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基
1940年6月18日，戴高乐借助当时唯一有效的武器—英国广播公司，向全球发表继续抵抗宣言，这就是著名的“6月18日号召”。
仅4分钟的讲话，戴高乐却为此花了几个小时加以推敲斟酌，许多地方他都左右为难。他可以宣布彻底背叛政府、拒绝执行政府的命令。但是，这样做会给英国政府带来麻烦，因为他们还没有放弃继续与贝当政府保持联系的希望。或者，他可以只是邀请法国溃退的幸存者来伦敦和他一起组成一个像波兰人、捷克人、比利时人那样的组织，在英国的领导下战斗。但是，这样又违背他的意愿——保持一个独立自主的，打不败的法国。此外，他还必须记住他仅仅是个临时准将，没有权力代表任何人讲话。
戴高乐以惊人的速度很快掌握了政治家的手腕。他的号召绕开难题，巧妙折中。开始他简要叙述法国军事领导人组成一个政府，而这个政府为了停战的目的和敌人接触。这样一来雷诺和他的政府就开脱了罪责，而停战的责任落到了贝当和魏刚身上。戴高乐接着讲了法国在军事上的失利，批评了法国将军们对装甲部队和空军的运用错误。然后明确提出两点主张：首先，法兰西帝国支持法国、它可以和英帝国联合起来；其次，法国可以像英国一样，最大限度地利用美国丰富的工业资源。
这两项主张的目的非常明确。其言外之意就是：只有由他或他拥护的人所领导的政府，才会享有帝国和美国的支持。为此，他称自己为“我，戴高乐将军”—因为他的知名度并不高—并“邀请”而不是“号召”法国武装部队成员到英国来，和他取得联系。
总之，他成功地发出了挑战的吼声，既没有伤害合法政府，也没有冒犯英国客人。
但，听到“号召”的人并不多。在挪威和敦刻尔克幸存下来的法国人，大约有万余人没有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新闻媒体主要关注的是同一天丘吉尔的讲话，另外，所有可以利用的录音设备都被用来录制丘吉尔的讲话，而不是戴高乐的。所以“号召”未能录下来。可以想象，将军对此极其不满。
次日，虽然天色阴沉昏暗，却传来了好消息。设在柯曾广场的登记处有几个人去报名，要求投身拯救法国的事业。反响断断续续，名单上没一个有影响的人物，但这毕竟是个开端。另一个好消息是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已安全地跨越海峡来到了英国。
妻子和女儿的到来给戴高乐增添了勇气。在6月19日的广播讲话中，他大胆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语气也和一天前大不一样。他宣称他是以法国的名义在讲话。他说，以法国的名义，“我正式宣告：任何一个仍然拿着武器的法国人有绝对的责任继续抵抗；放下武器，放弃军事阵地，把一寸法国土地让给敌人，都是对国家的犯罪。”他接着劝导法兰西帝国的将军们，尽管他们的军衔比他高，但是他们有责任拒不服从敌人的命令。总之，这是一篇让人震惊的、典型的冒失讲话。
6月28日上午丘吉尔发表了公报：“国王陛下的政府承认戴高乐将军为‘所有自由法国’人的领袖，无论在何地，投奔他就是支持盟国的事业。”尽管困难重重，遍布危险和仇视，戴高乐将军还是完成了一项任务：为自由法国”奠定了一个合法的基础。
1940年7月14日，在格罗夫纳花园，福煦元帅塑像前举行了庆祝法国国庆节游行。当戴高乐向被检阅者行答礼时，那里仅有两三百名“自由法国”人，却有几千伦敦人。他们唱着法国国歌“马赛曲”尽管他们唱不准歌词与曲调，但足以说明戴高乐赢得了英国人民的支持，而且他们会坚持到底。到加拿大去享受天伦之乐已不再是戴高乐的一种选择。
非洲的阳光泉
到8月中旬，“自由法国”军中已有约2250名官兵，其人数还不多，但已是一个良好的开端。7月2日，“自由法国”的办公室迁到了卡尔顿花园四号一所雅致的房子里。最令人高兴的是英国特工人员在法国被占领区的一家银行的院子里发现了一个保险柜，里面藏有价值1300万英镑的法郎。他们设法把这笔钱都弄回了英国，用于资助戴高乐。
良好的开端使戴高乐认为自己羽翼已经丰满。1940年夏的“自由法国”还默默无闻，完全依靠英国人，只有一个小小的伦敦根据地，法国人自己常常忽视它，对它不信任。4个月后，让大家，也包括戴高乐惊奇的是，“自由法国”已代表几千平方英里的领地并拥有17500人的武装部队了。整个发展过程充满着过失和才智，遗憾与幸运，还有不少令人难以置信的偶然、勇气和坚韧，上演这出戏的剧场是非洲的法兰西帝国。
停战以后法属非洲殖民地成了各方关注与抢夺的焦点。在北非，虽然英国和“自由法国”想方设法争取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法国总督，但其最终未能与维希政府断绝关系。在中非和赤道非洲有大片土地多数不是沙漠就是雨林，名义上不是属于法兰西帝国就是由法国托管，而实际上由于地理、气候、土著人口稀少而又分散等因素，其归属不明。法国溃败之后非洲帝国的战略重要性日趋突出。北非控制着大西洋通往地中海的入口，也是通向苏伊士运河和印度的必由之路。中非和赤道非洲，则是一条从黄金海岸穿越大陆到达埃及和中东的安全通道。
8月6日，戴高乐决定派他的三位亲信，普莱文、让·帕朗和克洛德·埃杰·德·布瓦朗贝尔，后来又派勒克莱尔前往赤道非洲离间乍得、法属刚果、喀麦隆和维希的关系。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8月26到28日，乍得正式宣布拥护戴高乐。勒克莱尔和布瓦朗贝尔带领二十多人乘坐三只当地独木舟，冒着大雨连夜在杜阿拉登陆，随后又占领了喀麦隆。德·拉米纳上校渡过刚果河来到布拉柴维尔，占领了这座城市，宣布法属刚果拥护戴高乐，他自己为“自由法国”非洲政府头头。
乍得、刚果和喀麦隆的“收复”被称为“光荣的三天”。这引起了维希政权的警觉，达尔朗决定派一支由6艘巡洋舰组成的小型舰队，3艘重型3艘轻型，以加强现有守军的力量，防止更大的流血事件，假如可能的话，收复背叛的国家。德国海军指挥机关同意此项行动后，“Y特遣舰队”于9月9日从土伦启程。
在此之前，8月30日，法英联合舰队已从英国的利物浦起锚，实施“威胁行动”。登陆部队有四个皇家海军陆战营，两个独立的海军陆战连，有支援部队，两个
自由法国”营。海军拥有两艘战舰，1艘航空母舰，3艘巡洋舰，9艘驱逐舰，3艘“自由法国”小型护卫舰，2艘武装拖网渔船，四艘货船。此外还有两艘荷兰班船，其中一艘是16000吨的“西方世界”号，戴高乐在这艘船上建立了他的指挥部。
9月23日，舰队到达达喀尔附近海面，碰到了这个季节中极少见到的坏天气，浓浓的大雾阻挡了视线。戴高乐的两架小飞机涂上了法国三色旗，飞行员身着法军制服，从英国航空母舰上起飞，降落在瓦卡姆机场，期待受到友好接待。然而，他们迅即遭到逮捕。此后，两艘汽艇挂着三色旗，神气十足地驶进码头，和岸上的法国士兵喊了几句话之后，没料到响起了重机枪，于是被迫仓皇而逃。戴高乐请求布瓦松允许“自由法国”的船只进港，但遭到严厉的拒绝。达喀尔所有防御力量，包括“黎塞留”号进入实战状态。岸上的炮兵和英国舰只开始交火。英国舰只在大雾中摸索着驶向岸边。傍晚时分戴高乐设法率“自由法国”军队在北部登陆，但却被击退。双方各有伤亡。
第二天早晨，战斗重又开始。战舰和岸上的炮兵在4英里长的战线上激战。英国人打出了约400发15英寸炮弹，但徒劳无益。法国人则准确多了，重炮摧毁了“巴尔姆”。
戴高乐接受了现实，达喀尔占领不成了。他想停止行动，但是坎宁安和欧文决定发动最后一击。第三天上午，能见度好一些，战舰在更长的战线上向岸上开火。结果仍然是劳而无功。英国指挥官终于同意了戴高乐的观点。整个行动失败。
面对失败，戴高乐镇定自若。欧文将军写道：“戴高乐有惊人的忍耐力，他勇于面对巨大的失望……我和坎宁安海军中将都十分仰慕这样一位镇静、勇敢，头脑又清醒明晰的人。”丘吉尔在下议院为戴高乐辩解。但是英国新闻界却毫不留情。
戴高乐将军十分消沉。对他来说，达喀尔是从1940年5月的耻辱中爬起来的第一步，结果却又蒙受了奇耻大辱。在他看来，“自由法国”首次上战场就当了傻瓜，而他尤为愚蠢。他又不知道是否该继续往前走了，但这次可不是光荣退役到加拿大享天伦之乐，而是在失败中耻辱地退却，使他的骄傲永远地受到创伤。他自己后来写道，当时他情绪极其低沉抑郁，甚至想自杀了之。
可以说达喀尔是戴高乐和“自由法国”的低谷，但它不是，绝不是结局。将军及其部队由英国舰队护卫，于10月8日抵达杜阿拉，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之后的两个月进展迅猛。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会遇到欢迎的人群和“自由法国”的旗帜。
最后一次挽救“自由法国”非洲基地的行动是占领加篷。11月初，尽管英国人心存疑虑，德·拉米纳和帕兰特还是带领两支纵队分别从喀麦隆和刚果进入内陆，勒克莱尔则从海上发起进攻。这次行动快捷灵巧，效果显著，仅用两周时间就完成了任务，维希政府的加篷总督自缢身亡。
如今戴高乐已控制了主要法属非洲领地，事实上早在“解放”加篷之前，他就已采取措施，开始确立其独立政权的地位。在伦敦他只是个小人物，完全在英国保护伞下生存。现在他控制了法兰西帝国的一大片领土，并成了它的代言人。戴高乐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了。
10月27日，他在刚果布拉柴维尔发表了一份宣言，颁布了两项法令和一项“建制公告”，即政府宪章。宣言宣布维希政权完全是“非法违宪的”，戴高乐将承担起指引法国战争努力的“神圣使命”。戴高乐还说：“为了保卫法国，我要以法国的名义行使我的权力。我郑重地承诺，将尽快向有可能自由选出的法国人民的代表汇报我的所作所为。”法令宣布成立帝国防务委员会，还清楚地阐明，“必要时，在与防务委员会磋商之后”，戴高乐有权作出决定。建制公告使这些措施合法化。
自然，伦敦读了这些宣言之后极其不悦。英国人对维希仍抱有很大希望，甚至还指望其中一些领导人会被吸引回来同德国作战。比如魏刚，近来被任命为北非总代表，总有人想要接近他。10月，贝当派路易·鲁吉耶教授到伦敦秘密洽谈两个政府间的一项“临时协定”。各种讨论都正在进行中，英国人最不愿见到的他们的关系受到戴高乐的暗中破坏。
11月12日，戴高乐回到当时仍遭受严重轰炸的伦敦。
鹰、熊参战
1941年7月，丘吉尔问“自由法国”的法律顾问勒内·卡森：“戴高乐到底是将军，还是政治家？”这个问题问得怪，因为答案一目了然。1941年年中问这个问题表明英国首相及其同事对戴高乐不断扩大的政治野心是多么难以接受。
这些野心没有加密。戴高乐一直认为法国情况特殊，得到礼遇是应该的。在伦敦的许多流亡政府都是合法政府，它们离开本国的目的是继续战斗。雷诺政府本来也应该这样。然而法国，遭到背叛的法国，却羞辱地媾和，这是“真正的”法国—“自由法国”所绝对不能接受的。众所周知，这种英雄气概在1940年6月那些黑暗的日子里很容易被人接受。在那艰苦的岁月中，倘若法国高层执政者到伦敦来，那么戴高乐甘愿作为一名军人为“真正的”法国效力，并且同英国密切合作。
但是没有法国政府高级官员到伦敦来。在此背景下，重担自然落在了戴高乐的肩上。“自由法国”越强大，他的话就越有份量，英国的处境就越难堪。无论英国多么想把时间拨回到蜜月般的1940年，他们也不能不面对一年后的现实。那就是“自由法国”已赢得公众和新闻界的认可，他们认为其勇敢而浪漫。它在处理官方问题上更强硬了。为了巩固他的新地位，戴高乐不能太温和。恰恰相反，他一意孤行，必要时还得蛮横。他本性如此，若是要打仗，那就痛痛快快地打，有时还要狠狠地打。
1941年8月27日《芝加哥每日新闻》刊发了其驻外记者乔治·韦勒几天前在布拉柴维尔对戴高乐将军的一篇专访。“英国害怕法国舰队。”戴高乐对记者说，
英国正在和希特勒做一笔战时交易，维希从中穿针牵线，……实际上，这不过是敌对力量之间优势的彼此交换，英国和德国同意让维希政府存在多久它就可能存在多久。”如果作为一种分析，它还有可称赞之处。倘若作为一种政府姿态，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丘吉尔最早是从美国寄来的报刊提要中知道这篇文章的，看后他怒气冲天。他写信给艾登说：“戴高乐肯定是疯了，这下总算摆脱他了，我们未来的事业也轻松多了。”他下令马上中止所有与“自由法国”的合作。情报援助中止了，戴高乐也不能再在英国广播公司讲话了，所有关系一律中断。“不准任何人见戴高乐将军……假若他请求见阿·卡多根勋爵，不准阿·卡多根勋爵见他……谁也不能见戴高乐将军的下属。”总之，戴高乐将被完全孤立起来，让他“自食其果”。
开始，戴高乐矢口否认接受过采访。不过损失已经产生了，他只得退一步，声明他的话被误解了。他否认说过英国害怕法国舰队的话，他还威胁说要把记者韦勒从“自由法国”所属非洲驱逐出去，结果都无济于事。最后只好由伦敦的同事们出面帮他打圆场。戴高乐的政治秘书处处长莫里斯·德让去见德斯蒙德·莫顿，解释说戴高乐“没有政治经验，在政治上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他需要受到教育，这件事对他影响很大，他再也不会发表类似的言论了。”英国方面，艾登尽全力使丘吉尔平静下来。他说：“戴高乐很可能是疯了。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会得到相应的处置……但是，若是他有悔改的意思，我希望你不要低估自己的力量，治好他的病。”这番话说得十分巧妙，但是丘吉尔气得什么忠告都听不进去。
此时，戴高乐正在回伦敦途中。事实上，他对自己引起的这场轩然大波暗暗感到得意。没有比被人冷落更糟的事了。可能戴高乐感到他被冷落的时间太长了。到伦敦之前，在飞机上，他接到卡森和普莱文写的条子，表示他们的不快。起初他斥责他的副官库莱，怪他未经仔细审查就把文章送出去。后来他只好横下心来厚着脸皮撑下去。
双方的关系还在僵持着。英国人不和他讲话，甚至对他回到伦敦也不做出正式反应。“自由法国”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对他们说，将军“犯了规矩”，在伦敦的外国记者中也流传着同样的话。与丘吉尔会晤的问题被搁下了。丘吉尔明确告知：“在没有收到你向我做出的解释之前，我无法确信我们之间的会面是否有意义。”
但戴高乐明白这种局面不能长期持续下去。联系渐渐恢复了。莫顿有意以非正式的方式到卡尔顿花园来看望他。轮到戴高乐做出姿态时，他先对梅特兰·威尔逊和斯皮尔斯一番指责，然后一反常态，故意称赞利泰尔顿和丘吉尔。他又以同样的方式给丘吉尔写了一封亲笔信。丘吉尔终于让步了，同意9月12日下午3点在唐宁街10号内阁会议室双方会晤。
会晤从闹剧到狂怒再到闹剧反复经历了几个阶段。戴高乐到来前，丘吉尔向他的私人秘书科尔维尔交代了他设想的会见程序。丘吉尔说，当戴高乐进来时，他只起立，微微鞠躬，但不握手。他不和他讲法语，而要通过翻译谈话。他对科尔维尔说：“你就是那个翻译。”科尔维尔对此极其不快。
戴高乐准时赶到。丘吉尔适时起立，头轻微向前倾，示意他坐在内阁会议桌对面的座位上。戴高乐走过去，坐下，注视着面前丘吉尔，一句话也没有说。“戴高乐将军，我请你今天下午来——”。丘吉尔停下来逼视着科尔维尔。“我的将军”，他翻译道：“今天下午我邀请你来—”。首相打断他说：“我没说‘我的将军’，我也没说我邀请过他。”几句话之后，轮到戴高乐了。他也觉得科尔维尔的翻译不太准确。科尔维尔只翻译了一句话他就插嘴说：“不，不，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丘吉尔说他们俩都很清楚，科尔维尔胜任不了，那么最好再找一位可以胜任的翻译来。科尔维尔退下去，打电话找来一位外交部官员，他的法语完美无缺。他们坐在内阁会议室里，一言不发。翻译很快到来，科尔维尔红着脸，不满地说他们肯定是疯了。
序曲过去后，两人开始谈他们之间的争吵。丘吉尔告诉戴高乐，将军在近东和非洲留下了恐英足迹，特别是那篇伤害感情的文章发表后，他感到现在面对的不再是一位朋友了。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丘吉尔感到
很痛苦”。戴高乐回答说，不能真的坚持认为他是英国的敌人。但是最近的几件事，尤其在叙利亚发生的事，使他的心境大受干扰，使他在心里对很多英国官员对他及“自由法国”运动的态度产生了疑虑。这些事情，加上他个人地位的艰难处境，以及他的孤立，当然还有他容易激动的个性，使他说了那些肯定会使英国人不爱听的话。他说他愿意表示他“对这些言论的坦诚的愧疚之情。”
总的来说，这个道歉相当完美。戴高乐还承认，在他孤立的时候，特别是当他不在伦敦的时候，他总想创造出实际上不存在的魔鬼，他的性格过于敏感，常使他失去控制。这是勇敢的、令人惊讶的、他独有的自我分析。
随后，气氛迅速改善。谈话转到“自由法国”的组织上来。丘吉尔急于见到一个委员会，希望戴高乐倔强的个性会受到集体的制约。在戴高乐这方面，他同样急切地盼望他的同事们执行同一个方针，有同样的信念。于是他接受了丘吉尔的建议。
戴高乐将军现在全神贯注于“自由法国”的外交关系上。德国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莎行动”，用戴高乐的话说，“为垮掉的法国带来了最大的希望。”而且，苏联加入盟军，给“自由法国”带来了与盎格鲁—萨克逊交往所需的“平衡物”，戴高乐“当然要好好利用它。”
他已经迈出了第一步。1941年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两天后，戴高乐就从大马士革指示卡森和德让与苏联在伦敦的伊万·迈斯基“谨慎而又明确无误的”接触。6月28日双方会晤。虽然接待很热情，但俄国人正在建立一系列全新的关系，所以在外交上非常谨慎。迈斯基以与维希已存在的关系作为借口对此回避，很方便地排除了与“自由法国”的同时同等的联系。
苏联采取谨慎态度的真正原因完全是出于更实际的目的。俄国人正在与英国建立同盟关系，至少可以说，他们摸不清“自由法国”与英国的关系。另外，他们还认为“自由法国”不过是一个人的成就，而他们知道这个人不好对付。
8月，戴高乐派他的同事去见苏联驻土耳其大使伊万·维诺格拉多夫。这次戴高乐提出了一个积极的建议：“自由法国”将派两、三名代表到莫斯科，以便建立即使不是正式的，也是直接的关系，免得事事都要通过英国。但是维诺格拉多夫的回答和迈斯基一样不太热心。
有两件事改变了苏联的态度。首先，维希中止了与苏联的外交关系。其次，戴高乐宣布成立民族委员会。这使英国人为之高兴。迈斯基对卡森和德让的再次来访反应积极。他说苏联将和英国一样。承认戴高乐是
自由法国”的全权领导人。随后，在9月26日公布委员会成立的次日，莫斯科宣布任命前驻维希代表亚历山大·叶夫罗伊莫维奇·博戈莫洛夫为驻在伦敦的许多国家的流亡政府及“自由法国”大使。迈斯基给戴高乐写信说，苏联保证战后“恢复法国的独立和完整”。许诺清晰明了。
美国对民族委员会的成立反应则完全不一样。美国人谨小慎微。国务院获悉这一消息后表示“赞赏”，这比以前根本不理睬“自由法国”好多了，但很难说让人鼓舞。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11日德国和意大利对美国宣战，采取行动的时刻到了。这是将军重新确立他作为法国唯一领袖地位以及与强大的新盟友建立真正的朋友关系的机会。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同华盛顿的愿望相冲突，他用武力占领了距加拿大海岸不远的两个无名小岛。没有什么能比他这样做更能激起美国的愤怒，结果果然这样。
全线抵抗
1941年圣诞节前夕，“自由法国”海军上将米瑟利耶指挥一支“自由法国”小型舰队，驶进圣皮埃尔小岛的码头。圣诞节那天，他举行公民投票，宣布一致拥护戴高乐，并立即声明该岛及相邻的密克隆岛为“自由法国”的一部分。这件事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后果，但它发生在美国刚刚宣战后不久，无异于挑衅。
消息迅即传到华盛顿。丘吉尔正在那里与罗斯福就重大战事问题举行会晤。由于美国已正式成为交战国，这些问题都可以公开讨论了。起初两位领导人想对此事置之不理，但国务院的愤怒扰乱了他们的平静。科德尔·赫尔怒不可遏。他马上发表声明说“‘所谓的’‘自由法国’船只在圣皮埃尔与密克隆群岛的行动是武断行为，有悖于有关各方的协议。”他对总统说这次行动给德国提供了一个占领北美的极好的借口；也许是英国人在幕后怂恿戴高乐。他给艾登写信说这一事件危害了美洲国家间的关系。群岛面积微不足道，战略地位极其有限，赫尔的话有点上纲上线。
对赫尔不利的是，米瑟利耶的船上碰巧有一位记者。他撰写了一系列报道，详细描述了这次英雄主义行动。这些报道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报道的感伤情调深深打动了美国人，使他们回想起自己“荒凉的西部”歌谣。不管什么原因，他们为“自由法国”的精神所感动。国务卿对这些自由勇士们的斥责激起了他们的愤怒。后来几天中，赫尔收到大量来信，多数写着“给所谓的国务卿”或“给所谓的国务院”。他竭力解释他的
所谓的”指的是船只而不是“自由法国”，但一切无济于事。
赫尔没有被吓例。他急切地询问加拿大将如何采取行动。对方回答并不积极。麦肯齐·金首相不为所动。他暗示说，加拿大人对“自由法国”的成功感到欣喜。赫尔又缠住丘吉尔让他命令戴高乐从岛上撤军。丘吉尔并不热心，他清楚地知道那样做至少会导致同戴高乐的激烈争执，而且很可能引起英法关系的破裂。这正是他绝对不想发生的。实际上戴高乐已赢得了美国公众与英国公众的支持。
戴高乐将军在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他给丘吉尔写了封私人信件，非常合乎情理地指出，美国国务院的态度挫伤了法国的士气。他说“我看这不是一件好事，在战争期间，奖章不应颁发给那些耻辱的使徒。”他完全掌握了激怒丘吉尔的方法。丘吉尔对耻辱极其敏感，无论它在哪里发生。
这番话促使丘吉尔在加拿大议会联合会议上的讲话中竭力替“自由法国”和戴高乐辩解。他热情洋溢地说：“他们被维希的人判处死刑，但是他们的名字在曾经充满欢乐和微笑着的法国大地上，在百分之九十的法国人民心中越来越受到尊敬。”戴高乐对此当然感到高兴。
但是赫尔仍不罢休。他以辞职相要挟，促使总统认真考虑他的意见。也许是担心赫尔辞职，可能是对这件事不胜其烦。罗斯福给仍在北美的丘吉尔施加压力，敦促他采取行动。于是丘吉尔与戴高乐之间开始了长时间的商谈，艾登在伦敦做中间人。丘吉尔告诉艾登“自由法国”必须离开群岛，他写道：“你把话说得多么动听都可以，只要让戴高乐接受。”戴高乐马上想出了对策：正式撤退可以，但是协议中必须有一项秘密条款，保留米瑟利耶在磋商委员会中的作用。这让丘吉尔难于接受，他说艾登令人惋惜地输给了戴高乐。
丘吉尔回到伦敦后，把戴高乐叫到唐宁街，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通。丘吉尔指责戴高乐违背诺言，不顾及盟国的利益，以及其他种种不妥之处。他要求对方做出解释。而戴高乐无心解释，实际上也没有解释。除了对丘吉尔放在他面前的和解公报的内容提一两个问题外，戴高乐一直一言不发。丘吉尔感到十分惊讶。戴高乐站起来，有礼貌地请求离去，然后微微一鞠躬，没说什么就走了。戴高乐的表现让丘吉尔非常满意，喜气洋洋地对罗伯茨说：“他做得棒极了，连我也做不到那么得体。
正如戴高乐所写的那样，这最终实质上是给科德尔·赫尔和国务院留个面子的问题。暴风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尔后，一份没有公开发表的和解公报中提到组成一个不包括米瑟利耶和维希官员的磋商委员会，也提到“自由法国”船只撤离。赫尔暂时不再追究，但他不会忘记这件事，也不会让人当傻瓜。无论对这件事怎么看，罗斯福也不愿看到他的国务卿被人愚弄。为这事付出的代价将来会更高。
1942年2月28日，当时的英雄，海军上将米瑟利耶回到伦敦，戴高乐将军亲自到海斯顿飞机场迎接。戴高乐在表示祝贺时提议让米瑟利耶完成另一次冒险，解放马达加斯加。戴高乐又说希望他除掉穆莱克。穆莱克曾参与“萨沃伊阴谋”，众所周知，他是米瑟利耶最亲密的同事。
圣皮埃尔与密克隆群岛的征服者当然不能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3月3日，他来到卡尔顿花园的民族委员会会场，宣布辞职，举座震惊。他还告诉大家，德让向英国保证未经他们同意圣皮埃尔与密克隆群岛行动不得进行，而戴高乐向他隐瞒了这一真相，他还拿出备忘录来证明这一点。最后，发出了“辞职”与带走“他的”舰队的恫吓。
这是第三次米瑟利耶危机。前两次危机的宿将艾登、卡多根和英国海军部，这次又准备乘机给戴高乐制造麻烦。3月5日，戴高乐任命菲利浦·奥布瓦诺接替米瑟利耶。次日，英国战时内阁开会，决定保留米瑟利耶“自由法国”海军总司令之职，如果戴高乐将军不同意，他们就自己采取必要行动。艾登召来戴高乐，告知他战时内阁的决定。不出所料，会见不欢而散。戴高乐是块不吃软的硬石头。
这或许是戴高乐在这场战争中遇到的最严重的一次内部危机。米瑟利耶毕竟是总司令，而且公开违抗命令。3月10日，戴高乐想在威斯敏斯特大厦对“自由法国”海军军官讲话，米瑟利耶拒绝让他单独这样做，坚持讲话时自己也要在场，戴高乐给他放20天假让其离开，米瑟利耶拒不离开。戴高乐想方设法才争过来3名高级军官，其余都忠实于米瑟利耶。3月11日，他请求英国政府秘密逮捕米瑟利耶，没有得到答复。
抑郁的情绪又一次笼罩在将军心头。像在米尔斯克比尔和达喀尔事件后一样，他又想放弃自己的事业了。他离开伦敦，呆在家里，在郁闷中静观事件的进展。他甚至交给他最忠实的同事勒内·普莱文·安德烈·迪耶特尔姆和弗朗索瓦·库莱一份秘密政治遗嘱。上面写道：“倘若我必须放弃我从事的工作，那么一定要让法国人民知道其中的原因。”接着讲到英国对米瑟利耶危机的干涉。他最后写道：“法国已经理解了我为她做的每件事的路线和方法。如果我不干了，那是因为我对她的责任使我不能继续干下去，她也会理解的。她会选择其相应的道路。我虽然不在了，但法国将永远长存。”
米瑟利耶的过激行为砸了自己的脚。3月19日，他号召“自由法国”海军罢工。英国害怕了。他们认为这是煽动兵变。海军部匆忙采取行动断绝与兵变者的关系。3月23日，戴高乐获悉英国政府不再坚持让米瑟利耶保留其“自由法国”总司令的职位。米瑟利耶的最后一次，也是决定性的危机过去了。戴高乐胜利了。米瑟利耶停止了与“自由法国”的一切合作，实际上，他站到了戴高乐的对立面。
这次危机够玄了。现在戴高乐再次回来，可以把注意力转向其他方面了。在他认为情况不妙，英国人正发起一场运动赶他下台时，戴高乐写下了他的政治遗嘱，其中强调了“法国”的作用。既然他已经回到卡尔顿花园，危机也已经成为过去，到了考虑在真正的法国（而不是他想像中的法国）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了。
实际上，戴高乐对1942年在真正的法国发生的事知之甚少，就如同1940年他对真正的英国和后来对真正的美国不甚了解一样。他所受到的教育中也没有讲到当代法国的问题。戴高乐从小到大都生活在一个城市，那就是巴黎。除了童年时在多尔多涅度过假，除了军事行动和住院之外，他也从未涉足过巴黎以南的辽阔的法国。
难怪1942年3月当“法国抵抗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克里斯蒂昂·皮诺来到伦敦，在卡尔顿花园访问戴高乐时，戴高乐让他坐下：“给我讲讲法国吧。”听完法国抵抗运动的汇报，戴高乐只是批评盟国对法国的不公平，支援太少。其它他什么也没有和皮诺谈，因为他不了解法国国内的状况。对他来说，斗争发生在帝国。不过他开始学习了。
起初，法国非占领区的生活还可以。贝当仍受欢迎，人们认为他没有“允许”德国人占领整个法国，经济状况也不错。当然也有希望抵抗的人，他们找到了自己并无恶意的表达方式。他们往往以原始的复印形式出版时事通讯、组织小规模游行。这些活动不费力，也没有什么危险。
这一地区的组织逐渐携手联合。到1941年末，已有三个主要组织，各有成员2万到4万人，此外还有一些小组织。最大的一个组织是“战斗”，主要由左翼天主教徒组成，受亨利·弗勒奈（被称为“沙尔韦”）、皮埃尔—亨利·泰特让（即著名的“特里斯坦”）和知治·比多领导的委员会领导。另一个左翼组织叫“解放”，由维格利的埃马纽埃尔·达斯捷领导，他的目的是鼓动无产阶级起来造反，他也是第一个组织纯游击队武装的人。第三个组织是“法国射手和法国游击队员”，由来自巴黎的反教权主义的激进分子，如巴耶、法尔热和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等领导。这些组织集中南部抵抗运动的中心里昂，各组织之间互相保持联系。
在北部被占领区，从事抵抗活动要冒生命的危险。在那里，抵抗不仅是激发法国同胞的问题，而且是性命攸关的问题，甚至是先折磨后死去的问题。首先，抵抗意味着使占领者生活得不舒服：在地铁里给他们指错方向，汽车司机不在他们想下车的地方停车，商店里故意卖给他们劣质产品。这些做法造成的损失不大，也不很严重，但那里的人们还没有被发动起来，还缺少干大事的气概。
慢慢地，一些小的抵抗组织建立起来了。为了使一名成员被捕时不致株连到许多人，抵抗组织不得不建成小规模的。在盖世太保的严刑拷打下有些人很难坚贞不屈。德国人实行了一套残酷而有效的警察制度，所以被捕的事常常发生。例如，有一个叫“国家公安委员会”的组织，成立于1940年12月，1941年2月被德国人发现，有7名成员被处死。重新组建后两个月又被侦破，又有两名成员蒙难。11月再组织起来，又有6人被枪决，6人被残酷地绞死，其余的人被送到德国。
1941年底，苏联加入了对德战争，法国国内的局势发生了变化，英法两个情报部门不得不做出调整。分散的反抗者组织的抵抗运动逐渐地结成统一战线。共产党作为最团结一致的战斗组织现在可以正式组织起来反对德国人了。他们多年来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的发展起来的地下体系现在把矛头对准了第三帝国。
共产党成立了“民族阵线”，要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民族阵线”的领导人是夏尔·狄戎，来自西南地区的共产党官员。“法国射手”仍为游击队武装。两个组织同时在南部和北部活动。实际上，“民族阵线”在北部由皮埃尔·维永领导，在南部由乔治·马拉纳领导，他们是战争后最有影响的抵抗组织。
即使有共产党加入，抵抗运动组织仍不太协调，而且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共产党人，因为共产党人习惯于渗透到别人创办的组织中去，还把这当作自己的责任。例如，在北方活动，主要由战士和公务员组成的“军民组织”就不与共产党人交往。另一个以工会为基础、由社会党人克里斯蒂昂·皮诺领导的北方组织“北方解放”也同共产党保持距离。
显然，这一混乱局面必须要整顿。看来这件事要由戴高乐来做了。“自由法国”威信很高，因为他们拒绝接受和谈，他们反对德国人也反对维希。此外，“自由法国”由莫里斯·舒曼主持的在英国广播公司做的广播，在法国有广大的听众。那低沉的声音发表的奇怪消息—“蒲公英不喜欢沙丁鱼”或“圣诞老人穿着粉红色衣裳”——不仅对英国特别作战部和法国情报及军事行动中心的情报人员来说是个联络信号，对抵抗组织也是如此。
1941年11月，戴高乐挑选穆兰负责把南方抵抗运动组织统一起来。1942年元旦，穆兰被空降到法国南部的阿尔斯附近，化名“雷克斯”，随身带着一个火柴盒，里面装着将军给他的委任状：“我任命巴黎市政长官，让·穆兰先生作为我的代表……”
穆兰的工作不仅困难重重，而且极有危险。人们不信任戴高乐，也不信任英国，抵抗组织成员之间也彼此不信任。不过，到1942年4月底，穆兰成功地建立了
戴高乐将军在法国的总代表团，”这样戴高乐代表整个抵抗组织就名正言顺了。此外，更有实效的是，成立了三个委员会来协调抵抗组织的活动。它们是“秘密部队”、“情报和新闻局”以及“全面审查委员会”。“秘密部队”是法国解放运动的核心，“法国射手”专门负责游击行动。“情报和新闻局”负责传播和宣传工作。“全面审查委员会”为战后的法国作准备。
穆兰的活动使北方抵抗组织的领导人想与戴高乐接近。1942年3月，克里斯蒂昂·皮诺来见戴高乐，其后皮埃尔·布罗索莱特与安德烈·菲利普也紧随而至。
自由法国”成了法国抵抗组织的依靠。皮诺回到法国，给其战友带来戴高乐的话，表扬他们“为古老的法国的理想：自由、平等和博爱做出了贡献”，这足以使他们加入穆兰的联合计划。这一计划已开始向北方扩展。菲利普到伦敦后，被任命为民族委员会的内务委员，它确定了抵抗组织和“自由法国”之间的新关系。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对共产党人来说就更不容易了。情况在不断地变化，问题也很多，好在“自由法国”总能把握住局势。
地中海风暴
大约在1942年4月中旬，戴高乐突然感到身体严重不适。同事们见状后都惊恐不安，手足无措。医生们一时也没有诊断出病因。慌乱之中，唯一清楚的就是为了“自由法国”的利益，人们对戴高乐的病必须保密。第三次“米瑟利耶事件”之后，他们和英国的关系一度紧张，此外与抵抗组织的沟通正在进行之中。这时让外界得知“自由法国”的旗手病重的消息对事业绝没有好处。
当时的内务专员比约特和迪耶特尔姆决定一切照常，若无其事。他们以戴高乐的名义继续颁布命令。戴高乐躺在家里，由妻子和一、两名“自由法国”人照料，谁也不清楚他能不能康复。
幸运的是，比约特听说法国最好的医生之一，曾任雷诺私人医生的安德烈·利舍维茨大夫来到了伦敦。他们马上找到利舍维茨，请他来给戴高乐看病。病人“面色苍白，全身乏力，几乎处于昏迷状态。”经过半个小时的检查，利舍维茨断定他患的是恶性疟疾。因缺乏锻炼，吸烟过度和精神太紧张使病情恶化。医生又说，鉴于他身体强壮，会好起来的。
戴高乐恢复得很快，但身体毕竟还很虚弱。5月中旬，他推迟了去非洲的计划，也许是因为丘吉尔不愿让他去。1942年6月初，他脑子里又冒出了一个荒唐的想法，认为英国人准备远征塞内加尔和尼日尔。因此他和他的总部要搬到莫斯科去，和英国人断绝来往。这太古怪了，与健康的戴高乐判若两人。
获悉“自由法国”军队在西部沙漠军事行动中获胜的消息，戴高乐的健康和精神状况大有好转。5月26日，隆梅尔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对叙利亚的攻势，奥金莱克的防线垮了。为避免部队被包围，英国第八军军长里奇将军命令一支“自由法国”轻型部队，由柯尼希指挥，占领比尔哈希姆，守住南翼，需要牵制隆梅尔至少一周时间。
柯尼希的部队被三倍于自己的敌人包围了14天。其间德国人不断要求他们投降。6月11日夜他们开始突围。部队损失了四分之一，柯尼希率领剩余人马与前来接应他们的英国运输纵队会合，“自由法国”完成任务非常出色。
比尔哈希姆的消息传出后，英国新闻界为之欢呼。
自由法国”第一次面对强大的敌人，表现出非凡的勇气，成功地牵制了他们。人们忘记了达喀尔的失败，他们又成了英雄。从1940年6月来到英国之后，这是戴高乐第一次心情舒畅。突围前一天，他给柯尼希打电报说：“你是法国的骄傲。”当布鲁克将军派来的信使告知他柯尼希和他的队伍安然无恙时，他谢过信使，便回到办公室，关上门，痛哭流涕。真是英雄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
8月7日将军到达埃及的开罗。他出乎意料地发现丘吉尔也在那里。两人一同共进午餐。丘吉尔要去莫斯科，中途想“调查研究”他们在叙利亚问题上的争吵。卡特鲁已于1941年9月宣布叙利亚“独立”，11月宣布黎巴嫩“独立”。可现在，遵照戴高乐的指示，卡特鲁又出尔反尔，宣告委托管理尚未结束，依照法令他将继续实施统治，不举行选举。黎巴嫩、叙利亚的政治家们异常愤怒，纷纷向斯皮尔斯和新任驻开罗国务大臣，澳大利亚人理查德·凯西发出呼吁。这两人在戴高乐到来之前向卡特鲁施加压力，后又向戴高乐本人施加压力，要他组织大选，使两个国家真正独立。谁也没想吵架，但还是吵得不可开交。
次日，戴高乐和凯西发生争执。将军指责他“企图把法国从叙利亚和黎巴嫩赶出去，”同时列举了他的许多其它错误。凯西回答说英国对黎凡特没有任何野心。最后，事情在一场大喊大叫的“叫喊比赛”中告终，戴高乐讲法语，凯西讲英语。
对戴高乐来说，事情远非就此了结，他对待阿勒颇的英国代表“无比地粗鲁”，警告他“不要干涉法国的事务。”他在和美国驻大马士革代表威廉·格温会面时申斥英国人，说他要和他们打一仗。他还告诉凯西说，既然现今黎凡特的法军比英军人数多，指挥权自然由法国人来控制。
像前一年一样，戴高乐对黎凡特的情绪和举止患上了最疯狂的恐英症。又像1941年那样，戴高乐的伦敦同事们都很紧张，又提出有关黎凡特的轻率主张，对此戴高乐予以猛烈地批评。他写道：“在黎凡特问题上我对英国政府采取的态度是唯一符合我们的尊严和我们的使命的态度……我的意思是非洲事务专员在执行一项艰难的任务。他肩负着使命，需要维护法兰西的尊严……假如你觉得无力承担，你有责任告诉我。”
戴高乐的信念始终坚定如一，他认为法国的国外领地，无论是直接统治的还是委托管理的，都是法国完整的一部分，任何企图把法国势力排挤出去的行动都是对法国主权的侵犯。斯皮尔斯支持当地民族主义政治家们的大选要求，就等于发动了这样的攻势。争论的根源在于卡特鲁的独立保证，当时这种保证并是一种策略上的考虑，是使黎凡特归属“自由法国”而不是维希的权宜之计，当当地政治家们在斯皮尔斯的支持下要求兑现诺言时，产生了事与愿违的结果。英国曾同意这项保证，结果使自己陷入尴尬处境之中。
英国政府认为应当把这位难对付的将军马上召回英国来，免得造成更大混乱。可是戴高乐不着急，委婉地对丘吉尔说他“太忙了。”他又悠闲地到法属赤道非洲转了一圈儿。9月6日，艾登把德让叫到他的办公室，告诉他说与维希驻马达加斯加总督的谈判失败了，英国将占领岛上其余领土，并邀请“战斗法国”来管理全岛。为此，英国政府希望重新谈判。这条建议足以使戴高乐回到伦敦，他做好了返回的一切准备。
1942年9月25日，戴高乐回到伦敦。30日，戴高乐被召到唐宁街10号。首相带着艾登和莫顿，将军带着普莱文。这次会面闹得大家都不痛快。双方的分歧从未这样明显过，丘吉尔喊道：“你们不是法国，我不承认你们是法国。”戴高乐反驳说如果他不是法国，那为什么还跟他讨论问题呢？丘吉尔解释说这一切都写在纸上：戴高乐将军不是法国，而是“战斗法国”。戴高乐又坚持说他是以法国的名义行事，他是和英国并肩作战，而不是“替”英国作战。他代表法国说话，他要对法国负责。他还说，他的态度代表着法国人民的态度，他们相信他代表法国讲话，只有当他们相信这一点的时候，他们才会支持他。
最后，会谈不了了之，英国人依旧怒气冲冲。丘吉尔对艾登说，“我为这个人感到遗憾，他是个大傻瓜。”艾登后来说自己“从未见过这么无礼的举动。”结果在伦敦的“战斗法国”与非洲“战斗法国”之间，黎凡特与太平洋之间的联系中断了，情报援助也取消了，英国不想继续帮助戴高乐。
这一次双方的冲突几乎到了彻底决裂的地步。丘吉尔知道罗斯福会高兴，这正是他想要达到的目的。戴高乐不得不向法国民族委员会提出辞职，当然未能通过。德让迫于压力而辞职，在勒内·马西里从法国赶来之前由普莱文临时负责外事。
双方的关系僵持了一段时间。但和前一年有细微的不同。英国通过其情报渠道得知收听戴高乐在英国广播公司广播的听众，从1941年9月到1942年9月增加30倍。这一数字证明有350万到400万人在不顾危险非法收听伦敦的广播。这是个可怕的武器。
还有抵抗组织。英国人渐渐明白戴高乐也是抵抗组织的靠山。穆兰的努力结出了硕果。10月，在伦敦由戴高乐主持召开了抵抗组织领导人会议。
会议从10月3日持续到10月15日。到会的有代表
战争”组织的弗勒奈和“解放”组织的埃马纽埃尔·达斯捷·德拉维格利。伦敦方面有安德烈·菲利普，帕西和皮埃尔·布罗索莱特，后来戴高乐也参加了。讨论的中心议题是穆兰的地位及秘密军队的未来领导权问题。
几轮会议之后，“战斗法国”确立了对法国国内抵抗组织的支配地位。会议还确定了穆兰的领导权，任命德莱斯特兰将军，一位戴高乐战前的老朋友，为秘密部队的司令，所有抵抗组织都应团结在伦敦的法国民族委员会周围。会议授权穆兰继续组建一个抵抗组织的国家委员会。戴高乐后来写道：“当然，我们要让华盛顿和伦敦知道我们从法国听到了什么消息。”不久，他与两个盟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缓和。戴高乐又说：
根据以往的经验，暴风雨很快就会过去。”和平的信使又是德斯蒙德·莫顿。10月30日，丘吉尔派他到卡尔顿花园。替他找了一个“战斗法国”的潜水艇一天前在挪威海岸击沉了两艘敌舰，特来向戴高乐表示祝贺的借口。戴高乐反过来又祝贺英国在埃尔阿拉梅恩取得的成功。莫顿谈到关系疏远的事并希望双方共同努力得以改善。危机过去了，戴高乐很高兴。11月6日，马达加斯加停战的次日，戴高乐同意和英国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任命勒让蒂罗姆将军为高级专员，并马上前往接管马达加斯加岛。戴高乐写道，艾登“满口甜言蜜语”。这时，代号“火炬”的北非登陆计划准备工作正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
按照罗斯福的旨意，戴高乐被排斥在“火炬”计划之外。总统把“火炬”计划看成是对他的维希政策的检验。他认为法国人不可能有抵抗行动，但会欢迎盟国入侵，只要它是由美国人发起的行动就可以。他们不相信英国人是因为英国人与戴高乐将军联系在一起。
为使这次北非登陆看上去是解放而不是入侵，美国国务院授权其驻阿尔及尔总领事，默菲负责寻找一位支持“火炬”计划的地位合适的法国领导人。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戴高乐当然被排除在外。即使默菲看中他，罗斯福也根本不会要他。问过魏刚，他不但一口拒绝，还把这事向贝当作了汇报。贝当召来美国驻维希大使威廉·莱希，告诉他法国领土不容任何国家入侵，包括美国。
令默菲和美国人庆幸的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一位近乎完美的候选人被发现了，他是：亨利·吉罗将军。吉罗1940年5月被俘，1942年4月从柯尼施泰因的德国监狱里逃出来，一周后来到维希。赖伐尔试图劝他向德国人投降，重返监狱，吉罗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丘吉尔对罗斯福说：“这个人会对你们所希望的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美国立即派情报人员与他谈话。
吉罗受宠若惊，表示愿意合作，尽管几天前他还发誓效忠贝当。不过他开价并不低：名义上必须让他，吉罗将军作为入侵法国领土的所有部队的总司令，当然也包括参与“火炬”计划的美国远征军在内。这是个非分要求，不过这也是拉拢吉罗的好机会。
达尔朗交易
1942年11月7日（星期六）午夜刚过，伊斯梅给比约特打电话，正式通知他3个小时后美国军队将在摩洛哥、奥兰和阿尔及尔大规模登陆，开始发动策划已久的
火炬”行动。出于谨慎，比约特决定等到清晨再告知将军，因为将军即便得到消息也无法立即采取行动。
早晨6点，比约特叫醒了将军，向他传达了昨夜的电话。戴高乐当即火冒三丈。他一边穿衣一边大声喊道：“好，我真希望那些维希分子会把他们赶下大海，进入法国可不那么容易。”他把要对丘吉尔讲的话全盘地告诉了比约特，整整讲了两个小时。
上午9点左右，查尔斯·皮克来到卡尔顿花园，确认事先商定好的丘吉尔与戴高乐共进午餐的事，这时戴高乐的情绪有所缓和。他略显尴尬地告诉戴高乐美国人将“战斗法国”排除在外，并重复了自己早先许下的诺言。他又说，“我怎么能忘记1940年6月，在我十分孤立的时候没有抛弃我的人们呢？请相信我，总有一天，我们将肩并肩地行进在香榭丽舍大街上。”
听了丘吉尔的话，戴高乐很高兴。午宴结束时，他脸上挂满着微笑。丘吉尔保证继续站在他一边的话使他大为放心。丘吉尔向他谈到目前战事不顺利，吉罗已经到达直布罗陀，还谈到吉罗未来在军事上要发挥的作用。这对戴高乐来说没有问题，他对作为军人的吉罗始终怀有崇高的敬意。
11月8日晚上，戴高乐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发表讲话。他没有抱怨美国人闯入法国的领地。尽管他知道盟军为吉罗制定的计划，但他不打算从侧翼压倒竞争对手。他盛赞英军、苏军在各自战场上的胜利，最后呼吁北非的法国人拿起武器。“让我们一起重返战争的前沿，感谢法兰西，胜利属于我们！”
一切进展顺利。会面时丘吉尔无意中问戴高乐是否知道达尔朗正在阿尔及尔。不知是有意安排还是出于偶然，这位维希政府的海军上将刚好在“火炬”计划实施之前，到阿尔及尔来看望患小儿麻痹症住院的儿子。登岸那天夜里，他被一群戴高乐分子抓住。他这次不寻常的露面，也为美国人所注意。然而他们来晚了，达尔朗已被警察释放。毫无疑问，他仍在阿尔及尔。他是维希政府在北非的最高官员。在公众眼里，尽管赖伐尔是总理，但是达尔朗的地位仅次于贝当元帅，比赖伐尔还要高。
因此，盟军迫切想与达尔朗打交道，尤其是当吉罗正在直布罗陀为自己争取未来权力的时候。“火炬”登陆行动前三周，达尔朗曾暗示他想投靠盟军，为此丘吉尔与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伦敦举行会谈。会谈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如果争取不到作为第一候选人的吉罗，那么可以考虑让达尔朗出任艾森豪威尔在北非的副总司令。
然而与达尔朗打交道并不容易。他总是躲在元帅视野所及之处。这可是个明智的做法，因为在当时没有人能说得清贝当元帅对他面临的问题的看法。贝当的注意力、记忆力已大不如从前，变得越来越糊涂。
关于达尔朗的事，戴高乐在“火炬”行动实施当天的午宴上曾对丘吉尔做过明确表示。如果达尔朗掌管北非，“战斗法国”将同他势不两立。11月9日，吉罗终于到达伦敦，也表明了同样坚定的立场。罗斯福对这种各自为政的状态感到非常厌烦，称他们为“个性极强的人”。他的建议是“把这三个人关在一个房间里”，“谁先出来就把被占领区的政府交给谁。”
“火炬”行动实施后进展并不顺利，维希分子的抵抗比预想的要强烈，法军总司令吉罗的到来使事情更复杂化。此时克拉克和默菲已经找到了达尔朗，授予他与艾森豪威尔授予吉罗的同样的权力。事情变得越来越混乱，吉罗在广播中宣称自己是北非法属领地的领袖并下令停火。但他的话没有什么作用，维希政权的军队继续抵抗。
此时美国人几乎陷入绝望的境地。在北非的维希军队多达12万人，超过登陆美军的两倍。法国空军比美国空军更具优势，此外还得到了德国空军的支援。久经沙场的德国军队正源源不断地进入突尼斯。1917年以来美国军队第一次作战，又是在完全陌生的地方。
要避免大规模的伤亡和军事上的失利，只有一个办法。艾森豪威尔按这个办法行动了。11月10日中午，达尔朗“以元帅的名义”签订了停战协议。他宣称得到了贝当授权他签订停战协议的密电。不过，这份密电谁也没见到过。结果，达尔朗当上了“北非事务高级专员”。
这件事在英国、美国，尤其是在“战斗法国”引起阵阵骚动。从政治角度上说，“达尔朗交易”是一场灾难。丘吉尔、艾登、布鲁克深感局促不安，因为他们都默认了这笔交易。为了迎合公众的情绪丘吉尔假装愤怒的样子：“应该枪毙达尔朗。”艾登也对公众说他相信达尔朗解决问题的方式必将给民众带来灾难。怀南特致电罗斯福总统，说英国民怨沸腾；工会组织、犹太人组织、新闻界、议会纷纷声讨和抗议。
在美国，民众的反应同样强烈。新闻界把达尔朗描写成“当今在世的最大卖国贼之一”、“美国的第一个吉斯林”。不满的信件潮水般地涌向白宫。在此局面下，罗斯福让步了。11月18日他召开了新闻记者招待会，解释说这桩交易“不过是权宜之计，因战场上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他的解释闪烁其词，其实他多次地向公众暗示战场上失利的责任在国务卿赫尔及其国务院，所有的问题应该问他们。
“战斗法国”觉得自己被出卖了，所以极其不满。美国人既然同达尔朗达成政治、军事协议，那么他们会不会与其他维希官员勾结呢？这令他们非常沮丧。他们甚至想像美国人将来有一天会与希特勒本人达成协议。戴高乐曾私下里对美国驻“战斗法国”的代表海军上将斯塔克发了一顿脾气。除此之外他一直克制着自己。11月11日他在阿尔伯特音乐厅对“战斗法国”的讲话中竟没有提及这桩交易。这一天恰好是停战纪念日，此时的德国军队正忙于占领法国未被占领地区。
自然，戴高乐理解丘吉尔进退两难的处境，但不予同情。丘吉尔实际上是罗斯福“火炬”行动的助手，这个地位一旦确定就很难改变。然而，戴高乐不知道丘吉尔也参与了达尔朗交易，并对他隐瞒真相。假如将军知道这一切内幕，他肯定无法控制自己的强烈怒火。
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达尔朗“以元帅的名义”命令北非的法国军队服从他的指挥。11月16日，戴高尔与丘吉尔会面时说他已经完全失望了。他告知丘吉尔现在幻灭和疑虑已笼罩法国。他接着说：“法国人迟早有一天会发现由于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安排，法国的解放事业中卷进了达尔朗。那时候你们会发现你们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但在道义上却完全失败了，而最终的胜利者只有一个：斯大林。”
丘吉尔劝他坚定信念。“荣誉永远属于你。你的道路完全正确，你的事业将必胜。”尽管疑虑重重，将军仍信心十足。在当天晚上的广播讲话中，他没有让失望情绪流露出来，也没有表达壮志未酬的感慨。他宣称他和民族委员会与达尔朗交易无任何牵连，因此没有任何责任。倘若这桩交易使维希政权在北非“神圣化”，
战斗法国”绝不答应。
美国人同达尔朗的合作并不成功，于是他们又一次改变策略，在英国的支持下，开始与“战斗法国”套近乎。尽管罗斯福和莱希认为与戴高乐合作会惹出麻烦，艾森豪威尔还是邀请“战斗法国”派使者来阿尔及尔。戴高乐接受了邀请。他选派的使者是弗朗索瓦·达斯捷将军。这位“战斗法国”的新成员到达伦敦仅一个月就了解了“战斗法国”的详细情况，如果戴高乐同意，他会设计出与达尔朗政权的合作方案。不过他的优势还在于他的哥哥是阿尔及尔警察总长。
弗朗索瓦此行的真正目的在于依靠伦敦和阿尔及尔英国秘密情报部门的帮助暗杀达尔朗。1942年11月底以前，阿尔及尔英国特别行动委员会不断催促“战斗法国”采取行动。此时丘吉尔和艾登意识到通过外交手段说服罗斯福放弃达尔朗已行不通，卡特鲁受到英国参谋部的重视，而戴高乐则受到冷落。英国开始与“战斗法国”策划一场阴谋，戴高乐已经物色好了人选。12月23日，达尔朗被暗杀。
达尔朗的遇刺对戴高乐迈进北非法属领地的最高权力，以及后来法国的最高权力有着莫大的益处。12月26日，将军致电在阿克拉的卡特鲁。电报中说达尔朗的“消失”使北非局势“呈现出光明”。他对当时局势的分析非常准确。首先，美国人的维希政策彻底失败。其次，达尔朗的继任人吉罗迟早要在战略上失败。再次，英国将继续支持“战斗法国”，甚至于不惜冒犯美国。
戴高乐在1942年圣诞节的讲话和达尔朗遇刺后的讲话都表现出极大的信心。1942年圣诞节这一天，法国人看到在远方的地平线上正升起一颗希望之星。戴高乐家庭生活也呈现出一派新气象。2月份，全家从阿什利支搬到汉普斯特德，住在弗罗格那尔65号。将军在伦敦时晚上可以回家看望妻子和女儿。
无论家庭生活怎样繁忙复杂，戴高乐一家都很喜欢弗罗格那尔这个家。当时的汉普斯特德平静安逸。每逢周日，戴高乐全家都要到附近的圣玛丽教堂做礼拜。当地百姓也很喜欢他们一家。一位邻居说将军“不苟言笑，沉默少言”，另一位邻居说“他总是穿戴整齐，我从未见过他穿便服。”还有人说“我们总称他为我们的将军。”
从昂法到阿尔及尔
达尔朗死后，美国急于扶植吉罗以挽回政治影响。他们把来自达喀尔的布瓦松将军，来自拉巴特的诺盖斯将军以及其他重要人物召集在一起，由吉罗担任北非事务高级专员，北非法军总司令。马塞尔·佩鲁东也应邀留下担任阿尔及利亚总督。事情办得干净利落。
戴高乐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这并出乎意料。至少达尔朗已经死了，戴高乐仍有希望独领风骚。经过精心策划，戴高乐十分客气地建议吉罗和他在法国领土上会面，商讨如何把法国领土内外的各派法国势力联合起来，接受“临时中央政府”的指挥。这一着棋并不难，但他很清楚吉罗受美国人控制，重大决策需要经美国人同意。戴高乐计划12月26日赴美国与罗斯福总统进行第一次会晤，他相信通过“诚恳直率的交谈”能改变总、统对局势的看法，并为戴高乐——吉罗合作铺平道路。
但吉罗拒绝与戴高乐会面，建议他派使者前来商谈。他的华盛顿之行也被延迟，戴高乐猜想这两件事有联系，英国人与美国人正瞒着他与吉罗做交易。他决定向公众表明他的不满。1943年1月2日他通过英国广播公司讲了他要利用临时政府团结所有法国人的计划。他援引许多历史事例，并谈到曾建议与吉罗在法国领土上会面以协调法国各派之间的关系。
广播讲话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当时在解放了的法兰西帝国，一部分人效忠戴高乐，一部分人效忠阿尔及尔前维希政府。如何协调这两部分人的冲突，如何统治这一地区又一次成了同盟国巫待解决的问题，也成了罗斯福与丘吉尔卡萨布兰卡会晤的一项内容。
会晤的首要议题是战争，没多久便很自然地谈起法国各派联合的问题。罗斯福从一开始就像是小学生在开玩笑。他向丘吉尔建议说：“我们阿尔及尔的吉罗做新郎，你们伦敦的戴高乐做新娘，我们强迫他俩结为秦晋之好。”罗斯福认为凭自己的总统魅力一切都将圆满。然而，丘吉尔知道此桩强迫婚姻不可靠，所以不十分赞同。
事情进行得十分糟糕。1月17日，吉罗在安德烈·波尼亚托夫斯基，雅克·勒迈格尔——迪布勒伊两名顾问的陪同下到达卡萨布兰卡，受到了罗斯福的亲切会见。罗斯福说他希望吉罗出任军事统帅，戴高乐为副统帅，再选另外一人为政界首脑。然而罗斯福在说这番话的同时，吉罗留给他的印象就极差。他后来对随同他前来的儿子说：“恐怕这是一根破稻草。他是个中看不中用的指挥官。”婚礼开始就不顺利。
还有更大的障碍。就在同日，艾登和卡多根问在伦敦的戴高乐是否准备应首相之邀前往阿尔及尔。经过一番慎重考虑，戴高乐说他很愿意在法国领土上与吉罗会面，但他认为在同盟国会议这种让人兴奋不已的气氛中很难达成有效的协议。弦外之意是他不想去。
丘吉尔深感不安。而罗斯福仍在不停地开玩笑。他致电赫尔：“我们把新郎带来了……我们的朋友却请不来新娘，戴高乐是个性格多变的大姑娘。她总是自以为是，不想见我们，也没有与吉罗上床的打算。”几番嘲弄搞得丘吉尔再也坐不住了。他又一次给艾登发电报，让他转告戴高乐，倘若他不来卡萨布兰卡，将会遇到许多麻烦，未来的北非政府将不会有他的位置，最终他将无法继续担任“战斗法国”的领导人。“我希望你能让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为了他的切身利益你该狠狠地敲打敲打他。”
伦敦的战时内阁研究了丘吉尔的电文，他们感到进退维谷。事实上，自从1940年8月丘吉尔宣布支持
自由法国”，即后来的“战斗法国”以来，他们一直奉行这一政策。丘吉尔尽管因与戴高乐性格不合而发生过激烈的争吵，陷入过僵局，但他从未想到抛弃戴高乐或者不再在美国人面前袒护他。况且艾登是将军在英国内阁中最有力的支持者，他认为法国的未来寄托在戴高乐身上。他的阁僚们也认识到戴高乐在英国公众和法国抵抗运动中声望很高，从政治的角度上看，抛弃戴高乐极不明智。
战时内阁决定不理睬丘吉尔的指示。他们把丘吉尔的想法用非常委婉的语气传达给戴高乐。法国民族委员会迅即进行讨论。将军觉得受到了侮辱—完全是应邀到法国领土受辱——他真想马上加以拒绝。大多数人以为无论丘吉尔怎样猜疑，依靠英国人符合“战斗法国”的利益，英国人是他们最亲近的盟友，曾给予他们大量的物质上的援助。美国人则完全靠不住，“火炬”行动以及后来的达尔朗事件就是明显的例证。
后来将军被说服了，但仍有所保留。他会见艾登，并请他转告丘吉尔：尽管他并不了解会晤的议程及条件，他还是准备赴会，总统和首相的邀请使他感到盛情难却。罗斯福听到这个消息后用讥弄的口吻向丘吉尔表示祝贺，说他早就听说温斯顿能呼风唤雨。总统与戴高乐之间关系一直不和谐，他们成见很深。他们处于两个不同的世界。
1943年1月22日11时左右，戴高乐飞抵卡萨布兰卡附近的费达拉军用机场。此时有关战争前景的讨论刚好结束。随同他前来的还有卡特鲁，达让利厄，帕莱夫斯基以及英国翻译埃捷·德·布瓦朗贝尔。下飞机后将军的心情并不好，整个旅途中他很紧张，不停地抽烟。到机场迎接他的是一名法国上校和一名美国将军，没有士兵向他持枪敬礼，所见到的只是全副武装的美国哨兵，对自己的到来，有点后悔。他登上一辆美军轿车，车窗上涂着泥浆作为掩护。他住在昂法一幢特别征用的别墅里，房子四周是高高的铁丝网院墙，由美国士兵把守。这是囚禁，是侮辱，他自言自语道。
中午，他与吉罗将军共进午餐。开始时，双方态度都很冷淡。梅斯战役后他们一直没有见过面。吉罗粗鲁地说：“你好，高乐。”戴高乐挖苦地说看来“美国人”对吉罗不错，接着抱怨说他曾四次提出会面要求，可都没有回音，而如今却在布满铁丝网的兵营里，在外国人的干预下见了面。法国哨兵接替了美国哨兵后，戴高乐才坐下吃饭。吉罗向他讲述了他从柯尼施泰因逃走的经过。戴高乐听了尖刻地说吉罗将军应该讲讲自己是怎样被俘的。
在回忆录中，戴高乐说这次午餐“气氛友好”。或许是吧，戴高乐的冷嘲热讽的确让吉罗难堪。吉罗说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他热衷于对德军作战，对维希政府也没有抱怨之辞，并乐意支持现在的当权者，尤其是诺盖斯、布瓦松和佩鲁东。两人不欢而散，没有约定下次见面时间。
戴高乐返回住所，静观事态变化。麦克米伦是第一位来访者。他劝将军去见丘吉尔。戴高乐心中不悦，但还是去了。丘吉尔后来回忆说，会见时对方“比石头还冷还硬”。将军尖刻地抱怨道，美国人的刺刀竟然在法国领土上威胁着他，早知道这样，他说什么也不能来。丘吉尔气得大嚷道：“这是被占领的国家”，然后用他特有的法语喊道：“你阻挡我的路，我就除掉你。”看来一场激烈的争吵不可难免，好在两人都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
接着丘吉尔谈了他与罗斯福提出的解决法兰西帝国问题的方案。吉罗将出任最高军事指挥官，并与戴高乐一同担任管理委员会主席，管理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地位相同。乔治将军也将加入该委员会，另外还有“殖民地总督”，诺盖斯、布瓦松、佩鲁东和贝尔赫雷德。
制定计划时，同盟国对戴高乐及其“战斗法国”缺少足够的了解。戴高乐指出，计划制定者虽然受人尊敬，但只具备普通军士长的智力水平，不了解实际情况。将“战斗法国”纳入维希官员占主要部分的委员会，并且长期受美国人控制，这种想法荒唐透顶，战斗法国绝对不能接受。会见到此结束，戴高乐很有礼貌地起身告辞。丘吉尔愣愣地站在那里，“看着这个法国人昂首阔步走出花园。”
晚上将军与罗斯福的会面虽然语调上较为缓和，但实质相同。总统身着白色套装，坐在一张大沙发上。当戴高乐走过来时，罗斯福似乎看一团乌云正在将军的眉宇间隐藏。他请将军在他身边坐下，再次施展他的魅力，说美国将帮助法国重现昔日的荣光，这是美国人的荣幸。戴高乐不无讥讽地说那就多谢了。
总统说他想艾森豪威尔将军与达尔朗的合作曾经让戴高乐震惊。戴高乐沉默不语。总统又说在达尔朗死之前合作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没有讲进展的具体内容。目前唯一的策略就是法兰西的儿女们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然后他用诱人而不是推理的方式重复了丘吉尔下午讲过的话。
戴高乐认为会谈进行得很顺利。他对翻译布瓦朗贝尔说：“我今天遇见了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我们彼此理解，很合得来。”将军过于乐观了。实际上，罗斯福认为他不过是另一个难对付的法国将军，一个宁折不屈的家伙。总统心里想的是向外界宣布他已将法国的两个对立派联合起来了，以此来驳斥美国新闻界对他的批评。
次日，吉罗、戴高乐以及他们各自的顾问再次会面，会谈仍无进展。吉罗要求执行罗斯福——丘吉尔计划，而戴高乐则请求吉罗加入“战斗法国”，并担任总司令。会谈取得的唯一成果是双方同意互派联络官。
然而罗斯福需要一份联合公报。23日晚，默菲和麦克米伦力劝戴高乐同意向外界宣布成立一个由两位将军共同领导的战争委员会。他们起草了一份又一份文件，吉罗全部接受，戴高乐无一例外地全部予以拒绝。此时，戴高乐已经获悉前一天晚上罗斯福在与他会面之前与摩洛哥苏丹和诺盖斯共进晚餐，商讨战后摩洛哥独立并摆脱法国势力的影响问题。另外，罗斯福可能代表美国和英国签署了一份文件，承认吉罗将军有权和有责任以“法国利益的托管人”的身份行事。与此同时，美国承诺重新装备北非法军。
丘吉尔从麦克米伦那里得到了文件的草稿，读罢便动笔加以修改润色。尽管他确知戴高乐不会接受，但还是保留了文件中承认吉罗为“法国利益的托管人”这一内容。
戴高乐已忍无可忍。他与下属们商议，并取得了他们的支持后，在第二天清晨对默菲和麦克米伦说：“外国势力的干涉，无论是高压的还是温和的，只能降低法国民族的地位。”因此，他不准备在罗斯福的文件上签字。
丘吉尔也同样忍无可忍。盟军正在前方作战。他一方面要竭力与罗斯福这个难对付的家伙周旋，另一方面又要保护他的被监护人戴高乐免受罗斯福恶意的嘲弄和挖苦。戴高乐不但不同他合作，反而处处刁难他，先是拒绝来卡萨布兰卡，然后又拒绝向吉罗让步，现在竟盛气凌人地拒绝签署联合公报。丘吉尔觉得戴高乐太不给他面子，不免怒火中烧。
“由于丘吉尔先生控制不住情绪，会谈进行得极其不愉快。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两人最难堪的一次会面。”戴高乐这样描述他离开卡萨布兰卡之前与首相道别时的情景。丘吉尔对将军大加指责，还威胁说他将在下院的会议上抨击戴高乐是实现法国各派和解的主要障碍。戴高乐显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对这类威胁他早已习以为常。
昂法会晤宣告结束，但尾声耐人寻味。戴高乐与罗斯福的最后会面气氛友好；事实上，罗斯福对戴高乐已不抱任何希望，态度粗鲁也无意义。他说法国各派没能达成协议，他甚至无法说服戴高乐接受联合公报，对此他感到遗憾。他说，既然如此，他也无计可施。戴高乐答应他将来会与吉罗商讨一种联合公报。会谈以失败告终，但就在此刻又突然出现了转机。
罗斯福仍在施展他的魅力。他问戴高乐是否同意拍一张与吉罗握手的相片。戴高乐用英语问答：“愿意为您效劳。”罗斯福来到花园，身后跟着吉罗、戴高乐和余怒未消的丘吉尔。花园里已有一大群摄影记者在等候。他们把镜头纷纷对准正在握手的吉罗和戴高乐，非常惊讶地发现两位将军不苟言笑表情严肃。罗斯福不满意，喊道：“再来一次！”两位法国将军只好重新摆好姿势。虽然场面让人难堪，但罗斯福终于得到了他需要的照片。
总统还得到了某种联合公报。这份公报由戴高乐起草，吉罗表示接受，大致的内容是说两位将军持解放法国的共同目标。这并非什么了不起的壮举，但在当时还是有几分意义的。
回到伦敦后，戴高乐马上与他的同僚们商讨昂法会晤可能产生的后果。他们认为所谓的联合公报并非是与吉罗将军达成的协议。美国和英国试图将“战斗法国”变成以北非为基地的美国附属政权，这种做法是粗暴的，是不能接受的。这样一来伤害的不仅仅是同吉罗无足轻重的关系，而且还包括了与英国尤其是与丘吉尔的关系，自然问题又比较麻烦了。
值得庆幸的是，戴高乐始终保持着昂扬的斗志，昂法会晤中与盟军的较量丝毫没有挫伤他的自信心。他赢得了两位重要的朋友，霍普金斯和麦克米伦。这两人在戴高乐身上发现了战败后许多法国人所缺少的矢志不移的信念和勇气。而美英盟军总参谋部中，有许多人根本不了解戴高乐，他们称他为“推弹杆”和“苦艾蒿”。
尽管这次戴高乐又和丘吉尔闹僵了，但是他在卡萨布兰卡的表现却为自己赢得了未曾料到的威信。麦克米伦把他当作一名“政治家”，默菲也领略到戴高乐重现法国昔日辉煌的远大抱负和雄才大略。在卡萨布兰卡，戴高乐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他必须尽快从盟军那里为法国争得好处，而不能出卖已经获得的利益。德国是盟军进攻的目标，而法国则是他为之奋斗的目标。
戴高乐的一个重大失误是他误解了昂法会晤后他与罗斯福之间的关系。罗斯福原以为戴高乐不过是个战败的法国将军，如今却发现他极其可憎：自高自大、强词夺理，自我为中心，而且固执己见。其实用这些词来形容罗斯福本人恰如其分。总统如此讨厌戴高乐就是因为他们是同一类人。
然而，戴高乐却误以为罗斯福很赏识他，2月9日在伦敦的记者招待会上，戴高乐盛赞罗斯福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深刻洞察力和远见卓识。2月14日他又致函赫尔，请他转告总统说，他们的初次接触使他深感荣幸。信中说，总统“对法国寄予的无限同情”将使每一位法国人深受感动。
“战斗法国”当然享受不到这种“对法国寄予的无限同情”。罗斯福和赫尔对戴高乐在2月9日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极其不满。戴高乐说他的目的以及法国的目的是形成一个以解放法国为目的的法兰西帝国联盟，而不单单是两位将军达成协议。这与罗斯福的意愿完全相背。他期待的恰恰是头面人物间实现和解，这样每个人都能全力抗战，美国新闻界也会停止对他进行骚扰。
事实上，美国新闻界一直在抨击罗斯福和赫尔的法国政策。停泊在美国港口的前维希军航的水手哗变后投奔“战斗法国”，这件事使罗斯福和赫尔成了众矢之的。他们两人对此非常气恼，认为一切麻烦都是戴高乐在伦敦的特工挑起的。赫尔强烈要求艾登采取行动加以制止。然而他和丘吉尔均束手无策，他们已经和戴高乐无话可说了。
3月22日罗斯福在一次私人宴会上向来访的艾登阐述了他对战后欧洲的看法。“军备应集中在英、美、苏三国手中。力量较强的国家充其量也只能拥有步枪……这三个大国理应维护欧洲安全……一个名为瓦隆尼亚’的新国家将包括比利时的瓦隆人聚居地，卢森堡，阿尔萨斯—洛林和法国的北部地区。”
这就是罗斯福“对法国寄予的无限同情”，完全与戴高乐的美好愿望大相径庭。但是戴高乐卡萨布兰卡之行至少促成了一件对他有利的事情。1943年2月底，罗斯福派让·莫内前往阿尔及尔，表面上负责向法军运送武器，但实际上是充当吉罗的政治顾问。莫内以其深邃的洞察力和出色的外交才华受到华盛顿政界人士的尊重。人们认为只有他才能使吉罗具备政治敏感。他到达后便与麦克米伦结下友谊。经麦克米伦一再劝说，原本心怀敌意的莫内开始对戴高乐怀有好感，并认为只有戴高乐才能建立起一个信得过的未来法国政府。正如罗斯福所说，吉罗太不中用。
但通往前方的路充满着坎坷。1月22日戴高乐曾命令将设备运往开罗，遭到丘吉尔的断然拒绝。2月底，戴高乐再次下令转移设备，同样遭到拒绝。奥利弗·哈维写道：“这个老顽童又对戴高乐发脾气，他打算采取一切必要手段阻止戴高乐访问叙利亚和非洲……还宣称将军是他的敌人。”法国民族委员会国际事务专员勒内·马西热里竭力劝说，但丘吉尔与战时内阁态度坚决。
戴高乐迫切想去北非。莫内一直在做吉罗的工作，并取得了一些成效。维希政府的诸多条文已经取消，政府官员辞职。更让人高兴的是吉罗发表了一个在某种程度上违背自己意愿的讲话，断言未来的法国政府将建立在民主、共和的基础上。这篇讲话稿的内容大多由莫内撰写。在莫内的影响下，吉罗表面上正在接受戴高乐的主张。
然而吉罗及其下属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绝不会向戴高乐作轻易让步。他们正计划采取行动来遏制戴高乐的步步进逼。这个计划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一位仍然控制着大部分法军的大人物将被请到阿尔及尔。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贝当元帅。
1943年4月，英国人从吉罗的副官安德烈·波尼亚托夫斯基那里获悉了这项计划。想必美国人也有所察觉。这项计划没有书面记录。麦克米伦的政治办公室有严格的命令，绝不准许将此事通报伦敦，波尼亚托夫斯基提供的消息的备忘录也马上被烧掉了。他们认为丘吉尔若闻知此事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美国人对待此事也很审慎，罗斯福若闻知此事也会认为让贝当掌管法兰西帝国未免太过分了。
结果计划中途夭折。吉罗和波尼亚托夫斯基肯定以为贝当不乐意来。其实，真实的原因在于后勤准备工作没做好。此时贝当已老朽不堪，生活不能自理。尽管有飞机从维希飞往科西嘉岛，而且距离很近，但是从科西嘉飞往北非的飞机没有贝当所要求的设施，旅程又很长。很明显，老元帅忍受不了这样的折磨，因此整个计划只好取消。
戴高乐想尽早到达阿尔及尔。据说他并不知道贝当曾计划去北非，但是他坚信他不能呆在伦敦而让吉罗在阿尔及尔发号施令。后来，马西热里终于打破了僵局。他以极其委婉的方式提醒英国人注意戴高乐在宗主国法国抵抗运动中的声望和地位。这是戴高乐独有的一张王牌。由于穆兰的努力，这张王牌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不少北非法军部队脱离吉罗的指挥，投奔“战斗法国”。另外，5月中旬，他接到穆兰送来的消息，抵抗运动民族委员会已经正式成立，并在其第一次宣言中声称“法国人民将绝不同意戴高乐将军位居吉罗将军之下，要求立即在阿尔及尔成立以戴高乐将军为首的过渡政府，吉罗将军为军事统帅。”在戴高乐看来竞争暂时可以告一段落了。吉罗和莫内也这样认为。5月17日，吉罗邀请戴高乐来阿尔及尔，并提出两个条件。第一，未来政府应由内阁而非某个人领导；第二，应贯彻法国宪法，换句话说，不容许出现个人独裁。
吉罗建议，倘若戴高乐接受上述两个条件，可以成立一个由戴高乐和吉罗轮流主持的中央委员会。该委员会将由6名成员组成，两位将军可以各选两名。这种相互协商的基础是十分让人满意的。戴高乐准备接受吉罗的条件和邀请，并向英国人要求转移设备。
1943年5月23日战时内阁召开会议，讨论首相提出的与戴高乐断交的建议。与此同时，他们清楚，大量的证据都表明戴高乐在法国本土上地位稳固，威望极高。他们，尤其是艾登，长期以来与戴高乐做的交易即将被吉罗夺去。战时内阁经反复讨论，最后做出决定。艾登在他当晚的日记中写道：“今晚9点，战时内阁讨论温斯顿提出的与戴高乐绝交的建议。每个人都不赞成，并在他不在场时表现得非常坚决。”他们决定支持戴高乐，反对丘吉尔。丘吉尔后来写道：“我们很难决定是否应该在这个关键时刻与这个难对付的人断交。然而时间和耐心会解决一切。”时间和耐心确实解决了问题，丘吉尔战时内阁的同僚们帮了戴高乐一把。
5月30日，戴高乐将军离开伦敦前往阿尔及尔。他后来回忆说：“离开英国之前，我致函国王乔治六世，表达我对他的政府，他的人民的感激之情，感谢他们在1940年最艰难困苦的岁月里给我以热情接待，以及随后给‘自由法国’以援助。我本打算拜访丘吉尔先生，但得知他刚刚离开去了‘某地’。我只能与艾登先生道别。会面时双方都很开诚布公。‘你怎么看待我们呢？’这位英国大臣问我。‘英国民族十分随和，无人能比’，我说，‘但你们的政策恐怕不总是这样。’后来我们提起了我与英国政府的一次次交往，艾登先生善意地问：
你给我们带来的麻烦比我们所有欧洲盟友带来的麻烦加在一起还多。这你知道吗？’‘我非常清楚’，我笑着回答说：‘法国是个强国。’”
打败政敌
1943年5月30日中午，戴高乐将军飞抵阿尔及尔南郊比法利克军用机场。这天天气酷热，骄阳似火。他从机舱里走出来，停留片刻，挺起胸膛阔步走下飞机，微笑着向前来迎接他的吉罗将军敬礼并同他握手。在场的摄影师立刻捕捉到了这富有意义的一刻。
欢迎仪式热烈隆重，与1月份他在卡萨布兰卡的经历截然不同。仪仗队向他持枪敬礼接受检阅，乐队高奏
马赛曲”卡特鲁也前来迎接；默菲和麦克米伦的一位助手审慎地站在法国军官们身后。这次戴高乐登上了一辆法国汽车，而不是美国汽车。然而，仍有一件事让他气恼，吉罗下令实行新闻封锁，因而当时人们并不知道夏尔·戴高乐将军又回到了法国土地上，而且永远不再离开。不过这没有关系，人们早晚会知道的。
戴高乐到达后的次日，麦克米伦在写给他妻子的信中说：“戴高乐将军的情绪由平静转为兴奋，他对美国人十分仇视，对英国人也有某种程度上的怨恨……莫内仍然难以断定将军是个危险的鼓动家还是个疯狂的鼓动家，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在阿尔及尔最豪华的建筑——夏宫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午宴。宴会上，吉罗坐在戴高乐对面，身边坐着莫内和刚从法国赶来的乔治将军，还有40位其他客人。宴会接近尾声时，戴高乐到来的消息已迅速传遍全城。得此喜讯，民众们的欢迎活动一直持续到深夜。可以想象，在这散发着芳香的地中海之夜，在这狂欢节的气氛之中，戴高乐兴奋之情难以抑制。
吉罗将军把他的指挥部设在夏宫，派前维希部队的一个支队把守。戴高乐则把指挥部设在附近一个名为“紫藤花园”的一幢普通别墅里，由“战斗法国”派兵把守。双方能和睦相处吗？这个老问题依然悬在人们心头。
这里的局势引起了人们的密切关注。5月28日，离开伦敦赴“某地”的英国首相出人意料地来到阿尔及尔。表面上看他是来视察“霍斯基”行动，即盟军进攻西西里岛的进展情况的，但他的真正意图却是想目睹两名对立的法国将军的“婚礼”。他急不可耐地想要在这个格外有趣的“婚礼”上做男傧相。
精力向来充沛的丘吉尔刚一到阿尔及尔，就觉得力不从心。他太劳累，透支太多，他需要休息。一周后，艾登告诉哈维：“从美国返回后他疲惫不堪，几乎不能行动，但是阳光和洗浴使他渐渐恢复过来。”他常常想起在昂法时同戴高乐几次争吵，越想越生气。他致电请求艾登来协助他。丘吉尔说外交大臣比他更适合在吉罗——戴高乐的婚礼上做男傧相。后来，在一次宴会上，丘吉尔更为直率，他对海军上将坎宁安、麦克米伦和默菲说戴高乐反英反美，因此注定要“干蠢事，”戴高乐善于搞政变，喜欢揽权，对权力有强烈的占有欲。既然首相的情绪如此不好，艾登不便反驳。但是丘吉尔仍不想离开幕后；赌注太大，不允许他把一切都交给外交大臣。
5月的最后一天，法国两大派别在弗洛其坦公立学校开始认真地谈判。吉罗一方有乔治和莫内；戴高乐一方有卡特鲁，马西热里和菲利普。谈判开始时，双方同意先由在座的几位组成一个委员会，将来再增加人选。戴高乐打出了他的第一张牌。他郑重地对这个新成立的委员会说，他有两点要求：第一，军事指挥结构应服从委员会的政治需要；第二，在无论如何都决不能允许前维希政府头面人物诺盖斯，布瓦松和佩鲁东继续任职。
戴高乐提出的要求当然合情合理。由政府来控制军队，而且政府的命令前后一致，长期以来这一直是军队与政府之间合作的基础。在过去的几年中，法国军队一直听从政府的控制，圣西尔军校的候补军官都受过这种思想的教育。至于那三名维希分子，他们的所谓战绩在“战斗法国”看来无异于叛国。佩鲁东曾企图消灭法国抵抗运动，还签署了处戴高乐以死刑的命令。诺盖斯作为摩洛哥法军指挥官在1940年曾拒绝为“马西利亚”号船上的乘客提供避难所；他曾把达拉第和乔治·蒙代尔送回监狱。另外，他还在“火炬”登陆行动中派兵攻击美军。布瓦松曾在达喀尔大溃败中毫不留情地打击“自由法国”。这三个人手上沾满了法国人的鲜血。
然而无论理由多么充分，上述要求吉罗都难以接受。他认为应捐弃前嫌，把那些陈谷子烂事彻底忘掉。事实上，在卡萨布兰卡会晤时，英美首脑就已经把它们搁置一旁。吉罗任总司令，美国人的维希派朋友得到适当的关照，这是邀请戴高乐来阿尔及尔的前提和基础。然而这个前提和基础正受到挑战。
冲突不可避免。吉罗大发雷霆，与戴高乐激烈地争辩，然后摔门而去。次日，吉罗进行了反击。他声称戴高乐正在策划政变，并命令首都附近的装甲部队保持高度警惕，宣布阿尔及尔市区进入紧急状态，禁止一切集会和游行，不准许军队离开营房。最后，他派戴高乐的老对手，海军上将米瑟利耶负责紧急状态下的城市治安。米瑟利耶马上调动军舰，企图秘密拘捕戴高乐，将其押解到丹吉尔去。
戴高乐则命令德·拉米纳和勒克莱尔指挥下的“战斗法国”部队火速向阿尔及尔挺进。一时间谈判破裂，对立双方剑拔弩张，一场火并近在眼前。这不禁使麦克米伦、默菲等旁观者沮丧不已。
不料吉罗委派米瑟利耶负责治安的古怪举动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身为阿尔及尔总督的佩鲁东不满这一任命，突然提出辞职。他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吉罗，另一封给戴高乐（这封信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戴高乐当时并没有法律予以承认的地位）。就在吉罗试图说服佩鲁东收回辞呈的同时，戴高乐向媒界宣布接受佩鲁东的辞职请求。办事向来认真的卡特鲁再也忍受不住了，批评戴高乐超越权限，随即也提交了辞呈。
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戴高乐擅自宣布接受佩鲁东辞职，以此在公众中树立政治威信，吉罗对此竟无动于衷，从此失去了他作为阿尔及尔最高权威的地位。本来吉罗也可以依法拘捕戴高乐，但他错过了时机。
佩鲁东事件使戴高乐获得了战术上的优势，而且没有人指控他违背法律。戴高乐与吉罗的根本分歧不仅在于未来政府的形式，而且在于它的最终目标。吉罗想在北非实现和平和秩序，以便从事他感兴趣的事业：严肃的战争。而戴高乐却另有一番抱负。6月1日，默菲和麦克米伦前来化解这场由戴高乐一手制造的危机，戴高乐详细地谈了自己的观点与立场。
麦克米伦记述道：“他旺盛的精力给默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谈了自己的感受，态度庄重、语调高雅。当然也说了几句难听的话。我们两人都明白，在法国领土内外再也找不到像他这样如此具有魅力的法国人了。”戴高乐谈到1940年的耻辱，将来法国的复兴，以及他和“战斗法国”为之付出的心血。会谈结束时，他抓住默菲的胳膊问：“你们怎么就不理解我？你们怎么总是反对我？法国人不会原谅你们的过失，你们应该支持我，我代表着法国的未来，你们支持我对大家都有好处。”默菲无言以答。
危机渐渐烟消云散。6月3日清晨，双方重新开始谈判。新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宣告成立。戴高乐起草了委员会章程，稍加讨论便予以通过。吉罗，像他往常一样，几乎没有阅读便在文件上签了字。委员会作为
法国的权力中心”将领导法国民族解放事业，并在所有解放了的法国领土上行使国家主权。法国解放后，委员会将按照共和国的法律将权力移交给临时政府。
委员会的人事安排是：吉罗与戴高乐联合担任委员会主席，马西热里负责外事，菲利普负责内务，莫内负责军备，卡特鲁负责穆斯林事务，乔治将军为不管部高级专员。委员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把维希派“殖民地总督”诺盖斯和布瓦松悄悄地解职，佩鲁东也绝不可能官复原位。他的阿尔及尔总督的职位由卡特鲁接替。
本次和解双方皆大欢喜。戴高乐本来想在接受联合担任主席这一点上做些让步，但是实际上他的大多数目标都已实现。唯一让他遗憾的是没能使军队服从于政府。吉罗担任联合主席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吉罗对此很得意，但他却不得不抛弃那些“殖民地总督”。双方均做出了让步，麦克米伦急忙表示称赞。
戴高乐似乎认为只要吉罗愿意按章办事，事情就好办了。然而，吉罗也不愿放弃手中的权力，更不愿受人摆布。谈判结束后，戴高乐写信给麦克米伦：“我非常感谢您代表您的政府在这里所做的一切努力，感谢您给予我们的同情，请容许我将这种同情称为情谊……”
尽管如此，戴高乐仍然我行我素，遇事不同麦克米伦或默菲磋商。在他的秘密鼓动下，6月7日，委员会决定将成员人数扩大一倍，任命来自伦敦的普莱文、迪耶特尔姆、亨利·博内分别负责殖民地事务，经济事务及情报，来自美国的迭克西埃负责劳工事务。吉罗一方的勒内·马耶尔，朱尔·阿巴迪和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分别负责运输，司法和金融。
戴高乐的支持者到达阿尔及尔参加委员会的讨论还需要一段时间。为使委员会在他的支持者到来之前无法召开会议。戴高乐挑起了第二次危机。6月8日，他再次重申军政权力分开，军队服从于政府。他说，吉罗将军必须在联合主席和军队总司令之间做出选择，而不能身兼二职。戴高乐的提议严重剥夺了吉罗的权力，吉罗当然不能接受。戴高乐则宣称若不按他的意见改变委员会的结构，他将不参加任何委员会的会议。然后，他装出一副气愤的样子返回住所。
丘吉尔听说这一切，极其震惊。他没想到戴高乐竟扩充了委员会的人数。他曾经把委员会的7名委员邀请到他的别墅，在宴会上借机向戴高乐解释说明盟军决意保护他们的军事利益，如果有过激行为，比如说你一口吃掉吉罗，他们将不会答应并将采取行动。当时还没有过激行为。丘吉尔在离开阿尔及尔时，给罗斯福写了一份有关北非局势的报告。丘吉尔乐观地认为，若是戴高乐表现出“狂暴或不理智”，委员会中将有五人反对两人赞成，所以他正处在严格控制之下。
丘吉尔的分析并不准确。委员会的人数增加一倍之后，戴高乐的支持者占据了多数。莫内和顾夫·德姆维尔正向戴高乐阵营靠拢。莫内认为吉罗不具备政治决策能力；顾夫则相信在这场交锋中，戴高乐迟早会取胜，他当然要站在胜利者一方。
s月12日，委员会的新成员到达阿尔及尔，戴高乐决定停止自我流放，计划于14日召开委员会会议。此时，美国和英国政府已得知委员会扩大及其用意，感到十分气恼。他们命令默菲和麦克米伦阻止14日的会议。罗斯福电告艾森豪威尔，指示他假如戴高乐当上了军队总司令，他应计划占领北非和西非;如果戴高乐掌握了全部权力，他应采取他认为合适的任何行动。丘吉尔也给麦克米伦发电报，表示支持美国的计划。他还秘密指示英国新闻界不要对戴高乐和“战斗法国”的宣传要降温，调子要降低。
英国和美国的举动并未奏效。戴高乐早已摆脱了他们的控制。此时的戴高乐已不是伦敦时的戴高乐了。实际上，就连他的对手也对英美粗暴干涉法国人的事务表示不满；英美新闻界也对官方的“指示”不予理睬。莫内此时开始脱离他昔日的美国保护伞。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默菲和麦克米伦前来责问他怎么让戴高乐占了上风，他劝他们少管闲事。他后来写道：“默菲由此得出了正确的结论：新时代已经来临……他随后评论道：‘莫内已经委婉地宣布法国独立了。’”
罗斯福怒不可遏。1943年6月17日，他在给丘吉尔的信中说：“我真烦透了这个戴高乐……不可靠，不合作，不忠于我们两个政府……不顾全战争大局，只会耍政治手腕，我们必须让他走开。”他再次打电报给艾森豪威尔：“你要明白，过不了几天，我们将与戴高乐断绝关系。”
然而，同丘吉尔一个月前一样，罗斯福想与戴高乐
断绝往来”无法办到。他的努力均告失败。6月19日，根据华盛顿的指示，艾森豪威尔会见戴高乐和吉罗，表示乐意继续与法国人合作，尤其是为法国人提供所需武器，条件是由吉罗担任总司令。他不愿意与其他任何人合作。戴高乐立刻回答说，他本人不准许美国人在法国指挥机关里说三道四。会见只进行了几分钟便不欢而散。
两天后，民族解放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讨论艾森豪威尔的提议。经过长时间讨论，他们决定单独成立一个军事委员会，戴高乐为主席，吉罗为委员。军事指挥权分开，吉罗指挥北非法军，戴高乐指挥帝国内的所有其他武装。这种做法十分荒唐，也不会发挥什么作用，但是能使美国军火源源而来。在这以后的几个月里，45万吨重型军事设备运到了北非，足以装备四个步兵师，两个装甲师和四个坦克营。
美国人与戴高乐“断绝关系”的企图破产了。英国人也没能与他断绝往来，丘吉尔的计划于5月份就已经失败。富于权谋的罗斯福不愿孤军作战，更不愿独自承担后果。在英国、美国、法国公众心目中，戴高乐的地位本身就是一张足以击败首相和总统的王牌。
华盛顿和伦敦开始讨论是否应该“承认”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在卡多根、奥利弗·哈维和艾森豪威尔的支持下艾登做了大量工作，最终说服了丘吉尔。然而，罗斯福仍固执己见，视戴高乐如仇敌。
7月2日，吉罗将军突然前往华盛顿。他此行的目的是商讨如何装备11个法国步兵师，这是罗斯福在卡萨布兰卡许下的诺言。欢迎仪式十分隆重，吉罗洋洋得意。这恰好是罗斯福的用意。到达当天，他应邀在白宫的花园里与总统全家一起喝茶。次日，在白宫为吉罗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另外，他还与国务院及国防部的高级官员交谈，参观兵工厂，还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如此等等。吉罗被这些热情款待陶醉了，他品尝着地位的魅力。
与此同时，戴高乐利用吉罗访美的有利机会，在阿尔及尔大权独揽。前维希政府的支持者相继被清洗出去，负责看守臭名远扬、位于撒哈拉的哈吉拉特营的死心塌地的亲德分子被拘捕。哈吉拉特营条件极差，关押着大量同情盟国、支持戴高乐的人。现在政府牢牢地控制在戴高乐支持者的手中。各个级别的盟国代表都承认，委员会在工作效率方面远远超过多年以来的历届法国政府。
另外，戴高乐还走访了北非各地，与民众接触。所到之处民众情绪高昂，戴高乐的自信心也与日俱增。他言辞更加激烈，举止更加豪放，向群众致意时他张开双臂高高地举过头顶，嗓音也更加洪亮。7月4日，法国国庆节，他在阿尔及尔的论坛广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号召全民族大团结，实现民族复兴。“让我们扬起高昂的头颅，消除隔阂，亲如兄弟；让我们并肩前进，为法兰西的未来奋斗到底。”
吉罗从容地游览了纽约、渥太华和伦敦，7月25日返回阿尔及尔。然而，此时他的地位已一落千丈，他这才感到自己赴美是一个策略上的失误。戴高乐的支持者正向他逼近，在7月31日的一次会议上，他们批评吉罗以凌驾于委员会之上的军队司令的身份出访华盛顿。委员会做出决定：吉罗可以继续担任联合主席，但不能再主持委员会的会议。戴高乐将军不仅是真正意义上的联合主席，而且仍是军事委员会（此时已改组为国防委员会）主席。吉罗将军任所有法军总司令，并理所当然地受国防委员会指挥。吉罗没有仔细浏览一遍决议，便在上面签了字。
戴高乐对决议非常满意。如果吉罗真正接受委员会高于一切的决议，那会有许多好处艾森豪威尔可以与他喜欢的指挥官打交道，而且这位指挥官统帅着全部法国部队；戴高乐本人把持政治大权；在军事编制的问题上，这位总司令得做许许多多的工作，驻守马提尼克的海军上将罗贝尔和驻守亚历山大的海军上将戈德弗鲁瓦已经加入“战斗法国，”另外还要规划意大利战役。戴高乐曾向艾森豪威尔提出“战斗法国”应该投入意大利战役，而不应该按原计划留在北非，一旦艾森豪威尔接受这个提议，将为吉罗找到一个位置。
能否获得同盟国的“承认”仍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戴高乐控制了委员会之后，这个问题更加棘手。1943年8月底，魁北克英美首脑会晤时又提出这个问题。丘吉尔和艾登对战后法国的局势越来越关注。在他们看来，法国的强大将意味着战后欧洲的繁荣，阿尔及尔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是使法国强大的唯一基础，这一事实谁也改变不了，必须正视。波兰、比利时、挪威和希腊的流亡政府都有同样的看法，并且已经承认了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
然而，美国决心拖延下去。美国国务院根本不考虑战后欧洲可能出现的问题，罗斯福对戴高乐的厌恶之情依旧。魁北克会晤开始时，赫尔与艾登简单地讨论了北非局势，赫尔翻出陈年旧账，说：“阿尔及尔的那个委员会不会长久，迟早会自我灭亡。”显然，大家的观点相差很大。丘吉尔只好直接与罗斯福商谈，仍毫无结果。会晤结束那天，双方决定各行其是。
8月27日，英国政府宣布承认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有权管理那些承认其权威的海外领地……有资格领导法国参战。”美国宣称：“美国注意到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渴望他国承认其有资格管理并捍卫法国的利益，美国对此表示同情。美国必须在满足这种渴望时有所保留，并对具体事件做具体的反应。”但苏联则承认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是法兰西共和国国家利益的代表”，
是在抗击希特勒的斗争中所有法国爱国者的唯一代表。”谁亲谁不亲，戴高乐心中一清二楚。
到9月初，已有26个国家承认了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戴高乐有理由认为这些国家在“成功与和平”的道路上与法国休戚相关。然而，此时仍有一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他。他的合伙人，委员会的另一位联合主席吉罗，独立于委员会的倾向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例如，9月份，吉罗在当地共产党暴动分子的帮助下完成了一次出色的军事行动：解放科西嘉，它是在驻阿尔及尔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不知晓的情况下策划进行的。更糟糕的事件纷至沓来。9月4日，意大利战败，签订了停战协议，可法国代表竟没有在场。尽管戴高乐得到过出席签字仪式的承诺，但届时却还蒙在鼓里。事实上，盟军只向吉罗将军汇报情况，而吉罗并没有向委员会汇报。委员会的委员们对此极其不满。
9月25日，委员会再次召开会议，取消了联合主席的设置，戴高乐被选为唯一主席。在与“战斗法国”各级组织，尤其是在阿尔及尔的抵抗运动领导人协商之后，依照较为民主的程序，他们投票罢免了吉罗以及他任命的乔治，阿巴迪和顾夫·德姆维尔。吉罗面临两种选择：要么接受委员会的命令，要么被免职。他已无力改变这种结局了。
到 1943年秋，戴高乐已经在最高权力的争斗中打败了其挑战者吉罗，稳坐第一把交椅。当然他战胜的不仅是吉罗及其支持者，而且还有他们的靠山的美国人。尽管英国的根本原则是与美国结盟，但同美国人相比，英国人要宽容一些。然而，在黎凡特，另一场与英国人的冲突已经开始。
戴高乐离开伦敦之前，卡特鲁将军已经离开贝鲁特前往阿尔及尔，将法国驻黎凡特全权代表之职交给前维希政府驻土耳其大使让·埃勒。1943年7月，埃勒大使监督叙利亚和黎巴嫩大选。毫无疑问，法国人和英国人都竭尽全力企图推举自己的人选，但是一切努力均告失败。在这两个国家，民族主义者和反法党派取得了压倒性胜利。
新一届黎巴嫩议会不久便宣布脱离法国而独立，并于11月8日宣布终止法国的统治权。埃勒大使毫不留情，迅即调动军队逮捕总统及各部部长。另外，他暂时取消黎巴嫩宪法，并解散议会。贝鲁特以及其他大中城市爆发骚乱进行抗议，但遭到法国殖民地塞内加尔士兵的残酷镇压。美国、苏联以及邻近的阿拉伯国家纷纷强烈抗议。斯皮尔斯给埃勒发去了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文，指责他采取了“过分的独裁手段，恃强凌弱”。
戴高乐深信英国人正在策划一场阴谋，企图把法国赶出地中海东岸。11月11日，他致电埃勒：“您采取的强硬措施无疑是必要的。无论怎样，只要是您认为合适，您就应当去做。”这是戴高乐在当时的情况下所能给予埃勒的最大支持。然而，委员会内部仍有不同观点。卡特鲁奉命前往尽快解决问题。他信心十足。他对麦克米伦说，埃勒办了一件蠢事，他本该事先向阿尔及尔发电报请求指示。此外，他极有可能是喝醉了酒，在头脑尚未清醒时下达了逮捕令，据说他“在每天的某个时刻总是神情恍惚。”派卡特鲁办理此事，麦克米伦很满意，他希望卡特鲁能挫败那个自负而让人讨厌的斯皮尔斯。
与此同时，驻开罗的英国当局开始干涉。理查德·凯西匆忙赶来，交给卡特鲁一份照会；要求在三天内释放囚犯。否则，英国将实施戒严令，并派军队维持秩序。卡特鲁面对这来势凶猛而专横的恐吓怒吼道：“这又是一次法绍达！”“法绍达是什么意思？”凯西问斯皮尔斯。在阿尔及尔，戴高乐在公众面前为埃勒辩护，指责黎巴嫩单方面终止法国的统治权行为极其不当，声称黎巴嫩议会的决议违反宪法，他还在私下里痛斥英国政府，尤其是斯皮尔斯。
几番争吵过后，冲突渐渐平息。埃勒被召回阿尔及尔，受到降职处分，囚犯得到释放，黎巴嫩局势趋于缓和。然而，按下葫芦起来瓢，阿尔及尔争端又起。
在追捕维希分子的过程中，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曾下令逮捕佩鲁东、布瓦松以及前维希政府外交部长皮埃尔一艾蒂安·弗朗丹。在戴高乐的支持者们看来，逮捕这些叛徒理所当然。佩鲁东曾被达尔朗从阿根廷召回，布瓦松曾将达喀尔和西非拱手交给达尔朗，弗朗丹则是达尔朗北非政府的重要成员，他们一直得到盟军不同程度上的庇护。经丘吉尔提议，罗斯福指示艾森豪威尔“指示”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给这三个不幸的人留一条生路。麦克来伦深知这份“指示”会给戴高乐及其委员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他扣留了“指示”，并通过一系列外交努力使罗斯福最终收回了这份指示。盟国退让的借口是委员会迫于来自法国国内抵抗运动领导人的压力。罗斯福和丘吉尔意识到他们已无力尽保护人的责任了。内疚、气愤的同时，对戴高乐他们更加恼怒。
逮捕维希分子使丘吉尔极其恼火，他骂民族解放委员会是一群“迫害狂”，“糟蹋了法国人的形象。”经麦克米伦和艾登竭力劝说他才平静下来。在科德尔·赫尔的鼓动下，罗斯福决心要“铲除戴高乐，给他的委员会一点颜色看。”在戴高乐看来，“罗斯福和丘吉尔搅乱了这场战争……他们选择了捷径，但是却四处碰壁……结果是：贝当，巴多利奥，冯·巴本……不知还会有什么其他人。”
1943年结束了，是在阴郁的氛围中结束了，但戴高乐将军以及“战斗法国”的地位在不断升高。前维希军队和“战斗法国”军队已合为一体。此时，法军达40万人，并在比尔哈希姆、意大利、科西嘉、突尼斯等战场上显示了战斗力。一个统一的军事指挥系统已经形成，可以在阿尔及尔以外指挥作战。军队内部纪律严明、训练有素。勒克莱尔甚至不见坦克手们带酒，使得在突尼斯的军需官们十分震惊。他们仿效英国第八军，全军上下士气高昂。
解放委员会的工作承袭了军队的作风高效迅速。它开始像真正的政府机构一样运转。到处是一片繁忙景象。工作人员常常工作到深夜，然后睡在办公室白天折叠起来的行军床上。9月份，在戴高乐的组织下，抵抗运动领导人和前法国议会议员组成协商会议，并于11月30日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这个协商会议就像一个议会雏形，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委员就仿佛是各部部长。实际上，不久以后，他们中的许多人真的担任了政府的各部部长。
与此相反，由让·穆兰精心组织起来的法国抵抗运动遭受了一连串的沉重打击。德国人实施的大搜捕持续了整个夏天和秋天。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的全体成员除一人外均遭逮捕、牺牲。夏尔·德莱斯特兰也被抓；布罗索莱特四处躲避德国特工人员的追捕，最后自杀身亡。尽管2月份德国人强制劳工的政策使抵抗运动的人数大量增加，但抵抗运动的中央组织却面临着解体的危险。尽管在乔治·比多的领导下，局势有所好转，但到年底，抵抗运动还是处在低潮。
对戴高乐将军来说，生活给他带来了满足。他又回到了法国的土地，周围到处是熟悉的母语、气味和食物。从政治上讲，他已经牢牢地占据了中心位置，无人能向他的权威挑战。他的办公室狭窄拥挤，并不舒适。夏天，他常常在紫藤花园的一间小起居室里，在华氏100多度的高温下工作。帕莱夫斯基、路易·若克斯和库塞尔领导着一群工作人员，专门负责戴高乐的饮食，并帮助他排除各种不必要的干扰。
他在阿尔及尔的家庭生活比以前更加安定。他的妻子和小安娜夏天从伦敦赶来，伊丽莎白不久将从牛津大学毕业，去一个负责外国通讯社的委员会里工作。全家人住在一座名叫“橄榄树”的三层楼的别墅里，离市中心两英里，可以俯瞰全城。房子非常宽敞，有一间音乐室，一间起居室，饭厅，门厅，一楼还有天井。一楼是安娜的房间，起居室，浴室，伊冯娜的房间，备用房间和戴高乐的两间办公室。他很少在家办公，伊丽莎白认为这值得庆幸。二楼是厨师的房间和浴室，两名女佣的房间和一个备用房间及浴室。总之，同戴高乐一家往日住房相比，这幢别墅真是够舒适温馨的了。
同从前一样，他们的生活很简单。很少有娱乐活动，也很少买奢侈品，有时连基本生活用品都很难找到。停电频繁地发生，电话也时常出毛病。戴高乐夫人总能应付过去，将军忙于工作没有时间顾及家务。为了消遣，全家人在周末开车前往卡比利亚群山中的一幢农舍，一次精心准备的野餐会给一家人带来巨大的快乐与放松。
可从法国本土传来了让人沉重的消息。戴高乐的姐姐玛丽——阿涅斯已经被捕入狱，她的丈夫被送到德国布痕瓦尔德。他的哥哥格扎维埃正四处躲藏，格扎维埃的女儿热纳维耶芙却在德国的拉文斯布吕克。他的弟弟皮埃尔已被送到德国的艾森贝格。他的另一个弟弟雅克因患小儿麻痹症瘫痪在床，被偷运到瑞士。家族中的其他人——他们的大儿子菲利浦以及伊冯娜的兄弟和堂兄弟—已经加入“战斗法国”。
在戴高乐一家与他的部属们一起庆祝1944年元旦时，他们至少会欣慰地想到他们终于回到了法国的土地，并对新的一年充满了信心。真正的战争即将打响，当然，那将是一场解放法兰西的战争。
等待“霸王行动”
1944年初，阿尔及尔的社会生活有了好转，同1943年相比许多方面都得以改善。但是，在政治上，领导班子的变化，特别是艾森豪威尔的离开，使得与盟国关系的协调工作更艰难了。在经历了昂法的巨大挫折以及戴高乐与吉罗的对抗之后，要想恢复和谐的关系已很困难。华盛顿现在把希望寄托在让·莫内身上，委托他负责实现和解。为此莫内作了不少工作，通过战前好友的影响在底层取得些许进展。但是，尽管他与不少人友情甚笃，却既没有艾森豪威尔的地位也没有艾森豪威尔的权力，想要改变白宫的观点并不可能。
结果莫内彻底失败了。罗斯福与戴高乐的对峙仍难以化解，而且这种冲突在私下里常常表现出来。1943年底，华盛顿开始考虑如何治理解放后的法国问题时，罗斯福写信给赫尔：“戴高乐现在声称有权代表整个法国讲话……我越来越倾向于这样一个想法：需要占领的时候就全面地军事占领。”此外，海军上将勒伊2月份还在劝他，说贝当是能够帮助美国重振法国的“最可靠人选”。美国花了不少精力训练准备管理战后法国的人员，由盟军总司令在法国发行的货币也已经赶印出来了。
面对美国总统顽固不化的仇视，戴高乐需要恢复同英国首相的关系。丘吉尔出乎意料地出现在北非。他和罗斯福、斯大林在德黑兰会晤，返回英国途中染上了肺炎和心脏病并发症，病情很严重，不得不住进艾森豪威尔在突尼斯附近的别墅。
1944年元旦，丘吉尔至函戴高乐，邀请他夫妇与他共进午餐。时间定在两天后，即1月3日。将军以公务繁忙为由婉言谢绝了。丘吉尔不罢休，又派麦克米伦再去邀请戴高乐，这次是请他下午来讨论问题，然后吃晚饭，没有邀请戴高乐夫人。麦克米伦在与戴高乐的交往中体会到他不喜欢把公务和社交混为一体。麦克米伦还明智地肯定说马西热里也接受了邀请。
将军到来后，丘吉尔夫人用流畅的法语邀请他到花园里散步。将军同意了，不仅仅是出于礼貌，而且出于他对丘吉尔夫人的真正的感情。她对他也是一样。在他笨拙而且常常显得傲慢的外表后面，她能看到他的感情和执著的信念，是那么有魅力。此外，她对丈夫一次次地发火感到不安，总在努力使他平静下来。他们绕着亚热带花园散步，谈话也变得越来越开心。丘吉尔夫人停下脚步，转向将军。她说：“我的将军，你必须十分小心，不要恨你的朋友胜过恨你的敌人。”这建议实在明智。
午饭时，双方情绪都不错。席间双方开诚布公，谈到了常有的抱怨。最后，戴高乐邀请丘吉尔次日检阅马拉喀什的法国部队。丘吉尔欣喜万分。第二天下午，首相身穿空军准将的制服，和戴高乐并肩站在匆忙搭起的检阅台上。那里只有三个小分队，由法国人、摩洛哥人、阿尔及利亚人、塞内加尔人、阿尔及利亚骑兵和轻骑兵组成。当地法国飞行训练学校的“枪战”表演令人胆战心惊。不过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切都进了新闻摄影机镜头，两位领导人甜蜜地微笑着，“戴高乐万岁！”“丘吉尔万岁！”的口号响彻全场，这些都将为电影观众所目睹。
将军对马拉喀什之行非常满意。他对那里的一名法国官员说：“我来见他的目的是要重新联合，我想我的目的达到了。”将军“满意而喜悦的表情”给那位官员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以前也曾见过戴高乐，但“从未见他这样高兴过。”
戴高乐有充分理由感到心情舒畅。他不仅和英国首相修好了，而且保证了抵抗组织的武装力量，还保证同意法国部队参加将来解放法国的战斗，不用征得三位维希主义者的同意，让丘吉尔去同他们讲吧。现在至少英国支持他，它弥补了罗斯福难以协调的仇视态度。
1944年1月和2月，在布拉柴维尔召开了法属非洲总督会议，议题是讨论法兰西帝国的未来。会议由普莱文主持。戴高乐主持会议。他在讲话中展望未来，说那时人们“将一点一点地站起来，直到他们能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将军接着指出，法国有责任推动这一进程。这次讲话的内容25年后，戴高乐在解决阿乐及利亚问题时常引用。讲话后戴高乐马上离开了布拉柴维尔，随后普莱文就无法使会议按照最初的目标进行了。结果是重新肯定了从上个世纪以来的法国在海外的职责，继续强调法国的宗主权。罗斯福对布拉柴维尔会议的结果非常不满，他总的政策是在战后粉碎所有残存的欧洲帝国。这次会议成了“战斗法国”的又一污点。
1月底，在阿尔及尔又出现了更紧迫的问题。戴高乐又染上了疟疾，这次加上肾病，使病情更严重了。从法国又传来令人担心的消息。德国对抵抗组织的进攻来势凶猛。在抵抗组织中，共产党人力量最为强大。他们正在扩大影响。不想被抓劳工的人纷纷参加著名的
马基”地下运动，至少有许多地区已在共产党人控制之下。戴高乐也意识到它对未来解放所具有的意义。这是“战斗法国”要充当盟军进军法国的先锋的一个更实际、更重要的原因。
在未来几个月中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1944年冬去春来之际，真正的问题显然已不再是法国会不会得到解放，什么时候解放，而是解放后国家由谁掌权的问题。戴高乐认为共产党人执政的危险显而易见。尽管为了解放，他准备利用共产党组织，但是他不能让共产党夺去胜利果实。
另一方面，主要是由于不喜欢也不信任戴高乐这个人，罗斯福认为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本身并非自由倾向的政权，美国应阻挡戴高乐掌权。罗斯福认为战后的法国应该先由一支法国占领军接管，直到法国人民能够自由地选择其政府和领袖为止。
这两种观点的冲突制约着“战斗法国”和两个西方盟国之间的关系。1944年3月15日，罗斯福在草拟给艾森豪威尔的指示中清楚地确立了美国的立场。一旦进入法国，该国盟军总司令负责管理。指示还说“他可以与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协商”，不过他也可以与其他组织做出任何他认为合适的安排。
不久，指示的文稿就泄漏出来，传到了阿尔及尔，自然导致了战斗法国的强烈不满。伦敦的委员会代表皮埃尔·维耶诺奉命向艾登提出抗议。他指出，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荒唐的。如果总司令要肩负起这个责任，那对他将是一个不堪承受的负担。实际上，他会在一个地区任命一名维希主义者，而在另一地区任命一名共产党人。这会引发灾难，结果不是把法国送入斯大林手中就是发生内战。
艾登赞同维耶诺的分析，困难的是如何说服丘吉尔利用他的影响使罗斯福修改这项命令。在他们看来，关键是把“可以与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协商”的“可以”一词换成“必须”。艾登对能否做到这一点并不乐观，不过同意试一试。结果没有成功，维耶诺决定4月4日亲自去见丘吉尔。
碰巧几天前，从阿尔及尔传来消息：1944年3月20日，前维希内务部长皮埃尔·皮舍在阿尔及尔被枪毙。皮舍于1943年到达北非，吉罗曾答应赦免他。但是共产党人尾随其后，8月逮捕了他。
皮舍确实有罪，可是审判他的程序不对，戴高乐知道这不合适。他说，如果他能够行使他的权力，他会宽恕皮舍，让“名单上所有的罪犯都到阿尔及尔来”等待战争的结束。这是一场政治的审判，政治的处决，戴高乐和吉罗是其帮凶。
结果许多人更认为戴高乐不尊重公正的法律，如果给他哪怕一份战后法国的权力，他就会在那里搞清洗，华盛顿对此更深信不疑。罗斯福脑海中的成见根深蒂固，对3月指示干涉的结果不出艾登所料未能成功。虽然丘吉尔向罗斯福施加压力，因为他知道指示是站不住脚的，虽然英国和美国新闻界呼吁加强盟国与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合作的压力日益增大，虽然进攻法国的日子日益临近，但是罗斯福仍然固执己见。4月17日，他写信给丘吉尔说：“在文官政府的问题上，艾森豪威尔将军完全有权按自己的判断做出决定。”
丘吉尔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他向罗斯福建议让戴高乐将军访问华盛顿。总统回答他“不反对”，听起来又有了希望，有了转机。不过，后来伦敦、华盛顿和阿尔及尔之间的外交往来表明，这件事根本行不通。罗斯福同赫尔一样，疑心丘吉尔想在进攻法国之前把他们和戴高乐强行拴在一起，因此也就更固执。4月24日，丘吉尔终于放弃了一切努力。他无望地给总统写信说：
我再也不劝你了。”
实际上3月指示的问题已成为纯学术问题。事情在继续发展。而在4个月前的1944年元旦，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就找到了事情的重要突破口。当时在阿尔及尔的共产党人写信给戴高乐希望“帮助政府”。他们的行动显然得到了法国国内共产党人的准许。戴高乐用当时时髦语言委婉地答复了阿尔及尔的共产党人，盛赞“法国共产党人”、“为国家服务，把国家的责任放在第一位”。3月18日，戴高乐宣布所有为解放而战的力量都将进入“政府”。3月20日，皮埃尔·皮舍被处决。4月4日，3名共产党人加入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
现在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可以宣称它代表法国所有主要的组织了。这可是一大飞跃，但是委员会与西方盟国之间的鸿沟加深了。4月6日，丘吉尔向达夫·库珀指出，如果被派到伦敦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或其他代表与共产党人“有染”，绝不能把任何英国的或美国的秘密告诉给他。双方分歧非常明显。而此时吉罗将军被免职更是对这种冲突的火上浇油。吉罗被新组成的扩大了的委员会从总司令的位置上赶了下来，放到了退休人员名单中，他的职务由戴高乐接替。这进一步惹恼了以前为吉罗撑腰的罗斯福和丘吉尔。
美国和英国政府在将来由谁管理解放后的法国这一问题上摇摆不定在当时似乎已不能左右戴高乐的行动。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已经组成了影子政府。1月10日，委员会任命了18名共和国专员，以取代第三共和国的89名省长。3月14日，委员会决定，解放后的领土的每一部分都将由委员会任命的委员来管理。1939年执政的市议会和省议会将重新改造。最后，委员会决定“协商会议”尽早迁到法国，它将存在到选出“立宪议会”为止。
让盟国接受这一现实，即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提出的将来解放后法国的管理模式是唯一可行的并不容易。5月7日，戴高乐在突尼斯发表讲话，他在长长的开场白中谈到新生的法国的未来，接着描述了法军英勇抵抗共同敌人的情况，最后有所指地说：“我们热切希望法国的现实得到明确承认。”可他的话没有得到任何回响，甚至人们是否真听到了还值得怀疑。对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别无选择，只能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1944年5月13日，“协商会议”召开了。会场座无虚席。前“人民阵线”部长，社会党人樊尚·奥里奥尔站起来讲了话。他说只有一个组织可以代表法国讲话，那就是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它是人民接受的唯一政府，因为它忠于法国，忠于盟国，忠于共和国。奥里奥尔向众人挥舞着一份“抵抗组织全国委员会”的文件。他说他读过这份文件后“热泪盈眶”。文件上写道：“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是法国的合法政府。”人们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欢呼雀跃，这场面激动人心。
1944年6月3日颁布的一项法令规定，“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更名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法令顺利通过，没有任何反对意见。这毫不奇怪。因为事情距盟军进攻诺曼底，即“霸王行动”只有3天。
“霸王行动”准备了几个月。到1944年5月末，已有100多万美国和其它盟军部队聚集在英国南部。“战斗法国”参加的人数虽不多，但也身列其中。4月初，勒克莱尔指挥的第二装甲师到达英国，他们重新配备美国武器。尽管从正式渠道法国民族委员会未得到任何消息，但为了支援这次行动，它还是选派了比尔哈希姆战役的英雄柯尼希将军任被称作“北方行动”的代表。他也是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与法国抵抗组织之间的联络员，这个角色在伦敦扮演起来比在阿尔及尔要容易得多。
这项任命非常巧妙。柯尼希的双重使命使“霸王行动”的策划者们以及艾森豪威尔总司令非常为难。他们一方面需要与作为联络员的柯尼希讨论进攻时与抵抗组织互相协调的详细安排。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允许与作为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代表的柯尼希研究任何事情。罗斯福坚持认为“霸王行动”的任何详情都应对戴高乐隐瞒，丘吉尔勉强地答应了。
这样滑稽可笑的局面持续到5月份。英国新闻界和议会显然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对头。艾登在下议院中难以维持原有的立场，新闻界也加入进来。5月14日，朱安将军突破了德国在加利格里诺河的防线，“战斗法国”的这次胜利强化了这种情绪。人们不禁要问，既然法国解放后盟军统帅要与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打交道，可为什么现在不直接与他们仔细商讨作战计划呢？
压力越来越大，丘吉尔非常难堪。不过他不知道怎么做才能不惹恼罗斯福。5月24日，他不太情愿地邀请戴高乐将军来伦敦商讨某些事宜。当他把这件事通知下议院时，受到党内后座议员们的批评。例如，哈罗德·尼科尔森说政府对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行为是“荒唐的”、“不礼貌的”。
戴高乐对邀请的回答坚决有力。他会去伦敦，但有条件，那就是伦敦和阿尔及尔之间的交流必须没有任何障碍，而且可以用密码传递。他给维耶诺发去一份电报说：“我们不乞求任何东西。要么与我们并肩携手，否则他们只能自找麻烦。倘若西方盟国在法国自找麻烦，最终将自食其果，成为失败者。
此时，华盛顿也作出了接近的表示，他们非常审慎，事情几乎无人注意到。5月27日，“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驻华盛顿的海军专家，海军上将费纳尔应白宫的要求转告戴高乐，他们愿意接受他的访问，至于说哪一方首先提出这样的安排都没关系。毫无疑问，总统终于获悉艾森豪威尔的抱怨。他埋怨说继续联合抵制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将影响“霸王行动”的成功。罗斯福不准备放弃他以前的态度，不过他准备作出让步。戴高乐后来写道：“总统的接近使事情变得很明朗。我知道为争取法国的独立与盟国共同进行的长期、艰苦的斗争即将取得预期的胜利。”
他没有去华盛顿，因为他正要去伦敦。即使是这样，他还害怕会有圈套，那就是盟国在尚未确认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地位之前，会玩弄伎俩，利用他在伦敦，不便拒绝的机会逼使他发表一份支持“霸王行动”的讲话。6月2日，达夫·库珀送来丘吉尔对戴高乐的正式邀请函。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经过两次讨论，决定戴高乐前行。但与此同时，当然不是巧合，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宣布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
谁为法国赢得了这场战争
6月4日晨法国临时政府首脑戴高乐将军乘坐“约克”飞机抵达海斯顿机场。这天天气非常糟糕。当飞机滑向机场大楼时，临时拼凑的乐队奏起了“马赛曲”。戴高乐接过丘吉尔的亲笔信。信是这样开头“我亲爱的戴高乐将军，欢迎您来到海峡这边。”在信中首相邀请戴高乐到他的专列上共进午餐。尔后他们将去艾森豪威尔司令部听取“重要而紧迫的军事形势”的汇报。
戴高乐称火车为“创新思维”的产物。而丘吉尔的这列专车既是他的办公室又是他日常起居的地方。它停在朴次茅斯附近的一条专线上——丘吉尔认为他离军事作战行动愈近，其工作愈有效率。但是除首相外，没人认为这列火车是个舒适的地方。艾登回忆道，“那里只有一个浴室和一部电话。”丘吉尔先生酷爱洗澡。
然而，当戴高乐与维埃诺、贝图亚尔将军随艾登沿铁轨走向专列时，丘吉尔已在随从人员的督促下，走出浴室，张开双臂迎接将军。”
尽管戴高乐对这种拉丁式的感情表达方式望而却步，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的会谈。将军后来在回忆录中表达了他对首相的仰慕之情，并高度评价了由于丘吉尔首相在整个战争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他说：“这场战争最有力地证明了自从最黑暗的岁月开始以来，丘吉尔本人就是果敢政策的化身。”下午两点一刻，他们在愉快的气氛中共进午餐。一切都进行得还算顺利。
但用甜点时，情况变得糟糕起来。丘吉尔建议谈谈
政治问题”。这个建议却碰了壁。将军拒绝讨论任何
政治问题”。他回答丘吉尔道：“其他的我们可以以后再谈。”先是丘吉尔，继而是艾登都无法说服将军拜会罗斯福，或者是退一步，请他在美国大使在场的情况下同英国磋商政治问题。而将军则始终无动于衷。他已于半年前向华盛顿提出建议，然而却石沉大海，未收到任何答复。他反驳道：“莫非你们认为我应向罗斯福申请在法国行使领导权利的资格？法国已有政府，在这方面我既无求于美利坚合众国，也无求于大不列颠。”他再也控制不住积压在心头的不满，以讽刺的口吻提到美国人正在加紧印刷的所谓法国货币。此时他语音之激越、声调之高亢已达到了顶峰。
丘吉尔理所当然地也咆哮道：“我们将要解放欧洲，但是这一切都是由于美国和我们的共同努力……英美之间永远不会因法国而发生争吵。当我必须在你与总统之间抉择时，我肯定会站在总统一边。”这段话对艾登来说都难以接受，他只是绝望地摇了摇头。甚至连在场的欧内斯特·贝文也出人意料地插话。他称首相的话仅仅代表其本人，并不代表“英国内阁”。
会谈结束了。它在登陆行动前48小时，所有盟军都将调往同一方向的关键时刻于争吵中结束。分手之前，丘吉尔举起酒杯，沮丧地说：“为永不承认失败的戴高乐干杯。”而戴高乐则说：“为英国，为胜利，为欧洲干杯。”而后他们驱车前往艾森豪威尔司令部，一路上他俩都一言不发。
会面刚开始是友好亲切的。艾森豪威尔与总参谋比德尔·史密斯把戴高乐领到地图室，向他具体详细地解释了“霸王行动”计划。此次行动计划之周密给戴高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是具体的日期还没有确定。艾森豪威尔是一个天才的外交家，他没有忘记征求戴高乐的意见。戴高乐显然受宠若惊，主张尽快实施计划。直到戴高乐起身告辞，气氛一直非常友好。然而就在此时，艾森豪威尔抛出一枚“炸弹”。他说在登陆时，他将向法国人民发表一项声明，他希望将军也能这么做。
戴高乐怀疑，这是美国人企图占领法国的一个阴谋。当他看到声明文本时，更证实了他的怀疑。因为在声明中，艾森豪威尔要法兰西人民执行他的命令。“尽管他只是一个指挥军队的盟国将领，但他似乎正在控制着我的国家”。所有自1940年6月以来为之奋斗的事业都将化为泡影。声明甚至对“战斗法国、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甚或是正准备与盟军并肩作战的法国军队”都只字未提。这种伤害与冒犯是戴高乐绝对接受不了的。
艾森豪威尔试图挽回局面：他说这只是个草稿，若是戴高乐有意见，他可以修改。戴高乐则说他会提出修改意见。然后同丘吉尔一道驱车返回专列。途中，他向丘吉尔表达了他对他所称的“美国小册子”的不满。丘吉尔曾希望他与他的同事们能留下来共进晚餐，然后乘火车再回伦敦。可是戴高乐却挺直了身子说他宁愿和法国军官一起坐汽车分道而回。丘吉尔对艾登说：
真让我扫兴。”
次日，即6月5日的早晨，戴高乐送给艾森豪威尔一份修改了的声明文本。这是一份经过精心构思的声明。声明中甚至连“战斗法国”都没有提及，只要求解放了的法国人民‘服从有权发布命令的法国当局，以在一切结束之时能够自己选择自己的代表与政府’这份声明不仅内容经过反复推敲与斟酌，语气也十分和缓。这恰恰是美国人坚决要求的。然而戴高乐的声明却被拒绝了。要么是艾森豪威尔说了谎，要么就是他令人不可原谅的天真所致，原来的草稿已由华盛顿通过，不能再改变了。
那天上午的晚些时候，查尔斯·皮克来到卡尔顿花园，通知戴高乐在登陆那天所应扮演的角色。他告诉将军，流亡的国家元首们首先发表广播讲话，然后艾森豪威尔将宣读他的声明，最后由戴高乐讲话。皮克根本不了解艾森豪威尔声明的内容以及戴高乐那份修改文件被拒绝的事情，或者是他错误地估计了戴高乐愤怒的程度。将军立刻做出了回答。他同意讲话，但这种讲话决不能在任何时间、以任何方式暗示他赞同甚或支持艾森豪威尔的言论。他的讲话只能在他选定的时间以他选定的方式播出。如果盟国不喜欢他的做法，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至多他不发表讲话。
丘吉尔于下午得到这一消息。它给人的错觉是戴高乐拒绝发表讲话。他大发雷霆并在战时内阁会议开始大骂戴高乐及他的工作。卡多根就此事写道：“下午6点30分内阁会议上，我们硬着头皮听首相情绪异常激动地攻击戴高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不受政治、外交甚至常理的约束。情况完全像在女子学校，罗斯福、首相—必须承认，还有戴高乐—一个个都像接近青春期的女孩子那样激动多语，让人毫无办法。”会议正在进行，有消息传来说戴高乐将军拒绝让200名法国联络官登船去法国，理由是尚未就他们的职责问题达成协议。听罢，丘吉尔丧失了对戴高乐的最后一线希望。
就在当晚，大规模的登陆舰队穿过英吉利海峡驶往法国。与此同时，紧张的穿梭外交也在英国政府官员与回到了康诺特旅馆的戴高乐之间进行。可怜的维埃偌大使不得不两边往来履行他的使命。晚10点30分，他被艾登召到英国外交部，艾登请他劝戴高乐收回成命。11点30分，他在康诺特见到戴高乐，在那里，将军再次大骂英国，痛斥丘吉尔是一个强盗，然后又把维埃诺大使狠狠辱骂一番，说：“他们想欺骗我，我不会上当的。”
凌晨1点，维埃诺回到英国外交部，在那里他见到了艾登与首相本人。其时，首相正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维埃诺解释说戴高乐已进一步考虑了形势，但仍恪守他的原则不能让步。听罢丘吉尔暴跳如雷，语无伦次。维埃诺再次受到严厉责骂，并以告退表示抗议。丘吉尔马上派人叫来德斯蒙德·莫顿，指示他告诉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把戴高乐装上飞机送回阿尔及尔—必要时可使用武力。
凌晨3点，维埃诺又返回康诺特饭店，发现戴高乐的情绪有所好转。自上次会面后的几小时里，他一直同他的儿子，几小时后就将在法国登陆的菲利浦在一起。对他们俩来说，这是一个非同寻常时刻。将军说登陆即将开始，他们俩都将面临一个危险时期，这可能是父子的最后一次见面。父子俩的关系向来不是很融洽。但分别的时刻却使父子之情浓郁起来。
这时驱逐戴高乐的命令依然有效，艾登的不懈努力与机智使首相取消了原定6月6日早晨采取的行动。丘吉尔失去理智之时写给戴高乐要其离开英国的信也被付之一炬。作为对艾登一夜辛劳外交的回报，戴高乐同意发表讲话。艾登后来说：“那是一个疯狂的夜晚，让人难忘。”
诺曼底登陆进行得相当顺利，伤亡也比预计少得多。这使人们都倍感轻松。艾森豪威尔发表了他的声明。是必须把戴高乐将军请到布什大厦的BBC广播室来的时候了，但却无法看到戴高乐的讲稿。事实上，连维埃诺都没敢向他索要。英国人决定对同期录音进行监听。用卡多根的话说“如果讲话过于糟糕，迅即掐掉。”
像戴高乐多次自如地应付突如其来的事件一样，这一回他的演讲依旧精彩与鼓舞人心。“决战开始了，当然这是法国决定胜负的战斗，也是法国参加的战斗。”但是他仍决意阐明自己的观点。在演说的中间部分，他明确指出：“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法国政府及有权发布命令的领导所发布的命令。”“整个民族，法兰西帝国及其军队现在只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要拨开凝结着我们鲜血和热泪的浓雾，让法兰西伟大的太阳重新闪耀。”这是他演讲的结束语，铿锵有力，气势澎湃。
这篇讲稿实在是一篇杰作：它提到的是“法国政府”，甚至不是“法国临时政府”。这当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艾登意识到这将会引起新的风潮，但是他决定不予理会。6月6日的整个下午和晚上，这场风潮持续不息。艾登仍在力劝丘吉尔就行政机构问题同戴高乐进行一次讨论，然而丘吉尔指责艾登及与艾登意见一致的艾德礼、贝文企图分裂政府。他说他决不让步，戴高乐必须离开。然而艾登的立场也非常坚定。午夜刚过，传来罗斯福建议确定戴高乐访美日期的消息，这使艾登得以解脱。罗斯福及时做了让步。
与此同时，遵照艾登的指示，达夫·库珀于6日下午去做戴高乐的工作。这项任务并不轻松。戴高乐觉得人们让他到这里来，只是为了给法国人民这样一种印象，即他和委员会与美国和英国观点完全一致。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也不能对法国人民说谎。这使他心情很沮丧。达夫向他提出了联络官的问题，并指出人们可能会将他拒绝让联络官与盟军部队一同登陆法国理解成他不愿在解放事业中支持盟军。达夫的这一理由极具说服力，打动了将军，他同意立即和柯尼希将军商量派出军官的人数。达夫在回忆中说他觉得这是戴高乐做出的让步姿态，将军抱怨说自己总是向别人让步，却没人向他让步。
戴高乐在6月8日晚设宴招待艾登，席间他仍然闷闷不乐，情绪不振。这本应是一个庆祝会——达夫，查尔斯、皮克、维埃诺、帕莱夫斯基和戴高乐的新任副官莱昂·泰索也都在座。但后来大家却开始抱怨英美对法国的所作所为。戴高乐谈到艾森豪威尔将颁布对法国实施的一系列他自己都不清楚的法令。此外，美国人制造的钞票不仅侮辱了法国人民，而且必将带来一片混乱。后来，维埃诺要求与英国人谈判，戴高乐回答说维埃诺本人完全可以进行这种谈判，倘若他愿意的话。
艾登则花了三天时间说服丘吉尔允许他同维埃诺谈判。然而这时出现了新的争论焦点。维埃诺提出让戴高乐去诺曼底前沿阵地视察的要求。这一要求并非不合情理，但丘吉尔吼叫道：“看看他的表现吧。”他写信给艾登：“请记住，此人小肚鸡肠。在这些进攻活动中，他只想把自己打扮成法兰西的救星，而在他身后却连一个法国士兵也没有。”然而丘吉尔不该忘记戴高乐曾要求法国部队参加“霸王行动”计划的事实。可是由于罗斯福的坚持和丘吉尔的默许，整个行动始终对戴高乐保密。
英国首相终于批准了法国临时政府首脑访问法国的要求，不过他尽量限制将军在那里的活动：不准将军在法国召开公众大会或聚众演讲。“我建议他慢慢驶过贝叶，同一些人握握手，然后就回来，接下来的讲话在伦敦进行。”6月13日，丘吉尔致艾登的信中这样写道。而此时的法国临时政府已得到除荷兰外所有驻伦敦各国流亡政府的承认。
就在当天，戴高乐任命他的前任副官弗朗索瓦·库勒为诺曼底被解放领土的共和国专员，前任驻华盛顿武官德谢维尼上校为法国高级军事官员。这一系列任命都是秘密进行的，并没有通知英国。然后戴高乐与艾登、艾德礼及贝文共同出席了庆祝晚宴。席间收到丘吉尔的亲笔信，对戴高乐的赴法计划最终提出反对意见。不过，在场的内阁部长们对此都不予考虑，计划照常进行，戴高乐飞往朴次茅斯。
6月14日凌晨，法国“战斗号”驱逐舰驶往法国。戴高乐将军站在甲板上，身边站着他最亲密的战友库塞尔——正是四年前的今天，他们一起离开了波尔多，其后便开始了流亡生活。忆及往事，他们都沉默不语。下午两点抵达目的地。戴高乐的神情仍很紧张，大口大口地吸着烟。戴高乐首先来到艾森豪威尔驻英代表蒙哥马利将军指挥部，受到亲切热情的接待。但是蒙哥马利很忙—他还有其他事情要处理。因而戴高乐一行驱车前往贝叶。
这是自1940年6月出走英国以来对戴高乐民心最关键的考验，这是自那时以来法国人在本土首次见到戴高乐。在此之前，他们只是从无线电波中听到他的声音，没有人亲眼见过这位身材高大却威仪不足的将军本人。当他们快到小镇时，不得不叫住两个警察，告知他们的身份，让警察去贝叶通知市民戴高乐将要来访。戴高乐在等待的同时，任命库勒为先遣专员先行一步。
很快戴高乐来到的消息传遍全镇。戴高乐后来写道：“我们步行前进，穿街过巷。居民们一见到戴高乐，先是惊讶，而后便欢呼雀跃，或是热泪盈眶。他们从家中走出，激动万分地簇拥着前进。孩子们围着我，妇女们或是微笑，或是抽噎。男人们向我伸出双臂。我们就这样走着，情同兄弟，我们感到欢乐，自豪和对民族的信心再次油然而生。”戴高乐以一个简短的演说结束了访问。从人民的反应中，夏尔·戴高乐知道他的运动没有白费。贝叶所发生的一切使他清楚地意识到随着解放运动在法国的推进，这一幕还会在法国出现。流亡者作为英雄荣归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