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的陆军
在动荡不安的1909年10月，19岁的戴高乐以最低的身份加入了步兵第33团，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营地在法国北部的阿拉斯。
在军队的第一年，戴高乐过得并不愉快。他聪颖、腼腆，身高6英尺5英寸，自然成了战友们开下流玩笑的对象。他们取笑他，殴打他，常常使他生活在痛苦之中。他们在这位过分讲究的耶稣会学校毕业人面前大讲淫秽下流的大兵语言。
1910年10月14日，年轻的士官生夏尔·戴高乐冒着大雨步入了圣西尔军校，这是一所专门培训法国军队中有抱负的高级军官的特种兵军校。来校前，戴高乐认为自己来到了避难所，然而他在阿拉斯所经受的痛苦和欺凌在圣西尔并没有结束。他身体上的特点被在士官生中很常见的光头衬托得更明显，鼻子和耳朵显得更加突出。大家给他取了不雅的绰号“大芦笋”、“土耳其公鸡”，让他躺下用“西瓜公里”量院子的宽度，也就是说用他的身体的长度测量。
在圣西尔，早晨5：30起床，6：00吃早饭；然后学习到7 : 00，再练两个小时体操，击剑和马术。接着又是学习，直到吃午饭，下午学军事课到4：30，然后自习到7:30。晚饭后是自由活动时间，9 : 00点名，10:00熄灯就寝。像在沃吉拉尔耶稣会学校一样，每天的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
1912年9月，戴高乐以少尉的军衔从圣西尔军校毕业，所修课程除了步枪、射击、马术和击剑外均为良好。他的步枪射击糟透了，但他的总成绩可以弥补这一不足，尤其是实际野战工事，“品德教育”和“对疲劳的忍耐力”方面他表现非常突出。他最后的成绩虽不是优秀，但对于他所选择的希望被分派去的团来说，已经相当不错了。尽管他生长在北方，尽管他与他们有过不愉快的经历，他仍决定回到他曾当过步兵的第33团，做一名已被任命的军官。
戴高乐之所以回到阿拉斯可能是由于该团新任指挥官菲利普·贝当的原因。贝当曾在高级军校——当时的参谋学校做过教官。他出身于农民家庭，绝不是个贵族。作为一名杰出的教官，贝当有很高的声望。不仅如此，他还以坚持己见而驰名。他认为在现代战争中，真正重要的不是谁主动出击，而是谁能够最大限度地集中火力。当时的高级指挥官十分重视他的这一观点。
贝当那时56岁，在这个年龄通常该退下去了。但他仍精力充沛，严峻的脸上一双蓝眼睛，目光锐利，头发稀疏，剪得很短，看上去魅力十足。在阿拉斯的施拉姆营房里，他和新来的少尉简短地互相问候，说欢迎他到“陆军”来，似乎他早期军事生涯所经历的一切在严格意义上都与组建陆军无关。
戴高乐少尉被委派负责指挥一个排士兵。他从前和他们一样。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这一段时间的生活疲惫而且郁闷。他立刻开始给士兵们上课，讲责任和义务。这是一名新任排长通常所要讲的内容，也产生了通常所产生的枯燥。不同于当时以及现在的许多排长的是，这位排长研究并记住了每个士兵的生活细节，多得连士兵们自己都感到惊讶。
部队每年都要进行“对抗演习”。其目的不易查明，只像是要让年轻人有事可做。当然，这里不存在保密问题。在1913年的对抗演习中，出了一次严重的伤亡事故。德国使馆武官冯·温特费尔德上校的车在观察演习途中翻下路面。这种舞台式的表演如何能训练参加者，使他们在战争一旦爆发时表现得更好，同样不甚明了。它是确定下来的例行公事的一部分，不宜公开讨论。
1913年秋季演习的高潮在西南部图卢兹附近平坦的农村展开。它实际上是整个法国军队参加的模拟战争。人们认为演习在那里举行旨在把德国事件所引起的愤怒降低到最小程度。整个演习展现出全面战争的威武与壮观，裁判不断宣布整个排被消灭、整个机枪阵地被炸飞。演习搞得这样好，连德国皇帝也感到很高兴，并给法国总统写了封长信。实际上，仅在几个小时后，他告诉正在柏林访问的比利时国王，他对法国人感到厌烦，决心“以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干掉他们。这令人不安的消息最终传到了巴黎，至少法国政府意识到欧洲的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舆论自然不再是和平主义的了。到1910年，德雷富斯事件对公众舆论的影响逐渐消失，强烈而鲜明的被称为新国家主义的爱国主义又抬起头来。激进分子对政府感到失望，他们要通过确认爱国主义甚至战争情绪的价值来拯救自己的命运。1911年，一位激进派代表甚至说，“当枪炮开始讲话时，政治家最好保持沉默。”摩洛哥一系列的危机使政治气温持续升高。同年，59岁的若弗尔被任命为总参谋长，这一迹象表明需要新思想。
一个已经怀有这些新思想的团就是阿拉斯的第33团，这要感谢其指挥官贝当。这个团纪律严明，训练内容更新，士气十分高涨。到1913年底，当贝当离开该团去当旅长时，33团的军官们知道战争即将爆发，他们已做好了准备，至于怎样打和为什么打还不清楚。冬去春来，转眼又到了1914年的夏季。他们知道唯一明智的行动就是坐下来等待，无任何其他事可做。
贝当的离去削弱了33团的指挥机构力量，但是他给年轻的戴高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戴高乐于1913年9月晋升为中尉。贝当感到自己的事业已到了尽头。他一直是个惹是生非的人，不停地抱怨，公开尖刻地批评高级指挥的愚蠢，因为他们不做思索地主张不惜一切代价进攻的战略思想。在被提升为旅长的时候，他听说国防部一位高级军官说他绝不可能成为将军。他甚至做好了退休准备，在加莱海峡省圣欧梅附近买下了一所小房子。
当然，事态的发展改变了贝当事业的轨迹。团长给戴高乐留下的印象很深，他说：“贝当是个了不起的人”。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贝当为何对这个年轻的中尉也有印象就不得而知了。也许是因为他们二人都具有当时的军官们所不具备的特点，它比戴高乐后来所认识到的还要多。他们都来自北方：贝当来自庇卡底，戴高乐来自弗兰德。他们都受过天主教的教育。贝当进的是多明我教会学校，戴高乐进的是耶稣会学校。最重要的是，贝当在戴高乐身上发现了一个骄傲的战友，反抗着他周围的平庸之辈。
就目前所知，两个人在1913年下半年到1921年间未见过面。在这8年间世界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剧烈地震撼着。即使在那么长时间之后，尽管在战争中他们各自有截然不同的经历，当时已是法国陆军元帅的贝当，全力提拔曾经被俘的戴高乐上尉。可见他们两人1913年在阿拉斯时的关系比历史所记载的要密切得多。在他们之间长期的关系中，没有丝毫哗众取宠的地方。
一场结束战争的战争
1914年8月1日法国颁布了军队总动员令。当天下午大约4 : 30，消息传到阿拉斯陆军第33团指挥部。大家欢呼雀跃。后备役军人赶来了，一些逃兵要求重新入伍。部队开始为奔赴前线进行战前准备。8月3日，德国宣战。8月5日，陆军第33团从阿拉斯出发先期到达比利时边境一个叫伊尔松的地方，加入第一军团开往比利时，在迪南占领阵地，保卫默兹河上的大桥，挡住正从比利时进入法国的德军。部队出发前举办了愉快的告别宴会。同众多要上前线参加这场可怕的战争的年轻人一样，年轻的中尉戴高乐也是热情洋溢，渴望炮火的洗礼。他写给母亲和姐姐的家信反映了1914年人们可悲的天真：“部队极其出色……我们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然而，现实很快就展现在他面前。8月13日，第一军团刚刚穿过前线进入比利时，一架德国侦察机就飞至他们上方盘旋。法军夜行军走了50多英里，赶在敌人前面到达迪南。就在疲惫不堪的战士们到达目的地，安定下来休息时，德国大炮开火了。时间是清晨6点。
德国机枪手和步枪手从河对岸的堡垒上，展开猛烈的攻击，顿时就尸横遍野，惨不忍睹。法军大炮来得太迟，33团没有保护，戴高乐的排设法寻找藏身之处。作为11连的尖刀排，他们奉命坚守大桥，阻止敌人通过。
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戴高乐率领全排奔向大桥。就在他上桥的一瞬间，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膝盖。他倒下了，副排长倒在他身上阵亡了。戴高乐躺在那里，听到“子弹射中周围倒在地上的伤兵和死尸发出的单调的砰砰声。”他竭尽全力终于爬起来，和11连所剩下的残兵，在迪南一个友好人家躲避起来。这时，法国大炮才开火，可是已经太晚了。
通过一段身体治疗，1914年10月，康复后的戴高乐重返步兵第33团，来到雷姆附近的前线。此时，地面上的战斗开始转入战略僵持阶段，后来发展成可怕的堑壕战。
1914年12月，戴高乐中尉被任命为33团团部的副官，有权直接向团长报告。此时，全团向南开往马恩河畔夏龙占领阵地。1915年2月，戴高乐被提升为临时上尉。离开了前线，新任上尉感到平静多了。
这种平静很快就被打破。堑壕双方的战斗越来越激烈，伤亡惨重。1915年2月10日到3月10日之间，法国共损失了19名军官和700多士兵。其中有4名军官阵亡，13名受伤，2名不知下落，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受伤的军官中有新提升的上尉戴高乐，一块弹片炸伤了他的左手。他坚持到3月10日，伤口开始感染。
出院后，戴高乐于1915年6月回到33团。这时部队已向北到了埃纳河边的前线。上尉的军衔被批准了，其任务还是持久、残酷的堑壕战。从1915年6月到1916年1月，第33团既不是正规军也不是预备部队。
1916年2月中旬，德国人在南部向凡尔登突出的地方发动猛攻，此处法军防守并不牢固，双方一次又一次发起毫无希望的自杀性进攻，却只夺得不到几码的阵地。奥蒙的堡垒于1916年3月被德军夺去，1916年10月又被法军重新夺回。这几个月里，堡垒附近激战不止，伤亡难以计算，死尸一层一层地堆在那里，使堑壕都没法挖，这场血腥之战持续了10个月，成为有史以来最残酷的一战。
第33团被派到离堡垒半英里远的奥蒙村教堂附近的防区。3月2日清晨6：30，德国人开始轰炸。其炮火异常猛烈，以至大地像在地震一样震颤。中午，德军步兵在烟雾的掩护下发起进攻。双方伤亡惨重，一个法军阵地失守。在肉搏战中，一支法国部队被围困，被迫投降。这支部队的指挥官就是戴高乐上尉。他的左腿被刺刀刺伤。可能当时他并没有失去知觉或神志不清，只是剧烈爆炸声或刀伤的痛苦使他昏了过去。
那时，步兵第33团实际上已名存实亡。三天的战斗中，60％的官兵非死即伤，不再能据守从弗勒里村通往杜奥蒙教堂的小路。包括戴高乐在内的受伤的战俘，被从阵地送到美因茨的德国军队医院。戴高乐在那里得到了医治，不到10天就痊愈了，然后被转到尼斯的临时营地。
在尼斯，戴高乐策划了第一次逃跑计划。他想从多瑙河坐船到黑海。计划轻而易举地被人发现，参与者被解送到立陶宛的什祖青禁闭营，那是一座旧锯木场。
监禁的两年多里，戴高乐多次策划逃跑，但最终都未能完全成功。1918年11月，停战后三个星期，他穿过瑞士边境，经日内瓦、里昂和巴黎，于12月上旬到达拉利格里。他父亲召集全家人迎接他。
战争快收场时，戴高乐上尉开始对自己做出评价。结果不太乐观。作为一名职业军人，在这场罕见的最伟大的军事冒险中，他错过了不少机会。他在战场上是勇敢的，甚至有些莽撞，但却没有赫赫战功。1918年9月他从监狱给母亲写的信中，曾对此失望地叹息。他说要离开军队，因为他看不到战争所带来的变化，并怀疑自己是否还有前途。
然而，作为战俘的几年也磨炼了他的品格，这些品格对他未来的生活将有深远影响。他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和机智，甘愿受罚而不抱怨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在监狱的枯燥生活中，对战争的性质和领导人他也做了深入的思考。他在给难友们讲课中表现出的洞察力和严谨的智慧与他日后的演讲和写作是相同的。人们怀着敬畏之情和浓厚的兴趣倾听他的演讲。从这个意义上说，监狱成了他的大学，他在那里学会了思考，深入地思考。圣西尔羽毛未丰的军官候补生，迪南桥上莽撞的排长，已成为过去。
波兰插曲
以极大兴趣密切注视这一切的军界显然已看到，戴高乐上尉受到法国元帅的特别保护。他进高级军校只是时间问题。1921年12月，戴高乐夫妇的第一个孩子，一个男孩出生了。他们只好搬到更宽敞的住所里去，离元帅和妮妮远了。这时还有进入高级军校的入学考试问题，但这两者均不构成严重障碍。虽然贝当由于婚姻状况而不能成为教父，但却对这位年轻人有种像叔伯式的态度。这位小伙子像他一样，也叫菲利浦，这当然纯属巧合。考试不是考查想象力和良好感觉，而是考纯粹的学术能力和记忆力。这对于耶稣会学校学生出身的戴高乐来说丝毫不成问题。
1922年5月2日第44届被高级军校录取的129位候选人名单公布了，上面自然有戴高乐的名字。如果从前人们有过怀疑，现在一切都清楚了。戴高乐被认为是法国军队头号掌权人的追随者，而且是最得意的门徒。这种关系持续了近6年，却将在痛苦中结束，最后酿成了悲剧。
贝当的小鸡
1922年，戴高乐被高级军校录取了。此时人们认定戴高乐是法军头号掌权人贝当元帅的追随者，是他最得意的门生。但在一个伟人的保护下并非只有幸福。戴高乐马上被他在高级军校的同学们视为贝当“宠爱的小鸡”。
在军校，戴高乐越来越不讨人喜欢，因为他坚持要纠正老师的错误。他还被认为不务正业，傲慢自负。1924年3月，在得到军校的毕业证书前，他出版了第一本书：《对敌作战》，研究了战争与和平的主题。这是他应当在高级军校学习的题目。无疑这是对军校权威的嘲讽。
到审议毕业证书时，问题出来了。显而易见，戴高乐绝不是一般的学生。用任何一种标准来衡量，他都是一名优秀的军官，他各科成绩都不错，只有马术成绩在平均线以下。但是考试委员会不得不考虑到他傲慢无礼的态度。无论一名军官多么聪颖，如果各个级别没有严格纪律，军队将不堪一击。而一名军官要想让他的下级严守纪律，他自己必须以身作则才行。
给戴高乐一个什么成绩才恰当，这让人很为难。贝当的宠儿是不能不及格的，而及格分为三等，一种是
还好”，等于说勉强过得去；一种是“好”，表示不好也不坏，通常给那些学习刻苦，成绩却不突出的学生；还有一种是“很好”，给那些在考官看来将会在法国军队中任高职的学生。有些教师同意只给戴高乐“还好”，那简直就是一种羞辱。贝当听说后，询问此事，在新任军校校长迪菲厄的坚持下，给了一个中等，即“好”。
戴高乐对这一成绩极其不满。他发誓除非他当校长，否则永远不再到这里来。他用丰富的语言来形容导师们，骂他们是白痴，这并非没有道理。
戴高乐在高级军校的成绩对他的未来立即产生了不利影响。他曾想留校任教，但是没有得到“很好”的军官是没有机会获得教职的。同所有毕业生一样，有关部门给他安排了一个参谋职位，当然他不能进入总参谋部。那里只有优等生才能进去。他的工作是负责军队司令部的厨房设备和冷冻食品储藏。几个月后，他被调到莱茵河法军参谋部，总部设在美因茨，同样负责供给和食品给养。那里相当于法军中的西伯利亚。
1925年7月，离开高级军校9个月后，他终于被贝当救了出来，让他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做私人参谋。戴高乐喜欢这个职位。他工作勤奋，效率很高。
1927年12月，戴高乐赴德里的特里尔，任驻扎在那里的法军阿尔卑斯山第19步枪营营长，新官上任三把火，戴高乐对训练抓得很紧，指挥官对手下的人实行家长式的监视。戴高乐记忆力惊人，他能够准确无误地说出下级军官们的家庭历史和现状。
但是作为营长，戴高乐少校并非没有缺点。他的一位军官后来说：“他很突出，不是因为他的身材，而是因为他的自我意识，从远处也能见到它闪闪发光。”可以想见，他和上级又相处得很不融洽。他不乐意地从他们那里接受命令，拒绝接受他们的批评。
结束在德国的营长任期后，戴高乐被派到贝鲁特，做驻黎凡特法军总司令德比戈·德·格朗德鲁的参谋。
1931年11月，戴高乐少校在黎凡特的两年任期期满，准备接受新的工作。也许又是贝当的帮忙，他被分配到国防秘书处。这是元帅创立的一个组织，职责是评价国家的备战状况。这是一份知识性较强的工作，戴高乐像知识分子一样工作着。
涉足政界
从1931年11月到1937年7月，戴高乐在秘书处6年间，将研究并修改已做出的应付未来战争的计划。他认真详细研究了后勤的困难，全民动员问题以及欧洲军事力量的平衡等重大问题。这一切对于一名未来的将军来说，真是益处无穷。政治及其与当时军事问题的关系，学会理解行动的性质，广泛听取意见，万一最佳战术失败总有一个替补方案，人们做出的决定的实质和容易犯的错误以及理想的动机等等，所有这些课题为他未来的事业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对此他已隐约有所意识，但这一刻总有一天会到来。占据他大量时间的不是完成贝当派分的任务，而是研究比亚、艾蒂安、利德尔、哈特及其他人制定的不同的议事日程。他被他们的论点说服了，写了一本小册子，认为一支装甲部队可以自给自足，并运动到任何地方，在最有利的时机打击敌人。
《逼近敌军的技巧》一书于1934年初出版，那时戴高乐刚好被提升为中校。1933年5月，《政治与国会评论》杂志刊登了这本书的出版预告，注意到它的人不多。其销售也不好，在法国售出大约750本，没有在国外售出的多，它不过是旧思想的精彩翻版，而且它的第一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戴高乐对它做了修改）还没有认识到，而德国人已经开始意识到了：成功的闪电战只能在装甲部队和空军的共同协作下才能完成。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出版的时间正逢其时。日内瓦刚刚举行了一次裁军会议；新一届法国政府刚刚宣誓就职（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希特勒以国家主义和复仇主义的政纲在德国上台；英国敦促法国缩减常备军的规模。这时宜于主张建立一支小型的、职业化的、更精锐的军队。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本书出版时间选择得太糟糕了，法国政府正把大笔钱花在修建马其诺防线上，而贝当当上了国防部长。出版一名现役军官写的书本身就是一桩政治事件。
44岁的戴高乐，在军事生涯的阶梯上上升缓慢，从现在起他准备冒险了。失去了贝当的保护，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他以后都只能靠自己。
进入政界的戴高乐中校有了一位重要的支持者。他就是保罗·雷诺，法国财政部长，政治上的右翼分子。
1936年戴高乐发现自己的名字不在提升为上校的人员名单里时，非常气愤。命令是莫兰将军签署的，他接替了贝当国防部长职务，在军事学说上是个十足的贝当主义者。出于对戴高乐同右翼分子关系密切的不满，莫兰有意压制戴高乐，不让他正常晋升。此举纯属卑鄙的小动作，但当时的风气就是这样。不管怎么说，经过与达拉弟接触，戴高乐的名字最后被加进名单中。1937年11月，作为一名上校，他受命指挥第507坦克营，驻守梅斯。当戴高乐前去上任时，莫兰讽刺道：“你的纸坦克已经给我们带来不少麻烦。让我们看看你的金属坦克吧。”
戴高乐对坦克理论着了迷，即使在演习中，他也准备不听从命令而去实践他的理论。他的部队指挥官是吉罗将军，吉罗称他为“我的小戴高乐”。这话既不确切又带有敌意挑衅的味道。
镰刀行动
1940年5月7日，戴高乐上校被上台不久的雷诺政府任命为第四装甲师师长。三天后，德国进攻法国的
镰刀行动”揭开了大幕。
“镰刀行动”是蓄谋已久的德国对法国军事进攻的代号，比利时和荷兰同时也受到攻击了。这是战争史上最杰出的军事策略之一。
和所有优秀计划一样，这一计划简单明了。进攻的重点是法国防御中最薄弱环节，即马其诺防线延伸不到的地方，以及法军总司令加默兰认为有阿登山脉保护的地方。具体地说就是冯·克莱斯特将军指挥的装甲兵团穿过阿登山脉，古德里安指挥的第111装甲部队前去进攻色当。辅助进攻由进入比利时，在迪南跨过默兹河向北，其由隆梅尔将军指挥的第七装甲师来完成。
“镰刀行动”大胆独到，完全出乎法国人的意料。大约2000辆坦克开进战场，多数是从阿登进来的，竟然未被同盟国的侦察兵发现。行进中的步兵一直延伸到德国北部平原，同样也未被察觉。突袭按计划进行，第五天，古德里安跨过了默兹河，占领色当。几小时后，隆梅尔从北部向西挺进。战斗就这样以德军的畅通无碍，旗开得胜而圆满结束。
5月10日法军北方军团全部进入比利时和荷兰，起初消息让人鼓舞。法国人阻挡住了德国人的进攻。隆梅尔被迫停下一两天。不幸的是，法国人根据没有注意到古德里安在色当的突袭，戴高乐虽坚信北部的攻击不是主要的，但他也认为大的袭击不会这么快。5天后，古德里安占领色当，局势彻底改变了。安齐热统率的法国第二军和科拉指挥的第九军被德军击溃；吉罗的第七军被围困在安特卫普；英国人开始寻找回家的路。法军在混乱之中还必须推测德军的下一步选择，他们认为德军将进攻巴黎。
加默兰和他的部下，北部前线的总司令乔治将军决定把守候在马其诺防线，等待德国大进攻却无人进攻的图雄将军的第六军调到埃纳河一线，以阻止敌人向巴黎进军。因为这一行动还需要时间，所以戴高乐的第四装甲师奉命袭击拉昂地区的敌人，给第六军一个喘息的机会，以便他们转移到新的阵地。
这是戴高乐将军第一次指挥他鼓吹多年的坦克部队。此时，第四师远非完整，在开往战场的路上，戴高乐沿途收揽了很多掉队兵，打散的轻型坦克，装甲车和炮乓部队。他的办法很简单，大声向他们喊话，宣布他们现在归他指挥，使他们惊讶得不敢反抗。5月16日，在他建立起指挥部之后，他渐渐明白了，德军根本不是像加默兰和乔治所预料的那样去攻击巴黎，而是向西，去索姆省的圣昆坦和海滨。法国将军们又一次遭到德军的愚弄。
5月17日，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因车辆检修，士兵疲劳等因素被迫停止前进。这是战役爆发一周以来的第一次真正的休息。幸运的是，5月17日也是乔治将军调集部队从北部和向南部攻入德装甲部队狭窄走廊的日子。第四装甲师参加了这次的攻击。经过侦察，戴高乐决定占领拉昂东北约20英里和兰斯北部30英里交叉处的蒙特科尔耐公路，以切断古德里安的供给线。
5月17日黎明，戴高乐下令前进，其部从拉翁沿公路向蒙特科尔耐进发，一路上消灭了一支摩托车小队，捣毁了一些挡在路上的装甲车，清除了3个村子内的德国人和一组德国运货车，最后于下午三点抵达蒙特科尔耐郊外。
戴高乐选择的目标非常好，不仅因为这是公路交汇处，而且当时德军第一坦克师的指挥所正好设在这个小村子。师长基希纳两天前遇车祸，他正睡觉的时候一辆卡车从他的膝盖上压过去。他气急败坏，拒绝离开指挥所，坐着凝视着作战地图，让别人充当他的耳目。那天下午3 : 30法国坦克的突然临近，让其大吃一惊，毫无防备。
德军匆忙设置障碍，迅速转移师指挥所，随后双方交火。战斗仅进行了一天。那天第四装甲师出动的90辆坦克损失了23辆，却没有一辆德国坦克被打垮。
但是，戴高乐没有被吓倒，两天后他又进攻了。这次目标是占领塞尔河上的克里西大桥，以挡住古德里安前进的道路。5月19日拂晓，一个炮兵营和两个中型坦克连，开着150辆坦克向北进发了。起初进展顺利，但是克里西德军严密设防，法国坦克一到就遭到了反坦克炮火的袭击。他们被迫停止前进时，德国俯冲轰炸机从碧蓝的天空中嚎叫着直冲下来。戴高乐无奈而绝望地请求法国空军保护，可空军来得太晚。戴高乐被迫撤退。
战争的不断失利，使73岁的魏刚重新出山，以替代加默兰。魏刚沿索姆河和埃纳河设了一道防线。他下令部队沿这道防线重新集结。戴高乐的第四装甲师奉命向西占领索姆省边缘阿布维尔南部索姆河口的据点。戴高乐临时升为准将。部队赶到时，德国步兵已经抢先在阿布维尔渡过索姆河，建起了桥头堡，以保护并占据渡口，而德军装甲部队则北向对付被困在北方的盟军。
1940年6月5日，戴高乐将军应邀加入雷诺政府，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军人将成为政治家了。或许在潜意识里，这种转变从3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军队本身再也不能拯救法国了。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戴高乐相信自己能够担负起这个责任。将军向来很自信。
他是第二个拿破仑吗？
在6月6日举行的第一次部长会议上，雷诺要戴高乐负责后方事宜，要设法让英国人高兴。新上任的部长戴高乐对此并不满足，他立即去见总司令魏刚。而魏刚已毫无斗志，充满着失败主义情绪。他感到自己应该学些更实际的东西：到北非去继续战斗。
6月9日，戴高乐带领两名外交官，从巴黎飞赴伦敦，这是他同温斯顿·丘吉尔的第一次相见。戴高乐请他派更多的英国空军飞机去法国。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地面战场离英国越来越远，而空战即将降临英伦三岛。
戴高乐没有完成使命，但是会见本身很顺利。这位新任副部长没有被英国首相吓倒。
当戴高乐回国时，政府已撤出巴黎，并宣布巴黎为一座开放城市。
在混乱中部长们分散到图尔地区，征用了许多卢瓦尔式私宅作为办公地点。为了防止混乱，雷诺于6月11日在布里亚尔附近的慕盖宫召集部长会议，后来由于丘吉尔及随行的迪尔将军、伊斯梅将军和斯皮尔斯将军的到来，部长会议变成了高级盟国军事会议。
会议进展并不顺利。法国将军魏刚和乔治说他们没有后备部队，无法再战，只有雷诺似乎想要继续战斗。第一次出席盟军会议的戴高乐提议把当时在法国的英国装甲师与法国装甲部队合并到一起，把法国重型坦克和英国轻型侦察车结合起来，互相弥补，这样会产生“强大得多的效力”。丘吉尔对此很感兴趣表示“立即研究”。晚餐时，戴高乐坐在丘吉尔旁边，两人都谈到对方的果敢和百折不挠的精神。
6月14日上午，德国坦克开进巴黎，法国政府已迁至波尔多。戴高乐又向总理阐述赴北非法国殖民地。戴高乐的话重又激起了雷诺继续作战。抵制投降的决心。雷诺叫来达尔朗商量转移到北非的后勤问题，又命令戴高乐赴伦敦请求英国对转移提供援助。
“主和”派在法国政府内占据了上风，他们要与德国人讲和，雷诺势单力薄，不得不辞职，贝当元帅建立了一个傀儡政府。为了继续抵抗，1940年6月17日清晨，戴高乐将军飞往伦敦。此时他已不再是一名服役军人，而是一名政治家。当然，他也成了一名叛国者。由于不接受合法政府接受的失败，戴高乐把自己摆在了取代政府的位置。于是军人不仅成了政治家，而且成了十足的雅各宾反叛者。
倘若他像他的许多同胞一样，准备加入英国军队，就不必感到进退维谷了。他们认为一旦战争取得胜利，第三共和国政府将重新组合，法国政体将和过去一样。但是他的父母、耶稣会、军队誓约，迄今为止所有的一切造就了戴高乐，使他难以接受一种附属于英国的角色。
作为一名军人，戴高乐功过对半。他在圣西尔的表现并不出类拔萃。在大部分时间里他由于损伤，被俘未能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把自己当成知识分子。战争过渡时期他任参谋，总认为自己一贯正确，急于告诉别人应该做什么。另一方面，他在战场上非常勇敢，如在迪南桥，在杜奥蒙，在蒙特科尔耐和阿布维尔。总之，没有他战胜不了的生理上的恐惧。
作为战地指挥官，戴高乐并不成功。他性格中日后很有价值的特点在战场上却具有破坏性，如一意孤行，缺少对失败的忍耐力，不能宽宏大量难以接受别人意见，偶尔勃然大怒等。所有这些特点在阿贝维尔都表现出来了。他曾对一名可怜的坦克连连长说，倘若他从战场上活着回来就把他枪毙，以至于第四装甲师的军官们对他们的师长大失所望，后来没有一个人追随戴高乐，参加“自由法国”。正如贝当所说的，戴高乐“在军中没有朋友。他冷酷无情”。
如果说指挥作战他并不出色，那么作为参谋和战略家他却卓然不凡。由于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波兰的经验，他先于他的法国同时代人重新发现了运动战，并且大胆坚定地进行他的改革运动，努力组建一支集中的坦克部队。他的思想并不特别前卫，也没有在国外风行。在他之前就有人提出这种理论，并付诸实施。值得注意的是他对现代思想的不懈追求，甚至不顾个人的升迁前程，敢于同当时法国高级指挥官的自满与故步自封唱反调。
在他作为军人期间，最值得一提的是新提升的戴高乐将军在逆境中表现出巨大的勇气和智慧。他把一生中前50年的遗产带入了新的自己规定的事业中。这些遗产是：对军事美德，包括纪律、勇气、忠诚和精力的无限推崇。如果这些美德与恶习相伴，如不容争辩，盲从权威，轻视懦弱这样的恶习，那也没有办法了。那正是做军人的代价。不管在今后的生活中他学习扮演什么角色，在将军的性格中，他首先是一名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