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国的某种设想
戴高乐的追随者都知道，他的带有某些《新约全书》色彩的“隐退生活”直到1958年他重新执政才告结束。这些年中，他有大量时间去思考。他常常在自己的花园和附近的村庄边散步，边思考。他就这样度过了大部分时光。他反思自己的工作生涯、性格、成功与失败以及过去和未来的历史进程。
这些年中最大的工程就是将这些思考形成文学
战争回忆录》便是其思考的结晶。这项工程并不轻松。战争期间，他写了四部书和许多文章，从最早的《敌人营垒内部的矛盾》（1924）到《法国与他的军队》（1938），但都不是回忆录。这些书或从军事或从政治角度以自己的方式发表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写书的目的决定了这些书的风格：实用而不矫揉造作。
写作对他来讲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他的成果—13部书和5册演讲稿的出版以及大约3. 5万封信件，对一个活跃的军人和政治家来说，确实成果累累。为此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原稿全部是用钢笔和黑色墨水以斜体字慢慢写出来的。他经常删删改改并小心谨慎地使用标点符号。他经常说：“标点符号使句子得以呼吸。”他对自己的作品精雕细琢，不到满意的程度决不罢休。
1952年，就在法兰西人民联盟最终垮台之前，戴高乐开始撰写回忆录的第一节。到那时，他的心态已不再暴躁而是日渐平和，这使他在构思与创作风格方面的造诣达到很高水准。而这在他兢兢业业致力于军事与政治活动时是不可能达到的。《战争回忆录》无疑是法国文坛的一部重要作品。它语言优雅，分析深刻，气势磅礴如史诗一般。当然，如果要将军对其生活的描述符合当时的年代，把它看作是公正而客观的历史描述，那就错了。将军生活在一个极富戏剧性的年代，他的回忆录应被看作是为他在伟大剧目中个人所担当的角色的辩护。不用说，回忆录看待历史事件的视角常常歪曲。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戴高乐的回忆录以对自己的描述作为开篇。虽然戴高乐在书中难免多次提到他自己，但整部书并不全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是真正的自我剖析，尝试着发现并揭示他生命的原动力。紧接着，他以这样一段感人的文字谈他对法国的认识：“我的感情使我很自然地把法国想像成献身于崇高而具有特殊使命、类似神话中的公主或壁画中的圣母玛利亚那样的人物。”这对一个60多岁的老人来说的确是一个很新奇而天真的想法。
仿佛得到祖国母亲的指引，戴高乐谈到了自己的生身母亲。诚然，在书中他提到父亲的思想里充满了对法国之尊严的感情。但是他转而强调：他的母亲“对祖国的情感更为执著，如同对宗教信仰一样虔诚。”没有比这种措辞更富于感染力了。他十分清楚他的母亲对于法国的情感与她对上帝的情感同样强烈—由于戴高乐在写作中从来没有不经意之笔，至少在回忆录的第一页是这样。从上下文及以后的叙述同样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这些情感为她的次子继承下来并成为他一生不断奋斗的动力。
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的开头几段如此写下了他对自己情感来源的看法。在这感情基础之上，他建起了家庭无法赋予他的知识结构。他就学期间的广泛阅读使他拥有丰富的知识。他从成年开始，尤其是在圣西尔军校时，就是一个嗜书如命的人。从那时起，他对文学就有着强烈的爱好。甚至在以后的生活中，当一位第五共和国的部长请他列出他所喜欢的职业顺序时，他写道：“第一类，伟大的作家；其次，伟大的思想家；再次伟大的政治家；最后，伟大的将军。”不用说，这使那位部长大吃一惊，更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戴高乐开始认真读书时，自然为大量的大部头作品所吸引。在20世纪最初的10年，也正是德雷福斯事件结束的那10年里，一大批杰出而具有感染力的作家在法国文坛开始崭露头角。这些作家的作品，戴高乐都拜读过，并使他或多或少受到影响。
这些作家中，有主张极端民族主义，传统与爱国主义的莫里斯·巴雷斯和夏尔·莫拉斯，后者还主张恢复君主制。这两人均是1898年法兰西祖国联盟的奠基人，这个团体创办的《法兰西行动报》10年后发展成为日报。在戴高乐活动的圈子里人人都要读这份报纸。许多人读夏尔·佩吉的作品不仅由于其诗句华丽，而且还因为1908年他由起初的社会党人和无神论者转变成为天主教徒后发展的社会改良的基本思想。他的社会改良思想以传统观点为模型，本质上是家长制的。这种思想极其符合当时那个年代的氛围，因此吸引了大批追随者。军人小说家欧内斯特·希夏里就是其中一员，他鼓舞了一代人带着爱国主义与宗教热情投身于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去。
那个年代里，在所有给年轻的戴高乐留下深刻记忆的知识分子中，对他影响最大是昂里一路易斯·柏格森。事实上，在科隆贝戴高乐的书房里还保留着一套珍贵的柏格森著作。这些书戴高乐反复钻研过。柏格森在法兰西学院所作的演讲以及在1907年发表的《创造性的演变》一书，对19世纪法国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枯燥的唯理论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宣扬人类精神自由的重要性，认为是这种“生命冲动”激励人的一生。柏格森的思想给戴高乐的启迪在于人应该依赖其直觉，戴高乐一直将此铭记于心，并将其运用于以后的政治生活中。
戴高乐阅读的作品中也包括军事方面的题材。他学习克劳塞维茨和马基雅弗利的著作，研究利奥泰关于军官社会角色的论述以及从亚历山大一直到普法战争中德国战略家撰写的军事史。除此而外，戴高乐还喜欢阅读法国历史，夏多布里昂、高乃依以及莎士比亚的作品。他惊人的记忆力使他能够大量引用他所读过的篇章。
总而言之，成年的戴高乐不但情感强烈，而且文化修养让人钦佩。更重要的是，他决不甘于做自己知识的奴隶。他正在形成自己的思想。他摒弃了莫拉斯的君主政体理论——尽管这也是他母亲的思想，也不赞同柏格森哲学中反天主教的成分。他把1789年的大革命看作是法国历史的延续。事实上，他在《法国与他的军队》一书中赞扬公安委员会在1792年革命战争中组织了保卫祖国的运动。尽管他非常讨厌第三共和国的影响，却从未对其合法性提出过质疑。
人前人后的戴高乐
一位大使夫人说：“将军不论出现在哪里，都有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威仪。”“只要他在场，他就是众人注目的中心。然而，他的容貌并不具有特殊的魅力。
威仪’是我所能采用的唯一的词。”亨利·基辛格说，将军所具有的人格力量，他以前仅在毛泽东身上感受
他的体魄使他的人格显得更加伟岸。他身高6英尺5英寸，这足以使他与众不同。他那挺拔甚至有点僵硬的军人身材和长长的颈脖使得他的自然身高显得招人显眼。他看上去像是一个惯于发号施令并监督其执行的那种人。在军队里，在战争期间，他显得过于自信、目空一切。从青年到中年，戴高乐的体格与人格都显得有些咄咄逼人。人们怕他，有些人甚至不敢在他面前讲话，尤其是在他发脾气的时候。在后来的日子里，他的个性与身体动作都有所克制，因而变得不那么令人畏惧。但是那个时候，因视力逐年下降，他又养成了另一个令人不安的面部表情，即“目不转睛的直视”。与他颇具力度的身体动作和其他特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那双又细又长的手—一双音乐家的手，“那是一双应该拉琴或弹琴的手”—他与人握手时显得软弱无力。虽然这让人吃惊令人费解，但这种对比反而使他的个性更具魅力。
对自己的体形，戴高乐本人自惭形秽。他意识到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处：笨拙的走路姿态，鼻子大，耳朵宽，脑袋小，缩下领。这些都使他不安，羞怯。首先，他不喜欢自己的脸。“我几乎从不照镜子，”他说：
除非万不得已……比如要在电视上亮相。”其次，他对自己的身高与体形也不满意。他在描绘1944年7月凯旋归来后行进在香榭丽舍大街接受人们欢呼时这样写道：“我既没有令公众着迷的形体，也讨厌哗众取宠的姿态和手势。”另外，他高大的身躯也为他上下车带来了极大不便，而且一般的床他的腿又伸不开，让他很难受。有一天，他告诉若克斯说：“我们向来都不很自在，”他笑了一下，接着说：“我是指……巨人。椅子总是太小，桌子又太低，留给人的印象往往过于深刻。”
那时候，戴高乐自己也承认天生羞怯。不只因为他的形体，他的整个童年及所受的教育都使他时时处处局促不安。他所成长的环境充满了对世界的偏见和离奇古怪的观点。一旦他发现别人的观念与自己的看法截然不同并发生冲突时，偏见就变成了自以为是。他缺乏宽容的教导，他不会承认自己有错的时候。这样做就等于推翻了他的父母及耶稣会教士们灌输给他的一切。他唯一的回答便是离群索居，与世隔绝。
当与陌生人或熟人交往时，一道屏障会拦在他面前。在外人看来，他似乎总是很孤独沉默。他很少以教名称呼别人，也不许他妻子以外的人这样称呼他自己。他经常使用人们熟悉的“你”称呼自己的子孙及圣西尔学校时的伙伴们，但却很少这样称呼他的妻子。他不喜欢别人碰他。地中海沿岸的法国人与人交谈时常常喜欢抓住他人的胳膊或用肘碰他人以便突出强调他们的观点。这时候戴高乐往往吓得往后躲。即使同最亲密的同事交往，他也寡然无味地按程序和礼节办事。
不但丘吉尔注意到了戴高乐与人交往时这道障碍，麦克米伦也有同样的感受。1943年他在阿尔及利亚时，他决定参观一下位于蒂帕萨的罗马废墟——地中海沿岸的一条小路。戴高乐提出陪他前往。他们在穿过废墟时，边走边谈，“内容无所不包，如政治、宗教、哲学、古典文学、历史等等。”但是后来，当麦克米伦脱了衣服下海游泳时，戴高乐就是不肯接受他的邀请一同下去，而是戴着军帽，穿着军服，束着腰带庄严地坐在一块岩石上。接着麦克米伦把他描述成“一个奇怪、富于魅力却又让人难以接受的人。”
与此同时，戴高乐喜怒无常，性格乖戾。他发怒时就如同火山爆发，身边的人唯恐避之不及，这使他更感到孤独。实际上，他需要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在公众面前暴露内心的真实情感。他甚至围绕此点建立了有关领导科学的整个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