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这个名称其实分别指三个不同级别的行政地区：首先是大理白族自治州，其次是州下辖的大理市，最后是市下辖的大理镇。大理镇就是大理古城。而大理市基本是以洱海为中心的周边一圈。大理州则包括大理市和另外的十一个县。一般游客在说到“大理”时，大多指的是大理市，即包括古城和苍山东麓，以及洱海周边的所有地方。而下关的本地人说到“大理”时，则是特指大理古城。比如他们要去一趟古城，会说“我要去大理”，这听起来就像下关不属于大理似的。
大理是一个历史悠久、闻名遐迩的旅游城市。起先我担心这里到处都是游客，物价会高，实际上并不是。大理确实有很多游客，但主要集中在古城及周边，包括苍山脚下和洱海边，还有像喜洲和双廊这些古镇里。我住在下关，不往火车站和大理港跑（当年还没有建机场），平常也见不到几个游客。我在下关一中对面的宁和巷租了个大单间，两个连通的房间，加上走廊和厕所，面积约二三十平方米，租金是每季度一千元。我朋友则在金星村租了个单间，租金是每月四百元。他住下来后还是继续画他的插画，我则马上开始找工作。
我住的那条宁和巷大约有六七百米长，一头在龙溪路，另一头在建设路。就连很多本地人也不知道这条小巷的名字，但只要我说到“旅馆一条街”，他们马上就明白了。因为这条巷里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小旅馆，是外来务工者临时落脚的地方，本地人一般不从这里走。我住在巷子靠龙溪路的一头，每天上下班都要完整地穿过整条巷子。
当时下关的报摊能买到一种信息报，价钱好像是五角，每周更新一份，每份两页八开，内容全是本地的招聘、租赁和二手买卖等信息。我发现这里的工作机会非常少，毕竟下关是个只有二十几万人的镇（2019年大理州撤销了下关镇，成立了下关街道），经济规模很有限。我先是在紫云商场的广大家私城找到一份装卸、配送和组装家具的工作。这个家私城在下关有两个门店，另外一个在万德福广场，当年它是下关最大的单一品牌家具店。上班的第一天，我跟着不同的同事去送了几趟货，这些同事有云南人，也有四川人。第二天早上，一辆小车把我们接到公司的仓库去卸货。这个仓库在下关城区以北几公里的一个村子里，面积约有一个足球场大小。
那天我们卸的是一辆二三十米长的拖挂货车，这时我才发现，搬家具并非像我想的那样，是毫无技术含量的体力活。因为每件家具的形状各不相同，假如不掌握相应的姿势和用力技巧，有些家具根本就搬不动，或者虽然能搬动但要多费很多力气。和我一起干活的几个同事，大多都还没有我高，有的胳膊也不如我粗，可是我觉得搬起来很费劲的家具，他们却似乎毫不吃力，轻轻松松就扛起来了。我看见他们搬货的时候，动作不徐不疾，仿佛和着节奏。而我却是急急匆匆，步履紊乱。就这么搬了个把小时后，他们提出要歇一歇，然后竟然坐在一起，掏出扑克赌起钱来。实际上我比他们更累，因为我初次干这个活，没有经验也不懂技巧。但我看见还有大半车货没卸，心里却比他们都着急。奇怪的是，连我都可以再坚持一阵，为啥他们看起来很轻松，却突然歇了起来。
当天晚上回到住处后，我终于知道原因了：这份工作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马拉松。他们干活不紧不慢（但仍然比我干得多），不是为了偷懒，而是为了保护身体机能的可持续性。这时我感觉自己四肢百骸酸软无力，别说叫我搬家具了，就是上个楼梯都很吃力。从前读书的时候，我经常连续打两三个小时篮球，可那种运动量和强度远不能与此相比。第三天早上醒来后，我感觉身体丝毫没有得到恢复，虽然不太服气，但我知道自己做不下去了。于是我给经理打了电话，告诉他我不去了。因为感觉很丢脸，这段经历我很少对人提起。直到2017年，我才终于征服了体力工作。
在事后的经验总结里，我认为这次失败不是因为我力气比人小，而是做搬运类工作，开始时都有个适应期，肌肉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这种运动方式和强度。举一个例子来说，比如刚开始做高强度间歇训练，头一周我也坚持不了整套，但一两周后我就可以做完了，一两个月后甚至可以再提高强度。同样道理，第一次做搬运的人，最初几天可以少搬点，为身体争取一些适应时间。所以我应该和同事处好关系，开始的一两周请求他们关照一下。可是我却一边回避与人交际，一边担心自己干得比人少，别人会对我有意见。
很快我在万德福广场重新找到一份物业工作。顺带一提，万德福广场是当年下关档次最高的购物中心，四层楼，面积并不大，除了一楼有家周大福充当门面，其余的进驻品牌顶多只是JACK&JONES、ONLY和BELLE这种档次。当然这也是由下关的消费能力和物价水平决定的。如今下关已经今非昔比，变化大得我认不出来了。
我们物业部总共有十几个人，每天三班轮转，每班四个人。这其实和我2001年在加油站的轮班制一样。不过当年我在加油站的工资是一千八百元，十二年过去后，这时在万德福广场的工资是一千五百元。这份工作非常轻松，但基本没有晋升空间，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做。当年我三十三岁，还算不上很老，可是在下关我确实找不到更好的工作。此外我在部门里也不是最年轻的，我的同事里还有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三十几岁的也有好几个。
不过一千五百元在下关也可以生活下来。商场四楼的超市有四块钱一份的快餐，分量可以让我吃饱。有时想改善一下伙食的话，外面一碗耙肉饵丝卖五块，那也多花不了多少钱。我自己还有一只电饭煲，偶尔会用来煮面条或煮些土豆胡萝卜腊肠饭之类的，简单好吃又省钱。所以每个月的工资我还能存下来一些。当然我本来也有点存款。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同事对我似乎很尊重。我只是个外省人而已，但有时他们对我的态度就像我是个外国人。我们商场的背后有一个用铝合板和玻璃搭出来的工作亭，这就是我们的值班室。白天我们会留一个人坐在亭里，看管旁边的员工单车和电动车。当有人来寄存车时，我们先往车把上挂一块小木牌，再交给车主一块小木牌。取车时我们则收回这两块木牌。我们总是轮流坐在亭里，这其实等于是休息，其余人则在商场里巡逻。因为商场不大，而且四楼以上不归我们管，所以我们用不了多少时间就能完整巡一遍。
这份工作真的太轻闲了，商场的生意并不好，周一到周五简直是门可罗雀，周六日也只有三三两两的顾客。我们的老板是一对温州夫妻，据说主要靠房地产投资挣钱，这个万德福广场连同下关另外几家万德福超市只是他们地产投资的延伸，能不能盈利并不重要。当然这些只是我同事的说法，我并没有去求证过。我每天在空荡荡的商场里巡逻，感觉既无聊又尴尬。因为周围店铺里的营业员也无所事事，看见我走来走去，免不了多打量几眼。我的一些同事喜欢找这些店员聊天，借以打发时间。而我不想和人说话，所以我总是盼着上通宵班。当年下关的治安很好，我接触过的本地人，普遍都很简单老实。不过也可能因为我是外地人，他们都愿意把更好的一面展示给我。
有一天晚上我上通宵班，同组的几个同事提议一起吃烧烤。然后我们每人凑了二十块钱，一个同事骑电动车去烧烤摊买来腌制好的食材，显然他们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了。他们原本大概担心我过于循规蹈矩，所以当看到我也乐于参与时，他们显得格外高兴。食材买回来后，他们横倒一只取暖用的电暖炉，然后把串好竹签的食材架到上面烤。那只电暖炉平常就放在值班室的地上，从来没有人清洗它。我们每天在旁边走来走去，扬起的尘土都沾到了铁栅网上，混着他们从前烧烤时留下的焦油，令我不得不对卫生问题感到担忧。可是他们全都不以为意，个个兴致勃勃，于是我也被他们感染了。反正他们吃，我也吃，我并不比他们更文明，或许还相反呢。他们又拿出一瓶雪山清苦荞酒，我记得有人问我喝不喝，毕竟这时是在上班，他们怕我有所顾虑，假如我不愿意的话，他们也不会硬劝我。可是我才不怕呢！他们喝，我也喝，我并不比他们更懂事，或许还相反呢。他们看到我举起杯，都高兴地竖起拇指，兴致似乎更高了。
我在物业部上了两个月班后，有一天人事部的大姐把我叫了去。她对我说，商场四楼有一家烘焙店，是商场老板的女儿开的，现在正在招收学徒，这对我来说是个机会。毕竟我还算年轻，做物业学不到任何东西，不如去烘焙店学点手艺，工资和做物业一样，也是一千五百元。这个大姐一直很关心我，平常碰到我的时候，总要问问我过得怎么样啊、工作适不适应、有没遇到困难之类的。当时我有一笔稿费，因为租住的房子没信箱，白天屋里也没人，收不到汇款单，所以我留了公司的地址。这张汇款单被邮递员送到了大姐的办公室，她拿来交给我时显得很高兴，就像自己的孩子考出了好成绩似的。所以我哪能拒绝她的好意。再说我也觉得做物业很无聊，每天就是在商场里闲逛，完全没有劳动的感觉。我的同事听说我要调到烘焙店，纷纷点头赞许，还说我做物业是大材小用。
于是我去了烘焙店的面包制作部。当时烘焙店在下关有三个门店，另外两个店分别在万德福超市滇纺店里和万德福超市正阳时代广场店里。这两个店只负责销售，产品则由我们这边做好后送过去。我们烘焙店的定位在下关算是最高端的，常温产品我们只卖一天，当天卖不出去的全部作丢弃处理。而这些应该被丢弃的面包和糕点就成了我们第二天的早餐——当然这是私底下进行的。换言之我每个月能省下五六十块早餐钱。假如我对自己狠一点的话，甚至午饭也可以吃这些。不过每天这样吃很快会吃腻，而且并不健康。
我们的大师傅是台湾人，由始至终我都没见过他。我进店之前他刚好请假回了台湾，后来我辞职离开下关了他才回来。我在店里的时候，顶替他位子的是一个湖北人，这人原本是他的徒弟——当然他的徒弟在我们眼里也是大师傅了。不过这个湖北人只懂做蛋糕，有资深的同事告诉我，他的裱花水平在下关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从没做过面包，之前他只是蛋糕部的师傅。正常情况下，面包部和蛋糕部应该各有一个师傅。之前台湾人兼任了大师傅和面包部的师傅。现在老板让湖北人兼任大师傅，可这超出了他的能力。他很少到我们面包部来，来了也只是旁观而已。实际上指挥面包部工作的是两个组长，其中一个只比我早来几天。这两个组长都是白族人。我们面包部总共有八个人，傣族一人，汉族两人，回族两人，白族三人。这些新同事普遍比我原来在物业部的同事年轻，八个人里有五个二十几岁，我和另外一人三十几岁，还有一个四十几岁。蛋糕部那边的人我不熟，没有打听过年龄，但从样子上看总体比我们面包部的人还要年轻。
我们面包部的工作空间包括一个整形车间、一个搅面房、一个配料室（和蛋糕部共用）、一个专做起酥和牛角包的小房间、一个发酵室和一个烤房。两个组长其中一个负责搅面和产品整形，另一个专门负责起酥、牛角包、法棍和所有吐司类产品。刚来的学徒一般先干些没有技术含量的活儿，比如分面、揉面、配料、分料和填料等。此外像蛋挞、酥饼和曲奇等技术含量低的品种，新手也可以一起参与。等到稍微熟练一点后，就可以学习整形了。所谓的整形是指面团在初步发酵后，做出成品面包的造型来。整好形的半成品还要继续发酵。我在整形车间待了大概一个月，老板终于请到了一个面包师傅。这个师傅重新给我们分配了岗位，把我安排到了烤房。
面包部的烤房里有一台三层的商用电烤箱、一台风炉电烤箱、一台电热油炸锅和一个定时发酵柜。烤房由两个人操作，我们的上下班时间比整形车间早一个小时，比店面的开门时间早两个小时。我记得我们当时好像是早上7点上班，下午3点半下班，中午有半个小时吃饭时间。早上7点上班的时候，天还是完全黑的，起码在冬春两季是完全黑的。因为大理所处的时区是东七区，但使用的却是北京时间，所以我们说的7点实际相当于本地时间6点。
每天早上我们上班后，定时发酵柜里的面包半成品已经发酵完成。可是在进烤箱之前，我们还要进行烤前的加工。根据产品的不同，这些工序包括刷蛋液、刷油、挤果酱、加芝士片、撒芝麻或撒香料等。而在烤好之后，大多还要继续进行加工，比如说撒糖粉、撒椰蓉、挤奶油、蘸巧克力、嵌水果、加肉松等。此外有一些特殊品种，比如汉堡包，工序会更加烦琐。在烤面包的同时，我们还要用油炸锅炸制甜甜圈和麻球等。另外我们还有一台风炉烤箱，专门用来烤蛋挞、酥饼和曲奇等。风炉烤箱的工作原理和近年受到青睐的家用空气炸锅相似，通过炉内的热风循环均匀地加热。风炉烤箱不能用来烤面包，因为发酵好的面包（团）会被风吹得变形，而且它不能分别设定面火和底火，无法按需要给面包上色。
四楼除了我们烘焙店以外就是万德福超市总店了。超市的面积远比我们店的面积大，入口旁边还装了一部从一楼直达的厢式电梯。万德福超市早前应该是下关门店最多、总经营面积最大的连锁超市，后来泰安桥南开了一家沃尔玛，抢去了不少生意。我发现很多在古城、喜洲、洱西沿岸和苍山东麓长居的外地客，喜欢到下关的沃尔玛和泰兴市场采购，鲜有到万德福超市来的。万德福超市的顾客以本地的中老年人为主。大概因为这个，超市里每天循环播放的十几二十首场景音乐，都属于击穿我审美下限的“土味流行乐”。而且我在那里待了几个月，这份歌单就从没换过。我记得有首歌的副歌部分是这样唱的：“男人就是累男人就是累，地球人都知道我活得很狼狈，女人是玫瑰，是带刺的蓓蕾……”——整首歌的歌词就保持在这个水准上。还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伤不起真的伤不起，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到昏天黑地，电话打给你美女又在你怀里，我恨你恨你恨你恨到心血滴……”其余的那些歌我不想回忆了，基本上都是这种调调。要知道这些歌在当年我可都是第一次听到，之前我以为有些港台流行曲已经够庸俗了，没料到我还冤枉了港台流行曲，并且这些歌在内地的受众还不少。别的不说，我那几个同事并不反感这些歌，偶尔还会跟着哼两句。
面包部新来的师傅是个重庆人，他其实此前已改行做业务员了。他到我们店来，原本是为了推销某个品牌的高筋面粉，这需要他做几个产品出来给我们老板看。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老板把他留了下来，请他做我们的面包师傅，同时兼任大师傅。因为他的性格、见识和能力都比我们原来的那个蛋糕师傅更适合做大师傅。大师傅主要负责管理工作，比如安排人事、采购材料和品质监控等，同时还要研发新品，但并不参与生产。所以平常指导我们的，其实是面包部的两个组长。可组长对指导学徒这件事是有保留的，因为和我们相比，他们只是多了几年经验，水平没有高到哪儿去。如果我们成长得太快，对他们也会构成威胁。他们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勉强提点我们两句，往往还故意含糊其词、避重就轻，增加我们理解的难度。说到底技术是有价的，组长当初还是学徒时，想必也经历过这些“刁难”，然后才掌握了一点手艺。对此我非常理解，既然他们不想教，那我就不多问，我不想看到别人难堪或虚伪的样子。无私是一种高尚情操，但不是做人的基本道理。我努力和所有人保持最简单的关系。当我无求于人时，我就心安理得、坦然无愧。
很快，我明显感到自己的心理状况改善了，和这些同事相处让我感觉很放松。当然，这也是因为对于下关来说，我是一个外来的陌生人，在这个地方我没有过去。这里的人不了解也不关心我的过去，因此那些可能对我造成困扰的潜在评价仿佛通通被抹去了。我成了一个全新的人，就像刚来到这个世上。在一定程度上，我开始按自己喜欢并认为好的方式待人处世，即尽量简单和真诚。因为我察觉到，在本地人看来，外地人身上肯定会有某些难以理解的方面，他们区分不了这些方面是由我的外地属性造成还是由我本人造成。这也就是说，我身上的种种缺陷和不足，现在都被裹在我的外地人披风里，不再被人识别和关注了。继而我认识到，在这里我无论做出什么可笑的事情，他们都只会觉得外地人真奇怪，而不是轻视或嘲笑我。于是我不再惧怕旁人的目光了。这种感觉真好啊，我很享受这段日子和我的外地人身份，也喜欢下关这个陌生又美丽的地方。事实上从此我把自己社交账号的出生地都改成了云南大理。这或许又是另一种逃避吧，可它对我的效果立竿见影，因此我认为它是积极的。而且我很清楚，日后我不会后悔，更不会抱怨。那么，还有谁比我更幸福呢？实际上就我所见，不幸的主要特征不是挫败或匮乏，而是悔恨和抱怨。
人们常说云南盛产菌子，说云南人爱吃菌，可是起码我认识的下关同事，对菌子都没有特殊的嗜好。或许大理不是菌子的主产地，苍山上虽然也有人采野菌，但野菌的收购价较高，估计大多卖到餐馆去了，本地人并不常吃到。本地人吃得较多的是人工菌，顾名思义是人工培植的，其实就是平菇。而且他们只有一种吃法——油炸，这可不对我的胃口。尽管我爱大理，但平心而论，大理绝不是个美食之都。当地旅游界推介的那些砂锅鱼、酸辣鱼、雕梅扣肉等——或许永平黄焖鸡除外——都是改良的外来菜，而且显然都是汉族菜。
我跟白族的同事打听哪些才是真正的白族名菜，他们告诉我炸乳扇和生皮，然后就想不出第三个了（或许因为他们太年轻）。可是炸乳扇在我看来更像是一道小吃而不是菜。后来我在洱源县的一户农家里看到了乳扇的做法：往烧开的牛奶里倒进白醋并搅拌，牛奶会迅速凝结成膏状，然后用手扯出一块块来抻平，挂到院子里高耸的晾架上，风干后得到的薄片状干酪就是乳扇了。吃的时候可以直接用火烤软再抹上玫瑰糖，或下油锅炸透后捞出撒上白糖。老实说，我不爱吃这玩意儿。
至于生皮又叫生肉，其实就是把整只猪架起来，用干稻草点火烧。这么做的目的是去毛和消毒，而不是把猪烧熟。烧一会儿后把熏黑的猪皮刮洗干净，起出切成小方片，肉也割成小片，配上特制的蘸水。吃的时候皮约有六七分熟，肉则基本是生的，呈粉红色而不是白色。这道菜是白族人婚宴节庆时必备的。不过可能考虑到食品安全卫生问题，大理的旅游部门并没向游客大力推荐这道传统的白族菜，在古城里甚至连一些白族菜馆都不提供这道菜——当然可能他们提供了也没几个外地游客想尝试。我在同事的婚宴上吃过一次生皮，此外还在下关龙溪路靠近一号桥的一家洱源牛街老店吃过。这个菜我喜欢，口感非常不错，至于卫不卫生就说不清楚了。
下关的城区位置在洱海最南端、西洱河的“入海口”周围，海拔大约两千米。众所周知，洱海是一个高山湖，形状有点像人的耳朵，东西窄，南北宽。而大理古城（羊苴咩城）在洱海以西的中部，西依苍山，东临洱海。古时假如有外寇来犯，则只有南北两个方向可攻入。所以当时的南诏王在洱海以西的最北端和最南端分别修筑了龙首关和龙尾关，布置兵力以戍守御敌。（实际上修筑两关时，南诏都城在太和城，还没迁到羊苴咩城，但两城相距不远，都坐落在苍山和洱海之间。）而今天的上关镇就是当年的龙首关所在地，下关镇自然就是龙尾关所在地了。龙尾关的门楼遗址在下关的黑龙桥以北一公里处，已经和周围的民居融为一体，几乎不被游客打扰。这一带的民居历史也很悠久，其中不乏挂上文物保护牌匾的明清老宅院。
我很喜欢下关的气候，这里夏天最热的日子，晚上睡觉也不用开风扇，冬天则几乎都保持在零度以上。下关的阳光很充足，雨水也充足，还是个著名的风城，天气转变非常干脆，很少拖泥带水。下关是大理州和大理市两级政府的所在地，对游客吸引力并不大。可是它濒临洱海，西抵苍山，是名副其实的依山傍水，景致非常怡人。我的下关同事经常得意地问我：“我们下关很好在吧？”——在下关话里，“好在”不是幸好的意思，而是宜居的意思。每次我都点头称善：诚哉斯言。相对来说，大理古城就少有打动我的地方。古城比较适合喜欢交朋友、喜欢交流的人，我自然不在此列。实际上我很少去古城，我对古城怀有一种或许也已沦为庸常的偏见：我觉得国内凡是叫古城的地方气质都差不多，刻薄而言就是个大型工艺品展销市场。不过这也是人性和经济规律所决定，或许在一万年后的人看来，今天的小工艺制品和秦兵马俑在对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方面价值同样重要，它们都代表了某种辉煌的民族文明奇迹。那我们厚古薄今倒不是出于古人的手艺如何精湛、今人如何比不上了，而是因为我们寿命太短，活不了几万年，只能活几十年。
当年我在下关最喜欢逛的地方有团山公园（今已改名为洱海公园）、全民健身中心及旁边的湿地公园、将军洞及灵瑞庵、龙尾关遗址及文庙等，这些地方都不用买门票。将军洞虽然设两元门票但不买也能进，因为它是本地白族的本主庙，本地人不接受本主庙卖门票这种荒唐事，所以售票窗只是做做样子。另外在滨海大道的海心亭和西洱河南岸的洱河森林公园里，还设有免费的洱海浴场，我同样也没有错过。毕竟我在下关工作和生活，给下关纳了地税，有权享用这些场所和设施。
在大理市范围内活动，我最喜欢的一件事是环洱海。当年沿海西路还没有动工，东岸那边的视野要更开阔，景色也更好。环洱海一周大约一百一十公里，至今我环过六或七次，其中一次徒步、一次坐车，还有几次是骑车。此外大理大学本校区也很漂亮，地址在古城西南边的苍山东麓上，从校区里可以俯瞰洱海，每次进去散步我都心旷神怡。
当年我的住处没有装网络，假如要上网，我就去附近的网吧上。通过这个方法，我有意识地减少了上网。在出发到云南前，我终于换了一台华为的智能手机。不过当年的智能手机远不如今天的用起来方便，我每个月只有六十兆流量，只够收发一下QQ信息（我还没有使用微信）。这段时期我的写作基本停下来了，平常只用手机记些笔记。我好像进入了写作的逆反期，对自己之前写的一切都感到很不满意。事实上哪怕今天的我面对自己2012年之前写的文章，也不如2012年时的我那么反感。
不过这时我对写作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我认识到写作本身比作品重要，亦即行动比结果重要。当然换一个角度看，只要持续地行动，必然会产生某些影响。这些影响是自然发生的，既难以预料，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未必需要或可以去规划。假如以比喻来说明的话，我觉得写作有点像放风筝，最后并不会有某种具体的结果或回报；如果有什么收获的话，那收获全部都在过程里，都作用在自身上。而不是像打猎，把获得的猎物作为明确的目的。由此我认识到写作就是去成为——这不是指“怎么写就要怎么做”——我的意思是写作可以澄清“我之为我”。因为就我所见，现代生活往往是庸常、机械和重复的，它把人塑造得高效和兼容的同时也令人变得扁平和雷同。而写作对人有着相反的作用。“去成为”不是变成另一个人，而是成为那个内在和本真的“我”。因此渐渐地我不再为写出杰作而焦虑，倒是为如何保持写作的持续性而焦虑了。当然我摒弃了写出杰作这个念头，不等于同时放弃了写作质量。写作在我看来本身就是一种高质量的智性和感性活动，它要求人认真、投入、自省和真诚，非此不属于我提及的写作范畴。
和我一起到下关的朋友待了大约三个月后独自回了北京。而我待了大半年，大约在2013年3月，我也暂别下关去了上海。
我母亲出生在上海，六岁时随我外公外婆迁居到广州。可是我外公外婆不会说广州话，从小他们就和我说上海话。在家里，我和母亲也说上海话，和父亲则说普通话，只有和我姐才说广州话。不过我去上海和他们都没有关系，在上海期间我也没拜访任何亲戚。这是我初次踏足上海。
在大理最喜欢做的事情是环洱海骑车（摄于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