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请杨国庆帮我编写书法类书单，他首先排除了大部头艰深专著。他认为，专业的书法研究者应该不会到区级图书馆来查资料。区级图书馆选书既要有经典性，也要让老百姓喜欢看，还得是近几年没绝版的，这并不容易。
蒋勋《汉字书法之美》通俗易懂，适合启蒙，周汝昌《永字八法》略深一点，更精准。关于碑林本身的书籍如《藏在碑林里的国宝》应该会有读者感兴趣，国外的艺术史专家：高居翰、方闻、白谦慎……也值得推介。白谦慎的成名作是《傅山的世界》，但在杨国庆看来，《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更适合大众阅读。很多书法理论与老百姓离得远，而这本书融入日常生活里。白谦慎提出一个问题，平时随处可见的招牌：“公厕”“娟娟发屋”“王小二刀削面”……写这些字的人没受过专业训练，就算不上书法吗？普通人的书写和经典书写的界限，是否应该泾渭分明？
白先生曾在美国高校里教书法课，外国人写汉字完全不懂间架结构，但白先生却能在那些古怪的撇捺中发现书写者的性情。他回国旅行，偶遇一块破烂标识——“公厕”，便走近揣摩那油漆下注的速度和飞白的关系。在乡下见到“娟娟发屋”，他也从那“简单又土气”的逆锋运笔中观察出作者想写好的努力。他不用头脑中的规矩锁住自己，又不端专家架子，不拿章法压制异见，真是了不起的“无分别心”。
由“娟娟发屋”，杨国庆想到儿子豆豆的一幅字。豆豆四岁拿起毛笔，随便写，有时临摹碑帖，有时写自己的心里话。有个假期，豆豆写了大大的几个字“睡觉真无聊”，杨国庆发到朋友圈里，大家都乐了。那时候豆豆才六岁，那是他的心声，运笔支腿拉胯，收笔里弥漫着疲倦，那个“聊”字像是小孩子坐在墙角噘着嘴懒得搭理人。那种神韵，杨国庆自叹写不出来。
小孩子创作就是这样，没有条条框框，容易超出秩序产生好玩的东西，这种无意识的创作每个人在童年时都拥有，长大了可能会失去。朋友们都夸豆豆，有人夸，豆豆就越发来劲，匍匐在地上，一张接着一张，从客厅东头铺到西头。豆豆很享受，他通过疯狂的书写得到快乐。
豆豆上二年级之后，写字退步了，因为他必须在“写得快”和“写得好”之间做出选择。学校老师在意速度，总是催促豆豆写快一些。他们认为豆豆字已经够工整，不用再关注字的好坏。如果老师耐心一点，让豆豆一次写好看，以后次次都能写好看，可是老师就是不允许，这损害了豆豆对书法的热情。
现在豆豆写字频率没那么高，规范意识更强，大多临帖书写，不是小时候那样“我手写我心”。杨国庆告诉儿子：“你不要想那些规范。”豆豆做不到，他小时候那种未被文明社会格式化的天真，渐渐少了。“天真”的消逝让杨国庆感到遗憾。豆豆的变化像是当代人研习书法的普遍状况：书法与日常生活、与真实情感渐渐疏远。
古代有许多情意生动的手迹：王羲之《奉橘帖》惦记给朋友送些稀罕果子。张旭《肚痛帖》肆意狂飙，看着就痛。颜真卿《祭侄文稿》悼念为国捐躯的侄儿，那些涂改的墨疙瘩里全是他的震动。笔墨脱缰，造就不可复制的神品。而当代人习字，笔下往往不是自己撰写的文章，只是抄写现成诗句，情感隔了多层，很难飞逸。
康有为等人曾经大赞北魏“穷乡儿女造像”精神飞动兴趣酣足。古物上面的镌刻，哪怕是不识字的工匠随便刻的，都有一股烂漫之气。汉代居延、敦煌等地出土的竹简木牍，许多是当地派驻官员的书信。竹简上用毛笔直接书写，由于不受流派束缚，那些字迹反而有了“无古无今”的活泼样子，在某些时候甚至超过书法家。
甲骨文出土，马上有人学；敦煌文书重见天日，也有很多追随者临摹。古代不规整的文字遗迹被当代捧得很高，当代的“娟娟发屋”以及幼童书写却被书法界排斥。为什么？假如“娟娟发屋”那张纸是古代的，混在敦煌经卷里，人们会不会视为珍品？
白谦慎提出这个问题，也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当代书法界审美标准和另一个链条紧密相连：参展、评奖、出作品集、卖字赚钱……如果“娟娟发屋”和幼童书写被纳入体系，那不仅仅是趣味之争，还直接挑战了一些人的利益。今天，学院派的字几乎能写得像古人一样“好”。书法系专家们在技术上的研究已经非常精微，细节上几乎毫厘不差。但如果让他们写有趣的有原创性的作品，又有困难。
杨国庆也有这样的困境。临帖时最舒服，就像读书一样，徜徉在文字里面，在幻觉中接近作者，觉得和伟人同道是自己的荣幸。他买了无数碑帖，真品赝品都烂熟。学生作业里的字随便拎出一个，他都知道出自哪个帖。反复地锤炼，碑帖的养分进入骨肉，往出释放时，他提笔先想到大师怎么写。人们评价他的小楷“写得太好了，像印刷出来的一样”。这话其实让他焦虑，像印刷品意味着太规矩。若要抛开碑帖的影响凭空创作，完全素面朝天，玩出点自己的意思，他略微感到局促。
他很少参加书法比赛。比赛就得不停地磨，将一个小稿打磨无数次，请教大师提意见，修改。现在的艺术竞技场就是这样，一幅字尝试各种纸张，一张纸上淋漓尽致，探讨字与字之间的关系，刻意安排所有笔画。他试图做过，但又中途放弃，这种方式好像离自己最初喜欢书法的劲儿有些远了。
他也是三四岁开始写毛笔字。祖父家在太原的“满洲坟”，数百年前，那里曾是满族人的墓地，乱坟荒草，后来又成为流民聚集地。在20世纪80年代，它远不像今天这样繁华，街巷里游荡着“不良少年”。老人怕他出去被欺负，就带他在家里待着，给他写“清明时节雨纷纷”“葡萄美酒夜光杯”，一张大纸两首诗。他玩着，背着，写着。每天下午他从爷爷手里拿到一张纸条“今日毛毛完成，大小仿各一张”，等着父亲来接他。有这个纸条，他才能回家。
七岁，祖父去世，再也没人教他写字。来家的亲戚感慨，这孩子以前字写得多好。父亲说：“早不写了，爷爷一去世没人管了。”这句话刺在他心里，让他难过。做会计的母亲去青岛出差，问他要带什么礼物，他只想要一本字帖。母亲买回来“九成宫”，三十多年过去，他至今都记得那个封面。
那时候一本字帖都那么稀有。如今人们习字非常便捷，在手机App里输入一个字，就看得见历朝历代的写法，这在一百年前简直不可想象。平遥票号里的小伙计，不停歇地手写账单，要写得清晰明白。他们想苦练技艺，手头却没有字帖。看到哪个先生字写得好，或者哪个名人买了中堂回来，就带着薄薄透亮的纸，大老远走去拜访。在人家家里临摹，装订好了，回来慢慢学。解放后，他们顺理成章做了银行会计。其中的一位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了杨国庆的第一位书法老师。
那是在交换业务名片时发生的巧遇，杨国庆母亲发现外单位的老会计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立即替儿子询问。
老会计姓李，爱好诗词，教杨国庆写《唐诗别裁》，写一首讲一首，讲诗的意境，也讲字的构成。空闲时，李老师把面粉放进水里，煮成稀浆糊。他用喷壶在字的背面喷洒水花，拿出一支大排笔，均匀刷浆，贴一张托纸，再换一只棕刷慢慢排扫……在小孩子看来，装裱字画太好玩了，也要一起做。他俩一起挑印泥刻石章。杨国庆开始喜欢逛古玩市场，古书古钱币古瓷器……凡是上面带有古代文字的东西，他都想琢磨。
从关心书法，到关心书法周遭的物质文明，这是他小时候走过的路。现在他教书法，也不愿意把书法局限在纸张上，他要带学生回到书法的原生环境。古代书法镌刻在什么样的器物上面？一起去博物馆吧。
在碑林博物馆，学生好奇这些字是怎么刻上去的。颜真卿写《颜氏家庙碑》时已经七十多岁，不可能趴在石碑上面写。那工匠怎么能保证镌刻得一模一样呢？工匠先用半透明纸蒙在原作背面，用笔蘸取银朱对字迹进行双钩。然后把整个石碑涂黑，打一层薄薄的蜡，再把双钩好的临摹纸覆于碑石之上，使银朱粘贴于碑面，然后按照银朱痕迹进行雕刻。这个过程等于拷贝了两次。为了防止碑上的字和原作有差异，有时工匠会把石头倒过来刻，保证不受自己固有写字习惯干扰。
宝鸡市的青铜器博物馆也值得一去，那里有许多酒器，觚、觯、角、爵……像规律的音阶挺立在玻璃展柜里。精巧的背后是严肃，其造型与官职一一对应。周朝礼制浩繁，端了自己不该端的酒器是大错，职位与尊严决不能随意僭越。周礼中的等级就这样明明白白地铺延在学生眼前。
大型青铜器上有钟鼎文，如果学生们能清楚地看见镌刻的刀痕，知道这些古朴的文字曾诠释了什么信息，以什么样的形态和载体在流传，文字就不再只是书法课上供人临摹的符号。
“仓颉作书，天雨粟，鬼夜哭。”文字的发明摇撼天地。在周朝，大型青铜器是政治家族财富的象征，采集矿物和冶炼难度使得它们只能为贵族所拥有，铭刻文字多是为了官方目的。在整个博物馆中，最耀眼的文字是“中国”二字，出现在镇馆之宝“何尊”的身上。
20世纪60年代，雨后的一天，在陕西省宝鸡县（现为宝鸡市陈仓区）贾村（镇）一个农家后院里，一位寄住在那里的陈姓农民走出家门，看见对面土坡上好像有什么东西反射着阳光。他走到跟前，发现雨水冲刷露出一块金属，找来工具挖出来，居然是个大家伙，于是带回小院清洗干净。这个大家伙厚实稳重，肚内宽敞，立刻被当作储存棉花和粮食的好地方。第二年陈姓农民回老家固原，把铜器交给另一个人保管。过了段时间，保管者在拮据之中变卖了铜器。此后，它便迎来了戏剧性命运。
它高一尺有余，重二十八斤，以“铜”的普通身份进入当地的玉泉废品收购站，论斤结算价格，为农民换来三十元的可喜收入。当时它灰头土脸，收购站也没当回事儿，就把它随便扔在一堆破烂玩意儿当中。后来，一个懂文物的干部在收购站发现它，知道是青铜器，买下来放进博物馆，但依然只把它当作普通藏品。直到1975年，它因外壁纹饰精美被选中赴日本展出，上海专家马承源用手在它的内壁摩挲，似乎有凹凸文字，猜测这件器物大概很不一般。
清洗沉积千年的铜锈，它的底部浮现一百二十二字铭文，详细记述了营建洛邑成周一事，最为惊喜的是四个字“宅兹中国”，这是迄今发现的“中国”一词最早的来源。自此，何尊跃升为国宝，被置于最明亮的聚光灯下，投影仪将“中国”二字成倍放大，美丽的铭文像飘扬的旌旗一般浮动在展厅里。
在杨国庆看来，参观文物的经验对书写十分有益，书法类书单也不应该只局限于书法内部，要把书法和相关艺术还原到历史情境里面，和物质文明串联起来。《汉字与文物的故事》，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都是如此，而扬之水先生的文集，涉及古代的家具首饰、《诗经》中的名物……研究生活中的美，对于研究书法来说也是非常好的视野。
杨国庆小时候并没有机会去博物馆瞻仰真迹。他中学时偶然看见同学姥爷的笔迹，大为惊叹。这位姥爷是赵铁山弟子——南有吴昌硕，北有赵铁山，这让杨国庆感到激动，写了一封信请同学捎过去。“姥爷”八十多岁，本已关门不收学生，见了信中的字，回话让他下周就来。他搭乘了很远的公交去，在“姥爷”家见到赵铁山真迹。“姥爷”问他：“你知道，这个字，这种写法的源头在哪里吗？”杨国庆答不上来。在那个小小的书房里，老人为他展开古代金石碑帖，“我们一起找这个字的根儿，要在根儿上面学”。这是他的第二位书法老师，带他学习篆书以及碑帖。
十余年后，他博士毕业有了工资，最惦记的是买拓片。现在他的书房有点乱，卷轴和拓片堆叠在一起，占满了大桌子和大柜子，多出来的只能卷在花瓶里，挤在箱子里。他跨过木箱，打开抽屉，挑了自己喜欢的一块手工松烟墨，在砚台上研磨。数十圈就很浓了，磨出来的墨像重磅丝绸一样泛着亮光，闻得到清香。给学生送礼物应该用这样的好墨，写起来不滞。写行书，太快了些，是不是对学生有些敷衍？那就写楷书和隶书，写慢一点，各写两幅。不送给写得最好的学生，而送给态度最认真的学生。学生习字的态度在起笔落笔里，藏不住的。有的孩子哪怕写得丑一点，只要认真就值得奖励。这个学期他带了二百多个学生，到学期末争取送出一百幅礼物。“送一幅字，会有一点点人情在里面。学生大概会觉得，老师送我礼物了，我得好好写。”无论孩子还是学生，他都希望他们的书写不要有太多功利的考虑，不一定要成为书法家。在穷极无聊时，在人生的至暗时刻，能写书法，就是一种寄托。
他特别叮嘱我，碑帖书目不能依照网站畅销榜选择，尤其要回避太便宜的版本。古代碑帖因为没有版权，今人可以随便印制。小出版社就印得很糟糕，原碑还是翻刻也搞不清，随便就拿来印，这是最害人的。不懂的人常常就买了这种，因为定价低。还有一些出版社，找到很好的底本，印得却又很糟，总是很难让书法爱好者满意。以前卖碑帖文具有很多老字号，比如北京琉璃厂的荣宝斋，上海的朵云轩、南京的十竹斋等，口碑很好，现在也大都升级转型为“文物商店”，东西越来越贵，一般人也消费不起了。如果从实用的角度看，近几年的那套“大红袍”——上海书画出版社的《中国碑帖名品》，质量非常放心，可以整套购入。他为自己学生推荐的也是这套“大红袍”。
我去旁听他的课。讲台上放着一大桶墨汁，头顶有几个不同角度的摄像头。学生课桌上嵌着显示屏，老师拈笔的手指被放大，同步出现在这里。杨国庆在讲台上写，学生们在自己桌上看得清清楚楚，看见老师拇指甲上的月牙，看见狼毫的根部轻轻翘起一根不听话的杂毛。他送给学生的那几幅礼物，学生欢欢喜喜地领走。其他人“哇”地叫成一片：“老师，我也想要，我也想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