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波希米亚之春
在马萨里克（托马斯G，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缔造者）和贝奈斯（埃杜德，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外交部长）的领导下，新兴的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她为那些想成为这一国家栋梁之材的青年人造了机会。乔渴望成为他们中的其中一个。
—曼杜拉考贝尔
波希米亚是古代国王们的居住地，它的春天非常美丽，高高的栗子树像玩具士兵一样站得笔直，上面坠满了乳白色的花朵。一片片黄色的连翘，一簇簇芬芳的丁香花，布满了破旧的乡间小路的两旁。蜿蜒崎岖的道路，穿过一片片甜菜地，一片片油菜地，从一个村庄伸向另一个村庄。空中不时有鹳群掠过，它们从中非飞来，向北飞去。乌鸦开始在教堂的钟楼上筑巢搭窝。
到了6月上旬，像罂粟花一样鲜红的小花，点缀着的乡间小路，如同安女王的飘带在绵延起伏的田野中间飘向远方。有些道路伸向划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低矮山脉。在这些道路的两边，紫色、黄色的蝴蝶花儿在风中摇曳，像小彩旗欢送着一个又一个冬天。道路密集如网，有些路修建于13世纪，繁花似锦的大树排列在道路的两旁。有樱桃树，桃树，胡桃树，杏树。这些树是18世纪时，玛丽亚德利莎女王下令栽种的。她还命令在每个村子的广场上修建一个鱼塘，一架大钟，以防火灾。
1878年6月7日，玛德琳奥尔布赖特的祖父阿诺斯特考贝尔在一个名叫库奇切的小村庄里出生。村子在距布拉格东九十英里的地方，坐落于英格尔山脉和波希米亚一摩拉维亚高地之间的一个要隘上。它位于基斯珀克城外，现称为莱托赫拉德，村里的村民们世代以农业为生。
阿诺斯特娶奥尔加普泰科娃为妻。她的娘家在附近一个名叫科斯泰里克纳德奥尔利策的小镇上。婚后，他们生了3个孩子：大女儿玛吉塔；二儿子杰恩，子承父业，从事建筑材料的生意；小儿子约瑟夫，是3个孩子中最聪明的一个。他是个左撇子，生于1909年9月20日，约瑟夫的出生证明上写着“犹太人，合法出生”字样。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约瑟夫9岁。1918年10月28日，捷克斯洛伐共和国从残存的奥匈帝国独立出来。随着共和国的成立，人们充满了建设一个民主国家的梦想。目睹民主的诞生，对于约瑟夫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愿毕生为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而奋斗。
考贝尔一家工作勤奋，在当地颇有名望。当时，镇上居民共有3000多人，居住着十几户犹太人。他们姓氏中的元音O上面有变音符号，写为，读作“科贝尔”，暗示了德国血统。阿诺斯特考贝尔有一座整饬的三层楼房。房子的门牌号是蒂尔索娃街305号，对面是基斯珀克火车站。房子建于1907年，就在约瑟夫出生的那一年，是这条街仅有的两座房子中的一座。街道的两旁排列着粗大的枫树。房子前面的墙上用油漆写着一个广告，广告是用捷克语写的。说明出售的物品：瓦片、泥灰、沥青和沙。这一点的确与众不同，但同时也说明这一犹太家庭已经完全融入了捷克斯洛伐克社会。镇上四分之一的居民是德国人，所以大部分犹太商人用两种语言做广告。
阿诺斯特身材高大，性格开朗，大眼睛，高鼻梁，下巴微凹。他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他给杰恩雷内尔特的火柴厂供应木料。火柴厂是当地主要的工业。在他的房后，有一个马厩，他养了两队马，用来把木头从火车站拖到工厂。考贝尔做生意很精明，他和雷内尔特共同合作，火柴一直销到布拉格。他们不但是生意上的搭档，也是好朋友，他们两人常常于傍晚坐在雷内尔特的餐厅里，阅读他们保存在一个长的木柜子里的书籍。柜子是用当地的橡木制作的，做工精良，直到现在，柜子还存放在原来的地方。
雷内尔特的孙女维拉鲁布瑞克托娃，一位生性活泼，易于激动的女人，长着一头柔软又卷曲的头发，像蓝色矢车菊一样的蓝眼睛，如今仍住在这栋考贝尔曾常在那儿讨论生意上的事情的老房子里面。这是一座宽敞的赭色房子，高高的天花板和长长的窗户，精雕细琢的木窗架上，悬挂着镂花边的窗帘。厨房也是维拉的卧室，里面有一个取暖用的烧木柴的炉子。在餐厅的桌子上，摆满了家人的照片，祭奠着过去的岁月。里面有一张阿诺斯特的老照片，他穿着双排扣的西服，戴了一顶软呢帽，坐在一辆停在房子旁边的木马车上。房子外面有一只名叫迪格胖胖的棕色叭喇狗，像维拉一样对人友善。它沿着篱笆来回不停地走动着，警惕地保护着主人财产。房子和木柜对于维拉来说都很重要，因为它们是家庭历史的见证。
由于认识考贝尔而带来的暂时的荣耀，使得维拉鲁布瑞克托娃很高兴，她在厨房里摆出了一副女王的架势。当她往桌上摆放盘子时，她思绪万千。盘子里装满了一种叫可拉斯的布满粉末的捷克饼干，她边说话，边给煮熟的热土豆剥皮，还端上烧好的鸡腿和一大碗拌有奶油的黄瓜片，就像在战争年代一样，客人们离开时，她坚持送给他们一些新鲜鸡蛋，并送他们回城。
她说，“阿诺斯特考贝尔就像家人一样，他是一位体贴工人的老板，他的工人们都很感激他为这一地区创造了几百个工作机会。”她说，“考贝尔的家庭中没有很强的宗教色彩，考贝尔和镇子上其他家庭一样欢度圣诞节，和他的工人们一起唱圣诞颂歌，并接受工人作为圣诞礼物送给他的面包。”维拉对于考贝尔是犹太人这一点一无所知，她认为，考贝尔的工人也不知晓这一点。如果他是犹太人，工人们就不会那么喜欢他。她说话时，脸上带着确信无疑的表情，表示她也这样想，“他身上没有一丝一毫犹太人的味道。”
阿诺斯特考贝尔执意让自己的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约瑟夫1919——1920年上5年级时，他的成绩报告单显示他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每门功课分5等，他不是一等就是二等。他5年级最好的科目是捷克语、公民课、数学、宗教和音乐课。他也是一位听话的学生，成绩报告上显示，5年级他仅缺了两天的课。他的成绩报告单宗教信仰一栏中填着犹太教。
由于莱托赫拉德当地没有中学，约瑟夫12岁时开始在附近的镇子科斯捷里克纳德奥尔利策上学。镇上的居民都很富裕，他吃住都在学校。考贝尔学习认真，并积极参加学校里面的文化、政治活动。他是学校剧社的一个成员，甚至在他很年轻时，他就渴望成为一个外交官，新闻记者或政治家什么的。
在学校里，他爱上了同校一位女生，安娜斯皮格洛娃。她出身于一个舒适的家庭，父亲艾尔弗雷德斯皮格尔开了一家综合商店。她母亲苏珊娜斯皮格洛娃，1910年她年方23岁生下了安娜。他们给女儿取了一个捷克昵称：安杜拉。安杜拉出落美丽大方，身高5英尺，棕色的头发，绿眼睛。她充满活力，不落俗套。她周围的人开玩笑时，她总是第一个笑，但她从不开玩笑。她性格直爽，想什么说什么。一次，约瑟夫称安杜拉是“捷克斯洛伐克东部最健谈的女人”，她给了他一耳光。安杜拉是一位聪明伶俐的姑娘，她十几岁的时候，她的父母送她去瑞士日内瓦的一所学校学习商业秘书。学校的名字叫莱斯海罗恩德尔斯（意为燕子）。在学校里，安杜拉开始学法语。这所学校是一个家族开办的女子精修学校，学生都来自于有钱家庭，她们的父母都想把他们的女儿教育成为一个有文化的新娘，好找一个前途远大的丈夫。学校位于日内瓦的居民区，能俯瞰整个老城。这里的学生来自于全欧洲、北美、南美、英国，以及一些殖民地国家。学校开设的课程包括：语言、文学史、音乐，世界史和信函写作。学校教育学生注意餐桌礼节和穿衣得体，并倡导学生积极参加受保护的社交活动，老师希望学生能通过友谊了解这个世界。
1928年，当考贝尔成为一家建筑材料公司的经理时，全家迁往了利蒂切，距莱托赫拉德坐火车五站地的路程。约瑟夫当时已是中学毕业生，去巴黎学习一年。在巴黎大学文理学院学习法语和文理科课程。1929年，他回到布拉格，就开始接受训练，为日后能成为一名外交官做准备。他在著名的查尔斯大学学习国际法和经济学。查尔斯大学是中欧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在假期里，他请了私人教师教他德语和法语，因为他知道外语是一位外交官必不可缺少的工具。他还常到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去练习德语。1933年5月，他获得了博士学位。他先后在布拉格一家法律公司工作了两个月，在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作为上尉服完兵役，又在另一家法律公司工作了很短一段时间。他利用这段时间学习了英语和俄语。1934年11月22日，考贝尔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的一名工作人员，那一年，他只有25岁。
约瑟夫考贝尔英俊潇洒，身高5.9英尺，一头浓密的棕色头发，四方脸，像他父亲一样下巴微凹。考贝尔衣着考究，一派绅士风度。他常常是西服革履，打着黑色的领结，昂首挺胸，女人们都认为他魅力十足。
1935年4月20日，在经历了7年的相处之后，考贝尔和他高中时的恋人安杜拉结婚了。婚礼在布拉格举行。在他们的结婚证书上，有一栏需填写各自父母的宗教信仰。他们两人填写的都是：bez vyzna ni，翻译过来意为“无宗教信仰”。约瑟夫称他的新娘为曼杜拉，“曼”意为我的，我的安杜拉——安杜拉一生都延用这一爱称。她称约瑟夫：约泽克。考贝尔夫妇的终生朋友、住在康涅狄格已故的杰恩斯特伦斯基，称赞他们的婚姻是理想婚姻。曼杜拉也一定同意这种评价。40年后，在她的丈夫去世以后，她写道：“他是一个值得等待的人。我常问自己，我究竟钦佩他什么。是他从他父亲身上继承的毅力，或我爱他是因为他胸襟开阔，温文尔雅，无私慷慨和对家庭忠心不二。这些品质是他从他亲爱的妈妈身上继承来的。”
结婚后，考贝尔夫妇住在布拉格新艺术派公寓。在那里他们有很多朋友。约瑟夫当时是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的一名低级外交官，他常在办公室工作很长时间，曼杜拉就在家里做些家务，或到市里的咖啡厅或其他游乐场所去打发时间。约瑟夫比曼杜拉聪明，但他非常欣赏他的妻子对人的一种直觉。她不仅富有同情心，而且足智多谋，约瑟夫很依赖他的妻子。
1937年1月，约瑟夫被派往捷克斯洛伐克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担任新闻官。这一职位相对来说不是很重要，但对于一位年轻而有抱负的外交官来说，接触主要使馆的内部事务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曼杜拉那时已怀孕6个月，就和他一起去了贝尔格莱德。她和约瑟夫一起开始学习巴尔干人的主要语言——塞尔维亚语。
在快分娩前，曼杜拉回到了布拉格，因为在布拉格她的家人能够帮她照顾婴儿。1937年5月15日，星期六，玛丽亚简考贝洛娃出生在布拉格一家医院里。这家医院距伯特罗姆卡的住宅不远，在那里，葡萄谷里一个半世纪以前，莫扎特完成了他的著名歌剧《唐璜》的创作。那是一个温暖和煦的日子，天空不时地飘着毛毛细雨。在远处，透过城市的喧嚣，传来一阵圣瓦克拉夫教堂钟楼上响亮、优美的报时钟声。在他们女儿的出生证明上，考贝尔夫妇在宗教信仰一栏内仍填写无宗教信仰。曼杜拉和约瑟夫的第一个孩子是以曼杜拉姐姐的名字命名的，叫玛丽亚。而祖母叫她迈德拉，很快就读成了玛德琳卡。尽管这个小女孩长大以后，全世界都知道她的名字—玛德琳考贝尔奥尔布赖特，但她童年时的名字叫玛德琳卡。
尽管东欧一些邻国局势渐趋不安，布拉格的日常生活相对还比较安定。当地的电影院里上映劳瑞尔和哈代的作品《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加里库珀主演的电影《愿望》，以及葛瑞塔嘉宝和弗雷德里克马奇主演的电影《安娜卡列尼娜》。报纸的大标题大肆渲染着西班牙内战、苏联的政治判决。在消遣娱乐方面，举办了全国大赛，正在竞选出捷克航空公司的最佳空中小姐。当玛德琳卡从医院抱回到家时，她的出现使家里人感到一阵兴奋，产生通常围绕着第一个孩子的出世所产生的关怀。“是一种莫大的幸福，不仅对我们，对我们双方的父母也是如此。”多年后她的母亲写道。玛德琳卡是一个健康、漂亮的孩子，她是他们未来的幸福、希望、成功和梦想的化身。来看望的人都是经过家人精心挑选的，并让他们不要停留的时间过长，以免使骄傲的新母亲感到劳累。
第一个来看望她们的是玛德琳卡的小表姐达格玛，她当时9岁。家里人都叫她“达卡”。她是约瑟夫考贝尔姐姐玛吉塔的女儿。达格玛的外婆奥尔加考贝尔带她来看望小玛德琳卡。在一个婴儿摇篮里，他们看见一个小婴儿，一如既往在一床柔软的白色毯子里，只有小脸和小手露在外面。“她像一个小玩具娃娃。”小表姐说。完全在意料之中，不允许她抱小玛德琳卡，达格玛感到非常失望。她说：
只让我们看看然后我们就去隔壁房间了。”
达格玛在斯特拉格尼策上小学，斯特拉格尼策在布拉格以南80英里处，在战前她家就住在那里。在学校，她每周上一小时宗教课。“我去上犹太教课。后来，我喜欢的犹太老师和我父亲大吵了一架。”达格玛说。“当我邀请他来我们家看我们的漂亮的圣诞树时，他却对着我父亲大发脾气。”达格玛说她的祖父祖母有好几次来斯特拉格尼策和他们一起过圣诞节，她说：“我知道，我们虽是犹太人，但是我们一直过圣诞节。”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在布拉格和波希米亚王国起了重要的作用。据犹太历史最早期的记载，一位见识广博的科尔多瓦哈里发的犹太顾问易卜拉欣伊本雅各布曾游历了西欧和中欧，并到过捷克公国。9世纪时，一条重要的贸易路线横跨中欧，从西欧的隆河一直通向基辅。当时商人们的行程长达18个月，其中也包括西欧犹太商人。到10世纪，人们建了一个中心聚集地，以缩短以往的行程，人们常常选择布拉格作为聚集之地。
在这一时期，犹太人、罗马商人和德国商人享有同等的权力和特权。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靠近商道或靠近市场的地方住下来，从事皮货、粮食、羊毛、布匹、锡、腊以及牛、马和奴隶的交易。他们进口一些外国的货物，昂贵的织品、宝石、武器、盐、葡萄酒和东方香料。受过良好教育的犹太人从事职员和医生等职业。
但是到了1096，当第一支十字军的基督战士们通过布拉格时，一个前所未闻的计划开始实施。1215年，社团生活已越来越困难。犹太人被宣告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囚犯和奴隶。他们成了统治者的财产，必须向统治者付钱才能得到他们的保护。到15世纪，胡斯革命使犹太人能够得一些职业技术。但当犹太人与胡斯运动派成员进行合作时，他们被赶出了奥地利和巴伐利亚。1454年他们被禁止在摩拉维亚所有的城镇居住，禁令一直延续了400年。
16世纪时，形势有所好转。一位伟大学者洛厄拉比，是国王鲁道夫二世的朋友，另一位犹太人莫得查梅泽尔是国王的银行家。5年后，当玛利亚特丽萨继承皇位以后，由于犹太人支持俄国军队，而被逐出了布拉格。直到她的儿子约瑟夫二世执政以后，犹太人才获得了更多的权力。1786年，犹太人被获准在犹太人居住区以外安家落户。1848年，他们获准购买土地和雇用基督教徒。1867年的宪法赋予了犹太人的公民权和在奥匈君主国内的政治解放。
到1890年时，有9.5万犹太人居住在波希米亚，4.5万人住在摩拉维亚，绝大多数犹太人把捷克语看作他们的官方语言。但在这个多语言的君主国中，很多人却更喜欢德语。在德国文学中有一些著名的犹太人作家，像弗兰士卡夫卡、弗兰士沃夫尔、麦克思布洛德、奥斯卡鲍姆和路德维格温格德。犹太知识分子是联结德国社会和捷克社会的媒介，他们常常充当翻译。这种同化的过程一直在延续，并在托马斯G马萨里克总统的民主领导之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宣言发表之后，这个过程进一步加快。
20世纪20和3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乡村通常是犹太人舒适的居住地，没有反犹太主义。汉娜汉斯洛娃，1912年生于纳霍德，距基斯伯克约30英里。她出身于半个犹太家庭。她说：“你根本分不清犹太家庭和基督家庭。”奥尔德里克塞法是一个从事研究达30年的城市历史学家，他说尽管那时纳霍德百分之八的人口是犹太人，但只有一家是正宗的犹太家庭。事实上，只有很少犹太人恪守教规，就连当地的拉比们找10个男人一起进行祈祷都很困难。10人是犹太教法对进行祈祷要求的法定人数。如果住在基斯伯克考贝尔居住的村子里的犹太家庭想参加宗教仪式，他们不得不去4英里外赞伯克犹太人居住区，那里有一座犹太教堂，山脚下有一个小型犹太人公墓，俯瞰着主街道。公墓里面埋葬着这一带村子里的犹太人。
即使是在大城市，很多犹太人并没有遵循犹太文化和犹太教的宗教仪式。像考贝尔一家一样，很多犹太人和朋友们一起过圣诞节，并不是为了其宗教色彩，而是为了这一传统节日所能带来的欢乐和喜悦。1930年，迈克尔克罗斯生于东波希米亚，他是剑桥和麻省的一位建筑师。“我在小学时是学校唯一的一位犹太人。我们的佣人有些不是犹太人，我们也为他们买圣诞树。”他说。克罗斯的父亲是当地的一位医生，他说过圣诞节时，他们家也吃传统的基督教菜——鲤鱼。他说：“我清晰地记得，鱼在被阔膛前，在洗衣桶里戏水的情景。”尽管他父亲不是一位严格遵守犹太教规或参加犹太教仪式的犹太人，但他对于自己出身犹太家庭这一点毫不怀疑。“你的宗教信仰已写明在你所有的文件上，”他说，“甚至在你每6个月所收到的学校成绩报告单上。”另一个原因是，全捷克斯洛伐克的学生每周一个小时必须接受宗教教育，学习计划是根据家庭宗教信仰制定的。有时，学生会填写bezvyznani——无宗教信仰。这种异乎寻常的举动只能招致更多的指责。一些人叫他们：bez vyzna ni。
当玛德琳长至能够旅行时，曼杜拉又回到了贝尔格莱德与约瑟夫生活在一起。有了前途似锦的职业和健康的婴儿，考贝尔的未来一片光明。“我们由于太年轻，生活太美满了，有时忽略了我们周围的政治界里风云变幻。”曼杜拉后来写道，“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我们希望灾难不会降临。她的丈夫受过良好的教育，丈夫的父母为他做了一切他们所能做的，以应付随之而来的动乱年代。”然而在1938年至1948年这10年惊心动魄的年代里，谁知道这位年轻的外交官将面临什么样的抉择？这戏剧性变化的10年，决定了捷克斯洛伐克整整半个世纪的命运。前方的道路充满荆棘，世界将变得日月昏暗无光。他的世界将不再是黑白分明的世界，而是一个满目灰色盔甲，身心不断受到抽打的世界。民主和权力，像一叶小舟在逆风行驶，随时都有颠覆的危险。
2.亡命天涯
不幸的是，我们个人幸福的时光是如此的短暂。希特勒太强大，太专横霸道，而当时的西方民主国家又太软弱，因此，最先遭受痛苦和灾难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和她的成千上万的无辜人民。
——曼德拉考贝尔
作为第一次被派驻南斯拉夫的年轻外交官，约瑟夫考贝尔被公认是一位有抱负，恪尽职守的工作人员。作为一名低级新闻外交官员，他的工作主要是组织有关捷克斯洛伐克历史和文学方面的研究，负责安排捷克文化方面的电影上映。考贝尔还负责组织塞尔维亚和巴尔干民主反对党领导人的秘密会议，这是一个他喜欢的高度机密的工作。但最令人愉快的是战前贝尔格莱德的社交晚会。在城里各大使馆举办的聚会上，国际外交使团颇有影响力的要人们互相交流信息或碰杯喝鸡尾酒，边吃边聊天。
考贝尔是这些巡回外交晚会上的常客。在公共场合，曼杜拉对丈夫百依百顺。约瑟夫喜欢交际，爱和女人们调情，反应机智。“考贝尔在这里有很多朋友，因为他是新闻外交官，他的周围总有一些新闻记者。当然，也有画家、雕塑家、作家，他是一个有涵养的人，这里很多人都喜欢他。”佳拉里布尼卡说，她的丈夫佛莱多是塞尔维亚主要报纸政坛报的主编。“我能告诉你有关他在这里的很多事情，是因为我常和他在一起。”
佳拉里布尼卡和考贝尔的友谊从战前就开始了。“那时常有一些官方招待会。会后，官员们都回家了，我们留下来唱歌。”她说，“每个人都唱。考贝尔嗓音很美，他会唱很多歌曲，甚至会唱一些塞尔维亚歌曲。”她和她的丈夫佛莱多常在法国大使馆举办的招待会或宴会上见到考贝尔。她说，考贝尔就像一块磁石有吸引力。但里布尼卡认为，他并不是向女人献殷勤的男人。“他魅力十足，所有的人都喜欢他，但他不是唐璜那种，绝不是。”里布尼卡说。
考贝尔是犹太人，这一点在外交界并不是一个秘密。
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里布尼卡说，“在战争前，出身犹太家庭非常正常，没有人认为这有什么不同。他是捷克人，我们知道他是犹太人。我们对此毫无介意，当时的气氛也就是如此。”
形势的变化迫在眉睫。纳粹德国的阴影笼罩着捷克斯洛伐克上空。1933年1月30日，当阿道夫希特勒成了德意志帝国的元首时，他着手实施他统治欧洲的阴谋，这一计划需要毁灭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
希特勒和纳粹党的执政，部分原因是由于利用了德国人民对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战败情绪，以及对凡尔赛和平条约条款所产生的愤怒感和耻辱感。希特勒呼吁德国人民弘扬一套大民族价值观，这些观念长期以来被深深植根于德国精神之中。他鼓吹国家主义，强化领导、意志、武力和种族。他所做的这一切，对于德国文化意识和政治意识都有所触动。实际上，希特勒把人生等同于民族生存和霸权的斗争。他深信，德意志民族的生存，需要领土控制和彻底战胜东欧国家，他想复兴德国“千年帝国”的辉煌。为达到此目的，他的眼睛瞄上了从北海到乌拉尔山脉之间的大片土地，为德国生存提供所需资源的生活空间，而获得这一生活空间的唯一途径是战争。希特勒认为只有通过战争，才是日耳曼民族生存的唯一出路。
那些早已和德国有密切的文化、经济联系的东欧小国家自然是希特勒侵略的首要目标。5年来，希特勒一直窥视着捷克斯洛伐克。在托马斯G马萨里克总统的领导下，捷克斯洛伐克是东欧工业化程度最高、民主性最强和最富裕的国家。
正如美国记者麦克斯普茨尔1938年4月从布拉格发回的报道中所说那样：“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不带任何偏见，我们应当承认，在短短的20年时间里，捷克所创造的政治制度远远胜于任何中欧国家。在某些方面，捷克的民主政治明显优于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国家—美国。”
捷克斯洛伐克是从奥地利帝国的废墟上诞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协约国一致同意在波希米亚的3个历史省份（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南西里西亚）之上，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以前这一地区属北匈牙利和喀尔巴阡山乌克兰的斯洛伐克领土。任何一个从大帝国的残余中产生的民族国家，尽管有着其深厚的历史积淀，都是不完善的，或者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专制的国家。新诞生的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人民都沿袭着各自不同的历史传统。人口数量最多的民族是日耳曼民族，人数约为300多万，占这一新生国家总人口的近四分之一。大部分日耳曼人居住在位于波西米亚西部、北部和南部的苏台德，以前属西利西亚和北摩拉维亚。随着时间的流动，苏台德人这一总称用来指称所有曾经居住在前奥地利省份日耳曼人。曾经在奥地利帝国统治时期，人口属于多数的苏台德日耳曼人，现在发现，他们在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中居少数。捷克人和日耳曼人几十年的敌对情绪，并不可能由于新的国家的建立而被消解。新生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和她的日耳曼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焦点，常常围绕着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内部自治，还是从共和国独立出来。这一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奏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希特勒正是利用了居住在苏台德区大批的日耳曼人，把他们作为德国参与捷克事务的借口。为掩盖其真正的目的——“用武力消灭捷克”——希特勒想通过苏台德事件，捏造捷克压迫和虐待日耳曼少数民族的事实，以此来实现干涉捷克事务的企图。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少数民族相比较而言，从整体上来说，捷克政府对苏台德区的日耳曼人相当友善。但由于希特勒的出现和强大德国的兴起，使得苏台德区的日耳曼人，在饱受文化对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之间作出了选择。新生和充满活力的德国在边境上的诱惑，使得这一刚刚起步的国家内，苏台德少数民族的分裂问题，变成了战争的导火索。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来说，关键问题是如何在不牺牲共和国利益的条件下，满足苏台德人的要求。而对于希特勒却是如何利用苏台德人的不满，来彻底摧毁捷克斯洛伐克。
随着德国占领奥地利，希特勒在1938年3月12日发表德奥合并宣言——奥地利和德国的政治联盟，元首把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占领和彻底解体捷克斯洛伐克。正如事实所表明的，英国和法国对此是支持希特勒的。尽管面对着德奥合并和中欧地缘政治如此戏剧性的变化，英国不仅拒绝保证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安全，还拒绝支持法国履行她援助捷克斯洛伐克抵御外部侵略的义务，这一义务是1925年洛迦诺公约上提出的。在英国人眼里，绝不可能为了捷克斯洛伐克而卷入一场战争中去。内维尔张伯伦首相最关注的是，维护大英帝国和欧洲的和平。如果能通过把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从而达到和平目的，是值得的。正如1938年张伯伦在广播讲话中所宣称的：“为一个遥远的国家而争吵，对于那里的人民我们一无所知，我们不得不挖战壕，戴上防毒面具，这一切有多么的可怕，多么异想天开，多么令人不可思议。”
除了国际联盟盟约的条款里所规定的义务之外，英国对捷克斯洛伐克没有承担任何正式的义务。可是，英、法两国20年前，在凡尔赛对于捷克斯洛伐克（不管她的构成是多么不完善）的诞生担有共同的责任。因此，两国对于捷克斯洛伐克领土完整，负有某种道义上的责任。何况法国曾对捷克斯洛伐克承诺，如果她受到攻击，法国将对其进行援助。在与德国的关系方面，法国取决于英国的态度。张伯伦有关不卷入战争的说法，使捷克斯洛伐克在抵抗德国的侵略中，没有任何安全保障。事实上，在苏台德危难的时期，法国效仿张伯伦，表面上对捷克斯洛伐克给予一些口头上的援助，暗地里庆幸摆脱了她所应尽的义务。由于不愿意卷入战争中去，英、法两国在迫使捷克斯洛伐克接受德国的要求方面，起了主导作用。1938年5月，在给德国外交部的一份公告中，英国官方提出，如果德国能表明他们的要求，英国人将对布拉格方面施加压力，迫使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接受德国的要求。
这一切的让步最终显示是徒劳无益的。德国渴望的只有战争，她根本不想获得任何外交决议。苏台德问题只是一个引子，事实上，1938年3月希特勒就指示康拉德韩林：“向捷克要提出无法接受的要求。”康拉德韩林是苏台德日耳曼党的政治领导人，是日耳曼民族主义情绪的核心。
随着苏台德危机的不断激化，出于制止战争的目的，张伯伦转向意大利，谋求独裁者贝内托墨索里尼的帮助。墨索里尼说服希特勒同意参加英、法、德、意4国最高级首脑会议。9月29日，这次在慕尼黑召开会议。4国首脑正式签订了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的协定。在此问题上，捷克斯洛伐克没有发言权。这一协定允许德国军队在十月占领主要由日耳曼人居住的区域。
慕尼黑协定在捷克斯洛伐克造成了一场危机。“慕尼黑协定是最后一次致命的打击，”考贝尔后来写道，“国家的危亡已处于紧急关头。观望，祈求，欺骗，这些令人痛苦的日子；对朋友的背信弃义和被盟友出卖的怀疑；人们希望着，随之而来希望又破灭；一切都结束了，捷克斯洛伐克在孤军奋战，国家的独立陷于危亡之中。事实上，已无独立可言。” 9月30日上午，贝奈斯总统在赫拉德昌尼古堡召见了他的将军们。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当一切真相大白，捷克斯洛伐克要独自面对敌人时，军事侵略的危险使得政府无从选择。当天，政府发表了声明，宣布接受慕尼黑协定的条款。但同时表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向全世界宣布反对这一决定。这一决定是单方面的，在没有捷克政府的参与下所得出的。”在当天的广播讲话中，杰恩西罗维总理发表了声明：“我们被遗弃了！我们孤立无援！”
签订慕尼黑协定的消息使捷克的士兵们和老百姓感到沮丧和消沉。当将士们从即将被德国人占领的地堡里撤出来时，一些人痛哭流涕，各省的人民不断骚乱。“激情和决心换来的是毫无结果的冲突，剩下的是极度的沮丧和绝望。”考贝尔后来写道。1938的春季和夏季，捷克人民的士气高涨，对前途充满了乐观。面对是战，还是降，一些捷克人振奋精神，保卫他们自己的国家。9月21日，当贝奈斯不情愿地接受张伯伦和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的会议上达成的条件时，压抑愤怒的人们聚集在布拉格各条大街上抗议示威。人们高喊：“给我们武器！”9月23日，当张伯伦和希特勒在巴特戈德斯贝格的会谈，似乎处于破裂的边缘时，英国的官员警告贝奈斯，英国将不再有正式理由地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实行军事动员，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像被注入一股活力又群情激昂。
这股活力很快就在整个捷克斯洛伐克蔓延开来。体格健壮的男人们穿上了军装，考贝尔也成了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一名预备役军官。他把曼杜拉和玛德琳卡留在了贝尔格莱德，自己前往军队报到。所有的军事设施都利用了起来，包括在捷德边境所建的防御工事。当慕尼黑会议召开时，捷克斯洛伐克举国上下都被动员起来了。“我记得，1938年夏季我去探望我的祖父母，”杰恩M斯特伦斯基说，她是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一位颇有名望的部长的侄孙女，现住伦敦。“他们住在靠近德国（现为波兰）边境的地方，我的叔叔弗兰克克罗斯也参了军，指挥一辆装甲列车。在他家房后山坡上的树林里，修建了一个钢筋水泥的掩体。在总动员之前，我和我的朋友们常常上山，看望那里的士兵们，我给他们带些我祖父母做的果酱和蜜饯。”
对于老百姓来说，总动员就意味着，全国中小城市的所有居民都必须参加防空袭和防毒气演习。“记得在布拉格时，我上学随身带着自己的防毒面具。防毒面具放在一个粗帆布套里，我背在肩上。”斯特伦斯基说，“在去上学的路上，我穿过一个公园。公园里挖了很多战壕，供人们空袭时使用。”居住在德国边境上的居民们都被疏散了，他们有的借住朋友家里，有的投奔在内地的亲属。人们在家里贮存了食品和粮食，以备紧急情况时食用。甚至有些父母把孩子们的衣物打成了包，随时准备撤退到苏联。他们认为苏联是捷克斯洛伐克所剩下的真正朋友。
到1938年9月下旬，捷克斯洛伐克已做好了战备工作。1938年9月26日，《纽约每日镜报》登载了头版头条新闻捷克人民的对抗一文。当英、法两国在慕尼黑默许德国的要求这一消息传遍整个布拉格时，斯洛伐克人民感到被出卖了。他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痛苦的事实，西方民主国家已抛弃了他们。这一现实打碎了他们认为西方国家正直和可靠的信念。
但是，捷克斯洛伐克人还必须面对他们的领导人决定停止抵抗这一现实。贝奈斯的很多政治和军事顾问们，恳求他拒绝接受慕尼黑协定。其中一个顾问说：“事实是别人背叛了我们，而现在，我们自己在背叛自己。”考贝尔对于贝奈斯和马萨里克在危急关头表现得缺乏领导才能而感到失望。“在慕尼黑协定之前关键的几个月里，领导人们只轻描淡写地提到了国家要自力更生和国内的军事力量。”考贝尔后来写道，“如果出现面对敌人我们孤立无援的突发事件，我们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甚至在最后的日子里，当法国不顾一切地决心从协约义务中逃脱出来时，政府还对人民隐瞒这一事实真相。”
考贝尔认为在危急的时刻，如果一个领导人想获得人民对他领导的支持，他必须把复杂的外交政策问题，简化为能和人民自己生命联系起来的浅显易懂的词句。这位外交官认为，这一时刻，需要坚强和超凡的领导力来调动和激励人民大众。他写道：“这是一个历史的钟摆或摆向这一边或那一边的时刻，它主要取决于国家领导人的意志。193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历史的钟摆向投降一边摆去。”
慕尼黑会议敲响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丧钟。尽管英、法两国在协定中保证，保卫“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新边境，抵御无正当理由侵略”，两个大国最终都设法回避了他们应承担的义务。波兰和匈牙利乘机迅速提出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捷克斯洛伐克归还领土的要求。10月份，波兰军队占领了摩拉维亚以北的特斯，匈牙利占据了南斯洛伐克和南拉瑟尼亚。在同一个月里，布拉格批准了斯洛伐克和拉瑟尼亚的自治，国家被四分五裂。4个月以后，1939年3月15日，希特勒胁迫捷克新总统伊梅尔霍查在声明上签字，把四分五裂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交给第三帝国，成为它的保护国。
当天，德国的军队长驱直入布拉格。气温降到了零度以下，考贝尔后来写道：“布拉格的人民脸色严峻，手臂高举以示威吓。他们怒视着从这不幸城市大街上隆隆驶过的坦克和敞篷卡车，里面坐满了浑身冻得发抖的德国兵。次日，希特勒住进了布拉格，为庆祝他的胜利，他下榻赫拉德昌尼古堡。他立即宣布波希米亚一摩拉维亚为德国的保护领地。3月23日，希特勒和刚刚独立的斯洛伐克签订了盟约。随着占领变成现实，考贝尔写道：“慕尼黑协定的最终意义终于大白于天下。”
慕尼黑事件将成为20世纪绥靖政策最典型代表。今天，它是软弱外交的同义词。慕尼黑协定不久，杰恩马萨里克在伦敦代表失去祖国的同胞讲话：“近来，我一直在重复一句话，那就是为维护欧洲的民主，我亲爱的祖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我想对大家说，如果是为了和平，我的祖国以一种史无前例方式而任人宰割，我感到高兴。但如果不是，愿上帝怜悯我们吧。”如果这是历史的必然，那马萨里克所说的话给整个事件投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1938年11月，慕尼黑会议两个月之后，曾对考贝尔常常约见反对党领导人而感到不快的南斯拉夫首相，要求把考贝尔召回布拉格。布拉格的法西斯报纸抨击考贝尔是贝奈斯的人’不久，捷克斯洛伐克的新政府，纳粹的傀儡政权让纳粹的同情者们取代了考贝尔和其他人在外交部的职位。
贝奈斯1938年10月5日辞去了总统的职务。1939年春季和冬季，他在伦敦和美国抗议毁灭捷克斯洛伐克行为。在巴黎，他的支持者们和工作人员列出了一份48位身处险境人员名单，包括不同背景和不同级别的人员。由于他们在政府中所担任过的职务和宗教信仰，他们的生命安全都处于威胁中。其目的是建立一个成员核心，这些人将组成一个流亡政府。这一名单将全部送交友好的政府机构，希望他们能给名单上的人们发签证。在这危险人员名单上，考贝尔被列为“部长级参赞”。
考贝尔一回到布拉格，就知道，由于两条罪状，使他的生命处于危在旦夕之中。第一条，他是贝奈斯的人。第二条，他是犹太人。如果他想保护他家人的生命，必须逃离这个国家。根据曼杜拉考贝尔的回忆，考贝尔想利用他在南斯拉夫的关系，在南斯拉夫一家报社得到一份常驻伦敦的记者工作。这样，不但全家可以逃出捷克斯洛伐克，他也可以不远离贝奈斯和筹划中的流亡政府中的政治人物。他先去了法国和伦敦，与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抵抗运动的主要人物取得联系，在1939年3月，德国军队占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的前几天，他回到了布拉格。
在德国占领之后不可能立即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一片混乱，”曼杜拉考贝尔后来写道，“通讯暂时中断，银行关闭，很多朋友都被捕了。我们从可靠消息来源打听到，约瑟夫的名字也在被捕人员名单之列。”
逃跑危险重重。很难搞到签证，去西方国家的大门已封锁，考贝尔想先去贝尔格莱德。为安全起见，“我首先想到去南斯拉夫，”他在他的《铁托的共产主义》一书中写道。他熟悉那个国家，他在南斯拉夫有很多的朋友们，在这种情形下，他不会孤立无援。他的想法必须秘密进行。他清楚，如果他不尽快逃出去，他将永远也出不去了——这种情况已发生在很多捷克斯洛伐克犹太人的身上了。
情况十分紧急。约瑟夫和曼杜拉把蹒跚学步的玛德琳卡，送到距布拉格40英里的小城镇波杰布拉迪，和她的外祖父和外祖母在一起。考贝尔夫妇也搬出了他们居住的公寓。在逃亡前，他们天天在布拉格的大街小巷转来转去，以防在拿到逃跑的必要证件之前，被发现。他们时常到咖啡厅或饭店休息一下，一直待在公共场所，因为在这些地方，被捕的可能性小一些。晚上，当盖世太保在这时抓人时，他们就躲藏在城里各处房子里。“凭着所有的、可行的和不可行的计划，凭着一些好朋友们的帮助，凭着运气和一些贿赂，最后一个计划终于成功了。”曼杜拉写道。
1939年3月25日，在希特勒攻占他们的祖国10天以后，考贝尔一家拿到了伪造的外交文件。这份文件是用捷克语写的，很正式。上面写着允许他们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当时大约下午5点，就在当晚8点，他们就带着小玛德琳卡踏上了去贝尔格莱德的火车。随身只带了急急忙忙塞了些衣物的两个小手提箱。曼杜拉后来写道：“那时我们最后一次看到我们的父母。”
对于约瑟夫和曼杜拉考贝尔来说，和他亲爱的父母拥抱、告别是非常痛苦的。毫无疑问，他们当时心里都在想，这也许是他们的最后一面。这种亲人离散极度的痛苦，给人们内心留下了永远无法愈合的创伤。对于他们，分别即是生离死别，因为捷克和西方国家的所有联络都已中断，像这种悲剧式的告别场面在整个欧洲不断家庭中重复上演。当考贝尔一家到达贝尔格莱德时，他们需要先找住的地方。他们先去找他的老朋友们里布尼卡一家，请求得到他们的帮助。在考贝尔担任大使馆新闻官的时候，他们的关系处得很好，但由于当时南斯拉夫政府已站在德国人的一边，老朋友的来往也都很谨慎。自从考贝尔被从贝尔格莱德召回的4个月里，欧洲的局势险象丛生，里布尼卡一家和考贝尔的来往也感到担惊受怕。逃亡的计划在绝对秘密的情景下运作着，只告诉需要了解细节的人。“当时的环境已非常危险，没有人告诉你任何情况。”佳拉里布尼卡说，“我只知道我丈夫帮助了他们，但我不知道他都做了些什么。要想了解实情非常困难，那时没有人提问题。不管怎样，我知道我丈夫帮助他们了，他曾对我说过。”这就是她所了解的所有情况，她并不知晓有关考贝尔的逃跑路线。
考贝尔一家在贝尔格莱德停留了两个星期，约瑟夫处理了一些具体的事务，他把钱转到了英国，并且不断和南斯拉夫报馆会面。由于计划周密，考贝尔一家离开了贝尔格莱德，去了希腊，从希腊改道去了英国。当他们到英国时，正值5月份。
约瑟夫考贝尔的哥哥杰恩先到了伦敦。由于害怕纳粹的迫害，他在几个月前就和全家一同设法逃离了捷克斯洛伐克。杰恩。考贝尔仍像祖父一样从事建筑方面的生意，他希望能在英国创建一个新的家族公司。
那是1939年的早春时节，考贝尔一家没有太多时间来恢复他们的生活，或使自己适应英国的文化。9月份，他们到伦敦5个月后，德国侵略波兰，法国和英国也被拖入了战争的深渊。对考贝尔一家和成千上万像他们一样的逃亡的人们来说，生活永远不会是一成不变的。玛德琳卡，一个快活的，胖乎乎的，很快就会说话的小女孩当时还不到两岁。
3.前线
因此，6年来，我们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我们住在放着别人的家具的屋子里，由于不同的原因从一处搬到另一处。有时是财政方面的原因，有时是安全方面的原因，有的时候是为了更舒适。
——曼杜拉。考贝尔
考贝尔一家刚到伦敦的前几个星期，非常压抑。他们住进了一个又小、又阴森的公寓。房子条件一点也不起眼，但是他们感到高兴的是，他们能够付得起房租。由于成千上万的东欧人拥入这座城市，找工作难度加大了。曼杜拉不会讲英语，每天的目的就是找一个能让玛德琳卡高兴的公园。
考贝尔很快就和外交部的同事们取得了联系，在几个星期内，他们就在外交部长杰恩马萨里克租的寓所里面组建起了临时办公室。曼杜拉感到很高兴，她的丈夫抓住了机会离开令人悲哀的环境，重新开始他的职业生涯。她写道：“对于乔是再好不过了，至少他可以离开这所令人悲哀的公寓，并有地方去，开始与人们进行交往。”
没有多久，考贝尔一家搬到了王子门25号楼。这是一栋红砖建的八层公寓楼，里面还住了其他的来伦敦避难的家庭，距海德公园很近。在小新居里，小玛德琳卡有自己的卧室，她的父母睡在一张折叠床上，折叠床可以靠墙竖起来，用时再放下来，一家人靠从捷克偷偷带出来的钱生活。这笔钱是阿诺斯特1938年退休时，把他在布拉格的商行卖了以后得到的积蓄。他们还得到了英国政府专为捷克斯洛伐克的避难者们设的信托金，这些人中有许多都在为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中效力。
约瑟夫考贝尔非常疼爱自己的女儿。由于长时间和成年人呆在一起，玛德琳卡像一个小大人，没有多少在一起玩耍的伙伴，考贝尔有时带她去办公室，把她介绍给在办公室的同事们。佩维尔底格里德，是考贝尔在伦敦时的一位同事，现在仍旧记得当时的玛德琳卡：“说实话，我不喜欢孩子，可我对玛德琳卡却记忆犹新。她天资聪颖，是个实干家，她一定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有一天，考贝尔带着他的小女儿一起去观看检阅一队捷克士兵。士兵们排成方队，准备上前线和英国皇家空军一起参加对德抗战。一位士兵抱起了玛德琳卡，一家当地报纸的摄影师摄下了这一镜头。这一张照片后来登在了报纸上，并附有一句标题：“父亲告别女儿”。考贝尔看到之后，大发雷霆。可是当玛德琳卡看到这张照片时，她问道：那位父亲是谁？
尽管考贝尔一家生活在异国他乡，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和捷克人在一起。他们和两位瑞士妇女相处得很友好，其中有一位是曼杜拉在日内瓦上学时的老师。考贝尔一家有时就住在她们在乡下的房子里，一直坚持到付给她们生活费用。“我们只能远远地观望英国人和他们对困境的反应，”曼杜拉写道，“与其说我们是他们的好朋友，不如说我们是毫不重要的旁观者。我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熟悉了他们的一些生活方式，这时候和他们在一起时才感到随乡入俗些。”
埃杜德贝奈斯是流亡政府的幕后领导人。1938年10月，贝奈斯逃出捷克斯洛伐克以后，去了伦敦。由于对慕尼黑会议和当时的形势感到愤慨，他辞去了总统的职务，但他仍然认为自己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合法领导人，他大声疾呼抗议这种侵犯他人权力的犯罪行为。1938年3月，德国军队攻进布拉格时，他正在芝加哥大学讲学，他立即致电英国、法国、苏联和美国的领导人，抗议德国公然违背慕尼黑协定。1939年6月，他返回英国，期待世界大战的爆发。他想离战场近一些，同时他也希望盟军能很快地打败德国，这样，他和其他的领导人能重新恢复慕尼黑会议之前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领导权力。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贝奈斯和伦敦的流亡人员成立了捷克斯洛伐克国民委员会。这一组织很快就被捷克斯洛伐克侨民们的官方接纳为政治机构，其最终目的是被接受为正式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1940年7月，贝奈斯通知英国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爵士，国民委员会已决定在英国成立捷克斯洛伐克临时政府，对这一决定英国政府给予了同意，贝奈斯为此非常高兴。他认为，英国承认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就等于承认慕尼黑会议之前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他很快设法把这一消息传播给生活在德国铁蹄之下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告诉他们，他们的祖国获得了新生机。战后，他将以总统的身份重返捷克斯洛伐克。
为两家南斯拉夫报纸干了一段时间的记者之后，考贝尔帮助组建了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情报部。1940年，他被指定为广播处的负责人，负责捷克临时政府在英国广播公司播放的节目。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家普鲁科普德里蒂娜女士把这些节目叫做“广播宣传”，以示说明在与国内联系方面，他们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3岁的玛德琳卡从广播中听到父亲的声音时，她弄不懂，爸爸怎么进到广播里面去了。
实事上，考贝尔并不是为英国广播公司工作，英国广播公司允许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主办独立的新闻节目，利用他们的波段把有关战争的势态发展和振奋人心的消息传达给国内的人民。广播电台设在乔治大街，距大理石拱门很近。1939年9月8日，在对德战争爆发5天之后，流亡政府的广播节目正式开播。第一位在广播节目中演讲的人是杰恩马萨里克，他当时以个人身份住在伦敦，但很快他就担任了捷克流亡政府的外交部长。
最初时，捷克广播的时间不固定，到1940年底，时间固定每周播放两次。1943年，英国广播公司同意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每天播音两次，每次时间为15分钟。第一次播音时间在早上7: 15，第二次播音时间在晚上8:45。到二战结束时，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广播每天达11次，时间共145分钟，所有播放的节目都是由考贝尔组织安排的。佩维尔底格里德当时正为英国广播公司工作，考贝尔硬把他拉来为他的广播处工作。“考贝尔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老板，很严格。”他说，“当时的工作太不容易了，每个会说话的人，不论愚蠢或聪明，都想通过广播节目对国内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中间有愚蠢的将军也有明智的作家。考贝尔每天有半个小时的播音时间，还要分两次播出。他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分配15分钟的节目。”每周两次，考贝尔自己主持一个节目，主持这一节目的还有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总理的私人秘书杰恩斯特伦斯基、记者艾夫杜切塞克。节目的名字叫“三位朋友”，节目的形式是交谈，就像工人们在酒馆里面一边喝啤酒，一边聊天那样”。“我们一致谴责德国人”，斯特伦斯基说。（又补充说，他们在播音时没有喝啤酒。）
底格里德说，考贝尔的工作需要有个人能够应付极端自负的政府领导人。杰恩马萨里克当时已任捷克流亡政府的外交部长，是西方最受欢迎的外交官之一。他是国家缔造者，托马斯G马萨里克和夏洛特加里盖伊的儿子。加里盖伊是美国人，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杰恩是一个花花公子，他不像他的学者父亲那样严肃、认真。1906年，他还是个小孩的时候，移民到了美国。1919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以后，他回到布拉格接受捷克驻英国大使的任命，在这一职位上他干了13年。杰恩是一个杰出的语言学家，善于辞令。他风度翩翩，是使馆和社交场合不可缺少的人物。他的广播讲话非常受欢迎。“节目是按级别进行安排的，”底格里德说，“贝奈斯总统在国事场合发表广播讲话，或任何他需要的时候，他都可以在广播上发表演说。部长们和政府的成员，特别是杰恩马萨里克也都很受听众欢迎，在他们之中马萨里克当然排在第一位。他每周三在广播中发表演说，其他人为此而感到妒羡。考贝尔需要勇气和后盾来对那些想上广播的人说，‘不，不可能。’他的压力太大。当时很多人找总统或国务部长休伯特里布卡告状。但他处理得很得当，并抵制了他们请求。除此之外，他敢于把机会给我们这些二十五六岁的青年人。我常常介绍一些演说家，因此，我常有机会写一些短评。这就是说考贝尔的工作处境很糟糕，但他工作得很出色。”底格里德认为考贝尔是一个出色的外交家，他反应机敏，和蔼可亲，但必要时，他也很会挖苦人。考贝尔对同事一贯很公正，底格里德说：“那些被拒绝的人一定会被告知其原因。”
埃杜德古尔德斯达克是考贝尔在伦敦时的一个朋友，后来是布拉格查尔斯大学的德国文学教授。他说，为考贝尔工作的人都很喜欢他。他工作很投入，很勤奋。“他很有才干，能够把不同阵营，不同政治观点的人聚集在一起，”古尔德斯达克说，“在政治上，他始终如一地追随贝奈斯的民主阵线。”
考贝尔是一位实用主义者。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曾一度缺乏出色的斯洛伐克语演说家，他想出了一个主意，聘用一位才智过人的演说家弗拉基米尔克莱门提斯。但他是一位共产党员，并和在伦敦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关系并不融洽。于是，考贝尔和瓦科拉夫诺赛克就聘用问题进行了磋商。瓦科拉夫诺赛克战后在布拉格的共产党政府内任内务部长。他说，他和他的同伴们不会推荐克莱门提斯出任此职，如果指定他做这一工作，他们是不会退出与广播处的合作。克莱门提斯就接受了委派和考贝尔一起共事。
考贝尔的同事们非常敬重他，主要是由于他具备与代表政府内不同意见的、要求过分的各种人共事的能力。很多人推定他将会在捷克外交部门长期工作，并能飞黄腾达。阿维顿达根当时负责捷克流亡政府的文化宣传。“在我看来他是那时捷克年轻外交官中最有才华的”，他说，如果捷克斯洛伐克站到另一阵营我想考贝尔会成为捷克外交部的主要领导。他甚至有可能成为外交部长。
达根对考贝尔性格中也有不满的地方，考贝尔没有任何的宗教倾向，他一直试图隐瞒他的犹太出身。达根说：虽然每个人都知道他是犹太人这不是一个秘密。他还是想尽力隐瞒这一点。我是一位犹太复国运动的支持者，我对他的所作所为感到不满。”达根现住以色列，他说当时只要他找考贝尔谈论犹太人所发生的一切时，他一句也不想听。“他从不愿承认他是犹太人，”他说，“你只要一谈论有关犹太人的话题，他就像紧闭的百叶窗，一言不发，或者他就开始谈论其他的事情。对我来说，这让人感到难以理喻。”
由于成千上万犹太人在欧洲遭遇悲惨，达根对于考贝尔隐瞒自己的出身这一点特别感到不能容忍。“ 1942年，我们大家都了解在集中营所发生的一切，那时集中营早已有了毒气室”，他说，“考贝尔比我知道的情况更多，他从英国广播公司那里得到更多的消息，但这一切似乎对他没有什么影响，也没有改变他的一贯想法。”
事实上，犹太人受残害的细节早已传开了，1941年9月18日，捷克流亡政府的国务部长休伯特里布卡，利用英国广播公司向捷克犹太人发表了电文，题为：“我们关心你们”。他说：“这些纳粹野兽们抢劫、掠夺犹太人的财物还不够，还残忍地迫害他们，残无人道地虐待他们。我们在国外清楚地了解国内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我们知道纳粹把你们逐出了家园，恢复犹太人居住区，把你们关进集中营折磨至死。我们知道在尼米基布罗德和靠近霍策涅的特雷津，以及在其他地方的所谓的劳动营里的悲惨情形。在这些地方，食物和住宿条件都极端的恶劣，甚至老弱病残的犹太人，也被逼迫着每天工作11个小时。”
1942年7月9日早上6点钟，英国广播公司在“国内新闻快报”中首次播出了使用毒气杀害犹太人的新闻。新闻中说：“犹太人定期被杀害，他们死于机枪扫射、手榴弹和毒气。”在晚上9点的新闻中，又播了移动毒气室的使用。阿维顿达根说他曾想和考贝尔交谈犹太人的遭遇，“但是做不到，考贝尔害怕任何涉及犹太人的话题。他是一个有抱负的人，他想成就一番事业，不管怎样，他做到了。”
考贝尔的另一位同事对他有同样的看法。克特波尔赖巴曾在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工作，并由于参加斯洛伐克国民抵抗运动而被捕入狱，在匈牙利受了两年牢狱之苦。从前曾是一位共产党员，后来成为奥林匹克出版社的主编。“考贝尔想摆脱自己的犹太出身，是由于犹太人所带给他的一些记忆”，他说，“有些人想或多或少地忘却这些记忆，考贝尔想忘却所有的有关犹太人的记忆。”赖巴说考贝尔力图疏远其他的犹太人。他说：“他不喜欢和我们犹太人交往。”赖巴谈到，过了很长时间他才告诉他的孩子们，他的全家都死在了毒气室。“我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告诉了他们这一切，”他说，“现在孩子们抱怨我没有引导他们去了解祖先的文化和传统，他们说他们是通过自己才了解这一切的。”
毫无疑问，考贝尔雄心勃勃。但是我们有理由说，他并不否认自己是犹太人，只是他对此类问题不感兴趣。他是一个非犹太的犹太人，一个无犹太信仰的人。他从不参与任何和犹太人有关的活动，不论是宗教的、教育或文化的活动。同时，一个无法抛开的事实是，考贝尔的父母都是种族犹太人。当约瑟夫考贝尔举家逃往伦敦时，阿诺斯特和奥尔加考贝尔留在捷克斯洛伐克，结果落在了纳粹的手中。正如在考贝尔领导下的通过英国广播公司播出节目中所报道的，成千上万的捷克犹太人乘坐闷罐车被送往了集中营。
考贝尔一家和达格玛狄姆洛娃在英国一起度过圣诞节和复活节。狄姆洛娃是约瑟夫的姐姐玛吉塔的女儿，姐夫名叫鲁道夫狄米尔，他是一位家庭医生。1939年3月德国人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时，狄米尔一家也希望能逃出去。但不同于约瑟夫考贝尔，鲁道夫没有任何外交关系。德国人对办理出境手续控制得非常严格，搞到签证相当困难。美国曾为狄米尔提供了一个医生职位，可他没有及时拿到签证。
面对生死难卜的未来，玛吉塔和鲁道夫狄米尔做出了痛苦的决定。他们有两个女儿，11岁的达格玛和6岁的米莲娜。为了能让她们活下去，他们预订了专门为孩子们发的一辆专列的车票，列车是由一位名叫尼古拉斯温顿的英国证券经纪人赞助的，他为组织捷克斯洛伐克和犹太人的孩子避难而工作。但尽管他们计划周密，厄运阻止了他们计划的顺利实施，就在小姑娘们动身的前几天，米莲娜摔断了手臂。
不知是狄米尔夫妇认为米莲娜没有痊愈不能旅行，还是他们不能忍受两个女儿同时离别的痛苦，达格玛也说不清楚为什么，米莲娜留在了父母的身边。1939年7月1日，在战争爆发的两个月前，达格玛独自登上了去伦敦的火车。这是一列捷克铁路的火车，上面坐了600名去伦敦逃难的儿童。达格玛没有坐在第一车厢，她的号码是298号，用白色的油漆写在她的身上。
她对那一天记忆犹新，她说：“我乘坐的车厢坐了241位孩子，都是犹太孩子。一些孩子还很小，他们不停地哭喊着，我独自坐在一边，不断对自己说：‘妈咪不喜欢看到我哭。妈咪不喜欢看到我哭。我蜷缩在座位上。我记得当时我一直盼望火车过英吉利海峡，因为我从没有看到过大海，可是火车是在夜里通过了英吉利海峡，所以，我一点也没看到海。”就像一位老演员在回忆她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去理解一幕动人的情景，如讲述她的故事时，语调低沉、凄凉，缥缈的声音像是从充满悲愤的深井里流出，当她谈到一个难以用语言描述的时刻，她的声音逐渐变弱，直到静默无声。
火车从布拉格开向荷兰。然后孩子们转乘船又到了北海岸的哈里奇港口，最后乘火车到达伦敦。在伦敦，准备收养这些孩子们的养父母们在车站接他们。约瑟夫考贝尔在利物浦大街车站接到了达格玛，当时天放黑。达格玛回忆说：“他拥抱了我。我记得我告诉他的第一件事是我给他带了我妈妈写给他的一封信。”考贝尔接过信，但他没有立即拆开来看。周围的气氛很紧张又混乱，到处是疲惫不堪的孩子们的喊叫声，他们在寻找答应资助他们的英国家庭。于是考贝尔把信放进了口袋里，告诉达格玛他以后再看，她永远也不知道信中都说了些什么。
达格玛的伯父杰恩考贝尔也在伦敦安了家，战争期间，达格玛一直穿梭于叔叔和伯父家，考贝尔弟兄二人把她送到在哈福德郡的伯克汉姆斯特德女子学校读书。这是一所私立学校，在那些想让女儿受到良好教育的名门望族中颇有名望。克莱门蒂娜丘吉尔（温斯顿丘吉尔的夫人）和她的妹妹奈莉都曾在这个学校学习过。考贝尔全家有时去学校看望达格玛，她也常常去照看她的小表妹。达格玛说：“玛德琳卡很有主见，我很爱她。我爱我所有的表妹们。”
随着1940年冬天的过去，欧洲大陆的战争形势更加严峻。1940年4月9日晚，希特勒的军队入侵了保持中立的挪威和丹麦。一个月后，5月1日的清晨，德国横扫比利时、荷兰。纳粹的南方纵队继续向西推进，越过法国北部。6月17日，法国沦陷，英国迅速做出反应抵抗德国的入侵。8月15日，在经过几个星期“奇怪的战争”等待之后，纳粹的飞机一拨又一拨横扫英国，开始了对英国的袭击。
在夏季结束时，令人恐怖的夜间空袭降临了。9月7日是对英国主要城市野蛮轰炸计划开始的第一天里，轰炸一直持续了13个晚上，伦敦损失惨重。一枚炸弹落在了白金汉宫里，另外一些炸弹击中了大英博物馆和英国国会。每天晚上当空袭来临时，考贝尔一家常常带着被褥和毛毯，跑进公寓大楼的地下室内。如果空袭不太严重，孩子们可以舒舒服服地睡一会儿。“我记得我那时睡在一张双层床上，看到周围有很多管子。”玛德琳奥尔布赖特说。达格玛还记得她当时把玛德琳卡抱在腿上。有一次，一枚炸弹落在了附近，但没有爆炸，一组清除未爆炸炸弹人员赶到了现场。“他们事后告诉我们，这颗炸弹永远不会爆炸的，”达格玛说，“当他们拆开这枚炸弹时，在里面发现了一张捷克工人们写的纸条。上面写：‘别紧张，我们制作的炸弹永远不会爆炸’，制造炸弹的工人们故意把炸弹破坏了。”
普罗科普德里提那，在伦敦时和考贝尔一家住在一栋公寓里，比考贝尔家低两层。战后在政府内任司法部长。据他回忆，他很喜欢和考贝尔住在一栋楼里的生活。他们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呆在一起，讨论他们的节目广播和对战争的公开政见。“尽管我们处在一种异乎寻常的环境中，我们工作却令人愉快”，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工作时常常听到纳粹炸弹下落的飕飕声和爆炸声，英国高射炮持续的攻击声，但是我们都全神贯注于我们的工作。在这种富有冒险和戏剧性的环境里，我们对工作倾注了我们的爱和激情。”
同住公寓的邻居们中有知识分子、政治上老练的外交官和军官。这些邻居们常常长时间躲在地下室里面，一边喝着民间防空队员准备的茶，一边吃着夹着猪油和盐的黑麦面包，德里提那充满爱意地忆起当时考贝尔的女儿。“玛德琳卡考贝洛娃当时是一个4岁的小女孩，她长得很迷人可爱。她是防空洞里面所有人的乐趣。人们在那种富有戏剧性的环境里，很快就变得亲密和友好起来，”他写道。当轰炸结束后，他们常常跑到公寓大楼顶层，从那里他们可以看到到处燃烧着的房屋，然后他们又回到防空洞里。
实际上我们每天晚上都在防空洞里过夜，”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回忆说，“早上才从防空洞里爬出来，然后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看看空袭的残状。”红十字会曾拍摄过有关防空洞生活的片断，小玛德琳卡在片中扮演一位小女孩，她的片酬是一只长耳朵、粉红色、毛茸茸的玩具兔子。
差不多绝大多数伦敦人都在公寓楼的地下室里、临时防空洞或伦敦地铁里面躲避空袭。当时做了一次民意调查，结果表明，当夜幕降临，警报拉响时，约百分之四十四的城市居民钻进公共防空洞里，百分之四十四的居民躲在家里或自己修建的防空洞里。百分之十二的居民和朋友在一起或在街上漫步。公共防空洞多半在地铁车站。英国政府还没有修建宽敞、很深的能够为成千上万人提供保护的防空洞。每天晚上，人们都带着食品、饮料、书、箱子和毛毯坐在站台上。官方欲阻止人们把地铁当防空洞但努力是徒劳的。由于挤在地铁车站的人太多，站内拥挤不堪，人声喧闹嘈杂，味道刺鼻，有些人自然感到防空洞内难以忍受。一位妇女在日记里记录下了她对防空洞的印象：“亲眼见到地铁车站的每一条走廊，每一个站台都挤满了人群，里三层、外三层。我惊讶地连话都说不出来。这些有家难归或无家可归的人们像挤在罐子里的虫子们一样蜷缩着睡在地上——地铁里边又闷热又恶臭，随处可以看到污物和垃圾，贫血的婴儿不停的哭叫声，脸色苍白，憔悴的妇女在给孩子喂奶，孩子蜷缩着躺在地上，在嘈杂的睡梦中不停地抽动着。为什么？如果我想折磨、虐待我最痛恨的敌人，我想不出比眼前这样更好的办法了。”
然而，尽管充满了危险和恐惧，尽管忍受和成千上万陌生人挤在一起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困苦和不便，对于很多伦敦人来说，在地铁里面过夜又有一种节日的景象。人们用看书、唱歌、打牌或听街头艺人的说唱来打发时间。街头艺人每晚都到地铁表演节目。在阿尔德维奇剧院区的中心，一些著名的演员像：劳伦斯奥利弗、维维安利、艾夫诺维罗，有时在剧院演出结束后就到地铁来为大家唱几首歌或表演几幕短剧。
政府及时地正式批准了把地铁车站用作防空洞的方案，并改善了地铁的条件。政府在地铁里面建了卫生间和卫生设施，准备了急救用品和食品，像妇女自愿队这样的组织也常来餐厅里帮忙，并帮助做些急救工作。
总之，人们尽力改善使人可怖的环境。“情况并不是不令人愉快的。”安娜斯特伦斯基索尼克说。她是贾罗斯拉夫斯特伦斯基的女儿，贾罗斯拉夫和安东尼亚西萨的侄女。在战争期间，她是考贝尔一家的好朋友。她说：当防空警报拉响时，她和考贝尔一家通常就躲在公寓的地下室里，那里经常有一种社交场合的气氛。“我们不停地说话”，她说，“当外面一切都安静下来时，我们走到街上去呼吸些新鲜空气，吸几口烟。我就是在那时开始学会抽烟的。那时我们就像在举行一个隆重的聚会。”索尼克说，在圣诞夜时，所有的家庭都进行了装饰。仿佛人们在蔑视希特勒破坏他们的节日庆典。“人们吹口琴，跳起了舞，那一年的圣诞节我们过得很愉快。面对希特勒的闪电侵袭，我们没有让希特勒打乱我们的生活方式。”
在闪电战的一个晚上，普洛科普德里提那和考贝尔正在电台忙碌地工作，这时，警报拉响了，曼杜拉考贝尔拉着玛德琳卡先进了防空洞。他们两人由于工作脱不开决定留在公寓里面。公寓比拥挤的防空洞寂静许多。他们知道这对于他们来说相当危险，可是他们有重要的工作，必须在早上之前完成，结果证明他们的决定是很不明智的。据德里提那说：我们这次完全错了。那天，我们在伦敦居住的地区是德国空袭的目标。炸弹下落的声音比往常要大得多。显然炸弹就落到我们附近的居民区里，爆炸所造成的震动特别强裂我们的八层公寓楼被震得摇摇晃晃。我们都感到一种强烈的震动。突然，一颗炸弹的坠落声非常刺耳，我们都本能地感到恐惧，考贝尔飞快地钻到了桌子底下，炸弹爆炸的声音震耳欲聋。我们公寓大楼被震的来回晃动，我不能相信像这样一栋钢筋水泥的大楼能抖动得如此厉害而仍旧很坚固。当考贝尔从地板上爬起来时，我们已经脱离了危险，我们不禁激动地爆发出一阵宽慰的笑声。但是外面又响起一阵比往常更多的炸弹的坠落声，爆炸声此起彼伏，我们刚才险些丧生的经历让我们得出结论，不能再愚蠢地呆在这里。我们飞快地跑下楼，躲进了防空洞里。
尽管他们在广播电台的工作非常辛苦，但有时也有意外的分心的时候，在考贝尔住的八楼上，住着一位引人注目的加拿大姑娘，他们对她的情况一无所知，“只是私下里非常倾慕她的美丽”。考贝尔和德里提那都是有家室的人，他们只能偷偷地瞥几眼这位年轻、清纯的姑娘。他们笑着开玩笑说那天晚上是否能在防空洞里见到她。令人遗憾悲痛的是，这位姑娘没有能从战争中幸存下来。“她太紧张了，一天，为了躲避空袭，她从楼上的窗户里跳了下来。”德里提那写道。
伦敦的气氛很紧张。这种强烈的紧张感使人们对于危险的迹象始终保持着警觉心态，尽管他们尽量保持着正常的生活方式。吉里娜托德尔是另一位捷克避难者，她住在伦敦，距考贝尔一家很近。她在捷克流亡政府中做秘书工作。“德国人的战机常常在黄昏时来轰炸，那时正赶上我们在吃晚餐，”她说，“但第二天早上你上班时，看到每个人依然都很高兴。考贝尔先生常开玩笑，我们大家在一起相处得很愉快。不管你到谁的家里，主人都会给你端上一杯茶。”托德尔还记得当时早上常看到曼杜拉考贝尔拉着小玛德琳卡的手去买东西或去公园。那是一幕动人的场面。近60年之后当她再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脸上还挂着微笑。
德国人的空袭从秋季一直持续到1940年的初冬。1941年的1月和2月，恶劣的气候条件阻止了德国飞机的轰炸。但到2月底，当天气一好转些时，德国人又加速了对全英国攻击的步伐。对伦敦和英国其他城市的暴风雨般猛烈空袭在1941年春季开始。它并不是德国侵略英国的前奏。但当时很多人却认为如此。事实上，希特勒把他的侵略英国的计划定在1940年9月中旬，但由于越来越多的德国轰炸机被英国皇家空军击落，显然，德国想依靠空中优势征服英国的可能成为泡影。于是，希特勒把他的注意力转向了苏联。但与此同时，希特勒担心如果把德国的空中力量调往东线，导致英国加紧对德国城市的轰炸。因此，在1941年春季，希特勒下令对英国所有的城市进行空中打击。给英国人留下一个恐怖的记忆以警告英国人：如果胆敢发动对德国的大规模的空袭，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
3月19日，对伦敦新的一轮空中打击又开始了。伦敦遭受了有史以来最惨重的伤亡。760人死于空袭。一个月后，空袭又达到一个新的顶峰，德国轰炸机在两个晚上对伦敦的轰炸中，每次丢下的炸弹数量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多。这两晚的空袭给伦敦的居民造成了严重的伤亡，大约2000人死于轰炸，14. 8万间房屋被炸毁。接着，德国人又计划了5月10日更大规模的空中打击。
从5月10日星期六晚11:30至5月11日星期天凌晨5:30，大约507架德国轰炸机对着伦敦的大街小巷共投下了708吨炸弹，其中包括：燃烧弹、高爆炸弹、地雷。伦敦被炸得千疮百孔，断壁残垣，损失惨重。以前的轰炸目标主要集中在伦敦东区和商业区，而这一次所有的地区都遭到了轰炸。燃烧弹造成了2000多处的大火灾。火灾的面积达到700英亩。这一面积是1666年伦敦大火面积的1. 5倍，大英博物馆、伦敦塔、威斯敏斯特教堂、英国国会两院都未幸免，受到了直接的轰炸，炸弹摧毁了英国下院的内部，也给大笨钟造成了一定的损坏。密集的炸弹造成了1463名伦敦人的死亡，受伤人数达1800多人。“就在那时，我的父母决定搬出伦敦。”玛德琳奥尔布赖特说。
由于德军对英国轰炸如此不断升级，伦敦已不适宜再居住了，考贝尔一家搬到了乡下，住在他的哥哥杰恩的家里。约瑟夫的哥哥在乡下有一栋16世纪建的农舍，共有7个房间，他买这栋房子花了5000英镑。房子位于伯克汉姆斯特德的班克米尔路。这个乡下小镇很宁静，距伦敦北有二十英里。达格玛就在这个小镇上上学。“我父母处于低人一头的地位”，玛德琳奥尔布赖特说，“实际上，我的伯父和我的父亲关系并不融洽。”
伯父的房子是瓦屋顶，天花板是用厚重的木板做的，做工精细，屋子里有一个大的能坐进去的壁炉，厨房又窄又长，小窗户上钉着铅条。从窗户里向外可以看到院子，院子里有谷仓和马厩。从断壁残墙，饱受战争创伤的城市来到这里，这栋房子使我们感到一种温馨。让我们得到暂时的喘息和平静。6月里，淡紫色的紫藤花爬满了房子的一面墙，蔓延的黄色刺梅花枝缠结在一起，把前门环绕了起来。大门上有一个小木牌，上写着“老屋”两个字。一个很大的英式花园一直通向大联盟渠，流淌的渠水远远高出房子，这使考贝尔一家担心，如果一颗炸弹把水渠炸开，房子会被水淹没。附近有一片树林，考贝尔一家常在那里散步。镇上有一个中心市场卖新鲜蔬菜。
工作日时，约瑟夫和他的哥哥杰恩乘火车去伦敦上班。周末，考贝尔的家就成了捷克朋友们的避难所，“考贝尔家就像是天堂。在那里我们可以放心了，不会挨炸，不会有空袭。”安娜索尼克说，那时，她常到考贝尔家做客，“我们去时都带着些吃的东西，因为当时食品是定量配给。”由于战时食品极度短缺，伯克汉姆斯特的当地居民每人每星期只配给一个鸡蛋、两盎司牛油、两盎司奶酪。很多乡下人都养兔子、养鸡以补充他们的食品供应。“我们烧菜烧得最多的是菜炖肉，因为你可以自己酌情掌握。”索尼克说。他们在放了很多香料、洋葱、西红柿、胡椒和干红辣椒，浓汤里再放些他们设法搞到的猪肉或牛肉，配上土豆和烧好的水果饼，味道非常可口又非常的经济，可以招待很多人。
在伯克汉姆斯特德，考贝尔一家改信罗马天主教。1941年5月31日午后，在伯克汉姆斯特德圣心教堂一个秘密的仪式上，约瑟夫、曼杜拉、玛德琳卡和约瑟夫的哥哥接受了洗礼。教堂位于一个叫做帕克维尔德莱佛的陡峭的山上。那时玛德琳卡刚满4岁。一位天主教方济各会的捷克神父，安塞姆斯斯帕塞克身着棕色衣服，外面罩一件白色圣衣，专程从伦敦赶到伯克汉姆斯特德主持洗礼仪式。小玛德琳卡站在教堂后面靠近门口的长凳子上，头向前伸，神父在她头上洒了三勺圣水，然后举起双手进行祈祷。嘴里说：“玛丽亚乔安娜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神父给玛德琳卡施行了入教洗礼。考贝尔家的朋友安东尼亚西萨洛娃做了玛德琳卡和她母亲的教母。贾洛斯拉夫斯特伦斯基做约瑟夫和他哥哥杰恩的教父，他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位部长，和贝奈斯总统外交部长马萨里克有着亲密的关系。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对接受洗礼一事没有什么印象。当她从作者那里知道她和她的父母同时接受罗马天主教洗礼时，她感到非常吃惊。
考贝尔一家在接受洗礼的前一天晚上举行了一次聚会。客人们都是乘火车赶来的。“我的叔叔带来了两瓶葡萄酒，这在战时是很难得的。”安娜索尼克说，“近午夜时，神父看了看表说，如果明天主持弥撒和洗礼的话，他必须停止吃喝。我的叔叔是一位天文学家，他提了一个建议，由于当时是夏时制，他们还有一个小时，因此，再打开一瓶葡萄酒也没关系。”这一段情形在斯特罗斯基家里讲述了很多次。
犹太人改信天主教一事并不常见，更不要说是在战争年月了。托马斯克罗斯是布拉格犹太界的领导人。他说：在当时只有当人们认为改信宗教能够活命时，才这样做。”那时，绝大多数的捷克人都是罗马天主教徒。据约瑟夫考贝尔在英国广播公司一起工作的同事，已故的列夫布朗回忆，约瑟夫改变宗教信仰一事让杰恩马萨里克感到大为吃惊。这位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是位新教徒，他大声地说：“这个胆小鬼怎么能这样做。”布朗认为，马萨里克的话反映了他极端厌恶在欧洲其他国家迫害犹太人所犯下的令人发指的暴行。“在受到种族迫害时，一个人通常不会这样做。”布牢恩说。
埃杜德古尔德斯达克，一位捷克同胞，是考贝尔一家的终生朋友。他和考贝尔谈及过有关改信天主教一事。他说，1943年5月，在考贝尔接受改教洗礼两年之后，考贝尔向他解释说，他和曼杜拉之所以改变宗教信仰是想使生活更平静些。“他们告诉我们说，他们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孩子们。他们不想让孩子们的生活由于是犹太人，或解释为什么改变他们的宗教信仰而变得更加复杂化。”古尔德斯达克说，“玛德琳卡只是个孩子，为什么要让她知道这一切？这是他们的态度。”古尔德斯达克认为，说服考贝尔改信天主教的人之一是贾罗斯拉夫斯特伦斯基的妻子米拉达。米拉达是一位热心的天主教徒。也是一位出了名的说话温和的妇人。
古尔德斯达克是一位犹太人，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战时期间，他和全家一起住在牛津，他在牛津大学教授研究生德国文学课程。1943年2月，他在捷克流亡政府教育部得到一份工作。考贝尔问他是否他和他的全家有兴趣与自己的一家同住一栋租来的房子。房子在一个叫泰晤士上的沃尔顿小镇上，距伦敦南28英里。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小镇，为战时的伦敦提供了一个暂时的避难所。古尔德斯达克接受了他的提议。房子的地址是斯托姆庞德路22号。这条乡间小路弯曲不平，距火车站半英里。房子建于30年代早期，里面有4间卧室，1间长形厨房。厨房的后面，正对着一个宽敞的后院。“我和我的妻子和16个月的孩子一起搬了过去，”他说，“玛德琳卡当时6岁了，她的妹妹凯茜出生不久，还在摇篮里。我们住在一起生活得很幸福。在战争年代，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幸运。我们每天早上一起去火车站乘车去上班。”
玛德琳卡经常骑着小童车与父亲去车站。考贝尔先把她送到学校里。放学以后，她自己骑着小车回家。下午，她常在房子对面的草坪上打曲棍球。有时候，她翻过篱笆墙去邻居家喝午茶。
考贝尔一家在后院养了一些鸡来补充战时的食品供应。一天，曼杜拉考贝尔让玛德琳卡去给鸡喂水。她往牛奶瓶里倒了半瓶水。但她没把水倒进鸡食盘子里，而是把瓶子放在了外面。“你想鸡怎么样能喝到水呢？”曼杜拉问她的女儿道。“它们有长脖子呀！”玛德琳卡回答说。
星期天时，捷克的朋友们常到乡下来轻松一下，男人们常在后院手背在后面，一边来回踱步，一边聚精会神地交谈。午饭后，他们常常打一种叫玛瑞斯的纸牌，这在捷克很流行。玛德琳卡常常自己一个人玩神父的游戏。她有一个祭坛，一些蜡烛，一个小银杯，她用银杯扑灭蜡烛上的火焰。“我那时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小姑娘，”玛德琳奥尔布莱特如今回忆说，“我一直去做忏悔。”
夏天，考贝尔一家去莱姆里季斯的海滩度假。莱姆里季斯是多塞特郡的一个海滨小城，素以大风的夜晚和温暖舒适的旅馆而著称。海滩上修建了排列多层的楔形反坦克混凝土障碍物，以减慢敌人的进攻速度。玛德琳卡想这些障碍物很像是游乐场的立体方格铁架。
1942年10月7日，凯茜考贝尔生于比科恩斯菲尔德的一家医院里，距泰晤士上的沃尔顿不远。家里人都叫她凯卡在妈妈和妹妹出院之前，刚刚上学的玛德琳卡去产房看望她们。家中一个新婴儿的诞生使曼杜拉比以往更加繁碌。她的表姐达格玛说：“凯茜就像我的布娃娃。”凯茜出生时，达格玛14岁。
玛德琳卡在因戈玛学校开始上一年级。学校在阿什利赖斯和车站大街的交叉口处。学校的校训是“公平诚实”。小姑娘们夏季的校服是一套浅棕色带白条的棉布服装，一件棕色运动上衣和一顶巴拿马帽子。曼杜拉考贝尔非常喜欢接女儿放学回家，因为这样，她可以有机会接触其他孩子的父母，尽管交往不深。
战时，每个孩子都携带一个装有防毒面具的小铁箱。箱子上的漆是学校漆的。即使是离开教室，孩子们也一直带着它。“回家时你可以经常在人行道上看见灼热的弹片，”戴安娜埃莉说，在二战期间，她也在因格玛上学，我记得当空袭警报拉响时，我们都在体育馆等着被送到地下室。”
约瑟夫考贝尔是镇上的空袭民防队队长。一天晚上，在灯火管制其间，他从车道上走过来时，撞在了一个标有入口处的砖柱上，撞碎了眼镜，眼睛也被镜片割伤了。因为不允许开灯，家人也不知道他的伤有多重。幸运的是，伤势不算严重。晚上他们不得不退入防空洞，玛德琳卡经常唱“墙上挂着一百个绿瓶子”这首歌来打发时间。
古尔德斯达克记得曼杜拉是一位可爱贤惠的妇人。她心里时刻装着丈夫的利益。“我们的房子是典型的英式房子。卧室都在楼上，”他说，“我的卧室紧挨着考贝尔夫妇的卧室。一天早上，考贝尔笑着从房间走了出来。我知道，当时考贝尔太太患了感冒。我就问他为什么笑？考贝尔告诉我说，‘我不得不笑。我去看望、安慰曼杜拉，可她深信她快死了。她命令我她死后我该和谁结婚’。”
他们所有的经历并不是都很令人发笑。他们也有九死一生的遭遇。1944年的一天，他们乘坐的火车晚点五分钟，当到达伦敦的滑铁卢车站刚几分钟，一颗炸弹爆炸了。他们从车厢里爬了出来，看到很多乘客浑身都是血，躺在站台上，这一次的经历让他们不寒而栗。但幸运的是，他们两人都没有受什么伤。
总之，从1943年3月至1944年6月底，古尔德斯达克家和考贝尔家一直同住在泰晤士上的沃尔顿小镇，他们在一起生活得很和睦幸福。可就在这时，德国的轰炸更加疯狂。接着发生了令人恐怖的事件。“德国人的火箭从我们头顶上飞过，目标是伦敦，”古尔德斯达克说，“一些火箭落到了村子里。”
伦敦受到了重创。这种威力无比的V—1飞弹，也称为V—1火箭，是1944年6月12日德国人最先发射的。一枚炸弹就落在了英国广播公司在伦敦的总部外面。击毁了大楼的内墙、窗户、钟表和所有当天对捷克斯洛伐克播音所准备的材料。英语秘书和当天值班的两位播音员都伤势严重。在午间广播节目马上开始播的7分钟前，炸弹爆炸了。但是在耽搁几分钟以后，两位播音员忍痛播出了节目。一位播音员的裤子被炸烂了，但这仍没有阻止他看着英文稿件用捷克语播音，一边翻译，一边播出新闻。
到月末时，每天大约有50颗V—1火箭击中伦敦，6184位平民被杀害。“天一黑，空袭就开始了，”古尔德斯达克说，“每晚都拉一次警报，空袭通常持续通宵。”古尔德斯达克说他和考贝尔买了一张装有厚钢板桌面的桌子，桌子是以国家安全部长赫伯特斯坦利莫里森命名的。叫莫里森掩蔽部。它的形状像一张大餐桌，我们把它放在了餐厅里。平时我们两家围着桌子吃饭，空袭开始时，就迅速地钻进桌子底下。这张桌子长6英尺，宽4英尺，高30英寸，安装有粗重的金属腿，大小和一张单人床差不多。古尔德斯达克说：“桌子下面有一块为一家4口准备的床垫，最多能容纳两对父母和两个孩子。当我们预感有危急情况时，我们两对父母和3个孩子就钻进去，挤成一团。没有事时，我们就从里面再爬出来。
很多年以后，曼杜拉、考贝尔回顾了她在伦敦度过的岁月。“在那漫长6年里很难说，我们是非常的不幸或是非常的幸福，”她写道，“我们满怀希望，主要由于我们还年轻，我们是在很晚的时候才听到了成千上万捷克斯洛伐克人所受苦难的令人悲痛的消息。在战争岁月里，我们和成千上万的人们一起与炸弹的危险作斗争。也可能是由于我们已经适应了那种生活，我们幸存下来了。但最主要的是我们抱有生存的希望和决心。”
4.活地狱
当我们去特雷津时，我们认为只在那里暂住两个月，没有一个人曾想过会停留更长的时间。无论怎样，一个人可以适应任何环境。我们曾看到我们的周围到处是死去的人们。我们对此却无动于衷。
——艾娜雷维尔
1939年3月，德国军队在令人眩晕的暴风雪中开进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如果说慕尼黑投降条约有什么可取之处的话，那就是，这一新保护国幸免了一场炮弹的狂轰滥炸。乔治凯南当时以美国公使馆秘书的身份到了捷克斯洛伐克。他写道：“波希米亚仍旧保留着她的泥泞的村庄、肥沃的土地，鹅和啤酒。多年前，由意大利和奥地利建筑师所赋予布拉格这一城市的优雅和谐使布拉格在中欧和北欧无与伦比，如今她依旧保持着迷人的魅力。”
德国人占领的真正阴谋被其外表所掩盖。作为第三帝国的保护领地，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陷于独裁统治的帝国保护人的严密控制之中。尽管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成立了当地行政机构，内阁的职位都被德国官员们霸占着。伊梅尔霍查总统的政府只不过是德国统治的一个幌子。
如果说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依然美丽如故，德国的入侵给捷克人民造成了空前的损失。在占领布拉格的前几个月内，纳粹的统治相对来说比较松弛，只是有一些约束。德国的警察力量，盖世太保把目标主要集中在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的身上。
捷克的抵抗导致了严厉的反应。很快，有关政治和文化的言论被禁止，大学和剧院都关了门，政治党派被取缔，人民——特别是知识阶层和犹太人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于政治迫害和集中营的人数大约在3.6万到55万人之间。捷克的犹太人几乎所剩无几。7万多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犹太人被残忍地杀害。
捷克人在物质和经济方面也付出了无法估量的代价。希特勒决心为把捷克的资源——劳动力、工业、军事装备用于德国战争目的而压榨捷克人民。德国军队控制了军事装备和工业设施（对慕尼黑协定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英法两国出售给希特勒的武器将被用来打他们自己），而让捷克人在煤矿、钢铁厂和兵工厂为他们卖苦力。一些捷克人甚至被运到德国做劳工。
在布拉格被占领之后，犹太人日常生活的方式被完全打乱了。正常的日常社会工作和娱乐活动被剥夺或被禁止，或直接被取消。德国制订了严格的法律，命令捷克犹太人登记财产。1941年9月1日的法令规定，每一位犹太人出入公共场合时必须佩带印有大卫星的黄布条，上面刻着“犹太”两字。“那时，发布了很多的禁令，”一位塞雷谢恩斯达德的集中营幸存者，艾娜雷维尔说，“首先，银行被关闭了，犹太人无法取出存款。我们的商店、工厂、公司都被夺走了。孩子们被赶出了学校，各类专业人员被迫停业。我们交出了我们的汽车、摩托车、自行车、珠宝首饰、银器、乐器和小动物。所有的东西都被抢走了。收音机、滑雪工具、毛皮大衣，我们逐渐地失去了所有的一切。我们被禁止去戏院、电影院、公园、游泳池、餐馆，直到我们被禁止出现在一切公共场合。
迫使犹太人佩带印有大卫星的黄色布条的法令同时禁止犹太人外出。不准犹太人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或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这就意味着我们和家人、朋友不能相见，”雷维尔说，“接着又发给我们配给证。德国人早已饥饿不堪，他们抢走了所有的食品，虽然犹太人拿到了配给证，但他们只能下午出去采购，这时已经什么也买不到了。日子就是这样，一个又一个的禁令……，绝大多数犹太人都有一种末日的害怕。犹太人已经和正常的社会彻底隔绝。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1941年的秋季，捷克人民的不妥协激起德国采取更加极端的政策。希特勒让党卫军头子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取代了“温和派”德意志帝国的摄政者巴罗康士坦丁冯纽雷西的位置。冯纽雷西查出了一个详细的捷克抵抗组织网。海德里希立即着手摧毁这一组织。1941年9月28日，他上台的第二天，海德里希宣布了戒严令。开始了大规模的搜捕。同时处决了所有可疑的抵抗者们，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
海德里希的到来对于犹太人是一个死亡的预兆。他开始把犹太人移送到东部的奥斯维辛和其他的集中营。这是希特勒的“大规模屠杀欧洲犹太人”计划的一个部分，海德里希严令犹太人必须住在布拉格北40英里的要塞小镇特雷津。
1941年11月24日，那里建起了犹太人营地，它的德语名字是：塞雷谢恩斯达德。
塞雷谢恩斯达德是一个活地狱。1942年，镇上7000位非犹太人居民全部被送往其他地方，只留下犹太人——其中包括德国犹太人、荷兰犹太人、丹麦犹太人和捷克犹太人，他们简直与世隔绝。从1941年到1945年之间，约14. 4万名犹太人被送进了塞雷谢恩斯达德。他们实际上是硬被塞进了集中营。对于成千上万的西方犹太人来说，这里只不过是去东部奥斯维辛和其他死亡集中营途中的一个小站。受害者们乘坐货车到达集中营外的一个叫做布胡索维斯的车站，然后，提着行李步行到两英里外的小镇。那里的生活条件非常恶劣。近3300名犹太人在那里死于饥饿、营养不良或伤寒，有8.8万名犹太人从那里被送往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或其他集中营。只有1.9万名犹太人幸存下来，目睹战争的结束。
1942年8月，5万多名犹太人被塞进了这个只有12个营房和其他一些房屋的集中营。作家柯蒂博里巴在他的
犹太人的布拉克一书中写道：“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走廊，每一个房屋的顶楼都挤满了人。”每位犹太人都分配了0.6平方米的地方，几乎连身都翻不过来。有几次，住7000人的地方却挤进了9万人。饭供应得很少，而又都是些稀饭。饥饿不可避免地与那里的人们联系在一起。死亡率达到如此高的程度——仅1942年死亡的犹太人数达到15891人。以至于德国人建起了一天能烧190具尸体的焚尸炉。
很多到达塞雷谢恩斯达德的犹太人根本不知道他们将过一种非人的生活。一些人想像会有一些社交场合，他们带着最漂亮的衣服。另外一些人为了尽可能的舒适而付了交通费，还要求住面朝南的房子。
其中有一部分人犹太人是捷克、德国和奥地利的知识分子：艺术家、科学家和教授。在塞雷谢恩斯达德肮脏的环境里，居民们尽一切力量来营造一个富有活力、充满了文化和习惯的环境，他们希望至少能够保持一些正常的日常生活。集中营里有一个图书馆，流通的书有6万多册。管弦乐队和戏剧的表演丰富了营内居民的娱乐生活。讲演者们给人们提供了精神方面的鼓励。白天，艺术家们画纳粹的风景，晚上，他们偷偷地画一些被禁止的有关集中营真实情况的画，并且把这些画都藏了起来。
成年人在这里平均每周工作80——100个小时。虽然禁止讲授学校的课程，但孩子们都秘密地跟着学习。年龄小的孩子们用铅笔和蜡笔把饥饿、疾病和死亡现实的情景画了下来。这些画，今天就挂在塞恩谢雷斯达德和布拉格的艺术馆里面——是孩子们忍受巨大恐惧的铁证。在集中营里住过的15万犹太儿童里，幸存了下来的只有几百个。
1943年秋季，纳粹分子把456名丹麦犹太人送往塞恩谢雷斯达德，同时，丹麦政府要求红十字会去视察一下那里的生活条件。为利用这个视察的机会来驳斥他们办的是死亡集中营的传言，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掩人耳目的场面。在视察之前，德国人把很多犹太人转移到了另外的一些集中营里。他们在花坛里种上鲜花，给房子刷了一层新油漆，清理了人行道，并种上草坪。他们建了音乐厅社交中心和一个犹太教堂。犹太长老会的负责人保罗爱泼斯坦身穿黑色礼服，头戴一顶大礼帽迎接红十字会的视察员们。一个乐队伴奏，孩子们表演了歌剧。为这次视察而建的咖啡厅内挤满了顾客。他们的骗局非常的成功，纳粹甚至专门拍了一部电影宣传他们对待犹太人多么好。后来，他们把大部分替他们表演的人，其中包括儿童们，又送往了奥斯维辛集中营。
约瑟夫考贝尔的父亲正是残死在塞雷谢恩斯达德集中营这令人可怖的环境中。1942年7月30日，约瑟夫的父母，阿诺斯特和奥尔加考贝尔来到了塞雷谢恩斯达德集中营。他们在布拉格和另外936名犹太人一起被塞进了闷罐车。1942年9月17日，在到集中营的6个星期之后，阿诺斯特就离开了人世。他很可能死于伤寒热，当时集中营正在流行此病。1944年10月23日，奥尔加考贝尔从特里津又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她直接被推进了毒气室。
1942年10月，继阿诺斯特和奥尔加进集中营4个月之后，达格玛表姐的父母也遭到同样厄运被送到了塞雷谢恩斯达德集中营。米莲娜，一位由于逃亡动身几天前摔断手臂而未能和姐姐一起乘坐儿童列车逃出的小姑娘，也和父母一起被送到了集中营。1943年2月15日，达格玛的母亲—约瑟夫考贝尔的姐姐死于伤寒热。1944年米莲娜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死时只有12岁。1942年6月12日，玛德琳卡的外祖母，鲁泽娜斯皮格洛娃，被关到特拉夫尼基，波兰的一个集中营里。
有关集体大屠杀的消息在战争后期才被广泛的传播开来。1944年6月，两位犹太人逃出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并揭露了四千捷克犹太人惨遭毒气的杀害，和纳粹计划再毒死3000多犹太人的事实。1944年6月19日，奥尔加考贝尔死于奥斯维辛毒气室的4个月之后，英国广播公司捷克电台播出了谴责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严正声明。声明指出：“纳粹的新罪行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非人道的恐怖暴行。任何参与这种野蛮行径的人都将逃脱不了正义的惩罚。”毫无疑问，作为流亡政府内的一名局长，约瑟夫考贝尔早已知道广播声明的内容。但是，我们无法了解他的真实感受：他是否能通过某些渠道了解到他自己父母的命运的消息；他和曼杜拉在他们的女儿睡着时都谈了一些什么。
盟军把德国推向了失败的边缘。1945年春季，布拉格解放在即。谁将解放布拉格？是苏军或是美军，这一问题对于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都有着不同的含意。贝奈斯恢复慕尼黑前的民主捷克斯洛伐克的希望悬而未决。战争结束时不同的军事决议和随之而来的结果都将无法估量地改变捷克斯洛克历史发展的进程。
同年春季，苏联军队越过了喀而巴阡山，进入了斯洛伐克。美军穿过德国继续向东推进。1945年4月18日，在乔治巴顿将军的统领下，美国军队开进了西波希米亚。当贝奈斯听到这一消息，他激动得大声喊着：“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他赶紧给巴顿将军发了贺电。由于美国军队当时距布拉格只有60英里，而苏联军队还仍在东部几乎有两倍远的距离之外，布拉格人民欢欣鼓舞，他们期待由民主力量之手来解放他们。
可是，经过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和苏军的阿列克谢I安东诺夫将军之间交换意见之后，美国军队向布拉格的进军被停在了卡尔斯伯德——比尔森—布德魏斯一线。5月5日，苏军要求艾森豪威尔将军停止前进。一队美国坦克已到达距布拉格10英里的地方，可是他们却接到后退的命令。4天以后，5月9日，苏军的坦克先到达布拉格市郊。
如果允许美国人进入布拉格，那么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将得以拯救。但是，最终是红军解放了布拉格。
盟军的领导人们非常不愿意他们的力量受限制，特别是除布拉格外苏维埃企图解放中欧每一个首都。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建议由艾森豪威尔提出盟军接受苏维埃解放布拉格的计划，作为交换条件，苏维埃接受盟军解放丹麦的计划，尽管丹麦和布拉格并不是相互排斥，对于盟军来说，尽管西方军队解放捷克首都有着明显的优势，但是让出布拉格，换取让苏维埃接受由西方解放丹麦的计划保证了一种不言而喻的补偿。
贝奈斯和他的政府一起回到了布拉格，但是民主未来的前途渺茫。约瑟夫考贝尔后来总结了当时的形势。他在（《20世纪的捷克斯洛伐克》一书中写道：“任何一个政治上成熟的公民都不会错误的理解最近这些日子里军事策略的含义。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政体西方国家毫无兴趣；共产党和苏维埃军队掌握了她的命运。这种结果摧毁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信念和心理：在经历了6年噩梦般的痛苦挣扎之后，他们所看到的是慕尼黑协定的重演。”
刚刚摆脱极权主义国家统治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发现他们面临着陷入另一势力范围的不可预测的未来。他们又一次成为了西方国家保持中立的牺牲品。
5.骗人的名单
我对那次乘机旅行记忆犹新，我永远也不想再坐飞机。
——玛德琳奥尔布赖特
战争的结束，与满怀胜利喜悦的流亡政府成员们一道，约瑟夫考贝尔乘坐从伦敦起飞的第一架飞机，先家人一步回到了祖国。优雅、美丽的布拉格，满街的哥特式的塔形建筑。随处可见的建筑物墙上，文艺复兴时期艺术风格和巴罗克艺术风格的装饰。她在战争中，侥幸地没有遭受到严重损坏。
于6月，曼杜拉考贝尔飞回了布拉格，随她一起回来的还有8岁的玛德琳卡、3岁的凯茜和17岁的表姐达格玛。飞机行程非常难受，超载的飞机拥挤不堪，曼杜拉呕吐得非常厉害。原摆满炸弹的机舱里，乘客们在硬座上挤成一团。“我和舅妈坐在一起，两个孩子坐在我们两人的中间，”周围很多人呕吐不止。达格玛说，“我爬了起来，飞行员允许我在飞机座舱呆一会儿。我们在德国的上空时，飞行员问我‘你想知道我对德累斯顿干了些什么吗？’我说‘是的，我想知道。’他突然向下俯冲，然后又向上升。所有飞机上的人都尖叫起来。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德累斯顿。”
德累斯顿，简单地说像是一幅地狱的图画。在2月13日、14日、15日英、美连续对德累斯顿这一城市进行的轰炸中，1400多架次的英、美轰炸机在36小时内投下了所有携带的炸弹。熊熊的大火吞食着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几英里外都可以看到冲天的火光。有的地方，大火一直烧了几天几夜，只留下残垣断壁。这次轰炸所造成的伤亡令人毛骨悚然。据官方的数字统计，39773人死于轰炸，另有两万人被埋在了废墟下面或被烧成了灰，让人无法辨认。
在德累斯顿几英里的上空达格玛看到战争强大的破坏力，并没有让她对于在等待着她的个人悲剧而有所准备。在大不列颠的捷克斯洛伐克学校，学校位于北威尔士，达格玛学完了最后一年的课程。她怀着一种悲喜交加的心情返回祖国。国际红十字会送到她的学校几份受害者的名单—一份幸存人员的名单，一份失踪人员名单，一份死亡人员名单。“我们把所有的名单从头看到尾。我在死亡人员名单上找到了妈妈的名字，”我的外祖父阿诺斯特的名字也列在死亡人员名单上。她说，“我的祖父，父亲和我的妹妹的名字都列在幸存人员名单之上。”
达格玛希望她到达布拉格时能见到父亲，但是当她和曼杜拉以及两个表妹一起走下飞机时，她急切地四处打量，却没有看到父亲的身影。她回忆说。“没有我的家人，只有约瑟夫舅舅在机场接我们，”她意识到了所发生的事情，国际红十字会的名单不准确。达格玛的外祖母、父亲、妹妹和她的母亲、外祖父都已死去。
约瑟夫考贝尔开车把全家和达格玛一起带到赫拉德昌尼广场，一个山顶上的小公园。园内绿树成荫，长满了高大的洋槐树，距赫拉德昌尼古堡只有几步远。他租了一套有5个房间的大公寓，公寓是在一栋17世纪专为当地贵族建的一栋大房子的二层楼上，房内有一个大壁炉和分开的佣人房间，富丽堂皇的巴罗克建筑形式的横饰带使窗户看上去尤为显眼。一个拱形的木门廊通向清静、铺有圆石子的院内。院里常春藤长长的藤蔓盘根错节沿阳台蔓延生长。一楼有一个乡村风格的小餐馆，装饰着粉红色和白色天竺葵，显得格外浪漫。餐馆常常是顾客盈门。从他们的公寓里，曼杜拉可以透过窗户看到院内，以便照看在楼下玩耍的玛德琳卡。
在伦敦时，约瑟夫考贝尔曾被指定为达格玛的监护人。现在她父母双亡，又无家可归，她就和考贝尔一家住在一起。在听到很多亲人被纳粹杀害的不幸消息时，给家里每个人都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创伤，但在家里，很少有人谈论此事。“我的家庭尽一切努力让我们过上正常的生活，”玛德琳奥尔布赖特说，“我想，他们回到布拉格都非常高兴。但是让我感到困惑的是，他们当时的年龄和我现在的孩子们同岁。”
达格玛认为，约瑟夫考贝尔也和她一样，是从国际红十字会提供的名单上了解到他的父母的命运。但她并不十分肯定。在以后的日子里，考贝尔从未和她谈论过有关他的父母的任何情况。“人们告诉我，一定要尽量使自己振作起来，”她说，“我的舅舅对我说，一定要接受现实。”达格玛认为考贝尔一家给了她一些感情上的支持，他们告诉她：“如果我需要什么东西，都可以依赖他们。”但是，她说，她尽量不去打搅他们，而是从和她的家庭有同样命运的学校的朋友们那里找到安慰。“我们走到一起，我们相互支持。”她解释说。
已35岁的约瑟夫考贝尔即将在新政府内得到一个关键的职位。他和很多的同事一样，想尽快地适应捷克斯洛伐克这一新社会。他为此而做的一件事就是，改变了他姓氏中的元音，把“科—贝尔”的发音改为更捷克化的“考—贝尔”。考贝尔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时的朋友佩维尔底格里德，出生的名字叫肖菲尔德，后来为了同一原因改成了底格里德。几年后在美国，当时玛德琳卡还是一位不到13岁的小姑娘，她看到了一些属于父亲的文件，文件上她父亲的姓名上有元音变音符号。她问父亲，为什么字母上面有两点。她的父亲解释说，字母上的两点是元音变音，使姓名听起来像是德国人，并且英文打字机上没有这样的按键。
战后的政治气氛远远不同于战前考贝尔所熟悉的那样，在一战结束至二战爆发这一时期内，捷克斯洛伐克的外交政策着重加强和西方民主国家的联系，而不是建立和苏联的关系，但是慕尼黑协定摧毁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对西方的信念。因此，在整个二战期间，贝奈斯同意流亡政府和苏联进行交往，希望他们能抵御德国人的入侵。1943年12月，贝奈斯和苏联领导人签订了友好条约。条约规定仍用慕尼黑协定以前的政体，重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苏联不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内政。但其中有一个条款，对于战后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内部的力量平衡有着重大的意义。条约还规定，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将很乐意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组合进她的政治体制中。
贝奈斯外交政策，对于战后出现一个强大的共产党有一种推动力。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希望通过培养和苏联密切关系，说服约瑟夫斯大林放弃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改变。在伦敦时，贝奈斯就开始让共产党人进入当时的临时政府，甚至为远在莫斯科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提供了重要的内阁职位。埃杜德古尔德斯达克说。“从1943年中开始，直到二战结束，我一直和贝奈斯的人在一起开秘密会议，制订战后政府工作的规划。”
在谈到共产党的作用方面，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捷克斯洛伐克抵抗运动中确实起了关键的作用，尤其是从1941年6月德国开始入侵苏联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建于1921年，在战争年代里，它只是很多政党的中一个。在民主机构中，它的作用一直是无足轻重。慕尼黑事件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逃到了莫斯科。在那里，他们一直致力于扩大党的影响和势力范围的工作，为战后重新崛起作准备。
当捷克斯洛伐克在战争结束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时，贝奈斯与苏联建立友好关系的政策，以及对捷克共产党的妥协带来了将把捷克斯洛伐克引向何处的问题，共产党在重建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出现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很多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欢迎共产党，欢迎和苏联的联盟。因为被苏联军队解放而带来的喜悦和对慕尼黑事件的醒悟使他们相信，和苏联建立密切的关系将对捷克斯洛伐克十分有利。
1945年春季，当贝奈斯返回捷克斯洛伐克时，政治形势就是如此。除了共产党的加盟，捷克斯洛伐克新政府几乎完全按照慕尼黑事件以前的体制重组，临时联合政府的组成清楚地表明了战后共产党的势力，共产党人在政府内身居要职。任何政党都无法在新政府内与共产党相抗衡。
事实上，捷克斯洛伐克的周边国家几乎全部被苏联军队控制着，因此贝奈斯和其他的领导人，在重新恢复自治权方面进展得很缓慢，也很谨慎，新政府在1946年5月的选举前先成立了临时国民议会。1945年10月，国民议会推选贝奈斯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在当选总统之后，贝奈斯得到了美国和苏联在1946年5月选举之前撤军的承诺。
尽管贝奈斯在二战期间和战后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一起工作，但他一直坚信，通过正常的民主程序，民主党派将逐渐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生活中成为主导力量。此外，当他在1943年努力完成与苏联人结盟时，他希望战后的捷克斯洛伐克能够成为苏联和民主国家之间的桥梁。而另一方面，捷克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却想通过民主手段，逐步接管政府。1945年整个春季，为帮助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布拉格重新安顿下来，考贝尔工作得很辛苦，他究竟在政府内担任什么职务一直是含糊不清。在丹佛大学的履历书上，他说在这一时期，他是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杰恩马萨里克的办公厅主任。在奥尔布莱特成为国务卿以后，她也是这样和一些会见者谈到她的父亲的职位的。但是1997年6月，在她访问布拉格时，一次对捷克政府领导人的电视讲话中，她提到父亲是外交部长的办公厅主任。可一些收看了她电视讲话的她父亲的老同事们，都说她父亲并未担任过这种职务。马萨里克的私人秘书安东尼萨姆说：“他不是，我有些吃惊。”考贝尔的终身朋友埃杜德古尔德斯达克说考贝尔是克莱门提斯的首席顾问。克莱门提斯是共产党员，外交部的副部长。“1945年6月底，我从巴黎回来，”古尔德斯达克说，“克莱门提斯正在访问南斯拉夫，考贝尔以他的首席顾问的身份坐在克莱门提斯的办公室。”
考贝尔的正式捷克简历罗列了他直到1948年12月12日所担任的职务、权限以及所受的奖励。简历上写着，二战以后：“他又重新在外交部任职。1945年9月1日，他被任命负责捷克斯洛伐克驻贝尔格莱德公使馆的工作。”简历并没有列出他是马萨里克办公厅主任的职务。但是，最近捷克外交部的官员们找出了一份公函，日期是1945年5月22日。公函上有考贝尔的签名，公函的最后注明他的头衔：“外交部长的办公厅主任。”外交部还找出南斯拉夫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报纸的日期是1945年9月29日，也就是考贝尔到达南斯拉夫的第二天。文章刊登在《政坛报》上。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指出，自从战争结束以来，考贝尔一直是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的办公厅主任。
看了出示的公函和报纸上的文章之后，埃杜德古尔德斯达克说尽管他不认为考贝尔曾获此头衔，如果说情况确实如此，那也是在他被派往南斯拉夫任大使之前一个相当短的时期。当考贝尔到了美国以后，古尔德斯达克和其他的人建议考贝尔淡化于外交部副部长弗拉基米尔克莱门提斯工作上的联系。克莱门提斯是一位共产党员，考贝尔曾多年效力于他的麾下。在一次会见中，玛德琳奥尔布赖特退一步说她的父亲只是在很短一段时间内担任了这一临时的职务。“这并不是他任期最长的职务。”她说。
有一点非常清楚，那就是1945年9月底，约瑟夫考贝尔被任命为捷克斯洛伐克驻南斯拉夫公使。支持委派他担任此职务的人们中，有一位是弗拉基米尔克莱门提斯。这一职务仅仅是一个使节，一个公使级的外交使命。但是，1946年当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时，考贝尔被任命为捷克斯洛伐克驻南斯拉夫第一任大使。在他的一生中，这是他引以为骄傲的一个头衔。
6.残酷的抉择
我看到他们做出的选择和牺牲越多，我对他们所做的一切就理解得越深刻。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父母们的基本本能保护家人和孩子们，给他们创造一种有意义的生活。
——玛德琳奥尔布赖特
考贝尔一家于1945年9月28日乘坐一架德国老式飞机飞往贝尔格莱德。这是一架1930年制造的三引擎飞机，战时曾用作投弹和空降，当德国人撤退时：它被丢在了布拉格的机场内，捷克人把飞机夺了过来。只有一位南斯拉夫外交部的官员到贝尔格莱德机场接他们，正如考贝尔在以后他的书中写道的，那是一次“适度的欢迎”。
当考贝尔一家乘车进入市区时，他们的车从缓慢地走在他们的马车后面的塞尔亚农民们身边驰过。6年战争所造成的破坏触目惊心。考贝尔后来在他的书中写道：昔日的火车站，“现在是一堆堆瓦砾。一个临时的木屋顶试图把一片废墟掩盖起来。陆军军官学校荡然无存，很多建筑都毁于德军和盟军的轰炸。曾经是挤满了小房子的狭窄的街道，现在变成了大片的空地到处是荒草覆盖的断壁残垣。”考贝尔被南斯拉夫人民重建首都的高涨的工作热情所打动，甚至连孩子们也帮着重新铺设道路。
考贝尔到达贝尔格莱德20分钟，就去拜访了佛莱多里布尼卡，考贝尔的一位老朋友，曾在1939年3月帮助考贝尔一家逃到伦敦，里布尼卡从没有去看望过考贝尔。当里布尼卡的妻子生病时，考贝尔送去了一束鲜花，而她没有向考贝尔表示过任何谢意。考贝尔理解他们对于来看望他而表示出的不知所措，但是不言而喻地证明，战争使东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考贝尔一家的住处却十分豪华。他们一家在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内有一套宽敞的住房，二楼上方有一个枝形水晶吊灯，棕色大理石墙壁的小舞厅，考贝尔夫妇有时在里面举办音乐会，一个圆形的楼梯通向他们楼上的私人住房。
玛德琳卡的教育成了一个令父母关注的主题，因为考贝尔夫妇不愿让女儿和南斯拉夫的孩子们一起坐在公立学校的教室里，他们带来了一位捷克家庭女教师。她住在玛德琳卡隔壁的房间里，每天家庭教师在家里指导玛德琳卡学习功课。因为曼杜拉考贝尔叫她的女儿“玛琳”，当她是小孩时就用这个名字签名。直到她10岁时，她才使用另外一个名字。
小玛德琳卡的生活很孤独，除了另一个外交官家里两个比她年龄小的孩子以外，她没什么在一起玩的小伙伴，没事她就和家庭教师一起散步。她的家庭教师只有20岁，但看上去，她比实际年龄要大得多。暑假给她带来一些快乐，他们一家常去亚得利亚海一个叫做奥帕蒂亚的旅游胜地的沙滩上去玩一星期。奥帕蒂亚在当时的北南斯拉夫，他们住在那里斯大林旅馆内，然后他们一家去布莱德再呆上一星期。布莱德是斯洛文尼亚山里的一个小城，城内有一个大湖，玛德琳卡喜欢在里边游泳。
10岁时，玛德琳卡在学习方面表现超过了和她同年龄的孩子。可是，因为她年龄太小，不具备升级的资格，她的父母决定把她送到瑞士的学校学习，他们选择了谢克斯布莱斯的波列普琳那学校。谢克斯布莱斯是瑞士阿尔卑斯山里靠近日内瓦湖的一个小城，玛德琳卡大发脾气，不想去瑞士上学。
但是她失败了，虽然患皮疹，她还是在两个星期之后到校。秋季学期已经开学，她不会说法语，也不认识那里的任何人，学校给她取了一个新名字，玛德琳。她的世界被彻底翻了个：“开始时，我讨厌这一切。”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如今说，“在学校第一年的圣诞节我没有回家，我的父母认为我应该留在学校里。”结果，那个假期过得无聊极了。大部分姑娘们都回家去了。玛德琳被送到附近的德语学校，吃、住都在那里。“那也许是我过得最坏的圣诞节”。
我不会说德语我处在了悲惨的境地，并且我不得不呆在这个令人恐怖的学校里。”那一年冬天，曼杜拉考贝尔在贝尔格莱德生了一个儿子，名字叫杰恩约瑟夫。奥尔布赖特说：“当时我的处境很可怜，他就像王子一样出现在我们的家里。他是一个漂亮的孩子，长了一头美丽的金发，每个人都为此感到激动不已。”
回到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势力范围正在扩大。1946年5月的选举显示出了在战后这一国家的新的力量的平衡，捷克共产党在全国的选举中获得百分之三十八的选票，这是所有政党中获选票最多的一个党派。共产党的领导人克莱蒙德艾特华尔德成为总理，贝奈斯保留他总统的职务，杰恩马萨里克仍旧是外交部长。按比例共产党在国民议会和政府中是最大的党派。尽管共产党仍旧通过联合政府来管理国家，它在捷克斯洛伐克已经把自己建成了一个最重要的权力集团。事实上，共产党已经控制了一些重要的部门，这就为他们今后接管政府奠定了基础。
1946年9月，考贝尔去贝尔格莱德一年以后，达格玛表姐面临布拉格查尔斯大学的入学考试，达格玛说她从未考虑过去南斯拉夫和考贝尔一家长期生活在一起。17岁时，她在捷克斯洛伐克就渴望完成学业。虽然在达格玛英国的学校成绩报告单上考贝尔被列为她的法律监护人，现在她是一个孤儿，达格玛说她的舅舅并未坚持让她搬到贝尔格莱德和他们住在一起。
玛德琳奥尔布赖特说，当时她一直听说达格玛表姐要和她的男朋友一起来贝尔格莱德和他们住在一起，但是约瑟夫考贝尔很严厉，他不同意让他未婚的外甥女和一个男人一起住在他的家里。“他常为此大发脾气。”达格玛说，她夏天来贝尔格莱德度暑假时，并没有让她的男友看望她。可是，几天以后，她的男友弗拉基米尔西马由于参加一个学生课外修铁路的自修项目也计划去南斯拉夫。当达格玛问她的舅舅“弗拉达”是否能来住几天时，他说不行。
达格玛说在布拉格没有一个人照顾她，她就搬到了她的一位从未见过面的93岁的叔祖母家里。对于达格玛来说，这种环境令她十分不悦（对于她的叔祖母可能也是如此）。对于一位年轻的姑娘，这是一种难以忍受和孤独的生活。
虽然布拉格幸免了一场大规模的破坏，但居住在这座城市并不舒适。1945年的冬天，整个欧洲大陆异常寒冷。取暖的材料很难搞到，因此取暖很困难。达格玛表姐说，
我没有冬天穿的大衣我从英国带了很多衣服，但是英国从来没有像这样冷的天气，我带来的衣服根本不适应欧洲大陆的冬天”。为此，1946年夏季，达格玛和她的一群同学去波希米亚的矿上干活。因为矿上的工作可以使他们得到煤、食品和衣服的额外配给。“在矿上干活，我们挣到了钱和额外的配给证。所以，我能够为来年冬季买一些衣服。”她说。
达格玛在矿上干活儿时，考贝尔1946年夏天的这些日子是在法国度过的。他是捷克斯洛伐克参加巴黎和会24人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他想带着玛德琳卡乘飞机去巴黎，但玛德琳卡对战后从伦敦飞往布拉格颠簸的航程记忆犹新，她拒绝和父亲一起去。
巴黎和会的意图是在战胜国同盟国和希特勒在欧洲的5个盟国的战败国之间拟草一些和约草案，这5个国家包括：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但德国不在被邀之列，共有21个国家参加这次会议。考贝尔担任巴尔干国家和芬兰经济委员会的主席，因为他曾在法律学校学过国际经济专业，他被认为是这一职务合格的人选。
法国决定做一个随和的东道主。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位成员表达了他想看看“真正的”夜巴黎的愿望，他说不是去女神娱乐厅或海边浴场，那都是为游客的人们准备的。法国外交部长照会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杰恩马萨里克，通知代表团下周三晚上9点去妓院。代表团的很多成员，包括一位穿制服的将军接受了提议。“考贝尔拒绝参加。”克特波尔顿巴说，他是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秘书处的一位成员。
每一个像这样的会谈和会议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玩耍政治手段——即表面上是外交磋商，而另一面则是微妙地耍手段以谋求地位。“代表团被分为两组：重要的一组由马萨里克和克莱门提斯率领，他们住在一家漂亮的旅馆内。第二组指定考贝尔负责，安排住在非常普通的房间里。” 40年后，赖巴仍一脸严肃的表情回忆说，“考贝尔为此事大发牢骚，所以他和代表团重要成员一样得到了同等待遇。我记得他是一个妄自尊大的家伙，只想着和部长们一起住在豪华的房间里面。”考贝尔靠近上层的努力和不断坚持的做法得到了回报，一年后，1947年6月17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为表彰他的敬业精神和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贡献，授予他“纪念为捷克斯洛共和国的解放所做出的贡献一级军事勋章。”
1947年夏，是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的转折点。6月，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共产党的支持下，接受了西方国家马歇尔计划开幕会议的邀请，马歇尔计划是美国重建欧洲经济的规划。但是斯大林立即进行干涉，他命令共产党领导人克莱门德哥特瓦尔德总理收回他的决定。贝奈斯和马萨里克都曾经认为只要行使自由议会民主的职责，他们就能够和苏联保持联盟，斯大林的干预证明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同一个月，斯大林把马萨里克召去了莫斯科，借机就两国之间的合作表明俄罗斯方面的条件。7月12日，马萨里克一回到布拉格，就表示了对捷克斯洛伐克处境的无能为力。他说，“我以一个主权国家外交部长的身份去了莫斯科，却以斯大林傀儡的模样归来。”
在当年其余的日子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加剧了他们的活动，公开为1948年的竞选做准备工作。1948年元月，考贝尔从贝尔格莱德回到布拉格去探望贝奈斯，同时他也想试探一下当时的政治气候。
1月12日，贝奈斯接见了考贝尔。因为患了两次中风，总统说话有些困难，考贝尔感到他仍旧保持着警惕性。他告诉考贝尔他对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形势充满信心，选举在春季按时举行，共产党在选举中会失败的。考贝尔问贝奈斯，是否共产党会进行政变？“不要担心。”贝奈斯回答说，共产党暴动的危险期已经过去回南斯拉夫去继续工作吧。
1948年春天，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派考贝尔代表捷克斯洛伐克参加联合国一个特别代表团。1948年1月20日，联合国安理会成立了一个三人委员会以解决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关于克什米尔领土主权的争端问题。两个都是刚刚独立的国家，这一地区爆发了公开的战争，联合国希望实现停火协议，并创造条件最终通过公民投票决定克什米尔是归属印度或巴基斯坦。委员会最初由美国、阿根廷和捷克斯洛伐克组成。根据联合国的记载，委员会名单是1948年2月10日印度提出的，4月21日安理会又增加了两个国家比利时和哥伦比亚，代表团被称为联合国印一巴问题委员会。杰恩马萨里克告诉考贝尔，如果他不接受委员会的职位，就有可能会任命一个共产党员接受这一职位。考贝尔和一位著名的英国政治家和英国国会下院议员菲利普约翰诺埃尔—贝克就他的去否进行了商量，考贝尔表示同意接受这一职位，他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
在他的《克什米尔的危险》一书中，考贝尔坚持认为他是1948年2月5日被指派为委员会成员的，也就是在1948年2月25日，几乎共产党在布拉格接管政府3周前他接到对他的委派。
可是，考贝尔在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的正式档案里却记载了不同的时间，档案上写着考贝尔是在共产党接管政府的3个月以后，也就是在1948年5月13日被指派为委员会成员的。这一点颇为重要，因为它可以说明考贝尔是否是在共产党当政期间欣然接受了这一职位。考贝尔根据自己的需要调整他的时间是有动机的，特别是在他做出了逃往美国的决定之后。他正在进入一个战后新的气氛中，在几年内，掀起了对赤色分子的迫害和麦卡锡主义的高潮。他将尽力掩盖和共产党的联系，他这样做可以被人理解。他在提出自己和全家避难的信中，考贝尔提出了在联合国克什米尔委员会的那段经历作为到美国寻求政治避难的理由，他同时强调了自己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之间的冷淡关系。
如果无法认定考贝尔是什么时候被提名为联合国印度一巴基斯坦问题委员会成员的话，确定他是什么时候决定永远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到美国避难也同样困难。众所周知，他是在1949年2月提出的政治避难，但有一点不明，考贝尔在1948年春天试图逃跑时，是否是在他的一家拿到美国的签证的时候，在美国联合国委员会将继续它的工作，或者是在这之后，当时，他和他的一家人早已安全地在美国安家。但是考贝尔5月份申请签证的事实，似乎表明他是在到美国之前决定利用联合国委员会提供给他一家的机会逃出捷克斯洛伐克，而不是在到美国以后才提出的避难，他为布拉格共产党政权继续在联合国委员会工作的决定，使整个事件变得复杂化，并使他受到了来自同事和朋友们的批评和指责。
达格玛记得当时曼杜拉告诉她舅舅已经接到联合国让他到克什米尔去的任命，她和孩子们将去英国居住。达格玛说，考贝尔一家从没有让她和他们一起去西方国家，玛德琳奥尔布赖特不同意她的表姐对这些事情的说法。奥尔布赖特说，因为她的父亲在战争时是达格玛的监护人，他当然会让他的外甥女和他的全家一起去英国。“如果他可以做出选择，他决不会把这么年青姑娘留在那里。”奥尔布赖特说，“她已18岁了，她不愿意和我们一起走。”
不论情况如何，达格玛关于她是什么时间听到考贝尔任命的回忆证实了考贝尔的声明。他是在2月25日政变前被任命为联合国委员会成员的，或至少是在外交部的正式档案内记录的时间5月13日之前收到任命的。而且，送曼杜拉和孩子们去伦敦的决定也说明，考贝尔在1948年早些时候就做出了出逃美国的决定。如果他计划去纽约联合国委员会工作一段时间后，再和全家一起回布拉格的话，他的妻子和孩子们至少应该在考贝尔准备动身去美国时留在东欧。我们有理由认为在逃出捷克斯洛伐克的道路被封锁之前，就像他们从德国人手里逃出时的情形一样，作为预防措施，在1948年夏季，考贝尔送他的全家去了伦敦。尽管联合国印度一巴基斯坦问题委员会是在1月20日成立的，直到几个月以后，该委员会才被召集派往上述地区。6月15日，委员会第一次在日内瓦集合。考贝尔5月下旬离开贝尔格莱德去了日内瓦。5月早些时候，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通过一个新宪法，其中包括很多自由和民主的条款。但事实上，它反映了共产党的权力高于一切。贝奈斯拒绝在文件上签字，并于6月7日，辞去总统职务，哥特瓦尔德接替了他的职务。
考贝尔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府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他的朋友们对此感到越来越明晰。埃杜德古尔德斯达克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对那段日子记忆犹新。“在没有任何人的限制和分享权力的情况下，共产党接管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他说，“这是一个新的进程，考贝尔对于这一新政权感到不自在或者不安全。”同时，他并没有立即和共产党政府切断联系，尽管捷克斯洛伐克很多的官员们在2月25日后，立即提出辞职以示抗议，考贝尔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府又效力了10个月。在结束了驻南斯拉夫大使的任期以后，到12月12日，他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官方代表被派到联合国克什米尔委员会工作。尽管考贝尔为共产党政府效力而受到批评，有迹象表明他把为这一工作看作是他逃跑的唯一机会，并且他工作的这几个月，也给了他时间安排逃离。
当考贝尔离开国内时，他一直关注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和很多的捷克斯洛伐克外交官一样，他面临着一个痛苦的抉择：回到祖国，或是放弃他所有的一切，一无所有地逃到西方。
考贝尔断定，到联合国任职是给他的家庭提供了逃跑的唯一机会。考贝尔的一些捷克同事们认为，他和另一位外交官，可能是英国人，达成了秘密的协议，迅速把他的全家转移到美国（对新组建的中央情报局来说，帮助持不同政见的人从东欧逃出来是常事，但中央情报局拒绝进一步证实或否认它曾帮助考贝尔逃到美国，说这是惯例，不能说）。考贝尔是成千上万个面临留与走这一问题中的一个，但成千上万或更多的人根本没有这种机会供进行选择。终于，他做出了痛苦无比的决定。放弃梦想，向自己的祖国告别。埃杜德古尔德斯达克严肃地说：“他决定不返回祖国。”
据报道，考贝尔让他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的私人秘书在大使馆的地下室内藏了一些家里的财产。后来，他试图让人把这些东西送到美国。很多月以后，装有家里珠宝的箱子被送到考贝尔在美国的住处。可是当打开箱子时，全家发现秘书把箱子送错了，这个箱子里装的是大使馆在仪式上使用的红色长地毯。当考贝尔欲实施他的逃跑计划，就给在贝尔格莱德的妻子打电话，秘密地告诉她：“你们要说去度假，带上你们需要的东西。”在初夏炎热的一天，曼杜拉带着凯茜和约翰在贝尔格莱德坐上火车，开始了漫长、令人厌倦的旅行。随身只带了几件行李。到瑞士时，他们下车去看望玛德琳卡。当时她仍旧在寄宿学校上学，他们一起在洛桑市逛街时，玛德琳卡向她的妹妹介绍了吃泡泡糖的乐趣。
在洛桑，曼杜拉和她的两个幼子上了去伦敦的火车。当他们到伦敦时，曼杜拉打电话给考贝尔的老朋友埃杜德古尔德斯达克，当时古尔德斯达克在伦敦为政府效力。事前古尔德斯达克同意给他的老朋友约瑟夫家人提供个住处。“她们到我这里的时候，都已筋疲力尽。”他回忆说，“孩子们没有睡好觉。他们到了我们家里以后，沉睡了好几个小时。”
古尔德斯达克认为，如果考贝尔选择回捷克斯洛伐克，他将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随着岁月证明了，凡是在西方有名气的人都陷入了困境。”古尔德斯达克实事求是地说，
我自己也是九死一生逃脱了对我的绞刑。”他意识到，他和考贝尔最好不要谈决定逃跑的原因。考贝尔一家的安全，还有古尔德斯达克一家的安全都取决于一种表面现象，这不过是老朋友之间普通的走亲访友而已。“我没有问为什么，”他说，“你看，我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可不管怎么说，他来找我，我得以一个亲密朋友的名义接待他。”古尔德斯达克没有询问考贝尔一家的计划，他十分的确定，他的朋友是要去美国，联合国总部就在那里。但是他意识到，他们在政治上已经分道扬镳，最好把这些问题留到以后再说吧。
尽管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最终将认为考贝尔的举动是叛国行为，古尔德斯达克并没有为给朋友提供庇护所带来的后果而担忧。“我根本没有考虑到这样做是否很危险。”他说，“那时我们没有考虑到会被定为叛徒或其他的什么，那是以后发生的事，是在苏联控制我们以后。”
古尔德斯达克和考贝尔在这之后又见了几次面。一次是在伦敦，一次是在丹佛。每一次他们见面时，他们都滔滔不绝地谈政治，谈他们的家庭和他们战时的经历。尽管两人关系密切并曾有过同样的经历，但有一个话题从来没有谈起过。他们从没有谈到过在大屠杀中死去的亲人。“这一令人恐怖的事件，我们都铭刻在心，但我不记得我们曾经在一起谈论过此事。”古尔德斯达克说，“它是一个悲剧。”
这是一个悲剧，但是最悲惨的一幕即要开始。
7.叛逃
1945年，我怀着最美好的信念去了南斯拉夫。我丧失了这个信念。
——约瑟夫考贝尔
伦敦又一次为考贝尔一家躲避国内政治骚乱提供了避难所。在回到英国首都几天内，曼杜拉考贝尔把家安在了伯爵公寓大楼一楼的一套公寓内。房间黑又阴森。房子太小，浴缸和煤气热水器都在厨房里，家里人经常担心他们打开热水器时，它会爆炸。
曼杜拉忙于照顾凯茜和约翰，当时凯茜6岁，约翰一岁半。联合国委员会计划在纽约。成功湖的联合国总部继续工作。考贝尔秘密地，但却有步步为营地为坐船去美国做好了安排。当玛德琳在瑞士学校的学期结束时，她从日内瓦乘机飞到伦敦和全家人团聚。
夏季的一天天过去，考贝尔的新职务让他一直忙个不停。7月5日，委员会离开日内瓦去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考贝尔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往返于卡拉奇和印度首都新德里。然后，去了克什米尔河谷的斯利那加，并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9月21日，委员会离开斯利那加去日内瓦为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准备一份中期报告。
玛德琳在那年秋天去伦敦一家法语中学注册入学，校内的课程均用法语讲授。“我常把书放进手提箱内带到学校去，因为书太多了。”她说，“这所学校是我一生所上过的学校中唯一一所课程最难的学校”。
曼杜拉考贝尔期待着全家再次团聚，安娜索尼克回忆了1948年9月暂住在曼杜拉家里几天的情形。索尼克说，尽管考贝尔一家的房子很小，曼杜拉仍然让她和她的丈夫普雷米克住到她家。他们刚刚令人心悸地逃出捷克斯洛伐克，到达伦敦。在刚经历了一场逃出贝尔格莱德的情绪上的波动之后，身边的孩子们越发难以和睦相处，曼杜拉很乐意把她家的门向捷克朋友们敞开。
安娜和普雷米克乘火车去波希米亚西部的一个名叫赫布的小城，这个小城离西德边境很近。他们从赫布开车到一所房屋的前面，房子的主人答应过带他们越过边境到西德。就在这天下午，他们带着一个篮子，假装去采蘑菇，那个人把他们带进了附近的森林，走了一个小时之后，他们仍以为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实际上，他们已经不知不觉越过了国境，到了西德。碰巧一位骑着自行车的德国边境警卫和他的女朋友在摘蘑菇，他发现了他们并把他们给拘留了起来。索尼克夫妇一直大声喊叫和挣扎着，直到他们的捷克向导穿过树林，逃回捷克斯洛伐克，因为按计划让他第二天护送安娜的父母偷越国境。索尼克夫妇被带到了西德难民营，他们在那里呆了两个星期后才来到伦敦。一到伦敦，他们就发现考贝尔家不像过去那样充满了欢乐，他们自己的磨难也还没有结束，他们仍在等待着把他们的儿子护送过来。索尼克说，“在战争时期，考贝尔家通常很热闹，孩子们都在大人们的身边玩耍，到处是一片欢乐。但是1948年的9月，他家的气氛不像过去那样热闹，那时我们也正在等待着把我们一岁的儿子带过国境与我们会合。”
索尼克夫妇是1948年逃出来的，因为安娜索尼克的父亲亚罗斯拉夫斯特伦斯基在政治上也不受共产党欢迎。在1948年以前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内，他曾就任过司法部长，后任教育部长，他和贝奈斯总统和马萨里克外交部长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1948年2月，他和另外几位部长向贝奈斯提出辞职。他们错误地估计，通过辞职，他们可以迫使政府举行新的选举，并在政府内和共产党形成一个新的抗衡势力。
在战争年代，安娜索尼克对考贝尔一家了如指掌，她知道他们一家有犹太背景，但是他们从不谈论这个话题。
我当然认为他们是犹太人她说，“逃出来的人相当数量是犹太人，我们大家都这样认为。”但是，对于考贝尔一家计划去美国一事她一无所知。虽然他们在5月份已拿到签证，看来他们并未向很多人透露过他们的计划，即便是他们关系密切的朋友们。考贝尔深知，他自己的政治命运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势态迅速发展。1948年11月5日晚，曼杜拉考贝尔和她的3个儿女，玛德琳、凯茜和约翰，在英国南安普敦登上亚美利加号轮船，他们随身带了21件行李。由于他们有外交官家人的身份，他们坐在头等船舱。考贝尔一家还带了一位20岁的南斯拉夫姑娘，她的名字叫S范茜梅森格尔，在贝尔格哥莱德大使馆时她为他们当了两年的女仆。
轮船经过一夜顺利的航行，越过英吉利海峡，到达勒阿弗尔。当乘客们在早上醒来时，港口仍处于在一片沉静之中，考贝尔一家在头等餐厅享受了一顿丰盛的早餐。但是，当轮船再次起锚时，冬天的天气来临了，大海变得波涛汹涌。曼杜拉和范茜在6天的航程中一直在呕吐，她们呆在舱房内，玛德琳照看凯茜和约翰。“我只是努力把它熬过去。”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如今说。11月11日，停战日这一天，轮船到达纽约。当船从自由女神像旁边开过时，考贝尔一家站在轮船的甲板上望着美国国土。就在10天前，玛德琳和全家人一道从收音机里收听了美国选举结果，当他们听到哈里S杜鲁门出人意料地在最后一分钟战胜纽约州长托马斯E杜威当选为总统时，他们大声欢呼起来。杜鲁门将成为他们新的国家的总统，这是玛德琳考贝尔最初的政治意识，那一年她11岁。
当考贝尔的家人乘船去美国时，他自己正在巴黎联合国委员会。曾和考贝尔一起在伦敦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广播处工作的老共产党员弗拉基米尔克莱门提斯也在巴黎，他当时率领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参加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由于共产党的二月政变，他被提升为外交部副部长。正是他推荐考贝尔任南斯拉夫大使一职，克莱门提斯喜欢考贝尔并看重他的忠诚。
考贝尔和克莱门提斯在11月8日见了一面，时间很短。而此时，考贝尔的妻儿3人已在3天前登上亚美利加号轮船，离开南安普敦，现在正在去纽约的航程中。克莱门提斯询问了考贝尔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变的看法，考贝尔答道，他对此感到很担忧，因为人民对此感到不满，同时经济也在下滑。接着他说，共产党在2月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接管，增加了美苏战争的危险性，他认为美苏战争将不可避免地爆发。克莱门提斯不赞成考贝尔的观点。“苏联人不会发动战争。”他说，“但是，如果美国人先这样做，苏联人将在短时间内占领欧洲其他的国家。”谈到这里时，电话铃声响了。克莱门提斯告别考贝尔说，他从布拉格回来以后再见他。
他们俩人于11月26日再次见面，这一次他们进行了异乎寻常的谈话。他们的谈话反映了两种意识形态的激烈斗争，这一斗争早已造成了国家的分裂。他们的谈话使得这两位亲密的朋友产生了对立情绪，最后，断绝了他们曾经保持的个人和工作上的密切联系。
考贝尔后来详细叙述了当时的情形。克莱门提斯开门见山地问考贝尔对捷克斯洛伐克新政府的看法，考贝尔回答说，“部长先生……你知道我不是共产党员，因此我不得不对国内的事件表示遗憾但我坦白地告诉你，我不喜欢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政权。”
克莱门提斯并未对此有吃惊之感，但是他的意思非常明确：“这就是说，在克什米尔委员会工作结束以后，你不回国了，是吗？”考贝尔先略思了一下，然后说：“我感到非常苦恼，我不会进入党内。因为我不会去做成千上万人做的事情。他们入党只是为了职业我不知道我能在国内还能做什么。我不仅不赞成共产党，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没有什么适合的工作可做。最重要的是，我不能从政治上接受共产党政府，因为我不知道如何使自己适应它，最终，我将受到指责。”
克莱门提斯的话让人目瞪口呆：“那就是说你害怕了。”考贝尔平静地答道：“我没有理由害怕。”考贝尔认为它是一种心理压力，这种压力让人难以难受。考贝尔接着说：“并且，永远没有人知道，有一天，对我提出什么指控。”考贝尔警告克莱门提斯说，甚至像他这样的共产党员也可能身处险境。“你指责过这一政权，部长先生并且这样的事永远不会被他们遗忘。”克莱门提斯回答说：“但是我的批评是正确的。”考贝尔说，这无关紧要。“有一天，它会被还回来，会被用来对付你。”
考贝尔告诉克莱门提斯，他并不认为有可能向着共产主义发展的趋势：“我认为有一个进步的纲领是必要的，但同时，要保证个人的自由。没有个人自由，就没有进步，没有让人可以忍受的解决方法。”
最后，考贝尔坦率地说：“我不能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他已经权衡了他的选择，他的主意已定。“不管是否忠于你，从我个人而言，为了我的信念和良心，你将理解我不能再犹豫。”他说，“从我们的国家一发生变革开始，我就持这种观点。”
克莱门提斯直截了当问到了考贝尔的计划：“这就是说，如果你在委员会的工作完成以后，你不再回去了？你的家人在什么地方？”考贝尔回答说，他们早已到了纽约，他计划去和他们会合。
克莱门提斯突然言而又止，他告诉考贝尔从理智上他理解这一切，但是作为一个忠心耿耿的捷克外交官，他不禁感到害怕：他将由于背上叛国的罪名而被解职，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克莱门提斯说：“当然，我将把你从外交部的名单里除名。”几天后，他动身返回布拉格，他们两人从此再也没见过面谈过话。
谈话的内容记录于1949年4月的一份备忘记录，这份备忘录是考贝尔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菲利浦莫斯利博士举办的研讨会起草的。但是考贝尔的备忘录的时间的选择上提出了一些问题，他是在为他和他的全家提出政治避难的两个月以后写的这份文件。他有意消除他对于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形势表现真实情感中的细微的差别和暧昧，故意把自己刻画成为一名激进的反共分子吗？任何对于这个谈话批评性的分析都会有这种疑问。另一方面，考贝尔的全家和女仆是在5月份之前从美国拿到的签证，正如考贝尔告诉克莱门提斯的，已经到了美国。这就是说在他在巴黎遇到克莱门提斯几个月之前，他就决定逃出捷克斯洛伐克，令人感到模糊不清的是，他是计划继续在美国为委员会工作或者是立即逃跑。
在考贝尔和克莱门提斯的谈话中，他把自己描述成一名顽固的共产主义的反对派，可是他的一些同事们并不这样看他。因为从1948年2月直到12月12日他被免职，他一直在为共产党政府工作。他曾被任命过大使的职务，而后，又参加联合国的一个委员会，或许是因为他们都经受过磨难，坐过监狱，而考贝尔却没有这样的遭遇。考贝尔战时的同事们都严厉地批评他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政府保持那么长时间的联系。“每个人在关键时刻都要选择干什么，”佩维尔底格里德说，他是一位政治家和作家，是考贝尔的一位老朋友及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同事。他做了多年的监狱，一直过着流亡生活，“一些人在政治上比另外一些人要宽松一些……如果是其他人，我一定会骂他为机会主义者。但考贝尔是一名忠诚的、勤奋的公务员，他尽职尽责。这并不违背他的立场，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尽管他在内心对贝奈斯与苏联结盟的强硬路线感到不满，除在朋友中间之外他从未公开表示过他的看法。”亚罗斯拉夫斯特伦斯基的儿子，已故的杰恩斯特伦斯基曾亲眼目睹考贝尔接受洗礼，并曾和他一起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他认为考贝尔公平地保持了政治忠心的平衡，他在临死前曾说过：“他是一个贝奈斯当政时的外交官，他不是一个反共分子，更不是一个亲共分子，他介于两者之间。”
欧洲比美国有更多的人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政治上的细微差别，考贝尔认为苏联把捷克斯洛伐克从德国人的手中解救出来。在欧洲，很多人都持这一观点。慕尼黑事件以后，捷克斯洛伐克是向苏联人谋求她的生存，而不是西方。“在贝奈斯的有生之年基本上是以慕尼黑事件为特点的，”底格里德说，“绝不能让慕尼黑事件重演这个念头一直困扰着他。因此，他认为苏联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是慕尼黑事件不再重演的最好的保证。但是他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他的错误是由于一个简单的原因，他认为，西方将向左派阵营靠拢，向着社会主义民主的方向发展，苏联将进行开放，向着一个开放的社会迈进，最终形成一个民主的体制。众所周知，他的这种观点是大错特错。”
随着事情的明朗化，使人很容易做这样的判断。而在当时，考贝尔是出于理性，而不是出于感性，和共产党共事的。“被称为贝奈斯政策的政策是规则和法律，”底格里德说，“考贝尔和其他人全心全意地支持他的政策。我记得有好几次……有时，考贝尔不那么有把握，但是，那是政策。我们是贝奈斯政府的，贝奈斯就是捷克的政策，没什么好说的，任何人也不能替代。”
考贝尔的一些英国广播公司的同事们非常讨厌他们所认为的这位外交官的亲苏观点。1970年初，在二战结束25年以后，考贝尔回到伦敦进行访问时，他们拒绝和他一起就餐，曾是朋友的人们都找借口回绝去见他，考贝尔为此显得很悲哀和吃惊。“考贝尔问为什么大家都不想和他谈话，”兹德里克马斯特尼克说，他是1948年在伦敦开始为英国广播公司工作，后成为高级节目助理，负责捷克编辑处的工作，“这对于他来说非常痛苦，很奇怪，他居然一点没有觉察，朋友们是那么憎恨他，他对此感到很震惊。”
马斯特尼克说，他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同事们硬要他请考贝尔吃饭，因为所有同事中只有他从来没有亲自和考贝尔一起工作过。出于礼貌，马斯特尼克请考贝尔和他的妻子一起去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娱乐厅的餐厅吃饭。民族娱乐厅是捷克流亡人员在伦敦的非官方俱乐部，直到今天仍旧保持着古色古香的格调。餐厅内到处布置着打着摺缀勃良第红葡萄酒色的天鹅绒，空气中弥漫着炖牛肉和香烟刺鼻的香味。老主顾们细嚼慢咽地品尝着捷克斯洛伐克传统菜，放着苹果布丁和肉汁的烤鹅，配上泡菜和贡蒿子，再加上一大玻璃杯比尔斯尼尔啤酒。马斯特尼克问考贝尔：你曾经和共产党在一起亲密地工作，为何当你到美国时，你变成一个坚定的反共分子。当马斯特尼克问到这一问题时，他的脸上表现出一种刚刚碰到一个土包子的神色。“那么你怎么做呢？”他说。“我在美国能够做什么呢？很不错，我在一所大学找工作。为了挣钱，你做你不得不做的事。”
做你不得不做的事。考贝尔在到美国时坚持的坚定的反共观点，他的女儿如今仍在追随这些观点—一很有理由说，是他企图使自己尽可能避开没有切断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府联系的决定。或者，它们是一个曾看到魔鬼开始忏悔的人留下的遗言。1949年2月申请政治避难的信函和1949年4月与克莱门斯的谈话记录都把考贝尔描绘成了一位具有民主主义原则的战士。当他在美国追求一种新的生活时，对共产党的恐惧和怀疑也开始对他选定的这个国家产生影响。
1949年2月考贝尔对媒体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刊登在2月14日的《纽约时报》上，他在声明中声称他加入联合国印度一巴基斯坦问题委员会，如此长时间工作是为了防止一名共产党人占据这个位置。考贝尔最初的声明以一个严正宣言结束。“我当然不会给予布拉格共产党政府任何支持。他们把我的祖国出卖给苏联，使得热爱民主的、自由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完全处于屈从状态。经济上赤贫化，国内和国际情况不断恶化，割断了与西方民主和文化的联系。”考贝尔的夸大其词无疑使美国人大加赞赏，美国媒体利用这篇声明借题发挥对共产主义口诛笔伐，大肆进行攻击。奇怪的是考贝尔宁愿让人们认为他是民主战士杰恩马萨里克的办公厅主任，而不愿是共产党员弗拉基米尔克莱门提斯的主要工作人员，而他的朋友埃杜德古尔德斯达克坚持认为这才是考贝尔的工作。
无疑，考贝尔是一位真诚的民主主义者，他真正地对共产主义感到失望。可能和他的同事相比起来，他用了更长的时间去认真思考他所面临的选择，也可能他敏锐地意识到了捷克斯洛伐克给他的危险。但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在他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府效力的10个月为他赢得了计划逃跑的时间。
12月12日，和克莱门提斯戏剧性的会面两周以后，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正式免去考贝尔的职务。他被剥夺了公民身份，他的所有国内的财产也被没收。5天之后，他在南安普敦登上英国邮轮玛丽女王号，他随身共带了6件行李，坐在头等舱房，去往美国。
考贝尔的船费是由联合国支付的。像全世界政府内存在的官僚主义一样，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府的日常文书工作效率太低。克莱门提斯给政府驻联合国代表弗拉基米尔霍迪克博士发了一封标有“加急”的电报，通知国际机构有关考贝尔被免职一事，同时，建议联合国采取同样的措施免去考贝尔在克什米尔委员会的职务。“报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这一通知将自动说明，他失去克什米尔委员会的成员资格。”但是，这份电报的日期是1949年1月13日，考贝尔已于3周前安全抵达美国。
从1938年到1948年这10年间席卷整个欧洲的历史潮流，迫使考贝尔不得不权衡他的选择，迫使他在有前途的事业、对祖国的热爱以及家人的安全之间作出选择。最终，对家人的热爱和为民主主义献身的理想在他的心里占了上风，他决定妥善地找出一条通往安全世界的道路。在那里，他的孩子们和孙子们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他的朋友们和同事们并不是都赞成他所做出的决定，但是他们不得不赞赏他的实用本能和技巧，在错综复杂的政治中和宣传的迷宫里他巧妙地周旋，走错一步都将意味着碰壁、监狱和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