认共产党中国。《世界报》报道：“这真是一举两得。华盛顿无法掩饰其愤怒，法国左派无法掩盖自己的尴尬。”看来将军依旧我行我素。他于3月对墨西哥进行国事访问。在此期间他一再呼吁进一步密切法国与墨西哥之间的关系，这分明是蓄意触怒美国人。4月16日，他在法国发表广播与电视讲话，讲话名义上总结总统任职以来4年半的工作，实质上强调法国在拉丁美洲、非洲及亚洲所发挥的国际作用与抨击“两个霸权主义国家。”6月6日，他拒绝出席在诺曼底与登陆20周年庆典。
当然，所有这些举动的理由一目了然，那便是他从不隐瞒、持久不变、始终如一的雄心：光大他心目中的法国的伟大。然而，既然理由如此明确，那么他就不必采取如此生硬、唐突的手段。出奇制胜，夺取头条新闻，这当然是战役的一部分。但是即使这样，将军在此期间所发动的一连串攻击也似乎表明他对美国所持有的一贯敌意，如今又因为他对约翰逊总统的个人偏见而变本加厉。的确，在访问墨西哥期间，前列腺增生给他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大批医务人员不得不随团照顾他。但是到6月份，他的身体恢复了健康。他拒绝参加诺曼底庆典不由得使一些人对1945年6月欧洲胜利日游行时他对斯皮尔斯夫人的救护小分队采取的报复态度，记忆犹新。这回似乎轮到美国了。
从墨西哥回来，医生们告诉他必须动手术去掉前列腺，手术再也不能拖延。1964年4月16日，他刚刚结束讲话便被送往科琴医院，准备接受次日清晨8点将要进行的手术。那时，他已经起草了两份文件。一份装在一个密封的信封里交给了爱丽舍宫的秘书长罗乔埃，上面写着：“在我死后打开。若是如我所料，一切进展顺利，请于后天将它还给我。”另一份是准备在手术成功后发表的声明。
除他的家人及最亲近的马尔罗·帕莱夫斯基及蓬皮杜总理外，手术的消息对所有人都保密。就连一旦手术失败，将接替戴高乐国家元首职位的参议院主席加斯东·莫内维尔都不知此事。其他人都是在将军手术成功后才知此事的。
戴高乐在手术后发表的声明与1962年8月他在帕蒂·克拉马受到袭击时发表的声明具有同样戏剧性的效果。突然之间将军差点去世，这想法至今仍显得荒唐。在这种场合，当然难免要提到继任的问题。在短短24小时内，蓬皮杜尝到了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的滋味。在宪法准许、形势所迫的情况下，他被明确授权主持部长会议，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下令使用法国核打击力量。手术宣布成功之后，戴高乐的身体在逐渐恢复。蓬皮杜仍在其后几天内保持着相应的荣誉。蓬皮杜很好地利用了这次机会。在4月24日的议会辩论中，他阐述了对总理这一职务的认识：“如果我与总统意见不一致，那么我将不会继续担任总理职务……但是我认为不在公众面前表露与总统之间可能存在的分歧，是一名总理最基本的义务。”这是一次大胆的行动。在此之前，所有的人都认为总理的作用仅在于执行将军的指示。而如今看来，王储也有自己的思想，他已经成长起来。
这件事对戴高乐本人的影响十分微妙。尽管医生保证手术没有任何危险，但他自己已预感到死神的逼近。这从他给蓬皮杜的信中即可看出。同样，“过去年代的失败”也一下子跃入眼帘。然而，蓬皮杜在他暂时离任期间的表现却激怒了他，使他决心采取强硬的措施予以报复。结果，将军在4月27日出院时，虽然名义上几乎承认蓬皮杜为他的继承人，但其实是徒有其表。他让蓬皮杜多走动，在法国国内和国外巡访，让更多的人认识他。同时，他的态度也很明确，那就是一切都未确定；总理由国家元首任命，每个人都必须记住这一点。蓬皮杜被搞得晕头转向不晓得自己身在何处，不知将军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而这正是将军想要见到的局面。
戴高乐现在似乎有一种紧迫感。他眼看75岁了，经历了一次大手术，并且活了下来，但视力却越来越差了。他为使法国的地位得到国际承认而发起的运动已结出了丰硕的成果。至1964年5月底，他的身体已基本康复，并视察梅斯和特里尔，6月中旬，又视察了法国北部，7月2日赴波恩进行正式访问；9月20日，出访拉美10国。
将军于秋季对拉美国家的访问，像春季墨西哥之行一样，似乎又是一次对美国的蓄意挑衅。在肯尼迪的葬礼上，戴高乐与美国新任总统在外交方面就曾闹过僵局。戴高乐拒绝拜访约翰逊总统，人们并不清楚他是否接到正式邀请。爱丽舍宫与华盛顿方面都没有忘记此事，而戴高乐的拉美之行显然是在揭一块让人很不愉快的疮疤。《纽约时报》这样写道：“戴高乐主义对第三世界实行的政策惹恼了盟国，法国自己也感到迷惑不解……戴高乐总统在半年内第二次访问拉美，却拒绝访问华盛顿，这会使法美关系继续恶化。”
拉丁美洲对北部强大邻帮美国一直怀有强烈的不满情绪，戴高乐深知这是拉美政治中一个经久不变的因素，于是他竭力强调法国的国际地位以及法国同讲西班牙语的美洲国家有史以来在文化上的联系，并毫不掩饰自己对美国的敌对态度。通过这些活动，将军知道他在拉美各国一定会受到疯狂热烈的欢迎。事实也的确如此。正当拉美各国气氛热烈、群情高涨时，华盛顿却忧心忡忡，怒气冲冲。
尽管将军用西班牙语发表的演讲措辞令人不舒服，实际上法国在帮助拉美国家的问题上很难有所作为，即使它想要有所作为也办不到。接待戴高乐的各东道国对此也心知肚明。然而这仍旧能够激起美国人的愤怒。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一直把南美与中美洲视为自己的“后院”，当然不希望任何不受欢迎的人在那里煽风点火。戴高乐返回法国时，巴黎报界笔调低沉地写道：“戴高乐刚刚在受到保护的私人狩猎场偷猎。”
将军本人对此却不以为然，他似乎视来自美国的批评为兴奋剂。他对马尔罗说：“你知道，我只有一个国际对手，那就是丁丁。我们都是不愿被高大的人骑在头上的矮人。只是因为我的身高，人们才没有发现我们的相似之处。”
1964年11月22日，戴高乐在科隆贝与家人一起度过了他的74岁生日。这次生日同从前一样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只是由儿孙们举办了一个家庭庆祝会。然而，就在当天，将军来到了斯特拉斯堡，并在庆祝这座城市解放20周年的典礼上发表了讲话。与公务相比，家庭生活永远只能排在第二位。他的时间不多了。
又一场国内政治风暴开始向他袭来。1965年12月法国将举行第一次以公民普选方式选举总统。将军必须决定是否参加这场战斗。毫无疑问，将会发生一场战争。自矿工罢工以来，反对党便情绪高涨地组织起队伍。当年7月底的民意测验表明戴高乐的支持率为50%，社会党和中间派候选人为29%，共产党候选人为11%。对戴高乐来说，虽没有压倒多数的支持率，但获胜的希望仍很大。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戴高乐将军的理想—置身于拳脚相见的激烈的总统竞选活动之外—再也不可能实现了。
做出是否参选的决定绝非易事。伊冯娜十分赞成他退休回到科隆贝。据说她向将军的顾问公开表示过她的观点，尽管这种事情少见得很。另外，将军的视力非常糟糕。有人认为他害怕成为另一个老态龙钟的贝当。然而不管怎样，必须做出决定。6月29日，戴高乐把他的嫡系召集到爱丽舍宫。他们是：马尔罗、帕莱夫斯基、德勃雷及蓬皮杜。四人轮流发表了各自的意见。蓬皮杜言辞审慎，戴高乐后来回忆说他主张退休。马尔罗赞成伊冯娜的观点，继续连任7年将会损坏将军已树立起来的美好形象，不如激流勇退。帕莱夫斯基不赞成退休，他对将军的健康状况及过人的才智大加吹捧。德勃雷的热情最高。他指出，将军不该受到竞选日程的限制，而应继续引导法国，直到他自己认为该退休的时候为止。将军意识到，他们每个人的主张都影射出个人的利益。会议结束时，他只说将记住大家所说的话，并在适当的时候让他们知道他的决定。
妻子的意见实在太重要，将军也就迟迟未做决定。然而，事有凑巧，在爱丽舍宫会议召开的同时顾夫·德莫维尔正在参加布鲁塞尔会议。他中断了就农业问题与共同体其他成员国的谈判。显然，一场危机又将在欧洲爆发。没有比危机这样的事情更能使将军的生活充满活力了。于是将军下定决心，准备投入战斗。
然而，将军不习惯于很快便摊牌，9月9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仍在戏弄新闻界，谎称他仍未做出决定，这使新闻界明显感到恼火，特别是密特朗在当天早些时候已宣布参加竞选的情况下。
此时密特朗已组织起他的阵营。社会党已保证给他以支持，共产党也因意识到密特朗是击败戴高乐的最佳人选而决定支持他。同时他也取得了孟戴斯·弗朗斯的支持。马赛市长、社会党人加斯东·德菲尔也试图组织发起非共产党的左翼联盟，然而尽管开始轰轰烈烈，最终却是虎头蛇尾。
据说是密特朗宣布参加竞选的消息激怒了将军。尽管他没有给密特朗造成机会，当时的民意测验显示密特朗的反对票占70%，但是将军注意到多年以来，密特朗始终是其顽固而坚决的反对派。他决定让世人知道他不能拒绝密特朗的公然挑战。这是将军的好友散布的论调，其并不可信。事实更像是：戴高乐与多数上了年纪的公众人物一样，不愿放弃他的职位，因而任何借口都无关紧要。
1965年11月4日，将军终于宣布他的决定竞选总统。事实上，在戴高乐漫长的生命旅程中，这是他第一次把自己作为一个候选人交给公众选举。过去，他成为领导人仅靠像战争时期的简单声明或者通过一个委员会或选举团的选举，而这次是他必须赢得人民的选举。由于是第一次面对民选，他并不清楚该怎样做。
他的竞选活动组织得并不好，他在电视上神情略显忧郁地说，除非他当选总统，否则法国将陷入无法挽救的混乱状态。之后，他便拒绝再发表电视讲话。
12月4日，星期六，戴高乐离开巴黎，回到科隆贝等候第二天将产生的第一轮竞选结果。然而最后的民意测验让人失望：戴高乐得到43％的选票，密特朗27%，中间派候选人让·勒卡努特20%。星期日，将军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直到下午茶的时候。当时的情形很紧张。他没有像往日一样在下午出去散步，也没有接电话。他与妻子在等待着法国人民的最后裁决。上午8点，消息陆续传来。43—44％的选民投了戴高乐的票；密特朗得了32—33％的选票，而让·勒卡努特得票少于16%。由于无人超过半数，将举行第二轮选举。
将军非常恼火，情绪消沉。他知道自己犯了一个错误，把总统选举简单地看作就一件事情而进行的全民公决。蓬皮杜、若克斯、佩来弗特从巴黎的马提农打电话给他时，将军一味地在批评，尤其是批评他自己，他对密特朗格外气愤，对前景没有信心。他们则劝他在第二轮选举中战斗到底。佩来弗特与他计算选举情况，结论是将军与密特朗之间的差距太大，密特朗追上不太可能。而投勒卡努特票的人中大多数反对密特朗，并不反对戴高乐。电话里安静下来，将军说他要考虑一下。但是当蓬皮杜一小时后再次打来电话时，他几乎已下定决心迎战密特朗。
星期三，像往常一样戴高乐主持了部长会议，而与往常不同的则是他的开场白。他对部长们说：“我错了，错的是我，我自己，错把选举当成全民公决。当然，我会坚持到底。”部长们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还从未将军批评过自己。
这就是信号。将军要继续奋战。所有支持他的各路人马都已作好了战斗准备。马尔罗、莫里斯·舒曼、弗朗西斯·莫里斯都行动起来了。将军本人也同意接受采访，但采访者需是一个态度友好的人。他再次坚持认为：“昔日的政党”试图通过总统直接选举这一机制复辟已失去信誉的旧政府。漫骂与攻击开始四起。同样，密特朗的措辞也经过精心设计，火药味很浓。
佩来弗特算得很准。那个星期六的傍晚，大选结果揭晓，尽管无法令人非常满意，但已足以使将军感到欣慰：在85％选民参加的投票中，戴高乐得票率为54.6%，密特朗为45.4%。戴高乐赢得了50岁以上人中的大多数票，其中妇女占大多数，同时赢得了北部、西部、东部的多数选票。密特朗则深受青年的爱戴并赢得了卢瓦尔河南部的选票。
将军打赢了这场战斗，但与他理想中的胜利还有一段距离。据一位当时很有权威的评论家说：“戴高乐不会再是从前的戴高乐了。他不得不以候选人的身份出现，重新参与到党派政治斗争中去……他已放弃了圣人的身份，从神秘主义的高处走下来，加入普通政治的行列。”事实的确如此。戴高乐将再也不会和从前一样了。然而他的威望究竟会下降到何种程度以及他究竟怎样从一国之君变为一个与其他人一样的党派政治家，人们将拭目以待。大选后，将军接见了依旧由蓬皮杜领导的新的部长会议，他像往常一样与每个人握手。然而，人们注意到他不再像以前那样自信地扬着头，他头发也更白了，背也驼得更加明显。将军似乎从外表到内心都一下子老了许多。
5月15日
1968年是将军的滑铁卢之年。它虽不像1815年拿破仑那样败在外国人手里，但的确是一次失败。法国青年胸中怒火的喷发，导致5月的一连串事件，从根本上破坏了将军在国内的地位，而8月初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毫无人性的入侵彻底粉碎了他的法国在两个大国集团的争斗中通过保持中立实现其独立的梦想。
然而与拿破仑不同的是，尽管政治上受到严重挫折，将军仍是自由的，可以为明天而奋斗。在1966年及1967年，对于将军来说生存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负担，只有出国访问还能给他带来一点刺激。他在爱丽舍宫每天的工作时间也减为最多不超过6小时。此外，将军的视力严重下降。一次录制电视讲话时，将军看错了摄像机，节目不得不重作。他的眼镜片越来越厚，眼镜戴起来很困难，这些都增大了他外出旅行的风险。有一次，将军在蒙特利尔市政厅的阳台上做完关于自由魁北克的演讲后，因要面对外面的群众，他摘下眼镜，结果在下楼梯时一脚踩空，差一点摔倒在地。从1966年中期开始，他也厌倦了“深入群众，”很少再到法国各省视察。其原因是他如果不戴眼镜，几乎什么也看不见。而他对形象又总是十分敏感，不愿在大鼻子上戴一副仿角质镜架的眼镜走到人群中去，那样子看上去非常可笑，将军根本不会这么做。
无论是1968年初的东方地平线上，还是在巴黎早春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还看不到将军失败的一丝征兆。当然由于失业率上升，工资增长慢于通货膨胀，经济上出现一些躁动不安。高等教育也存在着问题。由于10年内在校学生人数成倍地增长，大专院校根本没有能力应付，女学生问题及官方的学生宿舍隔离政策都有待解决。如果说国外学生抗议“有一种新的精神”，那么它不过是青年们习惯地发发牢骚而已。这一代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很陌生，但却受到越战所引发的愤世嫉俗思潮的冲击。《世界报》3月15日评论道：“法国已经厌倦了。”但是如果一切仅是这样，那么也就没有什么让人感到不安的了。因此，1966年与1967年的疯狂旅行之后，将军的生活节奏开始变得相对轻松起来，一周5天在爱丽舍宫工作，周末回到科隆贝。可这一切都没有长久，事实上，这种生活由于“五月地震”而很快化为乌有。
早在2月份，初期的震感已经出现。事情首先发生在南特尔大学。它位于巴黎西郊一个最荒凉的地方。这所学校建于50年代，预制混凝土板盖成的几栋高层建筑，毫无特色。里面是枯燥的学生宿舍和教室。这里的环境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足以使年轻、有理想的青年感到失望的地方。1968年，它成了戴高乐主义文化所憎恶的形形色色法国青年的乐园。摇滚乐、汉堡包及由口服避孕药带来的性革命，遍布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2月中旬，青年与体育部长弗朗索瓦兹·米索夫来到南特尔为一个室内游泳池竣工发表讲话。他的讲话被一名叫丹尼尔·科恩·班迪特的红头发德国学生粗暴地打断。他要求结束男女学生们宿舍隔离，他的朋友狂呼乱叫着。米索尔避开这一问题，继续谈新建的游泳池以免引发一场争论。然而科恩·班迪特和他的朋友们并没有轻易罢手。3月22日，他们不仅闯入女生宿舍—当然他们也得到了女学生的鼓励——，而且还烧了一面美国国旗。这一切太过分了。学校当局叫来了警察，迅速逮捕了部分学生，认为如此一来便可以平息整个事件。然而学生们并没有罢休，反而以更强烈的方式表示抗议，他们在科恩·班迪特的带领下占领了整个学校并静坐示威。接下来双方进行了漫长而激烈的谈判，最后学生们同意恢复正常的生活，条件是要让最高机构知道他们的不满。
1968年4月3日将军在部长会议上充分听取了此事的报告。他说学生同居是绝对不准许的。即使将军本人有接受此建议的倾向，戴高乐夫人也不会同意。但是将军决定对大学入学程序进行改革，取消了只要通过中学毕业会考任何人都可以自动升入大学的权利，制订了择优录取的入学办法。显然这一举措对将军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南特尔的学生现在对两点不满：第一，没有人重视他们的要求；第二，政府实施的新措施表明对他们的不友好态度。
整个4月份，南特尔充满了无政府主义气氛。到5月1日，形势已发展得非常严峻，将军不得不命令内政部长克里斯蒂昂·富歇采取措施，彻底结束整个南特尔事件。次日，学校被关闭。殊不知这又是一个战术错误。学生们又一次在科恩·班迪特的领导下撤出南特尔步行12英里来到巴黎，占领了巴黎大学。
5月3日早晨，学生们已在学校的主要庭院里安营扎寨，并开始掘起铺路石、设置路障保护自己。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富歇犯下第三个战术错误。富歇命令警察进入巴黎大学，肃清肇事者。
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这是政府首次闯入巴黎大学的领地。不仅这样，他们还火上浇油，逮捕了。四名学生将其关进桑地监狱。从巴黎大学被逐出的学生如今争取到更多公众的同情，占领了欧迪昂及拉丁区的大部分。他们高喊着一贯的革命口号“释放我们的同志！”然而，他们的同志不仅没有被释放，反而被判监禁两个月。
这时圣米歇尔大街和附近的街道变成了战场。5月6日晚，学生们从街上拉来的铁栅，从附近商店抢来的门匆匆设置路障。车辆被推翻起了火。更多的防暴警察被抽调过来，据说很多是从科西嘉调来，以防巴黎人对学生们过于同情下不了手。催泪弹的烟雾笼罩着学生与警察。街上一片混乱，午夜时分，有400余名学生受伤，200名警察被送进医院。
警察的暴力行为震惊了巴黎市民，他们公开站在学生一边。次日，两万名学生和他们的同情者聚集在凯旋门，挥舞着红色旗帜，唱着歌，然后回到拉丁区。社会秩序陷入崩溃状态。政府似乎自将军始全面瘫痪。蓬皮杜正在伊朗和阿富汗进行国事访问，国内事务交给副总理若克斯全权处理。将军一面不停地抱怨局势“捉摸不定”，一面在5月8日下午面对一群议员时声称“绝对不能容忍街道上的暴力。”虽然如此，政府里却没有人能够想出平息局势的办法。
最糟糕的事情发生在5月10—11日。整个晚上，学生与逐渐增多的支持者和防暴警察之间展开了凶猛激烈的街巷战。将军在11点之前便休息了，谁也不敢打扰他。然而就在他沉浸于梦乡之时，战斗正激烈地进行。直到夜里两点，若克斯才终于下令防暴警察捣毁路障。到凌晨5 : 30，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科恩·班迪特才下令解散他的人马。
早晨6点，若克斯叫醒戴高乐，向他报告巴黎街道秩序已恢复。然而代价是惨重的：370人受伤，近500人被捕，100多辆车辆被烧毁。警察与巴黎人民的关系受到严重、也许是永远的破坏。若克斯建议重新开放南特尔并释放4名被关押的学生；但将军却一条也不同意，而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等待当天下午蓬皮杜的归来。
学生们的反抗已开始呈现出一个全新的局面。记者们详实地报道了前一天夜里警察的残忍手段，并播放了整晚过程中记者从现场发出的报道。全国舆论大哗，矛头直指政府，若克斯将此事报告了将军。工会组织、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的法国总工会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联盟的成员也不可能允许他们安坐不动。另外，如果乘混乱对政府展开攻势并使其保证大幅度提高工资，那么现在正是好时机。因此在5月13日，星期一，法国总工会组织了一天的大罢工。现在已不仅是治安部队与一些捣乱学生之间的冲突，它已经演变成政府与整个工人运动之间的冲突。
蓬皮杜试图在周末之前消除危机。他不顾戴高乐初期的反对意见，劝服他的部长与将军同意重新开放巴黎大学。然而和平仅仅维持了一天一夜。共产党领导的示威游行与工人大罢工同时进行，并引起又一轮冲突。像所有发生在巴黎的成功的革命游行一样，这次示威游行以共和广场为起点。当游行队伍到达协和广场时，25万游行者高呼口号，要求戴高乐辞职，10年还是第一次有人公开要求将军下台，口号中还有“10年——受够了！”“戴高乐该进博物馆了！”学生们将从左岸地区过河加入到游行队伍中与游行者一起冲击爱丽舍宫。这曾一度是最大的威胁。将军的海军副官弗罗希克已做好转移的准备。但将军说：“不要紧，共产党自会管住他们。”
的确，共产党，或作为一个党派或作为一个工会组织都不希望事态发展成军事政变。将军将全部权力交给蓬皮杜，自己则前往罗马尼亚进行计划已久的官方访问。
将军在这样一个极特殊的时刻出访，实在离奇。在布加勒斯特将军一行受到齐奥塞斯库总统的欢迎。将军向他表达了法国最诚挚的友谊。他最初将访问和演讲的日程安排得很满。戴高乐夫人知道他很疲劳，恳求他不要参加太多的活动，但是将军想把他所有的时间都利用起来。5月17日他从200英里以外的克来瓦回到布加勒斯特时，一路始终笔挺地站在车上，他的车缓缓开过，以便让路边欢迎的群众真切地看到他。整个行程用了4个小时，其间在斯塔利那、皮兹提、提尔戈维斯特、普鲁兹提稍作停留，将军在近30℃的高温下在这些地方发表即席演讲。到达布加勒斯特时，将军向精疲力尽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然后同夫人一道共进晚餐。在他看来，这一天的工作似乎很轻松。
然而，从法国传来的消息越来越糟。工会组织对他们鼓动起来的罢工失去了控制，学生们仍然在滋衅闹事。将军只得提前一天结束访问。当他于5月18日回到巴黎时，1000万工人在罢工，整个国家陷入瘫痪。他火冒三丈，用粗秽的语言对在奥利机场列成一排前来迎接他的局促不安的部长们训斥了一个小时。然后，他与蓬皮杜同乘一辆车，口中仍骂个不停。蓬皮杜提出辞职，被将军断然拒绝。“一个人决不应该在双方激战之际放弃他的岗位。首先，必须赢得这场战争。此后的事，我们拭目以待吧。”
次日清晨又是相同的情形。将军再次召见蓬皮杜与那些被将军称为“负责维持秩序”的人，如富歇、迈斯梅、高尔斯和巴黎警察局长格里莫。将军说：“在这5天内，10年来与愚蠢行为的斗争将毁于一旦。”他要求哪怕使用武力，也要迫使示威人员在第二天全部撤出欧迪昂。他还要求电视广播等新闻机构投入正常工作，警察则要采取更强硬的手段。最后，他把自己的观点简单地总结为“改革，可以；混乱则绝不可以。”并要高尔斯将此向全国公布。然后，他便将自己关在爱丽舍宫为5月24日的演讲撰写讲稿。毫无疑问，将军在经历了罗马尼亚热烈的欢迎场面后，为回到法国后看到的一切所震惊。在接下来的3天里，他看上去苍老了许多，而且背更驼了，样子优柔寡断。好像他有点难堪此负。这一切对将军的打击太沉重了。
5月24日的广播讲话一败涂地。将军的神态及声音都给人以惊慌无措的感觉。事实上，他宣布了就“参与”问题举行全民公决事宜。而这一问题的具体条件却并没有阐述清楚。听到这一讲话的人都怀疑这是将军耍的一个花招。他说维持公众秩序是政府的责任，但是他的声音却不像往日那样洪亮；他的语言虽然仍旧保持庄重的风格，但却不知为何听起来不再可信。他的样子看上去是一个疲惫不堪、历经创痛的老人。将军自己也十分清楚他的讲话效果很差。当晚，他说：“我脱靶了。”蓬皮杜只是说：“还不算太糟。”
但是事实上，情况糟得无以复加。似乎受到戴高乐广播讲话失利的鼓舞，学生们当晚冲出拉丁区，跨过塞纳河，直奔城里商业区的法兰西银行。他们边走边唱，高喊着口号：“我们就是要敢于想像”及“我们就是要混乱。”继而，他们企图放火烧毁证券交易所，但未能成功。他们横冲直撞地穿过右岸地区，似乎要再次掀起大革命。
所有这一切都使人们感受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在重演。这座城市正在自我毁灭。合法的权力机构似乎已无能为力。将军被困在爱丽舍宫，只有最亲近的工作人员及军事副官在他的身边。警察在每条重要街道都设置了路障，每个街口都有装甲车，车上是身穿防暴服的警察。除他们之外，无人敢出门。
夜幕降临时，这场危机才渐渐平息。学生精疲力竭地退回对岸。警察们更加小心翼翼。令人欣慰的是，工会组织似乎已准备好就回到工作岗位进行谈判。工人们再也无法忍受年轻人不负责任的胡作非为。现在该由成年人控制局面了。
然而，25日早晨，戴高乐的情绪却变得更坏。用一位部长的话来说，他是“精疲力尽，腰弯背驼，老态龙钟。”他不停地说“一团糟”。另一位部长说他看到的是一位“对未来没有‘感觉’的老人。”将军让人叫来他的儿子菲利浦，菲利蒲发现父亲“疲惫不堪”的样子，并注意到他严重缺少睡眠。他建议父亲前往大西洋港口布雷斯特住一段时间，1940年戴高乐曾在那里暂住过。但得到的回答却是他不会放弃巴黎。
从5月25日至28日，将军一直心情忧郁。蓬皮杜与工会的谈判成了一出闹剧。他不折不扣地全盘接受了对方的条件：大幅度提高工资与社会福利，提高比例为最低工资的35%。唯一的障碍便是双方在协议上签过字后，法国总工会仍然坚持要经他们的会员通过才能生效。总工会领导人塞居伊迅即赶到巴黎市郊的比朗谷，那里正有1. 2万名雷诺工厂的工人在罢工。当他们看到协议后，断然拒绝，将塞居伊弄得十分尴尬。“格来纳尔协议”就这样流产了。
5月27日下午3点，也就在雷诺工人拒绝“格来纳尔协议”之后不久，召开了部长会议。将军虽然主持会议，但他心神不定。他盯着部长们却视而不见，他将双臂平放在面前的桌子上，耸着双肩，好像周围发生的一切都与他“毫不相干”。会议就公决一事进行了讨论，而将军显然只听了一部分。
学生们洋洋得意，以为学生与工人的自然联盟很快就可以掌权。他们的组织于5月27日晚在夏尔戴体育馆举行大会庆祝胜利。由于闻到了血腥味，密特朗于5月28日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如果戴高乐下台，他将接任总统，并要求蓬皮杜辞职，由他组建过渡政府。共产党号召在次日发起一次大规模示威游行。有消息说，他们要发动军事政变。
该是显示武力的时候了。但是将军本人却心力不济，不能振作起来。军队严阵以待，拥有轻型坦克的一个旅的“武装警察”已在巴黎南部待命。第二装甲旅在朗布耶时刻保持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出击。蒙特雷及迈松—拉非特有摩托化部队，随时可以开进巴黎，卡斯特尔及卡尔卡松有伞兵部队可以随时飞进巴黎。然而爱丽舍宫一直没有任何发布命令的迹象。
当然，依据宪法，明显有权调动武装部队维持公共秩序的是总理。但实际上，没有将军的批准，蓬皮杜是不能下命令的。鉴于迹象表明第二天共产党将发动叛乱，他于28日晚餐后会见戴高乐征求意见。他告诉将军，示威游行很可能是和平的。共产党通过他们的一个议员捎来口信说他们不准备驱逐将军，而是要支持他，条件是他要吸收共产党人进入他的政府担任部长，就如同战后初期那样。另一方面，游行队伍将要经过离爱丽舍宫800码以内的地方，所以最好做好最坏的打算。
戴高乐认为蓬皮杜低估了潜在的危险。将军郁郁不乐地回答道：“你太乐观了。而且从一开始你就太乐观了。”蓬皮杜没有得到任何明确的指示便退了出来。将军接着会见富歇。富歇还没有进屋特里科特就对他说：“他情绪不好。”的确，将军情绪仍然消沉，但比刚才好了些。富歇后来向蓬皮杜报告说：“他好像有心事。”
他们两位所不知道的是那天下午伊冯娜去麦德林广场采购时发生了意外。一位摩托车手认出了她，拦住了她的去路。接着一群店员向她喊叫，说她曾“诽谤”他们。伊冯娜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事。当晚用餐时，她晕倒了，晚饭只好取消。她不仅痛苦地抱怨这次事件及她所憎恶的爱丽舍宫，而且还对她的儿孙们所面临的处境忧心忡忡、愤愤不平。他们每次进出他们的家时都不得不穿过充满敌意的纠察线。这一切都太过分了，她实在不能再忍受下去。
将军明白应把她从巴黎送走。他自己也需要休息。他的一位副官说：“他疲倦而沮丧，并不断地谈到辞职。”蓬皮杜晚饭后去见他时，他正在做出新的决定，但这次是家庭内部的决定，不对政治伙伴们泄露，无论关系有多亲密，尤其要对蓬皮杜保密。他告诉儿子他已指示他最信任的军事副官拉朗德将军负责安排菲利浦及其全家飞往巴登—巴登玛素将军总部，玛素将军目前是驻西德的法军总司令。他召回远在牟罗兹指挥第七师的女婿布瓦西尼，戴高乐夫人则打电话给她的哥哥雅克·旺德鲁，让他明天来巴黎把她的女仆送回加莱附近的家。与此同时，她的女仆不得不打好许多包裹—
比以往要多得多”，她说。
这一夜，将军又无法入眠。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叫来了他的主要私人秘书德拉谢瓦来利，告诉他：他很疲惫，准备回科隆贝休息。他派拉朗德亲自去拜访梅斯的博瓦莱将军、南锡的于不劳将军及巴登—巴登的玛素将军，听听他们的意见并估计一下他们所辖部队的情况。拉朗德还需告诉玛素将军他受委托负责保证菲利浦及其全家的安全。一小时后，将军指示特里科特将周三例行的部长会议推迟一天。蓬皮杜获悉这一消息后，千方百计地试图与将军通话，但都被将军以各种借口搪塞过去。就在近11点时，他终于给将军打通了电话。将军向他的总理保证在第二天下午会议之前赶回来。但是他补充说道：“我老了，你还年轻。你代表着未来。你是唯一能守住堡垒的人。但是我告诉你，我会回来。”他稍作停顿后接着说：“拥抱你！”这太出人意料了。蓬皮杜马上也这么说道。时局扑朔迷离，没有人知道此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事实上，此后发生的事便是将军干脆消失了。戴高乐一家在弗罗希克副官、一名保镖、一名医生的陪同下，带着大量行李，中午从巴黎郊外的一个机场乘两架直升机飞走了。那天上午的早些时候，布瓦西厄按照戴高乐的指示，已乘直升飞机飞到了布瓦塞里。他将从那里打电话给巴登—巴登的玛素，通知他当天在斯特拉斯堡迎接将军。然后他将飞短途到圣迪济耶，在那里与将军一家人会合并汇报情况。布瓦西厄到达布瓦赛里后，试图用那里的一条安全电话线路，与玛素取得联系。可接线员却告诉他她在罢工，不能接通任何电话。布瓦西厄气愤地解释说他代表总统打电话，接线员同意向主管请示。然而主管接过电话，毫不留情地拒绝了布瓦西厄的请求。在无法与玛素取得联系的情况下，布瓦西厄打算起飞到圣迪济耶机场迎接将军一行。然而，他的直升机的旋翼叶片这时又出了问题，真是船破偏遇顶头风，他耽误了时间。结果，将军一行到达圣迪济耶后没有看到布瓦西厄，也没有任何与玛素见面的消息。
计划完全被搅乱。将军与布瓦西厄失去了联络，谁也不知对方在哪里，情况一片混乱。将军命令两架直升机重新起飞，试图在空中与玛素取得联系。然而因无线电频率不符，飞行员无法与巴登—巴登的玛素将军总部取得联系，而且他们即将接近德国边境，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有麦哲兰公路地图。将军把最后的决定写在信封背面交给弗罗希克。他们将径直秘密地飞往巴登—巴登。两架直升飞机改变了航线，下降高度以躲避雷达监测，并飞越斯特拉斯堡正北面的莱茵河。直升机继续保持低空飞行，高度降到能够看见地面上的标志，明确他们所在位置后，最后设法降落在巴登乌斯一个小机场。
弗罗希克火速从机场打电话给玛素。玛素当时正在午睡，他被突然叫醒并被告知总统及夫人将到达他屋前的草坪。他立刻跳下床，穿好衣服。匆忙组织好欢迎队伍。载着戴高乐一行的飞机几分钟后在玛素将军屋前的草坪着陆。
戴高乐第一句话便是：“玛素，一切都乱套了。”“一切都出了毛病。”法国人对他已经厌倦了。他将辞职，而且必须告诉法国大使，让他通知西德总统，将军已在德国领土上，而且将在这里逗留一段时间。他的家人平安无事。除此之外再没什么可说的了。
一切仿佛又回到了1940年9月的达喀尔。在绝望中，将军的精神彻底崩溃了。他与玛素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讨论，开始是在草坪上，然后在玛素的办公室，后来是共进便餐，边吃边谈。玛素讲到法国将来会出现的混乱，又回忆起将军当年如何勇敢，成功地渡过危机，劝他不要绝望。最后，他胜利了。将军的意志像突然垮下去那样又突然重新振作起来。他叫来妻子，把行李重新装上飞机，宣布他们将飞回法国，回到科隆贝。
到达布瓦赛里时，将军打电话给爱丽舍宫特里科特。他的声音与往日全然不同。他听起来信心十足，充满斗志。而再不像以前那样倦怠而沮丧。他说他将于次日上午回到巴黎。这天夜里他睡得很好，并早早起来起草当天的广播讲话。到5月30日中午，他已回到爱丽舍宫，并定于在下午3点召开的部长会议之前会见蓬皮杜。
就在将军无缘无故便消失得无踪无影的这段混乱的时间里，他的部下都仍恪尽职守。5月29日，当将军与巴黎失去联系的时候，共产党领导的大示威在取得成功的同时，也构成了一个威胁：共产党控制了危机的局面，从而使危机大大降温，从这方面讲，它取得了成功。然而，从另一方面讲，它构成了一个威胁。在没有得到政府任何答复的情况下，群众高涨的热情正在推动共产党人超越为自己制定的界限，推动他们夺取政
共产党的两难境地为戴高乐分子提供了机会。第二天下午，即5月30日下午他们组织了一次反示威游行。这时，将军本人的出现对于他们实乃一大意外收获，为他们的努力及时赋予了合法性。
他以苍老而富权威的声音确认了反示威的合法地位，下午4点30分，他发表广播讲话。那些日子里，没有人在这个时间看电视却都准备听收音机。这次将军的表演达到了战争年代的标准。他指责共产党企图建立专制独裁；并说他不会辞职，也不会撤换总理。在蓬皮杜动议下，他宣布推迟公决，解散国民议会，举行大选。最后，他用夸张的语调宣布，尽管有“共产党”的
威胁”，共和国不会垮台，戴高乐也不会离开。
这便是所要做的一切。将军发表广播讲话后不到一小时，协合广场人山人海。到下午6点30分，50万之多的巴黎群众为第五共和国得以幸免于难上街游行。这场战斗以将军获胜告终。然而，这是他的最后一次胜利。
终局
尽管5月30日将军振奋人心的讲话达到了目的，但也使将军遭受了一系列的政治损失。他不得不向他的总理做出让步，不但同意推迟全民公决，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同意解散议会、举行大选。实际上，将军讲话中的
我宣布今天解散议会”一句话是蓬皮杜坚持写进正文的。这并非将军的本意。他明白，竞选如果成功，必然会加强蓬皮杜的地位，牺牲他自己。不用说，将军对此是不准备接受的。
目前两人的关系已相当紧张。自蓬皮杜从50年代早期成为戴高乐法兰西人民联盟中最得力的助手开始，他们便组成一对奇特的搭档：一个来自北方的永不屈服的人，法国军人和基督战上一个来自南方奥弗涅的教师，始终保持农民口音的钻营功名的人，然而，当将军穿梭于外交领域之时，蓬皮杜则看管法国家园，他们的关系几乎曾达到完美境地。然而，当他们的角色交叉时，当戴高乐面临着1968年5月的国内危机而涉足蓬皮杜的领地时，蓬皮杜不再是先前的毕恭毕敬，而是表示相当不满。紧接着，当戴高乐在巴登一巴登消失，没有给他的总理留下有关其行踪的任何线索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了。
将军为恢复地位，必须先对5月29日、30日两天古怪异常的行为做出解释。他于6月7日在接受他最喜欢的记者米歇尔·德来依的电视采访时说：“是的，我想到5月29日辞职。同时我也意识，如果我离开，将爆发一场可怕的颠覆活动，共和国也将不复存在。”这虽不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但勉强过关了。
戴高乐第二步是要击垮蓬皮杜。总理四处宣传说是他和玛素在5月份拯救了共和国，令将军十分气愤，但这话又并非毫无道理。戴高乐的反应依旧很突然。他改组政府内各部部长。德勃雷与顾夫·德莫维尔调换了岗位，负责外交事务。但更重要而且有侮人格的是，将军在不听调遣的总理职务前面插进了由令蓬皮杜无法忍受的勒内·加比唐担任的一个高级部长。
这不仅是个人好恶的问题。加比唐是“参与”公决的最热情积极的支持者，“参与”公决将是次年将军的主要政治主题。蓬皮杜则认为这是“做梦”。而且，加比唐自1942年在阿尔及尔追随将军以来一直是戴高乐的亲信。他曾在阿尔及尔与路易·若克斯一起组织了一批学者、律师及持与维希政府不同政见者，支持将军在战斗法国中的领导地位。他与戴高乐的关系不仅早于蓬皮杜而且经过战争的洗礼。
这次大改组使公众对总理本人前途众说纷纭。显然，在定于6月23日和30日举行的大选之前，不会有任何变化。但是民意测验却表明戴高乐派候选人将取得压倒性的多数选票。新闻界关心的唯一问题便是谁能赢：戴高乐还是蓬皮杜？如往常一样将军置身于竞选活动之外，但是在第一轮投票之前却号召全国人民团结在“总统周围”。他在第二轮投票前夕则在电视中更为直截了当地呼吁绝大多数人大力支持他，并说“参与将是振兴法国的准则与力量。”但至少可以说，他的总理并不这么想。
绝大多数人支持将军。保卫共和联盟击败了反对党，赢得了国民议会485个席位中的360个。这无疑是一次重大胜利。但对将军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十分乐观的结果。他对新议会不屑一顾，称其为“恐慌议院”。（他的原话更粗鲁）。他的关于“参与”的主张未能获得选民的领悟令他感到十分恼火，甚至没有人向他们解释
他是对的。但结果只是使戴高乐与蓬皮杜两人之间的分歧加大。将军希望有机会按他的设想在法国实施变革，而这也许也是最后一次机会。与往常一样，无论环境迫使他做出什么样的妥协，将军的立场坚定不移。战后在组建政府时，他强调必须走战前的资本主义与东方集团计划经济之间的中间道路。在花甲之年，他又重复这一主题。没有人清楚在实践中“参与”这个词究竟意味着什么，也许并非经济与社会问题专家的将军本人也不知道。但是他有一种直觉，一种家长式天主教徒的或许是军人的感觉，认为在法国这个仍将他奉为国父的国家，更适合成为更具合作精神而非敌对性的社会。
相反，蓬皮杜则认为这未免太多愁善感。离开法兰西人民联盟后，他曾在罗斯希尔德银行工作，认为法国需要的是更多的竞争，工业部门应加强企业精神。他认为，“参与”，至少按照加比唐模式，意味着或者“走苏联道路”或者是民众代表大会管理公司。对这两种观点他与银行界的朋友们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大选胜利后，将军与总理之间进行的勾心斗角古怪而危险，7月10日蓬皮杜会见戴高乐，报告选举结果，他看上去自命不凡。接着将军问及蓬皮杜打算如何开展“参与”活动。蓬皮杜没有明确回答。但似乎暗示工作与竞选活动的压力使他感到很疲惫，也许疲惫得使他无法继续担任总理一职。
当天下午，蓬皮杜要求一群获胜的保卫共和联盟候选人组织起来，作为代表政府政策凝聚在一起的力量。对将军来说，这似乎是要求议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向总统职权发起挑战。戴高乐则告知部长会议，他认为选举结果是“一次将国家推向‘参与’的伟大运动”，从而对蓬皮杜的做法给予间接的还击。
勾心斗角继续进行。蓬皮杜让爱丽舍宫秘书长特里科特知道他已经无法忍受下去并期待着他当总统的机会。这一消息泄露后政治气温骤然上升，迫于家人和支持者的压力蓬皮杜，最后认定继续担任总理符合他的最大利益。但是这一认识实在太迟了。特里科特已告诉戴高乐，蓬皮杜再次声明他很疲惫。一次还可以原谅，两次就太过分了。将军的生活中没有给疲惫留下余地。总理的工作已交给了顾夫·德莫维尔。顾夫·德莫维尔接受了这一职务。蓬皮杜与戴高乐都感到受了伤害。
新政府从旧政府那里继承的是一幅暗淡的国家前景。月的动乱使得这个国家仍然人心涣散，人们突然意识到它曾一度临近革命和也许是内战的深渊。资金抽逃严重。在保卫法郎汇价的过程中，国家黄金与外汇储备受到重创，减少到不及5月份以前20％的水平。尽管政府在高通货膨胀解决方案上最终与工会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接连不断的罢工仍旧严重破坏着工厂的生产潜力。资方仍不放心。高等教育改革问题巫待解决，以免再次爆发学生暴力事件。令人捉摸不定的政治局面再次出现。将军本人在5月30日突然再现旺盛的精力以后，在公众眼里再次变得苍老无力。新闻界公开谈论戴高乐离去后法国的未来。
政治动荡并不令人奇怪。5月事件，使将军在国内的地位受到严重削弱，他的外交政策也毫无成就可言。西德礼貌而坚决地表示宁愿由美国领导欧洲，也不要法国带头，这实在令人伤心失望。共同市场其他几个成员国决意吸收英国并愿耐心地等到重新制定农业援助计划的1969年末。很显然，即没有英国，法国农民也不会有利可图。
将军有关法国领导欧洲的梦想很快破灭了，他的国际野心也成为泡影。他曾精心培养与苏联人的友好关系并希望能取得长久的利益，不料8月21日苏联派坦克进入捷克斯洛伐克，镇压那里由捷克政府领导的自由化。苏联军队的野蛮不但遭到西方世界的一致谴责，也一下子使将军的“宏伟设想”泡汤。法国再也不能自称独立于两个集团之外，因为只要苏联人当权，它便不再可能继续与“俄国”展开认真的对话。换句话说，他的政策垮台了。
在1968年9月9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将军公开承认这一点。这是他政治生涯中所召开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值得注意的是，他对苏联此次行动的谴责，不像想像中那么严厉。但是他承认法国政策“暂时受挫”，尽管他不无伤感地坚持认为法国外交政策与“欧洲的深切现实仍然一致”。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得不暂时冻结缓和的政策。但是将军似乎不愿承认他为推行这一政策错误地使用了大量的个人和国家的权力。
由于对自己精心设计的政策受挫感到失望使戴高乐不振作。但据特里科特说，其愤怒的弦外之音是对西德的批评，虽然这一点并没有明说。将军认为德国人企图从“布拉格之春”新的自由化过程中谋取商业利益，在这方面德国人有些过分外露。看到他们的家门口出现了一个向他们的产品开放的新市场，他们便迅速采取行动，加以利用。德国推销人员已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其进攻态势，与1939年德国军队大举入侵时没有什么不同。将军争辩道，由此可见，苏联人的行动就不足为怪了。如果给他们以时间和耐心，苏联人也许会接受一定程度的自由化，但是德国的商业入侵迫使他们如此。
然而，事实就是事实。如往常一样将军已准备面对事实。但与此同时，国内政策也发生了类似的逆转，将军在记者招待会上一直讨论这一问题。令听众吃惊的是，将军赞成教育部长埃德加·富尔提出的激进建议。按照这些建议，大学将取消行政部门，由从学生与讲师中选举产生的委员会管理，废除择优录取制度，允许在校园内进行政治及工会活动。正像一位评论员所说的那样，这些改革的内在原则“是颠倒一切。”
宣布惊人的教育改革措施之后，其后的内容令人震惊。将军认为富尔的建议只是“参与”主题的一个因素。紧接着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对“参与”主题进行了补充。他说，工业部门必须有适当的利益分配制度，要向工人充分提供有关公司活动的信息，要给予他们发表见解的机会并采纳他们的切实可行的建议。”他继续说道：“这种行为方式就像股东的行为方式一样。管理人员必须经常听取并实行工人们的建议，工人们通过不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代表……有关这方面的法律规定的操作将由法院负责。”
无论将军的建议有什么优点，这使法国工商界一片恐慌。雇主联盟领导人于沃兰立即评论说：“这是个危险人物。”这句话概括了法国工商界的总体反应。据说将军的这些想法是革命性的想法，但无法得到人们的支持。几天和几周后又出现了抽逃资金的现象。公众普遍认为将军疯了；如果他的建议付诸实施，那么明智的人将不会在法国投资。日内瓦附近的瑞士边境上出现了一片繁忙的热闹景象，人们事实上经常在法国海关官员的默许下，提着塞满法郎的手提箱越过边界。
当然，对将军战后政府政策方向有印象的人对这些建议不该感到惊讶。1945年，他主持的政府便提议对大部分法国工商业活动实行国有化。不仅如此，他还于同年成立了工厂联席会议。此时，加比唐已在政府内任职。
然而，法国新一代的企业家不关心历史。他们对20年前发生了什么，没发生什么不感兴趣。他们担心的是今天所面临的问题。这些担心并不仅仅局限于将军关于“参与”的建议。他们对整个经济政策的方向提出疑问。他们说道，5月的混乱局面以后，政府一直奉行一种几乎草率的扩大货币发行量的政策，以图重新起动似乎已经崩溃的经济。这一政策突然在10月份被财政上的严苛政策所取代。所得税提高，又有人建议大幅度增加遗产税。第二项措施大失人心，于月末被议会否决。种种迹象表明政府的政策已处于失控状态。问题已不是法郎是否必须贬值，因为这已是意料中的事，而是贬值多少。
在10国集团会议上，这个问题成为首要议题。这10国包括美国占主宰地位的西方10大金融强国。会议于1968年11月20日在波恩开幕。法国政府要求提供20亿美元的信贷资金支持法郎。到22日晚与会各国已基本同意满足这一要求，条件是法郎必须贬值。即使这一条件也并非必须遵守。戴高乐通过代表欧洲委员会议观察员身份出席会议的巴尔了解到，会议所提条件在万不得已时可以放弃。这使得他大为放心。
法郎从没有贬值。在第二天下午的部长会议上，顾夫·德莫维尔和财政部长奥托里向将军汇报了他们在波恩做出的保证。将军告诉他们他决定大幅度削减公共事业开支，在信贷资金的帮助下便足以维持法郎日前的比价，因此法郎不必贬值。
一公布这一决定立刻引起工商界的震惊与愤怒。但是他们早就应该知道，这一决定完全符合将军的性格。法郎比价事关法国声望。既然如此，答案只有一个。说什么也没用了。至少，该说的话将军本人都已说了。他在第二天的电视讲话中谴责5月“振荡”以及“令人作呕的投机”，所造成的危机，以此为他们的决定做出了解释。
尽管无论工商界反感，法国公众却欢迎维持法郎比价的决定。然而，同时削减公共事业开支的政策却产生了较为长远的影响。1968年底不但工商界不满，公众舆论也再次反对将军及其政府。
12月末将军在没有和任何部长磋商的情况下决定禁止法国向以色列出售任何军火，这使得情况更糟，此前，以色列曾派一个突击队偷袭贝鲁特机场，摧毁黎巴嫩大部分民航飞机，作为对在雅典机场一架埃尔阿拉航空公司的飞机受到袭击的报复。将军对此立即给予了惩罚。但是无论这个决定优点何在，法国舆论界仍为其内容及将军的表达方式所震惊。新闻界反感地把他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所作出的严厉反应与他对苏联入侵布拉格一事的和缓态度相对比，民意测验也再次表明公众极不赞成将军的这一决定。
此时，蓬皮杜发起他的第一次挑战。自从离开政府，他便继续在私下里诽谤中伤政府。戴高乐方面则想方设法修补与蓬皮杜的关系。在9月份举行记者招待会上他毕竟曾为这位前总理说了不少好话：“他是……共和国的储备力量，应该时刻准备接受国家将来有一天赋予他的使命。”
1968年后期蓬皮杜被迫设法摆脱一桩与影星阿兰·德隆前任保镖马卡维奇的死有关的丑闻。这段插曲实在令人不舒服。但巴黎人对这样的丑闻却津津乐道。一些部长也并未对此事表示不满。而且情况很清楚，加比唐不想把他所了解的真相告诉他的同僚们，更不要说告诉蓬皮杜本人。
丑闻渐渐平息。蓬皮杜在此之前曾向戴高乐抱怨政府的所作所为，言外之意自然是总统本人对这一切无动于衷。将军试图以一封友好的信及正式邀请他到爱丽舍宫以减轻他的愤怒。他认为如果蓬皮杜能多走访几个国家会对他有好处。他建议他去罗马见一见意大利总理并结识一下教皇。
这样，于1969年1月14日蓬皮杜去了罗马。的确，他使自己出了名，由于他按将军的建议去了梵蒂冈等地，更主要是由于他在一家旅馆会见了一些法国记者。当被问及他是否竞选法国总统这一热门话题时，他像往常一样回答：“目前尚无须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他却主动说道：“如果戴高乐将军退休，那么我将毫无疑问参加竞选。”
蓬皮杜决不傻。他本来可以不讲第二句、也是最关键的一句话。果然，第二天巴黎报界纷纷报道他所说的话。这使得将军不得不发表声明。1969年1月22日，他在爱丽舍宫向全法国宣告：“我于1965年12月19日再次当选共和国总统，任期7年。为完成我所担负的民族任务，我有责任并愿意完成这一使命。直到最后一天。”2月中旬，蓬皮杜在日内瓦对此做出回答。他在瑞士接受电视采访并被问及他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如何看待时，他回答说：“按照你们使用的词的本义，我没有任何政治前途。如果上帝有意安排，我所拥有的也许是民族的命运。”
罗马的采访已经使戴高乐大动肝火，日内瓦的讲话应当更是火上浇油了。谁都知道“民族的命运”指的是什么，而且人人都很清楚蓬皮杜认为他的机会很快就会到来，不需要太久。将军暴跳如雷。部长们再也没有理由阻止他举行全民公决。他很早便认为这是重新确立他垂暮之年的权威，以打击自命不凡的“王储”的唯一途径，必须以挑战回击挑战。2月2日，他在布列塔尼的坎佩尔宣布，1968年5月30日是疯狂的一天。就在那天决定推迟举行关于“参与”的全民公决。现在它将在春天举行。决战终于打响了。
但是当时的国内问题最终击垮了将军。自1968年5月大灾难以后，面对蓬皮杜的挑战，将军一直坚持举行全民公决以重新确立他的权威。他对此已着了迷。而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于对什么进行公决。
本应对“参与”进行全民公决，但这个词太含糊了。1968年3月，戴高乐在里昂的演讲中称“参与”即是中央向组成法国未来力量的地方政府下放权力。然而，7月他的总理又暗示“参与”也是对以地方代表为基础的参议院的改革。另一方面，于1968年9月9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将军将其定义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中间道路，旨在通过让工人参与社会机构和公司的管理消灭阶级斗争。12月，戴高乐的一位部长将“参与”仅仅说成是整顿一些机构。很难说清“参与”究竟什么。
戴高乐1969年11月上旬对一批记者说，关于“参与”的全民公决将既解决参议院改革的问题，也解决公司内劳资双方联合决策的问题。当时他的部长们便指出，在目前，同时解决两项议题是不可能的，一位名叫让纳内的部长对这种事的态度十分明确。他说，从法律角度改变劳资关系不适于通过全民公决来解决。其他人私下议论说参议院不愿实行改革，因此不会通过能使公决正常进行的必要决议。
戴高乐对此无动于衷，因为他认为全民公决对于重新建立他个人与法国人民的直接关系至关重要。因此全民公决势在必行。1969年2月2日，他在布列塔尼的坎佩尔发表演说，消除了所有的猜测。大体上讲，整个演说没有头绪。他说布列塔尼“是一个天然远离政治中心的半岛”。谈到布列塔尼的历史，他说，“……盖克兰……法国的两位来自布列塔尼地区的皇后安娜和克劳德……夏多布里昂，”他还谈到了夏尔·戴高乐，他的叔叔，曾撰写凯尔特历史。最后，他才涉及到主题，
既然目前的问题是要开辟一条通往新希望的道路，我们就把它定在春天。”这样，事情已成定局，无可挽回。
就这样将军把自己拴在一条通往灾难的道路上。2月19日，部长会议最后确定4月27日为举行全民公决的日期以及需要公决的两个问题：机构改革与工人参与管理。几乎每个部长都试图劝说将军收回成命，至少有一次德勃雷以为自己成功了。但是戴高乐依旧我行我素。这不仅是个人荣辱的问题。法国人民或者希望重新建立与他的直接关系，追随他沿着他选择的道路走下去；情况或者相反。如果他们不愿意跟他走，他将辞职离去。
4月20日将军接受的德来依的采访及4月25日直接面对镜头的讲话都没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的形象和声音都使他显得苍老疲惫。4月25日，他已得知德斯坦领导的政党指示其支持者在公决中投反对票，而且民意测验表明他会输。4月23日的部长会议是一次告别会。当晚，将军命令他的私人秘书安排从爱丽舍宫把他的案卷运走。25日中午，录完一旦公决失败就需发表的辞职声明录音后，他回到了科隆贝。
1969年4月27日，星期天。法国终于做出了最后的决断。这一天将军在布瓦赛里，过得非常平静，早晨去做弥撒，然后慢步（许多记者伴其同行）到镇上投票吃过午饭，在花园里散步；然后一个人躲在房间里。晚上8点刚过，在爱丽舍宫的特里科传来消息：第一轮投票结果不容乐观。到晚上10点，这一消息得到了证实。全民公决以47％对53％的选票败北。
勿需多说了。午夜时分法新社发表了戴高乐的如下声明：“我不再行使共和国总统的职能。这个决定于今天中午生效。”无需问声明中的“我”指的是谁。自此将军已永远离开了他的岗位，这对于国家和他自己都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