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7年5月到2018年3月，我在德邦的货运中转场上了十个月的夜班，每天晚上7点上班，早上7点下班，每个月休息四天，工资四千八左右。这份工作比较累，不仅是体力活本身对体能的过度消耗，长期日夜颠倒也令身体得不到正常的休养。这段时期我平均每天只能睡四个小时——不是我不想睡，而是白天睡不着。因为是流水线作业，上班时我们不能无故停下，快去快回地上个厕所还可以，坐下休息则绝无可能。甚至从晚上9点半到第二天早上7点的这九个半小时里，公司都没有给我们安排用餐时间。换言之，公司是要我们饿着肚子干活。而这只是平常的情况，遇到电商平台大促时我们还要加班。比如2017年的“6 ·18”那天，我们就加班到早上10点多。而且加班也不让我们去吃饭。因为加班意味着货物处理不过来，货场上已经出现堆积情况，这时当然更不能放我们走。所以我每天都随身带着饼干去上班。我还买了一只三升的水壶，夏天每晚要喝掉满满一壶水，但一般只小便一次，甚至还试过完全没小便——喝下去的水都从汗腺排出了。我的T恤和短裤常常连续几个小时完全湿透。
我是德邦的正式工，不是外包公司的临工，但劳动合同却是和第三方劳务派遣公司签——只有组长以上级别才能直接和德邦签合同。这是行业普遍的情况而不是只有德邦这样。当时我们的工作地点在佛山，公司却帮我们购买深圳的社保，所以我们看病买药从来享受不到医保的福利，公司也从没把医保卡发给我们。工人很可能不受到劳动法的完整保护，但是我起码问了二三十个同事，他们对此都漠不关心。
物流工作是争分夺秒的，每天半夜发往不同城市的货运计划排满了时刻表，我们的工作稍有懈怠，一批快件就可能要在货场多滞留一天，工人的吃饭和作息很难兼顾，这个活你不干，还有大把人来干。
我组里的同事主要来自贵州、四川、湖南、广西、江西以及广东省内，其中来自贵州的人数比重较大。开始时这很出乎我意料。我记得早年广州的外来工约有一半来自湖南，其次是广西、湖北、河南、四川和江西等。而贵州的外来工原本很少，几乎碰不到。因为贵州到广东的交通不方便，费用也不便宜。后来和这些贵州的同事聊天我才知道，2015年贵阳到广州通了直达高铁，票价只要一百多元（今天已涨到三百多元），所以来广东打工的贵州人才多了起来。这大概又是全国一盘棋的宏观战略。因为广东缺劳动力，而贵州缺工作岗位，两省在人力资源和就业机会上正好互补，这就叫“办法总比困难多”。所以那些人才会说：这个活你不干，还有大把人来干。不过话又说回来，不是每个想干这个活的人，最后都能坚持下来。总的来说，到我们这儿来应聘试工的人，最后会留下来的也就一半左右。
和之前做网店相比，德邦的这份工作才是我的“舒适区”。在这里我不需要和人交际，只要埋头苦干就行了。体力劳动不涉及价值判断，它和脑力劳动不同，我对于工作的内容，以及干活的方法、目的和意义等，不存在认不认同的问题，因此我不会产生抵触情绪。此外每天把力气用光、筋疲力尽地下班，对我的精神也大有益处。我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了自己的劳动价值。当我把一件货物从这边搬到那边时，这种价值不是抽象的——它比脑力劳动的价值更即时、直接、具体和诚实——我领到的每一分钱都因为我付出了力气。
我们货场工作区的面积为六点七万平方米，约等于九个足球场大小，底下垒起了约一米高的平台，我们就在平台上干活，而货车则停靠在平台边上等待装卸。概括来说，我们货场的任务是把本地揽收的货物快件，按照不同的发往目的地进行卸车、分拣和装车，同时把外地运来的货物快件，按照不同的下级中转场或营业站点进行卸车、分拣和装车。其中负责装卸车的工人最累，但挣得也最多。叉车工则相对轻松，只是操作叉车搬货，而不是人力搬货，负责把卸货区的货物传送到分拣区，以及把分拣好的货物传送到装车区。不过货场上需要传送的货物数量和种类非常多，叉车工的收入完全计件，要机灵且脸皮厚才能挣到钱。而我从事的理货是货场上人数最多的岗位，负责货物快件的传送、分拣、拆包和打包等工作，尽管收入不高但胜在稳定。
在物流园上班确实很利于攒钱，因为每天干活累且时间长，平常没机会也没精力去花钱。我们物流园在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位置比较偏僻，周围没有什么消费场所，物价也远比市区低。我住的单间月租四百块钱，公司饭堂十块钱能吃饱（肉菜称重，米饭和汤免费不限量），所以我每个月都能攒下三千多块钱。我总共干了十个月，虽然春节时花了些钱，但也差不多攒下了三万元左右。
2018年3月，因为私人原因，我辞掉了德邦的工作，从广东搬到了北京通州。还是通过“58同城”，我在顺丰找到了一份快递员的工作。去到北京的第五天，我已经在顺丰试工了。很多人说送快递累，其实远没夜班理货那么累，而且收入还更高。早知道我之前就该去送快递。我原本以为快递员要频繁地和客户接触，甚至可能要招揽业务，而我对此有所抵触。结果干下来才发现，我应付得还不错。其实负责居民区的快递员根本不用招揽业务，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派件，有人要寄件的话会主动找我们。单纯的事务性沟通并不会造成我的精神负担，只要工作中我不必求人，我就不会有压力。相反每天都有客户向我道谢，这种被人需要且自己的劳动被立即认可的感觉真的很好。
我在顺丰干了六个月，然后又跳槽到唯品会自营的品骏快递。这次跳槽有很多方面原因，或许是我运气不好，在顺丰被分配到一个六十多人的大站点。因为站点人多、负责的区域面积大，到站的快件量也大。于是我们每天早上光卸货、分拣、装车（三轮）和开往各自工作小区所花的时间，就要比一般的小站点多大半个小时。此外顺丰因为要提高收派件时效，每天运来站点的待派快件有五批，同时拉走揽收快件四批，这就是所谓的“送五收四”。作为对比，通达系一般每天“送二收一”。但我们大多数人的工作区域离站点太远，只能靠接驳面包车频繁转运，这挤压了我们的派件时间，也拉低了整个站点的服务数据。
当时我们站点的各项服务数据，每个月在北京的两百五十几个顺丰站点里名列倒数。但是因为租不到合适的仓库，公司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即把我们站点拆分，而是派了个督导员下来，和我们主管共同抓管理，通过强化纪律来提高服务质量。这导致我们方方面面的要求非常严，尤其是每周还要开两到三次晚会。原本我们就要从早上7点干到晚上8点多，碰到开晚会的时候，更要拖到晚上11点多才下班。这就相当于我一天里有十六个小时都投在工作上了。尽管在这十六个小时里，我不是每分每秒都在干活。可是闲着的时间散碎且短促，我们顶多只能在路边的树荫下乘凉短憩，却无法利用这点时间来做别的事。我觉得这对我的时间占用太大，而且顺丰的工资并不比别家高。那么既然有更好的选择，我想实在没必要在顺丰死磕到底。事实上我离职后不久，那个顺丰站点就拆分了。
2018年9月，我入职了品骏快递。当时我没有料到，自己会见证这家公司的解散。在品骏干活要比在顺丰自由得多，首先下班后不用开什么会，其次工作中也没有那么多要求和限制，尤其是不会有管理人员每天打电话来提醒我手上有几个快件即将超时。在品骏快递，当天的快件当天送出去就行了，没有具体的时间限制。而揽收唯品会的退货虽然有时间要求，但相对比较宽松，不会像之前在顺丰时，经常碰到早班货绝对无法按时送完的情况。
不过因为单位区域的快件量相对小，品骏每个快递员的负责区域非常广。我在顺丰的后期，其实就只负责一个半小区，总共不到二十栋楼，外加一个工地。这还是因为我工作所在地颐瑞东里已经靠近六环，那里的人口密度较低。要是换了更靠近中心的城区，每个顺丰快递员可能就负责一个小区里的几栋楼而已。但是在品骏，我一个人要负责八个住宅小区、两座写字楼、两个大型商场和两个创业园，以及无数的沿街商铺。因为我要在路上花去不少时间，所以在品骏，我平均每天的收派件量只有一百件左右，遇到平台大促时也只有两三百件。为此我们的单件派件费要比其他快递公司略高，否则公司就请不到人来干活了。我们公司其实一直都靠唯品会输血，而这也是我们最后被解散的原因：我们的快件量始终提不起来，导致单件派送成本过高。
我在品骏的平均月收入七千元左右，和附近送餐员的平均收入差不多。但干送餐要自备电动车，而且经常要一边接电话一边逆向行车或闯红灯。事实上送快递远比送餐安全，我就目睹过好几次送餐员的交通事故。有的人可能以为，送餐员出事故是因为他们贪心，假如他们愿意少干点、少挣点，严格遵守交通规则，那就不会有意外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送餐员的单件报酬并不固定，而是采用分级制。比如你这个月送了一千五百单，每单的报酬就是八块；送了一千二百单，每单的报酬是七块；只送了一千单，每单的报酬就只有六块……所以你少送一点，可能不是比别人少挣一点，而是少挣很多。你的领导可能也不喜欢你，因为你拖累了站点的数据表现，并且在高峰时段不能有力地分担订单压力。那这份工作你干着还有啥意思？说白了就是不适合你。与此同时，平台对每个订单的时效要求，是通过大数据分析得出的。也就是说，你的同事都在逆行闯红灯，算法就会判定逆行闯红灯所达到的时效是正常水平，并且也以此来要求你。假如你达不到，订单超时了就要被扣钱。久而久之，那些动作慢或遵守交规的送餐员，因为挣得越来越少，最后只好另谋出路，留下来的则都是玩命的。这些玩命的为了多挣点，会一天比一天更玩命，平台算法也随之一天比一天提高对所有人的要求。这时你加入这个行业，身处这种环境中，面对的就不是能不能保持定力、控制贪欲的问题，而是这份工作适不适合自己的问题了。
我在品骏快递总共只干了一年零两个月，到了2019年12月，唯品会解散了这家全资子公司，包括我在内，全国四万多名品骏快递员全部被遣散。我领到了公司的“N+1”补偿，加上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和退回的押金，合共约三万块钱。这时我手上大约攒到了十万元，是我人生至今为止的财富巅峰。恰好也是在这个时候，首轮新冠肺炎疫情从武汉爆发，一时间人心惶惶、百业萧条。2020年春节过后，通州区街上的行人减少了至少三分之二，公交地铁也不再拥挤，很多我熟悉的商铺陆续倒闭。这种状况直到2020年下半年才逐渐缓解。
自疫情后我就没有上过班了。很幸运，这时我的写作有了一些读者，签了出版合同，也收到一些稿费。2021年9月，我搬到了成都，并居住至今。不得不说，不上班的感觉真好：每天睡到自然醒，想喝水的时候可以喝水，想上厕所的时候也可以上厕所。之前我在送快递时，因为上厕所不方便，每天早上我根本不敢喝水。饶是如此，还是有很多次，我被迫钻进小区角落的树丛后面小解——当基本的生理需求都得不到保障时，文明不过是一种奢谈。
在这部围绕我工作经历的自述里，我记录了自己从学校毕业至今，合共约二十年里从事过的每一份工作，以及我的一些经历、见闻、思考和感受。尽管已经发生的事情无法改变，但我不想辜负自己走过的每一段路。那些当年没有来得及消化的内容，值得我今天重新去审视。除此以外，有些事情一旦写下来、坦露在阳光下，就会变得容易面对和克服。无疑我身上有很多局限，有些我能意识到，有些还没意识到；有些我希望克服，有些则似乎保持也挺好。对于有些我不认同、不喜欢的人和事，我就要尽量和他们“对着干”。我说的“对着干”不是指和他们对抗——我这辈子很少和人对抗——而是尽量成为和他们相反的人，尽量以和他们相反的方式和态度处世。这不是是与非的站队，也不是利与害的计算，而是在美与丑面前的自爱和自重。
和年轻时不同，今天我看待很多人和事时，更看重美与丑，已不太关心其中的是非对错。在我看来，庸俗是一种丑，狭隘是一种丑，虚伪是一种丑，傲慢是一种丑，自私是一种丑……人生的方方面面都关乎审美。因为美统率真和善，也本质于真和善。而写作（也包括阅读和思考）对我来说，是亲近和向往美的途径。在写作中，我渐渐看清楚真实的自己，并反省自己，也学会了肯定和爱自己，并由此通往内心的平和、坦荡、充实和满足。今天我提到职业无分贵贱时，不是在自我安慰或自欺欺人。不同的职业当然有不同的重要性，但职业本身没有哪种相比其他更高贵或卑贱——人的尊严不是由其职业，而是由其整体的言行信念所构成。而卑微在我身上如影随形，恰是因为我始终坚信自己的高贵。这就像有些人表现得很傲慢，恰是因为其内心很自卑。无论如何，我已经走到今天，我希望正视自己的缺陷和错误，但不会以否定和消极的眼光看待自己走过的路。因为照目前的情形来看，我还会继续走下去。
显然，我也没能免俗，在全书的结尾总结了一段文字。这些都是我今天的信念，并非与生俱来，也经历了从浑浊到清澈、从怀疑到坚定的过程。或许听起来有些像鸡汤，其实如果我可以选择，我希望没有出生到这个世界；如果我有孩子，我也希望他（她）的人生不要像我的。只是和所有人一样，当我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时，我已经在这个世界上了。如果我不存在，当然就不会思考——只有存在的人会思考存在的意义。这像是一个悖论，或是一个恶作剧，尤其是当得出的结论是存在并无意义时。可是如果答案只有一个，即存在肯定有某种意义，那么这才是真正的鸡汤。我觉得人生就像一种疾病，天然地存在种种病症或缺陷，因此并不完满。至少我没见过完满的人。这种不完满永远无法完全弥补。而我的所有努力，都建立在这一认识上。
在德邦工作时我的右手（摄于2017年）
给分拣台上我的手套做的记号（摄于2017年）
临河里站点早上卸货分拣（摄于2018年）
滨江帝景小区外试工（摄于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