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元旦，乔治敦，位于北街30号一角的联邦大厦。在这座曾被亚伯拉罕。林肯的儿子罗伯特。托德称作家的红砖建筑内，红红的炉火在玫瑰色长廊的两端跳跃地燃烧，发出劈里啪啦的声响。圣诞树上，五光十色的彩灯在离地面18英尺高的天花板上闪烁跳跃，艾拉费茨杰拉德铜铃般的声音在大厅中环绕。客人们摩肩接踵，带着钻戒、打着黑色领带、姿态优雅的政治家和记者们，相互敬酒，机智地开着精彩、简洁、但略显不敬的玩笑，清脆的碰杯声此伏彼起，透明酒杯中的冰镇香槟在轻轻冒着气泡。厨房里，阿内斯托。卡蒂玛身穿浆得笔挺的白色外套和厨师帽，正在往一大盘黑眼豆里掺火腿和炒洋葱。
晚9点45分，由华盛顿媒体明星莎利奎恩和本布雷德利主持的一年一度的元旦晚会，已经进行好一会儿了。被朋友们叫做“贝蒂”的好莱坞首席女主角劳伦巴阔尔己大驾光临，柯林鲍威尔和阿尔戈尔还在路上。他们进来时当然会临时通知大家。没有人拥挤或指指点点，因为这间屋子里的多数人以前都见过他们。
晚上10点整，一辆1992年产的黑色卡迪拉克大轿车缓缓驶到路旁，这是一辆防弹车，车上装有供与总统通话的“安全”电话。紧随其后的是一辆黑色古板的雪佛莱“战车”，里面坐有4名保安人员。新任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身着一袭黑色丝裙，满面笑容地走下轿车。当她步入贴着松木护墙板的走廊时，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她。甚至管家还未来得及帮她解下黑丝绒外套，拥抱、接吻和欢快的尖叫声就已经将她包围过来。
奥尔布赖特这晚并没打算来。事实上，直到那天早上她才在一位朋友的劝说下决定接受这一令人垂涎万分的邀请的。那位朋友叫她把工作先放一边，并说服她相信，到这种地方露一下面很重要。奥尔布赖特仔细思考了一下，她并没有其他的安排，但有样东西触痛了她，就是典型的华盛顿做派：一个迷恋于权势的城市，从骨子里透着薄情寡义。在这个鬼地方，一个人的盛衰成败比天气变化还要快。30多年来，她一直就住在离这里几个街区之遥的乔治敦，然而这却是莎利和本头一次邀请她去参加他们的晚会，这是她第一次出现在他们的头等客人名单。奥尔布赖特对朋友说，她不知道自己是否该去。这都是些住郊区的人物，和他们在一起，她能合群吗？
这其中的讽刺意味，真是绝妙极了。
1997年元月23日，玛德琳柯贝尔奥尔布赖特当上了国务卿，这令长期掌握美国外交政策的白人男性们大为震惊。在他们看来，为了安抚女权主义者要让妇女当头儿的想法，让女人的名字上最后候选人的名单是一回事儿。但真的让一名妇女搬进国务院七层楼里的那幢宽大的办公室去，则是另一回事儿。在那个地方，甚至国务卿的私人衣橱内也配着一个供男人装短袜用的屉柜。
在选择奥尔布赖特做他的首席内阁成员时，克林顿曾做过一个颇有戏剧性的声明。妇女虽然在进入中高管理层方面已取得突破性进展，但却罕见有人能进到最高层。在500家大财团中，只有两家的高级主管是女性。女性管理人员的确得到了高级职位，但大多数是在一些很难有望再获提升的部门。克林顿的选择还含有一点更为微妙的讽刺意义，对于许多视外交政策为他们私人领地的、享有特权的白人中年男性而言，玛德林奥尔布赖特成为国务卿的那一天，意味着她因一个原因而永垂青史：他们在那一天被一个女人击败了。
尽管有批评说，奥尔布赖特不像第一任国务卿托马斯。杰弗逊那样是个幻想家，也不像杜鲁门政府中的丁。阿奇森那样是个战略家，但她在另外一些方面的能力使她完全能够胜任这项工作。她有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方面的博士学位，曾在国会山工作过，在卡特白宫班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做过工作人员，在乔治敦大学的外交服务学院教过外交政策课程，代表美国出任过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她在人权问题上的直言不讳。在棘手的中美关系中，这一点的重要性正在日益增长。另外，为逃避纳粹而逃离祖国捷克斯洛伐克的经历，使她明白在一个充满压迫的社会中生活是多么艰难。“她知道，当有权者决定无权者的命运时意味着什么，她也知道，当他们对利益范围进行划分时，就会导致战争和不幸。”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说。从1990年相遇时起，他和奥尔布赖特就成了朋友。
正是这种对现代欧洲史深入骨髓的感受，使她有别于其他的美国领导人。“这是玛德琳的亲身经历，”哈维尔说，“所以她懂得慕尼黑这类词象征着什么，它象征着永远不会有和平和稳定的分界线。她了解一切关于缓和、关于向独裁让步的民主的实质。”奥尔布赖特的第一手材料使她知道，当独裁者举起他们的屠刀之时，当暴政当道之时，一个国家会发生什么事情：寓所里所有的人都会向防空洞跑去。
然而，对她的当选有同样重要的一个事实是，奥尔布赖特是克林顿一家人——比尔和希拉里——在与之相处时都感到舒心的候选人。克林顿总统认识到，她是个令人耀眼炫目的演说家，是个对她所服务的人民绝对忠诚的人。她既能对付新闻界，又能在决定美国的外交政策时提高他的威信。同时，她还不会像里查德。尼克松手下的亨利。基辛格那样，为他自己寻求喝彩和赞誉。
在我认为重要的问题上尤其是在波斯尼亚问题上，她表现得十分强硬”，克林顿总统说道，“她支持我在海地的做法。当我们不得不做些起初得不到广泛支持的事情时，她原则上同意我的意见。我能看出来，她喜欢冒险。”
奥尔布赖特最高明之处是，她了解美国的政治，一种要求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游戏，而且不可避免的是，在很大程度上还要靠运气。以前，由毫无外交经验和悟性的政治家决定外交政策，或由外交家制定这方面的政策的事情发生的太多了，这些外交家几乎不了解那些他们以其名义制定政策的人们的愿望和文化。奥尔布赖特是我国领导人中一个少有的例外，她既了解美国的政治和外交政策，又知道二者相互影响的方式。在这出把水晶般透明的正义之音，与常识巧妙结合的小歌剧中，奥尔布赖特是一位大师。“我认为她最会与美国人民沟通了，进而把我们的外交政策传达给国内的人们。”克林顿说道。
这本书并不是分析奥尔布赖特的外交政策手段的专著，而是一个爬上美国政治阶梯最高层的女人的人生故事。她爬上这一高位既出人意料，又不合传统。尽管任何一本写国务卿的严肃传记，都不可能省略外交政策这一部分，我还是把它留给其他更擅长国际事务的专家来写吧，以便让他们来正式评价她任职的效果。我的使命是，追踪奥尔布赖特冲破重重阻碍，成为第一任女国务卿的足迹：了解她离婚后，在一个遗弃妻子如敝屣的社会中飞黄腾达的历史。这个女人是谁？她来自何方？她想些什么？她可以能在美国的男女精英群中脱颖而出？
开始写这本书时，我没有任何指南可供查询，我只有追溯奥尔布赖特生活足迹的欲望。因为我知道，与多数公共官员相比，奥尔布赖特的生活经历要丰富得多。我是在报道杰拉尔德M费拉罗参加副总统竞选时第一次遇到奥尔布赖特的，她当时是费拉罗的外交政策顾问。在她当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时，我以《时代周刊》杂志记者的身份采访过她。在白宫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她是我的客人。此外，我们还有许多共同的朋友。
让人们了解这位国务卿的生活轨迹一直是我的目标：她在战争时期的欧洲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50年代在美国进入成年，嫁给一个有钱而缺乏同情心的丈夫。在多年的工作中，像无数上班族母亲一样，她也曾为家庭和工作、职业和个人爱好之间求得平衡而绞尽脑汁。
奥尔布赖特有一个完整的生活——丈夫、孩子、狗——希腊人佐巴称之为“全部灾难”的东西。父母爱心所编织的安全屏障，舒适而有节奏的婚姻生活，养育孩子的欢乐与麻烦，产下死胎时那痛入骨髓的悲伤，因父母去世而感受到的那种空虚，离异的痛苦和愤怒，这一切的一切，她全都了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离婚使她得到了解放，燃烧起她的强烈抱负，激励她进入了美国政府的圈子。
这是一个女人的故事。这个女人深深地爱着她的女儿和家庭。她也是一个慷慨的朋友，经常为朋友打开家门，无论这些人是需要修补受损婚姻的朋友，还是只需在这个城市停留一夜的匆匆过客。这是一个从主妇变成政治家、又变成外交家的女人的故事。这个人既享有众多妇女的友谊，又很喜欢男人的陪伴。
像众多成功而有抱负的人一样，奥尔布赖特对自己解决事情的能力和技巧很有信心，但她也是个缺乏安全感的女人，需要不断的鼓励。朋友们发现，舞台后的她十分容易受到伤害，总以为有什么人或什么东西要算计她。在当今的公众舞台上，她几乎比任何人都更看重自己的形象。
她要证明自己在谈判桌前像男人一样的精明，这种想法在职业妇女中十分普遍。“杰出的男性一直被认为是精明的，除非有证明说他们是愚蠢的。”乔治敦大学的语言学教授迪波拉唐楠说道，“而女人则总被认为是愚蠢的，除非有证明说她们是精明的。引起怀疑的焦点是，她们就不配在那种地方待。”
我开始研究后不久，《华盛顿邮报》的一位资深记者，曾一度与我在莫斯科共事的迈克尔多布斯就写报道说，奥尔布赖特的父母是犹太人，她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中共有3人死于大屠杀。
该报道引起了很大的分歧。奥尔布赖特是在罗马天主教堂中长大的，因此，她有犹太血统的事实虽然令人感到有趣，却并不特别意外。令人惊讶的是，关于她不了解自己族裔史的说法。这位在捷克出生的国务卿，曾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在研究东欧史，如今她却坚持道，她直到最近才听说自己的父母可能是犹太人。她虽然知道自己的祖父母死于二战，却从未问过他们的死因。她还说，自己的父亲约瑟夫考贝尔出生于捷克，其前半辈子是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效力的外交官，后半生则从事东欧史教学与写作。尽管如此，他却从未与自己的孩子们谈起过自己的家族史。奥尔布赖特关于自己不了解内情的说法引起了人们的猜测，看来，如果她不是极度天真的话，就是有意要回避事实。对于一个刚上任不到两周的重要领导人而言，这两种想法都不大可信。
道布斯的报道，使我在研究其家族历史和经历对奥尔布赖特生活的影响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当我从布拉格到伦敦，再回到布拉格和贝尔格莱德，然后到长岛、丹佛、威斯利、纽约、芝加哥和华盛顿——从乔治敦到国会山、白宫，最后到国务院—追溯她的生活足迹时，我发现，很少有人相信她真的不了解自己的家族血统。我在伦敦和布拉格采访的十几位考贝尔家的朋友和同事，也都认为这不可能。
但是，那些知道并与她父亲共过事的人几乎都说，她父亲倒是每次都显得与自己的犹太血统十分疏远，大家都说他是个胸怀大志而又十分务实的人，他认为被贴上犹太人的标签将成为他的职业绊脚石并影响其子女的前程。“捷克政府并不反犹太人，但作为犹太人在外交部工作并无好处。”已故的列夫布朗说道。布朗是英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员和捷克语翻译，曾在二战期间与奥尔布赖特的父亲共过事。奥尔布赖特对她父亲的热爱与崇敬人人皆知。在她就任国务卿宣誓时，她称父亲为“教我热爱自由的人”。但是，考贝尔历史中还有一些部分，他的女儿并未在公众中被讨论，在被她主要用黑白两色描绘的复杂的战时政治理想蓝图中，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阴暗色调。
要想了解奥尔布赖特，就必须了解约瑟夫考贝尔。两人在学术和情感方面都十分相似，都是睿智聪明、擅长社交的外交家，能说6种语言，可读懂8种文字。考贝尔有一种神奇的生存本能，这种本能使他放弃自己的姓名、公民身份、政治，并且隐埋自己的宗教传统。
考贝尔忘掉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根，还包括二战大屠杀本身。他虽然写过5本现代欧洲史专著，却很少提及二战中犹太人的命运，而这正是他所研究专业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一节。1977年，在他来美几乎30年后发表的专著《20世纪的捷克斯洛伐克及其历史意义》一书中，考贝尔将集中营的存在一笔掠过，至于被阿道夫希特勒几乎完全消灭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犹太人口，他只轻描淡写地提到过十多次，最长不超过三句话。
考贝尔的后半辈子做的是丹佛大学国际学研究的教授，他教欧洲史并指导20几名学生。他的女儿玛德琳是他最专心的学生。是他让玛德琳知道，一个领袖必须以普通人理解的方式把外交政策讲述清楚；在危急关头，除非公民们知道某件事将对他们的日常生活产生影响，否则他们是不会为此而站到一起来的。考贝尔是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埃杜德贝奈斯和外交部长杰恩马萨里克的忠实助手，但他却批评他们对慕尼黑协定的处理方式不佳，因为他们没有向捷克人民解释清楚。考贝尔还认为，如果贝奈斯稍微修饰一下，使他的外表显得更有个性的话，他可以成为一个更有效的领袖。“他那毫无吸引力的外表减弱了他本身的超凡魅力。”考贝尔写道。
在自觉或不自觉之中，玛德琳奥尔布赖特有效地吸收了这些教训。她父亲对慕尼黑事件的分析，成为她一有机会就拿到美国领导人政治餐桌上的东西。把复杂的外交政策问题简化成可贴在汽车保险杠上的小标语，是她最拿手的本领之一。
不同于贝奈斯的是，奥尔布赖特看起来就像个领袖人物。尽管个子矮小，体态也不苗条，她却养成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签名的珠宝胸针，表现出爱国精神的丝巾，还有一顶得克萨斯州的黑色宽边牛仔呢帽，她用这些引起人们注意并感觉到她的在场。她跟已故的驻法国大使帕米拉哈里曼也不相同。这位民主党政治的女性老前辈，在邀请一些富有的名流进入她的沙龙之前，总是先在卧室里征服他们。奥尔布赖特却不是个荡妇。她是在东欧传统文化的熏陶下长大的，她从父母那儿得知，一个女人可以活得既聪明又开心。她小小地卖弄风情，施展着女人的魅力从男人那里获得支持，但却并未疏远其他的妇女。
更重要的是，奥尔布赖特将我们大家赞美的价值观人格化了。作为一个移民，她在成功的道路上比其余的人洒下的汗水更多，这是美国式爱国主义钢铁意志的象征。虽然她生活在民主政治中，并且以率直而著称，但是，正是这种爱国主义与她战时经历的结合，使国会山的保守派们接受了她。
与此同时，奥尔布赖特还一直是某些方面的局外者：一个待在战时伦敦的捷克孩子；战后东欧享有特权的外交官的女儿；抵达纽约时刚11岁的难民小姑娘；丹佛一所奇特的私立学校里仅有的十几名外国人中的一个；韦尔斯利女子学院一帮衣着考究的共和党北方佬中的一个风格独特的民主党分子和奖学金获得者；一个著名而富有的报业家族的儿媳妇，这个家庭从未接受过她，尽管为了使他们满意，她甚至从罗马天主教转入了美国圣公会教派。
她的整个一生都有一种隔膜和特殊感存在，她一直在努力争取合法的身份。60年代，当人们希望年轻的妈妈们待在家里照料家庭时，奥尔布赖特却进了研究生院，学的偏偏又是俄语。寻找工作时，作为一个年轻女性，她不选择教书、护理或艺术史等被认为是“适合”她那一代女性的职业，却匪夷所思地选择了外交政策这一长期被名牌大学男生占据的领域。70年代早期，全国民主党妇女俱乐部的成员请她去指导她们如何在外交政策方面施加更大的影响，然而，她们却极少请她参加会后和姑娘们举行的非正式午餐。
奥尔布赖特在许多方面曾经是，并且依然是连接待与待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的桥梁，在这方面几乎无人能比得上她。在孩童时代，她就渴望使自己的捷克家庭背景融合在美国的新生活中。当她作为一个年轻的母亲进入华盛顿布瓦尔国家大教堂小学的高级董事会时，她努力使学校官员与家长之间获得更好的沟通；在白宫做职业妇女时，她成为自己好战的波兰导师们——布热津斯基（她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老板）和国务卿埃德蒙马斯基（是他给了她在国会山的第一份工作）之间的友谊纽带。如今，身为国务卿的奥尔布赖特，居然不可思议地同保守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杰西赫尔姆斯发展了十分友好的关系。此人的合作或拒不合作可以决定克林顿政府外交政策的成败。当奥尔布赖特在国与国、文化与文化、语言与语言、战区与战区、学校与学校、婚姻与离婚、学术界与政界之间，一步步缓慢地爬上政治的阶梯时，她伸出了自己的双手，与人们交朋友，慷慨地与他人分享自己的财富与关系，但与此同时，她也从未放弃自己的伟大抱负，并一直把目光盯在成功上。
许多人问我，在我研究奥尔布赖特的生活时她是否给予了合作，回答是兼而有之。我于1997年元月开始报道这件事时，奥尔布赖特的朋友们反应倒热情。但几周后，《华盛顿邮报》发表了关于她的犹太人血统的故事。奥尔布赖特随即发表声明称，她和她的家人以及关系最近的工作人员，都不会与任何想写她传记的人合作。为了使她改变主意，我给奥尔布赖特、她的兄弟姐妹以及她身边两位最近的工作人员写了封信。我请他们再考虑一下。我说，只有最了解她的人才最有可能画出最像她本人的肖像。9个月里，我未收到只字回信。
然而，当我开始采访奥尔布赖特的朋友和熟人时，国务卿在很感兴趣地关注着我的进展。她的新闻秘书詹姆斯P鲁宾—
杰米曾在不同场合对我说，奥尔布赖特的工作人员正在“重新估价”她关于不同任何传记专家合作的决定，其中的隐义是说，如果我为自己的雇主《时代周刊》撰写对她有利的故事时，他们可能会迫于更大的压力而与我合作。我告诉鲁宾，我从来不会因为某个新闻故事能为我本人或新闻中的主人翁带来好处而动笔，我同样不会因此而写一本书的。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奥尔布赖特的班子开始软下来了。在给稿子润色时，他们为我提供了一份珍贵的文件：奥尔布赖特的母亲曼杜拉考贝尔写的一封长达11页的信。信中无空行，用的是普通钢笔字体。此信使我们得以从当事人的角度了解考贝尔夫妇婚姻生活的细节，以及他们逃离纳粹的详情。信中使用的是不流畅的英语，其中有很多的词句被划掉了。这是一封写给她己故丈夫的令人流泪的情书，是一个妻子想把长期铭刻在心中的生活细节记在纸上的尝试。由于这一代的妇女很少留下书写的文件，因而她们对于世界的看法往往被人们忽视。曼杜拉考贝尔的信证明，为了摆脱他们最终的恐怖，这对夫妇付出了鲜为人知的痛苦努力。然而，这封信从头至尾都没有暗示说，他们离开捷克斯洛伐克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
在离最终定稿不到一周时，我与奥尔布赖特见了3次面，共6个小时。第一次是在2月7日星期六上午，在她家里，那辆有4名保安人员的黑色老式“战车”就停在屋外。当一名保安人员打开前门让我进去时，国务卿正跪在壁炉前煽火，直到木头引燃她才起身。一周后，在国务院她的一间密室里，我们又见了一次面。每次会晤时，奥尔布赖特对自己的生活都十分公开和坦率。她很愿意把经历讲出来，并执意要我把事实的是非曲直搞清楚。她鄙视那些可能会说她坏话的人，并表现得十分好斗。像我母亲常说的那样，她可不是个胆小鬼。有一次，我提出一种令她不快的有关男人和女人的理论，她恳求我说：“别写你自己或者其他的妇女，要写我。”当我向她重复无数个助手都说过的那句话—如果一个故事中有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正确的话，她会把焦点放在那百分之一上——时，她直视着我的眼睛，不带任何歉意地说道：“那就把那百分之一去掉。”
奥尔布赖特没有抽出时间对本书中使用的任何材料表示同意或反对。这里面透露了某些她不喜欢的东西和她不同意的评价。为了准确起见，我根据她的要求同她一起把她称为“犹太人问题”的那部分事实全都过了一遍。
奥尔布赖特任国务卿6个月之后，她访问了自己的故乡——布拉格，并且第一次见到可证明自己家族的犹太血统的原始材料。她双眼含泪，站在市政厅外，诉说着看到自己祖父母的名字出现在平卡斯犹太教会堂的受害者名单上时的感受。77297名在大屠杀中丧生的狱太人的名字都用红黑两色印在了会堂的墙上。
身份是影响和经历——过去和现在——的复杂组合她说道，我总感觉是我的血统和我的过去强化并丰富了我的生活。我总是有一种感觉，我的生活故事也是邪恶的集权制和动荡的20世纪欧洲的故事。”这个说法虽然有点儿广泛，但却十分正确。奥尔布赖特有理由为自己的经历而感到极大的自豪。她是一代移民的一分子，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像她一样，勤劳、乐观、充满理想，靠自己起家。是他们在美国跨入21世纪之时改变了这个国家的面貌。
这也是一个敢于实现梦想的女人的故事。她的好奇心、雄心和要掌握游戏规则并探索新的挑战的决心，使她从童年到中年一直成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她有深沉的智慧，随机应变的本领和判断能力；她是个很好地利用了自己生命中的每一个季节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