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在大关邑时，当年烘焙店有一个组长，已经跳槽到下关一家专营鲜花饼的电商公司，当上了生产车间的厂长。他的生产车间在小关邑，和我住的大关邑相距不到一公里，偶尔他会来找我喝酒。这会儿他正准备结婚，打算婚后辞掉工作，搬到他老婆家那边，自己开一家烘焙店。他听说我在摆地摊，就问我有没兴趣帮他的忙。他老婆是宾川县州城镇人，刚在宾川县宾居镇的一所完全小学找到一份语文老师的工作。
为了这件事，我和组长商量了几个月，2015年春节前后，我们还结伴到宾居镇实地考察了两次。宾居镇离下关约有五十公里，但没有客车直达，我们要绕一圈远路：先在大理汽车客运站坐小巴到宾川县，路程约六十公里；再从宾川县城（金牛镇）坐一趟乡村公交到宾居镇，路程约二十公里。
其实我并不想到组长的店里帮忙。他和我是很不同的人，这包括性格和观念等方面，也包括对生活的认识和态度等。我不想和他太深地捆绑在一起，更不想对他许任何承诺。他也不会毫无保留地把技术传授给我，这方面在之前共事时我已经看得很清楚。所以我提出和他合租一个店面，但分开各自经营。他考虑后同意了。后来他找了他老婆的一个亲妹来打下手。而我则选择了经营辣卤鸭货和冷饮。
店面租下来后，我在下关美登桥北的集市以及京东上采购了需要的设备：一台手动饮品杯封口机、一台车式冷藏熟食销售柜、一台二百二十八升的卧式冷柜、两只电磁炉、两张不锈钢工作台和一组不锈钢置物架。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商用烹具。然后我们到金牛镇找人做了门头和店招。在找住处这件事上我费了些周折，好不容易才问到宾居镇中心卫生所对面的一户农家，他们院里有一排空置的板房愿意出租，一个房间一年的租金是一千二（厕所和浴室在楼下院子里）。这排房子是由水泥预制板搭建的，屋顶没有隔热层，到了夏天会非常热。可是我没有别的选择。这个镇几乎没有外来人口，因此也几乎没有专门的出租屋。
2015年4月，我们两个店同一天开张，店址在镇中心的新街上。新街才刚修好不久，实际上不是一条街，而是由一竖两横三条总长约一千米的路组成的街区。“街”在本地方言里指集市，宾居镇修建新街的原因是镇上的老街太狭小，已经不能承受日渐扩增的集市规模。
宾川县每周七天都有集，每天摆在不同的镇上，其中宾居镇的集安排在每周二。这天是镇上最热闹的一天，下面村子的居民会上来采购物资——这里说的热闹只是相对平常的冷清而言，毕竟宾居镇总人口才三万多，赶集时能来个两三千人已经很不得了了。
我卖的鸭货都是些常规品种，比如鸭头、鸭脖、鸭肠、鸭胗和鸭腿等。此外还有一些素菜，比如莲藕、土豆、海带、豆干等。开始时我还做泡椒鸡爪和花生米，但买的人不多，后来就没做了。因为镇上采购不到生鸭料，我买了一辆二手的电动车，每周去县城采购两次，每次来回四十公里。而在冷饮方面，除了即点即制的珍珠奶茶和冲调果饮外，我还每天煮制桂花乌梅汤、椰汁西米露、绿豆海带糖水和冰糖银耳羹等。这些甜品原来在宾居镇上是吃不到的。之前宾居镇只有一种叫凉虾的甜品，其实是凝结成水滴状的米浆粒，泡在红糖水里卖，一碗一块五。
当年我在朋友圈里记下了自己的工作方法和作息安排，其中有图片也有文字。假如没有这些记录，今天我肯定想不起很多细节了。这是我从朋友圈里整理出来的：每天早上8点起床，先把头晚泡在卤水里的鸭货和素菜煮熟、上柜，9点半开门营业。假如这天要去县城采购，则卤货先泡在卤水里，等回来开门时再上柜。开门后开始煮甜品。下午1点后开始做第二锅卤货，一般我每天做两锅。傍晚6点把泡过的第二锅卤货上柜。晚上8点半开始准备第二天早上的鸭货，解冻、洗净、焯水，在晚上10点左右泡进常温的卤水里。11点打烊，处理剩下的食材并搞卫生。12点后回住处洗澡、洗衣服。凌晨1点过后返回店里，1点45分睡下。这是夏天的情况，因为我住的板房白天经太阳暴晒，到了晚上仍热得无法入睡，所以我习惯回店里睡地板。
按照设想，我经营的品种除珍珠奶茶和果汁外，其余都是宾居镇上原本没有的。而珍珠奶茶和果汁我卖得比别家便宜，味道也不比他们差（不是我做得好，而是他们也做得很一般）。那么尽管宾居镇只有三万多人口，住在镇上的估计只有几千，但养活我的店应该不成问题。何况每周二还有个集，下面村子里会有人上来赶集。我想只要这个店能盈利，我就请一个小工——我可不想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在宾居镇上请小工花不了多少钱，省下来的时间我可以写作。宾居镇周围的自然环境对我很有吸引力——我在城市出生和长大，还从没在乡村环境里生活过——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异质生活”。
不过就如人们常说的“理想有多丰满，现实就有多骨感”，我的预期不久就落空了。或许因为我的卤货定位在零食而不是熟菜，对标的是绝味、久久丫和周黑鸭这些。而零食在宾居镇上并没太大市场潜力，因为这里的年轻人很多外出打工去了，留在本地的大多是中老年人。但是假如我把定位调整为熟菜，则镇上已经有一家卤肉店了，就开在菜场旁边。我要和它竞争的话位置处于劣势——从老街那边来菜场买菜的人，并不需要经过我的店。再说如果我改做熟菜，那和饮品就不那么兼容了。而我在饮品上的营收其实和在卤货上的相差无几。而且饮品的制作工序不像卤货那么烦琐，我不想放弃容易挣的钱，去挣那难挣的。
可是我也不能改为专营饮品，因为新街上还有两家饮品店，开业时间都比我早，离我的店只有两三百米。他们的经营面积比我大，均设有堂食的桌椅。而我的经营空间只有几平米，只够作为我的工作区，因此只能做外卖店。镇上的居民更喜欢光顾另外两家饮品店，他们到饮品店是为了打发时间，一般是三三两两结伴去，坐下聊天打打牌。我提供不了休闲的场所，就只能依靠价格的优势，毕竟我的成本也比较低。故此每周二赶集那天我的生意最好，因为来赶集的人喜欢边走边喝，他们不想耽搁时间。
宾川县非常干旱，20世纪90年代的“引洱入宾”工程把洱海水引导到宾川，才解决了这里的用水困难。宾川县同时是大理州最炎热的一个县，至少我感觉比下关热多了。夏天的时候，有赖天气的加持，我的饮品销量还可以。而且饮品的毛利率也比较高。可是入秋之后，天气逐渐凉快下来，饮品就没那么畅销了。至于卤货方面，半年过去了，销量不但没有增长，反而还有所下降。这可能是本地人尝鲜的劲头过了。毕竟镇上的年轻人不多，中老年人对零食又没啥兴趣。而年轻人，尤其是下面村子的年轻人，更喜欢上县城去消费，而不是来镇上消费。因为县城远比镇上繁华，消费选择要多得多。宾居镇的人口分布得很散，有些村子去县城比到镇上来更近。这时我才意识到，假如我只做外卖，到了冬天基本就可以歇业了。开店的时候，我考虑得不够周全，这时我想在冬天改营热食，比如麻辣烫之类的。可是我的店没有空间，总不能让顾客站在路边吃热食。
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音响器材期刊的主编又来游说我合伙做网店了。尽管之前的进口零食店没开成，但我和他一直保持着微信联系，他知道我到宾居镇开店的经过。这时他帮我分析处境：宾居镇是个小地方，几乎没有流动人口，市场不会有太大变化。而新街已经修好大半年，我作为首批商户也经营了半年多，从这半年的情况已足以推断将来的前景。我的经营面积小，资金又有限，继续做下去的话，挣的钱比打工还少。而且我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连读书写作的时间都没有，这并非长远之计。尽管他的这些分析有自己的目的，但我认为并非没有道理。于是考虑了一段时间后，我接受了他的建议。2015年年底，我和合租店面的组长协商，他接手了我的小半边店面，并入到他的烘焙店里。然后我离开宾居镇回到广州，和主编一起做起了网店。
这次开店虽然没有成功，但因为我的投资很小，最后结算时并没有亏钱。当然，我没有把自己的工资打入成本里。我并不觉得浪费了时间。在我看来，人生不是一条通往某个目的的途径，而是所有的经验、感受、思考和领悟本身。因此只要是认真度过的日子，我都不认为是蹉跎岁月。此外，在宾居镇开店的半年多，是我至今仅有的农村生活经验，对我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增广见闻。由于人口总是从农村往城市迁移，所以出生在农村但了解城市的人很多，而出生在城市但了解农村的人却很少。我发现总体而言，那些没有因为读书或打工而离开家乡的农民，他们的品性和观念更多受到传统和风俗的影响，而不像城市人的精神来源那么复杂。他们看待问题的方式和角度、他们感兴趣的事情，包括上网看的内容等，很多都是我陌生的。和他们交流经常会有出乎我意料的认识和发现。
和下关不同，宾居镇的本地人大多是汉族。他们的肤色比较黑，是由于高原上紫外线强，而不是天生就黑。我接触的一些年轻人基本都不务农了，只有在父母忙不过来时才帮一下。他们的营生五花八门：有跑运输的，有盖房子的，有做小生意的，当然也有游手好闲的。他们大多酗酒。在喝酒这件事上，中老年人并不比年轻人收敛。比如在组长的烘焙店帮忙的小姨子，她的公公就喝得很凶。有天他喝醉了骑摩托回家，连人带车栽到了路边的水沟里，幸好只受了轻伤。在农村打老婆好像是一件寻常事，人们并不因此大惊小怪。这个公公也打他的老婆。不过他老婆块头比他大，而且他是喝醉后动手，因此每次反倒要被老婆揍一顿。这些都是他的儿媳告诉我的。我还发现在农活上，这里的妇女比男人承担得更多。但我不清楚这是个别情况还是普遍情况。
宾居镇乃至整个宾川县的主产业都是种植业，尤其是水果种植方面，博得了“水果之乡”的美名，还专门创作了若干歌曲对此进行歌颂。县电视台每天超过一半的时间在播放各种栽培营养液的广告，没完没了地念叨什么海藻提取、非洲原料、德国研发之类的广告语。在宾居镇最广泛种植的水果是提子。提子对储存和运输有很高要求，一般收购商会自带工人来装箱，果农则只负责采摘。但采摘也不容易，既不能伤了果子，又要保证速度。因为采下的果子要立即运走或送进冷库，不能在烈日下耽误时间，所以果农一般采取互助的方式：谁家要采收提子，就提前打一声招呼，到那天大家一起去帮忙，完工后东家招待一顿饭。于是我也跟组长的小姨子说，她家哪天要收提子，就把我喊上，我想去帮忙。但她当即就拒绝了我。因为我从没下地干过活，她怕我造成的破坏比帮上的忙还大。
我发现本地人普遍不重视教育。可能他们意识到，通过接受教育改变命运的，只有成绩最好的那百中之一或千中之一。没有那样的天赋还是早点干活好，以免被耽误了人生。而且在教育上，这里的家长既无力指导孩子，又找不到家教资源。所以除非孩子真的特别优秀，否则大多不会选择升学之路。我了解到这些是因为组长的老婆就在小学里做老师。她几乎每天回来都要诅咒那些不配合的家长，以及作为报复她是如何为难他们的。她小小的身躯里充满了恨意，以至于有时面目狰狞。我甚至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她的学生普遍不爱学习，或许是被她这副狰狞的面目吓到了。
当然这么想可能错怪了她。我相信有些家长确实轻视教育、轻视学校，乃至轻视作为教师的她，还为她增添了额外的麻烦。而她就是那特别优秀的百分之一，考上了位于昆明的云南师范大学，最后回到家乡从事教育工作。至于她算不算改变了自己的命运，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她唯一的亲妹则资质平平，读完初中后帮家里干活，很早就结了婚，已经有一个孩子，现在来姐夫的烘焙店里打下手，每天边干活边和我聊天，帮助我了解农村的方方面面。此外我和她老公都帮她批改过学生的作文。我发现超过一半的学生作文其实抄袭自作文选，甚至有不同的学生摘抄了同一段的情况。这些抄袭作文很好分辨：内容一般都脱离孩子的实际生活，空洞地抒情或说理，但着眼点很高、大局观很强。组长的老婆告诉我，不必太认真对待这些作文，因为毫无意义。她好像也有一两个喜欢的学生，并且只认真对待那一两个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