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待了一年，工作是九九六，几乎每天要加班，所以除了上班以外，别的事情我都放下了。写作已经完全停顿，阅读也是断断续续，并且只能读进一些不费脑的书。不过当时我也没怎么为此焦虑。或许因为工作忙，加上换了新环境和新工作，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去适应，这分散了我的注意力。
我先是在喜士多找了份工作。当时我落脚在徐汇，公司就把我分配到了徐汇的一个门店里。这个店本来连店长在内有四个人，都是女的。我去报到时，店长对我说，她向公司申请一个男工，是为了安排上长期通宵班。因为女工上通宵班有一定安全风险。而我上通宵班的话会有一些额外补贴，一个月下来可以多挣四五百块钱。我说没问题，我愿意上通宵班。
通宵班要接待的顾客很少，主要负责晚上收点一次货品，然后搞好店面的卫生，尤其是熟食车要清洗干净，然后在天亮前重新准备好关东煮、麻辣烫、包点、咖啡和豆浆等。我在这个店上了大约十天班，有一天早上，我正好独自在店里，这时进来一个中年妇女，她说自己是附近一家竞技自行车店的老板，问我有没兴趣跳槽到她的店去。她告诉我店里的收银员刚刚因为贪污跑了。她还说，她已经把附近几家便利店的收银员都招募了一遍，不过暂时还没有人答应她。
下了班后，我应邀到她的店去参观。竞技自行车是我完全陌生的领域，之前我只听说过捷安特，但也仅仅是听说而已，从来没有进店逛过。她代理的是一个美国品牌，我看见店里主推的车型标价从几千到三四万都有，最贵的一辆特别涂装公路车甚至标价八万多。
当时我在便利店的工资是三千多，我住的隔断房租金是一千五，此外上下班还有通勤费用。而自行车店开的底薪是三千，在此基础上有销售提成，还可以让我住到店里——最吸引我的其实是住到店里这点，我可以省下房租和通勤费用，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我感觉自己挺幸运的。
自行车店当时有两个全职店员，以及一些周末来帮忙做销售的兼职。我对竞技自行车一无所知，因此工作中经常要向他们请教。而他们对我都非常友好，总是知无不言。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比我之前烘焙店里的同事要慷慨和无私得多。我在上海接触到的年轻人大多很讲礼貌，也有教养，和人相处时大方得体、分寸感很好，既不会过度热情乃至于霸道，也不会处处提防而显得冷漠。下关的年轻人则比较简单和天真，但人际分寸感不强，比如经常强迫我喝酒或跟他们一起去玩；他们对熟人往往过度亲热，而对陌生人却比较冷淡和回避。我发现这些差异并非完全出于个体的性格特点，很大程度上受到城市和乡村不同的社会文化塑造。这里要说明一下，今天的下关已经高度城镇化，但我当年的几个本地同事，他们的父辈都还是农民。因为城市是一个分工合作型社会，人际交往既必需又密切，而礼貌和教养可以使个人更好地融入群体，由此获得更多资源、机会和帮助。即使在文明程度不高的年代，城市人起码也更外向和热情。农村则属于宗族社会，经济上相对自给自足。农民主要是看天吃饭，而不是从广大社群中寻找资源和机会。所以总的来说，农民的性格更内向和保守，农村也比城市更排外和封闭。
我发现自己身上兼有城市和农村的一些性格特征。比如礼貌和教养方面，我和上海的年轻人很像。这方面我是从母亲身上学到的，她肯定潜移默化地影响过我。可是我同时又很孤僻，非常不喜欢交际。我缺乏把握人际距离的能力，总是担心自己对别人表现得过于亲近，会让人觉得我有所图谋或自作多情。哪怕对方明确表达了对我的好感，我也仍然会害怕：我怕对方没有看清我的真面目，怕最终证明所谓的好感只是一场误会。于是为了避免令人失望，以及可能造成的对我的羞辱和嘲弄，我宁愿和人保持一种生疏的关系。这一点我可能受到了父亲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如何发生的，我现在还想不明白。我肯定不会有意识地模仿他。再说孤僻也模仿不了，它不是一种行为规范，而是一种性格特质。
我父亲的孤僻源于那种老一辈的农民因为离开了自己熟悉的生养环境来到城市，面对城市的陌生、复杂和繁华，心理上有一种无力感，也缺乏归属感。在行为上，主要体现为过度的提防、节俭、担忧、自卑和惧怕等。在城市里只要随便找个农民工接触一下，从他们那种沉默和冷淡的态度里就可以发现这些。
我父亲是贫农出身，复员后调动到广州，安排到单位参加工作。可是他除了根正苗红、出身纯洁以外，不具有任何专业技能。对于单位的业务来说，他其实是个可有可无的闲人。后来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他单位的性质也从事业变为企业，并且实行自负盈亏，于是他难免更失落和忧虑了。他几乎不会说广州话，像打球、打牌、打麻将之类要和他人合作参与的娱乐他通通不会。实际上他几乎不交际，下了班后从不和同事来往。他的人生过得相当乏味——起码在我看来是如此——什么都不想尝试，什么都不感兴趣，身体好的时候一味节衣缩食，身体变糟后则以药替饭。他出生在穷乡僻壤，后来扎根到省会城市，早年老家的人确实羡慕他。可我看到的却是一个不幸的人，在城市里彷徨无依、无所适从，就像只孤魂野鬼。如果他可以“野”一点还好，大不了自得其乐。可偏偏他调动到城市，并获得一份工作，全赖他的“思想纯正”，他的安全感就建立在维持这一“核心竞争力”之上。按道理说，我出生在城市，从没下地干过活，身上不该有父亲的那些性格特征才对。可是我确实有。或许这只是巧合，它们在我和我父亲身上是殊质同相或殊因同果。也或许真的有一种因果影响存在，而我还没能认识到。
言归正传，很快我就发现，自行车店里的两个全职同事士气很差，工作态度非常消极。原来他们已经积累了很多对我们老板的不满，认为我们老板成天瞎指挥，害他们做了很多无用功。此外我们老板要求的工作方式他们也很不认同。我们老板接手这个店没多久，可以说是中途入行，她把自己过往在外企打拼的那套工作风格带到了店里。可是她要求的那一套，起码在竞技自行车这一行里，恐怕大多数从业者都不太能接受。我在她的店里工作了一年，认识和接触了十几个全职、兼职的同事，发现他们都不是因为工作才接触自行车，而是因为本身就喜欢骑车才选择了这份工作。他们确实比较随性，比较在乎个人的感受和喜恶。而这在我们老板看来，大概是属于自由散漫且不求上进吧。不过话又说回来，自行车行业或许也没有很大的上进空间，很难想象一个不甘人后、力争上游的人，会委身这个不温不火的行业。
我那两个全职的同事很快就离职了，后面来的人也换了几拨，于是短短几个月后，我倒成了店里资历最老的全职员工。或许因为理念上的冲突，以及我们老板自身的缺点，比如她经常信口开河，乱许承诺，事后又出尔反尔，情绪管理方面也很糟糕，于是我的历任同事几乎都站到了她的对立面。其中有些人出于贪心和泄愤，就偷起了店里的东西来。我到这个店打工，并不是因为喜欢骑车，店里的货品对我没有吸引力。可是对于有的人来说，店里的装备、工具、保养品、零配件等，甚至包括整车，都是充满诱惑的宝藏。
需要说明的是，我比我的同事更能接受我们老板的工作风格。我和他们的情况不一样，我比我的老板更不懂自行车，我不会像他们一样把她看作一个胡乱指挥的外行。之前我在喜士多的收入比在自行车店低，工作内容也更枯燥，所以我其实挺庆幸得到这份工作。而且总的来说，我的老板对我很好、很客气，甚至有时很尊重，令我受宠若惊。毕竟我不像其他同事，在竞技自行车领域我既无专业知识也不掌握技能（后来通过参加公司培训及同事的指导终于掌握了一些）。可是另一边我的同事对我也很好，可能因为我性格温和、任劳任怨、不争不抢，所以他们平常都很关照我。再说我和他们都是打工人，在资方面前我们是天然的同盟。于是在同事和老板持续不断的劳资矛盾中，我始终保持中立，不想卷入其中。
最初的几个月还算顺利，毕竟我还是个新人，同事不会让我代为出头，老板自然也不会叫我去督促别人。他们对彼此的不满，我都装聋作哑，假装看不见。我也不举报偷东西的人，因为假如我举报，就会被大家孤立，那我在店里的日子就到头了。何况老板之所以能成为老板，就因为她不是一只温驯服帖的绵羊，而是一头蛮横好斗的公牛。总的来说她是那种百折不挠、永不言弃的人，她不惧怕和任何人斗争。而且她确实比我们有更多的选择和手段。毕竟她手上有资本，用惯常的话来说就是有更大的主观能动性。她会钻空子，也会克扣，或让我们无偿加班，以及对我们光承诺不兑现等。我真的说不清楚她和我那些同事谁比谁更不对。不过与此同时，随着我在工作上渐渐上手和熟练，我的收入也有所增长。后来有新来的同事也住到店里，我因为不想和别人同住，索性租了个房子搬了出去。到了2014年春节时，中介通知我房子要被法院没收，我还被迫搬了一次家。
我们店每天营业十二个小时，假如关门的时候店里有客人，我们就要延迟关门。关门后我还要加会儿班，把挪动过的车归回原位，以及做好当天的流水账，发到老板的邮箱（我名义上还是收银员）。我每周休息一天，实际周工时长接近八十个小时。虽然写作和阅读我都停下了，但跑步却没有停。实际上我跑得更讲究了，不仅用上App记录数据，而且运动强度和计划性都有所提高。此外我还去骑车，我骑的是店里的活动用车，一般晚上在龙腾大道附近骑。跑步的话我几乎都是绕体育馆跑，每次跑一个小时，里程在十公里左右。我还试着跑过一次二十一公里（半马），花了两小时零五分。我经常深夜去锻炼，哪怕在冬天，我也是下了班后晚上10点多或11点多才出门。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精力那么好，可能在工作中越是压抑，下班后就越想宣泄。
尽管我不想卷入同事和老板的纷争，但随着人员的不断更迭，我越来越难做到抽身事外。因为我入职时间最长，新来的同事就拜托我去和老板交涉，他们认为老板更听得进我的话。而老板这边也开始要求我以前辈的身份管教新同事。有一天，她甚至试探地问我，把我升为见习店长好不好。她大概想到，假如要我督促同事，而我又没有任何头衔，别人未必愿意听我的。可这实际上是把我置于一个我最害怕的境地——假如我执行老板的命令，就无法避免和同事为敌；假如我站到同事这边，就得承受更多老板的压力甚至追责。
我拒绝了老板的提议。尽管如此，接下来的日子我注定会越来越难。当时的情形是两边都信任我，而我两边都不想辜负。可是他们却随时可能发生摩擦，到那时我就会被夹在中间，两头都不讨好了。我不喜欢硝烟弥漫的人际环境，我怀念之前在下关的日子。可是有利益的地方就有斗争，反之没有斗争的地方也没有利益——我在上海干一个月相当于在下关干三四个月——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下关的同事，尤其是物业部的那些同事，是那么心平气和且与世无争。
正好在这个时候，当年音响器材期刊的主编问我有没兴趣一起搞些生意。我和他在2006年之后就再没共事过了，后来他离开了媒体行业，和朋友合伙做生意，现在是一家生产倒车摄像装置的小工厂的小股东。他听说我想回下关，便提出和我合伙，做些小买卖，由他在广州负责发货，我则在下关负责经营。经营内容我们粗略商定是进口零食，这在广州的一德路有货源。于是在2014年5月，我辞掉了自行车店的工作，再次回到了下关。不过要说明一点，当时无论有没有主编的提议，我都打算从自行车店辞职了。夹在同事和老板的冲突中间使我度日如年，我调解不了他们的纷争，也无力曲意逢迎。
这次回下关我想换一个住处。上次我住在下关南区的中心，生活虽然便利，但离洱海稍有点远。再说我原来住的那个房子估计早租出去了。重新找房子的话我要先找个旅店住下。于是在出发前，我提前在古城订了个床位——古城离下关不到二十公里，坐公交只要一块五——这时正值旅游淡季，六人间的床位只要十块钱（或五块钱，我记不清了）。我选择落脚在古城是为了省钱，下关的旅店没有床位房，住标间的话最少要三四十块钱。可是我万万没有料到，这趟我不但没有省到钱，还被人咬了一口。
当时我订的旅店其实在城外，离古城北门几百米。那天早上我从大理站出来，先在下关看了一天房子，傍晚再坐8路车到古城。8路车的总站离我订的旅店很近，走路十分钟左右，这些都是我计划好的。我在旅店的前台用App登记了入住，然后立即洗了个澡。这时天已经黑了，我打算在床上坐一会儿就睡觉。可是前台的大哥突然走了进来——床位房没有装房门——叫我出去和大家聊聊天。他不是以征求的语气问我想不想聊天，而是直接喊我出去。说完他就走了，甚至没等我回复。我有点吃惊，不过马上就恢复了冷静。我知道在古城这种地方，大家都抽离于日常状态之外，像这样自来熟反倒平常。毕竟大家是出来玩的，确实该放下日常的拘谨和戒备。何况过了今晚大家就各奔东西，那还有啥好顾虑的呢？
在旅店的中庭有一张大桌子，四边的长凳上已坐了十多个人，而我是最后落座的。大家天南地北地聊天，我发现这些人大多已互相认识，显然不是当天才住到这家旅店。前台大哥给大家斟了茶，他说自己是个退伍军人，曾经在某处边境当通信兵。他又说自己不是旅店的老板，而是个义工。这倒有点出乎我意料，那些帮旅店干活换吃住，但不拿工钱的人一般都很年轻，很多属于“穷游族”。但我看退伍大哥有四十多了，这个年龄的义工我可没听说过。当然他可能是老板的朋友，只是没对我们说明。甚至他就是老板之一，但出于某些原因不想向我们表明身份，这都不必深究。他向我们推荐一些第二天的组团旅游活动，诸如包车环洱海或去喜洲或登苍山之类的。我并不是到大理旅游，所以他们聊到游玩内容时，我就旁听不插话。
“茶话会”大约晚上9点多结束，有的人回房间去了，这时坐我旁边的一个小伙，他来自广东中山，邀我出去吃烧烤。前面聊天的时候，他说到自己独自骑摩托车到大理来，这会儿他邀我去看他停在旅店门厅的车。那是一辆前轮向前伸出的白色摩托，造型有点像哈雷，但车把没有哈雷的那么高。我不懂那是什么车，但显然不是常见的通勤摩托。于是我和他还有另一个年轻旅友一起，走路到古城北门外，找了个烧烤摊坐下。不过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后来我得到了教训：不要跟陌生人去吃烧烤。
骑摩托的小伙有心事，可他不肯直白地说出来。而且我有种感觉，他似乎怪我不通人情世故，体察不到他的痛苦。我这方面确实比较迟钝，如果他想得到我的共情，那最好是对我坦诚，别让我猜谜语。不过当时我们聊了些什么，现在我已记不得了。只记得他说话遮遮掩掩，情绪莫名其妙，表情过于丰富。或许他觉得有些话说出来丢脸——那他就别说嘛，偏偏他又要说。结果东拉西扯、欲言又止，听得我云里雾里。原本我对他骑摩托到云南的沿途见闻有点兴趣，以为他会聊到这个，结果他根本不提。或许他惦着自己的心事，一路上啥也没有看到。老实说，他的这些言谈举止，我都归在假模假式的一类里，哪怕他有什么苦衷，我也很难对他报以耐心。此外我心里清楚，明天我就和他永别了，所以不必讨好他。不过我比他年长，应该表现出风度。于是千错万错，就错在他要了一瓶鹤庆大麦酒时，我没有阻止他。当年我在下关上班时，本地的同事最常喝两种白酒：一种是漾濞县产的雪山清苦荞酒，另一种就是这鹤庆县产的大麦酒。鹤庆大麦酒的度数是三十八度，平装卖七块钱一瓶，我喝过几回，感觉劲头并不大。
我这辈子从没劝过酒，这天自然也没劝小伙，都是他自己把酒往嘴里倒的。我并没察觉他有什么异常，毕竟在我看来，他没喝酒时就已经语无伦次了。我们三个人喝一瓶酒，平均每人才三两，我认为问题不大。何况酒是他主动叫的，他总得有点酒量才对吧。结果直到我们叫他走时，才发现他已经完全醉了。他在喝醉之后还一直说话，语速和清醒时差不多，不细心还真分辨不出来。我们想拉他起来，结果很快变成了推搡，最后他发起酒疯，对我们破口大骂，还动手打了我们。我很震惊，同行的那个年轻旅友甚至比我更震惊，我记得他大声喊道：“我服了，竟然有这样的人！我服了！”他一边喊，一边竟然跑掉了，只把我留了下来。当时我头皮都发麻了，我也想一走了之，可怎能撇下一个喝醉了的同伴？——哪怕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古城的北墙外有一条几米宽的护城河，其实是一条从苍山流入洱海的溪，当时是5月份，正好进入丰水期，淹死一个醉汉不在话下。此外还有过往的车辆，尽管那一带有路灯，可保不准他会突然往人家车轮底下扑。我试着过去牵他，结果被他推了几把，还挨了一记耳光。我有点火了，用力把他推了回去，他跌坐在地上，我又心软去扶，不料他突然抱住我的小腿，在我膝盖上方咬了一口。他咬得好狠啊，我的血都渗出来了。我气得不想管他了，可是又不禁担心：万一他出了事，我要不要负连带法律责任啊？
幸好跑掉的那人还有点良心，他把旅店的退伍大哥叫来了。退伍大哥一把搂住醉酒小伙，问他还认不认得自己。这家伙竟然说认得，而且没有动手打退伍大哥。看来他喝醉了也知道欺软怕硬。可是退伍大哥要拉他走时，他终究还是反抗了。退伍大哥很生气，大声喝问他，还认不认自己这个哥。说实话，他们才认识两三天，就已经互相称兄道弟，换了在平时，我会觉得两人肉麻又虚伪。可是这会儿退伍大哥是我的救星，无论他说什么我都拥护。小伙也记得自己认过这个哥，好像还喊了他一声哥，只不过他就是不走。于是退伍大哥过去架起他，想直接把他扛回去。不料他又反抗了，坐在地上不起来，甚至还躺下打滚。
他俩就这么来来回回拉扯，我在旁边想搭把手，但感觉醉酒小伙对我怀有敌意。或许因为我刚才对他不够亲热，没和他结为异姓兄弟，他觉得我看不起他吧。这么耗了二三十分钟后，退伍大哥终于发火了，或许小伙反抗时激怒了他，或许他意识到已别无选择，只见他把小伙摁在地上，狠狠地揍了他十几拳，还卡住他的脖子，不许他把头抬离地面。揍完之后小伙果然服帖了，大概他已快失去意识，于是我们三人合力将他抬回了旅店。把他放到床上时，我看到他的手脚和脸上，擦损出血及瘀青合共不下十处，看来第二天有他受的了。他穿的T恤和短裤也都破了，大概已不能再穿，不过谁叫他要在地上打滚呢？
面对退伍大哥，我感到很不好意思，毕竟我跟小伙一起出去，结果惹来这么多麻烦。而且第二天退伍大哥还得向小伙解释身上的伤是怎么来的，想想这多让人难堪啊。不过他没有责怪我。第二天一早我就走了，并没见到那个小伙，他应该还没起床，我只跟大哥道了个别。原本我去古城过夜是为了省钱，结果买了一顿烧烤的单，花的钱足够在下关住三天旅店。
第二天我在下关的大关邑租下了一个单间，租金是每月四百五十元。实际上第一天我就看过这房子，原本我想再找找有没更好的，不过被咬了一口后改变了主意，不想多浪费时间了。大关邑在西洱河的北岸，也就是下关的北区，靠近全民健身中心。这里附近还有一个村子叫小关邑。从名字来看，这两个村子的来历和龙尾关有关，但我没尝试找方志来探究，显然我的好奇心还不够。
有了住处后，我就开始专心找铺面了。一年多前我离开下关时，下关还没有一家进口零食店，可这次回来我看见在建设路、人民南路和文化路已经开出了四家。我留心观察了一下，这几家店的生意都不怎么好。很快我觉得城区这边租金高，投入会比较大，我更想把店开在大理学院荷花校区附近，那里的租金比较便宜，离我住处也更近，且学生又是零食的主要消费群体。不过荷花校区周围的铺面并不多，我始终没遇到合适的。大概找了一两个月后，我的想法也逐渐改变了，对开店的前景越来越不看好。最后我放弃了开店，改为摆地摊卖文具精品。
当时摆地摊要给城管交钱，每个月交一百五十元，收据是一张罚款单。但只能在晚上摆，地段也规定好了，在万花路西段大理学院荷花校区学生宿舍的入口旁。这段路没有路灯，尽管晚上会有不少学生路过，但漆黑的环境削弱了他们的消费欲。和我一起摆摊的是附近几个村组的无业大妈，我们用充电式LED台灯照明，不过效果并不理想。所以我并没遵守城管的约定，白天我也偷偷去摆，而且并不总在城管指定的地段。
离开上海时，我和几个同事交换了礼物，我收到一双ASICS跑鞋，还有一只Bryton码表。回到下关后，我更加起劲地跑步了。我在全民健身中心前面的大广场跑，至今我仍记得绕广场一圈约有八百五十米。我一般跑三天休一天，每次跑不少于十公里。我跑得不快，平均用时在六十分左右，跑一小时就是十公里。我跑得最多的一个月，码表记录的总里程是二百四十五公里。下关的海拔接近两千米，空气中含氧比平原少，对于有氧运动来说，需要更高频的呼吸来维持供氧，心率也会更高。换言之，对心肺功能的要求更高，锻炼效果也更好。
对我来说，全民健身中心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当年在那儿跑步的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很快乐。我不仅去跑步，也去散步和摆摊。广场上每晚都有音乐喷泉，本地人吃完晚饭来散步，顺便看看喷泉表演，这包含了某种生活的仪式感。夏天还有露天电影，不过放的是我不感兴趣的老片，来看的主要是附近村子的老人。中秋节晚上会放孔明灯，春节则放爆竹和烟花。广场旁紧挨洱海的草地则适合放风筝，基本上每个周末都有人来放。看人放风筝也很有意思：水平高的人总是一动不动，我去的时候他们是那样站着，我走的时候他们还是那样站着，似乎他们身上的乐趣并不随时间流逝；水平低的人却喜欢跑来跑去、大喊大叫，看着很热情投入，其实忙乎了半天，根本就没有放成功。不过他们走的时候也很满足，仿佛自己已经尽了全力，并没留下任何遗憾。
我2012年9月离开广州到下关，2013年3月去上海，到2014年5月离开上海，在这一年零八个月里，我基本没动过笔。回到下关后，我又重新写了起来。这段时期我的写作篇幅比较短，可能因为我改用手机写作了。我写了一批平均两三千字的小说，这些小说不再像早年的那么写实。我发现自己其实有乐观的一面，我的乐观主要源于我对很多事情不像大多数人那么看重。我看待事物时，常常不带有明确的目的导向，这反而让我有时看到了更多。我觉得生活中有很多被人忽视的趣味，而我对此很感兴趣。当然，前提是我能放松下来。当笼罩在我心头的阴云松动后，我本性中喜欢开玩笑、喜欢自嘲和无所谓得失的一面就舒展开来。对于天资和悟性一般的人，如果执念太重，很容易一叶障目，失去对生活的多面性的观察和体悟。好比猎豹在追逐猎物时，瞳孔会收缩成一条线，这时它只能看见前方地平线窄窄的一道横幕，哪怕身边有头大象它也看不见了。
这次我在下关生活了十一个月，摆地摊虽然有收入，但收入很少，且不稳定。尽管交了钱，但城管允许摆摊的时间有限。我做的是住校生的生意，寒暑假不用摆，雨天也摆不了。于是后来因为一个机会，我终究还是选择了开店。为此我离开了下关，搬到了大理州宾川县的宾居镇上。
云南大理下关，摆在学校附近的摊位（摄于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