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2016或2017年的某天早上，我母亲独自去我家附近一个大型菜场买菜，按照她事后的讲述，她在一个摊位上挑了几只西红柿，菜贩称好重后，她掏出钱包来付钱。我母亲的动作总是不徐不疾，不太高效。她是个有条不紊、极少犯错的人。尽管她的钱早已按照面值大小排序叠放，但因为她的零钱包很小，纸币要对折两次才能塞入。我根据过往无数次目睹的情形，想象那天她应该也是一板一眼地先把钱抠出来——那都是些小面额的纸币——然后在指间抻开，再拈出一张、两张、三张……直到凑够数目。与此同时，她还会把每张钱的面额读出来。比如说，假如要付的金额是八块五，她就会数：“五块，两块，一块，五角。”然后伸手递出去，再叮嘱一句：“你也点一遍吧。”从来没有商家会再点一遍她的钱，因为人家早就数得一清二楚了。
那天我母亲付过钱后，提着菜贩交给她的袋子就回家了。回到家后她打开袋子，发现里面的西红柿被调了包，换来的几只都是软绵绵、眼看就要坏的，已经无法食用了——起码我们不会吃那样的西红柿。她很生气，无法相信会发生这种事。她当时快七十岁了，头发早已花白。恰好那天我在家里，在听了她说的事情经过后，我让她带我去菜场，找那个菜贩解决一下。我也很生气，甚至想砸了那个菜摊。
然而母亲没有答应我。尽管她很生气，但似乎不知道该采取什么行动。或许我的气愤反倒令她冷静了下来，甚至变得有点儿胆怯，可能她担心我会做出过激的行为。而那个菜场很大，光是卖西红柿的摊位就有十几个，只凭她前面讲述的内容，我无法找出那个菜贩来，否则我可能撇下她自己就去了。
我对母亲说，一定要让那个菜贩受到惩罚。但是母亲气愤归气愤，却始终没有回应我的要求。她把装着西红柿的袋子拿起又放下，在厨房里转来转去。终于，她做出了决定，对我说：“你不用跟我去，我自己去找她，跟她再买一份西红柿，然后把这袋坏的还给她，告诉她这么做不对。”
听到她这么说，我瞬间被激怒了。我知道这不是一句以德报怨那么简单，我对她的这种反应实在太熟悉。我感到屈辱、难过、愤怒，甚至是痛恨。我问她：“你为什么要再买一份呢？”她回答：“因为我要吃。”可是我的意思显然是：为什么不理直气壮地去换回来，而是要再掏钱买一份？实际上我清楚她的心理和想法，她的这种反应本该在我预料之中。如果我足够冷静的话，我和她的对话就会像自己和自己对话。我和她其实很像，在某些方面，但又激烈地对立——她做过的很多荒唐事，我都做过性质一样的。所以与其说我痛恨她，不如说我痛恨自己身上和她相似的那些特质。
我接着问她：“那你为什么不到别的摊买，而要再跟一个骗子买？”她马上义正词严地说：“因为我要让她知道，她这么做不对！”我问：“既然她做得不对，你为什么不叫她换给你，而是再付她一次钱？”母亲不回答这个问题，她低下头收拾手边的东西，意思是谈话到此结束。她的这种态度令我更加生气。于是我指责她败坏公德——那个菜贩不会因为她的“高尚举动”而羞愧，而只会为她的愚蠢和懦弱愈加得寸进尺。我说假如我们不惩罚她，下次她还会用同样的方法欺骗其他老人。最后，母亲没有去找那个菜贩，那袋坏的西红柿她扔了，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但它在我心里并没有过去——这里面包含了很多内容，和西红柿无关，和菜贩无关，而和母亲为什么做出那种反应有关。同样的问题也曾长期地困扰着我，甚至至今仍在困扰我。毋庸讳言，我和母亲的关系很复杂，我知道她爱我、关心我，我肯定也爱她、在乎她。可是与此同时，我和她没办法好好相处。如今，我们每年只见几次面，关系反倒融洽了许多。
我记得自己还小的时候，一直很崇拜母亲，经常为她感到骄傲。因为她总是以身作则，牢牢地站在道德高点，并且和大多数人相反，她对自己和家人严格，对外人却和气宽容。她的逻辑性强，擅长讲道理，更难得的是她言行一致，总能自圆其说。于是在那个年代，一般人根本没法从她身上挑出任何道德瑕疵。而和她的高风亮节相比，我身边小伙伴们的父母都显得粗俗贪婪、自私自利，既不懂道理，又缺少尊严。
可是到了二十几岁后，因为在社会里吃了苦头碰了钉，我对父母，尤其是对母亲的感情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我怪她脱离现实，活在自己被灌输的理想世界里，秉持一套荒唐可笑的道德准则处世为人，这导致她根本没有为我进入真实的社会提供任何指导。我刚踏入社会时，虽然已将年满二十岁，心态和观念却幼稚得像个小学生。我琢磨不透同龄人在想些什么，也吃不准他们会对各种事情做出怎样的反应。
我母亲完全相信个人的价值只体现在对社会的贡献上，假如一个人脑子里只想着自己的私欲，那么哪怕他通过合法的手段去追求，在我母亲看来可能也是可耻的，或最起码是可疑的。因而她对我的培养，从不鼓励我去追求个人的满足或实利，相反倒时时提醒我要克己和自律。只要我对这个社会有用，那么无论我在别人眼里是多么卑贱、愚蠢、无能和懦弱，她都会对我感到满意——当我处在二十几岁的年龄，每天吃着现实的哑巴亏时，我真的没办法认识到她身上的这点有多么宝贵——这其实就是一种虔诚的信仰，尽管她是个无神论者。
母亲从没帮过我规划人生，甚至她都没有这种意识——人生还需要规划？社会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嘛，至于能得到多少回报，那根本就不重要，社会不会让一个勤劳的人饿死！所以，无论我是去酒店实习，或是去加油站上班，她一律感到高兴和欣慰。换言之，她从不对我提任何要求，她不需要我对她的物质回报，也不会为我定立升官发财之类的目标。甚至对于成家立室和生儿育女，她也只是偶尔提醒我一下，远远谈不上催促，更别说强迫了。于是我既没有来自家庭的压力，又缺乏从欲望中迸发的动力，我早年的人生便过得自由散漫、茫无目标。我的晚熟是多方面的：我比同龄人更晚看清楚这个社会是什么，也花费了更多时间去寻思自己想要些什么。
今天，我渐渐庆幸于自己的这种晚熟，这是我的父母以及家庭教育以一种阴差阳错的方式给予我的馈赠。或许一个人很早就具有一种目的意识，人生确实会过得更高效，但未必会更丰富和深入。因为当人眼里盯着一个目标时，其他的东西就看不到了。
这部非虚构自述原本以连载的方式发布在黑蓝文学公众号上，从2021年12月开始写作，到2022年7月结束，总共历时大半年，期间我对它的认识和构想也经历了一些变化。它是我对自己精神成长的一次回顾和梳理，其中的一些价值表达，只是我对自己“自我”的一种确立，而不是要向人提倡那些价值。我希望它们能触动读者对人生的可能性的开放性思考，而不是给出“对”与“错”的答案——因为人生并无一个标准的答案。
胡安焉
202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