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之夏
从许多方面看，夏尔·戴高乐将军都不大像个英雄。他的颀长身材尽管无疑会给人们深刻的印象，却显然不够威仪。即便是1944年他已53岁时，他的身躯仍很僵硬，而且此后亦无改观。他的须发此时已经斑驳，过去四年的颠簸流离艰辛病痛在他脸上刻下了一条条或深或浅的皱纹，他的眼光也流露出疲惫之情。而他的体形仍旧瘦削难看，远不像个政治家。他看上去孤高而超然，冷漠而多疑。
他不仅体格不那么赏心悦目，而且或许正因此而显出他的羞涩腼腆。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身为战俘的那段日子，他就对自身这一性格已有所觉察。他完全不同于丘吉尔、罗斯福甚至斯大林，他不能像他们那样随心所欲地施展魅力。他仍更像个惯于发布紧急命令的军人，不善于讨好大众，赢得民心。诚然他的修辞技巧比之1940年6月时造作古板的表现已进步不小，但只有在他侃侃而谈一个遥远而几乎无形的话题或者论及诸如“永恒的法兰西”一类的抽象命题的时候，他才能够激发出一种独特的激情与高超的感染力，从而打动人们。
他的腼腆，在个人交往中表现得很明显。在和他的亲人与密友的相处中，1944年中的戴高乐能做到轻松自然，诙谐幽默，偶尔甚至以自嘲为乐。他与女儿安娜之间的感情，已远非所谓感人的深情所能形容，仿佛是他这个身残的女儿帮助他得以放松自己。在家里他每天都特意留出一段时间同女儿共同度过。全家住在弗罗格那尔的时候，比如1942年和1943年的头几个月，他一度在晚间邀请邻居来玩一种拉米纸牌游戏。但这并不是一般的游戏。他把安娜安置在牌桌前，动作轻柔地帮着她出牌。此种温情，比之导致英国人不怀好意却又不失精当地给他起的绰号“通条”和“苦艾”的那些个性，截然不同。
而对于他这个小圈子以外的人，戴高乐则表现出很强的防范意识。他变得拘谨生硬，很难与人共事。而且不时对他的部属发脾气，态度生硬粗暴，让人难以接受。事实上，尽管在战争中戴高乐的地位不断得以巩固，他的忧虑非但没有减轻，反而与日俱增。即便在最辉煌的时刻，戴高乐也竟会流露出疑惧与悲观的情绪，却极少有自我沉醉的时候。也许他性格比较忧郁，才会这样。
从他对公众舆论的吸引力来看，外界对他并不存有敌意。恰恰相反，盟国政府对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敌对态度，却令他们的新闻界大为不解。也并非他没有能力或不情愿学习交往的技巧。相反，他不但学得努力，而且成绩斐然。研究他的言行人们会发现，其实他只是不乐于运用这些技巧。欢呼的场面并不能引发他的灵感。他的灵感源于别处。
譬如，1944年7月初他第一次访美的时候，他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在新闻界看来，荣誉等着他来获取。而将军起初的表现也正是将要摘取桂冠的英雄。他以清晰而略带法国腔的纯正英语做电话讲话。面对镜头，他很少看稿。在白宫的草坪上，将军坐在一张藤椅里，极其轻松自然。他特地以一种精心选择的情感，提及“那些勇敢的美国青年……在海外同我们的共同敌人作战……美国人民，我们的朋友，全体法兰西人民无时不在思念你们，并向你们致敬。”讲话在美国各地播送，反响非常热烈。然而戴高乐却多少有点儿被搞糊涂了。
当然，他访问伊始，便得到极为隆重的礼遇。人们在华盛顿机场迎接他的到来，并立刻驱车送他前往总统府。而总统则以他那在世人看来极为灿烂欢欣的微笑问候将军。这一切通过报刊杂志上刊登的照片广为人知。衰老木然却精于世故的赫尔站在总统旁边，他非常清楚，罗斯福正在为几个月以后的连选做准备，戴高乐只是他借用的一张牌。
但是，如果说罗斯福在利用戴高乐，戴高乐则好像已准备被利用，而且任人摆布，异常顺从。他到达纽约时，众多的人们都渴望一睹他的风采，人群之多，差点失去控制。纽约市长拉瓜迪亚，在最黑暗的日子里，给予自由法国以一贯的支持。他在市政府接见了将军。会见非常成功。其间戴高乐用英语再次演讲——“我们所见到的来自纽约的鼓舞，同情与帮助是何其之多……”。晚上戴高乐同斯贝尔曼共进晚餐，此后参加了在麦迪逊广场公园所举行的集会。女低音歌手玛丽安·安德森在会上特意为他演唱了《马赛曲》。戴高乐又抑制不住的感情，几乎热泪盈眶。
自从6月14日他受到贝叶人民凯旋式的欢迎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他刚一返回英格兰，就发现英国的报刊上充斥着他出访的消息，并津津乐道于他所受到的礼遇。显然从那以后，美国人妄想对解放了的法国加以支配的企图就越来越难以实现了。6月16日，在戴高乐前往阿尔及尔前，艾登前往卡尔顿花园道别，发现将军完全像换了一个人，不再那么谨小慎微，他甚感诧异。
离开美国之前，戴高乐赞同艾登和维埃诺关于日后法国管理机构的讨论。他还不吝笔墨，写信给丘吉尔，向他保证法兰西将对大不列颠充满高度信任和不可动摇的依恋之情。丘吉尔由于对6月6日前后那场令人心碎的争吵仍历历在目，所以信回得十分冷淡。在他口述完这封信后对达夫·库珀说：“我很抱歉，但充其量我也只能这样复信。”
6月底，罗斯福的邀请已被接受。戴高乐访美日期定于7月6日至10日。维埃诺汇报说他与艾登的谈判已取得了90％的成功。换言之，联合王国正式承认法国临时政府，并暗示由它担当起管理国家的责任。戴高乐还确立了访问教皇庇护十二世的日期。这是一次奇怪的访问，因为罗马教廷在战争中的作为实在让人不敢恭讳，更不必说梵帝冈对屠杀犹太人采取的视而不见的态度。而戴高乐对于教皇的崇高精神印象更为深刻，而完全忽视了他在人权方面的记录。在这件事上，教会学校的老师们在他们这个学生身上烙下了印记，即罗马教皇是不可以被指责批评的。
7月5日，在帕莱夫斯基，贝图瓦特和蒂索的陪同下，将军乘坐美国政府提供的飞机飞赴美国。临行前，他寄给总统一封热情洋溢的短信，日期标为7月4日（美国国庆日）。但至少对罗斯福而言，这种新的友情十分肤浅。总统对戴高乐的厌恶之情并不比以往有任何减少。他把戴高乐比作：“一个思想狭隘的法兰西狂热分子，为实现自身利益野心勃勃，对民主原则非常淡薄”。而在另一个场合，恰值戴高乐访美之前，罗斯福说：“他是个疯子！”
因而，在华盛顿举行的官方会谈进行得很不顺利。罗斯福展示了他那惯有的迷人风度，而他那些很不实际的热情使戴高乐颇感困窘。罗斯福高谈阔论战后美国将如何通过苏美中英四大国各司其政而统治世界，还谈到美国遍布全球的众多基地，其中有些还将建在法国领土上。听着这些奇谈妙论，戴高乐一声不响。事实上，他对总统，甚至如同对教会一样充满敬畏。在白宫进茶点，由赫尔陪同，次日再入白宫赴午宴，与斯提姆逊进餐，参观阿灵顿公墓和林肯纪念堂，招待会，社交聚会，所有这一切都让人眼花缭乱，戴高乐更是头晕目眩。所有过去的坏蛋似乎都变成了名人，罗斯福个性突出而耀眼，赫尔为人高尚；其他人也都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戴高乐在其回忆录里这样讲道。
罗斯福在戴高乐面前温和得体而背后却恶语伤人。这种对待戴高乐的两面派的做法，并不难解释。总统大选11月份举行，候选人之一，纽约州州长杜威发出了强劲的挑战，这使罗斯福感到十分棘手。他嗅到公众情绪的转变。既然美国公众爱戴戴高乐，罗斯福就要打戴高乐这张牌。美国政治就是如此运作的。其间，正是霍普金斯、摩根索和麦克罗伊私下里使将军明白，美国已同意埋葬美国占领法国的热情。
但戴高乐并非只是为美国所倾倒。美国在这一时期所表现出的信心也令他神往。这里的确是一个新世界，未来是乐观的，充满信心和希望的。7月10日在他到达纽约的时候，他为当地沸腾的活力高度的繁荣所震惊。所以第二天到达较为平静的加拿大后，戴高乐几乎感到一种解脱。在渥太华的访问是友好的，在一度坚定拥护维希政府的魁北克，接待活动则进行得更为小心翼翼。
7月13日，戴高乐返回阿尔及尔。他此次美国之行已经达到预期目的。在7月11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罗斯福的态度已经转变。他说，现在的问题远不仅是承认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美国还须承认该委员会为管理法国国家事务的现有权力机构。一度曾有所谓“对法国局势的新政策”，而实际上不过是戴高乐的支持者摩根索、斯提姆逊和麦克罗伊等人老调子的重复，但如今却多了赫尔的暗中支持。
怎样向总统进言效果最好，这是戴高乐的支持者认真考虑的问题。摩根索坚持认为他们的建议看上去应是非常新颖的。麦克罗伊同意这一观点，还认为在宣言中应有某些能引起总统好感的东西。他说：“我所指的，是那些总统一直在寻求的东西。如果把这些东西放入宣言，总统就一定会说：‘对，很好。’而连同其它内容一并接受。”这种包装技巧很管用，现存权力当局问世了。
但罗斯福的转变却让英国人非常被动。艾登和维埃诺已以极大的耐心就法国国家管理机构协商达成了一个详尽的协议，而总统在公众面前的声明，却使美国人俨然成为支持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先驱。正如哈维当时所写，罗斯福让人们以为“只有他才使大家摆脱了困境，别人则无能为力，从而为自己赢得了声誉。他是一个多么狡猾的政客啊！”艾登当时也对此十分不满，他发出质疑：“难道我们真的没有属于自己的外交政策吗？”
美国承认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为现存权力机构，则鼓励了丘吉尔和艾登去进一步发展大不列颠政府同戴高乐的关系。8月2日，丘吉尔在下院演讲时，对将军美国之行所取得的成功加以赞扬，他还准备11日前往罗马途中在阿尔及尔停留，以便能和戴高乐会晤。达夫·库珀把这一信息转达给戴高乐，但戴高乐的答复却是简短而唐突的：“我跟丘吉尔没什么好说的。”斯皮尔斯答应给想从法国干涉中摆脱出来获得独立的叙利亚警察提供武器，黎凡特地区冲突将会更加猛烈。戴高乐对英国的行为十分恼火。况且，英国在占领诺曼底前后对他的所作所为他仍旧耿耿于怀。因此丘吉尔在阿尔及尔机场所得到的不过是一封由帕莱夫斯基送来的将军亲笔信。信中说，在将军看来，他们最好不要在机场会晤，以便丘吉尔能在两次飞行中间得到休息。
这明显是怠慢，令人极不愉快的怠慢，尤其是对待像丘吉尔这样一位“统率75万将士，付出巨大牺牲，为解放法国而战的政府首脑”，就更非同小可。
此时的戴高乐忧心忡忡，情绪不振。国内局势的发展让他多虑与不安，抵抗运动内部意见不一，有的派别要求采取迅速而果断的行动，有的则认为，在盟军诺曼底登陆的行动全部完成之前，抵抗运动应保持克制，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激烈的起义与暴动此伏彼起，其大多为德国占领军无情镇压，尤以1944年6月底凡尔科尔等地最为惨烈，但共产党在运动中的影响日渐扩大。共产党人要求采取行动，使戴高乐不能不越发怀疑他们准备在战后法国抢夺胜利果实。甚至在最后一刻，戴高乐还认为，法兰西很可能从他的手心滑落到斯大林的掌中。
1944年8月11日，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对抵抗运动发布了一条指令，要求抵抗运动将自己的行动限制在罢工和可能条件下夺取人质的范围内，而且须在敌人力量薄弱的情况下方可行动。这条指令，对于各武装派别并不是振奋人心的号角。而紧随指令之后，亚历山大·帕罗迪被任命为临时政府在法国本土的总代表和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正式成员。帕罗迪的职责就是要控制局势的发展。
左派的威胁，不管是真是假，其阴霾愈加弥散。与此同时，右派的威胁又起，真是左右夹击，风波迭起。右派的威胁是一起由赖伐尔一手促成的奇特的事件。他自以为有能力在法国挫败戴高乐派的政府。同时，他准备搬出第三共和国时期的国民议会，借尸还魂，使其成为法国战后最具传统的权力机构，并以此保全自己，尽管他本人曾是扼杀1936年国民议会的同谋。
现在看来实在很荒唐，而当时该计划却似乎成功在望。赖伐尔请1936年国民议会的主席爱德华埃里奥来领导该运动是极为聪明之举，并争取前参议院议长朱尔·让纳内站在他的一边。但事实上，还有许多难题有待解决。首先，埃里奥仍在狱中，而且明显是倾向于戴高乐的。而让纳内尽管并未入狱，但也是众人所知晓的戴高乐分子，并且是个很难对付的角色。
赖伐尔曾劝说贝当投靠盟国军事力量以求庇护，但遭贝当拒绝。此后他在8月10日来到巴黎，争得了美国驻巴黎大使，永远忠诚的奥托阿贝兹的同意，通过美国情报局在欧洲的头目杜勒斯同美国人进行接触。但美国人的反应是暧昧的，远不如戴高乐后来所宣称的那样积极。
8月12日，赖伐尔去南锡，把埃里奥从监狱医院里接出来，然后把他带到巴黎。但是这位老战士没有陷入圈套。他说在首先征询让纳内之前，他不会有任何举动。这一时期，形势急转直下。盟军已经突破诺曼底地区防线，长驱直入法国腹地。希特勒获悉了赖伐尔的计划。德国纳粹分子德·阿、达尔南和戴布里农迅即调动力量来阻止这一计划。该计划遭到灭顶之灾。而赖伐尔被通知闭口。埃里奥再次被捕，并被押往德国。1945年4月，在波茨南附近，他最终从红军那里获得解放。
右派抢夺权力的闹剧到此落幕。现在戴高乐可以放心，一个由老朽的第三共和国的政客，贝当，而且很可能还有美国的支持所组成的集团绝不可能成功了。但左派的威胁仍然存在。而且无论怎样，盟军普罗旺斯登陆后其装甲部队在法国南北的挺进步伐都极为迅速，以至无论是否有来自共产党方面的问题，都已经到了法国临时政府首脑重返法国的时刻了。于是，戴高乐仍不得不按照外交礼仪的要求，请求盟军最高司令准许他访问法国。在向华盛顿做出只访问而并不打算留驻法国的保证后，戴高乐的请求得到了批准。1944年8月18日戴高乐离开阿尔及尔，前往诺曼底。
结果，那次飞行糟糕透顶。用了两整天的时间才飞到法国，中途在卡萨布兰卡和直布罗陀稍作停留。被派来接戴高乐和朱安的这架飞机发生机械故障，朱安不得不同飞机降落在直布罗陀机场。戴所乘坐的自己的小型洛克希德飞机在英吉利海峡上空迷失了方向，而油也所剩无几了。但是戴高乐非但没有允许他的飞行员在英国着陆，而是亲自以肉眼在瑟堡米岛上空导航，并命令他的飞行员在大雾中将飞机降落在诺曼底莫佩图伊附近一条临时修建的简易跑道上。前来迎接戴高乐的柯宁希和库勒，不得不四处搜寻飞机降落的地点。最后，柯宁希和库勒驱车送将军入瑟堡，并宣称是在那里与将军见面的。这次飞行历尽艰险，差点要了将军的命，尽管最后有险无夷，但将军仍暴躁不安。
柯宁希和库勒的汇报好坏掺半。库勒告诉将军机构运转正常，而盟国方面已摆正了自己的位置，不会再出现“假钞票”的情况了。而柯宁希的汇报，带来的却不是好消息。在巴黎，抵抗运动内部的矛盾冲突终于表面化了。抵抗运动各派别如今已被统一称作法国国内武装力量。而在这个组织内部，却派别林立，矛盾不可调和。其中有共产党人组成的一派，他们自诩为1871年巴黎公社的继承者；而被称为“观望主义者”的温和派则得到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支持，主要代表有帕罗迪和戴高乐的军事首席代表让·沙邦·戴尔马。诺曼底登陆后不久危机就发生了。当时许多抵抗组织为响应登陆成功而决定发动大规模起义，采取了过激行动。而后来来自伦敦柯宁希和阿尔及尔戴高乐的消息却要他们不得轻举妄动，令这些组织大失所望。而如今正在酝酿着一场新的危机，巴黎随时可能都会发生暴动，而帕罗迪却无力阻止。
事实上，在获悉美军装甲部队已进入对首都的攻击距离并将在48小时之内兵临巴黎城下的信息后，帕罗迪和沙邦·戴尔马如果不同意在巴黎发动总起义的话，他们就会被大潮抛到一边。驻守巴黎的德国将军冯·舒尔提兹违抗了希特勒的命令，没有破坏这座城市，并在8月19日那天接受了一项停战协定。可第二天停战协定即被破坏。警察罢工，巴黎工人区设起路障街垒，而在巴士底狱附近那些最富革命传统的社区，人们为同德军作战，拿起手边的一切武器，甚至连厨房里的餐刀都派上用场。小规模的战斗成百上千。并带来了不小的伤亡。维克多瓦圣母院尸体成堆，在炎热的天气里散发出腐臭的味道。资产阶级开始害怕眼前失控的局势会导致1871年革命的重演，派出代表前往戴高乐处请他尽快赶往巴黎。
首都的局势危如累卵。混乱的局面使一切都模糊不清，没有人全面了解起义的规模和进展。只是，一年以后，在《决斗》杂志上一篇普遍认为是卡米所写的社论里，对当时的真实情况做了较好的概述。文章中说，开始的时候，有四五千人，凭着几百条枪，按照制定周密的计划，拦劫了正在退却中的德国第七军的残部。此后不到一周，在曾经发生大革命的那些街区，有5万巴黎人从敌人手上夺过武器同德军展开街垒战。在对抗中，有近3000名巴黎人阵亡，7000人受伤。巴黎人拖住了德国，使其无法迅速退却。
与丘吉尔截然不同，戴高乐将军并不喜欢这些充满浪漫情调的想法。他可以为法国军事上的英雄行为流泪，正如在比尔哈希姆那一次，但街垒中那些年轻的巴黎人血气方刚，感情冲动，非但与英雄主义毫无关系，反而堕入了无政府主义罪孽深渊。事实上，他们所代表的是某种更邪恶的势力，对传统和权力当局发起了挑战。现在的关键是迅速采取行动以使局面得以控制。
戴高乐当务之急是要会见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8月20日夜里他们首次会面。艾森豪威尔阐述了他的战略计划：蒙哥马利的军团将从东北向里昂挺进，而布莱德利将军的军团将向巴黎南部移动，尽可能快地向莱茵河进军。巴黎将陷入盟军的包围，这样无须有不必要的牺牲，就可将其攻克。该计划从军事上讲是站得住脚的，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效益。但却忽略了首都的政治意义，更没有考虑到另一个巴黎公社的危险与威胁。
两天里，双方争执不下，而巴黎的巷战仍在继续。戴高乐确信艾森豪威尔的战略是错误的，但是他没有变动的权力。他唯一的武器，也是他一贯使用的武器，便是证实公众舆论对他的支持。这一次是解放了的法国的公众舆论。次日，虽然他只得到了暂时许可，他还是决定要尽其所能地对尽可能多的光复了的法国城市进行私人访问。他在各地所受到的接待，超过了两个月前在贝叶的热烈程度。况且如今这种热烈更少克制了。
由于日间在解放了的诺曼底和布列塔尼的访问给戴高乐以莫大的鼓舞，他从雷恩致电给阿尔及尔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汇报了解放了的法国普遍的士气状况，而更重要的，是致电艾森豪威尔将军，重申拖延对巴黎的解放将造成的危险。
次日，8月22日，在勒芒，他接到帕罗迪的来信，说巴黎的局势正在恶化，德军正在重新集结，准备反扑。碰巧，艾森豪威尔也从他自己的情报来源和布莱德利的部属那里获悉这一切。于是他改变了先前的决定，下令进攻巴黎，并同意把这一任务交给勒克莱尔将军的第二法国装甲师。这一决定无论从政治角度或从军事角度看，都是非常英明的。
勒克莱尔的装甲车从西南进逼巴黎。戴高乐在朗布耶赶上了大本营，并在8月23日晚同勒克莱尔举行会议，听取他的进攻方案。法军的主攻方向有三路，其中一路经由西南的让迪雷门向北挺进直入城市中心，攻占设在黎沃里路梅里斯旅馆的冯舒尔提兹的司令部；另一路从西面进军，直捣塞夫勒门；另一路则一直向东挺进，经由意大利门和奥尔良门进入首都。戴高乐批准了该方案。攻占巴黎的战斗真正打响了。
8月24日，勒克莱尔的坦克轰鸣着进入战斗位置，而此时城里的巷战仍在继续。起义者控制了城市的东部和左岸的大部，但舒尔提兹的装甲部队仍然占据着右岸和城郊。起义者们看到勒克莱尔的一架侦察机掠过城岛上空，士气大振。此后，起义者的电台马上播送了飞机空投的一条讯息：“坚持住。我们来了。”
可勒克莱尔的进展并不顺利。其主力，在戴高乐的老参谋长比约特上校的统率下，一路进攻挺进到第一个攻击目标以南10英里的地方，伤亡惨重。到天黑的时候，他们才到达弗雷纳，离市区还有6英里的路程。试图夜袭是愚蠢的想法，于是比约特下令暂时停止进攻。勒克莱尔非常失望，命令德罗纳上尉率领三辆轻型装甲车潜入巴黎市中心进行侦察活动。德罗纳在深夜到达了市政府大厦，一路上没有发生遭遇战。他告诉街垒中的巴黎人，整个装甲师第二天便会出现在城中。
8月25日清晨天气晴朗，勒克莱尔的坦克又开始推进了。他们很快击溃在城郊抵抗的德军。上午9时比约特到达市中心。其他纵队的长官们也没有落后。上午9时半，玛素到达星形广场，而乔治比耶斯在10点抵达协和广场。梅里斯在午后被攻占，冯·舒尔提兹将军不得不与勒克莱尔会晤。德国驻军的投降书早就准备好了。他们未做任何拖延就签了字。巴黎解放了。
戴高乐在大约下午3点钟离开朗布耶城堡，驱车向东，穿过南郊，在隆朱莫北转，沿着南部现代化高速公路，在意大利门驶入巴黎。所有这一切都并非随兴所至，而是经过精心构思与策划的。大批大批的人流在翘首等待他的到来。将军愈接近巴黎，人群便愈加激动，而且试图拦他的车子。在他到达意大利门的时候，他几乎不得不停车。
勒克莱尔在豪特帕纳斯车站亲自恭候戴高乐。戴高乐很熟悉这一地区。在沃吉拉尔街的拐角处便是耶稣会学校。而斯塔尼斯拉斯学校离蒙特帕纳斯不过一箭之地。40年前，年少的夏尔生活在这里，那时他对巴黎的这个角落的熟悉超过了对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此外，从这里到高级军事学校也不过几分钟的路。
下车后，他便与沙邦·戴尔马和唐居易上校一一握手。沙邦·戴尔马是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军事代表，而唐居易上校则是一个激进的共产党人，被人们简称为
一号’，是巴黎起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并是德国投降书的连署人。大家互致问候，相互祝贺。戴高乐还得以见到临时调往第二装甲师的他的儿子菲利浦。下午5点左右，他离开了蒙特帕纳斯车站，前往位于圣多米尼克路紧邻巴黎残老军人院的国防部的办公室。通常他本可一直驶到蒙特帕纳斯大道，然后穿过塞夫勒街，到达残老军人院大道，但在圣弗朗西斯·格扎维埃教堂—他学生时代所在教区的教堂—附近仍有小规模的战斗，所以他走了相对狭窄的瓦诺街。他坐在他曾经工作过的办公室里。虽然离开已有4年多了，但屋子里的一切陈设都还是老样子。连电话登记簿上的人名也都是在1940年记下的。物是星移，戴高乐感慨不已。
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和设在巴黎的分会以及领导了起义的巴黎解放委员会，认为将军此次入城过于柔情与感伤，对此他们十分不满。
在会见抵抗运动领导人之前，戴高乐想确切了解巴黎警察是否站在他的一边。他很清楚巴黎解放委员会的马汉，是个共产党人。
他本无需如此多虑，但他向来如此。随后他从警署步行，穿过庞杂的人群，来到市政府大厦，受到了比得尔和马汉最热烈的欢迎。但是这样一种气氛使他感到局促不安。这次他发表了即席演说，讲演刚开始的时候，他几乎以猜疑的目光环视四周的人群。他的头随着目光左右摆动。当讲到“永恒的”法国时，他头部后仰，双眼紧闭，沉醉其中。在讲演接近尾声之际，他突然以一连串迅速有力的手势来向人们阐明这样一个事实，即解放的获得是法国人全体努力的结果。这是一次阐述戴高乐主义的最具启发性的演讲，也是他一生中最成功的一次演讲。今天在银幕中重睹此景，仍让人心潮起伏。
比得尔情绪更是热烈难止，他要求戴高乐在此“宣布共和国的成立”。这是一句回响革命法国之声的话语。但戴高乐打断了他的话：“共和国从未停止过存在，我为什么要宣布它的成立呢？”一小时后，戴到了国防部的办公室。
第二天，1944年8月26日，在巴黎举行了史无前例的盛大游行。从军事上讲，此举愚蠢而又冒险。城里到处都埋伏着德军狙击手，德军后卫部队就在巴黎之东，德军47师正从北面向巴黎逼近。在布尔热的停机场上有德军90架轰炸机正待命攻击。但戴高乐依旧宣布进行解放游行。整个早晨，广播反复播送了这一通告。巴黎人纷纷响应号召，100万人涌上街头欢呼庆祝。
午后，游行开始。起点在星街。戴高乐将军在他亲密战友们的簇拥下，在无名烈士墓前静默致哀。此后，游行队伍经香榭丽舍大街前往巴黎圣母院。由于危险还存在，将军告诉比得尔，不要紧跟着他走，而要保持几步的距离。他一路走，一路挥舞着手臂，以回敬人群的欢呼。他的动作短促有力，看上去好像是在扔什么东西。在公众面前，他脸上挂着微笑，这种微笑在他一生并不多见。
游行队伍穿过狂热的人群，经过大王宫和克莱蒙梭像，到市政府大厦，再从那里行进到巴黎圣母院。当将军颀长的身躯穿过人群时，人们纷纷退后让出通路，齐声高呼戴高乐的名字，并聚在他的身后随他前行。在黎沃里大街，将军上了轿车，驶完剩下的路段，抵达大教堂。即便那时危险也依旧存在。“路上常有德军狙击手放冷枪。而且据说有一个德军狙击手曾发现戴高乐进入了他的射程。但狙击手自己也很清楚，如果他疯狂地扣动了扳机，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厄运。人们群情激奋，情绪热烈如一团火。戴高乐下了轿车，徐徐步行至西门。刚进教堂，中殿顶上便有人放了几枪。聚集的人群纷纷躲到椅子底下去躲避子弹；戴高乐却镇静自若，纹丝未动。尽管出于安全考虑，人们认为仪式过程愈简短愈好，并因此将“大感恩赞”推迟到他日，但将军在整个宗教仪式过程中仍旧从容不迫，并和大家一起热情颂唱“圣母玛丽亚赞”。“伟大的他使我强大，他的名字是神圣。”这句歌词在此时此地真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政府必须大权在握
自从1940年6月以来，戴高乐自愿承担起了维护不可战胜的法国的荣誉及向停战协定的耻辱挑战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他的奋斗无时无刻不伴随着失败或遭排挤的危险。然而他战胜了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毫无疑问，他现在注定要成为法国的政府首脑。
形势的发展首先提出了三项明确的任务。其一，要树立政府的权威。经过敌人四年的占领，现在全国正处于解放时期不可避免的混乱之中。其二，要结束战争，为战后法国赢得传统的大国地位。至少在将军眼里，伟大的法兰西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其三，重建经济基础，以实现法国的战后繁荣。
第一与第三个任务是以取得和平为目的的。尽管戴高乐在战争期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他就没有在和平时期的政府中任职的经历。他只在1940年6月全国上下一片混乱的日子里当过几天部长。他对经济和大众福利问题这些现代和平时期政府的主要工作是个外行，或者说不感兴趣。的确，他曾是设在阿尔及尔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首脑，但该组织充其量是个失去了宗主国本土的殖民地政府，而最糟糕的时候不过是个鱼龙混杂的团体。这些人不是凭能力及政治天赋而是完全靠他们的忠诚被选入团体的。而今，他面临的任务是去管理一个真正国家的真正政府。
1944年8月戴高乐所面临的问题一大堆。战争仍在法国本土继续，硝烟尚未散去。解放了的法国领土人民刚刚开始面对摆脱四年残暴统治的现实。戴高乐本人也只是在做一次同盟国最高指挥部允许的短期访问。他所领导的政府只是临时性的。即便如此，也没有为最强大的盟国如英、美、苏所承认。与臭名远扬的第三共和国不同，政府根本没有一部指导人民的宪法。临时政府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至今为止，所有努力的唯一目标便是把国家从敌军的占领下解放出来。
然而，比之这些实际困难更大的问题或许在于这位新的政府首脑，受制于环境，在过去整整四年的流亡生涯中同广大同胞断绝了联系。他未能与国民分担抵抗运动的风风雨雨，未能与他们建立起深厚的战斗友谊；也没能与他们分享胜利的喜悦和随之而来的对和平的渴望。他所有关于被占领土人民情况的情报都是第二手资料。这并不是他的过错，即使是头脑睿智，资历颇深的政治家要想发现潜藏于这一时期的暗流也并不容易。更何况戴高乐实际上并不喜欢他的同胞。在他的眼中，他们有过太多的失败，这与他心目中法国的伟大与辉煌并不相称。这就难怪经验不足或天生缺乏适应和平时期各种政治因素的能力使他易犯错误并在一定时期导致失败。
政府权威很快得以建立，尽管戴高乐的施政手段使他误入一个奇怪的政治领域。在他看来——公平地说，许多人也同样认为，共产主义阴谋正直接威胁着他们的政府。戴高乐天生仇视共产主义，他在耶稣会学校受到的教育也使他认为共产主义者就是无神论者，因而本质上是邪恶的。但是为挫败共产党的威胁——如果这种威胁并非只是想像，而确实存在，那么他就不得不采取一种极具危险的策略。
这个策略实质上十分简单，即让正式的共产党人也加入政府，并窃取他们的政策与主张以使其少生事端。同时镇压抵抗运动，把游击队编入正规军。具有政府首脑和军人双重身份的戴高乐不能容忍抵抗组织的军队继续与法国的正规军并存。此外，他认为抵抗运动很大程度上受共产党控制。为挫败有莫斯科做靠山的抵抗运动，他必须确保盟国的全力支持，并要借助于曾在贝当元帅那里求得庇护的大多数顺民的拥护。
对此一位批评戴高乐的人以“不屈服者”的化名这样写道：“如果政府想扼杀抵抗运动，它可以按照早就准备好的政策逻辑，打出‘民族’而非‘抵抗’的旗号。换句话说，在对内政策上，它完全可以担当起贝当政府的角色……政府中多数人私下的愿望就是继承他的衣钵……这样的政策会从思维正常的人那里获得大量的支持。”形势的发展使富有反抗精神的将军不得不遗弃那些帮助他上台的人，从而扮演了失败主义者贝当元帅的角色，这真是历史的讽刺。
对戴高乐将军来说，请求盟国在他处理法国内部事务过程中给予支持并非易事。他以前从不这样。相反，他一直在不懈斗争以将其拒之门外。以后将军在回忆录中从未提过这段插曲。当时，他对抵抗运动领导下的共产党武装夺权的恐惧非常深，而他统管政权的能力又非常弱，这使他不得不破例放下矜持。
1944年8月27日，艾森豪威尔将军来到了巴黎。“我立刻去拜访戴高乐将军。”艾森豪威尔战后说道：“我有意这样做，以给他这个法国临时总统以事实上的承认。”戴高乐要求美国派两个师帮助他在巴黎树立权威，还要求美国为即将编入法国军队的抵抗运动的下级官兵们提供制服。艾森豪威尔注意到，这不仅是戴高乐第一次向盟军要求援助以支持他自己的权威地位，而且是在法国本土上寻求外来援助。“我理解戴高乐的困难。”并答应了他的请求。
得到美国的武装支持，戴高乐将军开始行动起来。就在次日清晨，他把抵抗运动军事首领与全体参谋军官都召到他的办公室。他让军官们在前厅站成一排，自己则趾高气扬地走进来，边走边说：“这里有这么多上校。”然后他依次握手，并问道：“你是干哪一行的？”听到“机械师”的回答，戴高乐便言简意赅地说：“那么，你必须回到工厂去。”听到“教师”的回答，他便说：“回学校去”。皮埃尔·维荣，这个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的共产党领导人被惹恼了。当他们离开时，他的一个副官对他说：“我知道人总难免忘恩负义，但是达到他这种程度却是我所不能想像的。”这显然是他第一次领教将军全力施展他那难以对付的心理武器。
下午是全国委员会的政治领袖命运的转折点。他们被告知法国国内武装力量的高级指挥部被解散，国内武装力量被并入军队。他们强烈批评这一做法，认为士气会就此垮掉，然而戴高乐根本听不进任何反对意见。
第二天早晨在另一次会议中，人们仍在争论不休。这个时候，戴高乐与布莱德利将军已站在检阅台上检阅艾森豪威尔派来的两个美国师列队游行穿过巴黎。抵抗运动领袖们意识到游戏已经结束了。他们斗不过戴高乐和美国人。况且，两个最有影响的人物比得尔和维荣被拉进戴高乐新政府中。从那时起，抵抗运动作为集中而又具有凝聚力的政治力量已经解体。但是尽管有美国显而易见的支持，戴高乐仍须在他的新政府中为全国委员会中的其余人员保留位置。他如果想要将全国委员会全部排除在他的政府之外，则必须直面共产党的挑战，冒着将国家引向内战深渊的危险。即便有艾森豪威尔的支持，要想战胜共产党也不太可能。
下一步即是成立他的新的临时政府。此事并不容易。他的性格决定他想要成立一个同自己观点相同，反映自己意志的部长会议。但是他清楚地认识到这在当时根本办不到，他不得不迎合某些集团的利益，其中首当其冲共产党。经过再三考虑，最后戴高乐请当时仍在莫斯科的莫里斯·多列士驻法国代表雅克·杜克洛提议一个人选代替拒绝加入戴高乐政府的维荣。这是一个明智的举措，但对于向来果断专行的将军却感到很为难很不自在。
尽管部长名单直到1944年9月9日才最后敲定，但9月5日那天，将军宣告代表“民族团结”精神的政府成立了。虽然直到最后还存在着不少悬而未决的问题和疑虑，但最后的文本或许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所能达到的最令人满意的结果。比得尔负责外交事务。其他抵抗运动比较活跃的成员如弗朗索瓦斯·得·芒东、泰让和夏尔·蒂龙也包括在内。政府内有两名共产党人、一个就是夏尔·蒂龙，皮埃尔·孟戴斯掌管财政。政府的其他人员自阿尔及尔时代以来便是将军的部下，包括迪特海姆、普莱文、卡特鲁或者旧党派的代表。总之，应该说这些人照顾到方方面面，已足以把法国人民凝聚在一起。但是它当然不合乎戴高乐的个人意愿。然而将军自己没有意识到，他的这套做法不仅通过正当程序重新确认了政党政治，而且使其成为战后法国整个政治进程的中心环节。
新政府成立后，新的首脑应该确定总的政策方向，尤其应对他的三个首要任务即政府之权威、法国之国际地位以及法国之经济状况做出解释。9月12日戴高乐在夏约宫一个民众集会上发表了有关这方面的演讲。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尽管抵抗运动的领袖们曾遭到戴高乐的无礼待遇，这次集会却是由抵抗运动的全国委员会出面组织的。尽管这次演讲的内容与1942年他为争取支持而游说抵抗运动领袖而做的演讲内容相似，他仍觉得做这样一次演讲不容易，四天里的大半时间他都用于起草讲稿。
在演讲的开始，将军开门见山，主张司法系统，政府机构和武装力量服从于国家权威。他坚持认为法国通过自身的努力，应该在大国中享有一个很高的位置。所有这一切都是纯粹的戴高乐主义。但是他下面的观点却让人感到惊讶。他宣布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公众利益，致富财源的开发利用必须以人民全体利益而不是某些人的小集团利益为出发点。私人垄断资本则必须永远地被废除，尽管它曾对国计民生和国家政策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所有法国的男人和女人都有在安全与尊严的条件下生活，工作和抚养子女的权利。这虽然不叫做社会主义，但事实上同社会主义已是五十步笑百步。
在夏约宫的讲演并不只是一番官话。它标志着一个骇人的行动计划的开始。政府已开始将煤炭、煤气、电力、银行、保险公司及雷诺和贝利耶两大公司收归国有，将建立起一整套家庭补贴，失业救济及医疗津贴系统；雇员有权力参与企业管理将重新组织公务员系统并成立了一所国家管理学校。尽管戴高乐隐退时，计划的大部分还有待于完善，但他的临时政府无疑做了不少基础工作。一个受耶稣会学校教育的总统使他的国家——法国走在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这确实让人惊奇。
1944年秋，问题愈加严重。在巴黎，尽管形势至少看上去还算稳定，但还远没有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公共交通中断，直到9月11日铁路上的第一批火车才开始运行。食物短缺而黑市交易猖獗。解放带来的兴奋很快为生活上的困难引来的不满所替代。
然而，戴高乐对国家的困境没有引起足够的警觉，他觉得他现在可以搬入内衣尔的新居了。新居位于巴黎西部一处消闲的地方，他认为很适合作他的新府第。从这幢坐落在运动场的房子里可以俯瞰德布劳涅林园。他兑现了向妻子做出的许诺。帕莱夫斯基用很多工艺品，其中大部分是国家财产把这座房子装饰得富丽堂皇。这种做法是否妥当，一向避免以权谋私的戴高乐曾有过疑虑，但最终却未置可否。自1940年6月疯狂逃亡以来，这是他们第一次定居在法国，呼吸法国的空气。尽管房子并不完全合乎伊冯娜的品味，但是戴高乐与他的妻子女儿终于团聚了。伊冯娜对朋友吐露：“这比我所希望的还要好。”
尽管巴黎现表面上很稳定，抵抗运动领导权被取消，新政府已经建立，将军的家也安顿下来，但法国仍存在着不少问题。当时除大西洋沿岸港口有一些德国卫戍部队残余外，从诺曼底到普罗旺斯一线以西的疆土内都没有敌军，其处于当地抵抗运动组织的控制下。这些抵抗运动的部队大部分是由共产党人组成或领导。他们把那些临时政府派出的以戴高乐的名义接管那些地区的“共和国专员”根本不放在眼里。实际上，倘若不是这些当地部队内部存在着分歧与猜忌；倘若不是莫斯科对法国共产党所下的在和平到来前不得制造事端的总指示，同盟国与戴高乐极力避免的内战早就零星地打响了。
因此，如果必须重演贝当的角色以加强民族团结，如果反对派系纷争以昭示军纪，抵制无政府暴动，那么，戴高乐必须做好准备在更为广阔的法国疆土上加大个人的魅力。像贝当在1940年那样，戴高乐的力量在于他对法国外省人民直接而深刻的吸引力。是他并且只有他能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和平与安宁。于是他在全国各地频频露面，利用媒体广做宣传，并直接模仿贝当主义者的方式，在解放了的法国领土上到处散发他本人经过修饰的照片。很快，千家万户的壁炉上，贝当的画像为将军所替代。
宣传问题固然重要，但仅靠宣传是不行的。面对真正棘手而紧迫的问题，戴高乐表现出他的果断与无情。比如，图卢兹贝尔托专员面对一个很可能模仿1917年的彼得堡而建立的苏维埃政府。它在26岁的拉维纳尔上校领导之下。拉维纳尔上校的指挥权与军衔都是柯宁希将军在“霸王行动”开始前不久确认的。而一个名为“希拉里上校”的英国特工的存在使情况更为错综复杂。他一直与图卢兹地下组织过从甚密，目前正统率一支由6000名西班牙共和派分子组成的军队。他们主张要么在法国成立共产党政府，要么打过西班牙边界，夺取巴塞罗纳。现在看，这些人纯属心血来潮，荒谬透顶。戴高乐刚刚赶到图卢兹，希拉里上校便在24小时内收拾起行李乘一架飞机匆忙飞回英国。拉维纳尔被简单告知说：“抵抗运动的作用已经完成……至于法国国内武装力量，那些愿意继续从军的人一接到必要的命令就应加入到战斗部队中去。”拉维纳尔曾经以大无畏的勇气与德国占领者英勇斗争两年之久。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图卢兹人却对戴高乐的支持十分热情，他们坚定地同戴高乐站在一起。
类似的情况在波尔多重演。当地抵抗运动的领袖们无心妥协。他们在由德军精锐部队控制的纪龙德河口地区力量较强而在以赖伐尔的朋友、波尔多市长马尔凯为首的通敌派别势力强大的地区，他们的力量较弱。戴高乐采取的还是老办法。他的建议既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如果接受，他们则将被合并到部队中去。若是拒绝，等待他们的是监狱。最后他们不得不屈从于戴高乐的建议。
马赛的情况则更加棘手。共产党人事实上控制了这座城市。戴高乐的官员黑布拉克本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情共产党。然而戴高乐自有他的妙计。在提出他一贯的建议之前，他先从阿尔及尔调来一个团步兵。不过，他这次提议同以前的招安不同，其充满了敌意与蔑视。当马赛人举行游行时，游击队员敞着领口，步枪里插着花，拉着一辆德军装甲车，上面坐着些夏装不整的马赛姑娘。她们兴奋地尖叫，挥舞着旗帜。整个行程中戴高乐将军都闷闷不乐，嘴里咕哝着：“这简直是一场化妆舞会。”
里昂的情况简单些。然而将军发出的电文依然没有商量的余地，要么同意合并军队，要么锒铛入狱。电文本身又夹杂着将军只有在对付他的同胞时能够使用的傲慢与嘲弄。在为他举行的宴会上，戴高乐想坐在省长与他的专员中间。然而，却被安排在两个抵抗运动领袖中间。为此他很不高兴，席间竟然一言未发。
戴高乐将军于1944年11月初回到巴黎。他的威信已在获得解放的法国几个主要城镇上树立起来，但为此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他已成功地征服了人数众多的贝当支持者，却得罪了抵抗运动的领袖们，也得罪了将军必须争取的一些人。他犯了老元帅永远不会犯的错误。
将军回来，部长们汇报给他的国内情况非常不景气。对此，《费加罗报》的编辑弗朗索瓦斯·莫里亚克在于卢森堡宫召开的第一次扩大的协商会议上做了最好的总结。莫里亚克提到1792年革命：“每个人都想要共和政体，但是没有人想要贫穷或道义。”人民想要知道的是食物从何而来以及他们怎样才能住上像样的房子。这是生活的两大方面。
法国不仅经济前景不容乐观，同时也要面临着严重的政治问题。实际上，1944年夏末整个法国的政治气候都令人沮丧。经受敌军蹂躏后，国家需要恢复元气。即使戴高乐有回天之力，其过程也必将艰苦而漫长。除了粮食短缺、冬日难熬，其他方面的情况也极其糟糕。甚至那些消极的抵抗者所遭受的种种苦楚现在都一股脑地发泄到通敌者的身上了。报复一旦开始，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叛国者，尤其是亲纳粹的准军事警察大量遭处决。那些只不过向德国占领者表示过友好的妇女也被当众剃光了脑袋，涂上焦油游街示众。宿怨得以伸张，旧账得以清算。
德国人在占领法国后期表现得异常残忍，法国内奸则火上浇油，助纣为虐。根据戴高乐自己统计的数字，有6万名法国人被处死，另有15万人在德国集中营中死去或去承担服苦役的惩罚。有15万名抵抗组织的男女被维希法庭当作卖国贼处死。“试图用海绵擦去罄竹难书的罪行和对正义的亵渎只能给这个国家留下永远感染其肌体的大毒瘤。正义必须伸张而且已经得以伸张。”也许事情应当是这样。然而无论是从被法国人草率处死的4万甚或更多的法国生命，还是从法国几乎每个团体中燃起的仇恨来说，代价都是惨重的。
解放以后席卷法国的复仇浪潮慢慢得以控制。依据1943年的一项阿尔及尔条令建立的紧急临时法庭开始运作。但是整个过程拖拖拉拉，捉摸不定，而且又很难找到辩方证人。在阿尔及尔对皮埃尔·皮修的审判与处决似乎是对在法国大规模搜捕维希分子和法奸的正式认可。临时政府的首脑对此则保持沉默。
然而，回到巴黎时，戴高乐意识到尽管任何运动都难免过火，但是如果不让盟国看到法律和秩序得以维持，盟国很可能干涉，以制止事态可能发展成内战的危险。无论他自己怎样想，从政治角度而言，呼吁法国人民切实停止过激行为实属必要。但要让运动刹车，并不容易，而且事实上要经常克服重重困难并耗费大量时间。但是，从那时起，法律和程序开始确立起来。不论战后法庭存在怎样的不足，它毕竟保证了对司法秩序的控制权。
当时至少还没有一套完备的可以依据有关证据的规定进行运作法律程序，而胡作非为的抵抗运动分子动辄以任何冠冕堂皇的借口大肆逮捕通敌嫌疑分子。好在这场活动终于被制止了。11月28日，法院开始着手审理“叛国”和“通敌”罪行，专门的部门委员会也已组成，处理占领期间“以不正当手段获得的非法收入”。12月27日，专门审理维希政府部长的高级法庭正式成立。
这些机构中没有一个能够顺利而高效地运行。首先，律师非常缺乏，而案件却多不胜计，整个系统难以应付
此外，很多地方官员由于在法国被占领期间曾发誓效忠贝当，因此不适于继续留任。对他们持批评态度的人开始发表观点。《法兰西射手报》措辞强硬：“这不只是一个事关正文的问题，更是一个民族尊严的问题。”该报对“经济通敌者”的谴责尤其强烈：“他们成了亿万富翁；买别墅、股票、钻石、毛皮和黄金……在饥饿黑暗的被占领的首都，他们在夜总会的帷幕后面大摆筵席……穿梭于新‘秩序’的主宰者、骗子、‘通敌’记者与盖世太保的姘头之间。”报界宣称整个审判过程拖沓缓慢，法院难胜此任。
然而，尽管步履艰难，整个司法系统已确实开始运转。在1944年至1945年冬天对亲纳粹分子所犯罪行的一些卓有成效的审判揭露了被占领期间可耻的卖国行径。在一桩著名案件中，法国盖世太保的两个头目—波尼和拉芬被判处极刑并枪决。纳粹作家斯瓦雷、夏克和可能不是纳粹但肯定是法国内奸的布拉斯拉克也被处死。贝劳德也被判死刑但戴高乐对其缓刑。
戴高乐对贝劳德缓期执行的决定，引起公众的广泛批评。作为政府首脑，他有责任做出最后的裁决。在这一点，像过去一样，他表现得很果敢。尽管有人暗示堆到他眼前的案件之多已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但他拒绝将这令人头疼的工作推给别人。他承认工作之重使他无法入睡，送到他那里的死刑裁决中，有三分之二以上被他改判缓刑。
每天傍晚，刑事案件的负责人莫里斯·帕坦总是把一堆文件送到戴高乐的办公室。他们总是在一起讨论，然后戴高乐总是把最棘手的案子带回他在内衣尔的家。这项工作非常累人，身体上，精神上都很疲劳，在此过程中他没有政治责任，他只对上帝负责对良知负责。
除了上述困难，1944年至1945年冬天临时政府内部还发生了第一次分裂。从大方面来看，这次分裂。是由将军的秉性及其执政风格所引发的。这两点无论如何适应战争年代的要求，但在解放过程中，不仅惹恼了遭到忽视的抵抗运动组织的人员，而且同样使他自己的部长们感到不满。实事求是地讲，他工作的努力程度不比任何一个部长逊色。只要他不外出，便早早地离开家人，来到位于多米尼克街的办公室里，他下班回家也很晚，而且还经常加班，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非常少。在他办公室纪律非常严格。部长会议每一个星期召开两次。会议室是一间四壁未经任何装饰的房间，以免分散部长们的注意力。议程由会议秘书长若克斯精心安排。部长们必须做报告，而戴高乐会全神贯注地听取汇报并偶尔提出问题。然后做出某个决定，绝不容许争辩。因而，气氛既不诙谐也不友好。
到11月，在抵抗运动新闻界的支持下，共产党宣称新组成的公务员队伍中吸收了太多的维希分子，为此他们要从政府中分离出去。战时曾在狱中坚定支持戴高乐的人民阵线的两个老兵雷昂·布鲁姆和埃里奥尖锐地抨击了戴高乐实行的波拿巴主义。严冬依旧难熬，经济出现滑坡。
然而戴高乐的政府却从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得到暂时的帮助。自1939年以来一直在莫斯科避难的共产党领袖莫里斯·多列士于11月回到了巴黎。多列士是个矢志不移的斯大林主义者，对莫斯科路线忠贞不渝。在法国人眼中，他的罪名是逃兵。为此他的确曾被判处死刑。斯大林亲自建议戴高乐为他实行大赦。戴高乐采纳了这个建议，而且通过了与此有关的特殊令。这是一个明智之举，因为当多列士回到巴黎时，他告诉共产党领袖们不仅不应埋怨政府，反而应给予政府最热情的支持。共产党人大为惊讶感到难于接受。由于战争还未完全结束莫斯科自然不愿看到法国政坛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
莫斯科暂时仍执行这种路线。但是潜在问题接连不断。对经济管理方式这一当前国内主要问题的争吵最终导致第一位部长辞职。国家经济部长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在战争年代曾是一名自由法国战斗机飞行员，经常从英国起飞作战。他从未参与过卡尔顿花园的任何密谋，也从未接近过戴高乐。但是作为1932年国民大会中最年轻的激进代表，他富于政治经验。人们认为他“才华横溢，但有点狂妄。”他矮小的身材、典型的犹太人特征同高大的天主教徒戴高乐将军形成鲜明的对比。
孟戴斯·弗朗斯认为法国经济需要实行一系列严格的货币政策。首先，他下定决心通过货币改革击垮黑市。他提议收回所有的纸币、硬币，冻结银行储蓄和外币，以备生产提高时使用。其他部长对此都不能接受。到1945年4月他们已经实在忍无可忍了。部长会议上的讨论冗长而刻薄，戴高乐显然已力不从心。最后，他们投票反对孟戴斯·弗朗斯，于是他被迫辞职。软弱而多愁善感的普莱文接替了他。黑市重新又猖獗起来，抗议与骚乱接连不断。看来解放后日子并不比被占领时期更好过；而只有一个人该受指责，那就是临时政府首脑。
此时危机四伏。巴黎解放以来，令人欢欣鼓舞的8个月过去了，法国到处仍是暴力活动与忧伤的情绪。事实是人们只想填饱肚子并希望解放不久这个简单愿望就能实现。他们对重现法国的辉煌毫无兴趣。然而这恰恰却是戴高乐的愿望。他似乎不能理解为什么人们对他1944年8月的感激之情不能化作他在夏约宫演讲中称为“重振精神”的热情。在法国人民与他们的领导者相互隔膜的气氛中，戴高乐几乎更喜欢倾向于他最伟大的首要任务与不懈的追求—法国的国际地位。他的政治手腕与战时没有什么不同，依旧是尽其所能对盟国无礼，使其难堪，以至双方的关系处于一种让人恼火的彻底决裂的边缘，但并不超越这个界限。
将军之战争的结束
从盟国宏伟的军事战略角度看，1944年8月末巴黎的解放只不过是一个小花絮。实际上，应戴高乐的请求帮助他树立对“抵抗运动”的权威的两个美国师正途径巴黎，全副武装地开往前线。法国军队规模较小，艾森豪威尔与盟军参谋长们的想法是让他们休整一下。他们曾在意大利艰苦作战，部队士兵们比较疲劳，更重要的因素是尽管法国军队作战英勇，但他们不太适应英美的统帅机构指挥。换名话讲，他们多少是种累赘，最好留在原地，做好承担法国国内任务的准备。而且，一切现有的英美船只都在忙于补给他们自己国家的军队无暇替法军服务。
可想而知，所有这些都无法使戴高乐高兴起来。为挽回法国的声誉，必须建立自己的军队。要达到这一目的，戴高乐采纳了实际上唯一可行的办法，把抵抗部队并入正规军。有大约40万成年男子于1944年9月应征入伍，其中总共约10万训练有素的人被派去加入塔西尼的第一军团，尽管他们在战争中未必会发挥多大作用，但为维持法国的声望实属必要。他们的装备都是从德国人手中缴获的，还有些，用戴高乐自己的话说，是从盟国军需库设法“搞到的”。
对法军的参战，盟国虽然对此感到不快，但也开始逐渐认识到在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不容忽视。这便引出了法国“临时政府”地位的问题。
在1944年9月的魅北克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曾讨论过这个问题。艾登9月15日写道：“这是一次毫无希望的讨论。他们两人轮番对戴高乐进行长篇大论的斥责。但是丘吉尔又承认，‘他宁愿要一个戴高乐的法兰西，也不要一个共产党的法兰西’这是一个‘难得的让步’但却只是个小小的让步。四天后，罗斯福致信国务卿赫尔，说他‘同首相就承认法国临时政府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我们都不同意立即予以承认，这个临时政府缺乏人民直接授予的权力……’”
9月28日，丘吉尔在下院宣布：英国政府对意大利新政府予以承认。这件事除引起下院的异议，还引出两个问题。其一即是达夫·库珀已经以英国大使的身份于一个月前被派往巴黎。如果他将被派驻的政府并未被授命于他的政府所承认，那么显然存在诸多不便。而第二个问题则在10月5日《法兰西射手报》（抵抗运动主办的报刊之一）上最充分地表达出来。该报纸尖刻地挖苦道：“美国和英国已经承认意大利政府，这个好消息有利于这个新近成立的国家加入联合国。罗马尼亚政府……也将得到承认……接下来将是保加利亚。我们希望有一天将是匈牙利……到最后胜利的时候，柏林、东京政府也将被承认……接下来的就是我们英美盟邦同巴布亚人、霍屯督人和拉普人恢复正常关系了。谁知道在这之后，我们法国人还能不能最终被人瞥上一眼？”
下院支持不承认法国临时政府，这使安东尼·艾登非常尴尬。他在10月12日谈到与首相的分歧时写道：
关于法国问题我们又进行了多次争论，但收效甚微，如同水滴滴在顽石之上。”不过，水滴也能石穿。两天后，丘吉尔给罗斯福写信，建议承认法国临时政府。然而罗斯福依然不加采纳。正如卡多根在10月20日给艾登的信中所写的那样：“大选的临近可能使总统踌躇不决，担心因此而陷入孤立。这或许是主要原因。”
总统当然也明白此事意味着什么。他不准备让英国推着走，抢在自己前头捞取政治资本。他指示国务院采取行动，于10月22日通知美国驻巴黎大使卡弗里于翌日正式“承认”法国临时政府。英国和俄国根本没有料到美国对法政策会突如其来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但是我不介意，”卡多根写道：“我们不会在这台戏中处于孤立地位。”第二天，他就此事继续写道：“我们显然不能阻止达夫，从而让美国人抢在我们前头。”究竟谁能够抢先承认法国临时政府，在外交官之间展开了一场有损尊严的争夺。最终，正如卡多根所说的那样：
事情的发展按部就班，谢天谢地，美国人、英国人、俄国人总算都承认了戴高乐。”
实际上，戴高乐没有理由对此格外在意。当时，更为紧迫的是国内事务，而政府的外交地位则是个次要问题。他在去法国外省的途中对随行的盟国记者说法国政府对人们能以合法名称称呼它感到“满足”。
得知英美苏对其的承认，戴高乐当然很高兴，可他更关心的则是法国军队的建设问题。有一支强有力的军队，法国才有可能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得到他理应得到的一份利益。“承认”这一出戏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个消遣。更糟糕的是，他怀疑这是美国人耍的花招，希望戴高乐满足于他新得到的地位，而不再顽固地坚持要求盟国对他的军队提供更多的装备。他计划在半年内增建10个师。然而，他在就盟国承认其政府的问题向新闻界再次发表评论时，禁不住指出增建10个师所须军备仍未到位，并暗示这种状况并非完全由于运输上的困难造成的。
戴高乐的首要目标是攻下斯特拉斯堡。从军事上讲，它无足轻重，只不过有一座莱茵河大桥，但对法国人民来说，其具有太多的内涵。它是阿尔萨斯省首府。而阿尔萨斯与洛林都曾以埃尔撒与洛斯林根的名字被并入希特勒千年帝国的版图。早在1944年9月12日，与美军一起在三个星期内沿讷河谷横扫500英里后，塔西尼指挥的第一军团便与勒克莱尔的第二装甲师一道从巴黎沿东线插入。目前，法国正规军的7个师正一起向东直逼斯特拉斯堡。
但是在这个时候，盟军的进程已全部陷入困顿。部队精疲力竭，坦克因燃油匮乏难以运转，零件也很难搞到。此外，法国舆论界认为战争业已结束。当11月23日勒克莱尔拿下斯特拉斯堡时，也没有得到多少热情的赞扬。当将军要求宣传此事时，主要报纸的编辑指出他们所关心的是报纸的发行量而不是什么斯特拉斯堡。因为读者们认为，有如此之多的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援助，战争一定已取得了胜利。法国军队所起的作用不值得大书特书。
然而，值得大书特书的却是英国首相计划于1944年11月11日停战日那天访问巴黎的消息。最初的提议来自伦敦，但种种迹象表明成行的可能性并不大。停战日毕竟是一个举国上下为之欢腾的日子，它使人想起凡尔登和法国军人的英雄气概。戴高乐担心丘吉尔会出尽风头，使他自己黯然失色。此外，两国领导人的关系一度不很友好，法国又先后被排除在魁北克会议，有关战后安排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以及决定德国战后命运的欧洲顾问委员会之外。更主要的是，戴高乐不愿让丘吉尔窥探到法国的内部难题。
倘若丘吉尔想要访问巴黎，别人很难阻止他。尽管他并未被邀请，却已在“考虑”无论如何都要成行。首相告诉库珀他“去见艾森豪威尔军。”达夫·库珀一面回信说那会“加速与戴高乐关系的最终崩溃”，一面开始努力争取来自法国方面的必要的邀请。这虽是一件非常微妙的事情，但外交官的努力终于有所回报。“我们给予他们最热烈的接待。”戴高乐后来写道，“我与比得尔以及其他几位部长一起到奥利机场迎接他们，并驱车前往首相下榻的凯道塞。”日常起居的安排令客人十分满意。“首相很高兴地看到，柯宁希为他准备的竟是一个金浴盆”，达夫继续写道：“而更使他高兴的是，外交大臣用的只不过是一个银浴盆。”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次日的游行更加精彩。这样的欢迎百闻不如一见。”丘吉尔和戴高乐在凯旋门下的无名战士墓献了花圈，然后一起走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大约50万巴黎人向他们热烈地欢呼。法英部队的分列阅兵式进行了整整一个小时。然后，丘吉尔向克莱蒙梭雕像献了花圈。丘吉尔忆述道：“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克莱蒙梭更加牵动我的思绪。”戴高乐写道：
遵照我的命令，乐队奏起了《胜利之神》，我用英语对首相说，‘这是献给您的’。”
他们还参观了巴黎残老军人院，拜谒了福煦与拿破仑的墓地，紧接着他们去圣多米尼克街国防部共进午餐。戴高乐致词时热情洋溢，丘吉尔在发表感人肺腑的演讲时饱含热泪。午宴过后，双方举行近两个小时的会谈，就国际形势交换意见。每一方有几个人参加。法方有戴高乐、比得尔、马西格里和帕莱夫斯基。英方为丘吉尔、艾登、卡多根和库珀。会谈始终充满着轻松友好的气氛。丘吉尔告诉戴高乐他一天来的印象与感受。他说：“我觉得我似乎在观看复活节庆祝活动。”
在感情炽热的时候，讨论重大问题显然不合时宜。但是丘吉尔在这天的晚些时候，在私人谈话中，建议英法两国签订一个同盟条约。“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写道，“我们关心的是正事，不再是感情。”
当日黄昏，在戴高乐的办公室里英法双方举行了一次会晤。丘吉尔偕艾登、库珀；戴高乐偕比得尔和马西格里。为答复丘吉尔的提议，法方明确指出他们唯一所能接受的地位就是以正式的合作伙伴身份出现。
在以后的两天里，戴高乐多次表述他的想法：丘吉尔的建议还很不够，最明智之举是双方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他在自己的会议记录中说：“若是英国和法国能够同意在日后各种问题的解决中采取一致行动，他们将会具有足够的能力切实制止目前一些未经他们承认或决定而发生的事件。这种双方共同形成的决心需作为您提议建立的我们之间联盟的基础……倘若您愿意……我已做好准备。两国人民将会跟随我们。美国和俄国由于受竞争的牵制无法反对。而且，我们将会得到国际舆论与许多国家的支持，这些国家一向是害怕大国的。最终，英国与法国将会联合创造和平，正像他们在30年内两度联合共同面对战争一样。”
在将军看来，这或许是两国有可能签订真正具有重要意义协议的最后一次机会。他写道：“在我们进行单独会谈的过程中，为抓住这一稍纵即逝的机会，我全力以赴。”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他的话。但是这对英国来说有点勉为其难。英方的答复是只同意建立“原则上的联盟”。然而即使是这样，也要在美国同意的基础上。丘吉尔对罗斯福的无比忠诚使他不敢背着美国，去接受戴高乐没有把握的提议。
一切就这样不了了之。英国人收回了建议，戴高乐自然想到应该另外寻找合作伙伴。丘吉尔离开后不久，将军便安排了一次对莫斯科的访问。临行前他在对协商会议所做的一次讲话中对此行的原因作了解释：“我们刚刚同英国首相与外交大臣举行了一系列坦率的广泛而友好的会谈，我们建议在即将进行的对莫斯科的访问中同苏联政府举行相同的会谈。”他接着声称法国
在为未来德国强加和平命运”的过程中扮演角色，并通过这些手段法国要为未来的“欧洲统一”奠定基础。他称，“我们坚信这种团结，我们希望它首先化作具体的行动约束它的三极：莫斯科、伦敦和巴黎。”
此时戴高乐所讲到的“欧洲统一”，其含义还很模糊。他不可能把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看作是统一的一部分。但是既然他的目的是试图重建法国在欧洲的大国地位，那么即便暂时与英国联盟不成，签订一个法苏条约也不失为一个好的开端。所以协商会议对戴高乐的访苏计划并没有反对意见。
戴高乐与其随行部长们于1944年11月24日飞往莫斯科，其间在开罗和德黑兰稍作停留。当他们的飞机还在途中时，斯大林开始征求罗斯福和丘吉尔关于法苏条约的看法。罗斯福自然不感兴趣，但丘吉尔则建议签订一个友好与联盟的三方协定。这正好同戴高乐几天前在协商会议上的建议不谋而合。
法国代表团在巴库滞留了两天。苏联当局借口天气恶劣，拒绝让他们继续飞往莫斯科，苏方派了一列专列接他们。法国代表团北上莫斯科又花了整整四天的时间，于12月2日抵达目的地。这天天气十分寒冷，在路途上颠簸8天的法方代表团，到达莫斯科时，人人都疲惫不堪。
他们在此逗留了整整一个星期。戴高乐与斯大林进行了大约15个小时的讨论。戴高乐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这样评论道：“一个打扮成元帅的共产党人，一个善于搞阴谋诡计的独裁者，一个看上去始终乐观的征服者，他是一个玩弄骗术的大师。”事实上，斯大林早已很厌烦，大部分时间他只是坐在那里，拿着一枝铅笔信手乱涂。
戴高乐提到了德国的未来，斯大林说这个问题需要与英美磋商。反过来，斯大林建议法国“承认”由苏联扶持的波兰傀儡政府。“卢布林委员会”。“承认”它就意味着抛弃波兰流亡政府，因此戴高乐没有答应。接着斯大林提出了丘吉尔关于签订三方条约的建议，遭到戴高乐的拒绝。斯大林清楚地知道就在两周前戴高乐曾向协商会议提出过完全相同的建议。为何要朝令夕改，戴高乐没有做任何解释。
接着斯大林让一个卢布林委员会的代表团到法国驻苏使馆拜访戴高乐。戴高乐由于处于守势，便征求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和英国大使馆公使贝尔福的意见，然而两人认为这需要戴高乐自己决定因而未置可否。其实他们最主要的想法是戴高乐根本就不应该来莫斯科。
12月8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宴会。斯大林酩配大醉，不下30次向各位高级将军举杯敬酒，祝词中无不掺杂着恐吓威胁。在向空军参谋长诺维克夫敬酒时他说：“为您干杯！您是掌管我们飞机的人。如果您使用得不好，您应该知道等待您的将是什么！”戴高乐企图向斯大林报复，他压低声音但又像故意要让人听到似的询问苏联战时委员会成员布尔加宁：“是否有人屠杀过几名俄国将军。”也许是他想起了1916年在因戈尔斯塔特第九堡垒的狱中难友图哈切夫斯基。但是斯大林的翻译员听到了这句话。斯大林听完翻译大发雷霆，他粗鲁地回击道：“是的，对付这种人，只有一种办法……用机枪，给我拿一挺来。”戴高乐心中不快，想要离去，但正赶上主人带领大家到他的私人影院去看电影。一时间，戴高乐还无法脱身。
第一部电影结束后，戴高乐已经呆不下去了，他起身要走。斯大林却兴致勃勃要接着看第二部。他与他的客人握手道别，由莫洛托夫陪戴高乐回去。法苏条约的文本此时已进入最后具体措辞的讨论阶段，特别是有关波兰问题。莫洛托夫与比得尔争执了整整一个通宵。凌晨4点，他们就一个新草案达成一致，戴高乐回到克里姆林宫签署文件。签字后，斯大林叫人送来了更多的点心。餐桌又重新布置起来。戴高乐出于礼貌又逗留了约一个小时。快到6点东方欲晓时，他决意离开。
就在当天晚些时候，戴高乐的专列隆隆驶离了莫斯科的克斯克站。戴高乐自以为在谈判桌上击败斯大林取得了胜利。但事实上，这个条约的签订意义不大。斯大林向来都是以军事力量的强弱来衡量一个国家的重要程度。而法国军事力量是三流的因此，法国的观点对他来说无足轻重。斯大林后来谈起戴高乐时说：“我认为戴高乐不是一个很复杂的人。”这大概是因为戴高乐没有引起他的足够重视。斯大林对戴高乐很不耐烦，因而他在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上对法国所表现出的明显敌意也就顺理成章了。
回程同样艰难困苦。戴高乐一行途径德黑兰，开罗以及突尼斯，于1944年12月16日回到巴黎。然而等待他们的就是非常严峻而紧迫的军事问题。事情是这样，就在他们到达巴黎的当天，德国陆军元帅冯·伦德斯泰德率23个师向阿登山区的美军防线发起突然反击。
布尔奇战役”打响了。
布尔奇南面就是斯特拉斯堡，三个星期前刚被勒克莱尔的第二装甲师解放。而此时法国第一军团在塔西尼率领下正沿着斯特拉斯堡南面一线艰难地向莱茵河推进。斯特拉斯堡看上去危如累卵。如果德国人按照计划从布尔奇突围成功，那么斯特拉斯堡就面临被包围的危险。这将威胁阿尔萨斯南部地区法军的东翼。艾森豪威尔决定撤出斯特拉斯堡，撤回塔西尼的部队以缩短他的战线。
在军事上说，这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明智的决定。问题在于艾森豪威尔的决定是在12月16日做出的。而此前戴高乐将军已先后去斯特拉斯堡和科尔马附近分别对勒克莱尔和塔西尼部队进行了一次大肆宣传的祝捷视察。此时从阿尔萨斯撤军无异于火山爆发，政府影响非常坏，让法国人与戴高乐都大丢面子。戴高乐致电塔西尼说：“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斯特拉斯堡。”他又致电艾森豪威尔说：“无论发生任何事情，法国将保卫斯特拉斯堡。”最后，他致电丘吉尔与罗斯福，阐明这一撤军
将对法国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罗斯福拒绝干预此事，他的回答简明扼要恰如其分：“这纯粹是一个军事问题。”然而丘吉尔却于1月2日立即与参谋长布鲁克飞往艾森豪威尔在凡尔赛的总部。戴高乐与朱安也在，他们迅即召开了一次为时不短的会议。戴高乐的争辩激烈而具体，得到了丘吉尔的支持，艾森豪威尔终于做出让步，撤销了他的命令。将军也可不必再担心。在返回途中，朱安大胆建议戴高乐至少应向丘吉尔表示一下谢意。戴高乐说了声：“晤”，便脸色阴沉地再度陷入沉思。
据达夫后来回忆说：“将军在1945年最初的几个月里，情绪并不太乐观。”而实际上将军的心情糟透了。除内政方面的问题外，法国外交与军事问题也堆积如山。与艾森豪威尔会面不久，英国和美国新闻界便发表消息说罗斯福、丘吉尔与斯大林将在黑海海滨的雅尔塔举行会议讨论解决战后欧洲的问题及建立联合国一事。戴高乐没有受到邀请法国被排除在外。另外，对于法英条约的谈判，双方本就没有过高的期望，所以一直显得漫不经心，现在也彻底停了下来。丘吉尔情绪很坏，他于1945年1月19日写给艾登的信称：“没有什么比这位惹人恼怒、充满敌意的人插在我们中间更加让人不快和无法忍受的了。此人通过为法国争取更高的国际地位来赢得自己在国内的声誉，嘲笑盟国的所作所为。”
法国虽未能参加雅尔塔会议，却得到了公正的对待，这完全应归功于丘吉尔的竭力鼓吹及美国总统顾问哈里·霍普金斯的暗中支持。在会议召开的前几周里，艾登多次提醒丘吉尔法国是稳定欧洲局势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此问题上丘吉尔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后，先后说服了美苏两个盟国，最后，三国决定准许法国参加管理德国的监督委员会，并划给法国一块占领区，还把法国作为旧金山组建联合国会议的几大邀请国之一。若是戴高乐亲自出席雅尔塔会议，法国要想达到这样的成果绝对不可能。这种说法或许一点也不过分。
戴高乐将军没有做出任何表示谢意的反应，从政治角度而言这是很不明智的。他拒绝法国作为发起旧金山会议的“邀请国”。此后，在2月13日，即卡弗里大使就雅尔塔会议向他汇报的次日，他又拒绝在阿尔及尔同乘“坎西”巡洋舰回国途经那里的罗斯福在舰上会晤的邀请。总统极少发出这样热情友好邀请，这次实属出人意料。而且总统当时已病入膏肓，这点也广为人知不仅如此，在巡洋舰上还有一位客人，便是哈里·霍普金斯，雅尔塔会议上戴高乐的支持者之一。他因癌症卧床不起，不久后便魂归西天了。
当美国海军的“坎西”号巡洋舰停泊在亚历山大港时，罗斯福得知了戴高乐拒绝邀请的消息。总统暴跳如雷，他口述了一篇声明。他的顾问博伦认为声明“简短而恶毒”。大家劝总统声明的语气应该缓和些，可他充耳不闻。霍普金斯鼓励博伦说：“伙计，去看看你能不能劝劝总统。”
博伦向总统重申了霍普金斯的观点：他伤害了戴高乐，也就伤害了法国。总统摆弄着他收集的邮票，不予理睬最后博伦只好顺着罗斯福的心意说道：“总统先生，我们都承认戴高乐是蹲在马桶上面最不是东西的一个畜生。”罗斯福被逗乐了，终于做出了让步。他说道：“好吧，你与哈里重新起草一个。”总统的原稿被修改并征得了总统的同意。
尽管美国的答复经过了精心修饰，但仍激起了轩然大波。自解放以来将军第一次遭遇到法国新闻界普遍的反对与不满。戴高乐对美国人的忘恩负义达到了顶峰。新闻界预言，这件事只会有害于法国。霍普金斯的病情更趋恶化不得不用飞机把其送回美国住院，没过多久他就撒手人寰。罗斯福也于两个月后，即1945年4月12日与世长辞。这一事件不仅使戴高乐在法国声望受损，而且影响法美以后几年的关系。美国新闻界也第一次一致改变立场，开始反对戴高乐。这对未来是一个不祥之兆。
另外，由于“情绪仍不大好”。戴高乐并不满意盟国为顾全法国的面子而赏给它的一个占领区。它执意要法国军队在欧洲战争的最后阶段有辉煌的表演。3月22日，巴顿将军渡过莱茵河，3月23日，蒙哥马利渡河北上。为了不落在盟军的后面，戴高乐于3月29日下令塔西尼也渡过莱茵河，“即使没有美国人的帮助”，也要继续向卡尔斯鲁厄和斯图加特挺进。3月30日，塔西尼遵照命令，开始渡河。到4月4日，已有12. 5万人渡过了莱茵河，三天后，他占领了卡尔斯鲁瓦。戴高乐立即做出反应，当天便前往该地慰问部队，向他们表示祝贺，并全然不睬盟军司令部要法军开赴斯图加特的明确指示。
4月23日，塔西尼到达斯图加特。受命占领此城的巴奇将军指挥的美国第七军第二天才赶到。塔西尼拒绝让出此城。当时若非情势紧急，不知道会闹出什么笑话。戴高乐有意破坏盟国的战略部署，这对刚刚上任的杜鲁门总统是第一次考验。杜鲁门并不软弱无能，他进行了干涉，警告戴高乐将切断对法国军队的一切援助。将军已达到了目的，对此，他十分满意。在斯图加特的法国军队减少到最低名义上存在的数量，美国人夺过了控制权。
同样的事件在意大利北部再次上演。陆军元帅亚历山大指挥盟军从意大利南部北上来到土伦。戴高乐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便命令杜阿让将军率领部队穿过法国抢先一步占领了都灵。亚历山大要求杜阿让撤军。杜阿让非但拒绝撤军，而且据亚历山大称还以武装对抗盟军相威胁。杜鲁门警觉起来，再次声称要切断对法军的所有援助，这才使法军撤出都灵。
阿尔及利亚与黎凡特地区最终也出现了危机。阿尔及利亚的情况尤其险恶。穆斯林有了新的领袖，他们决心赢得独立和阿拉伯统一。法哈特·阿巴斯，西克·布哈希米与哈吉·麦萨里极力鼓吹革命，导致5月1日在阿尔及尔与奥兰终于发行了动乱。5月8日，27个欧洲人遇害，次日又有75人命归西天，其中许多人是被砍死的。君士坦丁地区的法军指挥官迪瓦尔残酷报复。整个村庄被夷为平地变成一片废墟。据说德国与意大利的战俘也被法国人武装起来镇压起义。早在1945年，漫长血腥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就已经拉开大幕。
在黎凡特地区发生了类似的情况。法国军队仍占领着这一地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给予叙利亚独立的条约很快就会缔结。叙利亚总统朱克力·古阿特里在从雅尔塔返回途中，经丘吉尔劝说同意与法国谈判。但戴高乐拒绝谈判，并派去法国增援部队，于5月17日登陆，马上在叙利亚激起当地民众反叛。以后的两周里，街头巷尾爆发了激战。在叙利亚人的呼吁下，丘吉尔命令中东地区英军总司令皮杰特将军进行干预，确保法军退回军营。至此，叙利亚才重又恢复了秩序。对于英国的介入戴高乐大为恼火，他把其视为毫无正当理由的入侵，宣称这是英帝国野心的又一证明。
戴高乐的投机与冒险未能给他带来任何声望。的确，如同1942年6月，他似乎正在度过一个令人费解的孤立阶段，这使他总是做出不可理喻的决定。这些决定在整个世界包括他的同胞的眼里都是固执与怨恨的结果。
1945年6月18日巴黎举行欧洲胜利日阅兵和游行。其间发生的一件事最好的说明了将军的心情在当时是如何糟糕。这本应该是万众同欢的热闹场合。法国军队将像一战结束时那样沿香榭丽舍大街游行，将军将检阅部队并行答礼。在他的检阅台对面为伤兵们建了一座看台。游行进行时，他们看到队伍中有12辆自由法国第一师的医院救护车整齐地驶过。这支医疗部队曾负责照料在西部大沙漠和黎凡特地区作战的几百名伤员。伤兵们一见他们的救命恩人立刻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救护车上并排悬挂着英法国旗，斯皮尔斯夫人坐在上面。正是她组织和领导了这支救护部队。当将军听到法国伤兵们高喊：“斯皮尔斯来了，斯皮尔斯万岁”时，他立刻气急败坏，马上转向站在他身后的柯宁希将军，下令他当即解散这支部队并将其中的英国人全部遣送回国。
将军的战争结束了。这场战争从1940年6月将军在斯皮尔斯的陪同下踏上前往英国的旅程开始，以在胜利的时刻突然恶意地驱逐斯皮尔斯夫人而结束。医院部队的所有法国军官为表抗议，都立刻退回了他们的勋章。斯皮尔斯夫人写道：“一个伟大的人突然变得心胸狭隘，这实在是一件可悲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