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科隆贝
总之，今日将军实属激流勇退。夏尔·戴高乐终于意识到他与法国的契约已终止了。他曾希望在公决中失败，但当失败的消息真的传来时，他受了伤害，一蹶不振。也许他仍心存希望：国家会再次召唤他，他儿子经常这样说。但如果真是这样，他只要认真考虑一下，就会发现不行。他年迈体衰，疲惫不堪，他的时代已经过去。
辞职及所引起的骚动平静下来之后，所面临的问题便是重新调整生活。要回复许多信件。成千上万的信中，第一封来自佛朗哥将军，而最令他感动的则来自丘吉尔夫人。将军在给她的回信中表达了这一想法并接着写道：“当我收到您的来信时，就好像同时收到了伟大、亲爱的温斯顿·丘吉尔的信一样。我衷心地感谢您。”
回完信，他开始着手准备撰写他最后的回忆录。这并不容易。尽管他兴致很高，但他的身体却渐渐不支。他的视力仍在恶化，他曾把一位穿法衣来访的教士称作“夫人”。他的体重也在增加，饭量再次增大，使得身体不断地发胖。他写作时不断吃甜食。但是他的睡眠很好且步履也正常。虽然他那轻步兵的步伐放慢了许多，但仍然能够毫不费力地走上两三英里。主要问题在于他的腹部渐渐隆起，腹腔内的肠、胃向前突出并且向下坠。因为它没有任何恶化的迹象，所以也无需担心，但带来诸多不便且使他显得比实际胖多了。他经常说，如果上帝借给我生命，”他就没有理由在他认为还有时间的情况下完不成两卷本的《希望回忆录》，并于1972年初付梓。
然而在他着手写作之前，还需了结政坛上一桩事情。蓬皮杜在4月28日给将军写信，想在总统竞选中得到将军的支持，将军的回信语气冷淡，差一点就拒绝了他。他写道：“如果你不过早地在几周前就宣布参加总统竞选，情况当然会更好些。”他在信未告诉蓬皮杜，他与总统竞选毫不相干。并说：“尤其要注意，你4月28日的来信及我今天的回信要保密，不得外传。”这句话显然表明蓬皮杜甚至不能公开将军对他的支持。而且，当加比唐威胁要代表“左翼戴高乐派”参加竞选时，将军并没有劝阻他。
显然，如果他在总统选举期间留在法国，他将注定不可能保持沉默。将军决定出国，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他选择了爱尔兰，一半是由于它是一个中立的天主教国家，在那里他很可能会远离舆论中心；另一半也是因为——他对弗罗布克这样说——他母亲方面有爱尔兰血统。她的祖先似乎属于叫做“麦克卡坦”的家族。他有兴趣到那里去看一看。
戴高乐夫妇离开法国的消息受到严格保密。即使是顾夫·德莫维尔派给他使用的战斗机的飞行员也不知道乘客的身份及目的地。坐落在爱尔兰西南海岸的斯尼姆有一家拥有12间客房的赫伦科夫旅馆，被神秘地包租了一个月。没人知道旅店到底被谁包下。只是在5月10日上午，当爱尔兰外交部的一辆卡车运来一张8英尺长的床时，旅馆的主人才隐约猜到他的客人是位大人物。那天上午晚些时候，戴高乐夫妇到达科克机场。一家叫做《克里人》的当地报纸骄傲地宣布：“斯尼姆将扬名于世界了。”
这句话并不为过。新闻界获悉将军的去向以后，很快位于附近帕克纳西拉的大南方饭店被大约60名记者占领。斯尼姆邮局的曼根先生称他们从未接到过如此之多的电话，他的女儿布里迪只好在交换台帮忙。新闻界毫无顾忌。当将军同夫人外出散步，弗罗希克小心地尾随在几步以内时，摄影记者们便躲在沙丘后面，拍了上百张这个身材高大、形体不雅的老人与其体态丰满的妻子在一起的照片。记者们乐此不疲地详尽报道他们的情况并加上许多他们的联想。他们甚至把将军比作李尔王。
这一比较很有趣。但事实上两人却有很大差距。戴高乐夫妇的生活非常幸福，用弗罗希克的话说，甚至
安静祥和”。他们大部分时间穿着蓝白色制服，接待重要客人，或者在爱尔兰警察保护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在视野开阔的花园里散步。弗莱文神父在耶稣升天节那天来到他们的住处，为他们做了弥撒，星期日他们去斯尼姆教区教堂。
在这里他们度过了轻松愉快的时光。将军开始动手撰写回忆录，戴高乐夫人则有大量的时间织毛衣。实际上，在几天内他就完成了关于1958年5月他重新执政的第一章的初稿。但是爱尔兰政府对他们却另有安排。戴高乐抱怨道：“我在这里住得很好。”然而不到两个星期，戴高乐一行便于早晨8点迁往北方科奈马拉卡谢尔海湾的一家更舒适的旅馆，警车挡住了一辆企图随行的一名记者的汽车。这里的风光比克里郡更为广阔迷人。
6月1日开始两轮总统选举。从逐步得到的消息看，蓬皮杜明显处于领先地位，很可能会赢得第二轮。但是现在下结论还太早。戴高乐拒绝做任何评论。在此后的6月3日，他与妻子一行又返回克里郡一处属于凯麦尔地产公司的别墅。《克里人》报将戴高乐一行这次回迁看作是克里郡对科奈马拉郡的一次小小的胜利。但是这时，将军和他的妻子已经逐渐对爱尔兰失去兴趣，这里的确美丽、安静，但是却寒冷潮湿。此外，既然离开法国是为了躲避竞选，那么现在已无必要继续留在这里了。
1969年6月14日，总统选举结果揭晓。蓬皮杜获胜，但是弃权票非常之多。这时的戴高乐不无得意地评述道，将王储推上王位的选票只占全部选票的37%，远远低于他戴高乐在公决中获得的47％的选票。他从爱尔兰打电话给在谢瓦莱利的蓬皮杜，冷淡地祝贺道：
我出于民族和个人的原因，向你表示最亲切的祝贺。”
6月18日，将军一行回到了科隆贝。将军一回到家，便重新开始了每天的写作。政府给他派了一个工作小组：一名私人秘书、三名军事参谋及四名秘书。在巴黎的布里图伊尔大道政府为工作小组安排了一间办公室，处理成千上万的信件，并将留在索尔法里诺街原办公室的档案进行分类。政府表现得十分慷慨；但将军实际上，从未去过新办公室。他宁愿呆在科隆贝，每天往返邮寄和领取包裹，等待每周两个工作小组中的某个人从巴黎来访。事实上，在退位以后这段时间里他只去过巴黎一次，那是参加为他孙女安娜举行的圣餐仪式，而且行动很秘密，并尽快返回了科隆贝。
在科隆贝，生活方式几乎一成不变。在早晨9点左右将军下楼写作，直到正午；然后吃午饭，散步，下午4点到6点继续写作。他之所以尽可能地利用时间，不仅因为他写得很慢，而且还要修修改改。他在写作时拒绝别人打扰，其实也没有谁愿意打扰他，因为他在写作时书房始终很热。据说只有在温度很高的房间里，他才能写作。
尽管如此，将军在外面却是不怕冷的。实际上，他在冬天散步时，只穿一件外衣，尽管他的衣服是用厚布料做的。雨天他也从不带伞。另外，他也不喜欢戴帽子，不像戴高乐夫人，冬天时常常戴着一顶虽不华贵却舒适、实用的帽子。夫妇俩人现在都喜欢执一柄手杖；将军的手杖把手下面有一个银环，而两柄手杖顶端都有银钉插入泥土里，以防滑倒。
他们过着简单的生活，既没有远行，也没有多少社交。戴高乐写作，伊冯娜织毛衣，而两个人都爱看电视。将军于1969年11月11日停战日那天去了凡尔登。这次出行他没有声张，也没作任何演讲。偶尔戴高乐夫妇也会开自己的车外出旅行，但那似乎只是放松一下，散散心，而丝毫没有真正的观光游览的兴致。至于来访的客人，除了每周有人从布里图伊尔大街来以外，便没有什么人了。12月11日，马尔罗来到科隆贝，两人进行了一番长谈。在后来出版的书籍中马尔罗对这次谈话从艺术的角度详加描述、大加引申。
家人，尤其是孙子和外孙子则经常来，令夫妇俩人十分高兴。像所有的祖父和外祖父一样，尽管戴高乐经常煞费苦心地教导孩子们在学校要好好表现，但他依旧很溺爱他们。然而，布瓦塞里的家庭聚会已是难得的天伦之乐，经常可以看到这位老人仰起头，被孩子们逗得放声大笑。在漫长的执政生涯中他从未允许自己有过如此举动。
1970年的新年来去匆匆。写作仍在继续，但却更加吃力，也没有写作《战争回忆录》时的激情。与往常一样，老将军在1月份便决定下一次旅行要离开法国以避开当年的“6月18日”庆典。这一次他要去西班牙，并花了很长时间周密安排。戴高乐夫人执意去圣地亚哥德康帕斯代拉和伦斯瓦尔；而将军则想去马德里、埃斯科里亚尔和西班牙南部一个僻静的地方休养10天。
最后两人商订了一个令双方都满意的路线。6月3日，他们又一次秘密离开科隆贝，驱车前往西班牙边境。他们在途中停车两次，越过边境，前往圣地亚哥，然后继续前行到阿维拉和马德里。在那里他们受到弗朗哥将军的款待。会见并未使戴高乐完全满意。将军后来说：“我不得不对他说‘无论如何到头来，你是对西班牙有贡献的。’你该很明白‘到头来’这句话指什么……是的，有贡献于西班牙，除去所有的镇压与罪行。斯大林也犯下了罪行—而且实际上要多得多。”
他们从马德里南行，穿过托利多，直奔安达卢西亚。他们在奥让附近住下，参观了科尔多巴的清真寺。然后为满足将军的愿望，在奥让的一家狩猎旅馆里住了10天。奥让坐落在距西拉布兰卡的马伯拉不远的地方。他们此后开始了连续的旅游，先来到塞维利亚，穿过广阔的爱克斯特来马杜拉大平原（中途参观了于斯特的修道院，在这里理查五世皇帝度晚年）。然后经过老卡斯梯也尔抵达布尔戈斯。这次旅行十分艰苦。一路上荒凉炎热，有时不得不在路边野餐。有些地方除为过路的牧羊人而设的牲口棚外，旅店闻所未闻。天气也炽热难当。这个国家严酷的自然条件以及炎热的气候似乎对将军格外具有吸引力。他看到多少世纪以来西班牙人的性格是如何在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下磨炼的。环境的恶劣与残酷中有某种东西吸引着他。这里没有爱尔兰西部的安静平和，但却依然动人。
应戴高乐夫人的要求，夫妇二人经隆斯瓦尔返回法国，并于6月27日到达科隆贝。回到科隆贝，将军又重新开始写作，玩单人纸牌的游戏或者看电视。戴高乐夫人则重新开始家居生活。夫妇俩都不知道这是他们一起进行的最后之旅。
将军一生中最后几个月的时光过得并不快乐。的确，他于7月中旬将《希望回忆录》第一卷的初稿寄给了出版商。出版商于10月23日将其付梓。该书立即获得成功，使他的精神格外振奋。在他的命名日，即11月4日的圣夏尔节，人们为他举行了庆祝仪式。但是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抑郁悲伤之海中的几个孤岛。他的儿子9月末在科隆贝逗留两天，发现父亲“比从前更忧郁伤感。”他的许多老战友，如卡特鲁、勒内·加比唐、弗朗索瓦斯·莫里亚克已经辞世或行将就木，他觉得自己在世上也已为时不多了。
他对他的继任者领导下的法国的前进方向感到不满意。蓬皮杜没有任何浪漫情怀，对法国也没有理想化的设想。1969年12月，在欧共体的最高会议上，他竟然同意新当选的西德总理勃兰特提出的统一欧洲经济及货币的计划，并决定恢复与英国就其加入欧共体而进行的谈判。让·莫内评论道，“法国政府曾不顾理智和切身利益而随心所欲，但如今终于准备放弃长久以来的反对态度。”当时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被问询的法国人中有60％赞成欧洲政府，即使其不在法国人领导之下也未尝不可。莫内的观点终于占了上风。将军的时代已经完结。
1970年11月9日夏尔·戴高乐过世。他于午夜时分出生在里尔的外祖父家中，于近80年后的一个傍晚死在科隆贝双教堂自己家中。
然而人们不会轻易地让将军安息。他的去世，正如他生前所预料的，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包括蓬皮杜总统在内的各级政府都将参与将军后事的安排，而事实也正如此。将军逝世的消息立即被封锁，以便能让家人赶到布瓦赛里，向将军遗体告别。但是到翌日清晨，显然，这样的重大事件是无法保密的。另一方面，无论谁第一个宣布这个消息，都将在政治上取得优势。
蓬皮杜本人希望由他宣布这一事件，并于第二天早晨在部长会议上宣读1952年将军关于自己葬礼安排指示的副本。而将军的家人则希望由他们自己来公布遗嘱。对此双方进行了一番激烈地争论，但最终蓬皮杜获胜。11月10日上午9点40分，法新社发表了一条简短的消息：戴高乐逝世。上午11:00爱丽舍宫发布将军的包括葬礼安排的遗嘱，当然这是在未得到戴高乐家人允许的情况下发布的。下午一时，蓬皮杜本人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宣布：“法国的男女同胞们，戴高乐将军离我们而去；法国失去了国父。”这位新国家元首通过利用宣布将军的噩耗和宣布其主持全国的哀悼活动，确立了自己继位王储的地位。
当然，将军不会对此感到惊讶。他早已十分清楚，无论他如何阻止，他的死都将会为世人所知。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欣赏作为一名政治家的公众生活与作为丈夫、父亲及祖父的私人生活之间的反差。毕竟，他在演讲与《剑锋》一书中都曾探讨过一个领袖所应具备的公众人格。但现代民主政治无法把私人角色与公众角色截然分开。选民们想了解他们的领导人，戴高乐曾努力在他的私人生活与他所认为的象征法国的公众角色之间挂起一张帷幕，而这种想法与他刚刚离开的世界格格不入。
将军去世后，所发生的就死讯的宣布时间和葬礼的安排有失文雅的争吵经年不息，并最终发展成如保评价将军一生的争论。将军逝世后，他的家人希望保留独自吊唁表达哀思的权力，不想让世人获悉将军的死。法国公众则希望能公开将军的私生活，能对将军有更多的了解，以便从他们各自的情感方式哀悼这一损失，如今，争论已经平息。悲伤已经过去。法国及其友邦现在需要能够历史地对待戴高乐。当然，每代人都会对将军重新做出评价，但至少夏尔·戴高乐本身是清晰的。以科隆贝为家的戴高乐，是一个热情洋溢、情感丰富的个人；而以法国为己任的戴高乐，则是一个冷酷无情、傲慢自大的公众人物。他性格的两个方面所形成的矛盾令人费解。倘若如此，倘若他真的是法兰西最后一位伟人，他的超凡的品格，作为一个解不开的谜，便已被他带进了自己建在科隆贝的陵墓。按照他生前的要求，他安息在他的小女儿安娜的身边。而法国，用戴高乐自己的话说，“以其慈祥而神圣的大地”接纳了他的双重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