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女大使
这段经历对于她就任国务卿这项工作来讲是非常珍贵的。许多人在该组织工作5年，没有像她一样有那么多可依靠的私人联络、门路和关系。
——联合国秘书长
科菲安南
1998年1月15日
1992年11月，当比尔克林顿就任总统时，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对于能否求一要职并没有把握，因为在竞选中，她没有起什么关键作用。塞缪尔R“桑迪”伯格是克林顿的密友，从乔治麦克考恩竞选总统失败时，他们就在一起工作。大选前，曾是克林顿的高级外交政策顾问，但因自感在外交问题方面的影响甚微，所以就推荐了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安东尼雷克，做了他的上司。南希索德伯格成为竞选活动小石城总部的外交政策顾问，对于一个较为年轻有为又愿意调动工作的人来讲，这的确是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是奥尔布赖特使她的这位学生抓住机会的。公认的俄罗斯专家斯特诺布塔尔伯特是克林顿牛津大学的校友，俩人又都是罗兹奖学会获得者。他当时受雇于华盛顿《时代周刊》杂志，与克林顿保持相当稳定的联系，其妻布鲁克希瑞尔是希拉里克林顿的高级助理，并在竞选活动中陪伴左右。
在一次竞选活动中，处理对外政策事务方面有很多重要的职位，克林顿的智囊核心人物都各居其位。奥尔布赖特因为没有把时间全部都花费在竞选活动中，于是就成为了圈外人物。这些人的主要工作就是伺机为候选人撰写局势分析文章，提供专题咨询。一位资深的政治竞选活动家说道：“直到提名大会召开，这是她靠边站的一段时间，她深感自己的作用有限。我很清楚有些男人在想方设法利用自己的权力来排挤奥尔布赖特，对此她从头到尾都有感觉。”为什么他们要拒奥尔布赖特这颗外交政策新星于千里之处呢？一位竞选助理解释说：“因为如果让她介入，国务卿的位置非她莫属。”
在奥尔布赖特从事民主党竞选活动的20多年中，她建立了一个复杂而又庞大的朋友、顾问关系网。最早是在1972年作为志愿者参加埃德马斯基的竞选，1988年在迈克尔杜卡基斯竞选中当他的高级外交政策顾问，表现出众，成绩斐然。在克林顿的竞选活动中，奥尔布赖特无需抢占一席之地，如果她想弄清局势的进展，她可以直接给索德伯格打电话，因为是她栽培了索德伯格，所以对于朋友的直感和观点，奥尔布赖特是十分信任的。“没有这些关系的女人在政治圈子里会惨遭失败的。”索德伯格说，“失败后她们会说‘好吧，看来只有变得铁石心肠才会被重视’，结果没有人想再与她们往来。而玛德琳有这样一个男女关系网，她可以给他们打电话询问‘到底实情如何’？”
其实克林顿喜欢奥尔布赖特，赞赏他的是奥尔布赖特的秘密武器，索德伯格回忆说，当她交给克林顿一张与会人员名单时，他在奥尔布赖特名下划了线并在空页处批了好字。像许多身居高位的男人一样，克林顿嘴里道出了与强悍女人一起工作颇感舒心的真言。当然他已娶一女强人为妻，没有几个人敢夸口说了解克林顿婚姻的动态，但大家公认他们的结合是强有力的政治联姻。尽管总统本人因雇用许多其他种族成员和妇女而深感自豪，然而许多妇女仍坚持认为克林顿的白宫中男人仍起主导作用。在高层的一些妇女受到的是被恩赐的待遇，因而她们深感失望。事业的发展远不如她们的男同事，克林顿的新闻秘书迪迪米尔斯在克林顿刚刚执政的前两年中曾很失望地说：“你得到的只是头衔而不是实质工作。”
索德伯格把政治竞选活动比作是大学一年级生活，精明而又有见识的学生在这一年中建立起自己的联络网并可电话询问发生了什么。“在政界，会更直接”。索德伯格说：你需要了解动态私下的争斗，个人的野心、私欲，有人会说：‘这是内幕’。你需要了解幕后政策，以及‘公平交易’的实际情况。”
总统竞选最大的益处之一就是，经验丰富的竞选活动家培养了下一代的政治运动能手。索德伯格非常感激奥尔布赖特，正是奥尔布赖特使她在政治上有如此好的转机。现在许多妇女的情况是年轻的时候她们没有自己的榜样，也没有周围的人告诉她们实情到底进展如何，结果她们所得到的建议多多少少有点不客观。年龄已大，情况会更糟糕，到了40岁，她们能得到的荐举大都不是很普遍。奥尔布赖特认为，诸如此类的事情不会发生在索德格本身上。
选举结束后，克林顿要求奥尔布赖特负责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交接工作，虽然这说明克林顿很敬重奥尔克赖特，但她并没有在新政府重要职务人员名单中居于榜首之列。唐娜沙拉拉来到小石城接受新当选总统的接见，准备在内阁担任一职务，她发现奥尔布赖特独自一人坐在州长官邸的门廊上，周围到处都是装货箱。沙拉拉问老朋友：“嘿，朋友想什么呢？”奥尔布赖特答道：“什么都没想”。“我觉得那没用。”沙拉拉想法使她开心：“噢，好了，好了。”沙拉拉说：“他打算要让你干些什么，这我知道。”
新总统最初任命罗纳德布朗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罗纳德是民主国家委员会主席，在民主党的重建和克林顿赢得大选胜利立下了大功。布朗曾是多次担任要职的“第一个黑人”，不愿步安德鲁杨的后尘。他是位民权领导人，当过亚特兰大市市长，卡特总统的联合国大使，布朗态度有意想担任其他职务。克林顿还考虑过康多里查瑞斯，他曾是布什总统任职时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当时在斯坦福大学任教，克林顿决定选一民主党成员，所以排除了瑞斯。另一候选人是理查德加德纳，联合国研究专家，奥尔布赖特在乔治敦的邻居。但新当选总统周围，包括妻子在内的许多人，都促使他认为总统内阁应有更多的妇女及其他少数种族成员进入。联合国天使的职位，已被克林顿的前几任总统提升为内阁成员之一。最后，他任命加德纳为美国驻西班牙大使，选择了当时是对外政策小组成员之一的奥尔布赖特为美国常驻纽约联合国大使。
1992年12月，当克林顿在小石城向媒体介绍自己的内阁成员时，奥尔布赖特对大家说自己是一个捷克移民，还讲到了她的父亲，并表态能坐在写有“美利坚合众国”的联合国席位上是多么的自豪。她庄严地用圆体字在黄色的法律批书上签了字，她的话使在场的很多人都流下了眼泪，其中包括她的女儿们和新当选的总统。
几天后，在乔治敦家中奥尔布赖特的圣诞晚会变成了她的任职庆祝会，一位年轻的参议员助理凑过来告诉她，在任命听证会上，她将面临许多考验。也许是在试图证明他是引导她过关斩将的最佳人选，接着他耐心给她总结了她将面临的问题，那些稀奇古怪的提问，以及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里那些性情暴躁的参议员们。奥尔布赖特站在那里，不知如何回答。这位参议员年轻的助手仍不满意自己的胡说八道，又添油加醋地说小石城那天的介绍会上克林顿并没有哭，是因为过敏眼睛才流泪。奥尔布赖特简直是目瞪口呆，这位助手的麻木不仁令她吃惊，同时她也深感不安，没准他是对的。
詹姆斯P鲁宾，一位军备控制专家，既是奥尔布赖特的个人朋友，也是她的同僚，当时偷听到了他们的对话。他对于这位助理的愚木，鲁宾的眼睛直打转。鲁宾当时正是要酌定奥尔布赖特任命的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之一，他将奥尔布赖特拉到一旁宽慰她说，他预计参议院会全票通过她的任命，他主动提出帮她为听证会做些准备工作。
鲁宾和奥尔布赖特相识于1988年，当时奥尔布赖特是杜卡基斯的外交顾问，鲁宾在军备控制委员会负责研究工作。次年，他加入了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
1990年，他们第一次在马萨诸塞大街的一个名为“柏林咖啡”的一家小餐馆共进午餐时，从此奥尔布赖特和鲁宾在政策建议和职务咨询方面彼此依靠，互通有无。奥尔布赖特从东欧访问归来之后，鲁宾安排了她与对外关系委员会参议员约瑟夫比顿见面，并让她向比顿通报访问情况。作为感谢，奥尔布赖特安排鲁宾参加国家政策中心举办的专家研讨会。
鲁宾个子很高，热情，黑卷发，灰眼睛，是个聪明、老于都市世故的纽约人。他时而会莽撞冒失，时而会魅力无限，大家都叫他杰米，他年纪很小，可做奥尔布赖特的孩子，但忘年之交的鲁宾和奥尔布赖特对外交政策和国际政治有着永不厌倦的兴趣，这种兴趣和爱好加固了俩人之间的理智行事方面的联结。90年代，外交方面最令人头疼的就是波斯尼亚问题，俩人对此问题看法一致，更密切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巴尔干战争是鲁宾成年生活中一次决定性影响事件。1992年3月，前南斯拉夫波斯尼亚和黑赛哥维那共和国的塞尔维亚人和斯拉夫伊斯兰教徒发生了冲突。该地区的居民是由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和斯拉夫伊斯兰教徒组成。波斯尼亚的塞族人，在邻近其他塞族人的支持下，要“肃清”该国所有的伊斯兰教徒，他们迫使这些人背井离乡，有时甚至屠杀民众，或将他们关在集中营里。这些集中营不禁会令人联想起二战时期的那些集中营，塞族军队还常常欺侮伊斯兰妇女。布什总统执政期间，未能对该地区与欧洲盟国采取行动达成一致性意见，所以拒绝直接干涉，但他支持对塞尔维亚实施经济制裁和波斯尼亚的“禁飞区”。当时的詹姆斯贝克国务卿用了一个非常恰当的南方格言来形容和概括当时政府的立场：“在那场斗争中，我们没有狗！”
鲁宾因年轻而没能赶上参加美国对越南进行干涉的大辩论，却对波斯尼亚的复杂局势兴趣十足。1991年冬，作为参议院工作人员，他访问了巴尔干的6个共和国，回国后确信阻止战争的唯一办法就是美国直接的军事干涉。
其他问题无论反对意见如何，如中国、前苏联、东欧、柏林墙、越南这些老问题在民主党政策领域中已争论多年。”鲁宾说，但波斯尼亚不同。这是一个产生新同盟、产生新联合的问题。“我有一个哥们，在诸如核武器、军备控制、俄罗斯问题及为什么里根很危险等问题上都能与我达成共识。但在波斯尼亚问题上，他与我有着根本性的分歧”。“这事很复杂，你可能是个自由党人士，一个极端的自由党分子，反对核武器竞争，反对核战争，但却会赞同波斯尼亚战争。”
奥尔布赖特的出现使他找到了自己的支持者。“有这么一位民主党同僚，她不认为想在波斯尼亚动武的我是发疯了。”鲁宾说：“我其他的民主党朋友大部分能说出一些正确的像批评布什的话，但如果再深入下去就不行了，他们不愿看到美国参战，因为从根本上他们是反战的。”
奥尔布赖特成功地通过了她的任命听证会，鲁宾的预测是正确的，参议院对她的提名全票通过，奥尔布赖特邀请鲁宾做她的高级顾问和新闻发言人。在这以前，他从未与新闻界打过正面交道，他对新老板讲：“如果我能到企业工作，我乐意做销售工作。”这是一句很机智过头的俏皮话，俏皮得有点不自然，很快俩人便在纽约相得益彰、共同发展。
1993年2月3日，奥尔布赖特当选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宣誓就职。在驱车前往装修豪华的老行政大楼参加就职仪式的路上，配给奥尔布赖特专用司机的高级轿车停在了西行政大街的门前。这是一条位于老行政大楼和白宫之间有一个街区长的专用道路，她的司机告诉身着制服的保安人员，他的这位车主将成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保安并不以为然：“请出示她的证件。”几分钟后，由副总统艾尔戈尔主持，女儿凯茜手捧圣经。奥尔布赖特就职宣誓。
卡尔因德弗思曾是奥尔布赖特在卡特执政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同事，奥尔布赖特去纽约联合国总部与其他常任理事国代表第一次会晤，即法、英、俄、中的代表。到了拉瓜迪亚机场，奥尔布赖特才感觉到她的生活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实际上，她已跨越了主要的分水岭，在华盛顿任职这么多年中，她一直精心栽培其他人，让他们去闯一番事业，现在她终于是华盛顿的圈内人，总统内阁成员之一，此外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头衔，大使：奥尔布赖特大使，阁下，一辆闪闪发光装备精良的防弹加长黑色轿车正在拉瓜迪亚恭候。当司机乔治福特将车门打开迎接她时，奥尔布赖特咧嘴大笑，钻进了车的后排座位。
美国使馆坐落于第一大街与第四十五大街交叉的拐角处，在美国使馆做短暂停留后，奥尔布赖特那里等她，准备向她递交一份新的波斯尼亚和平计划概要。当奥尔布赖特和因德弗思走进这座现代化大楼47层的会议大厅时，她们一眼就看见了万斯和欧文以及彬彬有礼的俄国特使尤里沃里斯托夫。沃里斯托夫不禁心中生疑，这位“女教授”到底怎么样？关于外交她又知之多少？
因德弗思个子很高，面目清秀，朋友都称他为“瑞克”，70年代末曾担任国家安全部顾问布热津斯基的特别助理，在离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不远的一楼有一间办公室。当时奥尔布赖特的办公室安在地下室，尔后他又成为了一名电视记者加入了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主要报道军备控制，后来又做莫斯科专题，然后又走出新闻网参加了克林顿的竞选活动。奥尔布赖特将他带出国门，任命他为美国特别政治事务代表，主要负责联合国维护和平、裁军和安全事务。初来乍到的因德弗思感慨万分地审视着这一切，夕阳的余晖正照耀着曼哈顿。“这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开端？”他想：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奥尔布赖特现在的总部在纽约，但她也不愿放弃华盛顿这个根据地，打算尽可能多呆在华盛顿。克林顿除了授予她内阁头衔以外，还任命她几个顾问头衔，在一些关键性、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问题上，由她向总统提出最终意见和建议。
前联合国大使，如阿德莱斯蒂文森、乔治·布什、丹尼尔帕特里克莫尼汉、杰恩J科克帕特里克在联合国都代表美国政府，但很少参与外交政策的制定。托马斯皮克林是位职业外交家，曾是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后来又当了奥尔布赖特的高级副手，在联合国很受仰慕，人很能干，能制定出独创的制度和规则来解决让人进退两难且非常棘手的问题。他影响和控制安理会的工作方法与其他任何美国大使都不一样，他改变决议的时候，既轻松自如又不失体面，给那些动辄就发怒的外交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很少去华盛顿，因为布什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不愿与这位备受人宠的皮克林共分公众的注意。
前几任大使也都被授予内阁成员的头衔，但都没能像奥尔布赖特这么大的权力。当然她需像其他前任一样服从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接受指示和命令，但是作为主要首脑之一的奥尔布赖特在起草这些指示和命令时是有发言权的。
高级首脑委员会的会议是在白宫地下的通讯中心举行，该中心隔音并实施严格的安全措施。在克林顿刚刚当政的时候，参加的成员包括国务卿、国防部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中央情报局局长、联合国大使。现在的部长们大多都反对下属分支机构列席会议，如联合国常驻代表。因为这使得最高权力的界限不清，但是克里斯托弗与克林顿有着相互信任的关系。所以奥尔布赖特参加会议，克里斯托弗感到舒心自然。
作为新当选总统，克林顿曾承诺建立一个在各个方面都“看上去更像美国”的政府。一位高级官员曾毫不客气地表示：“说白了，他就是想再让一位女人入内阁。”
克林顿的外交政策小组于每周三早上在托尼雷克西翼明亮宽敞的办公室举行非正式会面，大家一起吃早餐，饭菜是从白宫餐厅送来的，奥尔布赖特的早点总是水煮蛋和黑麦烤面包。
奥尔布赖特武断而且自信，早餐会上她总是坚定自如地发表自己的观点，但在一些很正式的会议上她却并非如此。她于会议中经常是观点明确，态度坚决，但却不愿与同事进行无休止的争论，这一点在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的交流中表现得尤为典型。她的沉默有时会令雷克很灰心，没有耐心的他会显得恼怒不安，这时他会看看手表和用手指敲打桌子。小组成员这样的聚会约有一年之后，雷克得知奥尔布赖特觉得他在孤立她，所以即便她已明确表明不想发言，他也特意表示让她说两句。如果奥尔布赖特在纽约需参加电视会议，雷克已学会操作头上方的电视控制器，以确保奥尔布赖特发言。
职业妇女不愿参与辩论并非大惊小怪之事。乔治敦的教授黛博拉坦恩，《你只是不理解》一书的作者说，女人在众人面前不愿发言讲话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在儿时的交往中就没有此种意识和培养，男孩子总希望引人注目。对男孩子的调查表明，男孩子在玩耍和游戏中总是力图用语言与伙伴们协商自己在集体中的地位，争当中心人物，坦恩说：“他们学会相互竞争，击败对手。女孩子的社交活动总倾向集中于最好朋友，她们用语言表达和商讨彼此的亲密，女孩子总是讨厌那些爱出风头，喜欢惹人注意的女孩。女人不爱讲话发言的另一原因是唯恐失口得罪或惹恼别人。”
为了使她不在时仍保持在华盛顿的影响，奥尔布赖特需要有精良的工作人员在首都，她挑选了前马萨诸萨州参议员约翰凯瑞的助手弗朗西斯茨韦格作为她的高级政策顾问。任用在她的任命听证会中帮过忙的大卫谢伐尔为国际法律师。他们的办公室设在国防大楼六层，1994年11月茨韦格离职，伊莱恩舒卡斯接替。
舒卡斯，马萨诸塞州伍斯特人，曾任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律师，也曾在司法部人权分部担任和负责检举方面工作，还在美国律师办公室参与过美国教师联邦委员会的立法事宜。她在80年代中期担任民主国家委员会财务主管的法律顾问，还担任过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的法律顾问，负责所有联邦法官的审准工作。在1980年肯尼迪总统竞选活动中，她负责处理议会问题和政党代表大会的事情。
舒卡斯精明、勤奋、投入而且很有威望，具有很好的政治悟性，在严肃、冷酷面具后面的舒卡斯却是一位极富幽默感的女人。她判断力很强，巧避媒体，能力超凡。为奥尔布赖特工作的日程表，读起来就像是机场的航班表，完全是战略家的工作风范。考虑与总统当天的会议，决定奥尔布赖特下周干什么，下个月干什么，明年干什么。
1980年奥尔布赖特认识舒卡斯。那时舒卡斯刚从菲律宾回国，作为民主党全国国际事务研究所成员在菲律宾监督选举。奥尔布赖特还清楚记得她们的第一次见面，因为当时她注意到舒卡斯手腕上有一个毒蛇疤痕。那是舒卡斯夜里乘船从棉兰老岛到马尼拉时不小心被毒蛇咬后留下的，舒卡斯开玩笑说死的不是她而是那条蛇。这两位女人既是工作搭档又是朋友，但平时来往不多，在1993年元月克林顿发表就职演说前的过渡时期，俩人才彼此熟识。当时的舒卡斯处理和安排国会、最高法院、内阁及参谋长联席会的一些事情。
苏茜乔治是奥尔布赖特的另一圈内人物。1990年大学毕业，纽约长大，最近刚从乔治华盛顿大学获得法律学位，在白宫法律事务办公室当实习生，1990年第一次见到奥尔布赖特。当时的乔治作为编外顾问在国际事务国家民主协会帮忙，当舒卡斯全盘考虑美国联合国使馆的工作人员时，她需要这样一个人：最好是名律师，聪明、有文采、能吃透政策，在将来遇到困难时又能承担重要的工作。在联合国自视为政策专家的人比比皆是，但舒卡斯要找一个具有一般常识、又忠诚于她就像她忠诚于奥尔布赖特一样的人，乔治很合适。舒卡斯是在这位法学院毕业生参加纽约州律师考试前的周四晚上，打电话给她下的任命。她将在奥尔布赖特华盛顿的办公室工作，奥尔布赖特称她为
成长中的伊莱恩’
鲁宾、舒卡斯和乔治已成为了奥尔布赖特的耳目，他们关注她的利益，围着她的计划转，以保她在政治上和社交上始终在白宫圈内，强有力地保护着她的威望。舒卡斯，像一头母狮，鲁宾似一头公牛，乔治则是一名侍从官。他们都是单身，都是工作狂。很快就像一家人，非血缘的4人联合，这种同盟和联合靠的是忠诚、精力和抱负，追求的是民主理想，捍卫的是奥尔布赖特的光辉形象。
从一开始新任大使就特别喜欢这项工作，她搬进了沃尔多夫塔每月2.7万美元的大使套房。房间的颜色是淡淡的米色，她还从大都市博物馆借来了当代美国画家杰克逊波洛克和路易斯内维尔森的现代绘画作品悬挂在客厅墙上。“这一刻的到来是多么的令人不可思议，让我们享受一下吧！”她还常常对助手们讲：“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这一切。”奥尔布赖特每天只睡4——5小时，有时早上4 : 30就起床。那拼劲就像回到当年刚大学毕业，不过现在她读的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金融时报》。她常常晚上11：00才休息，在回家她还常常看
拉里金传真和“晚间专线”两个节目。当节目中提出一个有趣的话题时，她会立即给工作人员打电话。私下她给朋友开玩笑说：“我睡在布什的床上。”
冷战时期，联合国因最强成员国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激烈竞争而几乎丧失其功能。在安理会，两个国家都能控制否决权，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这个国际组织慢慢地恢复自己的影响，并开始监督和解决世界各地的种族冲突和紧张局势。布什和克林顿积极主张联合国应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即从维和到调和，奥尔布赖特称之为“强力多国主义”。但该国际组织松散、被动的行动在索马里和波斯尼亚惨遭失败后，这个词使她成为了“笑柄”，她说她之所以放弃这个词语，是因为要解释清楚需花费太长的时间。
虽然联合国的发展由于自身的官僚作用而受到阻碍，但至少已开始集中二战后该组织的创建人所预想的那种权力和权威了。奥尔布赖特称它是“全球911”，世界各地都可以拨打的求救信号，因为它的作用就像是一个国际急救组织。诉讼一览表总是满满的，1990年至1993年间，安理会授权发动了海湾战争，又试图平息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的战火，但未能成功。监督柬埔寨选举，向索马里派兵赈济那里的饥饿难民，试图解除该国好战的暴君武装，推翻他们以非正当手段所建立起的政府，也未能实现初衷。
联合国宪章赋予15个安理会成员国“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的基本责任”，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的任何一个成员国都有权否决安理会决议。奥尔布赖特是当时安理会中唯一的女性，她常开玩笑说，关于这段经历，她将写一本名为《十四套西服和一条裙子》的书。
奥尔布赖特安理会的同事都是些难对付的专业人士，他们对新来的美国代表十分好奇，不知她是否能融洽相处，对此奥尔布赖特心里也有数。所以一切都进展得很慢，开会时常常只听不讲。“她并不是不胆小”，逐渐了解她的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说：“她要准备行动时，她会说到做到”，但并不是马上行动。“作为能给当今的局势带来生机的唯一女性，我想这并不会使她感到不安。与其说让她感到不安，倒不如让其他人感到不适。”
奥尔布赖特的工作风格逐渐开始显现出来，同事们非常喜欢她的好胜性格和自贬式的幽默，他们很欣赏在需要解决问题时她那主动的平等交谈的方式。她性子急、易怒，但很快就平静了，这种性格也给同事们留下深刻印象。她对一些问题的观点如波斯尼亚是白纸黑字，非常明确。“她不善于雾里看花，喜欢单刀直入、击中要害。”这是一位同事所说的。“还有人曾说奥尔布赖特是在使用一种情感敲诈，像说一些：‘噢。我的上帝，我难道不能相信朋友，我该怎么办’这样的话”，但是这位同僚又随后说美国大使从不耿耿于怀、疾恶如仇。“如果她动怒发脾气，第二天准是拥抱与和解。在奥尔布赖特那里，没有长久的怨恨。”
安南说奥尔布赖特给他们带来了新意，“一种新鲜的东西，一种直截了当解决问题的方法”。她发言，语言从不会产生歧义和误解。“与训练有素的外交人员打交道，就像和律师打交道一样，让人不清不楚，能看到她这种坦率直截了当的方法，真是太好了。”他说。1994年夏天的一天，奥尔布赖特来找安南，他当时正处理波斯尼亚的维和工作。
联合国是个懦夫’她说：“你害怕卷进来。”安南这位讲话温和的加纳人是这样评价奥尔布赖特的：“我很欣赏她这种不拐弯抹角的直率，她并不在乎孤军作战，但她也有达成共识的能力，她的立场和态度是鲜明和坚决的。”
约翰威斯顿爵士，这位资深的英国驻联合国大使曾与奥尔布赖特有着密切的工作交往，他说即使产生暂时的争执，但与那些遇事搪塞，唯唯诺诺，没有原则的人相比，他更欣赏奥尔布赖特的率直。“我并不是说她没有外交上的细腻和战略上的敏锐，但是她的态度是直截了当。”
美国人对待联合国的态度一贯是忽左忽右的，愿意利用这个国际法庭来促进民主，但又不愿意牺牲任何主权。多年来美国政府一直拖欠联合国会费，直至1997年末美政府的欠款约达10亿美元，大部分都是未付的维和行动费。对于美国欠款情况，其他成员国抱怨不停。尽管美国声称按机构资助比例，它已支付了联合国行动计划的大部分资金。1996年11月联合国召开大会，成员国对美国非常有意见，通过一项决议，把美国从该组织的财政事务委员会中驱逐出去。奥尔布赖特当场就火冒三丈了，她非常气愤地给一常任理事国代表打电话：“这会在国会引起轩然大波的。”她说：“到时看你收拾？”这位大使回答道：“玛德琳，你什么意思，‘想干什么’？我们刚刚选举过，你落选了，这就叫民主。”奥尔布赖特并不罢休。“你难道没有想到，这会使国会采取极端行为。”她接着说：“你必须马上阻止这一事件，重新计数，再投一次。”她的同事向她解释说，这反映了联合国对美国欠款的不满。奥尔布赖特态度坚决，一定要采取措施改变这项决议。“玛德琳”，这位大使最后说：“不要耍小性子。”不管在安理会召开的各种会议上态度怎样，花样如何，还是在那些非正式的，畅所欲言的会议上，人们最容易坦诚交谈。俄罗斯代表尤里沃罗特索夫记起1993年8月里晴朗、美丽的一天，当时他和奥尔布赖特正坐在位于长岛俄罗斯乡间别墅的一棵中国苹果树下，已是夏末秋初，苹果的颜色已变得深红，沃罗特索夫正在饶有兴致地欣赏着这红润的颜色。他为同事们提供这一清幽的地方，召开一个为期一天的讨论会，用来讨论一些长远规划。舒舒服服地坐在草坪上的椅子上，喝着皮特酒、品着俄国茶、享受着近日来的潮湿给他们带来的暂时的放松，接着他们谈到了制裁问题。沃罗特索夫争辩道，通过限制贸易和旅行来惩罚一个外国政府的做法作用不大。结果通常是惩罚了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而不是该国的领导。奥尔布赖特不同意，她则认为制裁是有效的，如果民众对现状不满，他们就应该学着将他们的领袖赶下台。“在民主制的社会里，这种方法是有效的。”沃罗特索夫对奥尔布赖特讲：“下次选举，他们可以投反对票。但如果是独裁政权，谁能推翻他呢？”奥尔布赖特慎重地听着，这一点她的俄国同事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正是她的优秀之处。”沃罗特索夫说：“许多外交家通常只是一味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不管别人的意见如何，而与奥尔布赖特的交谈是互谅互让的。”
奥尔布赖特喜欢积极的辩论，但在与联合国同事相处时，就没有她的前任托马斯皮克林显得自如和自然，皮克林喜欢在走廊上与人聊天，开会前与人闲聊。而她在安理会的许多会议上不喜欢积极参与辩论，也不像皮克林那样爱开会，甚至在她到任已工作数月了，许多常任理事国的代表仍对她不太了解。有一次沃罗特索夫正在做一个他认为极其重要的报告，他奇怪地发现奥尔布赖特竟拿下了同声翻译耳机。报告完了之后，他很恼怒，当着她的面就质问她：“你对我讲的没有兴趣。”奥尔布赖特的回答让他意想不到，“我在听！”她用纯正的俄语答到。
在美国使馆内部，奥尔布赖特是绝对的老板，她让律师大卫谢伐尔在华盛顿当她的高级法律顾问。他发现在国会委员会露面之前，她的要求是十分苛刻的。关于联合国预算赤字，他呈交给她了一份简报。看了看列有已付给联合国的会费和欠款清单之后，奥尔布赖特用铅笔加那些表格里的数字。“这些数字加得不对，20分钟之内，我必须向委员会说明情况”。毫无疑问，在谢伐尔匆匆忙忙中为奥尔布赖特准备材料时把这些数字给加错了。“那是我和她在一起时，最紧张的时刻。”谢伐尔说：“这是个不该犯的错误，她对程序一清二楚。为了使国会信服，她需要的材料必须十分精确。”谢伐尔这位国际法专家很快便知晓奥尔布赖特对模糊的语言是最无耐心了，她要求他直截了当，抓住要害。她要求别人在阐述一些复杂的问题如联合国预算问题时用一些术语，以便使她在向国会成员解释时也能用。
她知道她了解此事别的国会成员也得像她一样了解。”谢伐尔说她毕竟是马斯基的弟子，所以她要求她的工作人员要干什么也一定都要以事实为根据。奥尔布赖特对小事和细节同样也是一丝不苟的，她让助手们一定要反复核查每位客人的姓名，以免座位姓名卡上出现拼写错误，如果有人在字母排序上出了错，奥尔布赖特决不会客气。
大使经常邀请她的工作人员周六或周日到她的寓所召开战略研讨会，他们穿着便装牛仔裤和毛衣，在她餐厅桌前，整小时地讨论着未来的发展，奥尔布赖特很喜欢预先计划。实际上每周同别人预约一起吃饭都有其外交目的，她并不喜欢在吃饭时谈公事，但她没法子。每月要同俄国代表共进一次早餐，还有一次是同日本代表，通常是米、鱼、生鸡蛋，她的部下常称之“稀奇古怪”东西。
奥尔布赖特常同其他国家的常驻代表共进午餐，她发现参加联合国大会185名代表中只7名是女性，之后她便组织了一月一次的妇女聚会，每人轮流在寓所做东。7位女代表开玩笑说，她们就是西方“7人集团”。1997年被任命为联合国秘书长的前加拿大驻联合国大使路易斯弗莱雪特说：“这是一个得天独厚的研讨会，使得一些小国家的代表也能够接近美国大使。”在首次妇女聚会之前，弗莱雪特非常吃惊地接到了奥尔布赖特从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询问她是否要带一名摄影师来。“这件事让我觉得很可笑”。弗莱雪特说：“我是一名公务员，不像奥尔布赖特是名政客，我怎会想到带什么摄影师。”有计划、有规律的妇女聚会使一些男性大使们非常恼怒。他们因为奥尔布赖特给女同事们的这种特殊的接触机会而感到愤然不悦，安南说：男人们有被遗忘的感觉所以很生气。”“他们很愿意和她一起吃饭。”许多人问“什么时候才轮到我们？爱发号施令的人是免入的”。
虽然几乎吃饭之意不在吃，只是形式，奥尔布赖特尽可能保持自己的食谱不变，但这并不容易。她爱吃甜食、难以抵制那些精美的冰激凌、甜点、饼干等，她的体重像吹气球一样猛增，但这一直是工作人员免谈的话题。如果基辛格的工作人员对他的体重谈论不休是一件令人难以想象的事，但一个女人的外表和着装不仅对自己很重要，而且别人如何评价自己也是很重要的。奥尔布赖特也不例外，她希望体重下降，并开始咨询华盛顿的一位营养专家。这位营养家给她讲了食物中的化学成分。在纽约，美国使馆的厨师开始给她做脂肪含量很低的汤，即用鸡汤做底而不是奶油。她最喜欢吃南瓜、韭菜、茴香、菜花。
从一开始，奥尔布赖特就与克林顿的其他高级外交政策顾问有所不同，在分析美国内外形势的时候，她比沃沦克里斯托弗善辩，克里斯托弗讲话太律师化缺乏鼓动性。在设计和规划美国军队时，她也表达自如。关于美国是否动用武力来帮助解决波斯尼亚的种族冲突已成为媒体的焦点，这是美国政府遇到的最棘手的外交问题，几年来，克林顿当局没有制定出一个一致性的决策，总统的外交政策顾问们的意见从开始就存在分歧。
托尼雷克在克林顿刚执政的时候，曾私下给他写过一封便函，声称波斯尼亚问题将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恶瘤，漫漫耗竭其力量，破坏其声誉。雷克是在大学里专门从事大脑研究教授，在尼克松执政时期为基辛格工作，因反对入侵柬埔寨而辞职。他倡议要对巴尔干采取某种强硬手段，他相信最佳的外交政策需要有道德因素，要寻求一种策略阻止种族灭绝和对城市的任意破坏。
科林鲍威尔的观点则不同，他在越南服过役，纵观了美国在海湾战争中的胜利。鲍威尔规劝克林顿不要在波斯尼亚动兵，他说轰炸是无效的，维和至少要动用数以千计的美国兵。他明确表示，在目标和目的不明确的情况下，他坚决反对使用地面部队。
在高级首脑会议上，奥尔布赖特与其他几位官员坚决赞成对波斯尼亚实施武装手段。1938年慕尼黑协定，这一协定造成她的故乡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在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奥尔布赖特当着鲍威尔的面质？道：“你整天大谈特谈精良武装，如果我们不能用，还有什么意义呢？”鲍威尔无言以对。他自己的观点号称是“鲍威尔原则”，其宗旨是：美国只能在确信通过武力可以达到目标和目的的情况下，才能实施军事压力。在他的备忘录上，他这样写道：“美国兵不是在游戏板上可以随意移动的玩具兵。”
1993年8月3日，奥尔布赖特呈交给克林顿一份措辞强硬的备忘录，她具体地分析了国家在波斯尼亚的利害关系，坚持认为武力是取得胜利的唯一手段，还强调要用宏观的政治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在题为“为什么美国要身先士卒”的备忘录中，奥尔布赖特执意主张，政府应重新审视以前一贯认为欧洲比美国更应该解决波斯尼亚问题的这一观点。随意应付不是个办法，如果总统不能解决波斯尼亚问题，会影响整个任期的政绩，奥尔布赖特认为美国不应该再把波斯尼亚当成一个小孩子，克林顿应该认识到不管是否公平，美国对外政策如何就要看它能否在巴尔干取得胜利，对波斯尼亚的任何战略都必须考虑这一痛心的事实。她写道：“我们让塞族人面临巨大的军事压力，才能取得成功。所以我们应动用军事力量迫使波斯尼亚的塞族人来商议合适的和平解决问题的途径。”
克林顿是在周末读的备忘录，印象十分深刻。周一在白宫召开外交政策小组成员会议的时候，他告诉大家，他很欣赏奥尔布赖特的备忘录。“她备忘录中所有的提议我并不完全同意，但我同意她的这份文件。”
在国内政策方面，克林顿立脚稳固，所以他总想在对外政策方面做些尝试。奥尔布赖特的主张，被彻底理解并被总统采纳则又花了约两年之久的时间。1995年9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波斯尼亚的塞族军事目标进行了为期3周的空袭。当轰炸有了效果，当波斯尼亚的塞族人出现在俄亥俄代顿的谈判桌前时，奥尔布赖特唇枪舌剑向鲍威尔发起了进攻。“我知道这些事情是有理有据的。”她说：“一位普通妇女同一位西方英雄人物闹分歧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现在他也许想重写那一页吧。”
总统的看法更长远：“不是惟独有她主张采用武力手段，但她早就主张如此。”1998年3月他这样说。“她从一开始就坚决要对波斯尼亚这样做。她迫切要求，拼力主张，而且要求的方法很得体，她始终如此，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雷克说，他当时不同意奥尔布赖特建议美国“只管去炸了他们”。是因为他在寻找一种更集中、更明确的使用武力的方法，他也在寻找恰当的时机。与其他人不同，奥尔布赖特所处的位置很让人羡慕，她能够明确、有力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不用对行动的后果担责任。她只是个倡议者，而其他在座的却都是军事官员，两者的不同之处是相当重要的。
奥尔布赖特与雷克的交往时间应算是很长了。1972年，雷克与奥尔布赖特认识，当时他是埃德马斯基的外交政策顾问，与只是一名志愿者的奥尔布赖特交往甚少。在卡特任职期间，他才多多少少对她有点了解。当时她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他在国防大楼负责政策规划。雷克为杜卡基斯做咨询工作的时候，奥尔布赖特是杜卡基斯的主要外交政策顾问，当克林顿竞选总统时，雷克和桑迪伯格所做的工作相当当时奥尔布赖特为杜卡基斯所做的。
雷克易怒，奥尔布赖特曾宽容过他一段时间。但当她变得自信以后，让雷克知道她的想法，方法上就不太含蓄了。有一次，身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雷克去了纽约与外国高级官员会面，由于大意没能通知奥尔布赖特，当她得知雷克在纽约而且没有向她通报时，她气愤极了。当着助手们的面就严厉地斥责雷克，这使雷克十分生气，他要求在办公室见她。之后他们消除了分歧，俩人挽着胳膊出现在工作人员面前，以示他们已合好。
奥尔布赖特喜欢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华盛顿，这种特殊的癖好使得联合国的同僚们备感失望。让他们感到恼怒的是开会来晚，她总解释说：“刚从华盛顿回来。”已结束的讨论还得重新开始。一位大使说：“我们要么停下来，重新给她解释，要么说：‘玛德琳，你为什么刚才不在这？’”这样的责备惹得奥尔布赖特很不开心，她最痛恨的就是有人告诉她因缺席而错失了什么。这位大使说：“这最容易惹怒她。”奥尔布赖特总是告诉他们，有一个总统内阁成员的美国大使对他们是有好处的。对此她的同事很会意，但并不是很情愿，“我知道这个理由的分量，”有人说：“但也该有分寸不是。”
奥尔布赖特的很多同事都希望她能更像皮克林，他是位私人外交家，号称“魔术大师”。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讲，奥尔布赖特却是个“坏脾气女王”。当中国代表在接到中央政府指示前不能对反古巴声明投票时，奥尔布赖特一直将安理会的会议时间拖延到下午4点直到达成协议为止。有一次她称伊拉克副总统的讲话，是在联合国听到的最可笑的一次讲话。她还告诉法国国防部长弗朗西斯劳达德留意自己的工作。伊拉克新闻界称她是条蛇，她便佩带一个蛇形胸针出现在安理会，伊拉克人称她为巫婆，一位反制裁的格鲁吉亚妇女就给她寄了一个扫帚，奥尔布赖特把它当成奖品摆设在办公室。
在奥尔布赖特多年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件事要算是1994年1月陪同克林顿的布拉格之行。他们一下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就打破了常规的外交礼节，要求奥尔布赖特将克林顿总统引荐给她的好朋友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这再好不过了。”奥尔布赖特说。奥尔布赖特经常外出旅行，在她任期的前两年，她访问了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苏丹、莫桑此克、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摩尔多瓦、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主要了解那里的维和实情。因为维和是联合国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奥尔布赖特和约翰 M沙里卡西维里将军也因此而建立起了牢固的工作关系。约翰将军是在1993年10月接替鲍威尔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她访问了路易斯安那州的波克堡，视察在那里接受训练的美国维和部队，她还在海地过了一个感恩节，与第22步兵团的官员们共进晚餐，还在罗德岛纽波特海战学院作了一次维和的动员报告。
被称为“沙里”的沙里卡西维里将军经常邀请奥尔布赖特参观美国的海外维和部队，只要可能她是不会拒绝的。联合国大使深知要想实现她在白宫所倡导的干预，政府是非常需要武装后盾的。当美军部署军队时，她亲自飞降摩加迪沙，身穿防弹衣，坐在装甲车里穿越城镇。在柬埔寨她乘坐摇摇晃晃的俄国直升机沿越南边境视察了日本维和部队。她还头戴钢盔，身穿防弹衣视察了萨拉热窝。
1996年3月，她去了位于东斯洛文尼亚已被破坏的克罗地亚城市乌克圭，她此行是要当地的塞族领导在难民和战争犯罪问题上给予合作。在她步行穿过一市场时，遭到了塞族示威者的嘲弄和咒骂。他们高喊“ku cko，ku cko，”随行人员只有一个能听懂示威者喊的什么“母狗，母狗”。奥尔布赖特转过身一脸严肃对助手说，“我想，我们该走了。”他们很快进了城，气愤的人群紧随其后。当奥尔布赖特上车以后，人群还朝车队扔砖头和石块，一块大石头砸碎了她后面工作人员乘坐的车窗玻璃，两名助手詹姆斯欧布伦和大卫谢伐尔浑身都是碎玻璃片。谢伐尔说：“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快开车就是我们得马上离开这个鬼地方。”
奥尔布赖特喜欢戴蓝白相间的联合国头盔，喜欢和士兵聊天，她也很得意由于这些旅行而使她成为公共焦点，擅长接受媒体拍照。她知道一位女联合国大使坐在装甲车里颠簸着，或从黑鹰直升机里走下来是最能成为新闻热点的。然而，奥尔布赖特的同事，对她的这各种喜欢成为媒体焦点的癖好，时常加以限制。3月份的巴尔干之行，奥尔布赖特来到了波斯尼亚东北部一个公共墓地。当时有一大群记者在场，她的使命是迫使塞族强硬派头目米洛舍维奇对战争罪行的审判给予合作，但由于担心过多的公众舆论给国防部加快对战争犯罪调查带来巨大压力，这恰是五角大楼想要回避的。所以，五角大楼的官员们，让奥尔布赖特压缩了她事先已安排好的记者招待会的规模。就在奥尔布赖特刚从东斯洛文尼亚返回没几天，她的良师益友马斯基就去世了。20年前，在马斯基办公室以志愿者起家的联合国大使在葬礼上致悼词，“事实是这位先生就是我的楷模。”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小花教堂奥尔布赖特向哀悼者们宣读了她的颂词，讲完之后，她合上发言稿，走下圣坛路经马斯基的灵柩时，停了下来，手抚棺盖，沉默道别。
正是在联合国，奥尔布赖特落下了机智、爱说俏皮话的名声。一位缅甸官员坚持认为，在缅甸不存在侵犯人权的行为，他说：“你可以看到这儿的人民都是面带微笑。”奥尔布赖特讽刺道：“过去在捷克我有很多朋友，他们那时也面带微笑，那是因为他们太害怕。”1996年2月，古巴飞行员驾驶古巴喷气式飞机在佛罗里达海峡上空击落了两架从迈阿密古巴流亡集中营地起飞的两架飞机。当奥尔布赖特读到古巴飞行员讲话—夸口要拿掉美国人的“睾丸”时，她说：“上帝，这太不像话了。”讲话稿中多次用到“睾丸”这个词，奥尔布赖特向白宫建议，将讲话译文推向世界舆论法庭的最好地方——纽约的记者招待会。坐在桌前，嘴里慢慢地嚼着三明治，她转向鲁宾轻声说：“不是睾丸，他们是懦夫，”他俩面面相觑。“我不知道我是否该那样表达，”奥尔布赖特满腹狐疑地说：“我给伊莱恩打个电话，她会告诉我一个女人用这个词是否合适？”奥尔布赖特与舒卡斯和鲁宾一起通了话，伊莱恩舒卡斯的回答是肯定的，“可以。”但是要说的话需要混杂一下，所以他们略加修补，就给奥尔布赖特编撰了最有名的妙语：“坦率地讲，这不是睾丸，是软蛋！”这典型、纯正的奥尔布赖特，一句机智的俏皮话，即可产生一时的轰动效应，同时还潜在着一种男人的大气风范，有意暗示她也是男人的一员。克林顿非常感兴趣这句话，为此在他的办公室还保留着写着引语的小标贴：“你教不会别人这样做，”他说：“送到学校你也不会。”
国际外交圈对这句话的反应没有美国公众强烈。奥尔布赖特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时的老朋友克里克斯廷多德森也对此不以为然。事情发生没多久，奥尔布赖特前往希腊访问，当年在希腊已居住半年之多的多德森邀请奥尔布赖特到雅典一家很有名的餐馆吃饭，“针对那句话，我真是好好地说了她一顿。”多德森说：“我告诉她一个女人这样讲话是不合适的，我真的是好好地指责了她一通。”在另一张餐桌上，一群商人正在用希腊语和英语边吃边聊，吃完饭后，他们走到奥尔布赖特面前，一个手里拿葡萄酒的人说：大使夫人，你的直率和敢说‘睾-丸’干杯”。多德森先恼了，还没等他坐下，就气愤地用希腊语告诉他们：“你们不该这么说，我已经告诉她，像她这样身份的人不该讲男人们讲的那些话。”那些人哑口无言，两张桌子没一个人再讲一句话。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时，同事们都很佩服奥尔布赖特处理棘手工作的能力。 1994年夏，海地的难民危机已达到了高潮，1991年，军事不法之徒以不正当手段将选举的总统让伯特兰阿里斯蒂德赶下了台。在干涉的几年中，无论是布什还是克林顿所做出的使阿里斯蒂德重新执政努力都没有奏效，以贸易制裁来削弱一军事管制的穷国效果甚微。
1994年7月，数以千计的海地人为逃脱政治迫害和穷困纷纷挤到了开往佛罗里达的船上，克林顿当局迫于压力，设法阻止难民潮。然而几乎没有人认为联合国能采取行动推翻海地的军事委员会，恢复简—伯特兰阿里斯蒂德的执政权，但奥尔布赖特对克林顿说：“如果我有权，我想我会做到的。”
在纽约的安理会，奥尔布赖特告诉同僚们，需要6000联合国士兵，美国将提供多半兵力。“谁决定是6000?”开会时沃罗特索夫问她。“为什么不是3000或1.2万？”奥尔布赖特只好承认她是从五角大楼得到的指示，她也不清楚这个数字怎么算出来的，不可能，费用太大。沃罗特索夫说，当奥尔布赖特再一次来强调她的论点时，她已备好了全部的数据，关于为什么恰恰需要6000人，他们如何分组，每组又如何部署，沃罗特索夫被说通了，“促使我改变想法的是她的方法，而不是她的魅力，”他说：“她的确非常具有感召力。”
无论是对奥尔布赖特还是联合国，这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联合国第一次为再现民主制度在一主权国家动用武力。“人们并不赞赏她在联合国工作这十年发挥的重要作用，奥尔布赖特的副国务卿斯特罗布塔尔伯特说：4年使她了解了多国主义最好的一面及最坏的一面，也让她知道不仅要培育发展个别政府，而是要培育和发展一批政府。沃罗特索夫同意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的观点，认为奥尔布赖特的惊人之处像基辛格一样，在于她有着欧洲的背景，她比大部分的美国领导更通晓外国的历史、传统、文化和思想，因为她生活在不同的制度下，可以与不同的观点产生共鸣。“她熟知南斯拉夫的一大特点就是倔强。”沃罗特索夫说：“她知道当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父亲在贝尔格莱德供职，她就住在那儿，他们很倔强，就像驴，并不因为他们对有些事情不明白，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改变自己的观点，因为她曾在那儿生活过，所以玛德琳知道同塞族领袖米洛舍维奇打交道有多困难，这一点很重要。”
沃罗特索夫说，不是奥尔布赖特的性别关系，而是她的观察判断能力。使她显得与国防部的俄罗斯研究专家，斯特罗布塔尔伯特、汤姆皮克林有所不同。玛德琳的理论知识很宽广，他说“她从未在俄国工作过，但她了解斯拉夫人的思路，斯特罗布塔尔伯特在那里当过记者，他了解民意，知道俄国的动力何在，皮克林在那里当过高级外交官，知道事情如何才能运转，怎样不能。”“谁的俄语讲得最棒？”“斯特罗布”，沃罗特索夫说：“皮克林只掌握了一些单词和词组，但他不讲俄语，玛德琳什么都能听懂，但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才讲，一旦开口，那是不带一点口音的纯正俄语，就像她讲满口一点不带外国口音的英语一样。”
奥尔布赖特的背景及对外交政策的精通给沃罗特索夫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1994年在安理会召开会议时，他侧着身子告诉她说，她将会是美国的下一任国务卿，“噢，不，国家还不会让妇女担当此任。”在她担任国务卿之职的两年多之时，沃罗特索夫问她是否记得他说过的话，“我当然记得”，她说：“不过，我当时不相信你说的话。”
奥尔布赖特给沃罗特索夫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由于她缺乏对细节的关注，使得联合国的同事们颇感遗憾。专业的外交家总是以透彻地理解问题的细节而深感自豪，而奥尔布赖特则倾向从宏观上来陈述和分析形势，然后用简短而有力的幽默话来定义和概括，这种作法让他们不能容忍。在筹划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如果不能同高级官员交谈细节是一件令人失望的事情。一位大使说：“她对这一点很不适应，她不觉得这是该干的工作，她总是让别人去做。”
然而她对争执和分歧却从不回避，即便是直接涉及到联合国的同事。就在联合国秘书长加利任期满的前一年，她便认定这位有主见、不听话的埃及人不能再继任，虽然她知道这会在联合国内部引起争议，就将自己的看法传达给了高级首脑们。克林顿政府指责加利1993年在索马里没有完成维和使命，联合国没有完成重建该国国家政权的任务，把责任压在了克林顿身上。因为当时在捕获索马里领袖时未能成功，战斗中18名美军别动队队员中了埋伏并全部遇害身亡。虽然别动队听从美国军官指挥，但是他们受命于联合国，阵亡在索马里。
奥尔布赖特和加利在联合国的国际外交上的作用和组织内部的管理上有着根本的分歧。加利坚持认为联合国应该控制和指挥在波斯尼亚的国际部分，否绝将指挥空袭塞族人的权力让给英、法指挥官，行动指挥官却抱怨联合国命令的迟缓和繁琐破坏了空袭的应用效果。另外，控制美国向联合国支付经费的国会认为加利就是联合国管理不善的象征和代表，是进行改革的绊脚石。美国欠交10亿多美元的会费，奥尔布赖特为此担心，美国在联合国的影响会因此有所下降。1995年10月，奥尔布赖特发动了一场运动，旨在不让加里连任，她劝告克里斯托弗和雷克，说这位埃及人必须让位。策略就是告诉加利让他自己退出，并暗中支持安南。安南来自加纳，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的属下，安南能够得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力支持。“那真是艰难而又紧张的时期。”安南说：“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都不知道局势将会朝什么方向，这个问题什么时候能够解决，会拖多久，看得出她在采取强硬手段。”
奥尔布赖特这样对待联合国秘书长，许多外交官都感到十分震惊，都认为她和加利之间有什么个人恩怨。其他高级官员都担心，美国在此问题上会陷入孤立无援，但奥尔布赖特仍拒绝让步。11月的投票结果是14比1，她是唯一反对加利继任下届秘书长的成员国，由于5个常任理事国的任何一个成员国都有否决权，奥尔布赖特的一张反对票，使加利竞选失败，克林顿政府竭力推选安南担任下一届联合国秘书长。
在克林顿提名奥尔布赖特为国务卿候选人的两周之后，人们对奥尔布赖特在外交方面的不满抱怨突然中止，那些过去对她的策略进行过严厉批评的人突然倾向了她的一边。12月13日，就是奥尔布赖特被提名为国务卿候选人的第八天，安南全票当选联合国的新任秘书长。《华盛顿邮报》报道说，那些最近预言奥尔布赖特正在把美国引向惨败的外交官们突然重新估价了她的分量，称她是个战略家，一箭双雕的妙计既把加利赶下了台，又一手操纵、精心地挑选了接替人。”
许多关注奥尔布赖特这些年发展和变化的人都认为她在联合国这几年变了，他们以前所熟识的友好、温和的那位妇人开始变得专横、目中无人，甚至有点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另一种看法认为她变成了双面人，时而发号施令、盛气凌人，时而仍和从前一样，随和、友善。一位曾与她有过密切关系的人说：“在华盛顿的她和在纽约成为焦点人物的她视若两人。”
很显然，这位腼腆、羞怯的助手已变成了一位武断、自负的高级政治官员，她不仅执行政府政策，而且还制定政策。每个人都有干蠢事的时候，奥尔布赖特也开始暴露出她的急躁一面。1995年6月，在旧金山举行联合国成立50周年的庆典活动期间，克林顿同意前往，当时奥尔布赖特在费尔蒙酒店第10层等电梯，准备到酒店一层去迎接总统车队。电梯没到，她开始变得急躁不安。这时一位保安人员宽慰她说，再等30秒电梯准到，但是大使直盯盯地看着他说她不等了，说着拎起红色裙子开始下楼，鞋跟咔嗒咔嗒响了一路。快到底层的时候，她看见电梯来了，便立刻跳了进去，不巧的是，这是个货用电梯，电梯把她又送到了酒店厨房操作间。一位酒店的工作人员告诉她通往一层的门，但保安部门为了安全已把门锁上了，当最后奥尔布赖特找到底层出口时，一个大个旧金山警察走过来询问她到底想往哪里去，奥尔布赖特挺挺她5英尺3英寸高的身板说她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来这儿迎接总统。这位警察告诉她，她哪里都不去。就在这时奥尔布赖特的助手认出了国务院的一位保安人员，他认出了她，才让她加入了总统的随行人员之列。
奥尔布赖特很清楚，要想取得更高职位，她必须花些时间和那些能够左右和影响决策的人打交道。1995年9月，联合国在中国召开第四次妇女大会之即，奥尔布赖特率领美国代表团前往参加，她诚邀了希拉里作为名誉主席一同前往。两人都要在大会上做重要发言。作为代表团团长，奥尔布赖特负责全面计划和安排，对于奥尔布赖特来说，这一任务非常重大，特别是大会东道主北京的角色使这一任务异常棘手。当时美国大使不在北京，所以没人能来联络与谨慎从事的中国官员之间的联系。中国官方已经开始意识到这种聚会有可能变成攻击社会主义妇女和家庭待遇问题论坛。另外在大会召开之前，中国当局阻止持不同政见者哈里吴入境，这使得中国人权问题成为全世界注目的焦点。有人猜测，包括第一夫人在内的美国代表团会抵制大会。
有些官员感到失望的是，奥尔布赖特并未亲自组织参加这次大会的工作，代表们发现，打电话找奥尔布赖特解决问题，还不如去找希拉里的高级助理梅兰尼沃维尔。
玛德琳是个有名无实的团长，一位参加会者说。然而，她确实做出了一个关键的、极具政治目的的决定，没有像组织者所希望的那样，奥尔布赖特在开会前几天到达，以解决一堆最后关头的紧要问题。她却接受了陪同第一夫人的邀请，她的安排是24小时内完成到达、发言、离开这一系列活动。
几名与会代表对奥尔布赖特与希拉里大出风头的表演感动非常吃惊：“她飞来了，做了精彩的亮相，引人注目的表演，然后消失掉。”一位高级官员说道：“我第一次认识到她是个什么样的公众人物。也是第一次我敢肯定地说她正在竞争国务卿这个政治职位。”但话又说过来，没有人会轻易放弃同第一夫人结伴旅行。旅行不仅比乘坐民用飞机更加舒适、轻松——空军1号总统专机上配备有像起居室一样的房间，有舒服的椅子和沙发。而且是一个互相交流观点和看法的大好机会，彼此可以借此增进了解，审慎地交谈，避免了第三者或第四者在场时引起的误解。
因为奥尔布赖特的女儿凯茜的婚礼，中国之行的后勤工作变得非常复杂，婚礼的时间正是大会召开的那个周末。奥尔布赖特参加完凯茜婚礼的庆典活动以后，直飞夏威夷与正在那里度假的克林顿一家见面。当奥尔布赖特的飞机在火奴鲁鲁降落时，总统及第一夫人已在机场等候。奥尔布赖特从她的飞机上下来穿过跑道直接登上总统专机的。一到北京，希拉里就作了大胆的发言，间接地批评中国强制计划生育的政策，她的言论在全世界被广泛宣扬。发言结束后，克林顿夫人飞往蒙古。美国代表团其他成员感到不满的是奥尔布赖特背道而驰去了缅甸，会见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人权积极分子昂山素季。
奥尔布赖特很清楚自己在什么时间里该在什么地方，上面所说并不是仅有的一次。1995年，联合国在哥本哈根召开关于社会福利政策的各国高级首脑会议。奥尔布赖特对会议的内容和议题丝毫不感兴趣，“根本与她无关。”一位曾和她一起在联合国工作的官员这样说。当奥尔布赖特得知副总统戈尔将参加会议时，她便立刻飞往哥本哈根去听他的发言。“如果她能在那里呆上一天，太令人吃惊。”一位旁观者说：“她乘上飞机，到了开会现场，然后就立刻飞走。”
第二年，奥尔布赖特又逢时机同希拉里同乘一架飞机，两个人都去佛罗里达的奥兰多参加在那儿举行的美国律师协会年会并作大会发言，第一夫人邀请奥尔布赖特同去。陪同两位夫人的有大卫谢伐尔，两人之间融洽的关系给谢伐尔留下了美好的印象。“真是好极了。”他说：“很显然她们之间关系密切，她们开玩笑并开诚布公地交谈。一会儿谈政治、一会儿谈家庭。”第一夫人谈了和女儿切尔西一起去参观大学的事，刚从塞浦路斯回来的奥尔布赖特讲了那儿的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之间的政治问题。“她们俩都清楚什么是重要议题，然后集中谈论。有时很幽默，有时很严肃。”谢伐尔说。
有些联合国工作人员属于职业官僚主义者，几乎反对所有的男性大使。当奥尔布赖特对该组织的女工作人员的形象和地位不感兴趣时，他们同样也感失望。他们看到，尽管她也在一些国际妇女大会或其他类似关于妇女问题的活动中露面，但只是走形式。关于促进该事业的发展，她几乎没有做什么。大使也确实召开过一些关于联合国妇女雇员的会议，也进一步地研究过一些倡议书的概要。然而据一观察员所讲，她并不“十分投入，实际上她对此毫无兴趣”。
当总统大选临近，克林顿准备与共和党候选人鲍勃多尔竞选下一届总统时，奥尔布赖特私下和朋友交谈着关于她的前程之事。华盛顿相当有实力的说客安妮维克斯勒在弗拉罗竞选总统时就和奥尔布赖特认识，然后每隔上几个月就要在奥尔布赖特的寓所里过夜。她们常谈到深夜，谈论华盛顿谁上谁下，推测未来局势。“我们坐在她的书房里跷着脚，偶尔也谈到她将来成为国务卿这种遥远的设想。”维克斯勒回忆说：“玛德琳总是说，噢，那些男家伙们才不会让这件事成的。”
1996年11月克林顿第二次当选总统，据说奥尔布赖特的名字已被列入接替克里斯托弗仅有的几个候选人名单之中。没多久，奥尔布赖特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主持人莱斯丽斯塔尔和美国广播公司20—20节目主持人琳恩谢丽组织的九位女性参加的妇女午餐聚会。参加每月一次聚会的成员有：文学界代表埃斯特纽保，联邦法官金巴屋德；记者朱拉特卡兹卡斯，曼哈顿地区助理律师琳达费斯坦，性别平等中心主任费伊沃特顿，小说家安娜奎恩特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埃伦福特尔。午餐聚会的地点设在离联合国总部不远谢丽刚装修一新的公寓。聚会上，大家又说又笑，乐趣横生。提到整容这个话题的时候，奥尔布赖特就没说什么。几个朋友也谈到了让她做美容的可能性——也许就是稍稍地收拢一下下巴下面的脂肪，但是她们还是没有勇气向她提及此事。
当然，最终话题还是转向了男人，奥尔布赖特问她们的建议“你们怎么看”？她说：“我该不该带个男朋友去参加总统的就职演说？”大家众说不一，有的赞成、有的反对。你想跳舞吗？有人问，大家一起反对，没有人在就职演说舞会上跳舞。如果她真的要带上一个男朋友，他必须和她的身份相当，这样她就无须向大家一一介绍或担心他是否开心。像那个钻石进口商莫里斯坦普尔斯曼之流，他曾是杰奎琳奥纳西斯生前的伴侣。偶尔也是奥尔布赖特纽约晚宴上的客人。不，不行，有人说。这也太便宜新闻界了。托尼雷克怎么样？克林顿已任命他为中央情报局局长。不，最好离那些花边栏目远远的。她们又提到了另一个鳏夫的名字。不行，其中一人略带怒气地说，他已有主了。奥尔布赖特摇摇头，给在公寓外守候的保安人员打了手势，她说也许她只会带她的女儿们去。
虽然奥尔布赖特在纽约的社交活动频繁，但大多都很正式，午餐聚会则不同。她爱笑，喜欢谈论女人话题，喜欢与这群聪明、有个性的职业妇女进行这种轻松、随和的交流。“她喜欢这种聚会，有两层含义。”一位局外朋友说：首先聚会很有意思，但她也喜欢以高位自居，给聚会锦上添花。莱斯丽在华盛顿举办这样的聚会已有多年，但在这之前，玛德琳从未被邀请过。现在她终于与这些了不起的女人们开始建立友谊了。”
奥尔布赖特已和了不起的男人们打交道多年，这帮人更是出类拔萃。如果要是在中学，他们就是那些非常优秀的人物——队长，或是学生干部，都会被邀请出席最好的聚会。有这些女人做朋友，奥尔布赖特便可以稍微放纵一下自己。她很喜欢午餐聚会，总是询问下次聚会时间，实际上她成为这个团伙的成员也仅仅几个小时而已。
克林顿任命她为国务卿的时候，午餐聚会的成员们个个都很开心，她们送给她一条赫尔墨斯头巾，头巾上点缀着各个国家的国旗。在埃斯特纽保的提议下，她们还附上了留言：“我们过去认为他不像个男人。”
23.机遇
她的事业在发展，但这一切并不是事先设计好的，记者问我她是不是一直想当国务卿，这就好比在说：‘她想到月球上去吗’？这是超出可能性范围的，过去她从未想过，即便她为杜卡基斯工作时，也没有认真地讨论过此事。
——威妮弗雷德弗莱恩德
1997年3月22日
1996年7月，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和希拉里克林顿相伴访问东欧，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表示对那里刚刚兴起的民主制度的支持。几天的布拉格之行是最重要的部分。她们同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共进晚餐，晚上在古老的查尔斯大桥上漫步，浏览14——15世纪巴罗克时期的圣人雕像。圣人们漆黑的影子，投射到哥德时期的石墙上，像鬼影一样阴森、恐怖。脚步停下来，回头望去，令人陶醉的赫拉德昌尼城堡的全貌展现在她们面前，城堡在聚焦灯下闪闪发光，可谓欧洲最壮观的景色之一。
在秘密保安人员跟随下，她们又在老镇广场狭窄的鹅卵石小路上闲逛了一个上午。聊聊孩子，谈谈她们在韦尔斯利的教授们，然后来到了一家咖啡屋。她们观赏着15世纪镇公所塔楼上方的大钟，过一小时，一个骷9就开始鸣钟报时，然后把报时器颠倒一下，12名圣徒围绕着转，还有公鸡鸣啼。两人还参观了犹太人的公墓，但她们没有去平卡斯犹太教堂，那里的墙上写满了大屠杀时期数以千计受害者的名字，奥尔布赖特当时并不知道其中就有她3位祖父母的名字。
有一天下午黄昏时分，奥尔布赖特带着希拉里去看看她儿时住过的地方，离城堡大门不远，位于赫拉德昌尼广场一座叫尤拉布蒂小餐馆二楼的一套公寓。战争结束后，玛德琳和家人就住在这里。当总统的车队驶来，显然是朝着城堡方向去的，餐馆的领班罗曼鲍胡奈克就站在人行道旁。当时他还开玩笑说他们也许是来餐馆吃饭的，当这一长队的高级轿车就停在他面前时，他真的是吃惊万分。几秒钟的时间，保卫人员从车上跳了出来，涌进餐馆，清扫卫生间、冲刷厕所，从袖筒里拿出小麦克急促地说了些什么，结果官员们一个都没进去，希拉里同哈维尔一起徒步去了城堡。第二天，鲍胡奈克来上班的时候，看见奥尔布赖特带着希拉里在屋子里转了一圈。
还有一天下午，哈维尔、奥尔布赖特、希拉里3人一同坐一辆雪佛莱轿车来到了文西斯劳斯广场，在那里1989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导致了本国的“丝绒革命”，结束了原来的制度。触景生情，3个人竟突然一起唱起了：“好国王文西斯劳斯。”
一天早上，哈维尔又陪同两位夫人逛了整个城堡。他还向她俩炫耀在他私人办公室里的戏剧壁画，其中有一幅是一个克格勃特务的手画幽默相，这个人原在他不得势的那几年追随过他。在逛城堡的时候，希拉里和玛德琳溜进了洗手间闲聊了起来。一名摄影记者强拍了她俩在入口处谈得正热和的镜头，奥尔布的办公室里至今还保留着这张照片。在照片的下面，希拉里写到：“送给奥尔布赖特，也许别人会恐惧退缩，而她却无所畏惧，身先士卒。一位在洗手间内的朋友对你的祝福。”当奥尔布赖特的名字跃现在国务卿候选人名单中之后，大家都认为奥尔布赖特与第一夫人的友情已经起了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是极其绝妙的，远不是落入俗套的那种方式。并不是第一夫人在白宫西翼大做工作来促成此事，她真的无足轻重？大家都知道她是很有分量的。但是自深受民众关注的医疗保健计划惨遭失败后，她就明了不去西翼，不去开会，又如何让总统知道她的想法。第一夫人的高级参谋梅兰尼沃维尔说：她无需在他的枕边留便条。
奥尔布赖特跟希拉里比跟总统更近，这一点儿也不让人感到吃惊。“和总统在一起，她近乎是在逢场作戏。”一位高级官员说：“但与希拉里，她则是无话不谈，对一些国际事务问题，奥尔布赖特给她提建议，送她备忘录和材料，她们经常闲谈一些韦尔斯利女子学院的事情，了解了这些，在我的脑子里就无丝毫的疑虑，她肯定能得到这个职位。”
希拉里与奥尔布赖特，都对美国政治和妇女问题感兴趣以外，除此之外，10年来，她们已成为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她们都毕业于韦尔斯利女子学院，但远比只是校友更密切。她们都雄心勃勃，工作努力，极富幽默感，很善于以自嘲的方式缓和气氛。另外，她俩的工作也许可以互换，最让人觉得奇巧的是，俩人原本都是朝着对方职业方向发展的。作为律师的希拉里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内阁成员，而玛德林，50来岁的老妇，或许能成为一名政客的妻子。
和第一夫人之间的友谊相比较，奥尔布赖特的任命就显得更为重要，因为没有几个妇女能最终成为她们所在机构的上层领导，因为男人和她们在一起总感局促不安。奥尔布赖特是那种总统和副总统和她一起工作很舒心的女人，他们相信她的判断，喜欢她表达见解的方式。那些建议克林顿反对奥尔布赖特的人却未能阻止克林顿和戈尔与她密切工作，另外克林顿生性爱耍弄花架子，做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事情，性别问题也不例外。“你告诉他，‘噢，上帝！头儿，以前可从未这样做过。’这是促使他去做这件事的最好方法。”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说：“你让他看一下玻璃天花板，他就会马上捡起一块石头。”
克林顿选择奥尔布赖特当美国国务卿，不单单因为她是名妇女，但她的性别只会对他有好处。他知道在竞选中妇女的选票作用很大。赞成他的妇女使他比共和党候选人鲍布多尔多出17个百分点，在白宫到处游说、鼓动的妇女也强烈要求一名妇女加入内阁。“他很欢迎选一位女性，但是工作方法和态度要强硬。”克林顿的新闻秘书迈克尔麦卡瑞说。
实际上，克林顿任命奥尔布赖特为国务卿的想法已有一段时间了。1993年5月，奥尔布赖特在联合国工作的头一年，她56岁生日时克林顿给她寄去了生日礼物，并暗示他正在考虑让她担任更重要的工作。礼物是一张他们俩人的合影照片，照片上奥尔布赖特向克林顿赠送美国第一任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关于弗吉尼亚的作品集，克林顿在照片上赠言：“你是杰斐逊当之无愧的外交接班人，但却年轻得多，即使按你们任职的年龄算也是样。”麦卡瑞并不知道克林顿这种想法的用意，直到8月的一天，他接到《纽约时报》记者伊莱恩西欧莱欧的电话。她说她准备在《时代周刊》上发表一篇关于奥尔布赖特的文章，还告诉他，据可靠消息透露，克林顿真的是在认真考虑任命奥尔布赖特为国务卿。“我得审慎才是”，麦卡瑞说：“许多人都这么说，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麦卡瑞在记者圈里口碑不错，很受尊敬，他的引导对记者们撰稿是很重要的。如果他不能告诉他们什么，他就尽量地解释为什么。如果不知道问题的答案，他会直说并尽力去寻找答案。“您不必直接在文章里出现，但您认为文章该是什么样的结果。”麦卡瑞问克林顿，总统答道：“奥尔布赖特独占鳌头，这一点很清楚。”麦卡瑞很吃惊，他问：“你认为阿拉伯国家对她反应如何？”克林顿回答说，她能做得很不错。实际上他发现阿拉伯国家的一些领导人非常激进，已远远超出了传统观念对他们的制约。“叙利亚国会和政府其他重要部门的女性要比非阿拉伯国家多得多。”克林顿说：“所以我想他们中的很多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其他人也应该想办法合作一下，因为这对我们国家来说很重要，要是我们选一位女总统，他们该怎么办？这事早晚会发生的。”
当西欧莱欧关于奥尔布赖特的长篇大论、好话连篇的文章发表在1996年9月《时代周刊》上的时候，奥尔布赖特的工作人员私下里激动不已，出现在封面的不只是奥尔布赖特，还有前缅因州参议员乔治米切尔和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他们也都是竞争对手。“不去公开地竞争这个职位，对她来说很重要，有人看到这篇文章会不高兴的。”奥尔布赖特的一位心腹之认说：“和这些人一起上封面会使她的目标小一些，最起码他们会说他们的照片还上了《纽约时报杂志》的封面呢。”
与奥尔布赖特竞争的大部分人员被新闻界描述为与美国实力派人物有着铁关系的政府成员，其中包括财长罗伯特鲁宾和总统心腹弗农乔丹，除了驻俄大使托马斯皮克林，还有4个人：乔治米切尔，前联邦法官，参议员民主党领导人，他曾在克林顿与多尔竞选总统时，为他准备竞选答辩发言稿；要退职的塞姆南，在1995年共和党控制国会之前一直担任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霍尔布鲁克和奥尔布赖特。
克林顿十分赏识霍尔布鲁克，他是波斯尼亚代顿和谈中的中心人物。和奥尔布赖特一样，霍尔布鲁克也是一位非常机智的外交家，善于处理问题、解决问题，面对媒体也是潇洒自如。克林顿还很欣赏他的“碰瓷”能力，这是白宫一助手认为的，即指霍尔布鲁克在艰难的谈判中，也能努力促成和谈，达成协议的能力，这一切都给克林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乔治米切尔这颗明星的光辉却日渐暗淡，因为国会中的共和党人都认为他党派性太强，托尼雷克和科林鲍威尔也都不是决一胜负的竞选者。架着一副角质架眼镜，学者味十足的雷克被新闻界称为是“窥视先生”，是克林顿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候选人，民主党人士也没有多少能量让已是光彩照人的鲍威尔再锦上添花，他被认为是参加竞争下届总统的副总统戈尔强有力的对手。在牛津大学时，就已是克林顿知己的塔尔伯特自动退出竞选。国会的保守派人士认为他对俄态度软弱，如果提名塔尔伯特肯定会引起争论。然而克林顿相信他能够通过任命听证，但他知道听证会会被利用来破坏美国的对俄政策，塔尔伯特不愿让他的提名被当成是政治上的攻城棒，因此竭力推举奥尔布赖特和霍尔布鲁克为最合适候选人。
与克林顿商谈此事，通常用45分钟左右，政府里的几位官员都认为提名奥尔布赖特是个大错，论才智，她还不能担任这项工作。“这会被外国当局看作是个很轻率的任命，而不是认真的。”一位官员说，对奥尔布赖特持反对态度的人争论说，她的偏爱强硬和专横的态度会被人误认为是简单和鲁莽，这是女人为了让人相信她不会被人轻易摆布而刻意装出来的性格。一位内阁成员说：“他们看出了她的机敏，但是对于她把握美国外交政策的大局和国防部上层建筑的能力表示怀疑。”
克林顿认真地听着，但对此他另有看法。他认为身为集体一员的奥尔布赖特，知道私下里如何与别人沟通不一致的意见和看法，给他留下难忘印象是，当他任命她为联合国大使，授予她内阁头衔并让她加入最高领导层时，她并没有绕过她的顶头上司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而是通过国家安全顾问托尼雷克，始终与白宫保持联系。奥尔布赖特比克里斯托弗口才更好，当然更适合上电视，但是她总是很谨慎，从不与他对立。“克里斯托弗与她一前一后，工作配合很协调”，麦卡瑞说。在进白宫之前麦卡瑞曾在国务院任克里斯托弗的新闻发言人。“她入白宫以前，一直都在国务院内工作，从不越雷池一步，如果不事先通报克里斯托弗的工作人员，她从不接受电视台星期日的直播采访。”
对克林顿来说，还有一点更重要，那就是他发现这位联合国大使是位不错的伙伴，一位性格乐观、友善的可以结伴而出的朋友，一个不装腔作势并敢开男人玩笑的女人。1997年6月下旬，在丹佛参加经济高峰会议时，玛德琳与俄国外长叶夫杰尼普里马科夫和副国务卿斯特诺布塔尔伯特共进晚餐。他们所在的那家饭店很有特色，供应荒蛮西部的响尾蛇和野牛屁股。塔尔伯特点了洛基山牡蛎，普里马科夫把目光转向了奥尔布赖特，她的俄语口语不如她的听力，但也是相当不赖的，和普里马科夫交谈，无需翻译。普里马科夫像往常一样，用俄语中只对家人或好朋友才用的人称代词来称呼奥尔布赖特，他告诉她说关于这些菜，他有一个不太文雅的故事，如果他讲了，奥尔布赖特会不会生气。
奥尔布赖特不仅不反对，还提醒这位俄国外长，她最有名的引语是关于古巴飞行员和睾丸，普里马科夫笑了。他告诉她，有一对美国夫妇开开心心地玩了一天后，来到了一家很有名气的餐馆，当他们举棋不定，不知点什么菜好时，饭店老板来到他俩桌前，说该地区很风行斗牛，他的饭店有一道当地特色菜，想必他们会喜欢。这对夫妇就同意了，一大盘烧好的圆片肉端到他们桌上，他们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晚饭好极了，于是他们决定翌日再来，还点同样的菜。当菜上来的时候，盘子里只有两小片，这对夫妇就把老板叫过来，抱怨说这不是他们那天晚上吃的菜，老板说没错的，但斗牛士不总是赢。
奥尔布赖特哈哈大笑起来。
克林顿很欣赏奥尔布赖特能够阐释她以外交政策为依据而做出的决定，并列举出决定的政治影响。“她具有想出一步又知道下几步该如何走的能力。”克林顿的参谋长厄斯金鲍勒斯说，他认为他的职责是让克林顿在做出决定之前听听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她善解人意，才能非凡，在复杂的情况下也能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克林顿发现了这种才能，而且十分珍惜。
奥尔布赖特还鼓动美国政府阻止了加利连任联合国秘书长，为她和白宫在国会赢得了信任，当时她知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同行们会反对，但她并不自动放弃。克林顿也因这个决定而遭到了外国领导人的批评，但他很欣赏奥尔布赖特面对联合国同行的反对，仍坚持自己的立场。
他还注意到在促使美国对波斯尼亚进行武装干涉这个问题上，她的预测能力也领先于政府的其他官员。她争辩说，塞族人警觉性差，不会向美军挑战，证明的确言之有理。后来克林顿还说，奥尔布赖特给他的关于加强对波斯尼亚武装干涉的备忘录，是他读过的条分缕析、最具有说服力的备忘录。她还赢得了美国干涉海地的联合国授权，当时国防部的官员都认为那是不可能的。
毫无疑问，奥尔布赖特和霍尔布鲁克是最需要重视的候选人。论本质，他们俩很相似，上任后都无需花很多时间来精通业务，霍尔布鲁克尽管有着非凡的谈判才能，却有一个很大的弱点：他不仅乐于出头露面，而且从中寻求滋养和出头露面的机会。“霍尔布鲁克冲到前面，因为他知道这样做虽然有好处，但是风险太大。”一位官员说。奥尔布赖特喜欢公众关注的程度不亚于霍尔布鲁克，但对办公室之间的政治和勾心斗角，她要老练得多，谨小慎微。在白宫做宣传时，从不喧宾夺主，惹恼总统、雷克或克里斯托弗。在一些高级首脑政策会议上，她也不太发言，有人告诉克林顿，和奥尔布赖特一起，除了没有恐惧感，就像是和霍尔布鲁克在一起一样。
国会成员特拉华州参议员约瑟夫比顿到处游说，强烈反对霍尔布鲁克。他是克林顿外交事务的得力干将，比顿除了不喜欢霍尔布鲁克之外，其他任何人选他几乎都赞成。比顿以前的工作同事，其中包括杰米罗宾都去为奥尔布赖特工作，其他人也都在白宫找了工作。比顿参议员曾任司法委员会主席，当初放弃那儿的职位，就是为了要在对外关系委员会谋就一高职位，他让白宫知道他反对霍尔布鲁克的提名。摆在对外关系委员会面前有许多重要的协定方案等着处理，克林顿对比顿的拼字游戏不感冒，总统在对外关系委员会里需要一个态度强硬、出类拔萃的民主党人帮他对付委员会主席杰西赫尔姆斯。
奥尔布赖特知道在候选人当中，她是很有优势的，但这还不能说大功告成。一天晚上在和格里弗尔拉罗一起吃饭的时候，奥尔布赖特提到总统的心腹弗农乔丹，正在找内阁成员候选人谈话。他告诉她，不要去为这个职位到处游说，给总统压力，这种游说在白宫会引起反感，会起反作用。“他告诉过你没有，他要亲自给总统讲这个事情。”弗尔拉罗问他的朋友，奥尔布赖特有些犹豫地回答：没有。弗尔拉罗说“那么这话全都是胡扯。”
感恩节前的一个周末，奥尔布赖特的朋友玛西娅黑尔来纽约度周末，她现在在白宫负责政府间交流事务的工作。她们二人坐在奥尔布赖特的客厅里，黑尔身穿牛仔裤，喝着葡萄酒很舒服地靠在沙发上。奥尔布赖特因为有晚餐约会，穿着一身套装，坐在椅子上，喝着茶。奥尔布赖特谈了她得到这个职位的可能性，并让黑尔提些建议。黑尔提醒她不要开展公然的竞选活动，这样会给总统施加不必要的压力，而且他不赞赏这种做法，这种告诫大家都知道。但是这次是朋友说的，而不是总统阵营里的人说的。奥尔布赖特向朋友吐露说她不得不留神，别让自己的愿望出了格。虽然俩人是好朋友，奥尔布赖特还是很慎重。她告诉黑尔，与希拉里在一起她感到轻松自然，她与第一夫人曾愉快地访问过布拉格，希拉里知道她对何感兴趣。然而奥尔布赖特很小心，没有告诉黑尔她和第一夫人到底谈论了些什么。黑尔说：“她基本上知道这事，问题是总统到底想要什么，他是怎么想的。”
像往常一样，一遇到人事方面的决定，克林顿就苦恼不安。他决心一定要避免人们之间产生的那种深仇积怨，正是这种深仇积怨破坏了前几任总统的外交阵营。尼克松执政时期，亨利基辛格与威廉罗杰斯的对立。卡特执政时期，布热津斯基与万斯的竞争。这些臭名远扬的竞争和对立，也许能给执政当局提供一些政策方面的建议，但在克林顿的眼皮底下，他不想要这样的竞争方式。多年来，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之间为在总统面前争宠，闹得不可开交。这是实力派人物与名人的拔河比赛，作家莱斯利盖尔勃是这样形容的：“宫廷卫士和国王大臣们之间的历史之战。”克林顿想要他的阵营中官员们关系融洽和睦，在第一届任期，他选择了年长资深的政治家做他的高级外交官。第二届，他计划在外交政策方面更显活力，想营造一种以他为主要决策人，其他人来执行政策的这种氛围。如果奥尔布赖特在国务院，前共和党参议员威廉科恩在国防部，他也许就能得到他心想的那种融洽。“他鼓励人们要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形势，所以科恩是一种意见和观点，奥尔布赖特是另一种观点和意见的持有者。他喜欢这样，因为来自不同角度两种意见和观点对他来讲都是新鲜的。”鲍勃斯说。与尼克松和里根执政时期相比，克林顿上层的外交高级官员之间很少有实质性的矛盾和摩擦，政策上的分歧大都微不足道的，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差别。
但是像往常一样，总统仍是从容地仔细斟酌，奥尔布赖特却越感不安和焦虑，她深知白宫内部和对外政策机构反对她的人很多。许多外交政策正规军就不相信一位妇女能担此重任，特别是这位以专横为荣的女人。他们从不正常渠道表达这种看法，从政治上来讲，这是不对的，但是这种看法到处传播。前白宫高级参谋利昂帕乃塔曾向费拉罗表示，他很支持奥尔布赖特，但他说不少人都问他：他们想知道那些还不十分重视妇女的国家怎样看待她。费拉罗严厉地回敬道：“你难道没有听说过果塔梅厄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内阁会议上其他人认为，奥尔布赖特的平平表现就能证明她就任此职仍为时过早。一位前政府高级官员坚持认为，在克林顿第一届任期期间，内阁会议上奥尔布赖特并没有发挥什么突出作用，讨论外交政策时，总是克里斯托弗唱主角。无意之中，这位高级官员发现了奥尔布赖特处事中独道的东西。在内阁会议上，主持对外政策的讨论就是克里斯托弗的工作。像别人那样，试图推翻克里斯托弗的论点，恰恰不是奥尔布赖特所作所为，她的忍耐是克林顿极为赞赏的性格。就连奥尔布赖特在内阁会议上所坐的位置，都使得她不易与人交谈。内阁会议厅设在白宫西翼二楼，墙上有六个铜色灯台，顶端有两个硕大的铜色吊灯，使会议厅显得庄严、肃穆。三个法国式大门通向玫瑰园，内阁成员按职位高低排坐在18世纪时期的桃花心木桌前，每人一把造价为1500美元仿18世纪时期安娜女王式的椅子，椅子背面的铜板上刻着就坐人的官位头衔。奥尔布赖特是总统特任的内阁成员，但是在政府内部没有归属单位，所以坐在22英尺长的椭圆形办公桌的一头，“绝对的‘下席’，绝对的‘靠边’，空间上距离不够近，所以形成不了强势力。”一位与会者这样说。这种情况4年中没有多大变化，几乎没有人听到过她说些什么。
然而，国家真正的大事、要事却极少在内阁会议上进行商议。举行内阁会议是因为大家认为应该开，或是因为要在大范围内进行各部之间的商讨，大多数政策性的工作是在小范围内进行的，奥尔布赖特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有些影响力。
总统选举结束没多久，白宫的助手向《华盛顿邮报》透露，奥尔布赖特是候选人中的“第二层”人物，这话激怒了她上层有权势的女友们。在她们看来，这话也许能为她得到这个工作反弹作用。“这是对我们这些努力工作，按原则办事人的侮辱，这给我们一个发起全面进攻的机会。”
她们这样做了。这些优秀、出色的女人们立刻开始行动起来。温迪谢尔曼指挥整个行动计划，女议员的电话、妇女组织的电话响彻白宫，简直应接不暇。米库斯基给总统和副总统打电话，还在白宫餐厅里做第一夫人的工作。肯内利给克林顿写了封亲笔信，还打电话给戈尔，戈尔告诉肯内利：“我接到了很多妇女打来的电话”，“等一下，副总统先生”，肯内利答道：“我不是因为她是名女人，我才打电话，我打电话是因为我是众议院领导成员之一，我打电话不是因为她是名女人，而是因为她是最合格的候选人。”肯内利对奥尔布赖特说：“如果你的朋友不这样做，谁又能这样做呢？”
当奥尔布赖特在白宫餐厅外遇见卫生与人力资源部部长多娜沙拉拉时，她低声问她：“你听到什么没有？你听到什么没有？”“少露面、保持镇静”，沙拉拉低声答道，奥尔布赖特点了点头。
当克林顿在做人事方面的决定时，即便是他最亲近的助手也难摸清他的倾向。没几个人知道从一开始奥尔布赖特就是他的首选，也没有人知道霍尔布鲁克从没有像传说的那样最有可能得到这个职位。克林顿越来越相信他一直都是对的，奥尔布赖特有经验，他喜欢和她一起工作，他相信她的判断，“她从不因追求完美而放弃利益，”一位白宫助手说：“但她不会做出那种很务实而自认为是错的事情。”
宣布决定的前一天，克林顿走出国会大厦，穿过波托马克河来到了弗吉尼亚阿灵顿的海军乡村俱乐部，一边练习打高尔夫球，一边思考他的这些人事安排。已是黄昏，夕阳西下，他喜欢利用这段时间思考。他想确认他能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又从总体上仔细地审视了一遍，在国务院如果他选用了米切尔，那么国防部就不能再用一位缅因州参议员科恩。在拼字游戏中，每块拼板都应该一致才行。克林顿对一些妇女组织的到处游说极为不悦和恼怒，与那些女权主义者的观点恰好相反，如果这次使克林顿中途改变主意，排除了奥尔布赖特，原因也就是她们的游说。当大家都完了事，当奥尔布赖特持的反对者偃旗息鼓后，总统摇着头自言自语地说道：“这次我准备凭着感觉走。”回到白宫后，克林顿把正在参加国会举办的圣诞舞会的莱昂帕那塔叫了出来，总统把他的这位参谋请到家里的厨房，告诉他已做出了决定，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将是他的下一任国务卿。
你在做出重大决定之前，需要很多的信息，但最后，决定的做出全是凭着直觉。
帕那塔并不是唯一最先知道这个决定的人，总统最起码还会让另外一个人知道，他第一个先告诉的是希拉里。
24.女国务卿
我知道有些人会认为这件事有点牵强。
——克林顿总统
1998年3月4日
奥尔布赖特很紧张，她知道克林顿很有可能选她任国务卿。但这件事还不能完全确定。1996年12月3日，星期二，黄昏时分，克林顿的、高大、严肃的新任办公厅主任厄斯金鲍勒斯给美国驻联合国纽约使馆打了电话，奥尔布赖特正守在那里等待最终结果。鲍勒斯是个极为认真的商人，他给克林顿混乱无序的白宫带来新秩序。鲍勒斯在电话中问了两个问题“如果总统授予你国务卿之位，你愿意接受吗？”奥尔布赖特说愿意。第二个问题：“明天早上9点你在家接总统的电话好吗？”奥尔布赖特，以她一生中最负掩饰的平淡口气回答说，好的，她会在家等。“那种时候，你可以感觉到喜讯带来的、完全的、彻底的喜悦和兴奋。”鲍勒斯说：“我也曾奉命给其他人分派过内阁工作，但每次的‘上帝，这太棒了！’的意义都不尽相同。”鲍勒斯说给奥尔布赖特打电话的时刻是他在白宫工作最精彩的时刻。她的激动和兴奋让他感到十分愉快，他把中选的人告诉了妻子格兰黛尔克劳斯鲍勒斯，她欣喜无比。
为了确保电话打来时人已在首都，所以奥尔布赖特、舒卡斯和鲁宾搭乘晚上9:00的航班飞向华盛顿，因为很需要有个伴，奥尔布赖特就要求舒卡斯在她家过夜。俩人聊到深夜，6个月来，舒卡斯凭直觉感到总统第一届期满，克里斯托弗会像人们预料的那样退职，克林顿这时会选奥尔布赖特来接替此项工作。舒卡斯是位资深老练的政治家，她尽可能地考虑所有的意外情况，但每次奥尔布赖特仍为首选。奥尔布赖特告诉她所有的工作人员不要采取任何行动，无论大小一律不行，那样会给大家留下一个此职位非奥尔布赖特莫属的印象，但如果——如果奥尔布赖特被选中，这位资深的谋划者在脑子里已经知道下一步该如何去做。
两位朋友第二天早早起来，坐在起居室里喝着咖啡又开始谈了起来。9:45分电话铃响了，一位白宫的接线员告诉她总统要与她通话，他说他想要奥尔布赖特做他的下一任国务卿。挂了电话，奥尔布赖特热烈地拥抱了舒卡斯。
你是对的’奥尔布赖特告诉她的朋友说。她们决定在宣誓就职仪式上让她穿件红衣服。
奥尔布赖特的工作人员想要她表达一件大家都很明白的事，即她将成为第一位女国务卿，但无需直说。但是如何措辞，如何定调，怎样才能做到有礼有节。离白宫正式宣布这个消息仅有几个小时了，必须马上起草。刚过中午，在庄严典雅的椭圆办公室，克林顿充满激情地宣布他已选定奥尔布赖特为他的国务卿。站在家人中间的奥尔布赖特说到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命时，用了一句她离家前才想起的俏皮话，她对克里斯托弗说：“我希望我这嘎嗒嘎嗒的高跟鞋能合你的节拍。”
第二天早上，奥尔布赖特带着胜利的喜悦启程返回纽约，迎接使馆里助手们的祝贺，她坐的是上午9 : 00的火车。当她走进车厢，在过道上行走时，几乎每个乘客都在阅读登有她特写的早报。奥尔布赖特坐下以后，列车员过来向她表示祝贺。几分钟后，一个12岁的小女孩走过来，要她在《华盛顿邮报》她的照片上签名，奥尔布赖特随笔写下：“你可以梦想成真。”随后又来了几个人，过了一会儿列车员说在另一车厢的乘客得知她在车上，想过来看她，问她是否介意去那个车厢跟大家打个招呼，以免乘客过来阻塞走道。奥尔布赖特征求了保安人员的意见，他们同意了。当这位未到任的国务卿打开两个车厢间的大门时，车厢里顿时发出了阵阵欢呼声。乘客们站在自己的坐位上，青少年孩子们吹着口哨。奥尔布赖特顺着走道往前走并和大家一一握手，当另一车厢的人听到这边的吵闹时，也要加入，奥尔布赖特也同意过去，最后，她走遍了整个火车的车厢。和大家合影，为大家签字，接受他们的祝贺。
世界各地的人们就像克林顿所希望的那样对他的选择表示欢迎。报纸评论热情洋溢，妇女组织的成员们更是欣喜若狂，奥尔布赖特在任命未到之前的几个月里，拼命减肥使体重减了30磅，现在的她看上去比这几年中的任何时候都开心，都精神焕发。
国际外交圈对此的反应是满意的，但态度温和。奥尔布赖特在联合国曾与一起工作过有上百名外交官，在国际访问中又认识了一些外交人士，华盛顿的高级使节她几乎全都熟悉。当她当选国务卿的消息发布之后，通过美国有线新闻网对她给予关注的世界各地的领导想知道得更多。
备受人尊敬的英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温斯顿勋爵，起草了一份关于奥尔布赖特的专稿，以电报的形式发给了国内的办公室。
奥尔布赖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家，一个彻头彻尾的女人，热情、友善、平易近人且感情丰富。她凭直感能很快抓住人心，把握局势，并从中提出清晰、精练的观点。她喜欢幽默，需要关注，在她迷人的性格中，有一种流露自然的自贬式幽默，风趣而且很得体。她乐意倾听那些也许她不想听的建议。她生气时也发脾气，对任何恩赐般的态度都很敏感，但她不会让偶尔的争执变成永久的积怨。
同时，在一种特定的情况下，对于一种局势的反映和分析，人们很难想象一位政治学家的理性逻辑会与他的本能和情感相互和谐，相互并存。奥尔布赖特就能做到，如果它们不和谐，不并存，奥尔布赖特是非常在乎的。她谦虚而不浮夸，她知道今生来世贡献社会要比自我辉煌更为重要。因为没有生活上的伴侣去倾诉，所以她倍加珍爱与朋友的私谈和他们的建议。
许多美国观察家认为自到联合国工作后，她变得日渐成熟、自信，特别是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时候。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她总是处于最佳状态，站在麦克风前面分析和说明以美国利益为中心的议题和局势，把复杂、深奥的话题归纳成几项简单的提案讲给广大的听众。
在安理会，她表现出了权威性的一面，同时也流露出了忧惧。在部署宏观目标时，她不善于策划详细的行动方案，在处理一些细节问题上，显得束手无措，甚至是笨拙不堪。作为一名具有专业背景的外交家，她深知，世界不会只按照美国的指挥棒转，妥协是必要的，但她的行动往往与想法相背离，她不善于接受用要求别人的标准去要求美国这一需要。
她很依赖工作组的建议和宽慰。有时讨论陷入僵局，她就环视周围去寻找其他人把她从一个一个的细节中解救出来，对此大家都略有不满。在一些时间紧迫，情况紧急的情况下，她不善于去扩大和宣传华盛顿的指示，因而战术上需要快捷的时候，结果往往是缓慢和迟钝。作为内阁成员的她，这一点让我非常吃惊，她对局势突然的变化的反应是生气，有时几乎是惊慌失措。
她还不太留意那些不是很重要的问题，很少参加安理会的一些非正式会议，除非涉及到像伊拉克、海地、以色列或直接与美国利益有关的问题。她一方面在竭力推崇联合国进行改革，特别是财务改革，但另一方面，她却根本就不去真正地努力研究那些文献资料。不像一位专业外交家所采用的外交技巧，如协商、制订方案、注意细节，她的风格是召开生机勃勃的短会，或是做国际巡视，在巡视中强调美国立场，评估政治反映，然后通告下属去找出那些她认为可以妥协的方面。很难看到在一些复杂的谈判中，她所显现出律师般的精细和热心，像中东谈判或塞浦路斯谈判。虽然在美国使馆大家都很喜欢她，但我怀疑在国内事务方面，她是否能干好。
从一位联合国政府政策的有力代言者到有力的政策制定者对于奥尔布赖特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她有明确的前提，在强调美国利益时，她丝毫也不谦让，她有动力和精力，与那些前任相比，她也许比他们更有热情，更丰富。第一位女国务卿自然会有益处。
问题是她能否扩展她有效操纵范围的广度和深度。她的外交风格仅限于传统的东西方关系时期，政治关注面较窄，涉及到人权问题的范围，近几年已延伸到了非洲。
通常，奥尔布赖特对于中国和远东持一种较复杂的态度，而对于欧共体，她持一种接受的态度，但并不信任。由于美国人在与联合的欧洲方面，经常在某些问题的协调上存在一定的困难，因为，欧洲人有时会坚定不移地维护自己的利益。我并没有发现她开始着手一些更为复杂的国际经济和技术方面的工作议程。在她的任期内，这些方面的工作将主要依靠她任命的高级顾问们的力量。她的工作领域会进一步地发展和扩大。这一切会使她的批评者们再次感到惊异。
玛德琳考贝尔奥尔布赖特顺利通过任命听证，参议院投票结果是99:0。 1997年1月23，星期四，在副总统戈尔的主持下，她正式宣誓就任国务卿，她胸前佩带着一枚美国鹰式胸针，女儿们站在她旁边，重复着誓言并做了简短、充满感激的发言。“我的生活经历了本世纪中期欧洲的动荡，也感受到美国的宽容和慷慨。”她说：“我今天站在这里，在这个象征着美国权力和决心的办公室里，我特别想念5个人，我的父亲、母亲，他们教诲我热爱自由；瓦茨拉夫哈维尔总统，他使我明白自由的责任；埃德蒙马斯基，他给我自信，让我知道没有什么能阻挠我终生为自由服务；还有一个我没有亲眼见过的人，托马斯杰斐逊，他作为我们国家的第一任国务卿，为国家指明了正确的外交路线。”
第二天，在她任国务卿的第一次介绍会上，奥尔布赖特概括了她最主要的工作要点：控制大面积杀伤武器的扩展；推动中东和平的发展和加强波斯尼亚和平进展；进一步密切关注拉丁美洲、南亚和非洲动态；与国际恐怖主义、毒品走私和国际犯罪作斗争，为人权、民主发展和健康环境而努力工作。
她还给新闻团体上了一堂特别的地理课，内容是如何划分不同国家：奥尔布赖特看世界。第一大阵营是了解国际外交准则和法则的国家，第二大阵营是指那些愿意成为国际制度中一部分的民主制国家；第三大阵营包括那些扰乱了国际制度还自视很重要的，缺乏责任感的国家；第四大阵营是那些失败的国家。
介绍会气氛很友好，有许多朋友和熟人都想向她表示祝贺，国务院只好开了两个下午的招待会，奥尔布赖特亲自接见每位来宾，满面春风神采飞扬地站在那里，等着接待没完没了的客人，与老朋友们热烈拥抱，像纽约金融家费利克斯罗哈特；美国驻法国大使莱斯丽斯塔尔帕米拉哈里曼。
当天晚上奥尔布赖特就出现在有线新闻电视网的“拉里金传真”节目中，谈论美国对外交政策问题的看法的重要性，如恐怖主义、国际犯罪、温室效应。“人们总认为外交政策问题就是枪。”她说：“外交政策问题是美国普通老百姓关心的问题。”
只有几个最亲近的朋友和一名记者知道，正在酝酿的一个个人问题而不是政策问题将驱赶走这种轻松和愉快。
25.祸起萧墙
生活就是这样，幸福的时刻与悲伤的时刻总是相伴而生，此时此刻的我真可谓悲喜交加。
——玛德琳奥尔布赖特
1997年2月
玛德琳奥尔布赖特现在是首都华盛顿引人注目的名女人，美国第一位政府官职最高的女性，她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实现了人们认为几乎是不可能的梦想，她父亲要是活着该是多么高兴。
但是，好时光却异常短暂，在奥尔布赖特通过任命之前，她接到了在贝尔法斯特出生的《华盛顿邮报》记者迈克尔道布斯打来的电话。作为驻外记者，他在莫斯科和东欧工作多年，现在主要负责国务院方面的报道。他想给杂志写一篇文章，主要报道奥尔布赖特的身世，问她在捷克是否还有亲人。奥尔布赖特听了很高兴，她知道道布斯是名好记者，在历史方面悟性很高，并认为他能把自己的来龙去脉写得很好。但是道布斯最后所讲的故事却让新国务卿非常痛心，更让人吃惊和难以接受的是故事已公布于众，那么他是如何撰写这篇文章，道布斯的陈述与奥尔布赖特对其工作人员所讲的多少有点出入，表姐达格玛给这位作者提供了一些额外的细节。
克林顿任用奥尔布赖特之后，她立刻成了媒体的焦点。按常规，等待参议院通过的提名人，不能让自己显得比参议员们更突出。她推辞所有的采访要求，但她却同意道布斯的电话采访，因为他的文章一个月以后才能发表，那时她早已上任了。奥尔布赖特说：“在这20分钟的谈话中，她鼓动道布斯去趟布拉格，并给她提供了父亲朋友的名字，还有她当时69岁表姐的名字达格玛西莫娃，当姑娘时的名字叫狄米罗娃”。“我当时想，我们配合得很好”，奥尔布赖特说。
据道布斯回忆，奥尔布赖特告诉他，她有一个表姐，但已失去联系。“她对她的回忆很模糊不清，好像连名字都不清楚。”道布斯说：“至少她不愿意把名字告诉我。”道布斯去了奥尔布赖特父亲出生的小村庄，并很快得知了表姐达格玛的住处，她现在住在布拉格。道布斯拜访她时，达格玛告诉她在过去的几年中，她曾见过奥尔布赖特几面，很显然俩人关系并不像亲人般密切。
达格玛说她很生奥尔布赖特的气，因为在访问捷克期间，这位美国表妹从未特意来看过她。“我是从报纸和电视上知道她在布拉格，为什么她连个电话也不给我打。”达格玛说。
于1994年奥尔布赖特与总统克林顿一起出访布拉格。那是一次安慰之旅，因为北约延长了捷克要求入盟的请求。当时达格玛给美国使馆打电话，询问联合国使节下榻的宾馆。“我当时想我得跟她联系上，我想即使她想找我也找不着，因为我们已经搬家了。”达格玛说：“所以我必须尽量找到她。因为我很生气，她来布拉格，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一位美国使馆的官员建议达格玛去参加奥尔布赖特即将举办的记者招待会，到时他会安排她进去。达格玛说她知道记者招待会上与人联系不方便，于是写了一封短信，信上附有她新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打算到时把信给她。“记者招待会结束时，她站起来，近乎是跑出房间。”达格玛说：“我追上去，但一位保安人员挡住了我。”达格玛说她把信交给了保卫人员并要他转交给她，但奥尔布赖特后来说她根本就没收到。
通过在布拉格仔细查阅公共档案，道布斯得知奥尔布赖特的父母亲都是犹太人，奥尔布赖特是在天主教家庭中长大的。他还发现奥尔布赖特的3位祖父母和其他十几位亲戚都死于二战时期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表姐达格玛承认这是个家庭秘密，而奥尔布赖特则坚持认为对此她一无所知。
道布斯撰写的新国务卿的简介文章安排在奥尔布赖特就任以后的某个时间发表在《华盛顿邮报》星期日杂志上。但原本是一篇追溯她的东欧原籍的纪实性文章，却迅速地转变成为让人觉得难以面对和难以对付消息。从那些不愿意让人评头论足的新闻人物那里了解真相是记者们最头痛，最艰苦的工作，这需细心认真地处理好强硬策略、外交手腕和艰苦工作之间的关系。道布斯并不直接面对奥尔布赖特，他的工作先从外围涉入。他给奥尔布赖特的女儿安妮打了电话，那是元月24日，星期五，即国务院给她妈妈开欢迎会的那一天。安妮，36岁，马里兰州律师，最近刚刚有了自己的公司，给记者讲了她妈妈以前的事，但这种情况安妮以前从未遇到过，道布斯不断向安妮发问，最后安妮被他问哭了。
第二天，星期六，道布斯又分别给奥尔布赖特的好朋友威妮弗莱德肖尔弗莱恩德和艾米丽科恩麦克法夸尔打了电话。“开始他问了一些平淡无奇的话，但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些问题并不是他打电话的原因。”麦克法夸尔回忆说，道布斯问她是否知道奥尔布赖特的祖父母死于大屠杀，麦克法夸尔说不知道。她俩分别被采访之后，弗莱恩德和麦克法夸尔进行了记录比较，然后打电话给奥尔布赖特商谈此事。
道布斯坚持说在给安妮和奥尔布赖特打电话之前，他先告诉了国务卿新闻发言人杰米鲁宾，他说甚至在奥尔布赖特就职宣誓前他就告诉他了，鲁宾确信是在宣誓仪式刚结束没多长时间，道布斯给他打电话说奥尔布赖特的祖父母都是犹太人并都死于大屠杀。鲁宾听到这个消息后感到十分震惊，并说如果道布斯告诉他的话他不会想不起来。鲁宾记得奥尔布赖特和她的工作人员刚搬进他们第七层的办公室，当时这位新国务卿的新闻秘书正在欣赏眼前林肯纪念堂和一览无余的景色，道布斯的打来电话，他和道布斯通过电话以后，迅速下楼来到国务卿的新任办公室主任伊莱恩舒卡斯的办公室。舒卡斯的办公室也是刚刚搬妥当下来，桌子上摆放着一个她从安哥拉带回来的纪念品，一个已拆除的地雷，这是一个无言的提示，不知道前面会有什么，所以一定要谨慎行事。当鲁宾突然出现在她办公室的时候，舒卡斯从他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有什么严重的事情发生了。关上门他对她说：“奥尔布赖特在哪儿，我们必须和她谈谈。”
奥尔布赖特也是刚刚从安妮那儿得到这个消息。在与母亲交谈时，安妮很生气，她告诉母亲她刚刚接到道布斯打的电话。“他告诉我，爷爷全家都死在集中营里。”安妮哭了，她告诉奥尔布赖特因为她没能对外祖母曼杜拉更好一些而感到十分内疚。“现在我明白了她为什么要那么保护我们”，安妮说。国务卿也很生气：“她祖母一直都认为安妮是个好孩子。”她说：“可现在她简直不知如何。”奥尔布赖特认为道布斯这样对待她女儿太过分了。麦克法夸尔说：“道布斯先给安妮打电话，奥尔布赖特对此很生气。他很唐突，当面发难，玛德琳认为这是对她女儿的暗算和阴险攻击，她极生他的气，对他的这种偷袭行为感到义愤填膺。道布斯后来说他给奥尔布赖特写过一张便条，上面曾提及到给安妮打电话的事，并称他很理解证明个人身份的这类事情，的确是很不易的。”
一周过后，元月30日，星期四，在国务院奥尔布赖特的私人书房里，在道布斯与奥尔布赖特长达一个小时的会面中，道布斯将自己的全部发现递交给了奥尔布赖特。当时，《华盛顿邮报》杂志编辑斯蒂文考勒也在场。资料一份接着一份，道布斯向奥尔布赖特展示他的发现。他拿出一张很小的黑白照片，照片是一些小孩子的合影。他质问道：“你能认出这照片上的人吗？”奥尔布赖特说可以。“那个是我表姐。”她说：“婴儿车里的是我妹妹，站着的是我。”
不’道布斯说：“那个是你表姐，婴儿车里的是你，站着的是你表姐妹妹，她死于集中营。”然后道布斯又递给她一本书中一页的复印件，上面是被送到集中营的人员名单和他们的死亡日期。“你看过这份材料吗？”他问，奥尔布赖特回答：“没有”。
奥尔布赖特又递给道布斯一份材料，那是她母亲自己的亲笔所写的文章，描述的是1939年家里人是如何逃离捷克的情景，是在1977年丈夫死后写的，但从未让孩子们看过，是孩子们在她死后收拾遗物时找到的。奥尔布赖特用这封信向道布斯表示她家人出逃布拉格是因为政治迫害，而不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她母亲用圆体字留下了这篇长达11页的历史记录，而未提到“犹太人”这个词，还能有什么比这更能证明她们对家史一无所知呢？曼杜拉考贝尔把这个家庭秘密完好无损地带进了自己的坟墓。
起初，道布斯给鲁宾简述了文章的概要，说文章主要是报道她出生在捷克的情况以及慕尼黑协定会对这位外交家的思维方式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奥尔布赖特十分吃惊，于是就问：“难道你不打算再问我一些其他问题”？他说他没有什么可问的事，道布斯后来称这次会面是有“争议”的一次，奥尔布赖特的态度十分坚决，她说：“你们可以设想我们对簿公堂的情形。”
这次会面对于奥尔布赖特来讲糟糕透了。她的自尊心被重重地伤害，别人如此待她，就好像是她做了什么错事。
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后来她问鲁宾：“他们以为他们是谁呀？”她说她对道布斯的“发现”感到很吃惊，但是让她感到气愤的是他将这些发现告诉她和她女儿的那种态度。然而，对他所做的一切，她还是存有感谢的，并称这些材料和信息无疑是很重要的。
道布斯承受的压力也很大，他是位经验丰富资深的记者，报道的是世界性的独家新闻，他可输不起。对奥尔布赖特一直坚持对家史一无所知这一点他得让自己满意，让自己的编辑满意。记者似乎生性倔强，不易放弃，对于一个无任何防备的政府官员做出或说出让他意想不到事情是非常消耗精力的。这样的会面失去了往日该有的礼貌、尊敬和圆滑。道布斯承认他希望能有所区别地对待这件事情，在他的文章中，没有任何暗示，表明他认为奥尔布赖特不诚实。
但是奥尔布赖特弄不准报纸该如何对此进行报道。那个周末，她打电话给《华盛顿邮报》公司执行董事委员会主席凯瑟琳格雷厄姆。她继承了一家很一般的报纸并把它发展成国家一级的政治日报，事业蒸蒸日上。被奥尔布赖特认为是朋友的格雷厄姆，最近刚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在这本书中她也谈及了自己的犹太血统。国务卿告诉格雷厄姆这个问题纯属个人问题，要求在道布斯的文章发表以前看一下。她说她并不希望对文章进行改动，但她想，在这一消息公布于众之前，让家人心理有时间适应一下。格雷厄姆是位很有经验的新闻界高级管理人员，处理过很多发生在新闻编辑室里的危机。她对奥尔布赖特说邮报在新闻发布之前，从不让新闻中的人物阅看新闻内容。但她让国务卿向她的高级编辑咨询一下，并亲自给邮报的执行编辑里奥纳多道尼打了电话。道尼向格雷厄姆保证道布斯是个不好对付的记者，但是个实事求是的人。当格雷厄姆后来跟道布斯谈话时，这位作者解释说，为了确保文章没有漏洞，他觉得有必要采积极行动，他深信，奥尔布赖特并不知道自己的家史。
当周在白宫开会的时候，奥尔布赖特把克林顿拉在一边，把情况告诉了他。总统深表理解，他告诉她，当时媒体把焦点对准他的家庭背景时，他才发现他还有个同胞兄弟。为了不让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从报纸上先获悉这个消息，伊莱恩舒卡斯先给杰西赫尔姆斯打了电话。
噢可怜的，”赫尔姆斯深表同情地说。
奥尔布赖特顾问小组开会讨论她如何才能控制这条消息，变被动为主动，最终由她本人将这个消息公布于众，实际上抢先道布斯一步发布了这条独家新闻。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记者伊德布莱得雷正在写一篇有关奥尔布赖特的文章，在2月2日星期天下午在奥尔布赖特乔治敦的家中采访了她。在录音过程中，有关人士给布莱得雷提供了消息，并让他向奥尔布赖特发问，在回答时，奥尔布赖特说她刚刚得到，她的父母都是犹太人，她的祖父母都死于大屠杀，杰米鲁宾这时看见制片人迈克尔罗森鲍姆的眼睛像闪光的灯泡一样一眨一眨的。“嘿，在这之前，有没有人知道个这消息？”罗森鲍姆问，鲁宾当时就知道消息封锁不了多少时间，很快就会传出来的。他得立刻采取行动。第二天早上，2月3日，星期一，他给《华盛顿邮报》打电话，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很可能在当天的晚间新闻将消息发布出来。
鲁宾还给美联社记者巴里施威德打了电话。巴里施威德是位富有经验的老记者，在外交政策方面的知识很广，很受人尊敬。施威德已经正式提出要求采访新上任的国务卿。“今天如何”？鲁宾问，施威德吃惊一下，正常情况下这样的采访都是事先安排好的。但像其他雷厉风行的记者一样，他喜欢听到火警的汽笛声，在重要的采访中领先于同事，干出点大事来。他欣然接受，鲁宾建议他们在午饭时见面，具体商谈一下有关的事宜。
在国务院餐厅里，鲁宾边吃着金枪鱼三明治边告诉施威德，国务卿不介意谈论家史。与个人问题相比施威德采访国际时事方面的事会更得心应手，他耸耸肩说：“到时我会问一两个这方面的问题，然后会接着问，对待中国我们该怎么办？”他说。
采访在奥尔布赖特的办公室进行。施威德和奥尔布赖特都感觉很不自在。施威德先说他不喜欢介入一些个人的话题，但是如果他问一些关于她家庭背景方向的问题，她是否会介意。心有准备的奥尔布赖特说：“当然不。”她告诉他最近她收到一些信，信中有一些关于她家庭历史的资料，“有些简直是太离谱了。”
但也不是全部都很离谱，“在这些资料中”，奥尔布赖特接着说，并显出不该有的尴尬，“也会偶尔有些说法，不是特意地去说你是犹太人，但是说的是——我记不清具体是怎么措辞和表达，但基本上就是说我是个犹太人。在我被提名为国务卿的时候，这个消息已被人传得纷纷扬扬，从涓涓细流已变成了洪水猛兽，材料、消息越来越多，这件事情对我来讲越来越有意思了。”
突然，她讲话的语气开始低沉下去，施威德不得不使劲听。“道尔斯发现我的祖父母都死于大屠杀，这对我来讲无疑是个晴天霹雳，因为以前从来有人告诉过我。”施威德一贯自称是传统的犹太人，他有不少亲戚死于大屠杀。他问奥尔布赖特对她的祖父母都死于大屠杀是否已消除了疑虑。“不”她回答道：“不，我不得不说新闻报道好像正向我逼来，但我想查实一下，这是明摆着的。”施威德又一次因涉及到一些个人问题向奥尔布赖特道歉，然后又问是不是父母双方的双亲都是犹太人。“是的，双方都是。”奥尔布赖特回答说。
施威德：你以前不知道？
奥尔布莱特：……我有一些个人记录，其中有些地方说到过“宗教”什么的，我不知道该怎么翻译。
虽然施威德并没有往下追问，但奥尔布赖特却提到了她的出生证明。一年多以后，奥尔布赖特向作者出示了这个证明，并第一次公布于众，给人留下难忘印象，在“宗教”一栏的空格处，他父亲写道：“bea vyzna ri”意思大致是：“无宗教信仰。
施威德决定继续他的采访，他变得自在了一点，并把话题转向了一个更复杂的问题上，关于秘鲁和美国对恐怖主义的政策，没多久，鲁宾和奥尔布赖特就开始在椅子上动来动去，“我意识到她开始用一些过时的信息和陈腐的资料来搪塞我”。施威德说：“我知道家庭背景结束采访的时间已到，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被允许来采访她的原因。”
施威德回到驻国务院美联社新闻办公室，琢磨出他的文章：
美联社华盛顿电：当姑娘时，奥尔布赖特是个天主教徒，当长大成人后，又是一位美国新教圣公会信奉者，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今天以肯定的态度说她是一个犹太人，她还得知她的两位祖父母死于集中营。接受美联社采访的奥尔布赖特镇静地谈论了她的家庭背景，奥尔布赖特说：“这使我感到很吃惊，因为以前从没有人告诉过我。”
当施威德写完文章时，已是午间了，文章将在早报上发表，他知道他还得给晚报再写一篇，午夜前必须完稿。但他很饿，便开车来到马里兰州，毕士达北郊的一个名为泰尔阿维沃的小餐馆吃点东西。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制片们在网上看到了施威德的文章，知道周末前必须完成奥尔布赖特犹太背景的短片。他们决定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时间播出。美联社的文章，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短片已传播到世界各地，《华盛顿邮报》不得不提前把原定在周末版发表的杂志文章刊登在日常的新闻专栏上。其实，国务院公共关系的决策人在迫使邮报对原本是它自己的独家新闻做一些修补工作。2月4日，该报发表了道布斯撰写的长达一版的题为“奥尔布赖特家庭悲剧终于大白于天下”的文章。
文章写得很精彩。像雪片一样飞扬的新闻报道向奥尔布赖特提出了许多使她难堪的问题：作为一名热心的东欧研究者，怎么可能这么长时间对自己的家庭背景一无所知呢？人们指责的是要么她在撒谎，要么她愚蠢得让人可怜，无论哪种情况，她才刚上任两周，她的信誉受到了威胁。
表姐达格玛说她和道布斯谈话并不想使她的这位刚出名的亲戚尴尬，而是因为道布斯打电话问她奥尔布赖特是不是可能和她家人不认识。达格玛坚持认为她并不想泄露家庭秘密，但她不曾想到她的这位美国表妹会对她的犹太血统一无所知。“我不知道说些什么好”，她说：“我真不知道。”
奥尔布赖特知道吗？只要一提起她的名字，这个问题就会冒出来，即使在闲聊之中也是如此。她怎么可能不知道？对此表示不理解的人不仅是她的表姐，那些和考贝尔家族一起度过战争岁月，活下来的家族朋友们也都觉得不理解。但他们不想与国务卿对抗，也不想卷入这场争辩，有些人甚至认为这些事无关紧要，但是他们就想弄个究竟。有时，你不用提醒，他们就会主动谈起此事，曾是考贝尔家族多年的好友埃杜德古尔德斯达克说：“我对奥尔布赖特的声明深表怀疑，像她这样年龄的女人，几十年风风雨雨，从未面对过这个事实。”古尔德斯达克说她不知该对此说些什么。“也许她想把过去封存起来。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她可以很坦荡地否认。”
真相大白以后，奥尔布赖特及其工作人员所做的评述都证明几年来她一直不断收到关于她犹太血统的资料，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她从未追究过此事。
面对每个发问的人，甚至对那些不发问的人，奥尔布赖特都坚持说她的父母从没有向她表明家族犹太血统的事情。她不知道家里有人被纳粹杀害。在11月，《新闻周刊》引用杰米鲁宾的话说，奥尔布赖特收到“一些信息”，那时她才第一次想知道到底自己是不是犹太人。奥尔布赖特告诉埃德布莱德雷，“随着捷克的开放和我被任命为国务卿，《华盛顿邮报》发现了一些令人信服的证明，证明我的家族确实是犹太人背景，我的祖父母也许真的死于集中营。奥尔布赖特告诉《新闻周刊》，说她的弟弟约翰考贝尔曾在90年代初访问过他们父亲的家乡，但是关于家庭背景家乡没有给他提起一个字。
2月8日，道布斯文章发表后的第四天，美国和墨西哥双边会议召开之际，奥尔布赖特说自1989年捷克实行开放政策以来，她收到了很多信件。“正是因为这些信件中的部分材料，使我开始猜测我家可能是犹太人血统。”2月23日，她对美国广播公司的塞姆唐纳德森说，道布斯的发现让她感到震惊的是，“我第一次听说我的祖父母死于集中营，而不是我犹太家族背景，这个我早就听说了。”这也不是作为犹太人的鲁宾第一次向奥尔布赖特询问的问题。自他开始在联合国与她一起工作时，鲁宾偶尔地问她：“我朋友说你是犹太人”，奥尔布赖特觉得很有趣，回答总是这不是真的。她是在天主教家庭里长大的。鲁宾曾向《新闻周刊》提到的1996年11月的“信息”实际上只是一封信，正是这封信，让她重新认真考虑这件事情。
不像其他信件把关于奥尔布赖特家庭的一些最基本的事实都给搞错，这封寄往布拉格美国使馆信中的名字和日期几乎全部准确无误。
“对此你不应该太绝对了”，她告诉鲁宾，“这似乎是可能的。”在克林顿任命她之前，白宫安全部执行检查，奥尔布赖特告诉检查人员，她的祖辈也许是犹太人，他们说那怎么样？圣诞节在阿斯班滑雪度假时，她与家人共议了此事。
对奥尔布赖特来讲，她当选国务卿不仅代表职业生涯的辉煌，同时也是她个人的胜利，家庭历史和背景消息的突然公布及由此而引起的广泛关注和极大好奇，是极其出人意料的。这倒不是因为她的犹太背景，显然，有犹太血统无可厚非，但是人们对她获悉这个消息的方式及对他父母隐瞒真相动机的种种猜测让她非常生气，“我开始是伤心，继尔是恼怒，现在近乎是愤怒。”她说。
让新任国务卿周围的人感到吃惊的是，她所尊敬和爱戴的父母竟向他们的孩子隐瞒他们家庭悲剧这一尖刻的事实——即他们的祖父母都惨死于大屠杀。美国的犹太人特别气愤，他们坚持认为她理所当然知道他的犹太血统。她在否定他们所称颂的祖先和传统，这对他们讲是一种侮辱。如果他们能够终生承受反犹太主义负担和枷锁，那么她也应该能够承受。对于许多人来讲，特别是犹太人，这里面有企图掩盖事实的质疑。
不论什么宗教信仰，在奥尔布赖特的社交圈内不同职业的许多人生活得都很幸福。很多犹太人自告奋勇地说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家庭背景，有些人不愿意相信有些家庭会有痛不堪言的过去，也不相信有些人在早年受到创伤会使他们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实际上情感极其脆弱，所以根本不愿讨论这些事。对于战争退伍兵来讲，这种行为被观察家们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奥尔布赖特的父母属于一种不同类型的战争老兵，所以对他们来讲，这种作法也许是不可以接受的。
在《大屠杀的孩子们》一书中，海伦爱泼斯坦谈到许多大屠杀生还者的孩子都是以一种“无言的消融”方式来承受和接受父辈对大屠杀的态度。”“这些生还者的孩子们，当父母把过去尘封起来的时候，他们的态度和反应就是把自己的过去也尘封起来。”她还写道：“父母公开地谈论自己过去的经历，孩子们对这话题也会感觉很自然。而父母总试图忘记过去的，孩子们自己要说的也很少”。这种描述似乎很能对证考贝尔家族。
大功告成之际的奥尔布赖特陷入了困境。她很生气，也很伤心，因为很多人都不信任她，她毕竟是一位在就任国务卿的第一天就向整个美国宣告对人权等问题要“讲实话”的女人。然而还没等回收昨天的旧报纸，奥尔布赖特好像就不再愿意讲关于自己“过去的实话”。
甚至就连奥尔布赖特的崇拜者也迷惑不解，她曾是一位捷克出生的老师，一位自视对东欧颇有认识和研究的政治家，一名曾两次逃离祖国的著名外交家的女儿。一次出逃是因为纳粹，另一次出逃是因为政治统治。她对自己家史一无所知，真是让人难以置信。一个过早成熟的孩子，生活在家庭关系密切，又曾在大屠杀中失去过亲人的家庭里，怎么能一直都闻而未闻、忽视或尘封这些线索呢？当她的父母解释说他们的父母“死于战争”，她就从未问过他们是怎么死的吗？奥尔布赖特亲口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你父母告诉你说你的祖父母在战争中因年老而死，你难道会不相信你父母的话？”奥尔布赖特的许多朋友都把奥尔布赖特对家史缺乏好奇视为一种否认，一种无声的投合，就像他父母当初无论什么原因都不愿和孩子们谈论过去一样，不去挖掘心灵深处痛苦的往事。如果说亨利基辛格当初将他儿时在纳粹德国所感受到的反犹太主义和迫害减少到最低点，那么奥尔布赖特则是完完全全地忽视她的背景。这也许就是奥尔布赖特家中柜中的盒子，她不愿意打开，时间长了，也便成了家中木器的一部分，是一件令人不愉快的早年生活的见证。在心灵深处，无论有多深，她知道此区域闲人莫入，此话题敏感而不能深究。
有些朋友甚至认为她故意忽视这些线索和情报，他们也都承认对于一个女人能努力进入美国政界的高层实属不易之事，对于一个犹太女人则更难。基辛格有13名家族成员死于纳粹手下，在25年前他就是国务卿了，而且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处理得很好，但他毕竟是一个单立人的“他”。阿拉伯人对于犹太女人做美国国务卿该如何看待？在布拉格，有传言是一位对美国和以色列联盟持怀疑态度的叙利亚人首先挖掘出她的犹太家史，并把它给透露出去的。
以色列人很显然知道这事。奥尔布赖特在联合国工作的时候，迦德亚科比就任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他告诉记者他就多年前知道她的犹太家史，曾向总理拉宾和外长西蒙帕瑞斯提及到此事，但她从未向奥尔布赖特说过，如果告诉新闻界她不知道或不愿披露的事，会让她难堪，也会对以色列不利。
就在奥尔布赖特很想仔细感受历史上最令她欣喜和兴奋时刻之时，这时刻也许是她父亲在梦中为女儿设计的，可是令人痛苦的过去却突然向她袭来。几乎没有时间去反应，去想出答案对付，没有时间去弄个所以然。
政治中心的华盛顿靠的就是私人情报，几个小时之内，奥尔布赖特神秘的过去就成了首都晚宴上的谈资，她怎么能不知道，难道“考贝尔”不是犹太人名字，她到底在隐藏些什么？
美国广播公司的科奇罗伯特斯是在天主教家庭中长大的，她丈夫斯蒂文V.罗伯特斯的相父母是犹太人，有人指责奥尔布赖特说，她否认家史是因为她想过一种轻松的生活，对此他们夫妇为奥尔布赖特进行辩解，“轻松生活？”他们在纽约《新闻日报》一专栏里这样写道：“请看：在战争时期的伦敦，她是一个小难民。在极权主义的捷克，她是名民主人士之女。在小镇丹佛，她是一个外国人。在50年代的韦尔斯利，她是个天主教徒。从某种意义说，这些都比做个犹太人难得多，传统的新教教徒既歧视犹太教也歧视天主教，但犹太教徒至少还有智力方面的优势，则天主教徒则等同于智力低下。”
然而其他权威人士却生气。《纽约时报》评论版副主编菲利浦陶伯曼写了一篇文章，开头就这样写：“玛德琳奥尔布赖特一定知道。”《时代周刊》专栏作家弗兰克瑞奇也写过几篇文章：“关于奥尔布赖特对她的过去知道多少，以及什么时候知道的，这个问题并非什么不光彩的东西，无论她信仰什么，都与她现在胜任的工作毫无关系，但是她的故事似乎还没有完，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件事惹恼了个别美国犹太人，部分是因为她似乎是在遮掩事实”。瑞奇的评论大大伤害了奥尔布赖特，同时也让她极其生气。于是，就在她作为国务卿第一次出访各国，结束她11天的巡访刚到家只有一个小时，就安排接受瑞奇的电话采访。“难道我对我的犹太背景非常吃惊？”她反问道：“不，我一直都有暗示和线索。我觉得很蠢，就像看到一串记号，当有人把它拼在一起时，才会有意义。我对记号不够敏感，所以没能分辨开真正的背景记号和那些我以为是的背景记号。”
让她自己把这件事情一点一点拼凑起来是非常痛苦，也非常困难的，像往常一样，紧张时，她就打电话跟朋友商量。一天已接近子夜，她给纽约作家凯茜马顿打电话，她的外交家丈夫理查霍尔布鲁克曾是竞选国务卿时奥尔布赖特的主要对手，3人相识已有多年。
15年前马顿也有与奥尔布赖特同样的经历，1956年反共产党革命失败后，她家人逃离了匈牙利。当她第一次返回故乡匈牙利采访一位大屠杀的幸存者的时候，他告诉马顿她的祖父母是第一批被运往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匈牙利人。正如奥尔布赖特一样，以前从未有人告诉过她的犹太家史。当奥尔布赖特的事情成为国内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时，马顿对朋友深表同情，她能体会到朋友正在经历感情上的激变和折磨。尽管是深夜，但她仍愿意伸出援助之手，给她以宽慰和安抚。“玛德琳忐忑不安，很激动，”马顿说：她问我怎么给孩子们讲的我是怎样处理这事的，这件事怎样影响我和父母之间的关系。”
在交谈中，马顿向奥尔布赖特解释说她也是在天主教家庭里长大的。父母告诉她祖父母是在1945年布达佩斯沦陷时死的。她的父母安德雷和伊勒那马顿都是匈牙利的著名记者。1955年初，政府以为美国从事间谍活动为由逮捕了他们。被释放后，他们以政治难民的身份来到了美国，在美国，安德马顿重操旧业，在美联社任职，主要报道外交事务。1957年凯茜马顿9岁，马顿说她父母亲尽可能以各种方式向她灌输她要做的事情就是学习英语，适应新文化，出人头地，但最重要的是要报恩。
直到20年以后，马顿才了解一些关于她父母更多的一些事情。“正如奥尔布赖特和我这样的逃亡者和父母的关系大都不是很正常，”她在《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里写道。文章的内容主要是比较她和奥尔布赖特的经历：“我们并不爱他们，我们尊敬他们，我们知道他们经历了很多非凡而且很可怕的事情，他们不顾一切地把我们带到这个陌生而又神奇的国家。我曾看到过父母无所畏惧的态度和勇气，现在关于这些勇敢的人们，关于我自己，我知道了许多我以前从不知道的。”
马顿的父母从不回忆过去“我们家的历史将从这里开始，”马顿写道：“我的父母知道回忆，回忆过去是很危险的，作为一名逃亡者，问题已经够多了，为什么还要再给我们加上一个“犹太人”呢？他们经历得太多，我经历得还不够。他们觉得成为美国人就意味着没有背景和过去，至少，有选择该记住什么，该忘掉什么的自由。我的感受恰恰相反，对我来说，美国意味着可以自由地，不加掩饰地接受、信奉祖辈们留下的传统和思想，无论它怎么样。”
在她与马顿谈话中，奥尔布赖特替父母解析为什么当初他们要对孩子们隐瞒事实真相。“实际上，我的感觉是她对我父母比我对他们还要犹豫，还要亲近。”马顿说：“我觉得尽管我们年龄差距不大，她比我大12岁，但她比我更能接受他们的想法。我是战后的一代人，这代人的特点就是追求事实，认为不作任何修饰的事实自有它的益处。我父母那代人则是害怕事实，因为事实可以构成伤害，而且他们已被伤害过。其实，她是在对我做某种解释，用的有些话基本上和我父母的话是相同的，她认为我们将永远不会理解他们所经历的那些事情，也不会理解他们为什么要保护我们。”
奥尔布赖特已经把她家人是犹太人这个消息透露出去。现在她迫切需要时间去适应这一事实，去与家人商量这件事情，去消化那个不容否认的真相，那就是她的父亲和母亲对她不够坦诚。以她看来，这是私事。她认为公众讨论应该结束。“该解释的，我都解释了。”她告诉鲁宾，“如果人们不想相信我，我也没办法。”
她想阻止其他人再议论这个问题。把人们对奥尔布赖特的议论从这个话题中引开已变得越来越重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的工作人员尽可能使更多的人对这个话题保持沉默，其中包括朋友、其他家庭成员，以及美国政府官员和捷克地方行政官员。在几次工作晚餐上，杰米鲁宾告诉记者有些人在写关于奥尔布赖特的飞黄腾达的书。对于这些人杰米说奥尔布赖特将不给予合作。奥尔布赖特的高级主管舒卡斯给传记作家们写信，表明了奥尔布赖特的态度和立场：“这些参与写书的计划，既占用时间又分散精力，所以，她才做出这样的决定，”舒卡斯写道：“国务卿的家庭成员也决定不参与这些编书计划。望你们能尊重他们的决定，我们将非常感激。国务卿还把她的决定告知了朋友和同事。”总之，家庭成员不允许讲关于奥尔布赖特的实话或者讲他们自己的家史——朋友们也被奉劝不要这样做。
奥尔布赖特决定私下里来调查她的家庭背景。她知道亲自来调查此事是难以做到的。不要说那一大堆需要她给予关注的外交政策问题，就单指现在的这个新职位就使得她不可能亲自调查。她就求助于她的弟弟约翰考贝尔和妹妹凯茜西尔娃。让他们亲自寻找家庭背景的事实。她弟弟约翰是一家会计事务公司的股东之一，妹妹凯茜是教育部的一位中层干部，他俩都在90年代初去过布拉格。几年前，奥尔布赖特曾被邀请在文化宫发表讲话，凯茜当时陪她去的。达格玛回忆说她陪凯茜在城里逛了3天，她们还一起参加了奥尔布赖特的演讲。当时，凯茜的脚刚做完手术，走路非常困难。她们还外出购物，买了当地产的一种半宝石名叫石榴石。
1997年2月，约翰考贝尔和妻子帕米拉和凯茜西尔娃又去了布拉格。他们带上笔记本，拿上摄影机去了老犹太公墓和平卡斯犹太教堂。在那里的墙上有他们死于大屠杀的祖父和祖母的名字。一天下午他们还探访了表姐达格玛。
现在的达格玛，文雅而健谈。她身材不高，宽颧骨，高脑门，下巴很窄，跟奥尔布赖特和她妹妹长得很像。她的英语太棒了，略带英国口音，声音沙哑，举止得体、文雅。达格玛比玛德琳年大9岁，对于战争岁月，她记忆犹新，当时她是个青少年，而玛德琳还只是个小孩。实际上，在布拉格和伦敦，达格玛担当的是玛德琳的保姆。
达格玛和她的丈夫伍莱迪米尔，一位已经退休的电气工程师住在一幢老年公寓楼的五楼。这幢楼位于布拉格市中心的纽瑟尔区。色调灰暗的混凝土楼梯弯弯曲曲通过大楼的每一层。他们的公寓面积很小，进门时要先穿过一个30年代的狭窄厨房。起居室整洁、舒适但很陈旧，墙纸已经褪色，沙发和椅子上都罩着蜡防印花布罩。虽然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们和奥尔布赖特见过几面，但房间里没有摆放这位有名表妹的照片。达格玛表姐的日子过得很朴素，与奥尔布赖特一家所熟悉的乔治敦，打猎、滑雪、度假、别墅生活简直是差别太大了。
达格玛说约翰考贝尔和凯茜西尔娃大约是3点钟到她家的，一直呆到了晚上11点。他们先喝茶，然后吃饭、喝红葡萄酒，关于家史谈了很长时间。因为这些对他们来讲全都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所以他们困惑，不知如何是好。达格玛说：“其实，他们觉得这种情况很难处理，而且令人非常不高兴。”
奥尔布赖特的表姐说她还给他们看了家里过去的相片，还让他们看了列有大屠杀中遇难者姓名和简介的著作。
“我们查找到所有的亲戚，他们还做了记录。”当问起达格玛她是否相信奥尔布赖特他们所说的话，就是对家史毫不了解的话，达格玛回答说：“是的，我相信他们。他们显得很吃惊。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些。”
当家庭秘密刚被透露出去的时候，记者们纷纷来围攻达格玛，现在她说考贝尔家里的人要求她不要再给新闻界讲这件事了。“但是太迟了，”她说：“他们应该早点告诉我，如果我早知道他们不让我给新闻界讲，我会这么做的，这是世界上最简单不过的事情。”我可以写信告诉那些住在我祖父以前往过的房子里的人，让他们不要把我的现在住址告诉任何人。“在这个前社会主义国度里，这是一种常规做法。因为公用电话号码簿在这个国家是极其少见的。”
2月14日，考贝尔一家驱车3个小时，穿过绵延起伏的山村，来到了他们父亲的出生地，风景如画的小城市莱托赫拉德。他们在该市的一座城堡里吃饭。这座城堡曾是14世纪的一个要塞，现在是市镇社区活动中心和社会中心。许多国际新闻记者把此城堡团团围住，守候在镇广场准备报道科考尔家人此行的一些情况。考贝尔一家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从后门坐上了一辆不容易被记者们认出的普通轿车离开了城堡。
他们拜访了莱托赫拉德市的市长皮特西拉。他让考贝尔家人看了市区官员为他们收集和准备的考贝尔家谱。他们还参观了他们祖父阿诺斯特考贝尔曾经住过的房子，他们所知道的是遗产被分成三份，约瑟夫考贝尔的那一份在他叛变以后被国家充公。1949年达格玛表姐把另三分之二的家产卖给了奥特娃家族抵债。约瑟夫考贝尔逝世后，奥特娃家族又从国家手里买回了另三分之一的家产。加米拉奥特娃现在负责管理赞泊克的博物馆，从博物馆可以看到该地区唯一的犹太人公墓。
维拉鲁布瑞克托娃从小就知道阿诺斯特考贝尔，因为她是阿诺斯特考贝尔生意合伙人的孙女。她在家里招待了考贝尔家的人，并说他们来到她家时都很激动。当他们坐在爷爷曾坐过椅子时，都潸然泪下，她又附带地说他们要她不要对新闻界讲考贝尔家的事。
回到美国不久，凯茜西尔娃就给莱托赫拉德的考贝尔家族的新朋友写了信，感谢他们的热情接待。信上她还说考贝尔家族的人得知祖父母是犹太人并死于毒气室时，都非常惊讶。西尔娃还提到说达格玛希莫娃已经把她父亲的房子给卖了，最后还说家里人都已听说纳粹是如何侵吞私有财产的。1997年6月，考贝尔家人访问捷克的4个月以后，大个子、留着黑白杂色胡须的西拉市长让本书作者看了一本资料剪贴簿。剪贴簿里有私人信件、相片和关于考贝尔家族详细的历史资料。当奥尔布赖特的这条国际新闻使莱托赫拉德市闻名世界时，他就开始了资料剪贴，在这个剪贴簿里还有他写给奥尔布赖特4封信的复印件。
信是用捷克语写的，信中详细地描述了大屠杀中奥尔布赖特家人的悲惨命运。有一封信，写信的日期为1994年2月25日，寄信地址是纽约联合国总部，当时奥尔布赖特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信中说约瑟夫的出生记录是在犹太社区出生登记处发现的，奥尔布赖特的爷爷和奶奶“死在毒气室”。另两封信写信日期分别是1994年8月26日和8月29日，寄往布拉格的美国使馆，当时奥尔布赖特正在访问布拉格。第四封信写信的日期是1996年12月6日，西拉说他不知道奥尔布赖特是否收到了这些信。他从未收到任何回信。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每年要收到全世界各地数以万计的信，能递到大使手里的只是极个别。所有的信件都由助手们来处理。如果奥尔布赖特从未看到过这些信件，那就说明工作人员的工作失误，或者是由于她自己的忽略而没能读到这些信。
西拉说考贝尔家人一直强调市政官员不要同新闻界谈及他们的来访，西拉还说陪同考贝尔家人访问的是布拉格犹太社区联合会执行主席托马斯科罗斯。西拉还说托马斯也提醒他不要“把水搅浑”，给记者说三道四。拿起剪贴簿，指着凯茜西尔娃的照片，西拉说她强调得最厉害，她给西拉解释说在公众面前谈论别人的私事是很讨厌的事。西拉说他会按着他们的意思去办，但在附近的城市官员们已开始告诉记者们一些详情。他想使他的城市无愧于是显赫的考贝尔家族的故乡。
布拉格犹太社区领导人之一的科罗斯坦白地说，他曾要求莱托赫拉德的地方官员不要对记者说什么，他认为这种谨慎是很有必要的。“对新闻界保持沉默也是考贝尔家人所希望的。”科罗斯说：“并不是有不可告人的，而是他们想自己先适应一下，《华盛顿邮报》的那篇文章消极性不小。”
科罗斯的父母双亲是大屠杀的幸存者。科罗斯说，像考贝尔家的孩子们不知道他们的犹太血统是很常见的。他还说有的幸存者会对大屠杀说个没完没了，而有的则是只字不提。“战争结束后，我的父亲出版了几本书，在书中他详述了所经历了的每一细节，奥斯威辛集中营，死亡3月，苦役集中营。”科罗斯说：“我母亲与父亲有着相同的经历，她对我只字不提大屠杀，她在尽力将它从记忆中抹去。就好像它从没有过。”
1997年6月，考贝尔家人访问捷克3个月之后，达格玛表姐同意接受本书作者的系列采访，希望能够很客观地看待家庭历史。她说她真没想到她的那番揭露会使奥尔布赖特一家蒙受如此大的痛苦，并成为各大报纸的焦点。达格玛并没有表现得很痛苦的样子，实际上，她似乎很喜欢她的这位偶尔也能见见的美国表妹。
达格玛也承认说她仍感纳闷，奥尔布赖特和她的孩子们怎么这么长时间对家史一无所知，玛德琳从来不知父母是犹太人以及她6个最近的亲戚：两位祖母，一位祖父，玛吉塔姑妈，鲁道夫舅舅和表妹米莲娜都死于大屠杀。她说战争结束后她同考贝尔家的人又回到了布拉格，在家里肯定谈起了那些令人悲伤的事——“当然，肯定谈了。”达格玛说当时8岁的玛德琳怎么一点都没有听到谈话的内容：我难以想像人们是怎样把她给支开的。
在一个月后的采访中，与奥尔布赖特一起吃过饭的达格玛语气变得轻柔多了。达格玛又说起在寓所里她和奥尔布赖特的父亲约瑟夫之间的谈话。她是这样解释的：“与其他人都没有说什么，当时玛德琳8岁，凯茜只有3岁，这不是给小孩子们讲的话题。”在华盛顿，奥尔布赖特仍很关心她犹太出身这件事情，那专注劲头丝毫不亚于15年前她对待自己失败的婚姻。这两件事情，都非常残酷地揭去了家庭中神秘的面纱，使她的感情原原本本地袒露，变得异常脆弱。在晚宴聚会上与朋友闲聊中，她总是对这事说个不休。有一次她问一位老朋友，会不会改变对她父亲的看法，这位朋友认识她的父亲又尊敬她的父亲。“不会，当然不会”，听到这话后，奥尔布赖特感到很欣慰。在很多人看来，奥尔布赖特好像是在努力弄明白她父亲的动机。她很爱她的父亲，父亲是她一生赶超的楷模，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他精心编织的茧最终还是撕碎了。
然而无论奥尔布赖特走到哪儿，她不得不忍受人们对这场辩论的讽刺和戏弄，这在华盛顿是司空见惯的事。在一年一度的3月白领烧烤聚餐会上，首都的那些德高望重的记者们总是挖苦政府要人，科普林新闻中心的经济学作家费雷刘易斯学着国务院发言人的样子说：“新闻界的女士们、先生们，我们有信奉天主教的国务卿，有信奉美国新教圣公会的国务卿，有信奉犹太教的国务卿，现在我们有一个三教合一的国务卿，而且是个女的。”所有人都把目光转向奥尔布赖特，她皮笑肉不笑，能看到她脸的人都可以看见她脸上尴尬扭曲的表情。
笑话还不算完，春末为凯茜马顿和乔治史蒂文举办的联合生日晚会上，克林顿总统突然地出现在晚会现场。晚会是在乔治敦史蒂文高雅气派的19世纪建造的家中举行。总统的膝盖刚刚做完手术，拄着拐杖，他不打算留下来吃晚饭，但到了之后，他玩得很开心，没有走的意思，晚饭被推迟了又推迟，直到总统最后离开后，客人们就坐下来吃烤炉鱼，史蒂文宣布他还有一个惊喜要告诉大家，噢不，”《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理查科恩大声喊道：不要告诉我你也是犹太人呀？”房间爆发出一阵笑声，只有奥尔布赖特除外，她的手紧紧抓住葡萄酒杯，指节都白了，坐在旁边的客人都担心杯子会喀嚓一声碎了。
走出春天进入了夏季，捷克总统发话说他准备授予奥尔布赖特捷克最高荣誉奖——白狮勋章。奥尔布赖特决定在7月初马德里北约峰会一结束就飞往布拉格。奥尔布赖特还邀请了达格玛表姐参加颁奖仪式，达格玛被邀请坐在了前排，奥尔布赖特还将达格玛引荐给了哈维尔总统。
奥尔布赖特这次访问捷克有机会去了平卡斯犹太教堂，因为墙上刻着死于大屠杀的祖父母的名字，奥尔布赖特想让这段旅程不公开，但是身为国务卿怎么有这种奢望。她事先没有公布这次行程安排，希望以此减少媒体的报道。于7月13日星期天奥尔布赖特到达布拉格，一整天的旅行从圣彼得堡开始，接着去了立陶宛，当印有醒目“美国”字样的喷气式飞机降落在布拉格机场时，已经是下午时分了，美国驻捷克大使詹奥尼沃克带着一群捷克和美国名人夹道欢迎。同大家一一握手之后，奥尔布赖特就上了车，19辆车子组成的车队很快就驶入城中，当她的随行人员路经城堡，在狭窄的鹅卵石小坡道上曲曲弯弯行驶时，已是黄昏了。
在旅馆稍停片刻之后，奥尔布赖特就来到了老犹太区，在漆黑弯曲的街道上，她整整走了有两个街区的路。在犹太社区领导雷帕瓦特和托马斯科罗斯的陪同下，她又来到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自上次访问至今，一年已经过去了，今晚的造访有着它不同寻常的意义。
新闻记者在一条小巷里被阻拦在了警戒线以外。他们看不见奥尔布赖特，也听不见她和犹太领导的谈话，只有一名记者在她身边，他就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迈克尔道布斯。他被奥尔布赖特的随行新闻机构推选为他们的代表替他们做记录。挑选道布斯做记录以及奥尔布赖特对他所写文章的反应对大家来讲都很具有讽刺意味。很显然，奥尔布赖特的工作人员对此极为恼怒，但是他们如果拒绝道布斯接近，在记者中会掀起一场风波，或者就像上一次访问贝尔格莱德，因为新闻机构选择了道布斯做他们的“代表”，旅行被彻底取消。这次奥尔布赖特的工作人员一定要让道布斯尽可能地不靠近国务卿。
老犹太墓地是自14世纪到1787年布拉格犹太人最后的长眠之地。一边走，科罗斯一边还给大家指着那些著名拉比和学者的坟墓，并解释那些代表死者职业的符号。他们路经一块墓碑，这块墓碑被认为是著名拉比洛的，人们都相信他在16世纪创造了有生命的泥人。在这位犹太教徒坟墓的缝隙处塞满了写有字的碎纸片，人们都希望拉比能使写纸条的人心想事成。有1.2万座坟墓分成12层埋在的地下，这里的故事是感人的。以前奥尔布赖特曾多次听到这里的故事，但是这一次她来这里是集中挖掘自己祖辈的感人的故事。
当奥尔布赖特穿过哥德式的门道进入16世纪建造的平卡斯犹太教堂时，她这次要看一看她上次没看到的。停下来，使自己的眼睛适应一下灰暗的光亮，奥尔布赖特长出一口气，然后向里望去。在她的面前，是一座为纪念在纳粹屠刀下惨死的人们而树立的纪念碑，是世界上最大的墓志铭，是历史上最残酷一页的见证。整整齐齐，全都是用手写的，名用红色，姓用黑色，字母只有指甲盖大小，大约有8万波斯尼亚人和摩拉维亚人的名字写满了4个房间从底到顶的所有墙壁。在教堂的高坛里藏有《摩西王经》，在壁龛的左下角，她找到了祖父母的名字。
考贝尔阿诺斯特1878年6月7日一1942年9月18日
奥尔加1878年11月4日一1944年10月23日
任何一个来到犹太教堂的人，看到这些名字，心都会为之一震，而对于奥尔布赖特可以说是几乎崩溃。“你从她的脸上，可以看出她内心的情感波动。”科罗斯后来说：“她只是愣愣地站在那儿。”后来，奥尔布赖特又来到犹太市政厅，一幢粉红色的新巴罗克式的大楼。这个建筑是16世纪末一位颇有影响的犹太领袖设计的，楼的外面有一个刻有希伯来数字的大钟，逆时针计时。在一楼，科罗斯陪着奥尔布赖特来到了一个昏暗的小房子里，房子里摆放着纳粹留下的卡片目录，目录项下是打印得整整齐齐的卡片，卡片上记录着送往特雷津的犹太人的数量和监禁日期。奥尔布赖特看着写有她祖父母的卡片，他们的遣送的日期是1942年7月30日：阿诺斯特送往塞恩谢雷斯达德，并死在那里，奥尔加送往奥斯威辛。
20分钟，奥尔布赖特从市政厅走出来，绷着脸，嘴角紧闭，手里拿着早上写好的发言稿，讲话的声音不同往常的低颤，以前访问犹太教堂她从未想到过去那里寻找家里人的名字。她说：“今晚我知道我就是来找这些名字的，他们的形象将永远刻在我的心中。”
奥尔布赖特的犹太血统已不容置疑，它是事实，痛苦的事实，众所周知的事实。为了使自己平静一些，奥尔布赖特在讲话中停顿了好几次，“当我站在那里审视着那堵墙，所有的墙，我不仅为那些名字刻在墙上的亲人感到伤心，同时我也想到了我的父母。”她说：“我想到了他们所做出的选择：很显然他们面临着一个人一生中最令人难以接受的选择和决定，他们留下了家庭其他成员，把我从某种死亡线上拯救了出来。”
讲完以后，她摘下眼镜合了起来，深深地叹了口气。奥尔布赖特很快转过身去，低着头消失在黑暗中，眼里浸满了泪水。
26.功成名就
在我们这个时代，正如在其他时代的人们那样，我们有责任不做历史的囚徒，而要去塑造历史；我们有责任享用和捍卫我们的自由；我们有责任帮助和我们一样渴望着自由、和平及过上来之不易的宁静的生活的人们。
——玛德琳奥尔布赖特
1997年4月10日
1997年8月，和平组织主席马克盖瑞恩在南太平洋汤加小国与其总理巴伦瓦依共进午餐。盖瑞恩问这位官员：“你是怎么获取新闻的？”瓦依答到：“通过美国有线电视网。”随后，他谈到了O. J.辛普森审判，表白他喜欢拉里金的采访，然后说：“请顺便跟我谈谈玛德琳奥尔布赖特。”这一简单的请求使盖瑞恩颇感意外。
关于玛德琳奥尔布赖特，盖瑞恩能给这位汤加官员讲些什么呢？她的年龄大得如他的母亲，他俩是在杜卡基斯的竞选飞机上坐在一起时认识的。在民主党州长联谊会的晚宴上，为了加强奥尔布赖特与比尔克林顿之间的了解，盖瑞恩特意让她坐在这位阿肯色人的身旁。仅仅5年后的今天，奥尔布赖特就成了名女人。汤加总理在提及O.J.和拉里金的同时，也提到了这位60岁、教授出身的外交官，盖瑞恩为此心里非常高兴，他也想到奥尔布赖特新近获得的名人地位将会成为美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全面外交取代了最高级会议为外交手段的世界里，名望能使一位领导人时时刻刻、牢牢地吸引选民、新闻界以及世界各国的政治家的注意力。亨利基辛格是另一位由教授成为外交官的人，他在尼克松执政时任国务卿。那时，他凭借自己独特的政治家风范，不仅在穿梭外交中引人注目，而且也成为像好莱坞明星一样历久不衰的人物。基辛格被《新闻周刊》戏称为“超级老K”，他有权势，有资质，他的传记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把他描述为“顶尖公众人物”。作为政治家和名人，其超凡的精力和风度对他的帮助甚大。当基辛格讲话时，人们悉心聆听，这种技巧对一位女士来说就略显复杂了。
但是，这却是一个需要掌握的必要技巧。美国人更关心的是国内问题，对于那些他们在地图上找都找不到的新兴国家内发生的惨痛种族战争并不那么重视，而且当时政客们正更多地强调移民学英语的必要性，而不怎么强调美国人应当掌握外语。拥有一个能凝聚选民及外国领导人注意力的国务卿，拥有一个能帮助人们从周围纷杂的环境中找到问题实质的声音，不仅是合时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厄斯金鲍勒斯说：“崇高的声望是一种巨大的支持，因为人们认为他们面对的是有能力推动事情发展的人物。声望会赋予你以实力，但你最好用实际行动提高自己的声望，并努力用知识充实自己，因为一旦你身处此种境地，人们对你的期望也会更高。”
奥尔布赖特对新工作的自豪感及兴奋劲具有很大的感染力，致使那些过去赞成其他候选人的内阁成员也很快纷纷倒戈。克林顿选她做此工作不久，一位参加希拉里罗德海姆克林顿白宫圆桌会议的《时代周刊》的记者告诉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她要在会后和他进行私下交谈，她听说鲁宾曾极力推举霍尔布鲁克任此职，因而想证实一下。鲁宾问：“谈话的内容是什么？”回答是：“玛德琳奥尔布赖特。”鲁宾笑笑，说：“难道她不是很出色吗？我刚刚与她共进午餐。”会后，这位女记者还未来得及向他进一步询问，他已迅速离开了。
奥尔布赖特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挑选自己的工作人员，她感到国务院已失去了凝聚力，外交人员的气势也很低，整个部门迫切需要有效的领导人物。奥尔布赖特请曾任沃伦克里斯托弗的助理国务卿、俄罗斯事务专家斯特诺布塔尔伯特留任。作为克林顿的朋友，塔尔伯特既精明又忠诚，结果显示他是与白宫保持联络的不可多得的渠道。紧接着，她吸纳了新成员斯亚特艾森斯塔特和汤姆皮克林，他们是经验丰富的公务员，但都未申请此职。作为卡特总统的前国内政策顾问及驻欧洲共同体布鲁塞尔大使的艾森斯塔特满足于他的商业部国际贸易副部长一职，他管理2500人，认为就任这一新职为下策。皮克林是外交界最受欢迎的外交官之一，他任克林顿的驻莫斯科大使，归国后刚刚退休，奥尔布赖特对他的直率的品性、职业作风和清晰的思路很是敬佩。当他俩还在犹豫不决时，她给每人打了三、四次电话进行游说。在接任之前，这两位老朋友一天内商讨了好几次，艾森斯塔尔告诉皮克林：“如果你去我就去。”皮克林也回答说：“你去我就去。”艾森斯塔尔后来说：“我那时认为她将主持政府中最令人兴奋的部门，无论她在哪儿，都会有实际的行动。”
奥尔布赖特参照参议员办公室安排自己的工作人员，她任命杰米鲁宾为新闻战略家，并最终请他承担每月发布新闻的重任，其危险性不亚于与狼共眠。这份工作使鲁宾成为国务院公众熟悉的面孔，对于一个包括各国政府、国际新闻团体、国会和美国人民在内的听众群，这份工作要求了解多种多样的问题，尽管鲁宾有时很傲慢，但因他对有争论的问题有着真知灼见、能够理解奥尔布赖特而受到尊敬。温迪谢尔曼在芬尼梅基金会任职一年后，放弃了会长这一肥缺，任奥尔布赖特的顾问，主要处理国务卿特别关心的、敏感的实质性问题。奥尔布赖特把她最知己的女友伊莱恩舒卡斯提升为办公室主任。
在她的人际关系网中——朋友、良师、同事、顾问、野心家——只有舒卡斯最懂国务卿，她能察言观色，理解她的肢体语言，追随她的左右。奥尔布赖特说：“过去我不知道我们的关系会发展到什么亲密的地步，及作为我的知己女友她在我生活中会有多么重要。她知道该做什么，该说什么，她不是那种讨好奉承我的人，她很有影响力。”
仅仅在几个月内，奥尔布赖特就组织起了一个现代历史上最精明强干的外交行政班子，他们个个都能吃苦耐劳，不仅同意与她共事并且自愿与她共事，这一切都归功于她那坚强的个性。奥尔布赖特招来了一批精兵强将，这也标志着她获得了新的职业安全感。
玛德琳是个广受欢迎的政治名人，她的名字家喻户晓，这一名望在国家公共广播公司的“汽车谈”节目中可得到证实。这一节目出现的一些用语，如“照亮道路”（音同玛德琳奥尔布赖特），用明亮的车前灯比喻国务卿。到了春天，在坎登园举行的巴尔的摩金莺棒球赛本赛季的第一场主场比赛上，她主持开球仪式。在登上去纽约周末旅行的飞机之前，她曾与安全人员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练习投掷，飞行员及其他军事人员在旁边观看。她穿着高跟鞋，迎着吹过飞机场的春风，投出了第一个球，希望能打破自己的原有的记录。但当她在赛场投出比赛的第一只球后，球只飞了40英尺远，而掷球地与本垒间的距离是60英尺。
这无关紧要，这一掷是她为数不多的没有达到目标的一次，她现在不仅是队员，也是克林顿队最明亮的一颗星。除了基辛格，她具备该职位的外交政策方面的经验和知识比当代其他任何国务卿都多，绝大多数的国务卿，即使是那些有外交政策背景的人，都是律师出身。塔尔伯特说：
玛德琳长期以来是在外交政策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所以，她早把许多基本要素都编写到她的‘软件’里，其中许多内容都与我们的问题相关。她的哲学是：抓住要点是外交成功的所在。”
对于奥尔布赖特来说，工作就是娱乐，她学东西非常之快，经常是两种工作方式双管齐下。像学者那样，她的涉猎面极广，并能从简况备忘录中广泛地汲取信息，但同克林顿一样，她也爱通过轻松交谈解决问题。塔尔伯特说：她的方式是苏格拉底式的在翻阅了工作人员为她准备的所有文件之后，她常召集助手进行交谈，当她说：“现在我想问一个非常愚蠢的问题。”人们已经养成了在她讲话时认真聆听的习惯，他们眯起眼睛，坐在那儿，身子向前倾，平静呼吸。塔尔伯特说：“那根本不是愚蠢的问题，而总是根本的问题，总能切中问题的要害。”
和大多数民主党党员不同的是，奥尔布赖特一直想方设法接近共和党，努力地重新培养随冷战的结束而消失殆尽的两党在对外政策上的协同。她作为国务卿的第一次旅程不是去欧洲或亚洲，而是来到得克萨斯拜访前总统布什和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夸赞他们在中东和谈中取得的成就。4月份，她又到密执安州参加杰拉尔德福特总统博物馆的落成典礼，以表达对这位前总统的尊敬。
奥尔布赖特花费相当的时间和精力笼络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他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也是克林顿外交政策的最坦率的批评者之一，她以联合国大使的身份，和他一起在他的所在州露面。在1997年3月的一次访问中，她到赫尔姆斯的母校—一个隶属浸礼会的小型私立学校温格特学院发表演讲，还出席了为赫尔姆斯的妻子举行的私人生日晚宴，并送给该参议员一件蓝色的T恤衫，上面印有醒目的“国务院某人爱我”的字样。这两位到达学校时面带微笑，携手并肩，这是一种只有女国务卿才能作出的温情姿态。当奥尔布赖特登上返回华盛顿的空军喷气式飞机时，她发现赫尔姆斯送给她的礼物有：几箱北卡罗来纳有名的猪肉烧烤、香料酱汁和油菜卷心菜色拉。
正是奥尔布赖特满腔的爱国主义精神吸引了赫尔姆斯，尽管他们时常对问题的看法不一，他们懂得真正地尊重民主的根本标准，在这一标准下使他们能够进行辩论，并持有不同的意见，这一切都是基于相互的理解。奥尔布赖特对温格特的学生说：“我们俩人都认为，如果想让我们的自由在21世纪仍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我们就不能对世界的其他地方漠不关心。我们俩人坚信：美国宪法所阐述的个人自由概念在200多年后仍然具有世界上最有力、最积极的推动力量。”
在他们两个之间之所以存在着这种微妙的关系还有一个原因，即奥尔布赖特不像从前的政府官员，她真诚地对待赫尔姆斯，不论是在公开场合，或在私下都不把他称作是“说‘不’的参议员”。她并不设法打击他的胜利，而是努力与之达成妥协。
在听证会之前，她告诉赫尔姆斯，她会重视他的计划，取消美国情报局、国际发展局以及军备控制和裁军机构，从而重组政府的对外政策机构。当她真正考虑此事时，她建议取消其中的两个局，把国际发展局合并入国务院。结果，4年来国务院的预算方案首次增加了百分之五点三，提高到25.8亿美元。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工作的赫尔姆斯的职员马克西森说：“这离赫尔姆斯的期望还有一段距离，但他承认这一事实：她很给他面子。”
正如名人所知，要成名就意味着付出一定代价，例如个人隐私会被披露，小矛盾会突然成为头版新闻。奥尔布赖特很想更多地了解她的家族史，但她明白，若要到父亲的家乡波希米亚东部进行官方旅行，定会成为传媒的焦点。因此，在短暂的假期里，她带着两个女儿及女婿到捷克共和国做了一次不公开的旅行，参观了她父亲的故乡莱图哈德，即使这次非官方的访问也动用了由十辆车组成的车队，包括外加保安人员及随从。
奥尔布赖特一身蓝色夏装，配戴白色珍珠项链，在为她举行的接风洗尘宴会上向该镇的官员祝酒，随后参观了她父亲住过的、位于蒂尔索娃街305号的家宅，并同与维拉鲁布瑞克托娃一起品尝了土耳其咖啡和用罂粟籽做的糕点，一位女保安人员站在前门，奥尔布赖特坐在她祖父每晚核对账本时坐过的红木餐桌旁，鲁布瑞克托娃用的是存放在餐具柜里只是在特殊场合使用的白瓷杯。她告诉奥尔布赖特她任地方法官的丈夫因拒绝监禁轻度违法的当地农民，被判了7年徒刑，发配到一个铀矿服苦役去了。鲁布瑞克托娃说：“玛德琳问过我是如何熬过来的。”同时，自豪地拿出奥尔布赖特送给她的、带有亲笔签名的国务卿自己的照片给大家看，鲁布瑞克托娃赠送给奥尔布赖特一幅圣母玛利亚画像。
这种私下进行的拜访实属很罕见，作为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的旅程规模宏大，非常气派，她乘坐的大型高级轿车明亮闪闪，旗帜飞扬，后面跟随着由轿车和工具车组成的车队，引人注目，但这使她无法与亲朋进行自由的私人往来。奥尔布赖特的旅行日程安排得非常周密，甚至专门有助手安排她每个场合的穿着。
奥尔布赖特偶尔与表姐达格玛联系联系，要不是顾及她刚获得的声望，她可不大想和表姐有太多的往来。奥尔布赖特不想跟达格玛谈及自己在美国的生活是多么愉快，她是多么的幸运，她们的交谈很难进行下去。奥尔布赖特说：“我努力与她交谈，可我们在一起却无话可说。我不责备她所说的话，我只是想我了解的事情。”奥尔布赖特认为她自己的生活很幸运，而达格玛的确相当艰难。作为表妹的国务卿说：“我想她需要达到超凡脱俗的境界，才不会说一些刺耳难听的话。”
当人们盘问撇下达格玛的决定时，奥尔布赖特非常愤怒，她说达格玛自己愿意留在捷克。奥尔布赖特说：“我只相信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而且我所看到是我父母慷慨、热情、重视家庭，他们只是个小家庭，怎么会留下其中的一员不管呢？达格玛曾说过，她有很多机会可以逃离。她告诉我妹妹，‘我有份好工作，弗拉达是个工程师，为什么要离开捷克到英国从头做起呢？’”
“我认为，她不想离开是由她自己决定的，也许她当时不知道我们要去美国，但她肯定知道我们是要离开的。我想她当时接近成年，而且她决心留下是因为她当时有心上人。她失去了直系亲属，但她毕竟不是我父母的女儿，而是外甥女。战争期间她在他乡异地，遇到了自己所爱的人，当时没人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没人会想到这种恐怖的岁月会整整持续50年，而且当时是她自己做的决定。我对此感到非常遗憾。如果她说了什么……那么，她有理由那样说，我不会阻止她，但我也无法挽回这一切，我毫无办法。”
尽管对奥尔布赖特来说，追溯她的犹太家族史也是同样的艰难，但国务卿认为获悉的新情况丰富了她的生活。她说：“我非常高兴现在了解到此事，我真的非常高兴，它使我对父母有了很多的了解。我不想夸大父母的人道主义精神，但有一点使我感到非常骄傲——他们乐意帮助别人。”奥尔布赖特发现她超级巨星的地位受益匪浅，并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她不像很多自负的官僚那样，喜欢别人用官衔称呼她，而乐意别人对她直呼其名。当人们结结巴巴叫她那拗口的官方称呼“国务卿阁下”时，她说：“叫我玛德琳。”她认为这样会使外交生活显得更有人情味。
斯特诺布塔尔伯特说她利用自己的声望推动自己的议事日程，并为美国的对外政策立场寻求支持。这意味着广受欢迎的某个人与不总是受人欢迎的某项政策有联系，这一努力有时会引起争论，有时会受到反对，有时会遭遇到美国人那种令人痛心的极度冷漠。奥尔布赖特之所以得到了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尤其是预算问题上的支持，是因为参议员们爱与她一起抛头露面出风头，即使他们不同意她的政见，他们也欣赏她那坚定的信念。
奥尔布赖特在任职的头一年乘喷气式飞机从一个国家飞往另一个国家，把自己介绍给世界各国领导人。1997年2月，在她任职后的几个星期内，她就进行了大有宣传之义的国际访问，在11天的时间内访问了9个国家。戴着她特有的宽沿牛仔帽，她尽量减轻俄罗斯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东扩的忧虑，并开诚布公地与中国人谈论人权记录。《华盛顿邮报》在一篇社论中洋洋洒洒地写道：“华盛顿的反应是，玛德琳奥尔布赖特以国务卿身份进行的第一次访问非常成功。她对外交政策了解甚深，访问卓有成效。”
5月份，奥尔布赖特向前南斯拉夫领导人阐述他们对波斯尼亚地区暴乱应负的责任，在萨格勒布她轻描淡写地指责了克罗地亚总统一顿，指明他未能遵守18个月前在俄亥俄州代顿通过谈判达成的和平协议。她告诉一位内阁成员，她对于克罗地亚未能阻止对想返回家园的塞尔维亚难民的袭击感到非常“厌恶”，这个词在外交界是极少听到字眼。她在贝尔格莱德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斯洛波顿米洛舍维奇之前，她的助手们告诫她他打算在会谈初期就设法打乱她的阵脚。果然，当她历数塞尔维亚违背的一系列和平条款时，米洛舍维奇带着屈尊俯膝的笑容打断了她，道：国务卿阁下你消息不灵通啊。”她马上回敬道：“不要说我消息不灵通，我过去在这儿生活过。”米洛舍维奇的笑容不见了，而奥尔布赖特则继续她的指责。
一开始，奥尔布赖特就设法培养与俄罗斯外长叶夫基尼普里马科夫的关系，这是个有时让人颇感棘手的人物，曾负责过前身为克格勃的情报局工作，两人的友谊发展到直呼其名的程度。普里马科夫敬重奥尔布赖特坚忍不拔的个性，他称她为铁女人。奥尔布赖特与英国外长罗宾库克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亲密到当库克与妻子分居时毫无顾忌地向她吐露秘密的程度。那是1997年夏天的某一个星期，库克与妻子分居的消息被公布在报端，而奥尔布赖特对此一无所知，她照常从她那英国式的办公室打电话与库克商讨外交政策事宜。当库克拿起电话时，奥尔布赖特用平常的问候语开始了交谈，她不知情地问候道：你怎么样？库克回答：“离婚的事，大肆的宣传，与妻子关系的破裂……真是糟糕透顶了。”奥尔布赖特很同情他，她安慰库克，并让他把心放宽。她挂上电话后，助手向奥尔布赖特简要介绍了库克乱七八糟的风流韵事。原来，他一直与他的下议院秘书打得火热，并计划与他结婚28年的妻子离婚。他的妻子曾披露说：他不只和一个女人有染。奥尔布赖特说：“该死的家伙！他对妻子做的一切和乔对我做的一样。我刚才竟然还同情他。”
在国内，她履行了让外交政策与美国人民息息相关的诺言。上任后的第一年，她在国内完成了19次旅行，比其他任何国务卿都多，努力说服选民相信，外交政策不仅与遥远国家爆发的危机有关，与他们在国内的工作同样也有关联。在休斯敦，她对中学生们说：“外交政策不仅是冷静的，而且也让人敬畏。”1997年10月，在参加联合国大会开幕式的行程期间，她顺访了西奥多罗斯福中学，该校位于布朗克斯区附近。她给学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结果在她走出教学大楼时，学生们簇拥在窗前大声喊：“走好，夫人。”
4个月之后，她和国防部长比尔科恩、国家安全顾问桑迪伯格到中部地区去向人们解释政府威胁向伊拉克动用武力的根本原因，这是因为在进入可能生产生物及化学武器的场所这一问题上与萨达姆侯赛因形成了对峙的局面。这时，人们对她的反应就没那么热情了。
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召开的所谓的选民大会上，人们向官员们提出了许多不客气的问题，也表达了对美国动机的怀疑，场上不时发出嘘声。该场面由美国有线电视网向全世界进行电视转播。当一位年青人控诉无辜的伊拉克公民会被轰炸炸死，并质问这些演讲者们怎能在晚上睡好觉时，奥尔布赖特的回答如匕首般锋利：“我们所做的一切正是为了你们今晚睡得着觉。”但伊拉克很快又重播了新闻记者的诘问和嘘声四起的场面，使克林顿的人马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了。
在瞬间实现交流的时代，国家领导人需要精于与传媒打交道，不仅要学会说什么，而且要知道在何时、在何地、如何说，这些几乎是先决条件。掌握这一技术，尤其是电视，就可以使一位领导人控制人心所向，这在电视出现之前是不可能的事情，窍门就是用选民们理解的语言进行有效的交流。
1997年4月，在参议院准备对化学武器条约进行投票之前，奥尔布赖特接受了全国十几家地方电视台的个人采访。其间，她着意撇开华盛顿官员用令人费解的首字母缩略词替代英文这种做法，而选用了简单明了的言语来敦促选民们与他们的地方议员进行电话联系。她一再说：“这是个上面写满了‘美国制造’字样的条约。”她简练的语言果然奏效，参议院以74 比26票通过了该协议，但这并不能确证条约的成功签订，因为当里根与布什政府就该协议进行商谈时，曾遭到共和党保守派的强烈抗议，包括性情暴躁的杰西赫尔姆斯在内。为了使他息怒，不阻碍投票，在对此协议进行投票的当天克林顿批准了赫尔姆斯重组国务院计划的折衷方案。
在国外，奥尔布赖特也同样会有效地利用电视，有时为了让不太知名的外交官与她合作，她让他们与她共享抛头露面的机会。1996年1月，奥尔布赖特在安哥拉的白兰多访问期间，她想促使长期反对派领袖乔纳斯萨文比启动解散武装力量的进程，因为这是同意结束长达19年内战的重要一步。在昏暗的游击队隐蔽处进行长达一个半小时的会谈之后，这位大使告诉萨文比：如果萨文比的武装不解散，联合国安理会将采取强硬的行动。当萨文比原则上同意一天可能遣散650名士兵时，奥尔布赖特掏出一叠纸，计算出离最后期限还有25天，然后乘法运算，最后她请萨文比与她一起出席了记者招待会。在相机的咔嚓声中，奥尔布赖特宣布，“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同盟”的领袖已承诺，16500名士兵将于1996年2月8日之前，在联合国维和部队的集结地交出武器。她转过身来，用悦耳的声音说：“对吗？萨文比博士？”他点点头。
奥尔布赖特就任国务卿的第一年里非常幸运。中东、波斯尼亚长期存在的问题继续恶化，上述地区也是冲突的最敏感的地区，但没有出现新的骚乱。随着以色列保守政府在大选中获胜，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一切和平努力都宣告失败。奥尔布赖特正式告诫冲突各方的领导人，如果他们愿意通过严肃的谈判达成协议，她将愿意与其共同努力，但她并不打算浪费更多时间。她教导巴勒斯坦领袖亚瑟阿拉法特有必要做出“全面、不懈及持久的”努力来破坏恐怖分子的活动，也告诫以色列新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避免挑衅活动，例如在约旦河西岸及耶路撒冷的附近地区建立新的犹太定居点。奥尔布赖特用上了外交家不常用的生硬言词说：以色列拖欠巴勒斯坦政府数百万美元税款的决定怎么可能说是项安全措施呢？“我无法理解这一点。”对此，内塔尼亚胡却固执己见。
1997年11月是对奥尔布赖特外交手段及忍耐力的最严峻的考验，这时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正与美国进行激烈的对峙，他赶跑了负责视察和销毁伊拉克的化学、生物、核武器以及生产设施的联合国核查人员中的美国人。当时，正值奥尔布赖特在南亚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意在美国与该地区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她在7天之内访问了8个国家，此后，她放弃公开露面并从她的预定行程中取消了孟加拉国。为了达到克林顿政府迫使萨达姆侯赛因让步这一目的，她飞往中东寻求联合国安理会以及阿拉伯世界的支持。在华盛顿密切关注各种谈判的塔尔伯特说：“她穿梭于多哈、新德里和伊斯兰堡等城市间，考虑一系列问题，处理在伊拉克随时爆发的严重危机。她与总部相距遥远，工作日程安排得非常满，而且她要对付当今世界最大的无赖，他们的短期目标就是使美国颜面受挫。说得婉转些，她也必须与那些不完全赞成我们方案的国际伙伴打交道，这非常难办。”
克林顿总统已经看到奥尔布赖特的自信与日俱增。他说：“当你把一个有才华的人放在一个她或他以前所从未担负过如此重大位置上时，在开始时都会很谨慎，并一定要站稳脚跟。”他说：“从她任联合国大使到新任国务卿这段时期内，我看到她的工作日趋练达，她相信自己的判断力，更愿意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在我们这个圈里展开辩论。她总是非常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对问题的见解。”
1998年6月，克林顿任命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为驻联合国大使，并让他直接向奥尔布赖特汇报工作。霍尔布鲁克是个机敏的战略家和谈判家，他喜欢引起公众的注意，而且与艾伯特戈尔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桑迪伯格关系密切，如果需要的话，他也可以轻易地周旋于她的周围。实际上，当霍尔布鲁克首次被列为大使的人选时，奥尔布赖特的一些同僚肯定不愿让他抢国务卿的风头，但经过再三思考，奥尔布赖特是克林顿政府中最得人心的内阁成员，她靠自己形成了一定的势力。凭借她自己的支持者包括总统，她完全可以为自己的班子网罗到一个令人瞩目的队员。不过，在霍尔布鲁克任职前，奥尔布赖特与他一起列出与她共事注意的规则：小心行事。
奥尔布赖特办事高效的一个原因是，实现艰巨的、严肃的目标的过程是一种乐趣。她的许多时间都用在思考重大问题和关注别人的工作，显然对于自己能身挑重担非常高兴。塔尔伯特说：“她精力充沛，不知疲倦的原因之一是工作对她来说是一种极大的乐趣。她不像其他人把‘他们终于有眼力选择了我’这种心态带入工作中，而她却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噢，上帝，你相信这是真的吗？’”奥尔布赖特声名鹊起的时候，正是在美国人厌倦了国家政治，厌恶那些拒绝改革为竞选筹集资金的虚伪政客们，并深信在华盛顿发生的事情对他们的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影响的时候。副总统戈尔自嘲笑说：他看起来活像一张硬纸板上的个人漫画像。比尔克林顿夸夸其谈，精于钻营，因而在他进入了第二届任期后，人们仍不明白他究竟代表着什么。在他的第二届任期内，总统与白宫实习生发生性关系一事的指控被新闻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也使美国人对闪烁其词回避问题的官员厌烦到家了。
跟这么多的政客不同的是，玛德琳感到她不必刻意去表现她的真诚。她精明强干，精力充沛，她能够解释在欧洲相互裁军以保持力量平衡的重要性，并能准确地说出战斧四号携带的巡航导弹数目，但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她流露出对真实世界的领悟。在1997年12月到非洲的行程中，她因掩盖了与她会晤的领导人的非民主做法而受到谴责，但绝大多数美国人对这次旅程记忆犹新的是那张奥尔布赖特把一个几乎死亡的婴儿放入摇篮的照片。一位国务卿以这样一种姿势出现在公众面前是非同寻常的，而且还有一个细节：她抱婴儿的姿势非常正确标准，女士们注意到了这一细节。
奥尔布赖特最大的感染力是她与我们普通人一样，只是更富有。有时也会头发纷乱，穿着沾有污渍的裙子，穿着袜子到处跑，狗也是脏兮兮的，有时，孩子们替她害臊。美国人认为她是脆弱的，一个被抛弃的妻子，一个又在工作中获得成功的、精心抚养孩子的单身母亲，从她身上飘逸出来的气息让人感到：如果她能在这样的逆境中成功，我们也可以。奥尔布赖特说：“我每天都寻找要做的事，其实我非常喜爱我的生活。我实际上也爱我自己。但我的生活并没安排完好。”
和她的前任不同的是，奥尔布赖特把妇女问题提到了美国国际议事日程上来了，她谆谆教诲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美国外交官：妇女的权益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具优先地位。她在国务院举行的世界妇女日仪式上说：“提高妇女地位不仅是道义上必须履行的一点责任，也应被积极地融入美国的外交政策中。这是我们的使命，是应该做的事，坦白地说，也是一件很明智的事。”
具讽刺意味的是，国务院中许多职业女性感到非常失望，因为奥尔布赖特并没有兑现她的话，她并未把更多的妇女提拔到高级外交机构的高级职务上去，她们对此感到不可思议，甚至觉得她虚伪极了。国务卿在国际舞台上是那样一位直言不讳的妇女权力的倡导者，而在她任职的部门里却极少有妇女担任助理国务卿一职。一位退休的外事官员说：“我认为她被老朋友的关系网所左右。玛德琳总是寓言般地向妇女许诺，但这在她的工作人员组建上并没有体现出来，对此谁都无可争辩。”实际上，与奥尔布赖特最亲密的3个国务院官员——伊莱恩舒卡斯、温迪谢尔曼和苏茜乔治——均是女性，但奥尔布赖特任命男士担任6个高级决策职位中的5个以及地区局的职位。
最终，也可能是不可避免地，一些外交政策机构的成员开始私下怀疑奥尔布赖特是否正有效地使用她的智慧团体，她是否在适当地任命人选，她是否过分依赖舒卡斯和谢尔曼，她们的对手却都背地里叫她们是“小女人”。一位男同事这样说：“这个已控制了她的私人顾问团并不实在。”更多的诅咒是指责克林顿的外交政策一班人马用大呼小叫取代政策。专栏作家吉姆侯格兰德在《华盛顿邮报》上写道：“当美国官员采取沮丧的姿态并不明智地把这种姿态当作政策的同时，其他国家正做出明智的选择，希望在国际政治迅速发展的势力真空地带为自己的国家争取到优势地位。”另一个常听到的评论是桑迪伯格已成为政府外交政策的幕后战略家，而奥尔布赖特只是代言人而已，这种观点过于简单化，但不能被彻底否定。根本的一点是：大多数操纵美国外交政策的男士从未完全把她当作他们中的一员。
但无论如何，数月后，奥尔布赖特的许多老朋友都惊叹地发现她已变得非常自信，作为公众发言人的她颇具号召力，她能非常自如地控制国际媒体的注意力，他们也吃惊地看到她有时非常傲慢。1997年6月在布拉格华丽壮观的总统府内，她和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共同出席了电视直播的记者招待会。在记者招待会上，奥尔布赖特刻意羞辱紧张的国务院翻译。当他在为捷克媒体翻译她的讲话时有几次结结巴巴，国务卿的一再刁难使他呆若木鸡，迫使哈维尔的女翻译取代了他的工作。奥尔布赖特并不是礼貌地纠正助手的错误，而是有意卖弄她的捷克语比他的官方翻译说得还好，目睹这一场面的资深记者对此一幕不以为然。
老朋友们吃惊地感到奥尔布赖特的公众形象有了另一个变化，像许多爱强调他们贫困的家庭背景的政客们一样，这位曾竭力要融入美国社会的女士现在利用一切机会卖弄她的欧洲血统。一位老朋友说：“在国会，在我认识她的那些年里，我不记得她曾说过这一背景对于她的思想、生活和事业起过什么重要的作用。当我们随便交谈时，对此也从未提及，我们谈得最多的是她的离异，与巴瑞卡特尔的分手。这些是她谈话中更重要的主题，而不大谈及她的家庭背景。”
但是，在奥尔布赖特任职的头一年里，来自各方面的是高度的赞扬，即使是保守党也认为她能沉着自信地表现自己以及其他。前任驻联合国大使、现为美国企业协会会员的杰恩J.科帕特里克说：“我认为克林顿政府比上届政府更出色。如今常听到人们说：克林顿是个敏锐的学习者，他现在在外交事务方面尽量避免了上届政府所犯过的错误。我认为这个结论是公正的，而且认为其中部分应归功于玛德琳，并非完全是总统敏于学习带来的结果。玛德琳奥尔布赖特也许在外交事务方面的知识更加丰富，她对全球的各种问题能准确地把握。”
最后问题是她将来的归宿是什么，显然她享有的权利及地位使她不可能甘愿引退到弗吉尼亚乡村，欣赏古玩，带孙子玩耍。她又为何非要这样做呢？奥尔布赖特可以成为一位好总统或副总统，尽管她从未参加任何竞选—同时从19世纪以来国务卿的工作已不再是获得总统之职的跳板——凭借她在美国国会和白宫的工作经历，对外交事务丰富的经验以及敏锐的政治意识，奥尔布赖特是当然的领导人，然而美国规定在本国出生的公民才能参加两个最高职务的竞选，这样在竞选中又有百分之三的美国公民被排除在外。
一直有人提议修改此修正案，其中在20世纪70年代，亨利基辛格的崇拜者曾几次提出建议。1976年前康涅狄格州州长洛厄尔P.韦克在打算竞选共和党总统提名时，这位由美国籍父母生在巴黎的州长是否符合条件曾被作为问题提了出来。1983年，一位密苏里州的前参议员托马斯F.伊格利顿提出了一个修正案，提议任何加入美国国籍11年的人都可以竞选总统。他的这一举动是出于对菲利克斯罗哈顿的考虑和敬慕，罗哈顿是纽约投资银行家，他帮助纽约市摆脱了财政困难。
对于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甚至想考虑竞选总统的看法，她的一位密友直摇头。这位朋友解释说：“她不符合竞选条件是件妙不可言的事，否则这会在这个城市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她不是竞争者。假设这个地方的行政运行机制是—某某当政，某某在野，某某领先，某某落后，某某正竞选总统，某某不参加总统竞选——这就不成问题了。男士们会和她打交道，因为她不是他们的竞争对手。如果她要竞选总统，她会更具威胁性。”
即使大力支持奥尔布赖特符合竞选总统条件的看法，国会和各州也不可能为她采取必要的步骤及时修正宪法。可能性更大的是她竞选参议员，参议员的竞选条件是候选人成为美国公民已九年。一位朋友竭力劝她到弗吉尼亚农村登记，参加参议员竞选，她在纽约生活时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奥尔布赖特自己说：她对未来只做了一个决定，当她退出目前的工作时，她要买条狗——另一条金色的猎犬。
奥尔布赖特利用一切时机与老朋友一起消遣。1997年5月15日，在她60岁生日那天，国务卿飞往纽约与克里斯廷多德森共度午后时光。她们的生日前前后后，打算一块庆祝。奥尔布赖特比计划的时间晚了一小时，她的保安人员一再从飞机上给多德森打电话，通知她到达拉瓜地亚机场的时间。
作为礼物，他们与纽约一家美容院老板乔治艾特克林格进行了预约，奥尔布赖特请人给多德森做美容，设计发型、化妆。奥尔布赖特也做了很多“项目”：按摩、美容和化妆。这是她在平时繁忙纷杂工作日程之余的一种享受。有一会儿，一位安全人员发现国务卿在其中一间美容室消失。多德森说，“他打开一扇又一扇门寻找，把穿着各式睡衣的女士们吓了一跳。”克林格主动邀请奥尔布赖特的保安人员做面部按摩，但她断然拒绝了。
在多德森做完美容等候奥尔布赖特时，克林格查看了她的化妆。她指着多德森的面颊问：“这两道线是什么？给我拿2号面霜。”最后，奥尔布赖特和多德森焕然一新地出现在人们面前。当她们顺着楼梯走到一楼时，一位士兵对另一位士兵说：“你敢肯定我们带出来的两位女士就是我们带进去的那两位吗？你敢肯定我们没把国务卿扔在某间美容室里吗？”他的声音大的足以让她们听见。
这是个非常愉快的下午。午餐时，多德森选了一家位于上西区一个名叫拉米拉贝尔的法国小餐馆，她们在安静的地方找了张桌子，这样她们有机会进行私人交谈。奥尔布赖特任职后很少有时间这样做。她们埋头吃沙拉，并开始讨论个人问题。这时奥尔布赖特看着老朋友说：“假如我有一位我感兴趣的男友，你会作何感想？”她眼看着站在餐馆各个角落的安全人员说：“总是有这些人坐在能看到你的地方。如果有一位男士过来拉我的手，会发生些什么？这是不可能的。”
自任国务卿以来，人们对奥尔布赖特的爱情生活有多种多样的猜测。在克林顿为新就职的中国总书记江泽民举行的极具历史性意义的国宴上，奥尔布赖特带着她的男友—电视明星及莎士比亚剧的演员派特利克斯图尔特，参加了宴会，没有什么比此事更能引起轰动了。按惯例，国务卿应独自走入宴会大厅，但副总统戈尔一手导演了这场奥尔布赖特由一位男士挽着手这种违犯礼仪的情节，像星际旅行中的船长一样，她一贯如此。
她非常喜欢这种轰动效果。她拥有的一切都使她感到快乐——权力、理性的辩论、非凡的气度、声望、礼服、总统圈内人的地位，旅行——她看上去是一个生活中需要男人的女人。朋友们说：她喜欢男人提供的一切——个人安全、亲密的行为、爱情，她希望有人与她分担别人不关心的琐事，希望有人与她分享她的快乐与悲伤，与她同甘共苦。她的一位知己女友说：“我认为她意识到她正为此付出代价。因为曾有过成功的爱情，并有爱和被爱过去的玛德琳渴望爱情。在她的有生之年或在她对此事还没有失去兴趣之前，她很愿意再有一次这样的爱情……她是一个充满深情的人。她喜欢拥抱人们，紧紧地拥抱（他们）。”
毫无疑问，明星地位能增添男人的性魅力，能让人觉得他再合适不过，而他的年龄忽略不记了。在1997年新年短暂的假期中间，杰米鲁宾与美国有线电视网的战地记者克里斯蒂安阿曼坡订婚。这位黑发美人比他大两年，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电视记者之一。他们是前一年的夏天在波斯尼亚认识的，两人编织出一个横跨大陆的浪漫爱情故事。
几个月过去了，人们明显地看出鲁宾神情沮丧。他生活中其他几个女人——奥尔布赖特、伊莱恩舒卡斯、苏茜乔治——认为是应该和他谈谈他的未来的时候了。在巴黎的一个夜晚，他们这几位四处巡回的顾问团成员刚结束了有关中东的和谈会议之后，去狄拉科德附近一个叫唐特路易斯的小餐馆共进晚餐。这天是12月5日，也是克林顿总统任命奥尔布赖特为国务卿的第一个周年纪念日，他们有心庆祝一番。餐馆里非常拥挤，他们在二楼阳台上找了张桌子，从这里可以俯瞰到其他用餐者。很偏爱昂贵葡萄酒的鲁宾要了瓶波尔多红葡萄酒。舒卡斯像顽皮的大姐姐开始讨论起婚姻问题，她知道这会使他痛苦不堪。奥尔布赖特也插话，她告诉鲁宾她是如何结婚的，并说婚姻是人生最重要的大事。如果感觉好的话就要行动，否则就会后悔。舒卡斯表示赞同。两个星期后，在加勒比海岛屿托贝哥的白色海滩上，鲁宾跪下向阿曼坡求婚。
从历史上看，权势往往更使女人向男人倾倒。人们却不常认为权势会令男人拜倒在女人的石榴裙下。许多到了一定年龄、曾结过婚的成功女性无意再去编织这个情结，因为她们发现工作能成为她们生活的框架和支柱，是逃避空虚生活的港湾。否则，如果生活中失去了另一半，空虚就会把她们淹没。
推断地说，像奥尔布赖特这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名望的女士必须在权力和男人之间做出选择，这未免过于草率。在妇女运动为男女两性打开了眼界的二十五年后，陈规旧俗都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奥尔布赖特说：那种认为权力能增加男人魅力而对女人就不会起到同等作用的观点是一种落后。她说：“你会对此感到吃惊。你会吃惊的！”
回顾她的生活，她详述了她的观点并进行了一些辨析：“我认为此时此刻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我认为负疚感是所有有工作、有孩子、有丈夫的女士共有的问题。过去我也是这样。该用我的车吗？家里有人生病需我请假吗？对我来说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我在读研究生时的一件事情。当时在大考前，两个孩子发了高烧，我整夜陪着她们，我想考试成绩不会好的。这些事——我的家务或孩子或丈夫或其他，永远无法让我全身心投入到我所做的事情上去，所以在我一生中，现在我才可以第一次真正埋头于我热爱的事业。”
“在我看来，我现在反而与男人们一样有一种真正的自由感。我可以在我愿意的时候做我想做的事，不必回家准备晚餐，或惦记有人在街头等我一块去看电影。有权势的女人对男人有吸引力吗？我自己的经历告诉我，是的。”
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令她吃惊。她说：“虽然有那样一些的男人，他们不喜欢条件比自己好的女人。但那些坚强、有情趣而又自信的男人认为这是件令人愉快的事……这不仅不糟糕，而是很美妙。”
事情并不总是那样进行着。奥尔布赖特说：“我不是说在我的生活中，尤其是离婚后，没有想过要更认真地与男士们交往，但我感到在某种程度上我从未完全的拥有过那种时光。”她敲敲桌子，“我的确是这样。我热爱我所从事的事业，我可以把全部精力奉献给我的事业。我自由选择我愿意的时间去看人们，我自由选择看不同世界的人民。华盛顿是个封闭的小世界，我在这里生活了30年。现在世界开放了，那里有许多有趣的人民。”她想再婚吗？奥尔布赖特毫不掩饰地迅速回答说：“不。”
尽管如今奥尔布赖特位高权重，但她也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在华盛顿单凭个性是不会成为受欢迎的客人，而是因为他或她在那一时刻“火暴”而已。1997年底，在沙丽奎恩一本布雷德利的新年除夕晚会上，许多倾心的舞伴在舞池里邀她跳舞，其中包括她的男友，澳大利亚大使安德鲁皮科克。当男士们拥向她时，她向其他客人嘲讽地说：“他们都急切想与我跳舞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我是国务卿。”2月份，在为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设立的国宴上，她让钻石进口商莫里斯坦普尔斯曼作她的陪同前去。在地方报纸的一栏里登载他们正相处的消息之后，她拿起电话机，给坦普尔斯曼打电话，并说人们在传播他们的流言蜚语，问他愿意做她的男友吗？坦普尔斯曼接受了。
如今，她在想如何度过并与谁共度时光的问题，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当约瑟夫考贝尔为确保家人在自由社会里有一个较好的生活而做出对自己残酷的决定时，他不可能指望女儿特别富有，但正因为如此她要感激父亲。
奥尔布赖特是幸运的母亲，她有可爱的女儿，需要培育的外孙。她精力旺盛，银行里有丰厚的存款，周围有男士拥戴。她获得的友谊在理性上和热情上都是丰富的，她的笑具有感染力，她的住所安全坚固。她将是一颗不灭明星，是位有道德有信仰的名人，她是成功男人和女人的楷模。
这位在半个世纪前来到美国海岸的难民儿童，已经发现了无限前景和更多机遇的世界。她的道路并非都是一帆风顺，但是经过迂回周旋，不懈地努力，她达到了美国历史上任何女性从未达到的权力高峰。根据法律，国务卿是位于总统之后第四位最有权力的人物。
玛德琳考贝尔奥尔布赖特走来了，她的选择，现在等待她的是她曾情深意长地称之为“宁静的普通生活”—种满紫罗兰的花园，令人神往的四季，陪伴左右的家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