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走出低谷
我看着她的信心增长。
—彼得克罗福
1997年9月9日
玛德琳奥尔布赖特离异了。一桩婚姻的解体从来都不是件轻松的事情，无论这一打击来自何时、以何种方式降临。不过，当一个女人处在一生中某一年龄阶段时，要承受这一打击格外困难。奥尔布赖特的情况是，她的一对儿双胞胎女儿当时已年满21岁。安妮在达特茅斯大学读3年级，艾丽丝在威廉姆斯学院，也读3年级。凯蒂15岁，是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中学的1年级学生。面对正在成长的她们，奥尔布赖特正处在最容易受伤害的年龄阶段。那一年，她45岁。
她变成一个单身母亲。“我省掉了单身母亲的许多担心”，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回忆说道，“我在乔治敦有一个很好的教职，有足够的钱，还有一个在孩子们的问题上非常非常宽容的前夫。所以，我没有其他单身母亲的可怕问题。”
可她还是不免整天担心自己最小的女儿。凯蒂和我现在成了好朋友，可她十几岁时”，奥尔布赖特说，“我常常因为她深夜迟迟不归而吓得心神不宁，在住宅附近盲目乱转。我有今天的一切最主要是因为孩子们，可当时我担心的只是凯蒂是否会回家，她做没做家庭作业，她能否进大学。”
罗纳德里根入主白宫，民主党则被放逐在外，共和党人兴高采烈地替代了他们在全城的政府职位。已花费一年时间阅读布热津斯基的几千页白宫文件，正在为他撰写的一本书帮忙的奥尔布赖特，此时接受了乔治敦大学外交服务学院提供的一个教职。该学院在比较政治学领域有一个空职，他们想找一位有东欧研究背景的教授，奥尔布赖特完全符合该职位的要求。这所学院的位置甚至也十分方便，离她家只有3个街区，完全可以步行回家吃午饭。
这是个被视为跨学科的教职，意思是说，他们很注重实际经验。但新教授所教的课程全都是行政系资助的，其目标取向是知识的和纯学术的。
这所大学正处在十字路口上，他们想取得学术研究第一流的好声誉。校方极力想通过一个大刀阔斧的举措使学校声誉鹊起，因此树立公众形象就显得格外重要。学校花费3200万美元刚刚建成了萨拉穆跨文化中心（玛德琳奥尔布赖特的大名也在30个捐赠者的纪念牌上），捐赠者基金会最近又出钱落实了一个新项目，主要针对的是那些对外交服务感兴趣的女性。其目的是鼓励她们获得对职业的自信，介绍她们认识这方面的模范女性，并开始建立这方面的网络系统。
添补上述空缺职位的最后入围者有两人，一位是在该领域颇受尊重的男性，他有一份完美无缺的履历，还有一长串发表的文章；另一位就是奥尔布赖特。尽管她在行政管理方面的资格给人印象颇深，但她却毫无教学经验和成果。除了博士论文外，她几乎没写过什么学术性的东西一一只有几篇文章，没有论著。
筛选过程中要求每位候选人给乔治敦大学一个班的学生上一堂比较政治学课。那位著名教授显然过于自信了点儿，他觉得无需准备什么，结果他的课讲砸了。奥尔布赖特却像做作业那么认真，她组织了一堂具有轰动效应的课堂讲授，大出风头。“没人能竞争过她”，当时是外交服务学院院长的比得克罗福说道。
他在私下里甚至更加得意。80年代早期，所有的大机构——包括大学——都有压力让他们提拔在职的妇女，问题是怎样找到合格的女性。学生们对奥尔布赖特的反映给他提供了弹药，使他得以做出一个可能有争议的决定。“这与反歧视运动无关”，他说，“如果由行政系单独安排约见的话，他们可能选择另外一人，因为他们更看重学术知识。但就我们而言，我们自然会选择一个有具体实践经验、有为布热津斯基工作的资历、而且效率很高的教师。”
像大约35年前她的父母一样，奥尔布赖特正在重新开始一切。整个情景虽然大不一样，但她的生活的确正在发生着一次新的、从未出现过的转变。“我知道为得到博士学位而付出的全部劳动都是值得的”，她说道，“我不可能虚度着什么都不干。”
奥尔布赖特从一开始在教室里就很自如，就像她父亲在丹佛大学的感觉一样。1982年9月，她开始教授现代外国行政管理课程。这是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也就是说，并非所有注册的学生都喜欢这门课。但对该专业100个学生中的大多数来说，奥尔布赖特把这门课讲活了，学生们喜欢她。“她不但在课堂里讲授这门课”，克罗福说道，“走过校园时讲，回到乔治敦的可爱的家中讲，在她弗吉尼亚的农场中还讲。学生们总跟着她，她就像个花衣魔笛手。”
奥尔布赖特从本科生课程教义中分了出来，为研究生开设外国政策制定、美苏关系及当代国际关系等课程。“女学生一般不爱发言，她却总有办法引导她们开口说话”，南希索德伯格说。南希是乔治敦大学的毕业生，她跟随奥尔布赖特的足迹进入了政府和民主党政治的圈中。“她会向她们提问，迫使他们加入谈话。”杰恩卡利基曾同奥尔布赖特一起在乔治敦教书，现在商业部工作。他曾经被奥尔布赖特的行为震惊不已。那是1983年的一天，任他们班美国外交政策客座讲师的奥尔布赖特，竟然夹着一叠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的文件走进了教室，这是些卡特时代刚刚解密的文件。她向着迷的学生们分发这些一度曾十分敏感的文件，以使他们了解政治对政策制定的影响过程。
奥尔布赖特成了乔治敦大学最受欢迎的教师之一。1988、 1990、 1991的三年中，她被学生们评为杰出教师。人们还邀请她担任学院的妇女外交事务项目指导。她邀请在外交部门任职的杰出女性到学校讲课；组织各种研讨班，让学生们知道应该怎样准备履历表，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去参加应聘面试；她邀请学生们到她家参加非正式的晚餐讨论课；她还像赶着一群羊似的领着她们跑遍华盛顿，介绍她们认识能对她们的职业生涯有帮助的那些人物。总是对朋友十分慷慨的奥尔布赖特，对学生们也同样十分豪爽地敞开了她的关系网，不管从实际还是象征意义上讲都是如此。“过去的5年中，妇女以及她们在职业生涯中地位提高的记录实在令人瞠目，”克罗福说道，“该项目所取得的许多成就，与奥尔布赖特早年为提高妇女形象的可视性、启发妇女的觉悟而做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奥尔布赖特又开始同男人约会。对每个离婚者而言，这都是一种矜持的局面，即便在最温馨的时刻也如此。1982年7月，距乔告诉她要离婚日子约有半年的光景，她去位于杜邦中心的巴瑞卡特尔家参加一个鸡尾酒会。头脑灵活长相英俊的巴瑞是乔治敦法律学院的教授。这次并非是他们的首次见面。在她和乔分手前不久，他还参加过奥尔布赖特在家中为沃尔特蒙代尔举办的募捐晚宴。在那次宴会上，一道菜就是1000元。乔那天晚上并不在家。他感到，作为一名新闻记者，自己是不会有兴趣参加一个为政治家举办的募捐晚宴的。于是，他带女儿们看电影去了。
卡特尔比奥尔布赖特小4岁，在尼克松政府中，他曾在亨利基辛格旗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自此，他在政府中担任过许多高层工作，这使他在外交政策、国家安全、贸易等方面取得了广泛的经历。与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国防秘书——的女儿麦琪麦克纳马拉离婚之后，与卡特尔约会的都是些华盛顿社交圈子中精挑细选的聪明美貌女郎。在家中开过鸡尾酒会后不久，他请玛德琳到一家餐馆共进晚餐。这家叫做“诺啦”的餐馆离他家不远，生意十分火暴。玛德琳喜欢由卡特尔陪伴。为了保持体形，她开始定期到乔治敦大学的耶茨体育馆去游泳。她戴着耳机，收听自己最喜欢的音乐。她和卡特尔对民主政治有共同的兴趣。沃尔特蒙代尔正在着手参加另一届总统竞选，他开始在自己的法律事务所举办系列早餐会，讨论外交政策事务。他要利用这些机会了解当前的问题，并且保持同有用的人们的联系。如果他决定参加竞选的话，这些人有可能为他的竞选工作。参加早餐会的一般有15到20人，奥尔布赖特和卡特尔是那里的常客。
1983年春，奥尔布赖特办妥离婚手续几个月后，她大部分的时间都和卡特尔在一起，一般都在她位于乔治敦的家中约会。他的前次婚姻并未给他留下一儿半女，因此他很乐意有奥尔布赖特的女儿们相伴，他甚至陪伴凯蒂参加一次晚会。
卡特尔酷爱划独木舟。那年7月，他带领一群人来到北卡莱罗纳的激流险滩，乘独木舟旅行。这一行人是：奥尔布赖特，她的3个女儿和1个女儿的男朋友。他们驾使着一架私人飞机，独木舟绑在飞机的浮筒上，到了乌玛斯琪湖后，飞机轻轻地降落在湖面上，让独木舟滑入水中。他们在阿拉盖什河的激流中泛舟野营，度过了整整3天。
在大部分时间里，大学是奥尔布赖特和卡特尔的生活轴心。奥尔布赖特又帮助学校开发了另外一个项目：乔治敦领导人研讨会。这是艾伦古曼想出的主意。他当时是大学的副教务长，他想要填补因亨利基辛格不再主持哈佛的领导人夏季研讨班而造成的空缺。在近20年的时间里，哈佛大学国际研讨会将世界各地负责外事的中层官员、外交官、记者们汇集到了一起。这是让美国政界和国际世界接触，从而有希望成为世界著名领袖人物的一种颇具想象力和创新性的做法。就基辛格而言，研讨会为他营造了一个国际联系网，这令他本人在外交和后来的顾问生涯中获益匪浅。基辛格于1969年加入尼克松内阁后，该项目宣告结束。
1981年10月，乔治敦大学一周的研讨会形式复活了这一想法，使全球25至30名年轻的行政管理专家、政治家、企业领导、部队军官和新闻记者汇聚一堂。演讲者包括乔治敦大学的精英们，还有被校方尽力拉过来的那些华盛顿的新闻人物。3年之后，该项目的声望和知名度大大提高。巨大的成功，使研讨班的毕业生们甚至开始在自己的国家举行聚会。奥尔布赖特仅参加了一次在特拉维夫的一个聚会，毕业生中包括了法国前总理阿雷朱普。开始，奥尔布赖特就是个颇为著名的参与者。1982年，在她到乔治敦的第一年，就成为该项目委员会的成员。在1984到1993年期间，在演讲者名单中她几乎是年年榜上有名。“这是我们的旗舰式项目，玛德琳一直未离开过它，”克罗福说道。对奥尔布赖特而言，它也是一个开拓性的事业，是它把她教书的乐趣同建立国际网络的机会结合到了一起，而这一网络在未来的年代里将对她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奥尔布赖特还参加了在乔治敦的另一个项目，这使她得以在美国政坛中变得日益重要，并在媒体频频曝光。从1981开始，克罗福主持了公共广播公司一个叫做“美国利益”的系列节目。这是一个每周30分钟的有关“脱口秀”节目，由政策专家们就不同的外交政策问题进行辩论。1985年，“重大决策”节目取代该节目仍由克罗福主持。在1989到1991年期间，奥尔布赖特经常被邀参加该节目；其他的常客包括卡伦艾立厄特豪斯和里查德艾伦。《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兼编辑豪斯被认为是温和派的，任遗产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席、并做过里根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顾问的艾伦被认为是保守派的，奥尔布赖特的形象则是自由派的。专门小组每周针对不同的话题进行讨论。
80年代末，最受关注的外交政策问题是米克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为改革苏联而进行的努力。他层层剖析共产主义，并证明共产主义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最终戈的国民们转而反对他。但奥尔布赖特和其他的俄国研究专家却饶有兴趣地关注其势态发展。不过，奥尔布赖特虽然对自己的专业领域十分了解，她却不是一个卓有建树的评论家。然而，她那种朴实无华的讲演风格渐渐趋于完善，后来成为她外交生涯中最大的资产。有一次，当克罗福就席卷东欧的民主革命的动因提问时，奥尔布赖特的回答十分简洁。
好吧她说，“人民可以让政府以其希望的方式行事，这种思想的感染就是动因。”
在1990年的一次“重大决策”脱口秀节目上，联合国在后冷战世界中的意义成为辩论的主题。奥尔布赖特的论点是，虽然联合国的作用因美苏的权力斗争而引起很大争议，但该组织仍会成为处理全球在新的后冷战气候中出现的新问题的主要力量。
在她3年来为“重大决策”节目录制的24小时的带子中，奥尔布赖特的表现有了很大进步。她的话题涉及了包括毒品战、中美洲、中东、中欧、日本在内的诸多问题。“我看着她的信心增长，”克罗福说道，“她在结束讨论时，历来都控制得到位，她的力量和效率增加了。”奥尔布赖特认为，她的名字在字母排列顺序表上的前列位置帮助她学会了做电视节目的方法。“乔治敦出版了一本专家集”，她说，
由于研究苏联是我的专长而我的名字又以字母A开头，因而我常常接到邀请，主要是去做外交方面的电视节目。比如是芬兰电视台或别的什么电视台，他们会到我们的办公室来。我觉着没什么人会看这东西，所以在镜头前就很自如。”
奥尔布赖特说得不错。公共广播公司的系列节目收视面虽然很广，但它毕竟不是华盛顿新闻公司为调查政策变化和细微差别而搞的那种黄金时段的新闻节目。简言之，那是培养她极具个性的优美演讲风格的好地方，同时也使她对保守派的观点多了一点儿理解。“知道吗？我觉得你没我想象得那么右倾”，她有次在节目之后对艾伦说道。他的回答是“你把我要说的话抢走了，你也不像你声称得那么“左”倾。”与此同时，奥尔布赖特开始为美国之音做每周评论，这是另一个为她提高评论技巧并倾听自己的意见观点而提供机会的媒体渠道。
奥尔布赖特终于到了由校方按传统方法决定其去留的时刻了。按照规定她可以得到终身职位只要等上7年，否则就干脆走人。虽然她的行政管理经验很受外交服务学院器重，但很清楚，除非她发表一些实质性的学术成果，否则她绝对得不到终身聘用的资格。有一段时间，奥尔布赖特为此很苦恼。“我想，如果你是教授，你就应当享有终身职位”，奥尔布赖特说。后来她又进行了一番思考。“我想，我为什么需要一个终身职位？钱不是问题，总是会有另外一些令人感兴趣的事情可做的。”
朋友们私下说，奥尔布赖特感觉乔治敦的高层对她不够好，他们对她任职时间的要求比对同样职位的男性要求更为严格。但是，这不是一场她有望打赢的战争。她选择离去而非催促他们抓紧解决她的问题。“玛德琳打这么一仗毫无意义，除非她乐意在她这样的年龄再动用两年的学术假去写本书，而任何思维正常的人都不会建议她那么做的，”克罗福说道。
奥尔布赖特在乔治敦大学受到的另一种冷遇是，她从未受到邀请在行政管理系行使完全的投票权。实际上，她的同事们从未接纳她为正式成员。朋友们说，这件事激怒了她，但奥尔布赖特从未让这种情感流露出来。她控制得很得体。
她从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适应，无论是语言、文化、学术习惯，或是国家政治制度。在每个契合点，奥尔布赖特从不让逆境损耗她蕴藏着的能量和热情。相反，她会把目光投向新的挑战，无论这种挑战是要征服神秘的领域，克服已知的障碍，还是同一个意想不到的人交友。
这一阶段，奥尔布赖特的母亲搬到了华盛顿，她想与孩子们近一点儿。一个周末，奥尔布赖特邀请母亲和克里斯廷多德森陪她去弗吉尼亚的家庭农场。能远离城市并放松自己使她十分高兴，她同多德森谈起了自己的孩子。奥尔布赖特津津乐道于针头线脑的琐事，并乐此不疲。后来，曼杜拉考贝尔向这两个年纪较轻的妇女抱怨说，这次旅行有点令她颇感失望。由于知道她俩在政治上十分成熟，而且乐于讨论国际事务，一个星期前考贝尔花了整整一周的时间读纸，决心要把——比如说——非洲各地的情况吃透，以便能听懂她们的谈话并提出一些机智的问题，谁知她们两人根本就未谈及时事。
多德森说，她的母亲和奥尔布赖特的母亲十分相像，女人都是自己没有事业心、但希望支持自己丈夫发展的女人，有时对孩子关心得有点儿过头。“我们两个是不大容易对付的女儿”，多德森说，“我们俩的父亲都很强，而母亲都是夫唱妇随的传统女子，全部心思都操在儿女身上，坚持要告诉他们所有该做和不该做的事情。”克里斯廷多德森结婚很久之后，她母亲还要来看望她，替她做饭，她知道自己的女儿是做不了厨房里的事的。曼杜拉考贝尔会问喜欢旅游、几乎什么地方都去过的玛德琳“你有没有多装上一套内衣？”多德森对此的解释是“这些母亲想尽量多地参与到自己儿女的生活中去，但她们又不理解孩子们的生活。所以她们就要干涉，这很令人烦恼。可这不是她们的错，而是我们的错儿，因为我们没有制止她们。这些妇女需要的是乖孩子，而我们又缺乏耐心。”
如果说，80年代早期是奥尔布赖特个人的调整时期，她并未给自己留下太多时间去思考。在她的朋友看来，她好像将自己旺盛精力都投到了新的事业上。当她为当好一个教师和做好一个电视形象而苦练技术时，她就是在发展自己的事业。女儿们几乎都长大了，这对任何一个父亲或母亲而言，都是反思和重新调整生活重心的时候。奥尔布赖特正在进入生活的一个新阶段。在过去23年的时间里，乔一直是家中一号人物。现在，玛德琳成了一号人物。
19.成功女人
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和信念。我们在人生中有着同样的经历。我们知道男孩女孩在不同的环境中长大是怎么一回事儿。
——吉哈尔丁费拉罗
1997年3月25日
不同年龄、不同身材的女人们，在走廊里面跳着舞着，红色、白色、和蓝色的气球在屋顶上飘滚着。这一天是1984年7月19日，民主党正在旧金山召开提名大会。在会议大厅里发出的欢乐和喧闹声中，吉哈尔丁费拉罗接受本党提名，成为了第一位副总统女候选人。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时刻。民主党的那些女性——巴巴拉米考尔斯基、巴巴拉肯尼利、温迪施尔曼、安妮维克斯勒，这些人的生活不久将无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在台上挤作一团，欢呼、鼓掌，让幸福的泪水尽情流淌。多娜沙拉拉，纽约汉特学院当时的院长，正待在自己的公寓房内，通过电视观看整个竞选过程。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她虽然很快将被任命为费拉罗竞选班子的外交政策顾问，但眼下在竞选班子中的级别还不够格，还不能跻身台上。因而，她和巴瑞卡特尔是在会议大厅里观看这一切的。
13年之后，到了1997年的1月24日，这些女人们又聚到了一起。此次的欢乐情景虽然比上次有所减弱，但同样激动人心。这次会议是在国务院大楼七层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国家宴会厅召开的。这是一座18世纪风格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天花板高21英尺，有法国红色大理石雕刻的笛形科林斯式圆柱，还有8盏玻璃雕花大吊灯。一幅由苏格兰艺术家戴维玛丁所作的本杰明富兰科林的肖像画挂在东面的大理石壁炉上面，托马斯苏利画的一幅乔治华盛顿骑在马上的油画则挂在一赫波怀特式美国餐具柜之上，他居高临下，观看着20世纪外交界一些最伟大的思想家在房间里商讨外交大事。站在长长的欢迎队伍的末端，59岁的玛德琳奥尔布赖特接受了几十位老朋友的祝贺和拥抱，这些人来到此地的目的是，庆贺她们中终于有一人冲破了封锁。
奥尔布赖特已于头一天宣誓，成为了美国的首任女国务卿，房间里的兴奋气氛是显而易见的。奥尔布赖特身穿醒目的紫色裙子，外穿一件长外套。当她的老朋友们欢呼、鼓掌、并再次流下幸福的泪水时，她的脸上也充满了笑容。
尽管费拉罗的竞选以失败而告终，但这一事件成为了一个分水岭，它的一锤使政界的妇女开始缓慢而稳健地向阶梯顶端攀登。在她们自己的队伍中，米考尔斯基脱颖而出，从马里兰的国会众议员上升为美国参议院的资深参议员，她还打算着竞选第三次任期。肯尼利，原本是康涅狄格州的众议员，现已成为众议院民主党领导委员会的成员，她正考虑着要竞选一下届州长。施尔曼，80年代中期曾做过米考尔斯基的高级助手，她最终还将回到国务院，做奥尔布赖特可信赖的顾问。因善于解决来自四面八方的问题而被朋友昵称为“蓬蓬”的沙拉拉，是卫生与人力资源部部长，也是克林顿上届内阁班子中留任的少数几个成员之一。维克斯勒，在统领费拉罗的副总统竞选班子之前，曾为白宫的卡特总统工作过。她已成为首都最负盛名的院外游说团体之一——维克斯勒小组的主席。然而，最终冲破重重障碍而跻身于美国政府最高层的是奥尔布赖特，她是在为费拉罗做政策顾问时闯进公共生活领域的。奥尔布赖特，一个遭丈夫背叛的女人，战胜了苦涩和艰辛，成为一颗无比耀眼的明星。“看着她走到欢迎会的台上，我非常激动，而我平常是很少动情的”，费拉罗事后说道，“我脑海中浮现出的是奥尔布赖特1984年的模样。她离开我的飞机，独自站在停机坪上，在想办法返回华盛顿，因为她还有课。这是她生活中的低谷阶段。离婚搞得她是如此的伤痕累累，而为了达到她眼前的地位，她又工作得如此勤奋，她比我所知道的任何人都勤奋。在那一时刻，当她看着我们大家伙儿时，我意识到，她代表着那些经历苦难人生而尚未实现自己目标的妇女，玛德琳为我们所有的人打破了封锁。”
如果说，冲破封锁的是玛德琳的话，那么，是费拉罗使她第一次尝到了成为全国关注中心的醉人滋味。1984年，当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沃尔特蒙代尔从十几个竞争者中选中这位活跃的昆斯区众议员做他的竞选伙伴时，她向作家盖尔希赫袒露，自己于外交事务方面并不像表面看来那么强。蒙代尔的竞选班子意识到了潜在的问题，于是将目光投向了两位外交政策专家：巴瑞卡特尔和奥尔布赖特。
对总统候选人而言，外交政策是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领域。只有当国家处在战争状态时，政治家们才有可能通过展示其对国家安全事务问题的了解而赢得大选。但是，他们也可能由于在外交政策方面表现出的无能而失掉大选。选民们不想要一个看起来很不全面、未经过考验、或不能带领他们安全渡过世界危机的人做他们的领袖。在总统竞选的辩论中，只要有一次对答不上来，就可能丧失大选成功的机遇，就像杰拉尔德R福特总统在1976年大选中所表现的那样。他当时坚持说波兰不在苏联东欧的势力范围之内。选民们希望得到肯定的回答，他们的候选人能够在一个危机四伏的复杂世界中坚持自己的主张。费拉罗作为一个连任三届的国会众议员，对外交事务的熟悉程度要超过大多数的议员们，但她需要能够对提问作出敏捷而自信的答复。而且，像所有一头扎进曾经只允许“男人权利”的领域的妇女们一样，她必须比自己的对手准备得更加充分才行。“我们很清楚，媒体会对她进行考验，”费拉罗的总顾问约翰撒索说道，“‘你能够按键钮吗？’是每次采访必问的问题。我们需要展示她的稳健和睿智。”费拉罗下决心要给蒙代尔和广大的妇女争气，这些妇女眼巴巴地盼着她来统领她们呢。她需要一个机智的教练，奥尔布赖特很对她的胃口，因为她素以能在火力攻击下保持冷静而著称。
从一开始，费拉罗和奥尔布赖特就相互很喜欢对方。两人都是做母亲的人，都雄心勃勃，而且，跟许多候选人要比竞选工作人员年轻10岁、20岁、乃至30岁的情形大不同，奥尔布赖特和费拉罗的年龄相当。尽管总统竞选时很少有空余时间，但只要有几分钟的空当，费拉罗总要坐到奥尔布赖特的身旁。
卡特尔和奥尔布赖特在一起工作，共同指导这位候选人。“他们从头开始，每次简洁地给我讲解一个问题，”费拉罗说，“我会将他们的简单讲解录下来，躺到浴缸里听，直到能应答当天的提问为止。”费拉罗的丈夫约翰扎卡罗有时会朝浴室大喊，“谁跟你在那儿呢？”费拉罗就会大声回答，“噢，不过又是巴瑞卡特尔罢了。”
听上两遍录音带，有时听三遍，费拉罗就熟悉了这些问题。“如果还有未懂的地方，他们就会为我画一些很写实的图画，”她说。奥尔布赖特在把父亲传授她的东西付诸实践：注意本地公民，使他们站在你这一边。费拉罗光自己搞懂外交政策问题是不行的，她必须能用选民——而非外交官——可以理解的话语来讨论这些问题。“她知道我必须按民众的理解水平来讲演”，费拉罗说，“于是她就按那种水平讲解给我听。”
费拉罗的竞选班子认为，她与共和党的副总统竞选对手乔治·布什之间的全国电视辩论会，将是她在外交政策方面受到的最大竞争。布什曾做过中央情报局局长，驻联合国大使，每日国家安全新闻发布官，他的这些经历使他可以游刃有余地对付几乎所有的国际事务。民主党有前途的顾问们预计，费拉罗可能遇上带有暗算性质的提问，以便让她因答不上来而出丑，他们决心让她做好准备。奥尔布赖特教她记住世界各国的首都，并在摘要本上设计了两个特定情节。如果费罗知道答案，她就回答。如果她不知道，奥尔布赖特就训练她说：“首先，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布基纳法索的首都叫什么？”如果像他们预计的那样，这个位于多哥和科特迪瓦北部的非洲国家难住了布什，费拉罗就以胜利者的姿态回答：“瓦加杜古。”奥尔布赖特让费拉罗重复练习，直到她能流畅地说出这个首都的名字才停。正像撒索预计的那样，新闻公司气势汹汹地向费拉罗发起了猛击。辩论会后的第三天，马文卡尔伯在“相会新闻界”的节目中问她：“你有足够胆量按那个电钮吗？”费拉罗回答：“我可以做一切必要的事情来保卫我们的国家。”10月份，在离大选只有3周了，美广播公司的特德考佩尔利用他主持的“夜间热线”节目测试了费拉罗的外交政策知识，让她回答里根政府为对抗苏联导弹而实施的
星球大战防卫计划的态度。他还想知道她对“首先使用”核武器所持的立场。她回答之后，考佩尔又穷追不舍地针对她的回答提出更多的刁难性问题。
奥尔布赖特恼怒极了，她将此事记在心里。当考佩尔于大选结束后到乔治敦大学，在外交服务学院发表演讲时，奥尔布赖特就坐在第一排。一个学生问道，候选人为何不更多地来讨论这些问题呢？考佩尔回答说，他邀请了所有4位候选人来“夜间热线”节目讨论这些问题，可是只有费拉罗一人来了。“是的，而你把要几个人回答的问题都加给了她一人”，奥尔布赖特对他高声喊道。考佩尔看起来很困惑，他没有认出她是谁。
最后，费拉罗在竞选中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她对有关她丈夫的房地产投资及纳税申报而提出的问题没有做出及时或彻底的解决。在肯尼迪国际机场一次咄咄逼人的90分钟记者招待会上，她泰然自若的应对赢得了来自各方面的赞誉。在那儿的约200名记者面前，她就针对他们夫妻个人财政状况的提问作出了巧妙回答。但在辩论会上，她表现得很不好，主要原因是她老是放不下这个问题。这件事为费拉罗在两个党派内的对手都提供了足够的弹药，使她在竞选中一直处于守势，从而也影响了民主党的得票。这就成了民主党的男同事在私下用于支持他们论点的主要理由。他们一直在认为，费拉罗不是副总统的合适人选。的确，共和党获得了意外的成功，但他们在民主党这边也得到了有效的附和。
这些年来，费拉罗、米考尔斯基、肯尼利和奥尔布赖特，组成了一个可以被称为女校友会的网络系统。这是一个亲密的妇女团体，她们有着共同的生活乐趣和政治抱负。在这一过程中，她们成了不可分离的密友。最能证明这一过程的也许是：上午一起在费拉罗位于火岛的住处骑自行车，她们扎着皮带，沿着与海滩平行的木板路，一边蹬车，一边放声高唱《成功女人》的主题曲。费拉罗和肯尼利一路领先，而这群人中最不擅长运动的米考尔斯基，则在努力使自己的车子保持平衡。
生于大萧条时期的费拉罗，米考尔斯基、肯尼利、还有奥尔布赖特，都来自移民家庭——意大利、波兰、爱尔兰和捷克——都在天主教堂长大。“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和信念”，费拉罗说道，“我们在人生中有着同样的经历。我们知道男孩女孩在不同的环境中长大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嘲笑同样的东西，我们从同样的角度认识问题。”
虽然她们的年龄也大致相同—费拉罗、米考尔斯基、肯尼利的生日都在夏季，中间只相差几周—她们一下就能说出，费拉罗是老大。于是，为这群人张罗一个60岁生日晚会的任务就落在了她的肩上，晚会是在华盛顿口碑甚好的伽利略餐馆举行的。但是，费拉罗忘记了一点，奥尔布赖特的生日在5月，还有一年她才满60岁。意识到自己被列入了一个60岁年龄组，奥尔布赖特尖声喊了起来：“先等一等嘛，我才59岁呀。”费拉罗摇了摇头。“天啊！”她假装反感地说道，“明年我又得再来一次了。”
事实上，这群人的晚餐聚会习惯已持续一些年了。“我们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米考尔斯基说，“这种友情是从盖利参加竞选时开始的，当时的竞争十分激烈。我们一起乘飞机、火车、公共汽车，这样就真的相互了解了。竞选结束后，我们感到很难过，可是我们还得往前走。”
大选的结果是里根总统彻底地击败了蒙代尔继续留在了白宫。费拉罗知道，如果她想通过竞选参议员而继续从政的话，她将受到比里根竞选时更加严格的审查。就像1984年那样，她将因为自己是个女人而再次经受严密的调查。她虽然曾做过国会议员，到过的地方也很多，但仍然需要更多的国外事务经验。1985年9月，她访问了苏联，奥尔布赖特作为助手陪她前往，并在正式会议上做她的翻译。
费拉罗说，在纽约一个犹太教徒的请求下，她们给一个持不同政见的犹太组织带去一些《圣经》的录像。为防止这些当局严禁的宗教资料被查出来，她们在通过海关时将带子藏在了一个手提箱中。一到城里，她们就用街上的投币电话与持不同政见者联系，她们估计，旅馆的电话有可能被克格勃窃听。
她们走马观花地在列宁格勒转了一下，只花了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匆匆地看了一下大寺院。然后，费拉罗和奥尔布赖特乘火车返回了莫斯科。当时，已经是晚上10点钟了，她俩还没吃晚饭。那时候，莫斯科的饭店一过开饭时间就马上关门。奥尔布赖特决定出去找点儿东西带回旅馆房间享用。几分钟后，她笑着带回一罐鱼子酱，一瓶伏特加酒，还有一包小食品。不一会儿，她俩边吃、边喝、边打趣墙上的窃听器，这一切仿佛是过去美好时光的再现。
我们简直成了十几岁的孩子’费拉罗说，“哦，上帝呀，我一切正常，我们有好长时间没吃过鱼子酱了。”
她们的友谊更深了。1985年8月的一天，盖利在凌晨两点接到一个电话，说她年迈的母亲被送进了医院。当时，奥尔布赖特正好到火岛来看费拉罗。她穿上衣服，跳上一条小船，陪着盖利去了医院。1986年2月，费拉罗的儿子被指控涉嫌毒品案而被捕，于是，奥尔布赖特飞到纽约去陪她。1992年，当费拉罗真正竞选参院议员时，奥尔布赖特在候选人选拔会的那个晚上就飞到纽约，同这位候选人共进晚餐并收看投票结果。当费拉罗以百分之一的差距在民主党初选中失利时，她崩溃了。奥尔布赖特陪了她的朋友整整一晚。“她和我一起笑，一起哭”，费拉罗说，“我无须向她作什么解释。我们谈有关女人的一切，我们也谈其他的事儿。”
巴巴拉米考尔斯基是在1976年首次当选众议员，她是一名波兰移民之女，父亲在东巴尔的摩经营一家杂货店。她曾是一名社会工作者，领导了一场反对在东巴尔的摩少数族裔街区修建一条16车道公路的抗议活动，那次崭露头角使她进入了巴尔的摩市政委员会。在竞选参议员时败给了深受欢迎的共和党现任议员查尔斯“迈克”马西亚斯后，她于1976年竞选众议员成功。
1984年，沃尔特蒙代尔选择费拉罗作为竞选伙伴，并任命米考尔斯基和另一人共同指挥他的竞选班子。民主党失利后，米考尔斯基不得不重新估价自己的仕途。一个任期5年的众院女议员渴望东山再起，于是，她把目光放在了1986年的参议员竞选上。但马西亚斯，一个以其在人权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而著称的自由派共和党人，将是她的竞选对头。“我必须决定三件事”，米考尔斯基说，“有没有可以让我从政的地方？有没有可以让我募捐的地方？有没有可以让我失败后完全脱离政治的地方？”
米考尔斯基眼看着她最亲密的朋友费拉罗不得不接受一个历史性的残酷事实——不仅是竞选失利，而且还失去了她在众院的席位。米考尔斯基不苟同同样冒险，她转而向经常乘坐费拉罗竞选飞机的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征求意见。“她帮我参与并向我提出这些问题，”米考尔斯基说道，
尤其是那个神奇的问：你乐意拼死一搏升上去——还是跳出圈外？我们的友谊常常如此——提出非常具体的忠告。”
就在她向共和党的元老发起挑战之前，马西亚斯决定放弃。米考尔斯基抓住了良机，一举成功。但她要进入参院却并不容易。身高4英尺11英寸的巴巴拉米考尔斯基，同美国参议员那种身材高大、身穿细条纹铁灰西服的定势形象大相径庭。“好吧，”她说，“玛德琳和我都是矮矮胖胖的。可以说，我们有东欧中部人的体态特点。”但是，米考尔斯基成功地进了参议院。她走进房间时就像个坛子，而她也十分幽默，经常称自己是“那个能干的小引擎”。
米考尔斯基可以令身高是她两倍的男议员胆寒，但就像许多佯多表现刚毅性格的人那样，她可以变得非常体贴和细腻，尤其在对待其他妇女时。作为首位入选参院的妇女，她知道要在一个主要是男性的权势世界里取得成功是多么的困难。因而，当其他妇女加入该俱乐部时，她通过组织自己的权利研讨会壮大了柔弱女性的气势。她在研讨会上，滔滔不绝地大谈那些糊涂难懂但又是必需的技巧，比如怎样起草法案，怎样能被任命到最棒的议会委员会去，怎样建立一个高效参议员的声誉。“这是一种授权的模式”，米考尔斯基说，“尽管人员在不断地流动，国会山仍然是一个寂寞的地方，活动并不是关系的同义词，媒体会惩罚人，所以你需要找到热情好客的小避风港。”
米考尔斯基要自己动手建造避风港。她知道自己和奥尔布赖特、费拉罗，以及肯尼利每月一次的聚餐是多么珍贵，她开始为已成长起来的女参议员俱乐部组织一月一次的晚餐聚会。规章非常简单：无工作人员，无备忘录，所有的东西，包括蟹饼和夏敦埃酒，都不记录在案。“玩儿和友谊好像是男人的一部分，”米考尔斯基说，“他们才不坐在一起共享自己的感情呢。他们利用运动使大伙儿聚到一起，不管它是在野外小棚屋、保龄球道、还是在猎野鸭的埋伏处。这是一种分享共同使命的快乐。”米考尔斯基和奥尔布赖特分享的是另一种使命。“玛德琳和我无所不谈，从限制体重一直谈到控制武器，”米考尔斯基说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俩都觉得控制武器更容易些。因为那种事情只要告诉别人该怎么做就行了。”
成功女人们的一个共同兴趣是对东欧的不同政见运动。玛德琳与已过世的丽达克里莫娃关系非常好。1990年，克里莫娃成为非共产党国家捷克斯洛伐克驻美国的第一任大使。奥尔布赖特和米考尔斯基认为，认识一些美国的女政治活动家对克里莫娃会有益处。她们在米考尔斯基家准备了一次晚餐。她的家位于巴尔的摩具有历史意义的沼泽角附近，从这里可以眺望整个的港口城市。米考尔斯基邀请了两位捷克裔的朋友：一位是安东尼娅克利马奇恩，马里兰罗耀拉学院的社会学副教授，曾做过米考尔斯基第一次参加竞选的经理，也是当年参加拯救社区运动的元老之一；另一位是米尔祖德奥坦纳塞德博士，马里兰圣母学院的退休经济学教授，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成员，曾是约翰肯尼迪总统竞选的主要吹鼓手之一。到码头溜达一圈步之后，女人们开始交换战争方面的故事，讲述她们在大约同一时期的大西洋两岸因组织政治抗议运动而遇到的麻烦事。“令我们吃惊的是，在一个自由的社会，我继续当选为巴尔的摩市政委员会的委员，”米考尔斯基说，“但在捷克斯洛伐克，丽达却进了监狱。”米考尔斯基常引用这个故事，用以说明妇女的生活是如何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而像她这样的女政治家，又是怎样地被女权主义运动所塑造的，正像她们也为其运动做出了贡献一样。
巴巴拉贝利肯尼利是在1982年元月的一次特别选举中被选进国会的。巴巴拉是民主党党魁约翰贝利的女儿，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统治康涅狄格州的政治几乎达30年之久。她入选国会是为了接替死于癌症的威廉R科特。这是一次大胆的竞选，肯尼利以54％的选票当选。
尽管出生在一个有担任公职传统的家庭——她的祖父在哈特福德市政委员会任职，她的外祖母是一个妇女参政权论者，也是哈特福德市第一位担任市政公职的妇女——肯尼利走的是一条与其同代大多数妇女基本相同的道路。从华盛顿的三一学院毕业后不久便出嫁，共养育了4个孩子（3女1男），并全力支持其丈夫吉姆肯尼利的政治事业。吉姆是位律师，他才华横溢，颇有魅力，但时而有点儿喜怒无常，是康涅狄格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人们提起他时常称他为未来的州长候选人。
1967年，吉姆肯尼利从哈特福德市入选州议会议员。此后，曾任过两届康涅狄格州议会的发言人，1970年竞选国会议员失败，巴巴拉后来竞争到的正是他竞选未果的职位。
像奥尔布赖特一样，在结婚的头几年里，巴巴拉肯尼利是个家庭妇女，她与人合伙开车接送孩子，并兼做些义务工作。1975年，她最小的儿子约翰也开始上学，于是，她考虑要找个教师的工作。但当哈特福德市政委员会出现一个空位时，党内的政客们安排让她有了这项工作。3年之后，她当选州秘书一职。同年，她丈夫竞选康狄格州副州长未成功。
巴巴拉肯尼利在46岁时进入了国会，1982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她父亲建立的政治网络所起的作用。那时，吉姆肯尼利加入了哈特福德一家著名的律师公司；孩子们中有两个已是十几岁的少年；巴巴拉的周末大都在哈特福德与华盛顿之间的通勤火车上消磨掉。国会中仅有十几名女议员，她与和政治观点相同的费拉罗成了朋友。对方也有十几岁的孩子，也需要乘通勤车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这两个女人在一起打壁球，她们两人虽然都打过很长时间的网球，但为了学习这项新运动还是跑去上课学打球，并且一大早就到离她们国会办公室不远的球场进行练习。
两年之后，当费拉罗的名字在蒙代尔考虑其副总统竞选伙伴的名单中跃然出现时，肯尼利来到华盛顿的民主党全国妇女俱乐部，发表演讲支持她的朋友。帕特里西娅施罗德十分伤心，这位曾连任6届的国会女议员也有进军白宫的雄心壮志。“帕特哭了，而且对我们所有的人都很生气。”肯尼利说。
肯尼利在副总统竞选的第一周和最后一周都陪伴费拉罗一起旅行，奥尔布赖特也一样，她们的友谊就从那开始。
我和玛德琳从一开始就很合得来。肯尼利说。竞选失败后，费拉罗邀请她们大家去她在圣克罗瓦的住处过新年，这是她们将一起度过的第一个假日。费拉罗是个烹饪高手，为了确保不会有人在厨房里耽搁太多的时间，她只准备冷冻食品。“我们游泳，划船，打斯诺克台球”，肯尼利说，“我们彻底放松了。”
到1992年克林顿当选总统时，成功女人们已成为亲密朋友，并彼此担任对方的政治顾问。有天夜里，她们在一起吃晚饭，开玩笑地说起了要请谁做伴侣出席克林顿总统就职庆典的问题。米考尔斯基说要请马里兰的一位橄榄球员，与巴瑞卡特尔的恋爱早已结束的奥尔布赖特选择了汤姆托德。此人是康涅狄格州的参议员克里斯托德的兄弟，后来曾当过驻乌拉圭的大使，肯尼利上大学时曾狂热地爱过他。
克林顿任命奥尔布赖特为驻联合国大使时，肯尼利和米考尔斯基来到纽约观看她主持安理会会议。“我们想在事情发生时正好就在联合国总部”，米考尔斯基说。晚餐过后，她们就待在华尔多夫大厦豪华的大使套房里，蜷缩在房间里聊天。1992年的大选虽然为奥尔布赖特的工作带来了颇受欢迎的转机，但对费拉罗来说却是糟消息，她竞选参议员失败了，她不知道自己以后该做什么。原先将自己绑在费拉罗星座上的奥尔布赖特，如今处在了帮助人的位置上。几个月之后，当大量波斯尼亚妇女在种族清洗中惨遭强暴的新闻报道后，费拉罗同奥尔布赖特提起了此事。
玛德琳费拉罗问道，“你对此到底准备怎么办？”奥尔布赖特说，她计划任命费拉罗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代表，该委员会将在日内瓦召开6周的会议。“所以，现在要问的问题是”，奥尔布赖特说，“你对此最后准备怎么办？”
费拉罗在人权委员会工作两年，后来成为该组织的主席，干到辞职。然后，她加入了“交叉火力”节目，这是有线新闻电视网让保守派与自由派评论员进行唇枪舌剑对阵的节目。她与白宫前总参谋长约翰苏努努及共和党人帕特布坎南对擂。费拉罗的最大收益是：这为她下次竞选参议员提高了知名度。
背地里成功女人们很为巴巴拉肯尼利的丈夫担心。吉姆的健康状况很糟，既要尽到一个议员的职责，又希望有尽可能多的时间陪伴丈夫，巴巴拉为统筹兼顾受到不小的压力。但她无法辞去工作以照顾丈夫：健康保险是在她的名头下买的。在特别困难的时期，费拉罗飞到华盛顿陪她。米考尔斯基几乎每天都来看一下，奥尔布赖特则按时打来电话。1995年10月11日，昏迷10天之久的吉姆肯尼利死于心脏病。巴巴拉崩溃了！米考尔斯基、费拉罗和奥尔布赖特都放下自己的工作来到康涅狄格参加葬礼。
失去丈夫的痛苦和分娩的痛苦是一样的肯尼利说，“没人跟你说到底会有多痛。”
那年的除夕，费拉罗坚持要肯尼利来圣克罗瓦跟她家人一起过除夕，就像她和吉姆多年来常做的那样。午夜来临时，肯尼利对费拉罗说，她要离开她们正在参加的社区晚会，独自返回费拉罗的住处，费拉罗坚决不同意。两个朋友一起从山上走回到费拉罗的公寓。“她大哭了一场，感觉好多了，”费拉罗说。
当克林顿1996年再次当选的情况下，他选择奥尔布赖特做他的首席外交官，肯尼利重新考虑自己的职业。自她首次入选众议院至今的14年时间里，米考尔斯基进了参议院，费拉罗在两次竞选参议院的间隙开始了电视生涯，而14年前尚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默默无闻的奥尔布赖特，如今已快马加鞭遥遥领先于她们所有的人。
肯尼利，民主党在众议院的第四号人物，又成为该党颇有权利的方式与方法委员会的高级委员之一。她也是众议院中民主党政党地区会议的主席，这是个名誉职务，并没有太多的权力，她有点儿坐立不安，考虑着要竞选康涅狄格州的州长。以前，她曾两次错过了竞选的机会，而这次她感到痛苦不堪。她不是个富有的女人，而丈夫的死也是一大损失。
她的朋友们担心的是，如果她放弃众议院的舒适席位而又竞选失败的话，她是否能够挺得住。肯尼利倾听大家的意见，因为她知道，这些女人不仅了解这些风险，而且还总是把她的最大利益当回事。“当一个人有诸多理由要做冒险的事情时，往往很困难，”肯尼利说道，“我看着玛德琳，心想，她一直很出类拔萃，而她是倾心冒风险的。于是我对自己说，‘巴巴拉（米考尔斯基）需要勇气才能从众议院进到参议院。吉拉尔丁拒绝老带着竞选副总统职位的首位妇女的桂冠。而谁又会想到一个60岁的妇女竟会开始其电视生涯呢？’它给我的感觉有点儿像是：‘嘿，我做了些什么？’这些都是我的朋友，或许我能干得再好些。我想自己或许应该多干点别的，再动一动地方。”
8月份，这位女众议员在她位于康涅狄格州麦迪逊海滩的家中憋了一个月，翻来覆去地思考她的选择。9月23日，星期一，满面笑容的巴巴拉肯尼利在哈特福德古老的州议会大厦——全国最古老的立法院——中声明了她的决定。在众院任职15年后，她成为康涅狄格州州长的候选人。这将是一场困难而费劲的角逐。
费拉罗走的是类似的一条路。在圣克罗瓦自己家的度假别墅跟丈夫一起过新年，她就宣布要挑战阿尔方索M达马托，一个像参议员波特霍尔一样以恶意诽谤而著名的人。17年了，没有人能同他较量而取得他想要的席位。
米考尔斯基计划在参议院寻求第三次任期。到1998年春，她的存在已如此强大—在竞选捐赠中征集到140万美元——共和党的反对派对她几乎形不成威胁。“事实上，恐怕最强大的共和党也难以击败米考尔斯基”，一位共和党的成员对《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说道。
温迪施尔曼是在蒙代尔一费拉罗的竞选中认识了奥尔布赖特的。巴巴拉米考尔斯基的顾问，她的上司走到哪儿，她都乘费拉罗的竞选飞机随行前往。施尔曼鼓励米考尔斯基同意做竞选班子的副主席，因为，这位有4届任期的女国会议员正考虑要在1986年竞选参议员，她需要提高知名度。在提交给米考尔斯基的一份战略备忘录中，施尔曼解释道，在蒙代尔的总统竞选班子中获得一领导职位，可以让米考尔斯基有机会见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主党大额捐赠人。她的分析表明是正确的，米考尔斯基在1986年获得的捐赠果然多于往年。1988年迈克尔杜卡基斯竞选总统时，施尔曼负责他的华盛顿事务。就是在那时，她与奥尔布赖特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4年后，克林顿当选总统，施尔曼在国务院得到一份工作，负责立法方面的事务，这使她有机会与那些来国会山的实权人物打交道。1996年，她被任命为美国联邦国民抵押协会的主席，该协会是一个向全国各社区提供廉价住房的组织。她在那儿刚刚任职一年，奥尔布赖特就成为了国务卿，她说服施尔曼回到国务院加入她的智囊团。
施尔曼同成功女人们的联系可以说明她们这一类人的许多情况。施尔曼比奥尔布赖特小12岁，是专门辅助年龄稍长的上司的职业女干部之一。她为她们在政治上出谋划策，也为她们打气。对于那些无论自己取得了多么辉煌成就，却依然对自己的能力持怀疑态度的非女权主义者的一代妇女，这些人结成了一个很好的班子。像施尔曼一样，这些稍年轻的女性拼命要摆平家庭和职业的关系，她们把那些年长的女性视为模范榜样和良师益友。“我们使她们相信，她们有对其忠心耿耿的工作人员和政界人士，这些人也可以跟她们一道工作”，施尔曼说，“我们可以跟着这些人进入她们的闺房，同她们进行有时是必要的谈话。我们可以说‘做这件事’或者‘别再担心了，’以及男人们之间所说的各种悄悄话。”
这些女政客之间的联系不仅对其获得政治上的成功关系重大，而且也是她们相互理解所在。奥尔布赖特、费拉罗、米考尔斯基和肯尼利属于同一个年龄段，都是在50年代长大的人，并且看到了10年以后社会运转的规律。每个人都有各自人生和政治的奋斗经历，每个人都在如今仍然主要是男人的世界里获得了空前成功。如果有一人遇上了麻烦，像健康问题，孩子成长中的痛苦，或个人对自我的怀疑，其他人连问都不问一声就会聚集到一起。这就是她们之间的友谊的真情所在。
她们同施尔曼及其一些年轻助手之间的隔代联系也同样很有意思。她们之间是一种相互信任和尊重的关系，忠诚甚至比职业成就更重要。年长10岁的那些人在身体、情感，以及职业方面的经验，成为走上同一条道路的朋友们的交通图。这是一份奥尔布赖特曾经受益也曾经赠与他人的礼物。
20.向上攀登
人们嫉妒并开始看到，玛德琳将在杜卡基斯的政府中起到关键作用。她必须坚守住自己的阵地。
——詹姆斯斯坦伯格
1997年10月3日
正是在马萨诸塞州州长迈克尔杜卡基斯1988年的总统竞选中奥尔布赖特崭露出个人政治才华的。在1984年的竞选中，她是候选人外交政策小组的成员之一，但实际上她大部分的时间是跟随费拉罗的竞选飞机旅行。她的手里拎着黑色的简报本，就外交政策问题为副总统候选人提出各种各样建议。而这一次，奥尔布赖特是总统候选人杜卡基斯本人的主要外交政策顾问，玛德琳正在朝阶梯的顶端攀登。
在里根任总统的8年时间里，奥尔布赖特使自己成为民主党政治圈子里的一个女玩家。她在自己乔治敦的家中举办了系列工作晚餐，遭放逐的民主党到她那儿去议论时事。为了保证使晚上的安排不至过于无聊，她总是把邀请的客人人数限制在十六名以内。在她那间舒适的客厅里，有为大家提供的鸡尾酒。奥尔布赖特保证不给任何谈话做记录，因此，人们都敢于畅所欲言。她提供的自助晚餐可能只是砂锅鸡和色拉，并没有新奇的菜种。但就像一位经常惠顾的客人所说的那样：“谁都不是奔着饭菜来的。”
克里斯廷多德森曾激励过奥尔布赖特，要她增强自信。她常常津津乐道于老朋友身上发生的变化。有一次，多德森跟奥尔布赖特一起待在她乔治敦的家中，奥尔布赖特说起自己要在新罕布什尔大道的民主党全国妇女俱乐部讲演，邀请多德森跟她一起去。“我还记得，当她站在台上时，她身上凸显出的那种勇猛的性格，”多德森说道，“她是如此的镇定自如，如此地滔滔不绝，对自己的讲演才能又是如此地自信，实在令人惊叹。”而奥尔布赖特在家中六神无主的表现也同样令多德森感到惊异。“她可能是世界上最乱七八糟的人。”多德森说，“她边走边脱衣服，东西落到哪儿就是哪儿。”奥尔布赖特的管家通常会赶来收拾，但她不敢动奥尔布赖特办公室里的任何东西，办公室就在起居室的旁边。多德森跟她的朋友说过多次，这么乱是不行的，是很令人难堪的。可奥尔布赖特根本不管这一套。于是，多德森给她的办公室拍了张照片，并送给奥尔布赖特做礼物。“那个房间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多德森说。奥尔布赖特找来一位建筑师，把她的办公室移到了三楼。
多德森讲这个故事的用意不是为了让奥尔布赖特难堪，而是要说明，当奥尔布赖特知道某人提意见是出于好意时，她是会听的。“她知道自己有5到10个好朋友是会跟她讲真话的，”多德森说，“我怀疑她就是这么配合世界领袖的，她揣度他们的目的。如果她需要修正一些做得不好的事情，她以改变方向的办法进行。”
就像高级竞选顾问常遇上的那样，奥尔布赖特会获得一些奢侈的待遇，如果说总统竞选中有所谓奢侈的话。就是说，当杜卡基斯的工作人员照料着候选人时，奥尔布赖特在大部分时间可以待在华盛顿。有的时候，在家留守的一组和在路上跑的一组情况实际上都很好。
大选时的那种热闹喧嚣气氛很容易令年轻的政治家们着迷。13到14个月不断升级的紧张情绪和旅行，都集中在一个密封的蛋壳中，一个按照自己的规律、自己的狂热文化、自己的疯狂节奏，在全国上下交织着幻想计划。在这样一个封闭的世界里，饭费报销单，竞选事项心不在焉地重复，不断变化的日程安排，一时显得很重要的小危机等等，都使得情绪潮动的竞选工作人员和并不太受人尊敬的一个记者团之间很容易地发展出一种同志般的友谊。一次无语的握手背后，主要蕴涵的是一种理解的默契：无论是制造新闻的人还是报道新闻的人，大家的命运并非毫无关联，它们可能并经常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一起。此外，还有那些竞选垃圾们，记者和竞选队伍中那些以竞选的循环往复作为职业中心的家伙。从情感和体质的角度看，这不是个成年人的世界，也不是51岁的奥尔布赖特选择再次跃入的世界。相反，作为一个想诱惑舆论制造者进入杜卡基斯的马戏台中心的高级竞选官员，她于初选时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首都，距国际关系思想大师和自己的家都不远。
她的工作小组包括詹姆斯斯坦伯格，参议员爱德华M肯尼迪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南希索德伯格，波士顿一家银行的前预算分析员，她在乔治敦攻读研究生时，奥尔布赖特曾做过她的导师。斯坦伯格的任务是，在初选阶段主要陪同杜卡基斯乘飞机巡回旅行。奥尔布赖特在费拉罗竞选期间认识的温迪施尔曼，则负责在华盛顿为杜卡基斯进行运作，协调事务，发展同国会山的良好关系。
作为州长，杜卡基斯对外交政策的熟悉程度只能说刚刚及格。他在斯沃尔思墨学院当学生时曾在秘鲁生活过，而作为希腊移民的后裔，他对希腊与土耳其之间的关系特别感兴趣。然而，尽管他的历史学得不错，他却缺乏对世界综合性的了解。他的外交事务知识大部分来自《纽约时报》。比如说，当他了解到发展中国家正面临基本的经济问题时，他却没能给美国的外交政策设计宏伟的战略计划。就国际事务的深度和广度而言，杜卡基斯都无法与其对手乔治·布什相抗衡，后者在成为罗纳德里根的副总统之前，曾任联合国大使，美国驻中国特使，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布什就一直接受做总统的训练。杜卡基斯的生活目标则是当州长，但他乘着被称作
马萨诸塞奇迹的经济复苏浪潮，推进了民主党的总统大选。帕特里西亚奥布莱恩是杜卡基斯竞选的新闻秘书，记得有一次竞选后开车送总统候选人返回波士顿，当他的车子提速通过一座桥梁时，州长抬头望了望，摇摇头说：“我们得把这些再油漆一遍。”杜卡基斯热衷的是州议会大厦，不是白宫。白宫只是事后产生的想法。外交政策能力有可能成为杜卡基斯的“阿喀琉斯”之踵。他的工作班子意识到，他们的工作就是向选民们保证，杜卡基斯能够担当起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谈判的重任。奥尔布赖特为此而调正了自己的工作安排。
苏珊艾斯特里奇是哈佛的法律教授和民主党的元老，也是杜卡基斯班子中目前的第二号人物。奥尔布赖特和她在蒙代尔一费拉罗竞选中相识。她把自己的朋友拉到一边，说道：“这次的问题是，他并不比盖利［费拉罗］知道得更多些，但他可自信得多。他不了解自己不了解的东西究竟有多少。”
另外，还有公众对杜卡基斯本人的印象问题，这种印象是其对手搞出来的。由于里根领导下的国内政治气候愈来愈趋于保守，因而布什的竞选手法就是把杜卡基斯描绘成一个极端自由派的形象，一个来自危险的自由派的马萨诸塞州的州长，一个圆滑善变的政客，他是在越南而非慕尼黑的基点上形成了他对美国在世界所起作用的看法，任命奥尔布赖特有助于矫正这种形象。杜卡基斯的竞选班子认为，选择她是正确的，因为同总统候选人相比，她的国际观点比较保守。她不是杜卡基斯早就知道的肯尼迪学派教出来的自由派顾问。奥尔布赖特的东欧背景，她独立的观点，以及她对建立一个强大美国的信念，这些都给杜卡基斯带来了信誉。
她还给竞选带来了格外的力量。有了应付马斯基和布热津斯基的自我狂的多年经验，这使她在今后很长时间内不会被杜卡基斯的咄咄逼人吓爬下。杜卡基斯在有些问题上会固执己见、忠言逆耳，并且对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十分冷淡、傲慢。他是一个气势逼人的论战者，如果工作人员就某些问题向他挑战，他常常会发起反击。“你必须准备坚守阵地，不要起来咬他的钓饵，”斯坦伯格告诫道，“如果你在这方面能通过，那就行了。”斯坦伯格总按捺不住想跟杜卡基斯争论，奥尔布赖特则知道，通过谈具体问题来说服他比较奏效，尽管，她不敢肯定他一定会听。
虽然，奥尔布赖特是外交政策集团的高级成员，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她从不以权势期压斯坦伯格，而后者与总统候选人的日常接触又使她们两人得以清楚地了解他的性情。通过在一起谨小慎微的工作，她们使杜卡基斯在国家的核军事力量问题上采取较微妙的姿态。她们支持他从南韩撤军的计划，并且扭转了他对许多新的战略武器系统所持的反对意见。“玛德琳在竞选中起到了至关紧要的作用，”斯坦伯格说。她如今是国家安全顾问代表，依然是国务卿的亲密朋友。“她在使杜卡基斯重新校准他看待和谈论美国的方法上施加了很大影响。”奥尔布赖特认为，国家强大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是件好事。对杜卡基斯某些本能的想法而言，她的这种观点确实是一种较好的平衡力量。
奥尔布赖特告诉竞选中的女友们，她觉得自己无法与杜卡基斯沟通。“她感觉受到了挫折，因为他不听她的”，一位经常在奥尔布赖特旅行时同她坐在面包车后面的工作人员说道，“玛德琳有点儿羞怯感。她试图让他注意，而他则会不理会她。于是，她就会局促不安，变得更加小心翼翼，她还向朋友们请教如何跟他沟通。”
奥尔布赖特还没有从6年前离婚带给她的刺痛中完全解脱出来，“她依然承受很深的伤害”，这位竞选工作伙伴还说，“她在减肥，喝这种糟糕的黏性液体。她女儿安妮要结婚了，她说她出席婚礼时一定要看起来很精神才行。”奥尔布赖特的减肥计划断断续续地实行了好几年。有一次，她吃一种海藻减肥。安妮结婚前，她的体重确实降了很多，甚至可以穿10号的衣服了。可她正忙着竞选，没空逛商店。
我跑到第五大道的塞克斯百货店到马利迈克范丹牌的裙子正在打折出售，这套裙子正适合她穿”，威妮弗雷德弗莱恩德说，“玛德琳不是个追求时髦服饰的人”。购买这套裙子令奥尔布赖特十分满意的另一原因是：裙子是打折出售的。
1988年秋天，美国用于国防开支的数额再次在民主、共和两党之间造成意见分歧。杜卡基斯的手下担心的是，总统候选人不能因为反对军备支出过高而给人们留下一个软弱的印象。艾斯特里奇和奥尔布赖特前去向他通报，决心至少要让他达到支持国防这一基本的国家政治标准。艾斯特里奇紧盯着杜卡基斯的眼睛，开始道：“你说，国家安全需要多少数额，你就给它多少开支。”杜卡基斯一听就炸了，他坚持到，自己不能说这话，因为国防开支已经太高了。奥尔布赖特听来吓坏了，她瞅了艾斯特里奇一眼，意思是“他怎么能这么说呢？”。而后，她转过头来耐心地，对杜卡基斯说道：“迈考尔，美国安全需要多少开支，你就必须给它多少开支。”艾斯特里奇点头道：“迈考尔，你必须相信这一点”。
两位教授走出了房间，希望她俩的学生会能理解这一论点的分量。艾斯特里奇对奥尔布赖特说，她应当永不披露她们刚才与杜卡基斯进行的对话。10年之后，艾斯特里奇仍对朋友的判断力表示钦佩。“我和玛德琳在一起时，看到过候选人出笑话”，艾斯特里奇说道，“任何外交政策水平较高的人都会走出门去披露它。可玛德琳不仅不会借此杀你的傲气，反而会想办法来教这个木头怎么做。”
奥尔布赖特给杜卡基斯辅导，带其他外交政策专家来见他，让他开阔视野。这些专家有：印第安纳州的国会议员李汉密尔顿，他也是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中的民主党高级成员；佐治亚州的参议员山姆南恩，参院军事委员会中的关键人物。她的朋友网群越来越扩大了，从她那些在政治和研究院之间跳进跳出的朋友中，奥尔布赖特发展出一个队伍，这些人作为个人并不十分有名气，但在竞选中可以依靠他们起草一份火暴一时的立场声明、或一份演讲稿子。马丁英迪克，华府近东政策研究室主管；罗伯特李伯尔，乔治敦大学的中东专家；皮特哈吉姆，卡特内阁的拉美专家。这些都是经常光临奥尔布赖特在乔治敦的沙龙的客人，这种类型的晚宴客人，更迷恋谈论的是约旦军队中切尔卡西亚人所起的作用，而不是女子游泳名将的“双腿”。
竞选活动是一个残酷的过程。民主党和共和党候选人之间的竞争，其激烈程度，往往不及自以为找准了赢家的竞选工作人员之间的竞争。那些原本以能否两夜睡在同一张床上为中心建立他们有关天堂的梦想的人们，开始翻阅美差指南’把需要总统任命的政府工作都过了一遍。一个助手的野心，通常与他坚持不搬往华盛顿、并且急于返回的坚定程度成反比。
一名竞选助手的地位是根据其“照面时间频率”来判断的，此处所指的是他或她与候选人待在一起的时间。即便是最大方的人，也吝啬很难把自己接近候选人的渠道和与亲近的时机同他人分享。奥尔布赖特在新闻界的一个老朋友就为此受到过深深的伤害，因为奥尔布赖特不愿意出面做工作，以保证让杜卡基斯接受一次电视台的采访。“当她跟一个重要人物搭上关系时，就总是那副德行”，这位朋友说道，“你别想接近他。她感觉那是她的私有财产。”
虽然杜卡基斯在竞选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落后于布什，但在7月份的民意测验中，民主党大会，曾使他一度领先了17个百分点。已经被排斥在白宫外达12年之久的民主党，仿佛可以闻到玫瑰园的馨香了，他们甚至开玩笑分配起职位来。杜卡基斯的一些外围顾问，不乐意跟一个负责外交事务的女人打交道，也不愿意把她放在眼里，就试图绕过奥尔布赖特，通过杜卡基斯的州长办公室直接递意见书。他们真是笨得可以，居然没有意识到，州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会把这些意见书交给奥尔布赖特，因而她也就会知道究竟是谁在跟她耍滑头。“人们很嫉妒，他们开始意识到，玛德琳将在杜卡基斯的政府中发挥关键的作用”，斯坦伯格说，“她必须坚守自己得来不易的阵地。”
民意测验中的领先地位昙花一现。到8月份时，布什已领先杜卡基斯9个百分点。民主党希望，接下来的两次总统辩论会将巩固自家候选人的地位。辩论会是风险高、压力大的活动，杜卡基斯的班子坚信，这位才思敏捷的州长定能胜出布什，因为布什好颠倒事件的顺序，并且他的句法也很混乱。
自1960年以来，尼克松在首次电视直播辩论会上因为他那浓粗的眉毛和深陷的嘴角而输给约翰肯尼迪。之后，外形就获得了和实质内容同等重要的地位。为了决定是否要在西装外套里加上垫肩，以使自己看起来块头更大些，杜卡基斯对此花费的时间连他的工作人员也觉得太多了。媒体顾问罗伯特斯奎尔花了半天的时间寻找最佳台子的角度，以便使杜卡基斯看起来高一些。当候选人参加辩论会时，助手们要为他在讲台后放个凳子，让他站上去，以此来烘托他的高大。怎样能够不被对手看见而小心地溜到台上去，已经成为了一种游戏技巧。有一次，斯奎尔建了一个斜坡，其角度之缓在摄像镜头中一点儿都发现不了。斯奎尔对候选人说：“为了使这个缓坡慢慢升高，我们打算从您在旅馆的房间开始施工。”
由于候选人拒绝接受竞选班子内部的政策建议，杜卡基斯的工作人员被搞得一筹莫展，只好找个圈外的人来做杜卡基斯的辩论顾问。精明而很有可能成为阿肯色州州长的比尔克林顿，虽然不十分情愿，但还是同意帮助马萨诸塞州州长同布什的面对面论战。这将是奥尔布赖特第一次遇见克林顿。
克林顿在9月24日星期六的上午到达波士顿，参与杜卡基斯星期日在北卡来罗纳州的温斯顿塞勒姆的辩论会的准备活动。犯罪将是一个主要的论题，布什打算吸引人们注意小威利霍顿的案子，以此来表明杜卡基斯对犯罪的软弱无力。霍顿是个被判犯了谋杀罪的罪犯，在获马萨诸塞州监狱部门的假释期间，他刺伤一个男人，强暴了一名妇女。杜卡基斯是从他的共和党前任手中接过这一刑法制度的，直到阿尔戈尔在纽约的初选中提出这个问题时，才引起人们注意到它。艾斯特里奇想让杜卡基斯主动道歉，承认自己先前做出对谋杀犯实行假释的决策是错误的。竞选新闻秘书帕特里西娅奥布莱恩，则希望其候选人拜访强奸案的受害者（随着电视镜头的摇动）并且道歉。但是，一贯对个人情感较为冷漠的杜卡基斯拒绝这么做，他们转向克林顿寻求此事调解。于是，阿肯色州州长用一种友好的方式对杜卡基斯说道，在他们州也出现过同样的问题，让那个家伙出狱令他感到可怕，他真的追悔莫及。克林顿的意思是，杜卡基斯也可以表达同样的心理，但问题是，杜卡基斯根本不认为自己错了。看着克林顿，艾斯特里奇暗暗地对自己说道：“我们怎么不是为这个人工作呢？”还有一次，杜卡基斯看着他的摘要本说：“我不想看到有人再一次提及共和党的乡村俱乐部。”克林顿是个更为机智的政治家，他知道共和党很关照核心投票人。“为什么不呢？”他惊讶地反问道。看到准备会进行的不好，大家都很沮丧，于是大家散会吃午饭。艾斯特里奇、克林顿、奥尔布赖特和斯奎尔去吃中国餐。回来后，他们又折腾了杜卡基斯五六个小时。到了晚上，个个都已神情沮丧、精疲力竭，所有参与准备的成员都开到波士顿的南端吃晚餐，而后又回到一个生意红火的酒吧。对于那些登上一条正在下沉的竞选航船的政治迷来说，这一夜真是黑暗恐怖极了。
艾斯特里奇开着她那辆租来的雪弗莱竞选车，克林顿就坐前排，奥尔布赖特、斯奎尔和克林顿的助手布鲁斯林塞坐后排。他们直奔四季旅馆，竞选记者团就在那里下榻。他们到了那里以后，旅馆的一位领班对他们说，酒吧已太拥挤，他不能让他们进去。斯奎尔气极了，他冲进酒吧，威吓道：“我们这些人里有阿肯色州的州长，有杜卡基斯总统竞选的总管，还有美国外交政策的顶级大牌明星。这家旅馆不让我们进，那我们就把我们的生意挪到别处去做。”
说完还是走了，这伙人又开车来到名气不那么大的拉裴特公园旅馆。这家旅馆坐落在乔郗街杜卡基斯竞选总部的对面，竞选顾问们都安顿在那里。那儿的酒吧已经关门了，于是，克林顿邀请大伙儿来到他的旅馆房间，打开了小酒吧。大家就坐在克林顿房间的地板上，肆意放声取笑总统竞选的进程是：虚荣，游戏，杜卡基斯和他的垫肩，讲台的角度。有人看表，已是凌晨3 : 30了。不到4个小时之后，他们又要登上竞选的飞机了。克林顿送女人们到她们的汽车旁，艾斯特里奇开车送奥尔布赖特回到她的公寓。两人意见一致：克林顿政治敏感的耳朵正在倾听杜卡基斯最漠不关心的问题。
第二天晚上，克林顿、奥尔布赖特、艾斯特里奇和斯奎尔在工作人员的房间收看辩论，看到自家候选人的表现比预料的好时，他们很开心。然后，他们围着一架钢琴，在杜克的新任新闻秘书马克吉兰的伴奏下演唱甲壳虫乐队的歌曲。
21.磨炼
我生命中的某些东西，包含有我称为自己的学术个性的东西。我认为我必须去挣取一切，但又花不起钱来做任何事情。我过去常常为此担心，并且很少买衣服。另外的东西是，如果是有必要得到的东西，我就会争取得到它。
——玛德琳奥尔布赖特
1998年2月7日
民主党在80年代表现得十分沉闷无生气。罗纳德里根作为受人欢迎的领袖连任两届总统，乔治·布什于1988年战胜迈考尔杜卡基斯，又让民主党在政治的荒原中继续游荡了4年。
80年代对奥尔布赖特也很刻薄。1985年元月，巴瑞卡特尔宣布要离开她，这令她万分震惊。“玛德琳有3个可爱的女儿，并且抚养长大成人，”卡特尔说道，“我想要孩子。我们显然处在我们生命的不同阶段。”
那年7月，奥尔布赖特进入了一个叫做国家政策中心的小智囊团。这个自由派中心创立于1981年，是政治顾问泰德范代克组织一帮人创立的。范代克是胡伯特汉弗雷的前讲演稿撰稿人兼战略家。为回应那种认为共和党篡夺了民主党的政党情绪，以及那种认为需要更大的创造性来处理公共问题的情绪，范代克从肯尼迪、约翰逊和卡特政府中集合来一班人，组成了一个董事会。1989年，当中心要找一个新人取代克尔克欧杜内尔时，埃德蒙马斯基是董事会的主席。欧杜内尔是议会发言人托马斯P—“密闻”奥涅尔的前任助手，他打算回去继续从事法律工作。要为这个资金不足的小组织寻找一个新的经营者，可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儿，奥尔布赖特就是寻找新领袖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中心只有八九位全日制工作的教授，每年的预算也仅有100万美元，与那些知名度高、资金充足的大智囊团，如自由派的布鲁金斯协会和保守派的继承基金会根本无法相比。长期负责民主党运作的里查德莫，是寻找新领袖委员会的主席，他为委员会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而束手无策。一天，他打电话给另一位董事会委员哈里迈克佛森，说他有了个主意，他说这主意虽有点儿过激，但没准能行。“玛德琳如何？”莫问迈克佛森。这位从约翰逊时代就成为民主党重要顾问的元老，建议他们和奥尔布赖特共进午餐。奥尔布赖特对该建议未做出明显的反应，但莫记得“她并未断然拒绝”。
事实上，奥尔布赖特对是否接受这一位置心有疑虑。
她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当时是中心顾问的施尔曼说道，“为了说服她从事这份工作，我和其他的人费了很大的劲儿来鼓励她。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讲坛，她早就该当头儿了。在这种时刻，她应该以新的眼光来看待自己。”
奥尔布赖特知道，这个中心还处在试图建立自己声誉的过程中，需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筹措资金。她私下里对朋友们说，她心里对该组织的前景并没有底儿。“这种时候，她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冒一下风险。因为她早该以领袖的身份、凭自己的实力出头露面了。”施尔曼说道。
对于这种想法，董事会主席马斯基并不像他的寻找委员会那么热情。他对自己的以前工作人员评价很高，但这恰恰是问题所在，他老把她视作工作人员。作为董事会的主席，他想让一个名气更大的人、一个定能呼风唤雨的人得到这个工作。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她是个女人。马斯基认为，这个工作应该让男人做，他直言不讳地将他的想法告诉了奥尔布赖特。奥尔布赖特一直听他讲完。当寻找委员会说服了马斯基，让他相信她是担当该职务的合适人选，并给予她这个职务时，马斯基改变态度。
这是一个英明的决策。在奥尔布赖特的领导下，中心成了她的舞台。她的朋友们认为，她有权得到这个舞台。她把它变成了一个发表其对外交政策和政治的场所。她的工作已不再是为政治候选人准备供他们背诵的答案，而是由她自己来确定这些答案。“对我们所有的人而言，在我们的职业生涯中，都会面临这样的时刻：是继续做别人的下属还是做主管？”中心的副主席、后来接替奥尔布赖特做主席的莫林斯坦布拉内尔说道，“做主管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出的选择。如果你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你肯定要做些什么来改变你对自己的感觉，对各种关系的感觉，展示自己的方式。有些人可能有这种转变，有些人则没有。”
对奥尔布赖特来说，这一过程并不是顺其自然的。像对待她一生中的所有东西一样，她都必须去争取。她要争取用明白无误的观点证明是她在负责，争取使她的话听起来具有决定性的效果，争取提供决断而非只是事实真相。
这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斯坦布拉内尔说，“你可以感觉到，这对她而言是一个关口。”
她同布瓦尔小学有联系的时候，奥尔布赖特就决心要干出一点儿名堂。为了使中心的财政状况改观，她招募了新的董事会成员，这些人都是带着钱袋来的。他们中有莫里斯坦布斯曼，钻石进口商和杰奎琳肯尼迪奥纳西斯的长期伴侣；约翰库克，狄斯尼频道的头儿；还有戴维迈克斯威尔，美国联邦抵押协会的主管人。她还和时代明镜公司的人以及新闻中心合作。该中心负责调查并搜集美国对国内外政策问题的意见。两个组织合作公布其结果，由中心规划出“方桌”专题座谈会，想法吸引民主党和共和党双方来就调查中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这是她参与一系列活动的地方，这些活动使她可以以某种方式对政策发展的过程做出反应，而这种方式是你在乔治敦教一门课所不能得不到的，”斯坦布拉内尔说道，“这使她以一种合法而有用的方式进入了这一过程。对她而言，这十分重要。”
奥尔布赖特本来就很喜欢乔治敦大学的电视座谈会，而中心提供的辐射区域更加广泛。“就是在这儿她了解了自己与人沟通的才能，”温迪施尔曼说道，“中心成了她得以继续做‘今日之展示’节目的舞台，并且对内外政策进行评论。这里是她换来的今日十分娴熟的公共外交技巧的实地训练场。”这里也是练习她的新角色——对她并不直接负责的事务发表评论的机会。“赌注并不太大，”施尔曼说，“你可以进行小小的尝试，使用自己的风格，并适应这种风格，无论这种风格是什么。”
这个时机对她来说也是幸运的。在国际上，共产主义正在前苏联瓦解，而奥尔布赖特穷尽毕生精力研究的那些东欧小国，正挣扎着要脱离苏联的锁链，建立开放的市场和民主统治。奥尔布赖特不需要极力向人们提供分析，30多年来，她一直按照自己的那一套研究这个问题。
当1992年的竞选时段过去之时，奥尔布赖特决定不再效力于某一个候选人，因为这样会与超党派领袖形象冲突。但最后，这已无关紧要。4年前，在为杜卡基斯准备总统竞选辩论会时同克林顿发展的关系，一直保持至今。当克林顿想增加他在外交政策方面较少的得分，并想在1989年进入外交关系委员会时，奥尔布赖特推荐了他。该委员会将让他进入美国外交政策部门的精英层。他怎能忘记是谁帮助了他。随着时光的流逝，曼杜拉考贝尔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了。她在遭受硬皮病的折磨，这种痛苦的病症使人的皮肤变厚并影响到肺部。她跟朋友开玩笑说：
生命比呼吸重要。但不久，她的呼吸开始困难。1989年10月，曼杜拉考贝尔逝世了。她是位爱玩笑的妇女，很善解人意，并且把家庭奉为自己一生的追求。她的晚年从孙儿辈那里获得了极大的乐趣，她常常向亲戚们炫耀一个孙子的音乐才能，和另一个孙子的体育能力。她的英语始终都不很流畅，令她的孩子们大为吃惊，在她个人书信中，她居然用磕磕吧吧的英语，写下了关于她丈夫和她自己的一生经历。“我对父母谈得和想得越多，就越觉得他们了不起，”奥尔布赖特说，“他们让我们感到很正常。如果你讲述这个故事的话，它好像很英勇并充满了神奇，可他们只是伟大的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