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从头做起
“我记忆最深的早年生活是到处奔波，不得不频繁地认识朋友……我总觉得自己从来不像个孩子，大部分时间跟大人呆在一起……”
—玛德琳奥尔布赖特
约瑟夫考贝尔在美国开始新的生活，那年他39岁，虽然在联合国委员会的职位仍旧未变，但他知道他跟捷克斯洛伐克新政府之间的一切联系将被切断。考贝尔于1948年12月22日来到美国，说不了几句英语的曼杜拉正努力适应她在美国郊区的新生活，丈夫与家人团聚使她满怀喜悦。离圣诞节还有3天，像往年一样，他们把圣诞树装饰起来，庆祝举家团圆。
考贝尔一家在纽约市郊安顿下来，一位在联合国工作的朋友帮他在树林葱郁的格雷特内克车站路149号租下一处花园小屋。这里是长岛北岸繁荣发展的郊区，20年代，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小说中西埃格的原型即是格雷克特内克。在大萧条来临及电影业移师好莱坞之前，格雷克特内克是名人居家宝地，乘火车去曼哈顿不到半小时，所以吸引了许多娱乐圈中人及作家。
在捷克斯洛伐克，考贝尔家相对较为富裕，由于外交官身份，他们居住的地方很舒适、有时相当豪华，有雇工做家务。在格雷特内克居住的一段时间里，家里有他们在贝尔格莱德时雇用的南斯拉夫女仆范茜梅森格尔（他们称“范西卡”）——来自斯洛文尼亚的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每逢星期天，她都带玛德琳上教堂，考贝尔家带她到美国后不久她就离去了，曼杜拉只好亲手操持家务。约翰考贝尔说：“母亲常常讲起过去由于没做过饭，她不懂怎样挑选锅碗瓢盆，也不懂买什么食品，买多少。他们从1949年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考贝尔选择这个地区是由于联合国临时总部设在一度属于斯佩里螺旋仪制造公司的一幢楼房内，该公司位于格雷特内克辖区内七个村镇之一的莱克萨克塞斯。考贝尔喜欢走在镇上的乡村小道上，可每隔几分钟总会有人停下车来问他是否搭车，这使他感到不快。他对家人说：“美国人不习惯步行。”
考贝尔家把玛德琳和凯茜送进离家约一英里、位于米德内克路与阿伦德尔大街拐角上的阿伦德尔小学。学校的操场很大，街对面是一家小餐馆，有时孩子们在那里买热狗当午餐。考贝尔家没有电视，玛德琳就在邻居家看节目，曼杜拉后来迷上了肥皂剧（连续广播剧），她总想看看故事的结尾，可从来没能如愿以偿。
玛德琳11岁时出落成一位标致的姑娘，稍稍矮胖的身材、淡黄色的卷发，一幅灿烂迷人的笑容。跟父亲一样，她已能说数种语言，其中3种最流利：捷克语（她和父母在家里终生使用的语言），当初在瑞士学的法语，及英国口音的英语。虽然按玛德琳的年龄算该上6年级，但校方认为她是外国人，不熟悉美国生活方式，因此应上5年级。但测试后，他们发现她的成绩足以上7年级，考虑到她的年龄、背景及测试分数等因素，校方决定让她插入6年级。
起初，玛德琳并未感到自己的发音与众不同。一天，她所在的班上在学唱一首圣诞歌曲《我们相聚在一起》，她听到一个不和谐的声音，仔细一听，发现正是自己发出的声音，这才意识到自己带有英国口音，她下决心改掉。于是，善于学习、长于模仿的玛德琳处处留心美国口音。
玛德琳不仅口音与众不同，穿着打扮也如此，外套不是太宽就是太窄，裙子不是太短就是太长，从来没有合身的时候。她的同学偶尔举行少男少女聚会，玩一些像“旋转瓶子”、“邮局”这类淘气的游戏，但玛德琳从不参加，她的父母对美国孩子习惯的聚会不以为然。此外，他们没有车，接送玛德琳参加学校举行的活动都成问题。玛德琳奥尔布赖特说：“父母非常严格，我从没能像其他孩子那样自由自在。”
玛德琳像多数搬到新街区居住的孩子那样渴望着新环境能接纳她。10来年，她与众不同——一个在饱经战火的伦敦过着流离生活的孩子；捷克斯洛伐克驻贝尔格莱德外交官的女儿；而现在则是身处美国的小小流亡者。奥尔布赖特说：“我总觉得自己是个外国人。”这种感觉伴她度过童年。
虽然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已解除了考贝尔在外交部的职位，但他继续在联合国印度—巴基斯坦问题委员会工作。布拉格新成立的共产党政府不清楚联合国是否会将考贝尔免职，克莱门提斯1月13日给弗拉基米尔霍迪克发了一封电报，询问考贝尔被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解职是否自动失去其在克什米尔委员会中的职务。4天后，在另一封电报中，克莱门第斯要求霍迪克跟苏联的代表联系，以查明考贝尔被解职及被人取代的通知是否会立即生效，这一次官僚们的反应依然迟缓。两周后，克莱门提斯给纽约拍了第三封电报，说明此事尚未决。最终，考贝尔一直干到该委员会于1949年2月1日返回印度次大陆为止。考贝尔说他是从2月21日联合国发布的附带一封霍迪克公开信的新闻稿中获悉他被停职的消息。
约瑟夫考贝尔立即采取行动以确保他及亲人能够在美国待下去。1949年2月12日，他提笔给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前参议员沃伦R奥斯汀写了封信，请求准许他自己、他的家人及南斯拉夫女仆在美国避难。
考贝尔在信中强调，在专门委员会工作期间，他从未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提供过有关任何委员会的情况，因为他认为自己是民主而又热爱和平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的一名先进代表，而不是共产党政权的走卒。其主要内容如下：
阁下：
在1948年2月25日布拉格发生共产党政变之前，我已被选派为该委员会成员。我决定继续在该委员会工作，是因为我坚信阻止一名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分子取代我的位置可为民主及和平的共同事业助一臂之力。就这一点我曾同流亡中的战友取得了共识，并于1948年6月向美国驻英国大使刘易斯道格拉斯先生通报这一决定。
在委员会工作期间，我拒绝追随苏联集团的政策，该集团的代表阻碍联合国、联合国委员会及其他机构的一切积极的工作。我认为自己代表的是民主而又热爱和平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因而没有向捷克共产党政府做过任何有关该委员会活动的报告。鉴于此，我本着相互信任的态度与委员会其他成员精诚合作，决心为民主及和平这一共同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所以，我不能返回共产党统治下的捷克斯洛伐克，因为我会由于忠诚地信奉民主理想而遭逮捕，因此，我请求获准居留美国，并请求将相同的权力给予随我在联合国的任职而来到美国的我妻子及3个孩子。如蒙向国务卿（迪安艾奇逊）阁下转达上述之意，我将不胜感激。我妻儿的材料随信附上。女仆F梅森格尔女士受雇于我将近两年，我确信她是个真诚的民主主义者，一个忠诚的南斯拉夫女仆、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由于为我们家服务的缘故，她也难以回归故里……
冒昧地随信附上我欲意于2月14日向新闻界公布的声明内容。
请阁下接受我最崇高的敬意及深深的谢意。
您忠实的
约瑟夫考贝尔
与考贝尔的公开声明有一点出入的是考贝尔曾就委员会的活动情况确实向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府做过至少一次汇报。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的档案文件证明，考贝尔发回了一封电文，在印度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贾罗斯拉夫西诺哈在电报末端正式签名之前，考贝尔在电报内已签名在先。这封电报于1948年7月发自新德里，其内容如下：2756／B／1948关于：克什米尔委员会顿克莱门提斯外长：
根据您的145.942号指示，考贝尔汇报如下：委员会已满负荷运转，每天召开两次会议，成立的军事支委会正向卡拉奇派遣成员，其首要目标是平息战火。在官方驻地我被告知他们将欢迎委员们的克什米尔之行，并会受到印度政府非常友好的接待并同外交部副部长保持密切的联系。
请复音 考贝尔
西诺哈1450
负责审查考贝尔避难申请的国务院官员跟在美国驻联合国官员小托马斯F鲍尔取得联系，以详细地了解考贝尔的情况。在1945年联合国初创时期，曾任埃莉诺罗斯福的助手、后成为美国驻联合国使团副秘书的托马斯鲍尔找到了杰恩帕潘尼克，此人曾在二战中代表流亡美国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后任捷克斯洛伐克驻联合国第一任大使。
1948年发生的共产党军事政变使帕潘尼克辞去了职务，但仍留在美国，参与为捷克斯洛伐克流亡者筹集资金的美国基金会。1948年秋，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了解难民营状况，之后回到纽约极力鼓动联合国采取措施救助浪亡者。
无巧不成书，1948年12月，帕潘尼克和考贝尔同乘玛丽女王号客轮一等舱，但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会过面。帕潘尼克曾公开声明拒绝承认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府，但考贝尔没有。无疑，俩人都意识到对方（在船上）的存在，因为人手一份乘客名单，很有可能俩人都有意避免见面。考贝尔的老朋友埃杜德古尔德斯达克如是说：“帕潘尼克没跟考贝尔在船上说话很可能是因为他不清楚对方的立场”。当鲍尔征询对考贝尔的评价时，这位捷克斯洛伐克前外交官在一份态度复杂的报告中保留地表达了一些看法。鲍尔这样写道：按照请求我于3月11日征询了帕潘尼克博士对考贝尔的看法。
帕潘尼克博士说他拿不准如何评价考贝尔，他说他跟考贝尔的直接交往很有限。他知道由于考贝尔曾在英国广播公司电台对外交部副部长弗拉基米尔克莱门提斯做过一番评价而使后者捞到不少政府资本，考贝尔在战时为流亡中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主持这方面的工作。
帕潘尼克提到有些人对考贝尔的看法颇为激烈，但他不清楚原因何在。他说有些人断言，考贝尔在任驻贝尔格莱德外交官期间，通过私人渠道，向贝奈斯总统及马萨里克总理提供过有关铁托主义真正内涵的极有价值的信息，帕潘尼克认为这些信息与通过党的渠道发回的官方信息的确不同。帕潘尼克还听说英国政治家菲利普约翰诺埃尔一贝克去年冬天在伦敦曾谈论过对考贝尔的看法，他认为考贝尔在贝尔格莱德及联合国印度一巴基斯坦事务专门委员会工作期间做了对“我方”非常有益的工作。
也许你们可以就引证诺埃尔一贝克的话向英方进行核实。
“对考贝尔的看法颇为激烈”指的是什么不得而知，考贝尔的一些同事确实对他和共产党政权之间的关系（无论其程度如何）确有微辞，还有些人指责他对其犹太血统显然缺乏兴趣。考贝尔在1949年春天写了一系列有关东欧局势的短篇文章，其中一篇讲述了跟克莱门提斯的一番谈话，考贝尔在谈话中斥责了共产主义。考贝尔的文章是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受人尊敬的外交史学家、洛克菲勒基金会理事菲利普莫斯利撰写的。
考贝尔的文章给莫斯利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给刚卸职的丹佛大学校长本M切林顿写了封信，切林顿制订了该校的国际关系教学大纲并主管该校的社会科学基金会。切林顿打算通过引进外国师资力量扩大社会科学基金会的规模，因此他建议切林顿为考贝尔提供为期一年轻松的住校教授一职，使其能够把他撰写的南斯拉夫经历的文章扩充成书。莫斯利还建议考贝尔五千美元的年薪由学校及洛克菲勒基金会对半分担。切林顿1940年在弗兰克林D 罗斯福政府国务院任职期间曾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过创建工作，他为考贝尔提供了这份工作。
3月初，杜鲁门政府正式批准了考贝尔一家的政治避难请求。这位前外交官长舒了一口气，然后给在联合国工作的朋友们打电话对他们的支持表示感谢，并告知他已接受丹佛大学住校教授一职，教授国际关系。另外还告诉他们，他正在扩充修改他的南斯拉夫外交经历一书。
尽管已皈依天主教，约瑟夫和曼杜拉考贝尔清楚地意识到有必要寻找其他真正融入美国社会的途径，这是出于对40年代后期的政治及社会气候的特别考虑。许多移居美国的欧洲犹太人发现，生活在美国的犹太人受到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主流文化的压制而处于屈从的地位，这种文化带有浓重的反犹太主义色彩。非犹太人更容易被社会所接纳、更容易获得能实现美国梦的工作机会，这是当时人们心底的一股默认的潜流，一种无言的心领神会。这种情形使一些欧洲犹太人感到愤怒，而更多的人则选择放弃犹太人的衣着、神态、举止以求融入新环境。乔治卡西莫尔1956年27岁时来到美国，是30——40年代在匈牙利长大的一名纽约精神病医生，他写道：“在美国，基督徒的身份会为你带来新机遇。美国是个表面上友好、随和、政治上却赋予美国白人（新教徒或天主教徒）以特权的社会，成为这个社会的一分子确实诱人。人们为了完全融入这个社会，他们不得不丢弃他们犹太人的特征。”而考贝尔一家早在8年前就已丢弃了。
40年代末，反共浪潮席卷美国。1949年9月，杜鲁门总统公开披露了苏联间谍窃取核机密一事。1950年1月，阿尔杰希斯被指控于30年代在国务院工作期间充当苏联间谍，此外，还被判作伪证。同年2月，在西弗吉尼亚阿普尔顿的一次演讲中来自威斯康星阿普尔顿默默无闻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声称拥有一份205人的国务院共产党雇员名单。虽然麦卡锡缺乏证据证实其指控，但敏感的华盛顿新闻公司在没有考证其准确性的情况下便匆匆将其观点公之于报端，由此麦卡锡时代的大幕被拉开。虽然麦卡锡由于滥伤无辜终为世人所不齿，但整个50年代的人目睹了成千上万美国爱国人士遭致灭顶之灾，这仅仅是由于所谓的对国家不忠的谣传。甚至在这场使理查德尼克松声名大噪的反共狂潮于60年代渐渐平息之后，其余波仍继续影响着美国几代人的外交政策。
戴维哈尔伯斯坦在其《50年代》一书中写道：麦卡锡对高层人士从事颠覆活动的大加指控触动了美国百姓的一根原始神经，“他敏感地捕捉到了潜藏在普通老百姓心底的不满情绪，因为他自己也是怒火中烧。”政府中潜藏共党分子的理论把右翼分子凝聚在一起，同声指责民主党对共产主义过于心慈手软。他继续写道：“民主党人则不得不在未来的30年内努力证明他们对共产主义并不心慈手软，他们不会把国家白白让给共党分子。”
战后，中央情报局帮助共产党国家的流亡者定居美国已成惯例，它会主动帮流亡者找房子找工作，以换取他们所了解的本国共产党政权的内部运作机制。中央情报局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曾帮过约瑟夫考贝尔，但考贝尔的许多朋友说相信他曾接受过帮助。一位见过考贝尔的英国广播公司退休高级职员说：“所有1948年后辞职奔向西方的外交官都像金丝雀一般欢叫歌唱。如果你不是心甘情愿，你不会被接纳。”
与此同时，捷克斯洛伐克政局急转直下。玛维琳表姐达格玛对叔父叛逃的日子记忆犹新，因为她自己的生活从那一刻起被打乱了。她说：“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1948年12月6日那一天他才说他正在辞去克什米尔的工作。他没有亲口告诉我，我自己也明白怎么回事，因为此后发生了接二连三的事情。”首先，她被大学开除，后来在参加由英国学生联谊会主办的圣诞晚会上（她是该联谊会的成员之一），一位在威尔士上学时教过她的男士想方设法接近她。达格玛说：“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联系过，所以我问他在这儿干什么，他答道：‘这个么，我被派来监督你的行动。’我这才知道他在为安全部门工作。”
1944年1月3日，达格玛被叫到学生委员会，又遇见了那位教师：“他问我：‘你的监护人在哪儿？’我答道：大概在克什米尔。他说：‘不，从12月6日起，他已叛逃了。’”达格玛回忆说她当时已知考贝尔一家去了美国，因为“他们到达后写了封信给我”，她还知道一名南斯拉夫女仆随他们一起走了，但记不清名字，“他们家有许多女仆，我不知道带走的是哪个。”
玛德琳奥尔布顿特说达格玛当时不愿离开她的未婚夫跟考贝尔一家相聚。奥尔布赖特说：“我敢肯定他们干了一架。如果有可能的话，我父亲是绝对不会把这个女孩留下不管的，当时她已18岁，不愿跟我们一起走，由于我父亲的叛逃，她的日子很不好过，这一点毫无疑问。”
达格玛说她被列入二等公民之列，部分原因是因为叔父的叛逃。她一直找不到工作，直到次年10月份才有人通知她到苏德滕兰德的一个农场报到，农场上的德国人已被统统赶走。她说：“这一切可怕极了，我不想去那儿，这是最糟糕不过的事情。”
达格玛有一段时间跟一个名叫弗拉基米尔西马的年轻人处得不错，他的母亲和祖母也喜爱达格玛，并决定让弗拉基米尔与达格玛结婚，使她免于被发送到农场，严格说这场婚姻只不过是权宜之计，但却维持下来。达格玛说：我们没有分手。
达格玛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可使人们对她婆婆的个性略见一斑：“她是个寡妇，丈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俄国军团中的一员，我丈夫未满月时他就战死了。家里很穷。二战前，她就是一名共产党员，当人人为了保住工作加入共产党的时候，她却退了党。我丈夫于1950年10月份参军之后直接分到了劳动营，因为他母亲以退党行为抗议处决米拉达霍拉科瓦（一名国家社会党人，后以叛国罪被处死）。”
奥尔布赖特同情表姐的遭遇，但人们对她父亲没带走表姐的怀疑深深激怒了她，她说即使达格玛的婆婆是共产党人，这也不会影响她父亲带她一同逃奔西方的决定。奥尔布赖特说：“我怀疑，我怀疑！我不清楚，我确实不清楚！但我的确清楚战争期间我父亲一直对她很负责任，我只能凭我对父亲的了解来判断，他这个人最仁义！”
考贝尔未走的同事，日子更难熬。经过一系列象征性的审判，14名捷克斯洛伐克高级官员于1952年12月3日夜被处死，12个犹太人中有9人被绞死，克莱门提斯——古老的路塞兰家族的后裔、考贝尔战时及战后的共产党同事——也被送上了绞架。
约瑟夫考贝尔早先曾提醒过克莱门提斯说，共产党政权有朝一日会与他反目成仇，此话现在已成为现实，考贝尔的抉择可以肯定地说挽救了自己及亲人的生命。考贝尔一家离开东欧后，对达格玛来说，与他们保持联系已无益处，越来越偏执的共产党政权不信任跟西方有联系的公民，经常监视他们，阻止他们上大学或担任要职。
考贝尔没带侄女一起走或许是因为她男友的母亲是共产党员，达格玛极力否认自己曾加入共产党，奥尔布赖特也坚持说她对表姐这些年来的政治观点不了解。奥尔布赖特说：“真让人感到悲哀。我肯定当她看到我、看到我的生活、看到自己经历了共产党政权存在的整个过程这一事实，……”奥尔布赖特的声音沉了下去，这个话题使她感到痛楚，因为她不能忍受父亲的动机受到怀疑，也由于她意识到她和表姐的生活道路之间的差异，但她认为她无力改变这一切。她说：“我弥补不了她的生活。”
在美国的第一学年结束时，奥尔布赖特从6年级毕业了。毕业典礼上，少年们演唱了排练好的歌曲：《学生时代》、《带我去跳舞》、《工作的时候吹口哨》。典礼结束后，考贝尔一家又一次收拾行囊，朝着他们的新的目的地——美国西部——进发。
9.少年时代
回顾过去的生活时，一切都显得不可思议，但在当时并非如此，我自始至终地觉得自己是个外国人。
—玛德琳 奥尔布赖特
1998年2月7日
怀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考贝尔一家坐着用微薄的积蓄买下的一辆1948年产福特牌的绿色轿车，于1949年6月离开了格雷特内克。路途很遥远，挤在后座上的3个孩子不停地问：“我们什么时候到呀？什么时候到呀？”他们在美国的汽车旅馆过夜，汽车旅馆对孩子们来说是新鲜事物，他们住惯了欧洲旅馆，第一次住在车就停放在门外的旅馆。
考贝尔家设法从贝尔格莱德找回了部分家具，并用一辆“五月花”号货车将其运到丹佛，约瑟夫考贝尔开玩笑地说：“以后我们可以对别人吹嘘说我们也是乘‘五月花’号来的。”
考贝尔一家定居丹佛，但最初几个月里搬了几次家。他们先在南威廉斯995号的一座房屋里住了几星期，然后在南盖洛德1045号找了一座房子，旁边是让孩子们讨厌的公墓地。
一家人在6个月后，终于在丹佛南区安顿下来，地址是雷斯大街2050号。据考贝尔的记忆，这段生活是斯巴达式的生活。他们住在学校简陋的校舍内，距丹佛大学橄榄球馆半个街区远，周围全是停车场，每逢赛事，整个停车场挤得水泄不通，曼杜拉考贝尔带着浓重的捷克语口音称之为“糟糕透顶的破房子”。父母的卧室及考贝尔的小书房设在地下室，一下雨就发大水，不得不用拖把往外清理。玛德琳卡（父母仍这样叫她）在楼上有自己一间，凯茜和约翰同住一间。考贝尔决心不让寒冷的条件影响自己的心境，小小的乐趣及好友的陪伴都会让他开心，他经常邀学校里的人和家人共进晚餐。一位朋友说：“愉快的谈话对他来说是美味佳肴。”曼杜拉则给客人看手相助兴。
奥尔布赖特上了莫雷初级中学，而且非常喜欢这所学校，她爱学习，交上了朋友，很快变成一个地道的美国少年。她对弟妹很负责，早晨陪他们步行上学，然后搭车到自己的学校，周末带他们看电影。为了补贴家用，曼杜拉考贝尔干过几份文秘工作，先在丹佛公立中学做秘书，后在一家投资公司工作。这个年代的中产阶级母亲外出工作并不多见，但正如奥尔布赖特50年后理解的那样：“贫困使人与众不同。”
回到家后已疲惫不堪的曼杜拉考贝尔还得做饭，饭后她躺在沙发上休息，由玛德琳和父亲洗碗。星期五，学校下午一点放学，约瑟夫考贝尔和孩子们就在电唱机上放他们心爱的莫扎特作品和歌剧，然后，打扫卫生，约瑟夫和玛德琳干粗活，凯茜擦拭他们带来的珍贵的捷克水晶玻璃器皿。奥尔布赖特回忆说：“我那时经常对母亲发火，对她说‘我在卖力为你打扫卫生，将来还得为自己这么卖力。’”
丹佛大学是美国最早开设国际关系课程的学校之一，考贝尔给一个班教国际关系课程和苏联及东欧政治课，他很快便赢得了学生们的爱戴。考贝尔聘来在丹佛研究生院教授国际关系的约瑟夫西里奥威茨说：“他非常关心学生，很强调他们的个体意识”。一名学生回忆说考贝尔是个谦恭又富有同情心的人：“从不吝啬自己的时间，乐于指导学生，爱向自以为是的人挑战，给自卑的人以鼓励。”
获准在美国避难之后，考贝尔就不失时机地为自己及家人申请美国国籍。1950年12月20日，他在写给国务院东南欧部的信中解释说，他很难按照要求提供一份他在南斯拉夫任外交官时的刑事档案材料，因为按照惯例他享有外交豁免权。他还补充说，即使有刑事档案材料，“由于我对共产主义南斯拉夫的政治态度”，贝尔格莱德当局很可能会对他的请求置之不理。
约瑟夫考贝尔是个严厉的父亲，不许孩子们睡得晚，看不惯粗鲁、无礼的行为，他期望孩子们穿着得体，自己的衣着也从来不马虎，通常穿外套打领带。认识考贝尔一家的丹佛大学理事马里恩戈茨费尔德说：“我那时经常说：‘我想他们穷得叮当响，我敢打赌他只有一件衬衣，曼杜拉每天都要保证把衬衣洗好烫平，因为他在学校是‘大教授’。”全家去滑雪，考贝尔仍是穿得一本正经，孩子们清楚记得他身着轻便大衣系着领带从山的一侧飞驶而下的情景。后来随着高领绒衣和运动衫的流行，约瑟夫开始蓄了胡子，公开场合的穿着也较为随意。他还是一名钓鱼高手，钓鱼成为他一生最大的嗜好。
晚餐很正规，孩子们准时就餐，而且别打算在电话里跟朋友们聊天。约翰考贝尔说：“他是个严厉的欧洲式的家长。我们从来不敢违抗父母的话，做了错事就挨罚，最严厉的惩罚是父亲整整一周不和我们说话。”
玛德琳认真对待罗马天主教，定期参加教义问答、做忏悔。玛德琳奥尔布赖特说：“我经常把每个人都拽到教堂，我喜欢上教堂。”跟今天不同的是，那时的教堂用拉丁文做礼拜，祈祷书一半英文，一半拉丁文，历来早聪的玛德琳说她更喜欢拉丁文。
考贝尔一家在丹佛的生活稳定下来后，家规变得神圣不可侵犯，每逢天气晴好的星期天，全家人便驱车到山里去野炊，考贝尔坚持大家一块去散步，他称之为“家庭团结”。玛德琳奥尔布赖特说：“在这个时候，我深切感到自己是个异国人，我们什么时候都得形影不离。”曼杜拉准备的食物用玛德琳的话说是“令人厌烦的土豆色拉、大块肉汉堡”。约瑟夫和曼杜拉捡蘑菇，孩子们开玩笑说某一天大家都得食物中毒，但这种事情并未发生，因为老一代考贝尔在鉴别蘑菇方面是个内行。孩子们再长大些怨言说更乐意跟朋友一起过周末，他们的星期天惯例才告结束。
夜晚，考贝尔辅导孩子们做历史功课，常常鼓励他们好好学习，争取好成绩。玛德琳的功课最好，评分大多都是A。七、八年级的时候，她参加了洛基山地区联合国知识竞赛，按字母顺序背诵联合国成员国名称，结果荣获第一名。
玛德琳该上高中了，父亲想让她在一所规模不大的私立学校就读，这样可以接受比公立学校更好的教育，而且相信自己的女儿有能力获得该校设立的奖学金。这一回，长大了的玛德琳大发雷霆，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知心朋友，因而难舍难分。她今天回忆说：“这是我一生中跟父亲发生的最严重的口角。”
然而决定权终究属于父亲的，于是玛德琳上了肯特女子中学——科罗拉多最有名气的私立中学之一。它位于市郊，距丹佛市中心5英里，班上有共16名女生，但这段时光并不快活。奥尔布赖特说：“我看到肯特的第一眼就憎恨它，每个人都知道我靠奖学金上学。我是天主教徒，全校就我一个。”女生全部穿校服，玛德琳倒不必为自己衣橱发愁，但这并没有给予她多少宽慰。她说：“我好长时间才适应了肯特。”
一年后来到肯特的同学斯蒂芬尼艾伦说玛德琳人缘很好，但总有点格格不入：“玛德琳是每个人的朋友，可不记得她是谁的最要好朋友。”切斯特奥尔特是奥尔布赖特被任命为国务卿时的丹佛大学名誉校长，他回忆说当年的奥尔布赖特文静又内向：“她是个成绩优秀、学习用功的学生，除此之外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考贝尔家经济有限也使玛德琳产生局外人的感觉。斯蒂芬尼艾伦说：“学校里都是有钱人子弟，我没钱，她也没有；我有一些社交关系，她却没有，我们同处于社交圈边区，因而有几分同病相怜。我们参加不起昂贵的游戏，春天放假别人去花样翻新的远足，我们呆在家里；其他孩子去阿斯彭滑雪旅行，我们囊中羞涩；他们夏天游山玩水，我们夏天坐守家中。”
艾伦说她和玛德琳谈论过这些差别，同时努力排除这种情形的干扰。艾伦还说玛德琳有着很强的独立意识：“她走自己的路，跟我们的道路有时交错，有时分道扬镳，我从不觉得她有什么的妒忌心。”
朱丽卡B安布罗斯是就读于肯特为数不多的外国学生之一，父母是匈牙利人，她现在是丹佛的一名牙科医生。她说：“我们同是外国人，说话都带口音，父母的口音也很重。我们能来此上学是因为肯特想招收外国学生，以此表明他们宽阔的胸襟，看来他们确实如此。”俩人共同享受一份奖学金，但玛德琳觉得她和朱丽卡之间也存在着差别。奥尔布赖特回忆说：“她家很有钱，我们家没有。”
肯特学校的女生有每周五晚轮流做东吃便餐习惯，但从不光临考贝尔家。奥尔布赖特说：“没办法，她们就是不来，这或许只是我个人的感觉，但这些人都是乡村俱乐部的成员，个个漂亮迷人。我想中学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易，但我确实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
肯特的同学对中学时代的描绘更美好一点。斯蒂芬尼艾伦说：“玛德琳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很友好，她会尽力让你觉得你是学校的一分子。我记得一边跟她绕着曲棍球场散步，一边说着知心话，我总觉得对玛德琳可以无话不谈，觉得她会为我保密，会对我的烦恼恰如其分地表达同情，听到有趣的话会开心一笑。”
玛德琳的学习态度端正，成绩突出。她说：“我很棒，在肯特只有一个人比我更出色。”斯蒂芬尼艾伦说玛德琳有更明确的学习动机：“她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她刻苦学习。班上的女孩子个个聪明伶俐，玛德琳不是最聪明的，但却是最全面的。她是一位好朋友，她跟我们大伙一起乐，一起玩。她喜欢做功课，但并不把它挂在嘴上惹人烦。”
艾伦说，记得历史课上玛德琳坐在她的前面，有一次曾帮她做有关二战中纳粹屠杀犹太人的作业：“在那个年龄接触这类事情真是太可怕了，我记得当时她充满同情，跟我们大家一样，她对这种事情所知无几。我们坐在午餐桌旁谈论怎么会发生这种可怕的事情。”
艾伦说玛德琳“很滑稽”，讲过一个很有水平的玩笑：
她说她是捷克人嫁给捷克汉，会生下一群捷克佬。她不贫嘴，也不粗俗，但她不仅能领会事情严肃的一面，也能领会轻松的一面。”
玛德琳有一种坚忍不拔、敢作敢为的个性，这一点在运动场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艾伦回忆说：“她是个不错的曲棍球手，在场上勇冲勇打，势不可挡。她谈不上是球星，但她能力强，意志坚，打球就是为了赢，光明磊落。”
玛德琳的决心和精力也表现在场外具体的行动。她为学校附属教堂委员会服务，还加入了唱诗班。升入高年级后，她担任了学生委员会主席，组建了肯特女生国际关系及福利委员会并自任主席，这一举动证明她不愧是考贝尔的女儿。艾伦说：“她是学委会的一员，也是我们中最负责、最有人缘的普通学生。我们不会由于她担任学委会代表或各种头衔而瞧不起她，我们总说：‘噢，好极了，有玛德琳撑着，我们可以放心去干别的事。’”
但她总能抽出时间参加政治讨论和辩论，跟父亲一样，她成了一名朝气十足的民主党拥护者。虽然送女儿到肯特就读的家庭基本上都是共和党拥护者，考贝尔家却跟哈里S杜鲁门领导的民主党结下了不解之缘。艾伦说：这个学校是共和党的天下我们是一帮有钱的小女孩，但有的学生也需要依赖奖学金，比如玛德琳和朱丽卡，我领取部分奖学金。在学校，有玛德琳在，我们常常会就对外政策问题展开严肃的辩论，玛德琳是捍卫民主党一派的主将，能清楚地阐述民主党观点的人并不多，她却是其中之一。当时的情形是：你在肯特上学，你就理所当然是共和党的拥护者，但她不会为此感到丝毫的烦恼。”
玛德琳的自由政治倾向不足为奇，她敬慕父亲的才智，受其坚定的民主观念的影响，在餐桌旁接受的、已变得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在跟校友的谈话或辩论中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艾伦记得玛德琳“在政治辩论和谈论中总是身陷重围，她会在一旁闲聊，说些女儿家的悄悄话，也会挺身而上与全校的共和党拥护者决以雌雄。”
虽然倔强，玛德琳在中学时代没有经历过任何造反阶段，自从输掉继续在公立学校就读这场战斗后，她跟家人发生的争执只是因为回家晚，顶几句嘴而已。在高中的最后一年，她试着学抽烟，因为同学们抽烟，她也想尝尝滋味，由于不喜欢而没有学会。
幸运的是，玛德琳渐渐喜欢上了肯特中学，但它并未成为她的生活中心。奥尔布赖特现在说：“回过头来看，我觉得那段生活不可思议。女孩令人特讨厌，这我们都知道。”她沉默了一下，然后笑道：“她们现在都爱我”。奥尔布赖特表示她理解名望那令人难以捉摸的东西，她今天的地位会影响人们对她的记忆。
考贝尔家其他两个孩子也同样对历史及国际关系感兴趣，凯茜说：“这是我们的一种成长环境，我们耳濡目染。我们围坐在餐桌旁三句话离不开外交政策。”约瑟夫和曼杜拉有时邀请大学教授到家里，一边吃晚餐、喝鸡尾酒，一边谈论政治及历史。他们也很乐意在家里招待活泼的学生。朱丽卡B安布罗斯说：“我仍记得在他们家吃晚饭的情景。在那个年龄我们除了闲聊、傻笑没有多少事可做，但在她家的餐桌旁，我们谈论有意思的话题。”
考贝尔发现自己热爱教学，他有一次曾为附近居民开设过一个系列课程，筹措的款项有一半捐给了大学图书馆。他还喜欢演讲，在1951年9个月的时间里，他做了39场讲演。多年来，考贝尔周游全国巡回演讲，在学术及外交领域结交的朋友遍布各地，形成一庞大的联络网。他立场坚定、观点鲜明，这一点毫不怪异。在美国，他的政治观点是自由主义，并成为一名坚定的民主党党员。凯茜说：
父亲智力超群。孩子们可以表达自己的看法，但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是聚精会神地听。
在丹佛大学，考贝尔成了一位著名教授，从1959年到1969年，他担任由他协助创办的研究生院国际研究专业的系主任及社会科学基金会理事。本彻林顿认为聘用考贝尔是他做过的最明智的决定之一。他写道：“考贝尔博士和他的妻子曼杜拉有满腔的理由怨恨在故国发生的一切，但凭着明智和少有的勇气，他们决心让3个孩子过上正常、快乐的生活，让过去惨痛的经历永远成为过去。”有些人对考贝尔具有学者和教师的双重才能赞叹不已，这在学术界是令人羡慕的结合。他甘于寂寞，孜孜不倦地写出了3部学术专著，同时对学生尽职尽责——“超一流”的教师。一位学生回忆道，考贝尔“对学术的忠诚体现在提倡诚实地做学问、关心刻苦努力的学生，这两种美德为他赢得了永久的赞誉。”
考贝尔具有挖掘学生的想象力、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及求知欲的能力，不难想象，他最专心的学生、最忠实的崇拜者便是大女儿玛德琳。她比弟妹认真，她凝神倾听父亲的高谈阔论，细心揣摸他的每一句话，在他的指导下，领悟了慕尼黑事件的教训。
约瑟夫考贝尔是三个孩子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凯茜说：“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崇拜他。”在孩子们的眼里，他是正直的化身，是家庭的保护神，对涉及信仰的问题从不妥协。他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并充满了自豪感。自到美国后，他从零开始，在学术界努力奋斗以求出人头地。考贝尔告诉孩子们他热爱捷克斯洛伐克，离开祖国是他做出的最痛苦的决定。
玛德琳奥尔布赖特有许多地方像父亲，但她认为从母亲身上也继承了一些优良的品质。她说：“我对家庭的无限忠诚和奉献，以及应付解决几乎所有问题的能力来自于母亲的遗传。我母亲有很强的适应能力，是个有意思的女人。她生长在很富裕的家庭，来自大城市，生活优裕，人也长得漂亮。在伦敦时，我们长时间地躲在防空洞里，但她应付得轻松自如。后来成为一名外交官夫人，表现也相当出色，她喜欢过那种生活。来到美国后又白手起家，虽然英语说得不流利，却当上了秘书。我确实认为她具有一种巨大的再生能力。”
曼杜拉考贝尔活泼、热情，是位呵护孩子的母亲，具有（像孩子们记忆中那样）非常敏锐的直觉，但总爱操心。有一回，父母出门参加社交晚会，玛德琳原已定好也出门赴约，但计划临时改变，结果是整个晚上都呆在家里，父母回来之前就上床睡觉了。约瑟夫和曼杜拉回家后还以为女儿仍在外跟朋友在一起，也没有去她的卧室看一看。一小时过去了，曼杜拉开始心神不安，丈夫是个慢性子，但看到妻子焦急的模样，一向沉稳的父亲也七上八下的了。曼杜拉在起居室不住地走来走去，焦灼道：“十一点半了，玛德琳怎么还不回家？”最后，玛德琳一觉醒来，睡眼惺忪地走进起居室，被母亲劈头盖脸怪了一通，因为玛德琳让她如此担惊受怕。
曼杜拉和约瑟夫考贝尔对孩子们呵护备至。玛德琳上10年级时，有一次一名男生邀她参加中学生舞会，约瑟夫考贝尔不愿让女儿乘这位男生的车，把玛德琳气得要命。她和父亲最终达成妥协：玛德琳可以跟她的这位男生同乘一车，但父亲开车监视他们到学校，舞会结束后又一路跟踪到家。玛德琳很恼火，但她还是明智地避免跟父亲争吵，他那坚定的目光通常会使任何争辩不战自败。
1954年秋，玛德琳向5所高校发出求学申请：斯坦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芒特霍尔约克大学、丹佛大学及韦尔斯利女子学院。肯特学校行政人员认为她申请面太宽而对她十分不满，但玛德琳清楚她需要至少得到一所院校的奖学金，父亲施加的压力更大，他告诉她应当上奖学金数额最高的学校。
前一年的夏天，当考贝尔应邀在马萨诸塞理工学院讲课时，顺便带玛德琳到韦尔斯利学院了解了一些情况。一名在肯特任教的英语教师玛丽瓦伦斯曾就读于韦尔斯利，她使玛德琳对该校的兴趣，但毕竟斯坦福大学声名卓著。此外，玛德琳认为与东部的女子学校比起来，她更愿意在西部上一所男女同校的大学。一封发自斯坦福大学的厚厚的信封第一个交到她的手上，但信中对奖学金一事只字未提，这使玛德琳变得歇斯底里。她说：“我记得从家里跑出去，父亲在后面追着喊：‘一切都会好的’。”事实上，斯坦福大学确实给她提供了奖学金，但没有与录取通知书一道寄出。奥尔布赖特说：“在那三四天里，我觉得一切都完了。”
她被在一周时间内，5所大学同时录取。韦尔斯利为她提供了数额最高的全额奖学金，但她倾心于斯坦福。她说：我记得一直拖到最后一个周末希望想出个万全之策。我清楚我想做的事——攻读政治科学专业”。韦尔斯利最终获胜，韦尔斯利丹佛俱乐部还替玛德琳出了到校的路费，丹佛大学的马里恩戈茨费尔德说：“我感到有责任那样做，她上学几乎分文未花。”
从肯特女子中学1955年年刊刊登的照片上看，玛德琳一头柔软卷曲的短发（好莱坞影星伊丽莎白泰勒的发型，几年前就风靡一时），年轻的毕业生脖子上佩戴着一串珍珠项链（当时校服的一部分），看上去相当入时，这时的玛德琳跟任何一位美国女中学毕业生毫无两样。
在美国生活7年后，玛德琳已成为地地道道的美国人。韦尔斯利解说词是这样写的：“玛德琳能对国际关系、普林斯顿或其他任何话题滔滔不绝发表见解，在某个方面或许无所不知，在另一方面或许捉襟见肘，但你会时常看到她旗帜鲜明的立场，听到她毋庸置疑的口吻：伙计们，这已经说明了一切。她对自己做的事情总有着经久不衰的兴趣和干劲，因而大家都饶有兴趣地关注着我们这位消瘦而精明伙伴的活动。”
玛德琳考贝尔已踏上了美国化的征程，她的性格及爱好渐渐表明，这位认真的少女正迅速成长为一位喜爱玩的年轻女性。
10.风尘仆仆
来到美国7年后，我上了韦尔斯利女子学院，这让我觉得难以相信。当时没有“外国人”的自我感觉，我已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玛德琳。
—玛德琳奥尔布赖特
1998年2月7日
于1955年9月19日星期一玛德琳到达韦尔斯利女子学院，她看上去跟其他新生没什么区别，但除了一点——她的鞋面上盖着一层尘土，这是她跨越一半国土长途跋涉的见证。这一点被韦尔斯利学院的女生们留意上了，韦尔斯利的大多数女生来自北部各州富有的家庭，属于那类以其名字命名建筑物的家庭。一位女生问她丹佛有没有人行道，在多数女生的眼里，科罗拉多的首府似乎跟布拉格一样的遥远神秘。
韦尔斯利学院毗邻沃班湖，400英亩的校园内，地势缓缓起伏，哥德式的建筑使它不仅过去是而且现在仍是美国最美丽的校园之一。玛德琳很快在“家宅”一楼角落的一个房间内安顿下来，“家宅”是位于学院路及华盛顿大街拐角上一座不大的灰色三层楼房，曾一时为韦尔斯利创始人亨利福勒杜兰特所有，现已被改造成供36人居住的新生宿舍楼。她的室友叫玛丽简邓福德，是来自康涅狄克州温莎的一位文文静静、金发碧眼的高个子女孩，她们将在此相伴度过四年的时光，俩人时常到附近的霍华德约翰逊餐馆买蛋卷冰淇淋充当晚餐。冬天湖面结冰时，她们有时黎明时分起床去滑冰。
当女生们打开各自的衣箱瞧瞧所带的服装大同小异时，不禁相视而笑。入学前，学校寄出的黄皮手册提示学生入校时带上骑车用的女式裤及牛仔裤，同时劝告她们在乡间要避免穿牛仔裤，“以免有悖于韦尔斯利镇的风俗”；约会时，穿套装及毛线衫较为适宜。此外，如想收听早间新闻或者选修政治科学课程，最好携带收音机。另有几条未成文的规定详情如下：
不得头戴发卷或围巾进出餐厅。
无需穿夜礼服进晚餐，但须穿裙子。
保持房间整洁，整理床铺，放好衣物，书本、袜子各归其处（特别注意两周一次的卫生检查）。
晚上10点以后禁止大声喧哗。
五九级第一学年的学费、食宿费合计1850美元。考贝尔夫妇为大女儿置办了一套时尚的学生装：百慕大短裤配着长及膝盖的袜子，上身是必不可少的驼毛外套（尽管她的外套总是太大）。朋友们还带她到波士顿有名的折扣商店——法林地下商场，选购参加新生舞会所需的新装。在101教室上奥弗拉克小姐的政治学课时，玛德琳发现邻座竟是威妮弗雷德肖尔——在格雷特内克居住时的一位同班同学。两个女孩住在不同的宿舍楼，但她们的朋友圈很快就重叠交错，朋友们给玛德琳起了个绰号——马迪，让她憎恶不己且流传至今。
从到校的第一天起，玛德琳的认真劲和上进心给老师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在韦尔斯利教授欧洲外交史的爱德华沃斯古利克说：“我注意到她具有讲数种欧洲语言的能力，她有一股认真劲。”然而，玛德琳在学法语时遇到了麻烦，玛德琳讲一口漂亮的法语，但说到语法知识，她的水平跟10岁的儿童相差无几。第一次交作业，老师给了个D，附加一句批语：“你的语法一团糟。”玛德琳的室友擅长语法而口语不行，两位年轻姑娘商定：玛丽简修改玛德琳的作业，玛德琳纠正玛丽的口音。
韦尔斯利学院的座右铭是：“不需别人照顾，但需照顾别人。”学校具有“走出韦尔斯利，让世界有所不同”的传统，培养年轻的韦尔斯利毕业生做到处事不惊，充满自信，口才出众。作为迎新生情况介绍活动的一部分，每人都需参加语言测试，以保证说起话来字正腔圆。来自纽约布法罗的巴巴拉卢因就被送进语言补习班，因为她说话声音低沉，且字母A的发音带鼻音。另一项活动内容是拍“姿势照”，这是4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对哈佛、哥伦比亚等大学及7所最有声望的女子学院学生提出的要求：大家排好队，一个挨一个拍裸体照，照片用来帮助校正个人姿势。奥尔布赖特现在说：“简直是荒唐可笑，但没有人觉得受到了凌辱，只是听人摆布。”
从许多方面看，50年代中期是平稳、单纯的年代，马萨诸塞“蓝色法律”禁止商业企业在星期天从事商业经营、出售酒类、提供娱乐，距学院12英里远的波士顿当地影剧院放映诸如此类的影片：《野餐》、《巨人》、《小伙与美女》，以及沃尔特迪斯尼的“女士和流浪汉”。
玛德琳是全校仅有的5名外国国籍学生之一，其他4位来自印度、香港、希腊和波兰，5人中只有她操一口纯正流利的美式英语，看起来她己深谙交流之道。事实上，她接人待物挥洒自如，以至于朋友们拿她的外国人身份开她的玩笑。当校园贴出美国邮局的一则通知，要求“外侨”到当地官员处登记备案时，以埃米丽科恩为首的一帮朋友用细绳把通知悬吊在她的床铺上方。奥尔布赖特说：“从图书馆回来后，我看到我的朋友埃米丽已彻底捣毁了我的房间。”
新学期的一天，几位女士来到“家宅”，对宿舍管理员解释说她们要带外籍学生到波士顿商业区给她们介绍美国大学生的流行服饰，她们想见玛德琳。可当看到走下楼梯的玛德琳时，她们惊异地睁大了眼睛：只见玛德琳身穿百慕大方格裙，配以长及膝部的袜子，上穿谢特兰德毛线衫，领子上别着圆形饰针（饰针别在胸前则表明己非处女），一个活脱脱的美国少女出现在面前。当来人讲明缘由时，所有的人都不禁开怀大笑。
大多数韦尔斯利女生喜爱这所学校，并为录入这样的名牌学校而满足，父母也期望她们能在此得到良好的教育。玛德琳的终生好友埃米丽科恩麦克法夸尔说：“玛德琳是个非常认真的学生，她来韦尔斯利不是为了参加社交聚会，也不打算虚度年华。”麦克法夸尔说玛德琳常常谈起自己的父亲：“她崇拜父亲，父亲对她寄托了很大的期望，她努力学习，力求上进，以不辜负父亲的期望。”
“圣经史”（也称《圣经》）是一门必修课，开设这门课的目的不在于灌输具体的宗教信条，而在于理清文学及历史的来龙去脉。巴巴拉卢因卢顿说：“这门课让所有的学生大伤脑筋，但多数人还是觉得这门课是在韦尔斯利所学的最难忘的课程之一。”2年级上半学期开设“旧约全书”，下半学期开设“新约全书”。同学们说玛德琳虽然生长在天主教家庭，却擅长分析新教教义。玛德琳的班上中午前上这门课，因而女生们在食堂排队打饭时仍在继续有关神学的讨论。奥尔布赖特说：“我喜爱《圣经》，老师教我们从文学的角度去欣赏它。”
玛德琳在校内的朝圣者洗涤公司打工挣点零花钱，每周把洗好的亚麻制品送回宿舍，她要打开一包包脏床单、脏枕套数件，核实女生们写的编号。当她写信告诉父母时，他们惊呆了，他们回信说：“我们也许不宽裕，但也没有必要让你给别人洗洗涮涮。”
韦尔斯利五九届属于承前启后的一代——一帮年轻女性在家庭和职业的十字路口中左右为难。年轻女孩上七姐妹女子大学的部分原因是为了获得良好的教育，另一原因
对许多人来说更为重要则是结识附近的常春藤名牌大学中最有资质，最有前途的年轻男生，年轻的女生以才情自矜，但如果想喜结良缘，长相和门第也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含意很简单：出类拔萃——学业有成——结婚成家，但如何达到这一目的并没有人给予明确具体的指点。
60年代中期，这个风气会有所改变，但差别不大：一名韦尔斯利女性应当先替丈夫打印好哲学博士论文，然后趁孩子睡午觉的空闲赶写一部美国巨著小说。10年后，年轻的希拉里罗德海姆成为韦尔斯利六九届毕业生，然后就读于耶鲁法律学院，并与比尔克林顿相遇。到了这一时期，所谓的自由女性通常决定保留自己的娘家姓，投身于职业，然后再考虑结婚成家生孩子。至于玛德琳这一届学生，在理智和感情之间总存在着冲突，这种拔河比赛还需要至少10年的时间才能初见分晓。
跟其他女子大学一样，学院的出版物也在替韦尔斯利的家长们着想孩子的婚姻大事，为年轻的女士们遇上理想的单身汉出谋划策，《韦尔斯利新闻报》一语中的：她们应当参加“交谊会”（秋季定期周末舞会），因为“也许会有人约你看下一场哈佛队的比赛，也许你会跟未来的丈夫约会”。
玛德琳对上大学的感受要比多数女生深刻得多，她在饱受战争创伤的欧洲度过了童年，在跻身美国主流的奋斗中告别了少年时代，因而在她的眼中，韦尔斯利是汇聚了知识和交际乐趣的一片绿洲。她热爱自己的第二故乡及其种种的自由，她也同样热爱韦尔斯利，其程度之深非朋友们所能领会的。
麦克法夸尔说：“我们常常抱怨，而玛德琳总觉得一切都那么美好。”在毕业将近40年后的今天，当奥尔布赖特谈起她的大学时代时，她的眼里泪光萤萤，说：“一切像是在梦中，我是那样地热爱韦尔斯利。”
朋友们都知道玛德琳对国际事务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她也懂得寻开心。学校的娱乐室里只有一台电视机，女生们都喜欢打桥牌，但玛德琳不是“固定成员”，她觉得桥牌打起来没完没了。冬天，女生们在雪地上滑“托盘”，脚踏从食堂“解放”出来的托盘，沿着绿色的隔离带呼啸而过。玛德琳在丹佛认识了一位名叫埃尔斯顿梅休的普林斯顿大学的男友，比她高一届的男生，她喜欢炫耀一件战利品—他的黑黄两色普林斯顿围巾。
跟当时其他女子学校一样，韦尔斯利有着严格的规章制度。周日晚10点、周末夜里12点熄灯，学生须登记护送者的名字、外出地点及返校的时间。如果打算在校外度周末，则必须由家长签字许可书。在电子邮件和传真机还未出现的年代，长途电话费用十分昂贵，获得父母的许可相当的费劲。周五、周六晚，相拥相抱的一对对恋人聚集在宿舍楼入口大厅里，一边留意着钟表的指针，一边热烈地亲吻，直到午夜的钟声敲响为止。
学校规定宿舍楼二楼以上男士一律止步，周日下午两点至5点之间除外。但在这个时间段，宿舍必须门户大开，从外面能看到地板上至少留有3只脚，这一荒谬可笑的校规据说能保证“好女孩”（一般理解为处女）的清白之身。周一至周五，有关男友跑到“一垒”、“二垒”或“三垒”的夜话一直持续到深夜，“本垒打”是禁地，但也并非闻所未闻。
学校在4年级的春季学期才允许学生开车，但仍禁止喝酒，有些女生干脆用香水瓶装雪利酒。有一次，玛德琳一位朋友的未婚夫将一瓶葡萄酒塞在袖子里偷偷带进校园，吃晚饭时从袖子里往外倒酒，朋友们在40年后谈及此事仍忍俊不禁。
玛德琳担任《韦尔斯利新闻报》的撰稿人，该报每周四出版，主要发表不会引起争议的、反映学校生活的文章，固定的广告有驼牌香烟及L&M香烟。后来班上的第一位职业女性埃米丽科恩写了一篇分析一次校园民意测验的文章，得出的结果是：在接受调查的30名韦尔斯利女生中，仅有7名表示对婚后职业感兴趣。同期刊登的另一篇文章探讨了婚姻生活的乐趣：“现今的普通家庭主妇及母亲心甘情愿献身于家庭。”为了让韦尔斯利女生们了解即将获得祝福的幸运儿，该报还特别在第二版面开辟专栏，公布订婚及结婚女士的名单。奥尔布赖特的密友威妮弗雷德肖尔说：“那个时代的我们都是传统者，只有极少数人例外，我们循规蹈矩：约会、订婚、结婚，跟我们的女儿们相比，我们只能看到自己的一线未来。”
和埃米丽一样，玛德琳渴望成为一名真正新闻工作者。她在大一时写了一篇报道，题目为“汉堡与哈佛，饮食与约会”，写的是广受学生欢迎的校园小吃店“老井”供应的低热量食品。玛德琳的文章开门见山：“忌讳卡路里吗？厌恶动物内脏和鱼肉吗？‘老井’会满足您的一切需求，餐馆主管安尼拉格鲁齐斯卡如是说。”玛德琳在2年级时当了校报的通讯员，写过一篇论述美国学生学外语重要性的文章，刊登在学报的头版。文章共九段，援引了5位韦尔斯利外语教师的话，开场白有些笨拙：“更完整地交流的需要、大学学业更高的回报、促使国民关心日益变小的世界、促进国家之间的理解被认为是美国人应当学外语的几个原因。”
1958年在担任学报新闻版面副主编时，玛德琳写了一篇有关约翰F肯尼迪竞选连任参议员，在韦尔斯利火车站组织竞选活动的报道。这时的玛德琳已熟悉了新闻报道的写作模式：精要的内容提要，吸引读者注意力的新事件，一段让人回味的结束语。玛德琳写道：“汽笛未鸣，火车未停，但参议员约翰F肯尼迪的确漫步在韦尔斯利车站的月台上。”她的结束语是：肯尼迪晚点半小时，但他给许多人签名留念，“本人也是其中之一。”
玛德琳是一名热衷于美国政治的学生，她似乎是父亲的翻版，他们有着共同的兴趣，不同之处只是关注的国家不同而已。虽然在这个时代，韦尔斯利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教师和学生都是共和党的拥护者，玛德琳、威妮肖尔、及好友埃米丽科恩都是艾德莱E.斯蒂文森的支持者，斯蒂文森在1965年的总统竞选中未能将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赶下台。有一次，3人站在波士顿街头拐角处为民主党募捐，直到有人威吓要逮捕她们才离开。后来，她们簇拥着斯蒂文森登上波士顿集会的演讲台。
当女儿在韦尔斯利就读期间，曼杜拉和约瑟夫考贝尔全心身心地投入到丹佛大学的工作中。此时，该校正在扩大规模以吸收日益增长的招生人数，约瑟夫考贝尔是个难得的教授，正忙于筹建一所国际关系研究院。
他一直渴望着成为美国人，1957年3月25日，在他们移居美国8年多后，约瑟夫和曼杜拉考贝尔在丹佛地区法院举行的仪式，正式成为美国公民。回家过圣诞节的路费不足，玛德琳没能回科罗拉多出席为父母举行的仪式，同年夏天的8月14日，她获准加入美国国籍，她用女生特有的圆柔隽秀的笔迹郑重在国籍证明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玛丽杰娜考贝尔。
2年级夏季在《丹佛邮报》实习期间，玛德琳遇上了乔奥尔布赖特，一个整整齐齐的年轻人，黑头发，圆脸庞，家族报业帝国的继承人。她当时正在《邮报》资料室汇订剪报，回答订户提出的问题。有一天乔来到资料室查阅资料，她注意到他的左手无名指上戴着年级戒指，还以为他已结婚成家。一天，他主动跟她交谈，他问道：“你上学吗？”玛德琳答道：“我在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镇的韦尔斯利女子学院读书。”她已习惯跟中西部的人这样解释她那所小小的文科学院的方位。乔听后笑着说：“我上马萨诸塞州威廉斯顿的威廉斯学院。”后来他们才搞清楚她曾跟他最好的朋友、一名哈佛学生约会过。
起初，玛德琳对乔的背景一无所知，后来他们约会时，她母亲坚持不能总让乔付账。曼杜拉对女儿说，乔毕竟仍是个不能自食其力的学生。玛德琳和乔出去时各自付钱，对半分担约会的费用。
乔住在大学生联谊会的一所房屋内，距考贝尔家两个街区。曼杜拉考贝尔喜欢这个年轻人，经常邀他到家吃晚饭。玛德琳继续跟丹佛的花花公子艾尔斯顿梅休约会，母亲邀请乔到家里来让她很尴尬，但乔给考贝尔一家的印象不错。他们家虽然简朴，墙壁上装饰着许多油画，来找玛德琳的年轻人见后说：“哟，你们家有这么多油画，是你父亲画的吗？”这时候，约瑟夫考贝尔会在喉咙里用捷克语咕哝一句：“笨虫！你不能再跟他一块出去。”当乔奥尔布赖特进屋后，他说：“你们有这么多油画。我父亲是个画家。”约瑟夫考贝尔抬起头来用捷克语对玛德琳说：“这位与众不同。”当乔跟玛德琳的父亲谈论哈里杜鲁门时，他发表了一番批评看法，考贝尔转身朝着女儿说用捷克语说：“这不行！”但随着谈话的继续，考贝尔被打动了：乔很有才智。
乔奥尔布赖特是个严谨的年轻人，他在童年的时候漂泊的地方不如玛德琳多，但也很艰辛。他生在新奥尔良，出生一周后就随父母搬到伊利诺伊的利伯蒂维尔，他原来的名字不叫约瑟夫奥尔布赖特，而是约瑟夫梅迪尔帕特森里夫，其生身父亲是杰伊弗雷德里夫，——芝加哥一家有影响的法律事务所令人尊敬的合伙人，这家事务所是《纽约每日新闻》的出版商约瑟夫梅迪尔帕特森的法律事务代理人。帕特森有两个女儿，艾丽西亚和约瑟芬。约瑟芬在《芝加哥每日新闻》当记者时遇上了杰伊里夫，里夫跟第一任妻子离了婚，然后于1936年与约瑟芬结婚，第二年生下乔，3年后乔的妹妹艾丽丝出生。1944年乔七岁时父母离异，两年后，约瑟芬跟画家伊万勒洛雷因奥尔布赖特结婚，他因擅长细致地描绘死亡及腐朽的题材而知名。伊万奥尔布赖特收养了乔和艾丽丝，并发展为被乔后来称之为“理想的”关系。
乔和艾丽丝被姨妈艾丽西亚帕特森宠爱有加。艾丽西亚是个善于交际、喜爱冒险的女人，她和丈夫古根海姆共同经营《每日新闻》，这是长岛的一份内容活泼、前途看好的报纸，他们在拿骚县一位前汽车交易商的汽车陈列室里创办了这份报纸。
艾丽西亚没有生育，她把乔当成自己的儿子对待。在二、三年级的暑假期间，乔到《丹佛邮报》做实习记者，而且像大多数初出茅庐的记者那样先着手报道警察，这给艾丽西亚姨妈留下颇为深刻的印象。返校后乔被推选为美国大学优秀生全国性荣誉组织的（ΦBK）联谊会成员。1958年他的毕业论文是有关祖父约瑟夫梅迪尔帕特森的生平，这也是迄今为止有关帕特森其人的最具学识的作品，但乔的母亲对儿子撰写的论文献词不禁恼怒万分。献词是：“献给玛德琳，在她的……”
玛德琳和乔对政治和新闻有着共同语言。在3年级秋季假期结束返校之时，玛德琳让朋友们大吃一惊：与乔相遇6周后，她被“带上了别针”，这是订婚的前奏，由男生把自己的带有一条金链的大学生联谊会徽章送给已确定关系的女友别在胸前的。玛德琳走进大礼堂时，身穿一件红色的谢特兰德牌毛线衫，乔送的那枚徽章在她的胸前格外醒目，四周的人看了无不惊讶。虽然相当一部分朋友已经订婚——毕竟，跟优秀的年轻人结婚是父母送女儿上名牌学校的重要原因之一——玛德琳的一些朋友仍感到吃惊。埃米丽科恩麦克法夸尔说：“我惊得目瞪口呆，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暑假期间。”实际上，乔已向玛德琳求婚，但她决定先走“带别针”这一步。
一位韦尔斯利的同班同学回忆起玛德琳告诉过她乔如何帮她，跟他的“相当特别的家人”初次见面，为了让她有个心理准备，他很仔细地告诉玛德琳：“他们游历过的地方很广，有一帮谈得来的国际朋友。”玛德琳答道：“噢，我们家到过的地方也不少，我父亲获得过古根海姆基金会提供的研究金。”乔笑了，他说：“我姨夫就是古根海姆。”
当玛德琳宣布她已坠入爱河打算结婚，而且须放弃天主教改信新教圣公会时，她的父母不知有何感想？他们是否已完全彻底地封存了自己改变信仰的记忆而闭口不谈此事呢？
事实上，改变信仰的问题并非当务之急，乔的母亲约瑟芬奥尔布赖特将会在日后提出此事。而考贝尔一家对女儿的选择备感欣悦，他们非常喜欢乔，离结婚还有两年，他们有足够的考虑时间。
玛德琳回忆说，她来到芝加哥时髦的东湖湖滨马路跟未来的婆婆初次见面，当时，她对未婚夫的社交圈知之甚少。约瑟芬奥尔布赖特告诉年轻的韦尔斯利毕业生应当戴顶帽子，“然后就带她一块去买，”听过玛德琳讲述过这个故事的芝加哥律师牛顿N米诺说。
他们订婚的消息以三段的篇幅刊登在1959年12月29日《纽约时报》上，附带刊登了一张玛德琳的照片：齐耳入时的短发，宽宽的颧骨，甜甜的笑容。文章特别提到玛德琳的父亲，“一名前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官员、联合国克什米尔委员会主席。”同时也很体面地提及了乔的身份：奥尔布赖特先生毕业于格罗顿公学是威廉斯学院五八级毕业生，上学期间曾当选ΦBK成员。”文章特别提到他是《纽约每日新闻》的出版商、已故的约瑟夫梅迪尔帕特森的外孙，以及乔已受雇于《芝加哥太阳报》作记者一事。
乔比玛德琳早一年毕业，住在芝加哥，他们一个月见一次面。玛德琳在大四春假忙于筹划婚礼及撰写毕业论文。
这篇毕业论文以辛辣的笔触十分详尽地讲述了捷克斯洛伐克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兹丹尼克费尔林格的一生，其人出于对苏联的敬仰和忠诚而背叛了自己的祖国。论文的题目为《兹丹尼克费尔林格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化历程中的作用》，并以此论文献给“教会我说捷克语的”父母及刚刚与之订婚的乔。论文大量引用了她父亲及其战时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同事的著述及原始资料。
论文是严谨研究的成果，玛德琳花费了大量的时间阅读英文及捷克语文献和资料，以了解二战期间及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纷繁复杂的政治形势。玛德琳用明晰而准确的语言论述了捷克流亡政府本身存在的问题，它和在莫斯科的捷克共产党进行的谈判，以及战后敌对的政治派系之间的宿怨。当时，费尔林格是共产党政府的工业部长，而与此同时，她父亲正下定决心断绝与该政权的一切关系。她写道：“在共产党人与民主党人的斗争中，政治上的同路人不仅存在，而且与日俱增……，但捷克斯洛伐克死亡了，一个文化跟西方一脉相承的国家投入了东方的怀抱。捷克斯洛伐克民族是一个拥有民主独特的个性、并为这一个性深感自豪的民族，这样一个民族却被强行纳入极权主义的统治之下，经过十多年的改造，捷克斯洛伐克和任何老牌的苏联卫星国已难以区分。”
很明显，玛德琳花了许多时间跟父亲探讨他曾经经历过的政治风云，他的形形色色的同事和朋友的政治倾向以及贝奈斯总统求助于苏联以挽救捷克斯洛伐克民主的原因。她写道：“他意识到苏联在战后的欧洲将会以大国的面目存在。”并总结论说：“捷克斯洛伐克必须获得苏联的友谊，敌对的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在前言中，玛德琳对父亲的帮助表示感谢，郑重其事地提出“女儿对约瑟夫博士最真诚的感激，没有他，我绝对不可能完成这篇论文”。
她的论文和父亲的著述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跟父亲一样，她的论文生动地描绘了一幅民主在捷克斯洛伐克消亡的画卷，但并未涉及希特勒屠杀犹太人，这个话题是个禁区，一种潜意识使她回避从任何角度（甚至学术角度）探讨这一主题涉及的人与事。
1959年6月8日，玛德琳在获得学院毕业证书的364名毕业生之列，国防部长尼尔H麦克尔罗伊（她同班同学的父亲）是毕业典礼的特邀发言人。他讲道，在韦尔斯利接受教育的年轻女性“正整装待发奔赴家庭的中心工作岗位”，那些未来妈妈已备足能量去“点燃她们的孩子对知识的热爱和渴望的火花”。但并非每一位女性都对他描述的前景心驰神往。威妮弗雷德肖尔弗罗恩德——或者像韦尔斯利女子学院1959年学刊的目录上所写的那样：迈伦弗罗恩德夫人—是全年级毕业后旋即结婚并随了夫姓的27位女生中的一名。她回忆道：“我甚至当场就听着刺耳。虽然女权主义运动还未兴起，但我认为我们中有许多人觉得受到了轻视，我们觉得凭我们的知识水平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最终，她们中的大多数会以在韦尔斯利接受的教育而有所作为，但那是后话。50年代达到法定结婚年龄、20出头结婚然后生孩子的女性，觉得她们心目中的理想婚姻受到了一二十年后产生的女权运动的冲击。当韦尔斯利五九届中的大多数女性最终决定走向工作岗位时，奋起反抗常常是她们的丈夫，使她们的一只脚牢牢地站在50年代，另一只脚跨入60年代，进退两难。
11爱情和婚姻
我和意中人喜结良缘，我知道他将过上一种有意思的生活，我想成为那种生活的一部分，但也想做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玛德琳奥尔布赖特
韦尔斯利毕业证和一只结婚钻戒使玛德琳的生活放射出灿烂的光彩，她是一个乖女儿，没有辜负父母为使儿女过上更有保障的生活做出的种种牺牲，她的未来显得光明无比，对富裕和幸福的生活充满着憧憬和向往。
于韦尔斯利玛德琳以优异的成绩毕业，3天后便嫁给了她的威廉斯学院的意中人约瑟夫梅迪尔帕特森。星期三（捷克传统中的希望日），婚礼在韦尔斯利村的圣安德鲁新教圣公会教堂举行。跟那个时代所有的新娘一样，玛德琳身着一袭洁白美丽的婚纱，纤腰紧束，脖子上戴着一串雪白的珍珠项链，手捧一束铃兰玫瑰，光彩照人。玛德琳的妹妹凯西考贝尔和新郎的妹妹艾丽丝奥尔布赖特担任女傧相，男傧相是乔的威廉斯同班同学桑福德I汉塞尔，另一名同学威廉 H哈特任领宾员。
婚礼准备得相当困难。按照传统，负担婚礼费用的玛德琳家经济状况困窘，乔的家庭不仅极其富有，社会地位亦高高在上。奥尔布赖特今天说：“当时面临的巨大问题是我们家没有钱，难就难在如何才能操办与这个复杂的家庭相称的体面的婚礼。”奥尔布赖特自己负担了这一切。她把在校园出售炸甜饼圈和橘子汁的小吃店里打工挣的钱给乔买了一块手表作为结婚礼物，另外，还支付大部分的婚礼费用，包括淡绿色的女傧相服，这是她从波士顿著名的婚礼服饰商店普里西拉选购的。费用由男方支付的婚礼彩排晚宴极其精美，奥尔布赖特家把一干人马请到波士顿最高档的饭店之一——约瑟夫餐厅。
婚礼仪式结束后，款待来宾的宴会设在马萨诸塞1812号大厦，乔的多数亲属都出席了。宴会刚一结束，艾丽丝奥尔布赖特就表明她不敢苟同新嫂嫂对服装的品味，然后走进洗手间，脱下女傧相服并扯烂了。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回忆说：“她不喜欢那件衣服，衣服确实难看。”
除了华丽的结婚礼服，多姿多彩的新婚生活同样令人兴奋不已。这对新婚夫妇去加勒比海度蜜月，在一周的时间里，他们从一个岛屿飞到另一个岛屿，欣赏着一望无垠的白色沙滩。
适应新家庭的癖好和习惯绝非易事，相处之中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不谐音，期望或许过高或许过低，即使对有着相似家庭背景的新婚夫妇而言，磨合期也是困难重重。奥尔布赖特家是个背景复杂的家族，对他们来说女仆和豪宅跟他们经营的报纸一样是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玛德琳发现自己踏入的这个家庭阶层很看重社会地位。一位朋友说：“他们不仅富有，而且是名门望族。奥尔布赖特家是个令人生畏的家族。”
约瑟芬奥尔布赖特并不热衷于让儿子跟一名天主教徒结婚，事实上，正是约瑟芬坚持让玛德琳改变宗教信仰。这个大家族中的一位成员说：“约瑟芬饮酒无度，相当刻薄，对玛德琳的态度很恶劣，她不把侮辱人当回事，她要让你明白这里没有你的地位，她甚至会拿陌生人出气。”
相反，考贝尔家则对玛德琳跟一名出身名门望族的美国人联姻满心欢喜。考贝尔家的挚友、住在田纳西州已故的杰恩斯特伦斯基说：“约瑟夫曾说过，他为女儿入嫁有名望的报业家族而骄傲。”
蜜月后不久，乔奥尔布赖特为《芝加哥太阳报》写了一篇有关自己新婚生活经济状况的文章，此时，他正在芝加哥百货巨头马歇尔菲尔德（奥尔布赖特家的朋友）经营的一份报纸的旗下积累经验。读者不妨这样想：乔也是一个正处于适应期的新婚之人，正努力奋斗以在高利率、高通胀时期保证小家庭的收支平衡。1959年6月，署有“作者：乔”字样的文章开头如下：
本文的作者是一名22岁初出茅庐的记者，一周前刚刚做了丈夫……结婚时我立下爱妻子、珍惜爱情、为她争光的诺言，现在我怀疑我能否在经济方面有重大的突破。婚姻是美好的，但它或许给经济状况带来一定的冲击……我们在具备了相当的条件和财力的情况下才冒险步入婚姻的殿堂，诸如衣物、钱财、结婚礼品、健康、学历等。在今后的几年时间里，我们双方都将工作，以增加更多的家庭财产，诸如家具、地毯、盆盆罐罐，实现这一计划也许需要15年的时间，买房子对我们来说更是遥不可及……我们将尽量避免分期付款的购房计划，但假如需要在分期付款购房和不购买住房之间选择的话，我们很可能会选择前一种办法。
乔接着说他有一辆廉价车，但已停用了一年，“因为我讨厌购车牌、买保险，还有违章停车罚款单。”他写道，为了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他将投资证券市场，取代购买人寿保险，然后他提到了“我同一科室的老前辈”艾森豪威尔总统。艾森豪威尔曾告诉负责商业版面的编辑说，自从他跟梅米杜德于1916年结婚后不久便开始如数缴纳人寿保险费。可30年后当保险期满，保险单上的数额小得可怜，还不够他的妻子6个月的生活费。
乔的结束语语义朦胧：但他（艾森豪威尔）说，早年的经济困难还不够坏，因为他“年轻，而且——自然而然—正爱得神魂颠倒。”
而我跟他一个样。
乔报名参加了预备役部队，在密苏里的伦纳德伍德要塞开始6个月的军旅生活，这个基地成为几万名现役军人临时的家。乔在部队时，玛德琳搬回丹佛住在家里，由于当时已是夏末，找一份临时工也颇费周折，最终她在格雷杭德汽车站订票处找到一份工作。6周后，她来到密苏里跟乔团聚。
夫妻俩在紧靠44号公路的韦恩斯维尔租下一套公寓，玛德琳给当地几所学校当秘书。不久，她找到了一份记者的工作，为30英里外密苏里罗拉的《罗拉每日新闻》撰写讣告、编辑社会专栏、排版、承接广告业务、采访飞碟目击者，每周工资35美元。她说：“我喜欢这份工作。”
乔服役期满后，奥尔布赖特夫妇回到了芝加哥，乔在
太阳报重操旧业。由于有在一家小报工作的经历，玛德琳也乐意在芝加哥4家报纸中的任何一家当记者，但乔的同事们却不为所动。其中一位在晚餐时语重心长地对玛德琳说：“宝贝儿，你也许想干记者这一行，但你很难为一份极具竞争力的报纸效力，你也不能跟你的丈夫同室操笔，为什么不考虑考虑其他的职业呢？”玛德琳没有抱怨。她说：“我能理解。然后我找了一份其他的工作，今天和过去可是大不一样了。”
同事的话在那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男人占据大多数的工作岗位，而妻子则应本分地，心甘情愿追随丈夫，或者即使不心甘情愿，也至少不能妨碍丈夫的前程。如果哪一位女士对这种情形感到不满或愤怒的话，除了忍气吞声别无选择。
玛德琳最终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辑部谋到一份工作。这套书归比尔本顿所有，此人是伊利诺伊州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艾德莱E斯蒂文森竞选资金的主要赞助人，斯蒂文森是《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董事会成员，也是乔的姨妈艾丽西亚帕特森的密友。当时，《百科全书》为购买全套书的读者提供赠券，持有赠券的购买者可以提出问题并由《百科全书》解答。玛德琳担任研究员，这一职位历来由女性担任，工作就是找到那些问题的答案。
到了1960年，乔在《太阳报》的资历使其跻身报道在芝加哥召开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记者之列。他写了一篇报道总统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私下里和共和党领导人会面，说明推选亨利凯博特为副总统候选人原因的文章，这篇报道被刊登在头版。当乔的同事得知他是躲在饭店套房的卫生间里抢先获得这条信息时，大大赞美他的足智多谋。
这件事给艾丽西亚姑妈留下很深的印象，很快，她便向他施加压力，把他招致在自己的麾下，为总部设在长岛梅尔维尔的《新闻时报》效力。乔和玛德琳在临近的加登市租下一套公寓，那是1961年，乔才23岁，他在报纸的不同科室巡回供职，编辑部人员共认他是个正派人，一个勤奋的职员。有一段时间，他在位于拿骚县北恩德的报社分部熟悉发行业务，同事们多数开的是旅行汽车，乔乘一辆梅塞德斯一奔驰上班。虽然他很富有，有着显赫的家庭背景，但同事们都喜欢他。曾经是奥尔布赖特的属下后成为《新闻日报》华盛顿分社社长的吉姆托德曼说：“乔是个极其严谨、正直、严肃的新闻记者，他的幽默感和资质并不特别出色，但他非常关注人们的需要，同事们都十分明白他跟艾丽西亚帕特森之间的关系。”
乔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得到提升，其速度之快连他的母亲也喜忧参半，他担任了编辑部的改写员，修改即将付印的文章。托德曼说：“大家都觉得他人不错，容易共事。他是个称职的编辑，但并不是优秀的。作为新手他很不错。”
乔和玛德琳正在携手建立小家庭。玛德琳怀了孕，腰身变得越来越粗，她开始步行减肥，通常走上5英里，停下来喝杯咖啡，然后调转头走回家，她还开始吃一种当时流行的流质减肥饮食。有一天，在去附近的镇子看医生的路上，她瞅到霍夫斯特拉大学开设俄语班的广告牌，该校位于附近纽约的亨普斯特德。
玛德琳一直想学俄语，学俄语就必须学认西里尔字母，这使得本来就拗口的俄语难上加难。在20多岁的年龄学一门新语言已相当不易，更何况每一个俄语字里的一些字母看上去不是上下颠倒就是向后倾斜。玛德琳在韦尔斯利上学时就想学俄语，但又觉得俄语跟捷克语相近，第一年的课程未免太简单，但不过西里尔字母这一关又无法跟上第二年的课程。霍夫斯特拉俄语班一天8节课，6月开学，共8周，然而小宝宝将在8月的第一周降生，玛德琳推算了一下：即使学的话也没法坚持到底。她心里想：“真可惜。”来到诊所后，医生给她做了检查，然后说：“我想你至少会生下双胞胎。”回家的路上，玛德琳陷入了沉思：自己如何应付这个生活中的新转折。
1961年6月17日，玛德琳产下了双胞胎安妮和艾丽丝。安妮取的是玛德琳母亲的名字（母亲的大名叫安娜），艾丽丝以姑婆艾丽西亚帕特森的名字命名。婴儿早产6周，安妮重3英镑6盎司，艾丽丝重3英镑8盎司，双胞胎的肺部都萎缩。医生告诉奥尔布赖特夫妇，假如在48小时内，婴儿的肺部仍不充气的话，她们活不下来。如果能活下来，她们也必须住院直至体重达到5磅，因为体质弱非常容易感染，即使母亲也不许接触婴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说：我当24岁，简直吓坏了，我眼睁睁无能为力。我丈夫在工作，我自己没有职业，我不能跟孩子呆在一起，只能透过玻璃门看看她们。”
为了转移注意力，奥尔布赖特报名参加了她先前考虑过的俄语学习班，她说：“这让我有事可做，我每天上午都去。”在7月份当她父亲利用外出讲课的机会来到东部看望长外孙女时，玛德琳用俄语问候父亲。她母亲没有随同前来，因为经济条件不允许。
尽管玛德琳奥尔布赖特重新回到了学校，她将来注定要从政。她的世界跟长岛大多数主妇没什么两样，整天围着婴儿转，每隔两小时就醒来喂奶，还有她的丈夫，以及他的职业。奥尔布赖特说：“那一年我有一种失落感，我不停地思考自己该做些什么。”《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为她提供了一份自由的工作，在报刊专栏内搜寻稀奇古怪的资料，并把它们反馈给公司。她现在仍记得有这么典型的一条：“根据《大不列颠百科全书》，鸵鸟不会发声。”但这种工作由韦尔斯利毕业生来做未免太大才小用了。奥尔布赖特今天说：“我一边读书，看肥皂剧，喂小宝宝，涮瓶子，带她们出去转悠，一边心里琢磨：我得做点正经事。”她还经常打网球，自家的后院有个网球场，她也不时地设晚宴，客人一般都是乔《每日新闻》的同事。但有个问题搅得她不得安宁：我的生活应该怎么过？奥尔布赖特论说：“我决定当教师，我不是凭空想象，我们最终会在长岛定居。乔将成为《每日新闻》的出版人，我可以在长岛的大学中谋取一份教职，我想立即付诸行动。”
几个月后，作为奖励，乔被调到华盛顿，这是自乔在该报效力以来被委派的第一个长期任务，专事报道国务院的情况。乔曾在报纸的不同部门熟悉业务，最终选择了令人上瘾但日常事务杂乱无章的新闻报道，他在这个方面表现出一种敢打敢拼的气势，让报社总部的老板们既惊又喜。乔接受了做一名报刊出版人的艰巨训练，但新闻报道才是他的强项。与写作相比，他更善于挖掘新闻素材，这对未来的家族事业继承人而言不是好事。
夫妇俩非常喜爱华盛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今天说：一切都令人难以相信在华盛顿当记者感觉好极了，即使你只有26岁，人们也不会把你怠慢。”记者把自己看成是新闻机构的生命线，无疑他们的生活很精彩，他们变幻无常，满嘴粗话，不可靠，但他们远比编辑和出版人更讨人喜欢，他们纯粹是帮脾气暴躁、吝啬透顶的家伙，无奈的是他们的权力很大。
一家人住在第三十四大街上一座狭小的房子里，跟玛德琳奥尔布赖特现今住的地方仅隔几个街区，与丹尼尔和理查德加德纳为邻。迪克加德纳只有32岁，但其职位令人羡慕，时任国务院助理国务卿，职责范围包括联合国事务。奥尔布赖特说：“迪克是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我想这是我听说过的最高级别的职位。”
丹尼尔加德纳出生在意大利，像奥尔布赖特一样，她也曾煞费苦心地成为地道的美国人：去掉外国口音，调整说话嗓音。丹尼尔加德纳说：“只要耳朵灵敏，移民也能把美音学到家。”两位女士性情相似，在以后的岁月里，她们会成为亲密的朋友。奥尔布赖特一家搬来时，加德纳的女儿尼娜一岁整，她辨认不清双胞胎，就干脆把她们搁在一起叫“安妮丽丝”。两家的葡萄牙女仆也是姐妹俩，费利西亚在奥尔布赖特家，玛格丽塔在加德纳家。费丽西亚和玛格（他们这样叫她）觉得没有必要彼此打电话，就站在后院的栅栏两边大声约定带孩子上公园的时间。这是一种舒适惬意的生活，一种当时典型的美国首府上流社会的生活。住家佣工是富裕和社会地位的象征，主妇很少做家务。但当费里西亚和玛格休假一天时，照顾3个孩子的重任就落在了丹尼尔和玛德琳身上，包括操作奥尔布赖特家双胞胎乘坐的巨大的婴儿车。丹尼尔加德纳说：“女仆休假一天可不是闹着玩的。”
两家时常聚在一起吃晚餐，谈话的内容一般围绕着时事展开。玛德琳关注着海外事态的风吹草动，出于记者本能，乔会从迪克加德纳口中打探标题新闻。一天，丹尼尔告诉玛德琳说她或许会喜欢在国务院工作，因为她会觉得担任礼宾司司长挺刺激。玛德琳说，不，那正是她向往的工作。
适逢新年，孪生姐妹6个月大，奥尔布赖特夫妇带她们回芝加哥探亲，乔的妹妹艾丽丝也放假从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返家。《芝加哥太阳报》的社会版刊登了一则有关他们探亲的消息，标题为“奥尔布赖特家的住房问题”，内容如下：
像许多祖父母一样，伊万奥尔布赖特先生和夫人也开始为假期子女回家团聚引起的住房问题伤脑筋……想到比比皆是的汽车旅馆，奥尔布赖特夫妇也许想安安静静地住在汽车旅馆的套间里，把房子拱手让给年轻人不失为上策。
60年代初的华盛顿，到处洋溢着崇尚的许诺和爱国的理想。在1961年1月一个明媚而又天寒地冻的日子，约翰F肯尼迪从美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总统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手中接过权柄，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肯尼迪以新一代领导人的姿态承诺：“不计代价、不辞辛劳”，让自由的福音传遍世界的每个角落。他魅力四射的妻子杰基，以及奢华时髦的晚宴使举国上下为之倾倒。
这个时期的人们对日渐强大的苏联充满着恐惧和疑虑，有关核战争可能性的讨论经常占据报刊的大字标题；家家户户在自家的地下室修筑简陋原始的防空洞，装满罐装食品，徒劳地希望能躲过一场核攻击；小学生接受在书桌下藏身的训练，以躲避放射性微粒的伤害。
这是一段让华盛顿新闻界产生飘飘然感觉的时期，政府部门和第四等级（新闻界，记者）之间的关系是比现今更相互依存，这跟七十年代迫使理查德尼克松辞职的“水门”事件一触即发的关系大不相同。电视尚处于新生状态，虽然沃尔特克朗凯特、埃里克塞瓦赖德及戴维布林克利在电视上正努力扩大自己的知名度，报刊记者仍处于优势地位。《纽约时报》的记者詹姆斯赖斯顿、汤姆威克以及专栏作家沃尔特里普曼和约瑟夫艾尔索普都是妇孺皆知的名字，是报刊新闻的大明星，他们跟白宫的私人关系使他们接连不断推出独家新闻。为《芝加哥论坛》效力、后来跟乔的妹妹艾丽丝结婚的詹姆斯霍格说：“在肯尼迪时代，对我、玛德琳及乔的同龄人而言有许多让人兴奋不已的事情，现在和那时没法相比。”
新闻本身也够刺激，战争与和平，以至核毁灭等重大问题使这个对二战及朝鲜战争伤痛未愈的国家忧心忡忡。尼基塔赫鲁晓夫根本没把约翰肯尼迪放在眼里，他以苏联武力切断通往柏林的一切通道相威胁，逼迫联合国签署条约保证共产党控制通向柏林的途径，以此诱使肯尼迪入陷阱。由于担心赫鲁晓夫把他看成是个缺乏判断力的懦夫，肯尼迪告诉赖斯顿，他决定拿出美国人的决心和意志给这位苏联领导人点颜色看，并决定在越南开刀。赖斯顿写道：“我想我没把帽子咽进肚里，可我无言以对。”
为了以示决心，肯尼迪向欧洲又调运了一个师的兵力，并把派往越南的军事顾问人数增加了两倍。副总统林登B约翰逊在该地区实地调查返回后，在向肯尼迪提交的报告中指出：美国赢得这场战争的唯一途径就是拿出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此后，肯尼迪向东南亚派遣了更多的顾问。
在华盛顿，当天的标题新闻通常是人们谈论的话题，在玛德琳和乔时常出入的权势集团的圈子里更是关注有加。创造历史的人物就住在他们的隔壁：去相同的教堂做礼拜，孩子们上同一个学校，在家里设宴款待他们。玛德琳奥尔布赖特今天说：“我那时经常亲自下厨掌勺，举行晚宴。我有两个才一岁的掌上明珠……，我喜爱那种生活。”
美国人大多数对苏联知之甚少，能说俄语的更寥寥无几。玛德琳奥尔布赖特童年在东欧的经历以及后来跟父亲的交谈对她产生的巨大影响使她对俄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领会。在这种情况下，她做出了对当时年轻母亲来说不同凡响的决定：在华盛顿霍普金斯大学的国际关系高级研究院攻读研究生，当时是1962年秋，她选择的专业是侧重国际关系的政治科学。奥尔布赖特说：“因为我预想我们会在此住上三四年，所以我想攻读哲学博士学位。”
有一位女管家在家里帮着照看孩子，因而玛德琳报名参加了全部课程的学习，每学期4门功课，另外还需学一年外语，她仍选择了俄语。她学的课程让人生畏：美国和变化中的世界是必修课，选修课包括：苏维埃国家的发展史、比较法律体制、东欧各国及中国内地。
那一年的玛德琳可谓步履艰辛，有许多次，朋友们问她攻读学位是否妥当。即使家里有帮手，她还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双胞胎姐妹只有一岁，乔报道国务院的工作也费心劳神，玛德琳一心一意攻读学位，那时的玛德琳25岁。她回忆说：“我的学习动机是过上一种有趣的生活，干一些有用的事情，而不只是整天闷在家里。我想我可以兼顾到这一切，当一名教师的想法给人以动力。但奇怪的是，我发现我的许多同龄人，对我的行为持疑惑不解的眼光，最难受的是听我的朋友们说，‘你干吗选择这种生活方式？你干吗在学校花费那么多时间？’”正像史学家多丽丝克恩斯古德温在她广为流传的回忆童年往事的《等到来年》一书中所写的那样：“……男人们每天早晨乘火车离家去挣钱，去干事业，而我们街坊上的每一个女人都毫无例外地操持家务，照顾孩子。”男人们期望女人顺从丈夫，有性感，有魅力。《时代》杂志刊登了一则图片被用作杂志封面的报道，题目叫《郊外的妻子》。文章把“郊外的妻子”称之为：“郊区的灵魂、家庭和社会之间的纽带、郊区梦的守护人。”《时代》杂志提出家庭主妇应当身兼数职：“准备早餐、洗洗涮涮、打扫房间、上街采购、庭园除草、百科全书、孩子吵架的仲裁人，维持治安的警察。假如她没怀孕，她会胡思乱想，她站着吃花生黄油三明治，心里还操心自己的形象，她时不时地称体重，跟隔壁邻居打电话叽叽喳喳说个没完……在丈夫回家之前描眉又画眼，然后精神抖擞调理晚餐。”
其后不久，贝蒂弗兰达出版了《女性的神秘》一书，书中论证道：美国社会只是从男性的标准来衡量女性，她们是家庭主妇、是性伙伴、是母亲，而从不考虑她的独立存在；她写道，报纸杂志、电影及广告使这一形象更加根深蒂固，这一形象使女性处于被动和局外的境地。她提醒女性看穿女性神秘的欺骗，认识到“她的丈夫、孩子、家产、性生活、跟别的女性看齐，这一切都不能赋予她一个完美的自我……”弗兰达强调说：“今天的女性，即使还很年轻，也必须首先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人，而不是熬日子的母亲，应当根据自己的能力制订自己的生活计划，即自己应承担的社会义务，并把这一义务和作为妻子与母亲的义务相结合。”
弗兰达的主题是女性应当实现自己发自内心的愿望—做一个完整的人，这一主题向当时的社会现状提出了挑战，并为一场改变美国社会的摧枯拉朽的革命播下了种子。在深受弗兰达思想影响而秩序大乱的所及生活领域中，受到最强烈震撼的玛德琳奥尔布赖特这一代。这一代生长在到处是条条框框的50年代，而这些条条框框行将被慢慢地、统统地打破，一个婚姻接着一个婚姻。弗兰达写道：“如果人们充满爱心地关怀女性的聪明才智发挥，谁知道它将焕发出多大的力量呢？如果男性和女性不仅分担抚养子女、照料家庭的义务，不仅共同致力于美满的婚姻生活，而且共同分享创造人类未来、有助于人类完整地认识自身的工作责任和工作激情，那么，又有谁会知道爱究竟有多大的潜力呢？女性寻找自我的历程尚未开始。”
跟许多韦尔斯利同学不同的是，玛德琳奥尔布赖特没有接触过贝蒂弗兰达的著作，她说：“我基本上追随的是心灵的需求，我想在我有生之年做点有意思和有益的事情。”她的朋友威妮弗雷德则说：“玛德琳和我都觉得自己是独立的女性，跟丈夫之间是伙伴关系。我们不需要贝蒂弗兰达的指点，我们是一种不同意义上的自我觉醒女权主义者。”
乔奥尔布赖特的生活也即将改变。1963年7月2日，56岁的艾丽西亚帕特森腹部溃疡，死于术后并发症。她有着钢铁意志般的丈夫（人称“哈里船长”）主持报纸的商务版面，他意识到他需要一个有编辑经验的人协助他。根据装订成册的《每日新闻》资料，他的第一件事情是任命年仅26岁的乔担任出版人助理。
显然，乔是明摆着的继承人。1963年7月19日，艾德莱斯蒂文森给奥尔布赖特写了封称呼为“亲爱的乔伊”的信，信中谈到乔的妹妹艾丽丝告诉他乔将接管《每日新闻》，他为这一任命前景感到高兴，并说乔的姑妈艾丽西亚帕特森曾多次和他谈起她对乔和报纸的未来打算。信的结尾很雅致“如果您和玛德琳在城里无事可做时，我希望你们到我这里找点事。”
乔和玛德琳搬回了纽约。刚刚在外面的世界迈出尝试性第一步的玛德琳，中断了研究生学业以随从丈夫。转学不容易，但她并不怨恨。她今天说：“我的确不怨恨，我们喜爱华盛顿，但有回去的必要，我接受这一事实。在这一点上，我像我母亲。”
在一座漂亮的白色房子里夫妇俩住下来，房子建于19世纪，带护墙板及环形车道，占地5英亩，坐落于上布鲁克维尔雷姆森路边，这条路蜿蜒曲折、树大茂密。这是位于长岛的豪斯区中心、牡蛎湾旁的一个富人住宅区，哈里古根海姆“船长”住在位于沙岬的一所豪宅内，离此不远。这座房子有4个卧室，后院有个游泳池。
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奥尔布赖特家的生活不同于大多数已婚夫妇的生活，当然也区别于玛德琳的研究生班朋友及《每日新闻》年轻职员的生活。这所房子对不断添人口的家庭而言是不错的住所，院子的角落还有一个小门房。
玛德琳和乔热爱他们的家，即使在他们搬回华盛顿而只能在夏天回来小住的情况下，他们还把房子保留了几年。孩子们由保姆照顾，他们自己收拾庭院，平坦宽阔的草坪是一年一度朋友及邻居家的孩子获取复活节彩蛋的场地，也是举行定期烤肉野餐的场地。
当乔有心思投入到料理家庭事务时，玛德琳在哥伦比亚大学文理科研究院注册攻读博士学位。那是1963年9月，在随后的两年时间内，她每学期学习数门课程，每周上两到三次课，驱车23英里到纽约市。在撰写论文期间，她经常早晨四点半起床，趁孩子们熟睡时赶写论文。她的前妹夫吉姆豪格说：“她的精力高度集中。照料家庭、学习外语、成为外交事务专家需要付出难以想象的辛劳。”
学习之余，玛德琳的大部分时间花在照顾孩子、打网球、举办聚餐会上，哈里古根海姆是常客。玛德琳喜爱烹饪，她和威妮弗雷德改进过软壳蟹的烹饪方法（她们的秘方是：在嫩煎软壳蟹的黄油中加少许辣酱油即可）。弗雷德说：“她和乔都不乱花钱，你意识不到他们很富有。我过去常常带玛德琳到平价商店购物，她过去常说她有依赖奖学金的心理。”
奥尔布赖特夫妇对朋友总是慷慨大方。多年来难以计数的朋友曾在他们家寄宿，有时过一夜，多数则呆得更长了。莫特阿布罗莫维茨及其妻子谢皮从派驻地泰国回来找房子期间一直住在他们家，马西娅伯瑞克也是家中的常客。有一次，在去台湾的途中（她当时的丈夫史蒂文戈尔茨坦在那里搞研究），她曾在长岛的奥尔布赖特家逗留过。马西娅当时正哺乳4周大的婴儿丹尼，玛德琳很为她的健康担心，因为她不喜欢喝牛奶。为了使朋友在国外期间能吸收足够的钙，玛德琳去食品店买了一手推车的香草布丁，一包六盒，装了满满一手提箱。还有一次，在伯瑞克的婚姻出现危机时，她和两个年幼的儿子搬到奥尔布赖特在乔治敦的家住了一星期，在此期间，丹尼被诊断患有某种危及生命的疾病。伯瑞克说：“我需要躲在一个地方，避开一切。”
玛德琳和乔不仅热情欢迎朋友及其家人，有时还带他们一同去度假。奥尔布赖特夫妇在弗蒙特的伍德斯托克有一所住处，他们带朋友去那里滑雪。春假里，他们邀请朋友来南佐治亚，艾丽西亚帕特森在顺着圣玛丽河岸边有一片绵长的种植园，种植园有一所猎舍，大人去远足，打鹌鹑；小孩骑着膘肥体壮的白色帕洛米诺马玩耍，或在蛇影游动的黑水河里游泳。马西娅伯瑞克惧怕爬行动物，一次远足途中她问玛德琳：“上帝干吗要创造蛇？”玛德琳马上反问：“上帝干吗要创造德国人？”伯瑞克立刻悟出玛德琳指的是纳粹分子。
丹尼尔及迪克加德纳也时常光顾玛德琳家。有一回假期，玛德琳和丹尼尔开始减肥。丹尼尔说：“我刚读过一篇有关醋减肥的文章，每顿饭前，我们喝大量的醋，据说醋能防止脂肪积累。”
1963年11月22日，玛德琳和丹尼尔加德纳约好在纽约大学俱乐部共进午餐，她乘的出租车刚开到五十五大街和第五大街的拐角上，就听到肯尼迪总统遇刺的新闻公告。她走进俱乐部后和丹尼尔紧紧拥抱在一起，几名爱尔兰侍者眼含着泪水跑进了餐厅。在女盥洗室，玛德琳无意中听到一位女士评论说肯尼迪罪有应得。奥尔布赖特说：
听了真让人寒心。跟所有的美国人一样，她在电视前度过了那个周末。
1996年双胞胎降生5岁时，玛德琳得知她又怀上了，凸起的大肚子让医生们认为又是一对双胞胎。玛德琳跟马西娅伯瑞克开玩笑说，她好像是诺亚方舟“成双成对”地生孩子。当时还没有检测孩子发育情况的超声波，她怀孕六个月时，医生给她做了X光检查，结果玛德琳怀的不是双胞胎，而是个发育不良的孩子，原因是她得了羊膜积水。玛德琳问医生：“孩子畸形的可能性有多大？”他的回答是：“情况良好。”玛德琳以为没听清，她说：“请让我再问一遍。”他的回答照旧。
双胞胎姐妹在母亲怀孕的头几个月里得了麻疹，曼杜拉考贝尔也记不清玛德琳小时候是否出过麻疹，医生建议她注射球蛋白预防。玛德琳心神不定，她向一名纽约医生询问堕胎的情况，她说：“我有足够的钱，可考虑是否去瑞典。”但医生告诉她，为时已晚，此时堕胎会危及她的生命安全，玛德琳只能坐等婴儿降生，束手无策。她说：“非常可怕，这绝对是我一生中最难熬的时候。我开始编织一件爱尔兰式样的毛衣，针法非常复杂，我必须集中思想。”
玛德琳分娩了，但孩子是个胎死，奥尔布赖特夫妇异常悲伤，但玛德琳同时也觉得如释重负。人们写信安慰他们，但玛德琳装不出一副人们想象中的悲痛万分的模样。她今天说：“很显然，这就是我认为女性应有选择权的原因。”她把那件爱尔兰毛衣保存至今。
乔担任出版人助理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1964年，他被指派担任新创刊的《星期六》杂志的编辑，这份工作更能发挥他的才智，接着他在萨福克分社担任都市夜生活版面及工作日版面的编辑，这些压力很大的工作需要当机立断，报刊往往以交稿的快慢衡量记者们的才干，并敲定头版新闻。吉姆托德曼说：“身为纽约的记者，他既不傲慢，也不武断，但也不参加每周一次的垒球游戏。我们认为乔温和有余，不怎么敢作敢为。”
“哈里船长”开始寻求一位闻名全国的强有力的人物经营《每日新闻》，一位能为该报带来应有的重视和名望的人，他选中了比尔莫耶斯——林登约翰逊总统的新闻秘书，莫耶斯和约翰逊在越战问题上的分歧而各奔东西，新闻界最高级别的职位极具诱惑力，使得这位雄心勃勃的得克萨斯佬难以抗拒。
对乔奥尔布赖特来说，任命莫耶斯对他的生涯不啻是个极其沉重的打击，使他在大众面前蒙受耻辱，因而感到极度伤心失望，连母亲的安慰也无济于事。约瑟芬奥尔布赖特在写给哈里古根海姆的信中说：“乔似乎对未来丧失了信心，这自然让我大失所望。在我看来，选择莫耶斯是一步高招，会给报纸增光添彩。我很乐意在适当的时候跟您谈谈您对乔的未来的计划。”乔本人也去见了哈里姨夫，问自己是否应当脱离该报。哈里后来写信给乔说：
因为你在主管人数众多的工作时没有取得十分突出的工作业绩，因而你的升迁暂时被搁置起来。在《每日新闻》，我已经为你打开了每一扇门，如果再提拔你，那对《每日新闻》及其股东而且从长远来看对你自己都是不公正的。”然而，《每日新闻》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乐意将乔的作用一笔勾销，托德曼说：“我们想他们两个都会被合理地安排。”
朋友们对乔表示同情。作为一名年轻人，他承受着在家族事业中成功欲望的巨大压力，他是个好记者，但不是一位叱咤风云的编辑，而一名优秀的编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报纸的影响力。当他在报纸的不同部门工作时，常常身不由己地担任一些力不从心的职位，得不到良好的锻炼，因而难以提高继承家族企业所需的领导才能。最重要的是，他从来没能向拥有该报51％股份总额的哈里船长证明过他的勇气。
生活在其他方面也非尽如人意。玛德琳仍在艰难地适应奥尔布赖特家的生活方式。他们家反犹太主义及孤立主义的观念可追溯至其祖父从英国移民美国的19世纪。锡西帕特森姑妈（约瑟夫梅迪尔帕特森的姐姐）跟弟弟一样来自共和国的中西部，她为自己是一名孤立主义者而深感自豪。拥有华盛顿《时代先驱报》的锡西拥护纳粹1939年入侵并强行瓜分捷克斯洛伐克，她在一篇社论中写道：“签订《慕尼黑协定》是天意。”她还批评弗兰克林D罗斯福付出太多帮助犹太难民逃离德国。后来，她在社论中露骨地暗示：对集中营及屠杀犹太人的连篇累牍的报道是在通讯系统供职的犹太人行政官员的夸大其词。尽管《时代先驱报》经营部及时地提醒读者锡西的第二任丈夫本人就是犹太人，她的观点仍给报纸的广告业务造成惨重的损失。他们家跟约瑟夫考贝尔坚持的政治主张和社会价值观相去甚远。
伊万和约瑟芬奥尔布赖特比一些亲戚要宽容一点，但和睦融洽地相处仍很不易。为了消除自己的儿子跟贫困的小难民联姻的看法，他们大肆渲染玛德琳的欧洲外交官的家庭背景。一位熟悉他们的朋友说：“他们把她看成是个捷克难民。我想他们喜爱她，也尊重她的观念，但他们总想把她纳入一个捷克高级外交官之家。”回想到早年在丹佛一家人入不敷出的日子，玛德琳会咯咯地笑着说：“假如他们知道……”
玛德琳奥尔布赖特的一位朋友坚持认为，老一代奥尔布赖特对继承权有着坚定的规定。如果乔撒手人寰，他的孩子和玛德琳可以继承他分内的财产，但她不能用这笔钱来资助她的父母或兄弟姐妹。
但是，年轻一代的奥尔布赖特的婚姻显然是稳定的，这一代中的许多女性将追求个人理想的愿望深藏心底，朋友们说玛德琳和乔则是互谅互让的一对。玛德琳忠告婚姻出现裂痕的朋友说，她和乔讨论过夫妻团结一致的重要性。马西娅伯瑞克说：“他们在抚养孩子等问题上的看法非常一致。”
12.考贝尔
在这次旅行途中，我心神不宁，这一点毫无疑问。
——玛德琳奥尔布赖特
1998年2月7日
玛德琳和乔奥尔布赖特的家庭生活红红火火，1967年5月5日，玛德琳生下了三女儿凯蒂。布鲁克林孕育万物的春天将姗姗将临，双胞胎姐妹很快就能在兰花盛开的仙境中嬉戏，雷姆森路的两边铺满了黄水仙，娇嫩得像婴儿面颊一样的粉白色花瓣含苞欲放。
那年夏天，玛德琳和乔决定去东欧旅行，玛德琳急切地盼望着回到故土布拉格。与奥尔布赖特夫妇一路同行的有玛德琳的研究生同学、好友斯蒂文戈尔德斯坦及其妻子马西娅伯瑞克。玛德琳和斯蒂文都来自东欧，这次旅行使他们有机会直接了解共产党统治的状况。对玛德琳和马西娅来说，跟丈夫结伴旅行是难得的幸事，奥尔布赖特家3岁的双胞胎安妮和艾丽丝，及4个月大的凯蒂跟保姆一起留在家里，马西娅和斯蒂文把两岁的儿子肯尼交给爷爷奶奶照看。重返布拉格让玛德琳心潮澎湃，因而她事先与驻华盛顿的捷克大使馆取得联系，以保证此行的人身安全。
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旅行，途中一些美妙的时刻让他们在很长的时间里兴奋不已，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以参观共产党博物馆的方式度假。60年代中期，东欧诸国谈不上是旅游胜地，三流的旅馆很少装有空调。房间里苍蝇乱舞，让人心烦。在驱车从罗马尼亚到保加利亚的途中，朋友们开玩笑说他们像是在“猪圈”中旅行。在维也纳，一行4人包租了一辆赫茨牌轿车，由乔、斯蒂文和玛德琳轮流驾驶，马西娅坐在后座上一动不动。他们开车从维也纳到布达佩斯，经由匈牙利东部的斯克尔尼基进入罗马尼亚。当他们穿越特兰西瓦尼亚山脉时，天开始下雨，一台打谷机陷进了路上的泥泞中。在等待的当儿，他们杜撰报刊标题打趣乔的门第：“打谷机的收获：帕特森的继承人。”马西娅想在此过夜，但玛德林不肯，她说这是吸血鬼出没的地方。她说：“我读过那些书，‘年轻夫妇在城堡留宿，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保加利亚，两位女士倒了霉，发生的小事故让她们好一阵子不能忘。在参观坐落于距索菲亚不远的山区胜地、建于10世纪的里拉修道院时，他们停下车让玛德琳和马西娅到林子里去方便。在没有注意地表上长的何种植物的情况下，女士们就各自蹲在一片有毒性的荨麻丛中，她们随即惊跳起来，大叫着跑出树林，当瞅见修道院场地中央有一喷泉时，她们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把身体浸到水里。马西娅说：“很神奇，还真管用，我们把它叫做里拉疗养喷泉。”
有一次，他们来到布达佩斯，走进一座收养年迈的纳粹大屠杀受害者的房子，受害者的臂上都刺着编号。这些幸存者孤苦伶仃，因为他们的孩子全遭杀害。玛德琳让乔解囊相助，乔捐了100美元，按今天的标准看这也是一笔不少的数额。马西娅开玩笑地说：如果乔的祖父约瑟夫梅迪尔帕特森（《每日新闻》那位守旧的出版人）得知外孙把家族财产的一部分捐给这个地方，会作何感想？
当他们跨过多瑙河从罗马尼亚进入保加利亚时，一行4人在一住宿处停车让马西娅和乔去方便一下。由于不认识西里尔字母，结果是马西娅进了男厕所，乔上了女厕所，他们出来后忍俊不禁。
在保加利亚的一天下午，趁两对夫妇喝茶的当儿，他们的向导讲解了这个地区存在的文化差别，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捷克人是东欧的犹太人。两对夫妇突然开怀大笑起来，让向导困惑不解，他当然不知道他刚才侮辱了他身旁4个人中的三位。
在穿越南斯拉夫和奥地利的国境时，乔第一个把护照递给哨卡卫兵，卫兵的声音充满了迷惑：“约瑟夫梅迪尔帕特森奥尔布赖特，四个名字？”乔以为卫兵说的租车证明，他就指了指衬衣口袋里的钱包，说了句：“赫茨。”卫兵听成了“赫兹”，（德语的意思是心脏）。他以为乔突发心脏病，就立即打开哨卡大门，还给他们指了指前方路上一座带有依稀可见的红十字标志的建筑，他们笑个不停地驱车驶过哨卡。
旅途有好玩的事，也有令人伤感的事。在贝尔格莱德，他们绕着玛德琳曾和父母一起居住过的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观看，玛德琳给他们3个指了指她小时身着捷克民族服装、手拿鲜花站过的大使馆阳台。她用玩笑的口吻对马西娅说，她应当去地下室找一些当年举家逃难时遗留下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已经永远地遗失了。
时间过得飞快。在维也纳把租来的车归还后，他们乘火车去布拉格，这段旅途让玛德琳精神最紧张。随着火车
眶呼哐咚”驶向前方，她神情肃然，不知该不该当众讲母语捷克语惹人注意。伯瑞克说：“她忐忑不安，寡言少语，我们不再开玩笑。”其他3人在火车过道里走来走去消磨时间，玛德琳一直坐在包厢。到达布拉格后，他们发现捷克中央旅行社已把他们安排在一家偏僻的旅馆，一名旅馆搬运工捏着行李标签念名字。马西娅说：“我走近乔说我去站在行李旁，或许我们有点过分敏感，但就在那时玛德琳意识到我们已被人监视。”他们决定只好让玛德琳用捷克语交涉，以找到更自在更方便的住处。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就被安排在温常塞斯拉斯广场边上的阿尔克伦饭店。广场是新城区的中心，民众发泄不满情绪的场所。
一天，他们参观了考贝尔一家战后从英国归来居住的宽绰的公寓，位于赫拉德昌尼广场上。一行人敲了敲门后，被人邀请到里面观看。当年小玛德琳的卧室现在变成一家人住的房间，这一情景唤回了痛苦的记忆，让玛德琳感到一阵悲凉。
他们在参观期间，布拉格的局势很紧张。美国联合分配委员会（援助海外贫困犹太人的救济机构）执行副主席查尔斯乔丹最近失踪了，他走出下踏的饭店买报纸，就再也没人见过他。几周后，他的尸体漂浮在布拉格伏尔塔瓦河黑沉沉的水面上。
整个东欧周期性地发生排斥犹太人及犹太人组织的事情。1967年，以色列和邻国之间爆发了“六日战争”，在其后的几个月里，排犹运动进一步高涨。据《纽约时报》报道，情形十分紧张，甚至正常情况下接待西方游客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包括党员），都劝告他们（游客）：“不要来，不要打电话，甚至不要写信。”奥尔布赖特夫妇和朋友在事件发生仅仅一个月后来到了布拉格。
马西娅伯瑞克还记得有一个下午使玛德琳肝胆俱裂。在玛德琳启程前往布拉格之前，她母亲收到彼得诺瓦克的一封来信，敦促玛德琳有时间去看望他一下，诺瓦克是一个有名望的犹太家庭中唯一存活的成员。1938年纳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他们家曾帮助过考贝尔一家，把他们夜复一夜地隐藏到他们家在布拉格周围的庄园住宅里，使考贝尔一家得以逃出盖世太保的魔掌。
考贝尔一家战后重返布拉格发现，除一人之外这个家庭成员已全遭迫害之死，唯一的幸存者是个十几岁的男孩彼得，一个曾在欧洲各地音乐厅里演奏音乐的神童大提琴手。纳粹分子把男孩及他的全家关进了塞雷谢恩思达德集中营。在那里，他们割开他的手腕，切断他的腕部神经，使他永远无法再演奏大提琴，让他生不如死。
玛德琳看望彼得的那天下午，奥尔布赖特旅行团成员分头行动，希望以此逃脱秘密警察的行动。斯蒂文朝着他参观的一所大学的方向走，乔顺着另一方向，马西娅伯瑞克不紧不慢地跟在玛德琳后面，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使人不会认为她们是一伙，同时也能密切注视她的朋友，确保她的安全。伯瑞克说：“简直跟詹姆斯邦德影片里的情景一样。但是，她感到恐惧不是毫无缘由的。”
奥尔布赖特现在只能回忆起当年片断情形，她说她找到了彼得的住所，两位上了年岁的妇女前来迎接，她们是玛德琳父母的朋友，住贝尔格莱德期间曾来看望过考贝尔一家。玛德琳猜想这两个妇女也许在照料已患胃癌濒于死亡的彼得，其中一个手指僵直，是神经受到损伤的结果。她们讲起一件奥尔布赖特从未听说过的事情：由于她父亲曾是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他上了盖世太保重点缉拿的黑名单，并被缺席判处死刑。玛德琳听后震惊不已，难以自持。
伯瑞克说，奥尔布赖特回到饭店后昏然倒下，肝胆俱裂，抽泣不已，她不停地哭道：“多亏仁慈的上帝！多亏仁慈的上帝！”马西娅把朋友搂在怀里减轻她的痛苦，伯瑞克说：“她反复地诉说彼得一家为了救自己一家才使彼得落到一无所有、无依无靠的境地。”他反复跟她讲，他们一家即使没那样做，或许会逃出去，或许仍灾劫难逃，但他的劝说无法使玛德琳稍感安慰。
由于不敢在饭店的房间里谈论重要的事情（他们认为房间安装了窃听器，也许实际情况正是如此），朋友们就到饭店大厅里听玛德琳听说的事情。她一边讲述跟两位妇女的谈话，乔在一边不停地用车钥匙把咖啡桌敲得叮当响，使窃听装置难以接收清她说的话。
玛德琳告诉大家彼得被关在集中营里数年。1967年夏，在奥尔布赖特夫妇到达布拉格前不久，他领导了一次在温塞斯拉斯广场举行的支持犹太复国主义集会，以声援
六日战争的以色列，但随后被捷克政府拘捕。他告诉捷克当局：“我会在你们监狱的污浊空气中死去，或死在布拉格污浊的空气中，因为我身患胃癌，死期将至。”他们放了他，不久他就死了。
约瑟夫考贝尔上了纳粹的黑名单，或许是因为他是捷克政坛精英中的一分子，或许是因为他的犹太人家庭背景。伯瑞克说她肯定玛德琳和彼得并未讨论考贝尔家的传统，她说：“（如果讨论的话）她会对我说的。”
奥尔布赖特现在说她记不清那天下午的情景了，甚至不记得是否见到诺瓦克，从那时她才得知他跟她是亲戚，他们的祖母是姐妹。但她的确记得当听到父亲被缺席审判时受到的强烈震撼，她说她从未对父母关于祖父母死于战时的说法产生过怀疑。
这几位美国人在布拉格还有另一嘱托。弗兰克戈特利勃，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同学（也是捷克人），请他们给他的父亲带个礼物，他父亲担任布拉格交响乐团的第二小提琴手。斯蒂文和马西娅去音乐厅送礼物，但人不在，他们就把礼物留了下来。那天晚上，那人来到饭店向他们表示谢意。他看到4位朋友正坐在大厅里喝饮料，就态度恭敬地对马西娅（而不是玛德琳）说，他给她带来一件特别的礼物。他打开包，掏出一只木制的杯子说：“我给您带来了一只‘考贝尔’。”马西娅眼睛一亮，对礼物特别感到兴奋，她叫道：“天哪，真是个巧——”，话没说完，玛德琳在桌子底下朝她的小腿狠狠踢了一下。那人走后，马西娅转向玛德琳，一脸困惑不解地问：“你不觉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真是个巧合。”玛德琳的回答既快又简单，厉声说：
这不是巧合！“考贝尔”一词是过时的捷克用语，一般不在日常会话中使用，玛德琳解释道：“这就好像一个人在说：请到我家里来喝一杯葡萄酒。”那人用这种方式向她暗示当局知道她就是玛丽简考贝尔——一名叛逃者的女儿，她的理解是，他在警示她小心为上。
13.苛刻的教授
在教过我的教师中，布热津斯基是独一无二的最优秀的教授。
—玛德琳奥尔布赖特
1997年2月6日
攻读研究生对多数人来说相当不易，对一位因丈夫的工作每隔几年就需举家搬迁、和是3个孩子的母亲来说，读研究生则是对身心的巨大的挑战。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在读博士学位时曾3次中断学业，但最终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从1963年入学算起历时将近13年。
当年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专业有两位泰斗：马歇尔舒尔曼和兹比克纽布热津斯基。舒尔曼是温和派共和党人，讲起话来心平气和，表达力强，曾在杜鲁门执政期间担任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苏联事务顾问。舒尔曼在70年代就预言：冷战将随着国际关系的缓和而结束，苏联将变为更温和的世界公民。他论证说东西方之间的对抗实质上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竞争，而美国过度地强调武力解决。布热津斯基则认为此种论点即使不是危险的，也是愚蠢的。布热津斯基1929年出生于波兰，长在法兰西和德国，1938年逃亡加拿大，是个偏激的反共分子，一个主张强硬路线的民主党人，他对苏联及东欧的看法远比共和党保守得多。
奥尔布赖特发现布热津斯基对她具有一种特别吸引力，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同是东欧人，有着强烈的反共意识，也因为敏锐的才智及率直的品性。他是个非常严格的教授，要求学生们上课要有备而来，无论学生学得多么刻苦，他总是迫使他们还要努力。他那犀利的目光会把人看得心惊胆战，他会连珠炮地逼问：“你是如何把这个给弄出来的？内容、出处、原因？”学生的回答必须简明扼要，论据无懈可击。他说：“如果学生提出某项政策，我会让学生告诉我如何使这项政策得到采纳、实施，如何排除可能出现的障碍。不然的话，我会说，‘这不是一项政策，只是一种愿望，而我对想象虚构不感兴趣’。”
他回忆起在哈佛大学研究院苦读时，选修了很有名气的社会科学教授巴林顿穆尔的课程。大部分同学交的论文多达80——90页，而布热津斯基的只有9页长。他说：“我当时想，‘好家伙，这回我可要玩蛋。’但后来我可能得了班上的最高分，穆尔在论文背面写道，‘有的放矢’。我从那时懂得了文章再长弥补不了内容的空洞。”这一点布热津斯基对自己的学生也时常这样讲。
如果学生作业的评分得了A，教授会写几句祝贺的话，因为能得A的学生少而又少。在学生们的眼里，他的评语很有意思”或“干得好”是最高的奖励。他说教学的关键在于教会学生站起来跟教师面对面地交流：“我站在课堂上不光是为了鼓励学生。”他很少在学生或下属面前失去自制，但他用不留情面的讽刺和挖苦使人自感不学无术、愚不可及。很自然，他的态度引起一些人们对他的憎恨。
可奥尔布赖特已磨炼出一种不可思议的、坚忍不拔的品性，能赢得让其他学生胆战心惊的教师的尊敬，从而成为布热津斯基的得意门生。他尊敬她的组织才能及接人待物的落落大方，私下里他承认自己很难相处，而佩服她跟他交往的本领。
他们对自己的专业领域—东欧和苏联——有着是非分明的看法，美国对抗的是一个腐败的制度，而他们对这个制度有着亲身的感受。坚持强硬路线者的根本设想是，加快军备竞赛会使美国超出苏联而处于优势地位，他们支持加速这一步伐。在1962年爆发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布热津斯基给肯尼迪总统的顾问亚瑟玛德琳施莱辛格拍电报催促采取强硬行动：“进一步延误轰炸导弹基地将丧失利用苏联优柔寡断的机会。”
在哥伦比亚大学布热津斯基的班上，女学生寥寥无几，奥尔特赖特认识到要想获得别人的尊重，就必须比男生付出更大的努力。奥特布赖特担任国务卿之后不久对《时代》杂志记者说：“布热津斯基是教过我的独一无二的最优秀的教授。1965年我选修了他讲授的《共产主义比较》，这是我学过的最精彩的课程。他总是期望学生能最大限度地表现自己的才智，他布置的作业有一半需用俄语完成，他非常尊重学生，因势利导，条理清晰，出口成章，他提高了我的分析能力。在校时我拜读了他的每一部作品。他具有这种能力，即能把思想概念化，但并不一成不变。我确实认为从不调整战略或思想的战略思想家不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60年代末是美国的政治生活充满对抗的时期。学潮席卷校园，学生抗议国家在越南的军事集结，抗议生活舒适、注重地位的美国中产阶级的实利主义，及诸多公民权问题。在大学校园里，一方是以留长发、吸大麻作为反叛象征的反战激进分子，另一方是黑人力量的鼓吹者，两种势力干扰各自的学习进度和计划，使校长们焦头烂额。
哥伦比亚大学也非世外桃源。1968年5月，正当图书馆西侧淡紫色的杜鹃花盛开的时节，反叛学生占据了5座大楼将近6天之久，在一民主社团及美国黑人学生协会的左翼学生的领导下，示威者跟警察发生了冲突，造成130人受伤（其中包括12名警官）、698人（多数为学生）被捕并被指控非法侵入、拒捕或两者兼有。《时代》杂志报道说：毫无疑问，“该校1.7万名学生及2500名教职员工中的大部分支持罢课的初衷，但示威者囚禁校方人员、闯入办公场所破坏公物也使许多人感到极度的震惊。”
奥尔布赖特对示威活动漠不关心，她的反战态度远没有她的反共态度来得强硬。她在这一时期写了一篇论文，拿铁托和胡志明进行对比，指出共产主义体系的差异。她快而立之年，是3个孩子的母亲，丈夫已服过兵役，因而示威活动让她感到厌烦。她今天说：“我觉得他们是帮可恶的家伙。图书馆即将关闭，丢下孩子去学校需做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学生正在参加口试，而示威者却从窗户爬进来。这是我生活中的极其特别时期。”
那年春天，奥尔布赖特被授予政治学专业硕士学位，她那一年的大部分时间用来撰写论文：“苏联外交机构：精英人物的形象。”这是一篇百页长，干巴巴，学究气十足的论文，没什么新意也不足为奇，因为苏联是个保守封闭的国家，报纸上的苏联领导人也只有姓而没有名。在某一章节她饶有兴趣地谈及跻身苏联高级外交人员之列的女性的状况：“尽管苏联产生世界上第一位女大使克伦泰夫人，其他111名外交官全部为男性。”
奥尔布赖特是参议员罗伯特F肯尼迪的崇拜者。肯尼迪参加了1968年的总统选举，以挑战约翰逊总统推行的越战政策。4年前，当肯尼迪竞选参议员来到《每日新闻》报社寻求支持时，奥尔布赖特认识了他。她今天说：“我觉得他富于献身精神，而且精明强干，是个极富魅力的人。”威妮弗雷德说她和奥尔布赖特参加了1968年肯尼迪竞选总统时在长岛举行的集会：“博比成了我们的政治英雄，我们赞同他在公民权利及社会公正问题上的立场。”
但悲剧再次发生。肯尼迪在举足轻重的加利福尼亚选区民主党初选中赢得了胜利。6月4日，正当他在洛杉矶的大使饭店发表胜利演说时头部中弹。其时，乔奥尔布赖特在纽约任《每日新闻》编辑，午夜后他给威妮弗雷德的丈夫、一名泌尿科专家打电话，请他从专业的角度判断肯尼迪存活的机率，弗雷德也一筹莫展。两家人整个夜晚都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当肯尼迪死亡的消息传来时，他们感到万念俱灰。威妮弗雷德说：“这比约翰F肯尼迪的死亡对我们的打击更沉重，我们觉得跟他很亲近。”
硕士学位获得之后，奥尔布赖特便接着攻读博士学位，跟30多年前父亲的情况一样，这一学位使她的名字前加上博士的头衔。她的博士论文选题是研究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布拉格之春”事件中新闻媒体所起的作用。这一短暂的自由化时期刚刚开始几个月，即于1968年8月20日被隆隆开进的苏联坦克宣告结束。想到去年夏天参观布拉格期间由于心事重重而无暇顾及高涨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时，奥尔布赖特就感到心疼。
然而，在哥伦比亚大学搞研究期间，奥尔布赖特结识了来访美国的几位捷克持不同政见者，其中之一是基里迪恩斯特皮尔，一位放浪形骸的年轻记者、前共产党员、布拉格电台驻纽约记者。迪恩斯特皮尔说：“有人问我是否愿意帮一位撰写以“布拉格之春”为主题博士论文的女士，我成为她的非正式顾问。那是捷克国内剧烈动荡的时期，我随时都可能被召回，我是个反社会主义者。”
1969年9月，迪恩斯特皮尔接到召回通知，但他向上司回电说他正在休假。他把5岁的儿子送至加利福尼亚朋友家，然后携妻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周游美国，于1969年11月30日31岁时回到捷克。共产党领导人吊销了他的护照。直到1989年11月，他的老朋友、老同事瓦茨拉夫哈维尔宣布“丝绒革命”成功从而推翻了统治41年之久的共产党政权后，他才重返美国。多年来，奥尔布赖特一直跟迪恩斯特皮尔保持联系，在定期去布拉格旅行时去拜访他。哈维尔于1989年出任捷克共和国总统时，任命迪恩斯特皮尔为第一任外交部长，在奥尔布赖特于1990年来访时迪恩斯特皮尔把她介绍给哈维尔，当时她正在为全国民主协会执行一项调查任务。
14.十字路口
她是我所任过职的委员会中最出色的主席。
——哈里麦克弗森，华盛顿名律师、老牌民主党人
1997年3月25日
1968年，奥尔布赖特一家搬到了华盛顿，但他们没有卖掉在长岛的房子，而定出租，其中一位寻租人是吉恩肯尼迪史密斯，还带着嫂子埃塞尔肯尼迪一同前来。玛德琳被名人给迷住了。威妮弗雷德弗莱恩德说：“她兴奋极了，赶快打电话让我过来亲眼见证肯尼迪家的人来看她的房子。”
在华盛顿，奥尔布赖特一家买下一栋别致的三层红砖房，距以前住过的房子很近，离乔治敦大学就更近一些，入口处的环形楼梯使它有别于街区上的其他住房。凭着乔的家族的关系，他们很快走入了首都灯红酒绿的社交圈。他们在新居举行反就职典礼晚会以哀悼理查德尼克松入主白宫，晚会的客人包括爱德华M肯尼迪参议员及J威廉富尔布赖特。
玛德琳像同代的许多女性一样，在空余时间积极参与社区事务。60年代末，妇女运动正越来越频繁地见诸报端，已婚有孩子的妇女是否应当出家门工作是当时的热门话题。奥尔布赖特夫妇将女儿送进首府最知名的私立学校之一的比维尔小学，该校位于圣奥尔本斯山顶的华盛顿国家大教堂的场地上，俯瞰整个城市。玛德琳决定把空余时间奉献给这个学校。
她在1968年参加了比维尔小学理事委员会，后来成为该委员会的第一位女主席。曾任约翰逊政府白宫律师的哈里麦克弗森说：“她是我任过职的委员会中最出色的女主席。她博于学识，善于理财，精于政治，尽管我们最终没能实现我们的目标。”
他们的目标可不简单。在1965至1979年间主持校务的比维尔小学校长弗兰西斯博德斯的支持下，奥尔布赖特和麦克弗森发动了一场改变比维尔学校教学体制结构的艰苦卓绝的运动。博德斯说：“我感兴趣的是更能吸引孩子们注意力的教育方法。这里的教学方法教条僵化，孩子们不能体现自己的个性，是玛德琳引进了新概念。”他们想扩大学校规模，并以吉恩皮亚盖特的理论为基础设计课程。
博德斯介绍奥尔布赖特了解了这位著名的瑞士心理学家的思想，他对了解儿童智力发展过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50年代末到60年代，当皮亚盖特著作的英文版在美国出售后，为美国的教育危机忧心忡忡的教育家们研究他的理论获得新的思想。
皮亚盖特认为儿童构筑现实的方式与成人有所不同，儿童需经历秩序固定的认知阶段，皮亚盖特的结论之一是，在儿童期的第三阶段（10至11岁之间）结束之前，他们一直生活在天真烂漫、充满幻想之中，一切都那么新奇好玩。麦克弗森说：“皮亚盖特认为如果你把儿童看成是天真无邪的孩子去教育，你就应当为他们提供相应的环境，直到他们自然转变为止，比如在没有完成自然转变之前，使他们离开温和、随意、充满温情的环境进入现实、严厉、僵化的环境会对他们造成损害。”换句话说，十一岁前为孩子们提供一个自由发挥、自由实践的环境比一个充满条条框框的环境对他们更有益。
比维尔小学招收从幼儿园到3年级的学生，它被看成是一所预备学校，学生毕业后直接升入同在大教堂场地上的另外两所学校——圣奥尔本斯男校和国家大教堂女校。这两所学校共同奉行的高标准、严要求使学校的竞争气氛极为浓厚，给学生及家长都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博德斯和奥尔布赖特相信，如果把比维尔学校的招生范围扩大到5年级，年龄较小的孩子将在更宽松、更有益的环境中身心健康成长。博德斯说：“孩子在5年级时会产生一种变化，这种变化标志着儿童早期阶段的结束，新阶段的开始，它还能培养孩子们领导技能，对低年级的孩子也有帮助。我们认为在该校多上两年再升入其他学校对孩子们更有好处。”
麦克弗森说计划最终没能成功，不是缺乏教学人才，而是由于圣奥尔本斯及国家大教堂两校不愿放弃低年级学生家长捐赠的可观的款项。
奥尔布赖特在学校从事的其他活动更富有成效些。过去，学校招收的学生几乎是清一色的白人孩子，她致力于改变生源民族结构。博德斯说：“我1965年来这里时，幼儿园每个班上只是象征性地有一个黑人孩子。”
作为委员会主席，奥尔布赖特要求所有的理事自愿参与委员会事务，如果不参加会议，即便他们是华盛顿的知名人物，她也照样毫不客气地找上门来，建议他们要么让位给可能为学校真正做出贡献的人，要么来开会。一名林登约翰逊的前助手、现为电影业院外活动集团主要成员的杰克瓦伦蒂也面临过这样的问题，并认为她的责备有道理。他说：“我整天到处跑，是委员会的缺席成员。”
玛德琳还成功地说服委员会在每个年级增加两个班，以吸收该校学生的兄弟姐妹。博德斯说：“我钦佩并欣赏她的思维方式，她是个非常诚实的女性，遇到问题迎面而上，不逃避。”
这几年乔的日子过得也不安稳。1968年夏，哈里古根海姆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他把原因归咎于肝炎和关节炎，但经医生诊断，他还患了前列腺癌。
其时，他正为《姗姗而来的裸体陌生人》一书的出版万分恼火，这本书出自一帮《每日新闻》记者的笔下，其目的是为了嘲讽畅销书作家哈罗德罗宾斯及杰奎琳苏珊。这帮记者和编辑每人撰写了一篇内容朦胧的文章，然后拼贴在一起以“佩内洛普阿什”的名义出版，封面是一个身材匀称的裸体女人的臀部特写。这个大杂烩在畅销书排行榜上急剧上升，后为一名了解作者底细的《联合报社》记者揭出了“佩内洛普阿什”的底牌。其中一个章节里描写的一个人物露骨地影射“哈里船长”，上面写道：跟巨头会面这疲惫不堪的老雄狮，铁石心肠的残废汉……当裸体的陌生人姗姗而来，他的轮椅又多了一项功能。”其结果可想而知。吉姆托德曼说：“哈里犹如一头咆哮的困兽，他要查明是谁写的，可莫耶斯也不清楚，这是他们俩不和的开端。”
不到一年，古根海姆和比尔莫耶斯之间的关系已濒于破裂。他们长期以来就政见不同，与此同时，国内对尼克松结束越战的策略持怀疑态度的人也越来越多，古根海姆相信在莫耶斯社论的左右下，他的报纸已开始去迎合尼克松，让他更为不满的是，《每日新闻》对1969年10月15日举行的全国性反战示威的报道，他在给莫耶斯的便笺中写道，《每日新闻》“受了反战示威组织者的蒙骗……我们的左派员工们不假考虑地接受宣传鼓动的影响。”
在莫耶斯看来，古根海姆那年秋天得了轻微的中风。第二年8月份，哈里船长中风更严重，随着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他变得越来越令人难以捉摸，越来越偏执。他决定将《每日新闻》转让给拥有《洛杉矶时报》的时代镜报公司，据托德曼说，转让的条件之一是莫耶斯离开该报。雇员们都寄希望于持有《每日新闻》股份总额百分之四十九的奥尔布赖特家族收购该报，一间新闻编辑室的布告栏上钉着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为乔祈祷。”乔的母亲约瑟芬奥尔布赖特从意大利旅行返回后与姐夫哈里通几次电话，但无法说服他改变主意。他说：“您的孩子都是新左派，我不赞成。”当古根海姆跟《洛杉矶时报》的出版人奥蒂斯钱德勒达成协议后，乔奥尔布赖特要求钱德勒让他经营该报，但遭拒绝。钱德勒说：“我们的风格大不同。”既然家族成员不能主管报纸，奥尔布赖特家族把他们拥有的份额也转让给时代镜报公司，该公司以3750万美元购得他们持有的约49％的股份总额，包括普通股及可兑换优先股，比哈利船长转让51％股份总额的所得多出约五百万美元。1970年10月27日，该报被移交给发展迅速的西海岸联号。1971年3月，在该报供职十年后，乔奥尔布赖特宣布辞职，声明从4月份开始生效。
1971年9月，爱德华戈德斯塔克在科罗拉多拜访了约瑟夫和曼杜拉考贝尔。考贝尔邀请他的捷克老同事、老朋友到丹佛大学讲课。戈德斯塔克到达后发现考贝尔动了胃溃疡手术后住在医院里。戈尔德斯塔克说：“我到医院看望了他。”自此，俩人再未见面。
15.苛刻的参议员
他是美国公务员的典范，他头脑清醒，有判断力，是个强硬人物。这一点毫无疑问。
——玛德琳奥尔布赖特
1997年2月6日
哈里麦克弗森认识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已经数年，为她在资金筹措方面的能力深为叹服。富有的民主党人，比如帕梅拉和艾夫里尔哈里曼，依仗其社会关系为本党筹集资金。跟他们一样，奥尔布赖特夫妇的社交圈中腰缠万贯的朋友比比皆是。麦克弗森是马斯基的顾问，俩人的关系不一般，他请奥尔布赖特帮忙筹划为缅因州参议员埃德蒙S马斯基筹措资金举行的晚宴，这位参议员是1972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热门人物。为马斯基做问题研究的谢皮阿布罗莫威茨鼓励奥尔布赖特接受任务。他说：那些晚宴没完没了麻烦透了。玛德琳负责克利夫兰公园主妇委员会，她们出售入场券、打电话预定餐桌，玛德琳干起来像个行家里手。”
4年前，马斯基与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同获候选人提名，后来约翰逊总统决定不再竞选连任的情况，汉弗莱以替代人身份参与竞选。尽管他们没有战胜理查德尼克松，马斯基那头脑清醒、稳健可靠的政治家形象，为他获得强势竞选者的声誉。
在1972年初选季节到来前，新闻媒体普遍看好马斯基，认为他会击败汉弗莱和来自南达科他州的参议员乔治麦戈文，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在反战情绪将约翰逊拖下总统宝座的四年后，越南战争仍在继续耗费着国家的财力，使民众失去耐心，反战的呼声一浪比一浪高。实际上，竞争总统候选人提名早在尼克松当政后的第一年夏天就拉开了帷幕。当时，肯尼迪兄弟中的年轻参议员爱德华M肯尼迪在查帕奎迪克岛一座桥上，由于车祸致使一名曾为博比（罗伯特肯尼迪）竞选效力的年轻女性溺水身亡，随后，他驾车逃逸。他承认当时他感到惊慌失措，因而眼看着该女士被困在车中而驱车逃离事故现场。这件事对肯尼迪人格的质疑取消了他的参选资格，使马斯基的支持率大幅上升。这位缅因州参议员的忠心耿耿的工作人员印制了一种带有“FMBTB”字样的圆型小徽章，“FMBTB”意即“拥护桥前的马斯基”。玛德琳就是个“FMBTB”成员，在华盛顿商业区K大街1972号马斯基竞选总部与热情能干的一帮人马共事。马斯基的资深顾问、环境专家里昂比林斯说：“准确地说，她那时还是个‘实习生’，是个志愿者。”
对当代初涉世事的年轻女性而言，实习指的是她们二十一二岁时在夏季干的零活，这种零活使她们获得对某一机构一知半解的了解，与其说是出于兴趣，不如说是增加个人简历的内容。1972年，35岁身为母亲的玛德琳，初次踏上工作岗位。
当马斯基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失败并退出竞选后，他请求玛德琳继续在他的参议员工作班子里效力，但她的孩子们尚小——双胞胎11岁，凯蒂5岁—而且她还在撰写博士论文，因而签约做一名兼职志愿者。比林斯说：“玛德琳让我想起我亡妻，她没有获得工作机会。在60年代，这些女性呆在家里料理家务，要想重新进入社会获取工作并确立自己的位置极其困难。玛德琳的出色之处在于她不仅跨了进去，而且如此成功，这是个灰姑娘式的故事。”
1975年，马斯基开始着手竞选第三任参议员的准备工作。来自缅因州的年轻国会议员威廉科恩是位名声日高、第一任期内的立法委员，他是众议院立法委员会中投票赞成弹劾尼克松的几名敢为的共和党党员之一。此举给缅因州无党派选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被视为是马斯基的潜在对手。马斯基一直忙于总统竞选，而没能对缅因州事务投入足够的精力，他的工作人员担心选民会背弃他，因而督促他更多地关注缅因州事务。马斯基充实了对选民的服务内容，比如解答询问，回复信件，并着手扩大竞选赞助人的范围。
他看中了在筹措政治活动经费中表现非凡的奥尔布赖特，他欣赏她井然有序的工作作风，她具有简明扼要地表述问题的能力。1975年，担任马斯基的外交及国防政策司法助理已两年半的阿兰普拉特离开了工作班子，奥尔布赖特填补了他留下空缺。
尽管奥尔布赖特的专长是外交事务，但她实际上是个多面手，关注诸如邮政、健康、老龄、福利、社会保障及政治事务等国内问题。事实上，奥尔布赖特为马斯基效力，使该参议员花在外交政策事务方面的时间减少了。1971年，他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中获得一席位，并开始认真地考虑竞选总统一事，但也感到自己在外交事务方面经验不足。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阿肯色州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委派马斯基负责欧洲事务小组委员会。1973年，马斯基换任军备控制及国际法、国际组织小组委员会主席。从1975年起，他主持参议院预算委员会工作，其结果是在70年代后5年的时间里，马斯基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预算和环境问题中去。
尽管如此，奥尔布赖特仍忙得不可开交。处理各种各样的国内政策问题的同时，她还负责该参议员办公室的立法组，与众多参议院委员会工作人员协调立法事务；她负责审批马斯基写给其他国会议员、冠以“亲爱的同事”称呼的信件；监督核查涉及所有问题的来往信件及议会采取的一般性行动。马斯基是个固守陈旧观念的人，不善于跟职业女性打交道。在50多人的该参议员工作人员及数个小组委员会中，只有两名女性担任高级职务，奥尔布赖特是其中之一，她已年届不惑。
虽然她为此感到烦恼不安，但她从不流露，也不抱怨。当她的许多朋友为妇女运动大声疾呼、要求同工同酬、争取她们被剥夺的就业机会的时候，奥尔布赖特更倾力于融入这个由男性主宰的工作世界，对男同事的玩笑也开怀大笑，没有咄咄逼人的气势更使他们感到不安。里昂比林斯说：“玛德琳融入男孩之中如鱼得水。这明摆着是个男人的天地，如果想在这个天地中有所作为，女性需要参与，而不是抗议。”
70年代中期，美国的就业市场是男女同战的战场，多数男性和女性对妇女运动不甚了解，即使一知半解，女权运动领袖刺耳的呼声使他们更为反感，她们号召女性脱去胸罩，停止剃腿毛，走上街头争取平等，更重要也更为关键的是许多男性和女性都认为男女平等的观念具有危险性。一位比奥尔布赖特晚五年毕业的韦尔斯利六四届毕业生、美国广播公司记者科基罗伯茨说：“那时主张男女平等是自找苦吃，你得跟男性同事打成一片，这是个动荡的时期。”
混乱的经济状况使这一时期更加动荡不安，高通胀、高利率及呆滞的经济迫使成千上万对夫妇改变原先一人工作养活全家的传统，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维持生活水准的唯一途径就是夫妇双双外出工作。
奥尔布赖特的大学好友埃米丽麦克法夸尔说她和奥尔布赖特经常争论男女平等主义。跟奥尔布赖特及其他许多毕业后结婚的同学不同的是，麦克法夸尔毕业后前往伦敦从事记者生涯。她说：“我是个坚定的男女平等主义者。在玛德琳涉足工作领域的最初岁月，她并没有遭遇到那种性别歧视，在为马斯基效力及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期间，她也没有感受到，直到在联合国工作时她才有了真实的体会。所以直到近来争取男女平等才成为她的一项重要事业。”
在马斯基聘用奥尔布赖特期间，他的办公室只有几个担任高级职位的女性，即使在美国国会也为数不多，特别是在外交政策领域。最著名的女性包括为得克萨斯州参议员劳埃德本特森处理外交事务的萨莉谢尔顿；为威斯康星州参议员杰洛德纳尔逊效力的波拉斯特恩；及在华盛顿州参议员亨利M杰克逊处工作的多萝西福斯迪克。后来跟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科尔比结婚的萨莉谢尔顿说：“其余都是男性，找遍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几乎看不到女性的影子。这是一段女性发展艰难的时期。”
如此的艰难，以至于在1975年2月当《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威廉萨费尔写一篇有关“老同学通讯录”的文章时，他只提到了3位值得一提的女性：谢尔顿；杰西卡爱因霍恩，一位财政部货币办公室的低级办事员、现为世界银行高级财务官员；多里斯基恩斯，一位曾在约翰逊白宫供职的哈佛大学教授。萨费尔写道：“跟老同学一样，新同学也倾慕女生，但不倾慕事业伙伴的女生。”
马斯基也许是个“老同学”，带有一些“老同学”的大男子主义，但他是个极其正直的人，他尊重助手，无论男女。艾伦普拉特说：“他平等对待每一个人有好有坏。依我看有些参议员在政治上不够端正，跟女助手有着不正当的关系，这跟马斯基联系不上，他很难相处是主要因为他对工作人员的要求非常苛刻”。奥尔布赖特后来表示马斯基平等对待下属助手的做法——无论男的、女的、新的、老的——给她一种有身份的感觉和自信，这对她日后的成功至关重要。
马斯基的不偏不倚是祸福参半，他有国会参议员中名副其实的最难伺候的名声，他头脑敏锐，但脾气暴躁。马斯基要求他的工作人员简明扼要地组织材料，要搜集足够的背景资料以备回答他可能提出的任何问题。他以审问的方式考验属下，工作人员面临的挑战就是对付他的野蛮盘问。里昂比林斯说：“马斯基恫吓每个人，几乎把每个人都吓哭过，也包括本人。他会大嚷大叫，恶毒咒骂，他是如此极端地蛮横，以至于你离开他的房间时，不仅怀疑他的、也怀疑自己的脑袋是否清醒。”比林斯说有的立法助手害怕跟他呆在一个房间里，而用备忘录跟他交流，而玛德琳不这样，她定期向马斯基作简短的汇报，耐心地简述问题，有条不紊解释其他参议员送来的决议案堆积起来的原因。比林斯说：“我想我从未见过玛德琳羞愧难当，没见过她被吓倒，也没见到她哭过。”
这只是由于在办公场所她控制着自己的感情。许多男性认为女性过于冲动不能委以重任，而眼泪只能证实他们的看法。马斯基的立法助手、跟奥尔布赖特合用一间办公室的安妮塔詹森说：“她宁肯杀了自己也不肯当着里昂比林斯的面哭泣。”但马斯基有时冷酷无情，他跟助手发生的冲突有时近乎一场战争，他坚持认为助手逼迫他到处奔波，参加没必要的活动，没人跟他过于计较，但他的声讨却没完没了，这时候，玛德琳会嚷道：“你当我是谁？是一管任你挤了又挤的牙膏吗？”偶尔，在侮辱性的攻击令任何人无法抵御时，奥尔布赖特会噙着眼泪退缩到办公室的洗手间，这不仅仅是因为马斯基的火药筒脾气，还因为当每一位助手坚持优先考虑自己提出的问题时，大男子主义时常作乱的那种氛围。詹森说：“那些家伙们总是翘起大腿说这是我的地盘。相信我，对我们许多人来讲，这种环境糟糕透了。但不允许你说些什么，因为第一，这样做行不通。第二，你想保住饭碗。玛德琳应付得很老练，我从未见过她变得无言以对，但我却做不到。”
当奥尔布赖特和詹森受够了时，她们就撇开办公室，来到她们戏称为“粉色王宫”的参议院咖啡屋，奥尔布赖特喝咖啡，詹森抽烟。
什么使奥尔布赖特超人一等？她披戴着什么样的感情或智力的盔甲使得她在跟“大埃德”对抗时不仅保存阵地而且越战越勇？詹森说：“玛德琳在那种环境中坚持己见反映出相当稳定的心理素质及相当聪明的手段。我不能说她从来没有被那些家伙们搞得不知所措，他们隔一阵子就给你来一手，但我想她不让它破坏她的自我感觉，她能明确地区分工作和游戏。”比林斯说奥尔布赖特喜欢跟马斯基进行富于挑战性的政治讨论，他可能会毫不留情地痛击对手，但凭的是智力较量，而不是人身攻击。比林斯说：我绝对认为她喜欢那样做马斯基在智力方面是个巨人，跟他对阵需要全力以赴”。
奥尔布赖特与马斯基相处不错的另一个原因是，她的思维和方式对他的独立思想具有吸引力，奥尔布赖特总是从实际的角度考虑问题。普拉特说：“她并不依赖于高深抽象的理论，而非常注重行动及成就。”马斯基的思维方法也有点令人难以捉摸，普拉特说：“相反，他在不同的时候倾听不同的意见，然后自行决定如何行动。”
奥尔布赖特对跟这么一个苛刻的上司和睦相处并深受其影响的解释是：“我为马斯基工作时已不是25岁的女郎，这使我们彼此更容易相处，他总是借一些事情对我大嚷大叫，而不是冲我个人大嚷大叫，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好。他向我承认他发脾气也是一种工作方式，他发问的方式让你明白在见他之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
奥尔布赖特没有自己的日程安排，即使有也没有用，因为马斯基要求他的工作人员围绕着他的议事日程行事，偶尔他也喜欢想法新颖或另辟蹊径的人。如果助手想让马斯基就某一问题采取行动，他或她就需提交一页长的概要，使参议员能很快领会其主旨。如果马斯基决定依某个建议行事，他就把人请到被戏称为“虎穴”的办公室，马斯基坐在书桌旁，拿一切他可能想得到的问题盘问此人。普拉特说：“无论你准备得多么充分，他总是迫使你想得更远，考虑得更多，他极善于抓住问题的关键，迫使助手发挥自己都没意识到的聪明才智。”
有时候，玛德琳主动钻研复杂的问题以便为老板提供必要的资料；有时候，她会求助于同事中的专家。1977年10月，当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与巴基赞助活动诉讼案被提交到最高法院予以裁决时，奥尔布赖特研究了该案错综复杂的情况以向马斯基作简要的介绍，因而不可避免地受到盘问。詹森说：“她在一切问题上都不甘落后，包括这些她没有必要关心的事情。”
有一次，参议院议定将医疗照顾方案，扩大到包括在强奸、乱伦及对母亲健康构成威胁等情况下实施的流产手术，奥尔布赖特被召去向马斯基提供这方面的情况。长在罗马天主教家庭、后皈依新教圣公会的奥尔布赖特对此举持赞成意见，而信奉天主教的马斯基在堕胎问题上一贯顽固不化，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尤其让他发火。他追问道：“对母亲健康构成什么威胁？”奥尔布赖特拨通了负责搜集详情的安妮塔詹森的电话，要她马上到马斯基的办公室，并说：“马斯基参议员想进一步了解对母亲健康可能构成的威胁。”詹森开始一一列举，首先举出肾衰竭和高血压，马斯基马上咆哮道：“高血压？我就是高血压！手指上还会长倒刺呢！怎么办？”奥尔布赖特和詹森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彼此心照不宣。
处理外交事务是奥尔布赖特最擅长的。1977年9月，她在留给马斯基的备忘录中建议他带领国会代表团访问中东，同时提醒道：“在与国会没有直接联系的人们谨慎交谈后，我们发现了此次行程中的‘圈套’。”她写道，代表团应表示它不打算为制订美国外交政策的卡特总统出面协商，她还告诉马斯基如果他决意成行，媒体将予以大量报道，为了避免麻烦和令人尴尬的大肆宣传，他在回答涉及中东和平及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可能性等问题时应谨慎小心。她写道：“行程中讲得过多有害而无益。”马斯基还必须意识到他的回答在国内外会被人们细细地揣摸。她说：
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即使乐观来看也是困难的需要访问的阿拉伯国家还有很多，阿拉伯国家的敌对态度是出了名的，而以色列的强势逼人的行为是以实力为后盾的。显而易见，不受阿拉伯国家表面上合情合理的活动所左右是很难的。”
尽管引发了诸多争论，妇女解放运动还是产生了影响。在1976年总统选举中击败杰拉尔德福特的吉米卡特急欲在政府中任命女性担任要职，外交部门也不例外。多数情况下，国务院传统上对女性开放的工作是文化事务、公共关系或人事。当萨莉谢尔顿被委任为拉丁美洲事务中级政策官员时，一名男性外交部官员走近她问道：“您为什么要当一名助理国务卿帮办呢？难道您对文化事业局不感兴趣？”她耸一耸肩笑了。她说：“他的话表明了当时的工作情景，我的同事几乎都是男性，但没人怀疑他们的能力。”
由于个人的不懈奋斗，也由于妇女解放运动的推动，奥尔布赖特开始在华盛顿放射出耀眼的光彩。不幸的是，她的父亲、她心目中的英雄和终生的良师益友约瑟夫考贝尔因患胰腺癌于1977年6月在丹佛的玫瑰纪念医院去世，享年67岁。奥尔布赖特回忆说：“我肝肠寸断，现在仍是如此。每一天我都希望父亲还活着，能亲眼看到父亲。”
父亲给奥尔布赖特感触最深的一点是，一旦在美国从头做起，他就不再沉湎于往事。奥尔布赖特说：“我记得到国会图书馆搞研究时看到一些在斯拉夫科室工作的小老头
比我父亲老他们彼此称呼‘阁下’，他们这样说话，‘正如我对贝奈斯所说的那样……’他们活在流亡圈的政治里。而我父亲自搬到丹佛开始新生活，便不再留恋过去。我过去常常问他：‘您感到遗憾吗？’他说：‘从不！我热爱教学，我热爱这个国家，我从不认为做错了选择。’”
约瑟夫考贝尔有时会跟有相似经历的同事多谈一点自己的命运。在他离开人世的几年前，考贝尔到位于麦迪逊的威斯康星大学参加为期两天的会议，在教工俱乐部与两位东欧学者同事吃起午饭时，三人谈起了他们在战争中的经历。一位是威斯康星大学教授迈克尔 佩特里维奇，另一位是南斯拉夫人、该校图书管理员米兰拉多维奇，此人曾由于反对共产主义在1948至1953年间被拘禁。拉多维奇说：“他（考贝尔）说他本来应是纳粹大屠杀的首批搜捕对象，因为他是众所周知的犹太人，纳粹的政治对手，还因为他是捷克民主党领导人的好友……我记得他加重语气说，作为犹太人他活不下来。这是他的原话。”
1977年7月20日，在由国际关系研究院开的追悼会上，朋友、亲人、同事和学生一起深情缅怀考贝尔。他的学生称赞他是一名学者、一位师长和一个“无与伦比正直、满怀纯真同情心的人。”一位学生讲道，考贝尔“或许是我遇见过的最优秀的人，无疑，他最值得人们效仿，但又确实让人无能为力”。同事及编辑罗斯波特回顾了考贝尔在捷克的经历及做出逃离故土的决定，然后他指出：“只有那些具有让我们这些长久在如此安全的环境中生活得如此安逸的人们难以理解的无比的气概、无比的乐观、无比的精神力量的男女才能从失去祖国、家园、亲人和财产的痛苦中挺过来，没有留下累累伤痕，那就是约瑟夫考贝尔和他的亲人为获得属于我们宝贵的权利而付出的代价。”波特说，考贝尔“教我们认识到一点伟大的自由的可贵，他让我们认识到热爱这个国家既不是过时的信仰，也不是沙文主义”。
在众多溢于言表的悼词里，曼杜拉考贝尔对丈夫一生的总结最简单也最打动人心。在献给伴随其生活了42年的丈夫的悼词中，她极力捕捉约瑟夫考贝尔的精髓：“在临近丹佛的高高的山上有一片小小的墓地，一座陵墓墙壁的匾额上刻着这个名字：约瑟夫考贝尔，1909——1977。也许某一天有人会问这人是谁，名字这么不同凡响，他为什么埋葬在科罗拉多的山上。”
“这里，我愿告诉您关于他的一点情况。他的生活很不寻常，甚至比他的名字更不寻常。他被葬在山上，因为他热爱大自然，因为他热爱垂钓，因为他在许多不同的国家、不同领域彼于奔命，最终在科罗拉多快乐地生活了许多年。他过去常说：‘我从事过许多荣耀的职业，但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做一名大学教师，我此生无憾。’”
16.白宫岁月
也许直到现在，我的实际年龄跟我的职业年龄总不相称。相对于我干的工作而言，我总是显得年龄过大，这是因为我出道太晚。
——玛德琳奥尔布赖特
1998年2月7日
与马斯基工作，玛德琳奥尔布赖特感到愉快，但民主党出人意料的政治命运将很快把她带入宾夕法尼亚大街1600号。吉米卡特——一位前海军军官、商人、花生农场主、做过一任佐治亚州州长——在1976年总统选举中以略强优势击败杰拉尔德R福特，卡特利用越南战争和水门丑闻后美国民众对联邦政府的愤怒情绪和不信任，在竞选活动中为自己树立一个局外人的形象，一位会解决华盛顿那些大伤脑筋的问题的人物。他在就职演说中承诺适应变化的时代坚持不变的原则”。就职典礼结束后，为了表明自己是百姓的一员，他带领游行队伍引人注目地从国会沿着宾夕尼亚大街步行到白宫。
卡特的反华盛顿情绪迎合了选民心意的话，但入主白宫后他在国会没有找到支持者，卡特没能和国会民主、共和两党建立起友好、富有成效的关系，这对他内外政策的议事日程都构成了障碍。
奥尔布赖特是一位有国会工作经历的民主党党员，恰好是卡特急需用来跟国会沟通的人选。总统委任兹比克纽布热津斯基——奥尔布赖特的良师益友、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教授——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统率国家安全委员会一班人马，其成员主要由国务院、五角大楼及情报部门中前途光明、雄心勃勃的年轻人组成。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官方工作内容是向总统提供制定选择的外交政策方案，但近年来的助理——约翰肯尼迪的麦乔治邦迪、林登约翰逊的沃尔特罗斯托、尼克松政府中的亨利基辛格——都扩大了各自的权力，帮助总统制订政策。多年来，国家安全委员会就美国面临的最严重的来自外部的威胁向总统提供建议，例如1962年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及1975年柬埔寨攻击美国的“马亚圭斯”号舰。在布热津斯基任职期间，委员会面临的最棘手的挑战莫过于伊朗扣押美国驻德黑兰52名外交官及苏联入侵阿富汗。
布热津斯基对国会的了解仅局限于书本知识，因而，在任职头一年连连出错后，认识到他需要了解国会运作的人的配合，谁比有国会工作经历的门下弟子奥尔布赖特更合适？真是天作之合。1978年3月，在卡特政府任职一年后，布热津斯基请求奥尔布赖特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国会联络员，他说“她伸出双手紧紧抓住”这次机遇。奥尔布赖特同意此说：“我很愿意涉足这个男人的领地。我的一大特性是为能干工作而庆幸，我不徒劳地希望自己是别的什么人，或不满意自己的手中工作，我不是这种人，能跻身白宫这件事情本身己令人兴奋不已。”
奥尔布赖特在马斯基的工作人员中以勤奋闻名，她十分明了国会审议国内立法事项的内情，认识到在国会议员的眼里，外交政策问题是可以讨价还价的商品，他们经常很愿意拿选民不感兴趣的国际事务选票做交易，换取对涉及国内事务方案的支持。
奥尔布赖特很快明白在白宫工作并非像传闻那样华丽多彩。在白宫西翼的地下室有一间鸽笼似的办公室，距军事情报室几步之远，而且还得跟别人合用。但白宫是寸土寸金之地，她对置身这个场所深感满意，像每届政府的工作人员一样，她宁愿把自己的办公桌摆在白宫的盥洗室里，也不愿在隔壁宽敞的顾问办公大楼占有一套洒满阳光的房间。奥尔布赖特对记者说，在白宫拥有一席之地“意义重大，因为你无法低估接近总统的重要性”。这话的韵味跟其父亲的见解何其相似，将近30年前在巴黎和会召开之际，他曾试图想方设法搞到更接近谈判关键人物的旅馆房间。
由于初来乍到，奥尔布赖特显得很拘谨、甚至很笨拙，担任布热津斯基行政事务官员的克里斯廷多德森发现这位新手在发言时优柔寡断。在布热津斯基的办公室举行的政策研究会不仅包括其得力干将，也包括职位比奥尔布赖特低的所有人员，当有机会与老板共坐一室时，许多人尽显本领，锋芒毕露；但如果没接到明确的邀请，即使期望她到场，奥尔布赖特对参加会议也会犹豫再三，由此，她经常迟到。多德森说：“有人敲门，门开后，站在那儿的肯定是玛德琳，肩上披着一件短小的毛线衫，手拿一份报纸，总是先问‘我能进来吗？’”
多德森把帮助提高奥尔布赖特的自信心视为己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花名册上还有一名女性，但要年轻得多，奥尔布赖特和多德森成为挚友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俩人是同龄人。一天上午，多德森正在办公室浏览《华盛顿邮报》，偶然看到一则欢迎国家交响乐团的消息，欢迎会两主席的名字为“约瑟夫梅迪尔帕特森奥尔布赖特先生和夫人”。多德森被逗乐了，她知道玛德琳的丈夫叫乔奥尔布赖特，但仅此而已。手拿报纸，她走到玛德琳位于地下室的办公室给她看，问：“这是不是巧合？”玛德琳的表情很不自然：“他的名、姓和乔的一样。”多德琳惊奇地问：那不是你，对吧？”玛德琳轻轻道：“是，那是我”，然后哭了起来。朋友这种不愿显示自己的社会地位的行为深深打动了克里斯廷，她也哭了，并问：“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玛德琳答道：“没必要，我对不起。”
克里斯廷笑了：“不用道歉，撇开别的不谈，它意味着你很有钱。”玛德琳报以微笑：“确实。”给多德森印象极深的是奥尔布赖特不愿在办公室炫耀自己的社交生活，因为这种品质在华盛顿的政治圈里可谓少见。在这个圈子里，自视清高、视与有名望人交往引以为荣己司空见贯，人们在办公室里以至在家里，用自己和名人的合影装饰墙壁的并不罕见。
卡特在任佐治亚州州长时结识了当时担任三边委员会理事的布热津斯基，三边委员会是由美国、加拿大、西欧及日本等国的政府、商业及学术界名流组成，其目的是通过加强世界资本主义大国间的合作，促进经济发展。作为理事，布热津斯基负责网罗新成员，这位前途无量年轻的佐治亚州州长成了他选择的对象。
布热津斯基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一职的恰当人选。这位哥伦比亚大学学者从广阔的地理政治角度分析问题，为卡特提供一个全方位的哲学框架，供其在该框架之内组织他对全球政治的认识。虽然卡特决心亲自制订外交政策的方针，并选定优先考虑的事项，但他想让布热津斯基扮演智囊的角色，让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战略分析。卡特把国务院首脑一职委任给赛勒斯万斯——一名政府律师，曾代表美国参加越南和平谈判。如果说卡特尊敬布热津斯基的才智和学术成就，他也赞赏万斯判断准确、重视细节及解决问题的技能。虽然卡特尊重万斯的外交手腕，但让他担任国务卿主要是因为他认为万斯能把强有力的经理和队员的担子一肩挑，能忠实地执行白宫制订的政策。布热津斯基应是战略家，而万斯则是策略家。
布热津斯基是个苛刻的上司，他要求所有工作人员在下班前给他提交一两页的报告，完不成任务将面临解职，他期望手下了解潜在的问题，以及他们当天和新闻媒体的接触情况。布热津斯基说：“给我汇报情况是为给他们施加压力，同时也弥补我在掌握情况方面的漏洞。”跟做大学教授一样，他习惯在空白处写这样的评语：“不错”、“可以”或“过来见我”。
吉米卡特不加掩饰他跟华盛顿名流相处时的不自在感觉，他认为挑选布热津斯基和万斯担任他的主要外交政策智囊，使他在智力活动和职业风格之间取得了巧妙的平衡。事实上，他们3人没有明确划定各自在外交事务中的工作范围，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之间混乱的权力分工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性情各异、思维不同的万斯和布热津斯基常常给卡特提供相互冲突的建议。由于在外交事务方面的经历不足，卡特常常举棋不定。
布热津斯基和万斯之间的明争暗斗，反映了民主党内对本届政府外交政策走向的两派看法。万斯代表着该党的自由派别，其主要代言人有马斯基及卡特的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作为一名老派众议员，万斯相信美苏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是建立外交关系的出发点，并认为相互信任是可以慢慢地培养，因而赞成侧重两国有着相同利益的领域，如军备控制。他更倾向于谈判而不是对抗，并公开谈论吸取越战教训的必要性。
布热津斯基充当民主党鹰派势力的代言人。他出生在波兰，10岁时移居加拿大，大学毕业于麦吉尔大学，后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研究生。他的妻子马斯卡（韦尔斯利五三届毕业生）是捷克斯洛伐克前总统埃杜德贝奈斯的侄孙女，他与东欧历史之间的个人及学术方面的联系影响了他的政治世界观。他认为万斯在对待苏联的态度上未免过于天真幼稚，而坚持认为莫斯科爱到处惹是生非，缓和关系及战略武器限制应当是对莫斯科良好表现的奖赏，而不应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出发点。
在某些对外政策方面，特别是就《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与苏联谈判期间，布热津斯基和万斯之间的争斗暴露无遗。该《条约》要求对研制核武器作某种程度的限制，万斯是条约的主要支持者，而布热津斯基对万斯的态度持保留意见。面对相互冲突的建议，卡特闪烁其词，言之无物。
如果万斯和布热津斯基在外交意识形态上是对手的话，他们的风度气质也截然不同。万斯说话平心静气，举止彬彬有礼；布热津斯基则咄咄逼人，鲁莽轻率，热衷于仕途。因此两人之间的紧张对峙在所难免。
奥尔布赖特在白宫的起步也非一帆风顺。卡特的一些资深的国内事务顾问在美国外交事务方面的目光极为短浅。起初，他们并不赞同布热津斯基任命奥尔布赖特负责协调与国会关系的决定，甚至国家安全委员会没有必要设置国会联络员一职。奥尔布赖特也觉察到了这种敌意，而布热津斯基的副手戴维阿伦认为此举很是必要，因为他觉得负责立法事务的弗兰克穆尔的工作人员根本不了解外交政策的重要性。在总统的一再坚持下，穆尔花了大量的政治投入推进《巴拿马运河条约》的签订，以至于提供对外援助（正如奥尔布赖特后来所说的那样），“就好像在竭力贩卖麻风病。”阿伦希望在由国内政策顾问占主导地位的白宫，奥尔布赖特能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利益强有力的代言人。
奥尔布赖特没有理会同事起初的怀疑态度，她很快与白宫其他工作人员建立起稳固的工作关系，并表明她将发挥国会联络员一职的作用。她立刻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美国向中东出售武器引发的一场争论中，这一争论将对卡特在局势动荡的中东地区寻求和平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总统已同意向以色列、埃及和沙特出售超音速战斗机，以表明在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保持中立的姿态，但这一举措激怒了在国会有着巨大政治影响力的美国犹太人社团。在卡特看来，出售武器直接影响着美国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可信度，假如国会废除这项计划，几乎可以肯定，总统在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缔结和平条约的希望将化为泡影。为了安抚犹太人院外活动集团，卡特决定向以色列增售二十架F—15战斗机。
奥尔布赖特清楚，出售武器的成功与否，决定着卡特能否实现促使以色列和阿拉伯邻国达成和平协议这一目的。以色列、埃及和美国之间会谈的结果是最终于1978年9月签订了《戴维营协议》，这是卡特总统任内为数不多的成就之一。《协议》规定，埃及正式承认以色列，以色列归还于1967年“六日战争”中占领的埃及领土。人们普遍希望《协议》会为中东和平进程搭起一个框架，结束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之间长达30年的敌对状态。
在对出售武器进行辩论期间，奥尔布赖特和国务院国会联络员布赖恩阿特伍德及国防部同事协同工作，预数选票，留意政坛上的风吹草动，寻找那些政府可以用作跟个别国会议员讨价还价的筹码。他们为政府资料汇编收集信息，为国会工作的人员组织召开简况介绍会，参与制订立法战略。4月，即奥尔布赖特到白宫工作仅仅一个月后，她向布热津斯基汇报说，政府的策略已经奏效：“来自国会的反馈表明，政府武器出售一揽子建议正在争取得到更多议员的支持，我们提供的简况介绍和信息资料已产生积极的影响。”与国会关系极为密切的民主党政治顾问鲍勃贝克尔充当白宫游说团的带头人，奥尔布赖特为他出谋划策，建议他应当联络的国会议员，她发挥着为国会议员和其他部门人员提供来自行政部门信息的作用。她当时说：我怎么强调我的工作中人际关系的重要性都不过。我知晓我可以跟部门的哪些人员打交道，他们会提供什么样的信息，他们信息的可靠程度。他们同样也了解你，你靠自己建立联络网。”
1978年5月15日，在经过数小时的辩论之后，参议院以54票对44票挫败了一项否决武器出售的决议。奥尔布赖特后来推论道：如果国会不准许武器出售计划，就不可能举行戴维营会谈，她还认为在整个过程中自己起到了重要作用：“很显然，我不能把我们在外交政策立法方面取得的胜利记在自己的成绩单上，说真的，我认为在白宫组织简况介绍会及由总统亲自出席的会议、跟国会议员电话联络等活动有助于促进和争取国会对政府的了解和支持，因而发挥了有益的协调作用。”
构筑联络网对玛德琳奥尔布赖特而言已不陌生，她的国会联络员的职责便是协调机构内部的立法活动，把各个部门负责国家安全立法的人员聚集到一起制订立法战略。她主持制订对外援助法案的一内部机构小组的工作，同时还参加了另外一个性质差不多的委员会，其任务是为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制订立法战略。
为了向国会传达政府对第二阶段会谈的意见，她需要了解高深莫测的军备控制术语，于是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卡尔F因德弗思一同报名参加了两周一次、由委员会军备控制专家罗杰莫兰德主讲的学习班。上过8到10次课之后，她已能毫不逊色、头头是道地谈论分导式多弹头导弹的有效负荷、苏联逆火式轰炸机的射程、地面发射的巡航导弹和潜艇发射的巡航导弹之间的差异。因德弗思说：“我们经常在大厅里彼此测试掌握的首字母缩略语。”
奥尔布赖特负责就关键问题在国会的解决进展情况为布热津斯基提供参考性建议。由于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处理问题时经常很少考虑国内政治因素，奥尔布赖特努力使委员会人员对立法部门的重视，设法使同事注意到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及遵循立法的必要性。在决策过程中而非是决策之后，说服布热津斯基及其工作人员在选择外交政策的同时考虑其政治含义并不是一件顺利的事情。奥尔布赖特在离开白宫时说：“人们最初对布热津斯基的指责之一是他对外交政策在国会的进展情况并不清楚。”为了让委员会人员了解最新情况，奥尔布赖特邀请他们参加与国会会员及其助手联合举行的非正式会议。此外，每周六上午，她亲自撰写报告，讨论一周来相关的立法活动，并散发给委员会其他成员。奥尔布赖特希望以此来消除人们对国家安全委员会“只是会在真空里制造政策”的看法。
奥尔布赖特在立法报告中，就国会讨论的各种问题及立法项目向布热津斯基作简要汇报，指出它们面对的支持或反对意见，并提出可行性战略，以促使国会批准政府对外交政策的立法提案权。
与白宫大多数文牍、官僚味浓的备忘录不同，奥尔布赖特的评论实事求是。1978年4月，在布热津斯基会见弗蒙特州民主党参议员帕特里克莱希及衣阿华州参议员约翰C卡尔弗后，她写给恩师的备忘录是这样写道：“参议员卡尔弗的反应是，我们反复强调苏联的实力，造成一种理解障碍。我们要增强我们同盟伙伴的信心，不要张口闭口便是苏联如何如何可怕。”
奥尔布赖特朴实无华的写作风格有时也有一丝嘲讽，1979年11月30日写给布热津斯基的一份备忘录，概述了国会对卡特处理伊朗人质事件最初方案的反应，结尾时奥尔布赖特这样嘲弄国会：“本周引用国会议员汉森的话：我支持在伊朗采取行动但前提是不会造成暴力对抗。’”
几个月过去后，奥尔布赖特己能自如地给有时傲慢无礼的布热津斯基出谋划策应付他人，而且干得越来越顺手。1979年3月，一群能量极大的科罗拉多商界重要人士来到华盛顿，参加为期几天的简况介绍会。在布热津斯基跟他们会面之前，她写道：“他们一般都学识广博，消息灵通，切忌对他们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1980年9月，布热津斯基被传唤到国会向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解释他在比利卡特一案中角色，该案涉及总统的弟弟收受利比亚卡扎菲20万美元一事。奥尔布赖特陪同布热津斯出席听证会，并指点他答复提问。布热津斯基说：“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国会作证这是头一次，她教我如何对付这些参议员，如何以牙还牙，她的指导和帮助非常奏效。”
奥尔布赖特成为联系卡特白宫及国会的重要环节，还努力结交常常被自由民主党党员忽略的保守共和党党员。和奥尔布赖特一起作每天协调工作的布赖恩阿特伍德说：“政府与国会常常出现严重的意见分歧，但由于她了解国会议员的想法，因而能够弥合这些分歧。她是向行政部门传达国会意图的理想使节，她经常对人们的看法提出异议，问：‘你知道某某参议员有什么看法吗？’”
艾伦普拉特是任军备控制及裁军机构的国会联络员，这使他跟奥尔布赖特接触甚多。他说，她最出色的能力之一是促使人们对问题达成一致的意见：“我想她的一个鲜明特征是非常善于在不同的人们之间找到共同处。在为马斯基和布热津斯基工作期间，她能把看法相去甚远的人们拉拢到一起，为他们找出一些共同的立场。这也正是她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的实质，努力与国会成员组成两党联合体。”
奥尔布赖特明白卡特不仅需要重视共和党党员，还需要迎奉他们，虽然总统面对的是民主党在参、众两院均为多数党的难得局面，但布热津斯基未能跟国会议员保持经常性会面，损害了总统与国会之间的关系。奥尔布赖特想方设法促使老板与国会之间的沟通，与参、众两院议员建立更富于意义的关系。奥尔布赖特在提醒布热津斯基跟新当选国会议员会面的备忘录结尾处指点到：“您应当留下来享受美味——交流的好机会。”1979年4月，在布热津斯基跟新当选的8名共和党议员会面之前，奥尔布赖特在备忘录中简单介绍了这几位议员的外交政策观点。她把缅因州参议员威廉科恩列入“保守，但有共事的可能”之列。（克林顿总统在任命奥尔布赖特为国务卿的同时，任命科恩为国防部长。）奥尔布赖特这样评价科恩：“他高深莫测。在众议院时，由于支持政府的对外政策而落下坏的名声。”至于以老顽固著称的怀俄明州参议员艾伦K辛普森，她这样写道：“他比我们原先预想的要坦率得多——这当然说明不了什么。”1979年5月，卡特派遣布热津斯基安抚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主席、参议员萨姆纳恩，纳恩曾对卡特总统保持强大的国防力量对抗苏联的承诺表示质疑。奥尔布赖特建议布热津斯基借此机会向纳恩表明自己是白宫内与其观点一致的人，并正在对总统做工作。奥尔布赖特在协助布热津斯基为会面做准备时告诉他：“我相信，如果告诉纳恩，他的观点正在为越来越多的白宫官员所认同。这样会打消他的疑团，使他保留自己的看法。”
非洲民族主义浪潮，以及东西方争夺对第三世界的控制，为奥尔布赖特提供了与杰西赫尔姆斯第一次交锋的机会。卡特政府比以往任何一届白宫政府都更坚定地支持非洲黑民族主义。1965年，当罗得西亚（现在的津巴布韦）白人至上政府脱离英联邦宣布独立时，联合国对其实施经济制裁，美国也参与了对其国际制裁，但于1971年取消禁令。1977年，卡特说服国会重新执行制裁行为，卡特在黑人占绝对多数的罗得西亚倡导多数裁定原则的做法，是与他在美国以外的国家推进人权的政策保持一致的。在自己少数党内又被视为极端分子的赫尔姆斯认为—不管是在故乡北卡罗来纳，或是在一个遥远的非洲国家——赋予黑人以公民权是共产主义的阴谋，他拼命努力消除卡特政府对罗得西亚少数白人政权实施的经济制裁。作为白宫的游说活动成员，奥尔布赖特设法瓦解他的意图。她不像老板那样简单地视赫尔姆斯为狂人，而对这位南方的共和党人很有耐心。在1978年7月的她给布热津斯基的备忘录中这样写道：“花了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摆脱参议员赫尔姆斯助手的纠缠，他想以赫尔姆斯的罗得西亚修正案做笔交易。”
伊朗人质事件给卡特政府带来最严重的信任危机。1979年初，伊斯兰革命者推翻了伊朗国王的统治，逼迫这位美国长期的同盟者流亡国外，忠于阿亚图拉霍梅尼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上台执政。当卡特政府准许伊朗国王在美国接受癌症治疗后，惹火了的伊朗学生于1979年11月4日捣毁美国大使馆，扣押了52名美国人质。霍梅尼政府宽容了占领大使馆的行为，并拒绝释放人质，除非卡特保证不再干涉伊朗事务，并同意将国王的财产归还伊朗。卡特拒绝了这一要求，在美国使馆人员被囚禁的几个月内，卡特呆在白宫，全力以赴解救人质。次年4月，一项大胆的空中援救计划，在沙漠深处一个简易机场上的冲天大火中以惨败而告终。随后，国务卿万斯辞职，他的辞职表明有些政府的措施即使这位外交老手也难以忍受。
新闻媒体理解为，万斯的辞职，暴露出卡特的外交政策由于国务卿和布热津斯基之间长期对峙而变得软弱无力毫无头绪。卡特任命埃德蒙马斯基取代万斯，马斯基虽然没有处理外交事务的专长，但在国会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卡特希望这位来自缅因州的大块头，能有效地向美国民众阐明其外交政策。
如果卡特希望他的新任国务卿能与布热津斯基相安无事的话，那他如意算盘就打错了。同样具有波兰血统的马斯基和布热津斯基很快也处于对立面，在华盛顿流传的笑话是，俩人是“两极”。奥尔布赖特在两位良师益友之间不知如何是好，她后来说，如果卡特再次当选，“下届政府内部会发生持枪决斗。”奥尔布赖特的一位老朋友说：“布热津斯基确实咄咄逼人，而马斯基则边学边干。我想尽管在白宫工作，她的心在马斯基一边。他与她有更多的相似之处，都更具有政治家的头脑。”奥尔布赖特摆脱困境的方法不是与俩人都保持距离，她拒绝在他们之间做出亲疏选择。她运用在国会工作期间练就的外交手腕，把与国务院及国家安全委员会之间的来往公开化，在“两极”之间起到一般意义上的搭桥作用。
私下里奥尔布赖特告诉朋友，一牵涉到国会，布热津斯基便失去判断能力，他来到国会只讲不听，返回白宫时还自以为是地认为他已将事情解决了。而马斯基则发挥他在国会21年积累的技巧和信任，亲自出马恭听两方面的意见。他和共和、民主两党决策人物交谈，其阐释复杂问题的措辞可让议员们照抄照搬给各自的选民。
卡特在1980年总统选举中败北。奥尔布赖特在离开白宫之际说，她的经历让她总结出挑选那些白宫有把握解决、无需总统操劳又能增添总统政绩的问题很重要。另一个教训对她日后担任国务卿大受裨益，即有必要确定应优先考虑的外交政策问题，她的考虑很简单：总统不能期望国会议员一鼓作气对六七个重大问题进行表决。
奥尔布赖特还认识到有必要迁就国会议员们的清高自负，即在一国之都的华盛顿，接近权力中心是至高无上的荣耀，她也希望那些政治家能够自豪地跟乡里乡亲们说：
当我在白宫时……当奥尔布赖特在白宫时，她为国会议员举办华丽的白宫晚宴，并请内阁部长凭借地图和图表阐明问题。
此外，奥尔布赖特的工作经历让她对父亲的一番话体会更深。考贝尔认为领袖人物的言行必须强而有力，他曾批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埃杜德贝奈斯的软弱无能，他的女儿在卡特身上也找到同样的缺陷。奥尔布赖特后来解释说：“主要是工作作风问题。你想想在20个人的内阁会议室里，我们了解他的人都明白他越是沉默不语，他越是怒火中烧，那样恰恰显得他软弱无力。”并且，她说卡特“有一种很不妥的语言习惯，老在句子结尾用升调，有时笑得不是时候，让人莫名其妙”。
卡特资质高，在研究问题时不会放过细枝末节，但他常常无法使国会领会他的意思。奥尔布赖特说：“我们大家最终都弄明白了他的一种语言习惯：如果他说‘我理解’，即意味着他不同意对方的看法。他跟国会议员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隔膜，议员们自己常常转过身来说：‘我搞不清他的意思。’”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正像当年在丹佛家里的餐桌旁贯注于东欧政治一样，奥尔布赖特在华盛顿的政治及文化氛围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积累经验。然而，尽管妇女如潮水一般涌向工作岗位，冲破了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的阻拦，美国的外交政策领域仍旧是白人男性的领地。曾任参议员及副总统蒙代尔事务总管的理查德莫说：“但是，毫无疑问，外交部门为男性所垄断，这对她每前进一步都构成不小的障碍，她不停地冲击‘玻璃房顶’。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在变化，但外交领域仍是一块铁板。她是国会联络员，但在涉及实质性的问题上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她非常敏锐，天资极高，博学多识，工作卖力，但她的工作性质是执行，离决策还远着。”
被排斥在圈外的感觉也影响到奥尔布赖特在工作中发挥才智。任职一年后，在写给布热津斯基的一份备忘录中，她总结了过去12个月中她的工作表现，并告诉他如果能了解更多的信息，她会把本职工作干得更出色。她写道：“我没有刺探秘密情报的嗜好，但如果我能接触更多一点的电传资料，我的工作会加倍有效，而我看到的大多是（有关国会代表团出访）预订房间等琐事资料。在跟国务院及国防部人员来往时，我常常发现一些实质性的资料，比如国会对伊朗、阿富汗、越南问题的作用。如果我不得不自己打探信息，除了自感愚笨、不受重视外，我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性别歧视让奥尔布赖特感到烦恼，只是她从不流露出来：“她从不抱怨，但这一现实的确让她感到沮丧。这个圈子里的一些家伙让人难以忍受，甚至让白人男性都难以忍受，他们盛气凌人，自以为是，把外交政策看成是令凡人望尘莫及的天赋特权。她与之抗争的是那个时代的文化。”
奥尔布赖特的一些朋友私下里担忧她在白宫工作过于卖力，没有足够的时间与乔一起度过，担心耗时耗力的工作占去了她的无数个白天、无数个夜晚及数不清的星期天。1980年民主党在纽约召开大会期间，一位老朋友偶然间瞅到乔的身边有一位“显然不是他的妹妹”的女人。当时，他们正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同乘一部电梯，由于不清楚他们之间是否存在着非同一般的关系，这位朋友心里想：
乔跟她在一起干吗？噢。但她未向奥尔布赖特提及此事。
当卡特在竞选中败给罗纳德里根后，奥尔布赖特的白宫岁月行将结束，这段时间既丰富多彩又获益匪浅，但最后的日子总是既富于戏剧性又让人沉重。自从营救行动流产后，持续4个月的人质危机正处于最关键时刻，在欧洲第三方出面调停下，紧张的持久的谈判一直延续到总统就职日。卡特坚持他不会出赎金，但协议的结果，是从冻结的伊朗财产中归还给伊朗80亿美元。
那天早晨，奥尔布赖特驾驶着自己的红色旧旅行车来到白宫，和克里斯廷多德森一起把俩人的东西装上车，然后两人来到安德鲁空军基地，白宫的许多离职人员正聚集在那里目送卡特登上总统专机返回佐治亚。在机场大门口，布热津斯基瞅见了两位女士，便让安全委员会官员领她们穿越人群告别卸任总统。就在卡特登上舷梯之际，他转过身对一名人质的妻子悄悄说了几句话，这位女士忽然哭起来，对前总统又是拥抱，又是亲吻。奥尔布赖特和多德森彼此看了一眼，心里明白人一定已经获释。卡特刚刚通过电话得知，就在里根宣誓就职之即，伊朗政府准许停候在德里兰机场跑道上人质乘坐的飞机起航飞向西方，解决卡特政府的人质问题成为里根的第一场胜利。
奥尔布赖特和多德森悲喜交加：喜的是人质和亲人终于团聚，悲的是卡特的总统任期已成过去。她们俩返回车上，驱车来到首都附近马里兰州银泉一家普通却生意兴隆的海鲜餐馆——克里斯费尔德餐馆，这时已快过了午餐时间，奥尔布赖特和多德森坐在餐桌旁谈论她们自己。饭后，奥尔布赖特望望朋友说：“我们俩之间我最感遗憾的是你没有遇上我这灰姑娘般的婚姻。”
17.婚变
满腔的爱化作无尽的恨，受辱的女人痛楚的心。
—威廉康格里夫
11月底的一个周末，玛德琳邀请克里斯廷多德森到奥尔布赖特家在弗吉尼亚的农庄见面。当时正是清理游泳池以备过冬，奥尔布赖特所属阶层的女士多半雇人代劳，但玛德琳坚持亲自动手。多德森说：“只有我们俩，没有别人。我们把手伸进过滤池才发现里面全是青蛙。我心里不住地问，‘你有的是钱，干吗不找个人来干。’”
那天上午，奥尔布赖特家能衔回猎物的金黄色猎犬托比窜进池里四下奔突了一番，结果弄得浑身腥臭难闻。两位女士赶紧跑到附近商店去买听说能除臭的番茄汁，返回后便给托比擦洗，这是件烦人透顶而又令人恶心的事情，因为冷不丁地毛发蓬乱的托比抖了抖身子，溅了每人一身臭不可闻的红色肥皂水。多德森笑道：“你想象一下我们的惨状，一手抓着青蛙，一手拿着喷嘴冲洗托比。”
玛德琳打算在农场过周末是为了在达勒斯机场接出差归来的乔。克里斯廷通常对狗并不情有独钟，但这不是普通的一天。他们在机场接到乔后由玛德琳开车，乔跟托比一起主动坐在玛德琳背后的后座上。多德森觉得乔看到妻子很开心，在后座上的乔对玛德琳又是搂抱又是亲吻，不停地说回家的感觉真好。多德森说：“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说，‘当心出事！’”
不久，玛德琳和乔在伦敦的四季饭店与1967年结伴在东欧旅游的马西娅伯瑞克共进午餐。玛德琳讲述了她最近的波兰之行，并谈及跟团结工会领导人莱奇瓦文萨会面的情形。当玛德琳说声“对不起”，起身去盥洗间后，乔转过身对伯瑞克说：“她是不是超凡脱俗？”
但仅隔一个月，即1982年1月13日，乔告诉玛德琳他想脱离夫妻关系。那是早晨8点时分，乔对他的妻子说：这场婚姻已经到头了我已爱上了别人。”
玛德琳永远忘不了那一天，一架佛罗里达航空公司的喷气式客机从华盛顿国家机场起飞后不久，擦过第十四大街的桥身，一头冲进了波托马克冰冷刺骨的河水中，那一天也是她的个人生活遭到灭顶之灾的日子。为了成为这个家族的一员，她奋斗了几十年，到头来却发现她被彻底地拒之门外，而拒她于门外的人就是曾以其财力和地位给年轻的她指明了生活的方向，她的爱人，她孩子的父亲！玛德琳被这当一头棒给打蒙了。
她需要找人哭诉。那天晚上，她拨通了克里斯廷多德森的电话，问：“你的房间里有没有别人？”多德森回答说有她母亲，奥尔布赖特问她能不能换个地方聊聊，然后给她透露乔想离婚的消息。多德森觉得难以置信，她说：你肯定是在开玩笑吧？玛德琳回答：“这不是玩笑。”在考克斯报业供职的乔奥尔布赖特在1980年共和党底特律大会召开之时遇上了名叫马西娅孔斯德尔、一名比乔年轻10岁的考克斯报业记者。
在七八十年代，竞选活动过程中被捅出来的风流韵事屡见不鲜，新闻记者和竞选班子成员长期离家在外，追踪报道或组织光怪陆离的竞选活动，费用一律报销，住处天天更换，吃着美味佳肴，简直就是奢侈豪华的野营旅行，隔三差五才回家过一次周末。
当时，妇女的地位也是大家经常谈论的话题。年轻女性为继续从事职业而晚婚，许多公司，包括新闻机构，都面临着提拔重用女性的处境，在涉足竞选活动的大军中不乏比许多已婚男子小10岁的女记者，而且也不难发现男记者对有个性的女同事充满爱慕之心。这种情形并不局限于与竞选有关的活动，婚姻中的男女角色经历过多次的反复和扭曲导致了离婚率大幅上升，以至于学校印制的表格也新增一项——学生归哪一方单亲抚养。
有人说，乔的目光游移不定，早在玛德琳攻读研究生期间，便时常有人看到他的目光在她的一位同学身上流连。而了解这对夫妇的一些人则不同意这样说，坚持认为乔对这场婚姻不再抱幻想，只是因为玛德琳在他失意之际只关心自己的事业，在白宫用早餐的次数过多让大多数丈夫无法忍受。
如果玛德琳已经意识到她的婚姻出现了危机，她并未向许多朋友们吐露心声。在乔提出离婚的前两三个月，散步时玛德琳告诉一位朋友她丈夫的神情有些古怪，但她也说不清原因何在，那位朋友当时猜想乔可能为自己的工作感到消沉，她说：“他们的离异让我们感到十分震惊。乔看上去为她感到十分骄傲。”两年前离异的马西娅伯瑞克说，她的朋友有这么一位支持她的丈夫太难得，当她得知奥尔布赖特夫妇的婚姻也正冰消瓦解时，感觉难以置信。她说：“我很难相信。”
告诉孩子父母准备离婚对乔和奥尔布赖特来说都是件痛苦的事情。朋友们说乔想对孩子们隐瞒真情，但玛德琳坚持跟孩子们坐下来，向她们讲明一切：她们的父亲已移情别恋。一位知己女友说：“孩子们心里都清楚，也意识到另外一个女人的存在。”
玛德琳变得身心俱痛，陷入难以名状的悲哀之中，让朋友们为她担心。当男人离开女人，或反过来说，女人离开男人，被遗弃一方的自尊会遭受打击，而玛德琳的承受力看来更差。6月的一天，克里斯廷多德森从位于希腊米蒂里尼岛上的家中给玛德琳打电话，从交谈中发现她痛苦不堪，于是多德森说：“你来我这里吧！”奥尔布赖特答应前往。在她到达时，到机场接她的多德森的一位朋友却怎么也找不到像多德森描述的那类女人。多德森说：“她那一段时间很消瘦，准确说是身心憔悴，她身穿白色服装，衬着一张苍白的面庞和金色的头发。”
米蒂里尼是希腊的一座大岛屿，位于爱琴海北端由土耳其海岸形成的海湾内，当地居民自称为“莱斯沃人”。多德森巨大的两层石砌房屋建于1864年，坐落于海岛的东端，宽大的阳台俯视着一弯窄窄的、波光粼粼的水面，与土耳其隔水相望，其实，站在阳台上便可望见土耳其岸边上的树木及行人车辆。
两位女士在阳台上放上一只窄长的枕头，奥尔布赖特一周的大部分时间就趴在那里睡觉。在她醒来的时候，两人就去游泳，晒太阳，同时不停地谈论她们的生活。多德森说：“玛德琳认为这是她生活的转折点。”
返回华盛顿后，奥尔布赖特开始考虑将来。她过去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在华盛顿的伍德罗威尔逊国家学术中心任会员，撰写一篇文章论述波兰新闻界在团结工会运动中的作用的，并于一年前开始学习波兰语。沃尔特蒙代尔正为参加1984年总统选举招兵买马，他请奥尔布赖特出任竞选事务主管助理，而她当时也在考虑是否从事教学。她说：“我想，如果乔真的要离去，从事教学比搞政治更明智，因为教学工作较为稳定。这纯粹是学者心理，但我需要认真地考虑未来，考虑挣钱谋生。”
1983年1月31日，玛德琳和乔奥尔布赖特正式离异，玛德琳的伤心和愤怒溢于言表，让朋友们担忧的是，她诉说起来不折扣，没完没了。一位当时了解她的男士说：“我们能够理解她怨恨乔的原因——精神疮伤，部分原因是她多年来苦心经营的社会关系付之东流。在很大程度上她能控制自己的不良心态，但有时也会禁不住流露出来。”
数年间，奥尔布赖特不住地向朋友诉说心中的怨恨，告诉他们乔妒忌她的成功，她不能面对一个有实力的妻子，而且说如果他们没有分离，她就不可能有多大的作为。人们很同情她，但一段时间之后，朋友们都听够了，有几位告诉她停止对乔的诋毁，好好地过自己的生活，她的怨恨与自己的身份很不相称。
让奥尔布赖特的一些朋友迷惑不解的是在长达23年的婚姻生活结束时，奥尔布赖特竟毫无心理准备，难道她被蒙住了双眼？如果她根本没发觉到乔已厌倦了这场婚姻的话，她难道关心过乔的感情生活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吗？一位朋友问道：“他离家出走，而她对其中的原委竟一概不知吗？”
不管怎么说，离异产生了这样一个确凿无疑的结果：财产的分割使曾一度沦为流亡者的玛德琳腰缠万贯，成为的百万富婆。分得奥尔布赖特家族一笔丰厚的钱财外，她还获得夫妇俩在华盛顿历史名镇乔治敦一个舒适的住宅区住过的一座优雅的三层红砖房，以及在弗吉尼亚的周末农庄，她还成为3个孩子的中年的单亲母亲，并渴望着找到未来的生活道路。她的韦尔斯利同学威妮弗莱恩德说：
离异给她的震动极大使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但同时也给她增添了另样力量。我们这一代女性从来料想不到这类事情会落在自己的头上。”没人能了解别人婚姻的实情，在多数朋友眼里，奥尔布赖特的婚姻一直很牢固，因而朋友们很难理解乔会提出离婚的。
许多共同的朋友试图与玛德琳和乔都保持友情，但在离异后的俩人之间保持中立是相当难做的。一位男性朋友说：“玛德琳觉得跟乔来往就是对她的背叛。但我想直至她担任驻联合国大使前，如果乔回心转意的话，她会放弃前嫌，重修旧好。真不知道心理及感情方面的骤变何时发生，但它终究发生了。”
刚刚担任国务卿时，在进行为期两周与各国领导人会晤的环球之行中，奥尔布赖特在赫尔辛基停留一阵，当时任驻莫斯科记者的乔很可能会对此事加以报道。当奥尔布赖特向朋友们表示对遭遇乔感到不安时，他们委婉地指出她没有必要忧虑，毕竟担任国务卿的是她自己。
奥尔布赖特曾跟朋友说过，只要乔的“前”妻是国务卿，他就不会再踏上美国，但乔及其妻子马西娅孔斯德的确于1997年夏返回美国，及时为他们在派驻俄罗斯期间共同撰写的一本书做促销活动，书名为《石破天惊：美国无名的原子间谍秘闻》，书中主人公是一位18岁的物理天才特德霍尔的故事，霍尔曾是研制出美国最早核装置的曼哈顿计划的成员。1998年4月，他们被派驻北京。
在过去的5年里，乔和玛德琳对待彼此的态度已缓和了许多，他们一度心怀的怨恨已经烟消云散，此外，女儿的婚事及玛德琳如日中天的政治成就都起到了推进作用。分手15年后的今天，玛德琳奥尔布赖特说自己在美满的家庭中度过了童年，因而对离异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但她最终治愈了离婚带来的创伤。她说：“我的父母相亲相爱，他们相遇在青春年华，携手并肩渡过千难万险。依我看，既然结婚就要珍惜婚姻。我曾爱过乔，我很抱歉，但我终于挺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