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术政治随和平而至
1945年6月，戴高乐的政治生涯达到第一个顶峰。当时所有人都认为戴高乐是法兰西的解放者和法国政府的领导人。他的政治地位，无论在国内或国际上，都很稳固。他设法削弱直至全部剥夺了抵抗运动的权力，同时把该组织的方针政策据为己有，以为他的政府所用。他迫使盟国承认法国在战后的大国地位。最后，他设法使他最主要的潜在对手多列士俯首听命，多列士受命去招安共产党，使他们安分守己，不给政府找麻烦。总之，成绩之显著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如果以前人们还怀疑戴高乐的能力，那么如今则必须承认，戴高乐是真正掌握了政治斗争艺术的大师。
尽管贫困状况没有好转，腐败现象在战后法国也没有得以消除，重建工作中物质匮乏，困难重重，但戴高乐政府总体而言干得相当不错。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基本问题，曾在4月份引发了孟戴斯·弗朗斯和普莱文的一场争论，但还没有进入公众的意识。普莱文的相对宽松的政策比较吃得开。但最首要的因素，在于戴高乐依然是法国抵抗运动的象征。他那形状确实古怪的脑袋仍环绕着圣人才有的光环。整个法国仍旧陶醉于从占领下重获自由的欢欣快慰之中。
但半年后，戴高乐突然退出了政府。令世人震惊的是，他撇下了困难重重的政府，使法国失去了领导，自己一个人匆匆洗手不干了。这并非是暂时的策略性的引退，也绝非一时冲动，更不是为着政治上的讨价还价所做出的姿态。尽管此后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当时的戴高乐凭借自己极为丰富的经验已经看出，绝不能指望会在短期内再度出山。他之所以引退是由于战后法国的政治体制极大地限制了他工作的开展。他认为自己还能做的唯一事情便是在场外旁观，而且他坚信这场体制将以失败告终。但是他毕竟无法预见自己要等待多久。
回头看，导致他做出这一惊人决定的，是当时发生的一连串事件。而这一连串的事件，使他的决定几乎不可避免—当然并非完全不可避免。他的光荣的法兰西的观念的确是崇高的，但他没有意识到法国人民想要的不过是和平。他很清楚自己在战时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但是他无法使自己接受和平时期的政治生活中不能有过分的雄心和抱负这样一个现实。也许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将军虽然懂得政治策略，却根本没有学会政治吹捧，而在和平时期这两者缺一不可，否则就可能下台。也不能认为戴高乐夫人插手过多。她不是那种热衷于政治的夫人，她不过是告诫丈夫要提防别人的陷阱和暗地里的怨言，并提醒他每个人难免都会有失算的时候。
怨言当然是不可避免的。1945年的下半年，法国人重新发现了民主，并对民主倾注了极大热情。随着那些被放逐者、囚徒、以及过去第三共和国的政界斗士们纷纷返国，以前的争吵死灰复燃。争论的话题不再是如何使在本土抗击德国人的法国人与加入战斗法国的法国人求同存异，而是转移到战后法国地缘政治的整个问题。
四大政权团体，包括共产党、社会党、激进派和一个新党，自称是公众共和运动，叫它基督教民主党也许更好，在1945年夏召开大会。埃里奥回到激进派中，布吕姆同社会党站在一起，多列士和杜克洛则在表述共产党的观点。但有一点他们是一致的，他们希望看到第三共和国崩溃，并产生一部由议会这一唯一由选举而产生的最高权力机构制定的新宪法。他们对一个由公民投票来决定国家大事的政府不感兴趣。但对戴高乐来说，他们明目张胆地直抒胸臆，至少令他很不愉快，因为与这些政党的主张截然不同，戴高乐所要建立的正是根基于公民投票的大权在握的总统制政府。
将军既不喜欢这种争论，而且事实上，在这一时期，对这种争论也毫无兴趣。正像他未来的总理米歇尔·德勃雷所感到的，直到欧洲胜利日，将军所想的，只是如何使法国能在战胜国的最高层会议上能有一席之地。但在圣多米尼克路那些将军的同僚们却有着不同的见解。德勃雷、卡森、泰让和帕罗迪全都深陷于这场争论之中，戴高乐立即采取行动，试图通过吸收埃里奥，布吕姆和让纳内进入他的政府而化解问题。但由于只有让纳内接受了他的任命而使这一企图不能实现。很快便很清楚，这些“老政党”是绝不可能轻易就范的。
当将军开始认真对待这一形势时，他的反应体现了他一贯的作风。他非但没有听取圣多米尼克路的亲密同僚们的意见，而且对各政党的观点干脆束之高阁，便向部长会议阐述对于未来选举法的他自己的构想。选举定在10月份，同时进行公民投票以决定是否需要一个新宪法。戴高乐已经堂而皇之地向各大政党提出了挑战，而各政党毫不妥协地应战了。于是将军与政党之间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战开始了，在激烈的对阵之后，以各政党的胜利和将军的失败而告终。
当时将军一心想去波茨坦参加苏、美、英三巨头在那里召开的最后一次有关战争的会议，虽然他已经被排斥在外。事实上，这次会议本身并不重要，因为有关未来欧洲的重大决策都已经在1945年2月份的雅尔塔会议上做出了。但这毕竟是最高层的会议，而戴高乐对自己被拒之门外十分不满，便立刻宣布法国不打算接受波茨坦会议的任何结论。
被排挤于波茨坦会议之外，第三共和国卫道士们的反抗，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以及一场随时可能爆发的有关新宪法的激烈政治战，这些情况中的任何一项都足以削弱夏尔·戴高乐的极为坚定的意志力。而这时却又出现了新的难题。4月26日，在一向很寂静的瑞士边境城市瓦洛布出现了一桩怪事。贝当元帅自1944年8月就隐居在德国，现在他决定返回法国面对审判。他在给希特勒的请求书中写道：“只有在法国，我才能对自己的行为有所交代。像我这样年迈的人，绝不害怕尽可能地履行自己的责任。但愿我能履行‘自己的责任’。”
不论怎样看，贝当的这一行为都不失为高尚之举。1945年7月23日，这位89岁高龄，耳聋眼花的老元帅，在正义宫接受审判。持续三个星期的审判，却一直处于司法混乱的状态。首先，主持法官以及检察官先前都曾向维希政府的首脑宣誓效忠；再者，人们发现检察官莫内，曾经起诉过引人注目的1917年的间谍玛塔·阿里。这类事件还发生了不少。最后，贝当决定，他只在审判开始时做一供述，此后将保持沉默。审判将结束时，法官建议对贝当处以5年放逐并剥夺其公民权的判决。但陪审团认为这一判决太轻。他们判贝当死刑，但即刻建议缓期执行。戴高乐准予缓期执行。
对将军来说，审判贝当的整个事件令他极为痛苦。司法部长泰让每天向将军汇报审判情况的时候，将军的反应总是非常不礼貌。“你要尽职。”戴高乐对他说：
你要尽职。”戴高乐不希望发生这场审判。毕竟在他的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中，贝当是他的保护者，对他有知遇之恩，而且对戴高乐夫妇来说，许多次与元帅一道进餐的回忆，还有元帅的妻子妮妮，总是被冷落在一旁，一切都记忆犹新。“他做出（回国）的决定，”戴高乐写道：
是极富勇气的。”此外，戴高乐还认为，贝当仍然是“一位一度执掌大权而声名卓著的领袖。一位在危难时刻为众多法国人寄予信任的老战士，而且不管他做过什么，至今仍为许多人所尊敬或惋惜。”这确实是事实。但戴高乐早年曾把“凡尔登的胜利者”贝当视作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推崇备至则更是事实。当然，贝当在停战时承认失败就已经背叛了法国，但此次审判所涉及的内容并不在此，而是有关他在维希法国时期的所作所为。而戴高乐则认为贝当在1940年的背叛行为与审判没有关系。
贝当审判后不久，戴高乐接到了出访美国的邀请，这使戴高乐得以摆脱让他心烦的国内问题。至少在美国，他可以再次以世界政治家的身份昂首阔步，而暂时忘却法国内政的种种烦忧。哈里·杜鲁门总统将很乐于接见他，而他所受到的接待比之罗斯福时期要热情得多。8月22日，将军飞抵美国，随从的人员仍是他的一些同僚和顾问，诸如比得尔、朱安、帕列维斯基以及一些外交官员。在机场迎接他们的有美国新任国务卿巴恩斯·马歇尔将军和美国派驻巴黎大使凯弗里。气氛十分友好。
表面上看，两国的官方关系得到了发展。至少个人间的对抗情绪随着罗斯福的离世而消失了。“他在整个停留期间，”英国使馆档案中的一份电讯这样描述：“始终表现出一种明显的要讨好别人的热望，并为此而伤透了脑筋。他不仅亲吻那些婴儿，这是每个热心的政治家所不能不做的。他还亲吻了市长拉瓜迪亚以及美国的参谋长们。”正如将军所详细记载的，杜鲁门与戴高乐在一起相处了7个小时，并在他即将离开华盛顿之际授予他一枚勋章，还赠给他一架四引擎DC4“空中霸王”运输机供他个人使用。杜鲁门了解他的客人。“在以后的场合，”戴高乐后来写道：“我们彼此之间一直好言相待。”戴高乐这样的写法是可以理解的。但美国方面，至少是官方的观点认为，重大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而且双方就战败国法国的前途存在严重的分歧。当然杜鲁门认为，这次访问并不重要，以后，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上也未提及此事。
此次旅程中，戴高乐在华盛顿所参加的会议中，与让·莫内的那一次或许最为重要。会上涉及的完全是法国的国内事务。谈话是紧张而具体的。莫内刚同进出口银行协商了一项6亿5千万美元的贷款最高限额，戴高乐则在访问期间签署了该协议。莫内确信该协议会在未来法国经济中发挥作用。莫内认为，针对法国的经济问题和它的现代化，如果不制定出一项协调有序的方案，情况不会自己好转起来而只能更糟。将军对他的观点颇为赞赏，并要他将整个想法形成一份详尽的文字材料。后来这被证实是战后法国经济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步。
严肃的政治时刻结束后，车队踏上回程。8月26日法国来宾驱车前往纽约。途中在西点军校以及在海德帕克的罗斯福墓稍作停留。同以往一样，将军受到美国公众如痴如狂的热烈欢迎，而将军对这种欢迎亦无法抗拒。于是在那天，配给的汽油用完了；成百上千早出晚归的人们在公路上按响了他们的汽车喇叭，以这种并不和谐的噪音来问候法国客人。“大约有100多公里的路都是如此。”将军写道。当车队到达纽约时，市长拉瓜迪亚上前拥抱了将军。有人根据这一场面在次日创作出一幅卡通画，并附有下面的一句解说词：“大芦笋吻小花。”当他们一起趋车穿过市区时，纽约人高呼：
你好，夏尔！”并向他们抛出铺天盖地的彩带。
在芝加哥，尽管飞机晚点，但人们还是在那里耐心等待。飞机降落时，前往欢迎的人们已经喝得酩配大醉，以至于他们在致词的时候没完没了，缺乏头绪。蒙特利尔的欢迎场面更趋隆重，而在渥太华的欢迎规模更是超过以往，达到顶端。戴高乐心满意足地记述了在该地与总督以及艾丽斯公主的会面。
此时，法国报界对将军在新大陆的招摇已经大为光火，开始指名道姓地批评他。他返回法国时，有关法国前途的国际会议就在伦敦举行。会议9月11日开幕，10月3日闭幕。戴高乐虽然没有亲自到会，但却时刻关注着他的代表比得尔的讲话。此后，将军亲自动身前往德国莱茵地区做三天短期访问。在回法国途中，又从斯特拉斯堡乘比利时摄政王的专列前往布鲁塞尔，去接受荣誉博士称号。在布鲁塞尔，他阐述了自己对“西方集团掌握莱茵河，英吉利海峡以及地中海作为交通要道”的观点，公众听后迷惑不解。
由于将军对法国国内问题显然关心不够，令法国新闻界和政治家们非常沮丧。普莱文经济政策失败了。而间接税收的增加导致物价不断上涨。主要工业部门罢工不断。抗议示威愈演愈烈。有些场合不得不派出警察来控制局面。在官方市场上几乎所有的物品都很短缺，导致黑市买卖十分兴旺。此外，戴高乐返回巴黎后又面临着一个新问题。
10月5日，对维希政府首脑——勾结纳粹的皮埃尔·赖伐尔的审判开始了。这与先前对贝当的审判全然不同，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审判只有一种可预见的结果。但赖伐尔却极富技巧，他为自己所做的辩护生动而有力。但这一切都是徒劳无益的。三天的辩论过后，当赖伐尔要求重返被告席时，主持法官却很简单地对法庭书记员大声说道：“不行，不允许他对我滔滔不绝地胡说八道。案子必须尽快了结。”
10月9日，赖伐尔被判处极刑。考虑到这一审判过程中有许多歇斯底里的事件，二审是必要的，但遭到了戴高乐的拒绝。就在10月15日行刑前一刻，赖伐尔设法搞到了一片氰化物。但不知怎么回事，毒性没有发作。他被火速送往医院彻底洗胃，然后又被立刻押回监狱以接受枪决，尽管他当时仍在干呕而且痛苦不堪。警察总长卢衣兹认为，是否要对一个显然为痛楚所煎熬的人继续行刑，应该征求政府首脑的意见。戴高乐半闭着眼睛回答说：“皮埃尔·赖伐尔不再属于我们。行刑队的军官必须履行他的职责。”赖伐尔死时高呼：“法兰西万岁！”。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由于装备短缺，行刑队的士兵戴的还是英国人的锡盔。
无论是对贝当的审判还是对赖伐尔的审判，都动摇了戴高乐的地位。因为贝当的举止很有尊严，而且大部分公众舆论如今仍在私下里对贝当持有某种好感；而对赖伐尔的审判，整件事都显然带有报复性。而且人们普遍认为戴高乐希望该案能在10月21日选举前全部处理完毕。毕竟10月17日将军将对选民做最后一次呼吁，如果到那时赖伐尔的生死未卜，那将会导致诸多麻烦。
10月21日的投票，既是一次全民公决，以决定是否需要由一个有限任期的立宪议会制定一部新的宪法，又是一次议会选举。至少可以说，当时的形势扑朔迷离，而由于妇女获得公民权以后选民的增加，使选举结果也不得而知。
在此次事件中，戴高乐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全民公决。96％的选民欢迎一部新宪法，66％的选民支持组成一个任期有限的立宪议会。但立宪议会选举的结果对戴高乐而言却完全是一场灾难。共产党赢得了26％的选票，社会党则为25%，而戴高乐寄予厚望的新组建的人民共和运动，只赢得26％的选票。这样，此届立宪议会便为传统的左派所控制。经久不衰的党派忠诚，再次证明自身比之新浪潮更为强大。第三共和国的模式一点都没有被打破。
11月6日，新一届立宪议会开会再次选举弗利克斯·古安为议长。接下来进行临时政府首脑的选举。为了表明他们新近通过选举而赢得了合法地位，立宪议会中的各政党花了一周的时间举行各种会议，包括暗中为竞选而做准备的会议，以决定他们的行动计划。随着停战纪念日的到来，刚刚在不久前选举中失败下台的丘吉尔再次访法。将军留出时间来招待他这位老盟友和老对手，并为丘吉尔在最近7月份英国普选中的失利深表遗憾。“我以忧郁的心情看待整件事情。”戴高乐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对他非常了解，既非常羡慕他，又经常妒忌他……尽管我和丘吉尔所处的环境并不相同，尽管我们曾激烈地争吵，但毕竟在五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同舟共济，以同一星斗指引我们航行在澎湃汹涌的历史之海中。”这段话，对他们俩人间往日的风风雨雨，恩恩怨怨做了最具说服力的概括。然而即使是这位老战士的到来也不能缓和法国国内的政治气氛。直到11月14日，人人都对这场游戏感到厌倦了，结果立宪议会一致选举戴高乐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和临时政府的首脑。
但在戴高乐组建政府的过程中，游戏重新上演。埃里奥和激进派拒绝加入政府。共产党则要求必须掌管国防、外交或内政三大部门中的一个。戴高乐则回复他们这是个荒谬的要求不予考虑。于是有社会党支持的共产党愤然退出谈判。而社会党则声称不会参加不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政府。戴高乐只剩下一条路可走。他通知立宪议会议长古安，自己无力组成政府。
这当然引起了一阵惊恐。于是游戏马上再度停止。11月19日，尽管共产党反对，戴高乐还是在立宪议会中再次当选为总统。此后，共产党终于停止了抵抗，多列士前往会见戴高乐，并表示他的党将不带任何先决条件加入政府。
11月 21日，戴高乐主持的第二届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同过去一样，这届政府是左派和右派相调和的产物，是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所形成的制衡。开始的时候，政府内部各派还有理由融洽相处，特别是因为最先推出的几项举措包括了对银行、保险公司和主要公用事业的国有化。但戴高乐内心很清楚，这种和谐只是短暂的。
事实上，第四共和国是第三共和国的复制品，这一点显而易见。而将军，把第三共和国从崩溃的边缘挽救回来之后，不能认同这种在他看来是对历史的灾难性的重复。
从1945年11月21日到1946年1月20日戴高乐辞职那一天的两个月里，局势急转直下，将军无力控制。他在立宪议会中的政敌们尝到甜头之后，一再对他展开攻击，而且往往是假人之手，指桑骂槐。在部长会议上，无休止的争论主要涉及公共部门薪水的标准，公务员可能举行总罢工的威胁，外省社会服务的组织，农业价格补贴的错综复杂，以及年通货膨胀率等方面的内容。而当年的通货膨胀率已高达60%。戴高乐对这些会议感到极为乏味。更糟的是，他与他自己的部长们发生了争执，尤其是与比得尔就外交政策行为存在分歧。戴高乐一直将对这方面事务的处理与决策视为他人不可逾越的特权。而比得尔也很快便向新闻界透露了两人的不和。
不过，除了创立国家行政管理学校，戴高乐还在1945年12月批准了一项计划，后来证明是他持久的政绩之一。与莫内在华盛顿的交谈有了结果。莫内了解到孟戴斯·弗朗斯在4月曾就经济问题向将军进言长达两个多小时，但却把问题弄错了，所以他自己以简练的笔调为将军起草了一份计划书，其主要内容是在“象征”规划的基础上重建法国经济。莫内的想法很快迷住了戴高乐。在他当政最后阶段的几项举措中，他按照莫内的提议建立了一个委员会，并任命莫内本人主持该委员会的工作。毫无疑问，在其后的10年中，法国经济在混乱的政治环境中得以复苏，完全是凭借规划委员会所奠定的基础。以后事实表明，规划委员会的确是避开政党政治的有效途径。
但是，一场公开而重大的危机，不可避免，早晚都要到来，而且这危机已经来临。尽管戴高乐有明显的理由相信在国防预算这个问题上不会遇到任何挑战，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但这当然只是立宪议会对全部预算所辩论的一个部分。而无论情况如何，这次辩论都将面临重重困难。而出于某种暧昧的原因，这场辩论却被这些经济管理者们安排在1945年的最后一个晚上。由于辩论显然将持续很久，于是古安想了个主意，把所有的钟都停在午夜时分。且不说好坏，这总算是个过得去的办法。后来天将拂晓，而钟仍停在午夜上。这时有一个社会党党员，一个叫凯普德维尔的人提出了一项削减20％的国防开支的修正案。钟终于得以复位。共产党不希望被他们的工人阶级兄弟社会党在运筹谋划方面胜过自己，便对修正案给予支持，并相信这一简单策略将很容易为政府所接受。表决被推迟进行，以便将军可以表态。
1946年新年第一天，天刚亮，内衣尔的将军家中的电话铃响了。来电话的是泰让，他一直在立宪议会中关注事态的发展，以随时报告政府。他要戴高乐马上到立宪议会来。但戴高乐拒绝前往。他还没有睡醒，况且他怎样也不习惯被这种无礼的态度所打扰。但泰让却坚持要他去，并说社会党的进攻，是由戴高乐的老战友安德烈·菲利浦领导的。戴高乐迅即打电话给菲利浦，并威胁说要进行信任表决。但菲利浦简洁地回答说他并不想搞垮政府，而是要它服从于立宪议会的意志。
对将军来说，所有这一切简直让他无法容忍。当他最后到达会场时，很明显他已怒不可遏。会场上有一种极为恶毒的喧嚣之声，只有在议会的会议上才能够听到。当议员们想把某个人赶下台时，才会发出如此恶毒的声音。正如一个目击者所说：“将军被仇恨紧紧包围。”将军最终赢得了表决，但被要求保证在6周内提出军队改革的方案。这是一个肮脏的让步，他们自己对此也一清二楚。
对戴高乐而言，到了撤退和反省的时候了。1月3日戴高乐的女儿伊丽莎白与布瓦西厄喜结良缘。新郎是勒克莱尔手下的一名军官。当天晚上仪式之后，戴高乐和伊冯娜离开巴黎前往法国南部。戴高乐决定进行深刻地思考，他感到只有在平和的气氛中才能深入思考。此外他的突然离去也可以使他的对手们犹疑不决。
戴高乐夫妇在昂提泊角借了一幢别墅。从1月5日到13日，他们在那里住了一周时间。此次和戴高乐夫妇住在一起的，还有戴高乐的弟弟皮埃尔和伊冯娜的哥哥旺德鲁。他们对时局做了分析。根据材料的记载，戴高乐当时已经做出了决定，而所谓这段思考期，不过是使人们确信，他辞职并非是受到政敌的挑衅后一时的冲动所致，而是他深入思考的结果。
第一个注意到将军返回巴黎时的思想状态的是交通部长莫克。他的职责之一便是查看将军作为共和国的总统是否在他所选择使用的任何车站都受到了恰如其分的礼遇。1月14日那天早晨，总统专列本该到达里昂站。但由于某种戴高乐自己才知道的原因，他希望悄无声息地进入巴黎，并决定在离城数英里外的阿尔费特别墅站下车。莫克赶到那里去迎接将军，埋怨将军由于改变计划而违反了安全保卫工作的规定。但他也因此在前往巴黎的小汽车里预先得知了将军决定隐退的消息。将军发现无论现在和将来都不可能与其他政客们一道执政。
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将军照常履行他的职责。另外中止了与埃里奥特在立宪议会中的正面冲突，同时逐渐将他的决定透露给众人，先是情报部长安德烈·马尔罗，共和国专员阿兰·萨瓦里，皮埃尔·贝尔托，乔治·蓬皮杜和加斯东·帕莱夫斯基；后来在1月18日夜，又告诉了比得尔的副手弗朗西斯科·盖。
尽管丝毫不见成功的迹象，他的计划仍以军事化般的精确进行。“谁接替我”戴高乐对弗朗西斯科·盖说：“那不管我的事。你将做你认为该做的任何事情。”1月19日星期六下午，戴高乐打电话给因感冒在家休养的路易斯·若克斯，并要求他尽快康复，因为戴高乐将在第二天中午召开部长会议。这些命令足以使路易斯·若克斯忘却病痛。所有的部长都接到了在圣多米尼克路参加会议的通知。
将军自己12点钟刚过便步入会场。他身着制服，脸色有一点苍白，但依旧像过去那样傲慢倔强。他与到会者一一握手，并在他们就座之前，做了简短的发言宣布辞职。然后他走出房间，上了楼，给立宪议会主席写了一封辞职信，然后回到内衣尔的家中。
一搏而不中
如今的马里勒罗尔不过是巴黎城西一个郊外居民区。它是50年代建设起来的首都周围的诸多卫星城中的一个。城里有塔楼、超市、舞厅以及明朗但毫无特色的公园。首要的设施要数高速地铁，运载当地的居民迅速而舒适地出入巴黎市中心。
但1946年1月时的马里勒罗尔是一个迷人的村庄，坐落在广阔的皇家领地的边缘。这片皇家猎苑占地宽广，风光迷人，路易十四曾在此狩猎。园中的山林别墅，由太阳王的建筑师们为狩猎季节使用而建。戴高乐将军决定辞职后便退居这里。他花了一小笔钱向美术公司租下这栋房子。戴高乐夫人比较喜欢这里，因为房子很小，不像内衣尔的那一幢太过空旷。而且距巴黎又近，这样将军可以架起他的政治望远镜观察在他离任之后首都所发生的各种变化。
不管后来别人或者将军自己如何评说，他的辞职令大家在惊愕之余，全都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不到一周，他的名字便从巴黎报纸的头版上消失了。协商与谈判已经开始，但并不是请他复职，而是为了弥补他出走后所留下的空档。他不得不向法国空军交出他的那架DC4“空中霸王”飞机，也不便保留他的那辆卡迪拉克轿车，尽管这是艾森豪威尔给他的礼物。他甚至不得不买一辆小型法国轿车，戴高乐夫人则不得不学习开车。由于除了戴高乐的军人津贴他们就别无收入，开支就非常紧张。有人建议将他的军衔由准将升为正式的将军，甚至是法国元帅。这部分原因是为了增加他的津贴。但这一建议遭到将军的坚决拒绝。他在写给某位被指派进行谈判的倒霉的部长的信中说，他的职务和军衔，在自1940年6月以来的5年7个月零3天中从未有过变更的需要，而现在试图采取的每一种行政解决方法都将是奇怪甚至是荒唐的。
出于更为严肃认真的意图，他再次与抵抗运动的
雷米”，自由法国反谍报局的“帕西”，以及曾经在自由法国主持在伦敦的广播的莫里斯·舒曼取得联系。1946年4月7日，在马里勒罗尔一个洋溢着欢乐气氛的仪程简单的家庭聚会上，戴高乐夫妇与20位家人共同庆祝他们的银婚纪念日。就在此时，戴高乐已开始在策划筹谋了。午饭后，他把他的内兄旺德鲁叫到一边。他是人民共和运动成员，刚当选为众议员不久。戴高乐鼓动他发起一场运动来抵制那些“老朽的政党们”正在制定的宪法。
离开聚光灯投射的政治舞台，众人注目的中心位置，戴高乐已开始感到乏味无聊。在马里勒罗尔园林里长时间的散步根本不如内阁会议或者第五街那漫天飞舞的彩带兴奋与热烈。而没有他政客们也一样干得很出色，法国人民亦是如此。2月份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大部分人对将军辞职感到高兴。更让他无法忍受的，便是以前在他手下工作的部长们，有些竟在他的继任者费利克斯·古安的政府里继续留任，尤其是比得尔，依然负责外交事务，并仍旧推行一种在戴高乐看来是软弱与亲英的政策。这不仅令人气愤，而且是一种背叛行为。戴高乐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戴高乐在1946年早春与抵抗运动的老同志们所做的接触并不是无的放矢。此后不久，戴高乐便开始认真策划政治上的卷土重来了。他先将这一打算透露给对他忠诚不移的那个小圈子，其中包括加斯东·帕莱夫斯基，克劳得·莫里亚克，尼伊得·博纳瓦尔，克劳得·居伊和在伦敦便已加入自由法国的第一书记伊丽莎白·德·马立伯尔。5月12日，他们一起去参拜了克莱蒙梭墓。这一天也正是欧洲胜利日和圣女贞德节。他们站在这位伟人的墓前。戴高乐面色苍白，神情激动。他在忆述克莱蒙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丰功伟绩时，特地对这些忠诚的追随者意味深长地强调说：“我们现在愈发弄懂了一件事，那便是无论未来或者过去，如果没有铁的纪律来约束，没有强大的政府来引路，没有团结一致的热情民众来支持，就不会有安全、自由乃至效率。”
到5月末，马里勒罗尔完成了它的使命。在科隆贝1944年被德国人毁坏的房子已经整修好，或者准确地说是可以住人了。那时新建的一座塔楼，还没有完工。房子还没有装修，花园里的杂草丛生。但戴高乐夫妇决心搬过去。1946年5月25日，他们离开马里勒罗尔，取道阿登，在那里稍作停留，以拜访伊冯娜的哥哥雅克。6月1日他们回到了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家。
辞职刚刚4个多月的戴高乐，开始深刻反省在他政治生涯的第一阶段中的种种经验教训。他对克劳得·莫里亚克说：“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有一天我会成为法国的领袖……但是事情将以何种方式发生却是我所不能预见的。我一直觉得自己会出任国防部长，由此而一发不可收拾。”反省之后得出了明确的结论。他的1940年6月的飞赴伦敦，以及后来战时为法国的领导地位所进行的斗争，都是某种畸变的产物，是种种机遇相加的结果，决不会再重演。从现在起，他必须在法国本土上，在和平年代的混乱政治局面中抓住机遇。从这一结论出发，戴高乐开始考虑他下一步的行动。
尽管戴高乐的辞职让很多人如释重负，但第四共和国的诞生并非一帆风顺。立宪议会制定出一部新宪法，但却在5月5日的全民公决中遭到否决。6月2日进行了新一届立宪议会的选举。选举结果同前一次差别不大，人民共和运动获得28％的席位，共产党26%，社会党21%，其他各党派所占席位也都和从前相仿。
就在此时，将军决定有所行动，他要就适合法国的正确宪法表明自己的思想。他为做这一阐述所选择的时间和地点都是精心策划和安排的。6月16日，他归国整满两年，而贝叶，正是他归国后第一次演讲的地方。结果场面并非像他所期望的那样可观。准备工作其实做得非常仔细，雷米和他的抵抗运动的老朋友们专门负责办理此事。两年前，便是在这个广场上，那时仍未得到人们承认的准将，第一次在法国国土上对公众发表演说。如今这里已经搭起了高台。战斗法国的重要人物们现在都坐在主席台之上，其中包括阿让留、柯宁希、朱安、舒曼、苏斯戴尔，当然少不了忠心耿耿的帕莱夫斯基。作为前国家元首，戴高乐得以在警方摩托车队的护送下进入广场。
天公不作美，那天大雨倾盆而降，听众都急着回家，而戴高乐的演讲又过于冗长。讲稿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才写好，读起来不太自然流畅。戴高乐用了近半个小时才讲完。而那时他的听众们早已成了落汤鸡，全身湿透。这次演讲本身也并不很出色。当然，戴高乐提到了他新近的辞职，并声称他在法国人民刚刚选举了立宪议会便“退出舞台不仅是为了从政党斗争的漩涡中拯救出我们所象征的东西和属于整个民族的东西，更为着使个人的意志在我们治理国家的过程中不得以任何方式影响立法者的工作。”这番讲话至少有点言过其实，但在当时却达到了他的政治目的。这就意味着对于法国应选择怎样的宪法，他自认为现在可以全不顾虑自己今后有无可能成为政府公职的候选人而大谈其观点，别人也无法以派性来指责他。于是他就这样到处宣传他的主张。
他的建议同他以往所讲的没有什么变化：先要有一个由普选直接产生的立宪议会，然后是一个处于从属地位的修定法律的议院。议员大部分由地区或市的政务委员会选举产生，但也少数是来自在国家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不同组织。行政权应归属于由一个选举团所选举的总统。选举团的人员来自上下两院，加上少部分外来的代表，比如来自海外领土的代表。按照美国的模式，将由总统任命的内阁部长们来处理国家日常事务。戴高乐没有提到司法系统，只是在他演讲的开场白中说司法要与立法和行政相分离。
以他在贝叶的演讲而论，没有什么东西很具革命性，或者哪怕是波拿巴式的独裁性质。况且实事求是地讲，这一演讲十分枯燥乏味。但在新闻界，这篇演说被看作是与民主的对立则立刻遭到攻击。报上发表的文章指责，戴高乐想确立的不过是波拿巴式的独裁统治，而戴高乐本人就是一个新波拿巴。将军对此批评怒不可遏，他毫不掩饰自己的不满。两天后，他有意拒绝前往凯旋门参加“六·一”纪念活动，而去了一个叫做蒙瓦革里安的刑场。抵抗运动的许多领导人在此英勇就义。
他的这一行动饱含着深情，也达到了预期的感人效果。在这个刑场上，戴高乐与他的那些投身于解放事业的老战友们一一握手，并紧紧拥抱一个父母双亡但仍佩戴着父亲的解放勋章的孩子。人们怀念起往昔的艰难困苦，无不泪眼相向。尽管有些犹豫，但有人开始高喊：“戴高乐万岁！”而喊声一浪高过一浪，这喊声使戴高乐千言万语涌上心头。当戴高乐准备讲话的时候，有人发出叫大家安静下来的嘘声，人们便都静静地等待着。戴高乐突然将身子挺得笔直，将他两只紧握的拳头伸向空中，形成一个巨大的V字，同时高喊：“法兰西万岁！”这声音犹如最后的号角给人以力量。
戴高乐的这一举动充分展示了他善于表演和感染的能力，本应激起政府公开而尖锐的反击。但政党们正忙于组成新立宪委员会，稍不留神，便没有注意到戴高乐在贝叶的所有提议，因此他们一直安之若故。这反过来又鼓舞了戴高乐的支持者们。7月28日在巴勒杜的又一次演讲过后，得勃雷前往科隆贝拜会戴高乐，试图说服他与人民共和运动并肩携手，领导该党夺取选举的胜利。而这一胜利，有了戴高乐的领导，必将指日可待。
但在此时，将军失去了得以卷土重来的第一次良机。人民共和运动是一个强大的政党，而戴高乐可随时取得该党的领导权。政府害怕了。然而戴高乐却拒绝了勃雷的请求。他的这一决定部分是受了自尊心的驱使，部分是受他原则的影响。说到自尊，因为在他看来，人民共和运动的领袖们诸如比得尔，舒曼，泰让和其他的人都已背叛了他；说到原则，因为他凭直觉感到，人们正在怂恿他加入的政党体制，在法国将一事无成。这一点他已经多次重申，要他出尔反尔是不可能的。
新宪法最终被制定出来交付立宪议会讨论。但它存在着戴高乐所担心的全部弱点。总统的权力非常有限，唯一重要的职责便是任命总理。而总统自己则由议会两院选举产生。立宪议会掌握国家的实权。除非在连续两年之内有两届政府垮台，立宪议会不得解散。8月27日，就在讨论之前，戴高乐发布了一项声明，对新宪法提出了严厉批评。没有人留心戴高乐的声明，即便是人民共和运动也从整体上支持这一宪法。事实上有关宪法的全部争论已愈发无味，大家都想尽快把事情画上句号。
1946年9月26日，浮日省的厄比纳尔解放两周年。戴高乐应邀前往该城参加纪念活动。在那里，戴高乐又做了一次努力，但已为时太晚。在前一天晚上，立宪议会已投票通过新宪法，并将在10月13日交付全民公决。将军讲话时热嘲冷讽。他首先驳斥了时下正在流传的关于断言他有独裁野心的种种荒谬可笑的说法。然后，他提出一个问题，即新制订出的宪法中的种种条文是否合理。最后他便自问自答道：“绝对不！它与共和国毫不相称。”然而他此次努力又没有效果。此后举行的全民公决以微弱多数通过了新宪法。戴高乐悲哀地评论道，三分之一的法国人屈从了这个宪法，三分之一的法国人反对这个宪法，三分之一的法国人对宪法漠不关心。第四共和国便诞生在种种让人疑虑的先兆之中。
紧接着，在科隆贝立刻举行了备战会议。反对新宪法的一方失利了。新立宪议会的选举定在11月10日。对戴高乐而言，现在唯一可行的方法便是影响选举的结果。戴高乐的那些被不友好的新闻界称作“帝国卫士”的老朋友们向他建议支持一个新近成立的叫作“戴高乐主义者联盟”的团体，但遭到将军的拒绝。他这种拒绝完全正确。“戴高乐主义者联盟”在选举中影响不大，只获得了3％的选票。
选举所产生的新一届立宪议会几乎完全由反戴高乐派组成。在胜利者的眼中，戴高乐的时代在法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希望他能心平气和地面对这一现实。在巴黎，还有人一本正经地建议他接受总统的职位，这对他简直是莫大的污辱。他在1946年圣诞节的第二天发表声明说：“就我而言，要服务于我的国家，我就不能在毫无实权的情况下担任一个软弱政府的首脑。”
然而，在将军的头脑中，他从未想过要去欣然接受这个国家给他下的定论。现年56岁的他，当然不会喜欢过一种体面的退休生活，尽管很多人正试图将他引上此途。他坐在科隆贝的家中，听他那台古旧的无线电收音机播出的新闻，全都是些平凡不惊的事情。新闻时间里，伊冯娜坐在一旁打毛衣，从不插言。而她的丈夫一听到以往的同僚进入新政府效力的报道，气愤之余，竟往收音机上吐唾沫。更让人难以容忍的，便是那些第三共和国的老朽政客们诸如埃里奥、奥里奥尔、布吕姆、拉马迪埃之流，又重返内阁热火朝天地大干起来。在他收听广播时，他用诸如“阉人”、“面首”、“鸡奸者”、
喝自己尿的人”、“吃自己呕吐物的人”等等军营里的五花八门的秽语嘲骂这些政客。他一边骂，伊冯娜一边织她的毛衣。
这种局面显然不能维持多久，戴高乐的情绪如同一座即将爆发前的火山，汹涌澎湃。这并不只是因为他被排挤在当时的政治之外，也并不单单因为别人对他为法国所做的一切忘恩负义，老实讲，也不是因为对新宪法及其所带来的一切的全面抗议。所有这些都是可以切实感受到的因素。而最终促使他采取行动的却是他的某种感悟——他意识到生命在流逝，时光不是很多，而未来设若不能掌握主动，则只能闷坐在家中，面对无动于衷织着毛衣的妻子，耐着性子消磨每一个黄昏，变得老朽不堪一事无成。他当然不准备这样生活。但重返充满活力的公众生活需要一个借口，正如那一时期他的拜访者们所注意到的，他感到乏味，甚至有些沮丧。但以此为借口是行不通的。而且在发生了那一切以后，这个借口必须冠冕堂皇。他不想再冒失败的危险，而这一次若再失败，他可能永远都回不到政治舞台。绝没有理由只因为寂寥便冒险，而必须成功有望时才可行动。对将军来说，成功意味着他作为法国合法的统治者卷土重来。
戴高乐所找到的借口，是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即战争的威胁，这绝非空穴来风。丘吉尔就曾经警告世人欧洲已为铁幕一分为二，而东欧国家正在缓慢但却稳步地被强行纳入苏联社会主义大阵营。斯大林以冷酷无情的手段加紧了对东欧的控制，而1947年1月波兰的选举就是一个有力例证，选票还未统计完毕，选举结果便已经公布了，其中包括共产党控制下的政府的组阁。而德国东部时下已成了红军巨大的训练场地。但最糟糕的，莫过于来自苏联的威胁，因为当时苏联原子弹研制已有相当的进展。
1947年2月2日，戴高乐告诉克劳得·莫里亚克他对日趋紧张的国际局势以及法国所做出的反应非常担忧和失望。“我准备组建一个联盟，”他说：“这是唯一的希望。”将军打定了主意。他并不是去组建一个新的政党，而是要在超越政党政治的前提下，将全体法兰西民族结成一个联盟。他认为他的国家已陷入一个冷漠的深渊，他要领导规模宏大的抵制运动来同这种现实抗争。
戴高乐迅即展开行动。抵抗运动那些忠诚的老战友们接到了科隆贝发出的消息。一些人拒绝加入，但很多人同意与戴高乐一起开创新的局面，其中包括斯戴尔、帕莱夫斯基、沙邦·戴尔马、德勃雷、瓦隆、摩兰达，而首先是安德烈·马尔罗。将军又兴奋起来了。“我在重新组建自由法国。他说。在科隆贝或在佩鲁斯·雷米酒店安排供将军使用的房间里，会议在秘密地进行。新运动被定名为法兰西人民联盟。其组织机构也初步建立。被人们称为“伙伴们”的高层成员，将被按照其他区分布组织起来。所有人每年都将参加一个叫做全国会议的盛大集会。
这将是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但如何领导和组织这一运动将是一大难题。在法兰西人民联盟中，所有权力被赋予主席身旁的一小群阁员，由他们就政治，管理，策略和其他任何问题做出决定。而主席的决定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任何人不得提出不同意见。主席当然由夏尔·戴高乐担任。对于一个大型群众运动来说，这是一个可能组成的最富权威性的机构。
准备工作一帆风顺，进展迅速。1947年3月30日，戴高乐应邀参加在布卢讷伐尔举行的仪式，以纪念1942年2月英国人和加拿大人组成的突击队在此登陆并成功地摧毁德军的一个雷达站的壮举。戴高乐等人决定将此次活动搞得轰轰烈烈。
在布卢讷伐尔迎接他的人群大约有5万之众，其中大部分是参加抵抗运动的老同志们。他们顺着泥泞不堪的诺曼公路一路赶来，而那天交通又拥挤不堪，堵塞难行。一座高台便建在峭壁脚下，饰以三色法国国旗和洛林十字旗。将军登上高台，发表讲话。他通过扩音器以极其庄重的语调向人群宣布：“成千上万的法国人民将集结在法兰西的周围，抵制乏味的游戏，重建一个更加有力、更加合理的新政府框架。”话里的意思显然同贝叶演说相似但更直露坦白。
这足以促使政府在恼怒之下采取行动。就在次日下午，现任总理拉马迪埃前往科隆贝，想弄明白戴高乐到底用心何在。拉马迪埃直到晚上9:30才赶到科隆贝，而戴高乐当时正要就寝。当来访者的汽车停在布瓦塞里的正门前时，一个侍从打电话给戴高乐说：“将军，一位先生想见你。”“是谁？”“他说他是法国政府首脑。”
在第二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拉马迪埃披露了会见的结果。他说：“戴高乐将军将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在今后一段日子里发表一系列的演说。这些演说将只代表将军个人的观点，政府将无意干涉。”但如果拉马迪埃以为将军的打算不过如此，那他很快就会大吃一惊。4月7日在阿尔萨斯的首府——反德的民族象征斯特拉斯堡，戴高乐发起了更猛烈的攻势。
他在6号星期天便到达该城，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一个宗教仪式，纪念1944年在阿尔萨斯战役中阵亡的6000名美军士兵。弥撒完全按照正式场合的礼仪规格进行。而星期一，气氛完全不一样了。正如《世界报》所说“国立星期日之后（迎来了）政治的星期一。”将军站在市政府大厦的阳台上，向大约5万之众的激动人群发表讲话，他的情绪带有明显的攻击性。他首先抨击了政府的种种劣行，然后在讲演进入高潮的时候，他的语音也如疾风骤雨般席卷全场：“有如此思想和感受的法国男人和女人们——我深信这将占我们民族人口的绝大多数，如今已到了我们结成联盟来证实这一点的时候了。现在，建立和组织法国人民的大联盟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个联盟将在法律范围内，不受各种不同意见的干扰，以促进全国民众起来努力拯救我们的国家深化改革，并使之走向胜利。”
他的话已经再清楚不过了。但还有一个问题，即在实践中如何“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事。但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值关注的话题。将军的演说发挥了魔力。当他站在那里，以伸展开的双臂所形成的V字向人群致礼时，大家便群情激奋，振臂高呼，齐唱《马赛曲》。戴高乐自己也跟着大家唱起来。人潮此起彼伏地高喊：“要戴高乐上台！”
巴黎舆论对此予以严厉地抨击。部长们既气愤又害怕。布吕姆尤其尖刻。他对总统万桑·奥里奥尔说戴高乐沉迷于自己的错觉不能自拔，一心想做一个君王。布吕姆继而以哀伤的语高说戴高乐的行为将“在他那本该保持纯洁和超脱政党斗争的荣光上面投下阴影。”奥里奥尔的回答则更充满苦涩味：“他在1946年曾告诉我他将超然于政治斗争之外。我很遗憾他骗了我。”然而将军自己如今却异常痛快，情绪高亢，仿佛一下子
年轻了20岁。”在科隆贝的亲朋们都知道这样一件趣事。一次戴高乐吩咐再也不要在他的信封上印上在科隆贝的地址。他解释说：“我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我有无所不在的本事。”
为组建法兰西人民联盟，4月14日戴高乐等人采取了第三个步骤，即在巴黎发布一项公报，宣布组织正式成立。10天后又举行了新闻发布令。比之十几年后将军的一连串盛大的新闻发布会，这次不过是一次预演。将军身着法军蓝制服，坐在一张式样简朴的桌子旁边，桌子后面有淡绿色幕布作背景，他不时以拳敲击桌面来强调某个观点。当然，将军在回答的技巧上还算不上完美。有时提问很不友好，迫使将军给出一些他本不想给的答复。但将军仍在学习中，而且他已经懂得如何做机智的反驳。事后，将军觉得自己表现不错，但埋怨在场的新闻记者的态度太不友善。他决定以后将不再抱怨。
到1947年4月底，很显然将军的话语已征服了成千上万的民众。法兰西人民联盟在积聚力量。新闻发布会以后的两周内，报名加入联盟者已超过万人。总部设在巴黎的索尔费里诺街，分支机构则延伸到法国各主要城市。集会遍布全国各地。由于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遭到苏联的反对，使得法国公众群情激愤。戴高乐便在此时向共产党人开火了。7月15日在雷恩的一次集会上，戴高乐发表演讲，将共产党人说成是第五纵队，痛斥他们阴谋将法国拱手献给苏联，而变成苏联的卫星国。只有这一次将军表达了对美国的赞同，声称马歇尔计划是欧洲防务的关键。而对那些“老牌政党们”，戴高乐则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在樊尚的一次集会上，将军讥讽他们“躲在狭小的角落里，在一小堆火上煮他们的一小锅汤。”
1947年夏初，法国将面临法兰西人民联盟与几大政党的一场大较量。共产党人要求成立治安维持会，以保卫共和国。社会党人和人民共和运动禁止其成员加入法兰西人民联盟。然而该联盟发展势头不减，到9月份其拥有大约40万成员。1947年10月在地方选举中各政党展开了力量的角逐，戴高乐的行为让许多法兰西人民联盟的成员大吃一惊。因为直到那时，该联盟还被认为是政党之外的某种组织。事实上，这种想法曾是创建该组织的源流与基石之一。然而戴高乐感到机遇来了，决定要推荐候选人参加10月份的选举。事实上早在6月底，他便不顾抵抗运动一些老朋友的劝告，做出了这一决定。这样法兰西人民联盟顷刻之间摇身一变而为一个政党，而戴高乐名正言顺成为第四共和国的又一位政党领袖。他原先所说“超脱于政党政治之外”的矫饰将不复存在，这不能不说是风险极大的一次赌博。
戴高乐的这场赌博差不多成功。在选举中法兰西人民联盟扫除了它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对手。该联盟以40％的选票轻取仅获29％选票的第二大党共产党，并在法国25个最大城市选举中，在13个城市获得了胜利，其中最辉煌者，要推在巴黎的大胜。
此时，将军却过高地估计了形势。他呼吁解散立宪议会，举行新的选举，并特别强调要重建选举体制。一时间可谓春风得意，神采飞扬。而现政府的部长们早已被选举结果搞得心神不宁，坐立不安，戴高乐的纲领至少对他们来说完全不对胃口。但奥里奥尔总统仍很沉着，并注意到所有的人都认为立宪议会的解散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而将军也无意通过协商解决问题。正如瓦隆后来指出的：“若是当初我们能稍微通融一下，坐下来谈判，我们在两周内便可掌权。”他还说他们所要做的，无非是“给爱丽舍宫的服务员打个电话”。但谈判不在将军的计划之中。曾经讨论是否需要通过军事干涉夺取政权，但这一可能性很快便被排除了。
现状的捍卫者们为巩固他们的阵地也迅速行动起来。拉马迪埃悄然下台。当布吕姆被证实无力组成新政府时，奥里奥尔则转而寄望于罗伯特·舒曼。气质上更趋德国化的舒曼来自洛林，既非那种善于蛊惑人心的政客，也不惧怕戴高乐。而在奥里奥尔眼中，这正是舒曼的长处。法兰西人民联盟与政府公开对阵，彼此都在关注着对方，但双方都不打算妥协。随着1947年的过去和1948年的来临，这种僵局仍未打破。尽管立宪议会争吵不休，各地也零星存在工业暴力事件，但舒曼政府击溃了使国家陷入瘫痪的罢工运动，在内政方面成绩不菲。然而国际间的紧张局势继续存在，苏联已控制了捷克斯洛伐克，冷战愈演愈烈。正如民意测验所显示，国际形势愈是紧张，戴高乐便愈有民心，而天下愈太平，他的支持率就降低。
而此时，戴高乐的个人生活中却发生了一桩悲剧。他的女儿安娜，那个他最爱而关心最多、付出心血最多小安娜，患肺炎在睡梦中离开了人间。戴高乐在1948年2月8日给他女儿伊丽莎白的信中写道：“安娜变得更加虚弱，而且感到呼吸越来越困难。”两天后又写道：
她死在我的怀里。”她的母亲和保姆当时都在场，科隆贝教堂的堂区牧师已经赐福予她。“她的灵魂现在得以解脱。然而失去了这个一生受病痛折磨而无法治愈的可怜的小女儿，我们的悲恸是无可名状的。”
这的确是戴高乐的肺腑之言。小安娜也许是夏尔·戴高乐一生中唯一真正全身心爱着的人。他与其他家人的关系向来不是很融洽。几乎是以一种补偿的方式，戴高乐对安娜付出了那种只有智残孩子的父母才能给予的强烈的爱。即使戴高乐很少承认，但他的确从安娜的存在中感到了相应的舒适与满足。她的不幸夭折，夺走了将军的最后一丝安慰。没有人能替代安娜的位置，即使是他的夫人也不行。他们把她葬在科隆贝的教堂墓地里，仪式简单而催人泪下。“你看，”戴高乐握住站在墓旁的伊冯娜的手对她说：“现在她和别人没有两样了。”
安娜去世后，戴高乐一度情绪消沉。甚至他的讲演也因此受到了影响。1948年4月16日在马赛的一次大型集会上，他看上去疲惫不堪，意志消沉。而人们普遍认为马尔罗演讲比他更出色。诚然，无论将军出现在哪里，人们的情绪依旧高涨。在马赛，他在一条系在码头边的船上演讲，而早来站在前排的听众干脆被后来的人群挤落水中。然而随着集会在春季和夏季的继续，集会的气氛却越来越具暴力倾向，同时公众的支持率也日益下降。
9月18日在格勒诺布尔的一次集会上，发生了最严重的事端。这次集会旨是在为下个月的县选举中争取支持，但最终演变成一场可怕的骚乱。不少汽车被焚毁，一个共产党的支持者被枪杀，另有14人受重伤。在此后的调查中发现，“秩序处”是法兰西人民联盟的秘密半军事化组织，由前抵抗运动的雷米上校统领，在巴黎其人数不少于6千，在外省其成员超过了6万人，并补充以纪律松弛的“突击兵团”的成员。而后者携带枪支，并在某些场所，尤其是在格勒诺布尔这次集会上，极端残忍地驾驶他们的吉普车冲进人群。
法国公众终于忍无可忍了。而将军一方面不肯为他的追随者们的暴力行为负责，又确在10月1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拒绝保证不采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使得法兰西人民联盟的威望一落千丈。在市议会选举中，该联盟不仅得票大幅度减少，而且议员人数也不断下降。而这一期间，运动中也充斥着鼓吹强硬路战的好战派分子。1949年6月，该联盟的10名成员因策划政变而被捕。
1951年6月17日的普选标志着法兰西人民联盟作为一股曾经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已经日薄西山。领导层内部本已存在分歧，而选举结果则更不近人意，只获得了27％的选票，下议院627席中只占了120席。显而易见，法兰西人民联盟已不再处于能左右局势的重要位置了。1952年6月，有人请苏斯戴尔出面组织一个联合政府，这对将军来说，是无可复加地背叛。尽管苏斯戴尔拒绝了这一邀请，但几个月后，又选出由安托尼·比内领导的新政府，其中有27张赞成票来自法兰西人民联盟的下院议员中持不同政见者。到1952年底有45名议员与该运动分道扬镳。戴高乐得出了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即法兰西人民联盟，作为一支沿着他所设想的方向进行改革的力量，已经画上句号。1953年5月，该联盟在4月份的市议会选举中全线崩溃后，戴高乐最终承认了他的失败。他正式解除了该联盟剩余议员对联盟的效忠义务。一年后，该运动也销声匿迹了。最后，在1955年6月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宣布退休，不再涉足公众生活。他的第二个政治生涯就这样虎头蛇尾地收场了。
对于将军的支持者来说，法兰西人民联盟这段插曲多少令人有些难堪。让人始终不解的是，将军从一开始是否真心想要发起一场运动，组成一个超然于现存政党之外的“联盟”，还是他头脑中早就清楚该联盟总有一天要蜕变为一个政党，或者干脆他自己也没有一个确定的想法。
这正是问题的核心所在。戴高乐具有领导一场全民族运动的气质，这正如他在领导自由法国时所表现的那样。但有趣的是，人们发现，在法兰西人民联盟的开创过程中，充满着一种对战时光辉岁月的怀旧情绪。当戴高乐情绪不好时，他本人也常如此看待该联盟。而另一方面，当他一旦决定为1947年市议会选举推举候选人时，法兰西人民联盟便摇身一变为一个现存政党。而以他的脾气，他又不可能接受在任何一个政党中都无法避免的妥协折中。该组织口号极富煽动性，为充满戏剧性色彩的游行而准备的孩子气十足的装饰，以及对那些只盼着能大打出手的年轻暴徒们所产生的吸引力，都使它变得越来越像是30年代法西斯运动的重演，这让人厌恶，也让人恐惧。
戴高乐本人对法兰西人民联盟显然并不引以为豪。在他的回忆录里，对整个这一时期的描述只是一笔带过。尽管如此，它带给戴高乐三条他先前始终欠缺的政治经验：首先，他必须走出门去接触真正意义上的在法国的法国人，探寻他们到底是怎样的为人，而不能只靠臆想；其次，他开始懂得并欣赏人们多方面的能力，以及前抵抗运动支持者们的关系网络的突击功效。这些人中不少在以后又和他同返政治舞台，并在他的手下担当部长，而该关系网络曾奠定了法兰西人民联盟的组织基础并将在1958年以相同的方式再度为戴高乐效劳；再者，他将以直接面对方兴未艾的欧洲运动，这使他在日后能够深入思考法国在现代世界中所应承担的角色。当时，让·莫内十分走红。1951年煤钢共同体的建立不过是超国家化的开端。这是戴高乐所必须面对的挑战。
战后10年夏尔·戴高乐给人最深刻持久的印象就是他的转变。他学到了某些政治斗争的艺术，尽管还不是全部。他需要一段时间的思考来消化吸收他所学来的东西。另外，他的性格中又多了新的内容，即人性所具有的爱人之心。过去他的这一品质一直不为外人所知，甚至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毋庸至疑是他女儿安娜的离去激发了埋藏在他心中的这一情感。只有在他的意志力和专一精神得到这一品质的陶冶之后，戴高乐在法国乃至全世界面前，才不仅仅表现为一位勇敢而倔强的将军，或者自负而偏激的政客，更是一个具有真正意义上的高尚人格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