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决定做网店之后，当初在南宁的合伙人给我提供了帮助。因为当年我不负责进货，所以对广州的服装批发市场并不熟悉。他领着我逛了站西服装城和十三行一带，这两个地方是我们当年的货源地，他至今仍在这里进货。然后我又自己逛了沙河一带的几个批发场，不过后来并没去那边进过货。这时候我的前合伙夫妻和他们后来的新合伙人夫妻，已经在我们原来的商场里开了三个店。后来据他说商场的客流量下降了，于是他们在广西大学旁边开了个店，然后一个接一个地关掉了商场里的店。他和我那个卖女士内衣的前同事一样，也认为线下的生意迟早要被线上的取代。他对实体店的前景已经很悲观，此时也在考虑开网店的事。不过他的人力和资金都比我多，他考虑的不是像我这样小打小闹、自给自足。
实际上在2011年，淘宝网还远不像后来竞争那么激烈，大多数认真去做的人，或多或少还是能挣到一点钱的。可是当年我没有足够投入，我希望同时兼顾写作（包括阅读）和生意，结果两边都没有顾好。在生意上，我遇到的最大困难仍旧在交际方面。我选择开网店，确实不必跟老板、上司或同事打交道了。可是做网店并不等于与世隔绝，我每天还要找快递员发货，以及三天两头去批发市场进货。
和快递员的合作很快成了对我的折磨——当年我可没想过自己在几年后也成了快递员——为了节省运费，我找了业务能力相对较差的汇通快递（现已更名为百世快递）。按道理，我是客户，快递员应该尽力服务我，争取我，甚至讨好我才对。可是实际情形却反了过来。这一方面是因为我的寄件量不大，平均每天不到十个快件，不是那种会让快递员垂涎的大客户。另一方面负责我这片区域的汇通小哥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做事情非常不靠谱，对工作也满不在乎。我的网店是每天下午4点截单的，因此我让他每天4点半后再过来。可是有时他因为派件量小，还没到4点半就派完了，于是他就回站点去了，或者去网吧打游戏。当时的汇通业务量小，站点的密度很低，他的站点在机场北路的新市，离我有几公里远。而且下午4点半后正好是交通的晚高峰。所以假如他已经回了站点的话，有时嫌麻烦，就不想专门为我跑一趟了。这时他就骗我说很忙，赶不过来。可是他每每不是提早通知我，而是拖到晚上八九点才说，这个时候我就是想找别的快递寄件也来不及了。其实他要是真不想接我的单子，只要和我说一声，我肯定不会勉强他，顶多另找一家快递合作而已。可他却既不舍得这点业务，同时又不愿意多付出一些劳动。
假如换了别的人遇到我当时的情况，可能要不就想办法向小哥施压，迫使他更负责一点，要不就索性换一家快递。可是我却无论如何不敢对他施压——我既做不到向他的老板投诉，也做不到直接训斥他。实际上从最初我就对他非常客气，甚至是过于礼貌和客气——我喜欢也习惯充当一个老好人，认为只要自己友善、尊重和宽容地待人，别人就会认真、负责和耐心地对我。然而我对他越是宽容和客气，他就越认为我好摆布和糊弄。事实证明他是对的：我确实好摆布和糊弄。我也没法主动结束和他的合作，甚至连想都没这么想过。这或许是因为我不忍心，或许是我的讨好型人格在暗中拨弄，总之我开不了这种口。如果他先和我闹翻那还好办，顺水推舟我还是会的。可是尽管他经常掉链子，但在言语上却从没顶撞过我。他每次通知我来不了，起码在语气上还是带有歉意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责怪他似乎对他太残忍。此外还有一点，我是后来自己做了快递员，才明白了他当初种种做法的背后，各有些什么利害的驱使和原委，以及他是如何骗我的。而在我还和他合作时，很多事情我都愿意相信他，认为他确实有难处。
当时我租的那个单间手机信号不好，而他又从来不上楼，只打电话叫我下去。我很怕漏接他的电话，所以每天下午4点半一到，我就把手机搁到阳台的水泥围栏上，那里的信号要稍微强一点。我主动给他打电话的话，他经常不接。有时虽然接了，但答应说来后来又不来。与此同时，网上每天都有客户催我发货。我也不清楚有些人为什么那么着急，才付款几个小时，看到我还没发货，就仿佛遭遇了惊天变故似的，死死缠住我要一个交代。偏偏有时因为快递小哥掉链子，我还真没有办法兑现网店当天发货的承诺。于是在这两方面的压力下，我开始胃痛起来，几乎每天都痛。晚上要是小哥迟迟不来，我就焦虑得什么事情也做不了。
就这么过了大约半年，我的生意始终半死不活，营业收入在支付了经营和生活成本后，几乎没有什么盈余。有一天快递小哥打来电话，告诉我他请假了，我忘记他说病了还是要回趟老家，他说会有一个同事代替他来收件。我知道他们站点所有人都来自韶关，彼此可能还是亲戚关系。因为“四通一达”采用加盟制，站点的加盟商就是个自负盈亏的小老板，他们一般都会找老乡来干活，很少在社会上招聘。
那天来的人年龄比我还大，应该是小哥的一个长辈。他不像小哥那样提前给我打电话，让我下楼去等，而是直接到我屋里来收。我把运费递给他时，他明显地愣了一下，然后抬头问我：“他一直收你这个价格吗？”我和小哥谈好的是全国通发首重八元。我回答他说是的。然后我听到他轻轻地骂了一声。我立刻就明白了：小哥跟我收的钱和他交回到站点的金额不符，他一直在中间吃差价，而他的老板并不知情。随即我想到，假如我早点直接联系他的老板——或许就是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那么我在之前的半年里应该可以省下不少运费。我懊恼极了，但主要还不是因为损失了钱，而是为自己的无能感到羞耻。我被一个十八九岁的孩子糊弄了——严格来说那还不是骗，因为“四通一达”没有统一的运费标准，小哥确实骗了他的老板，却没有骗我。是我自己接受了他的报价，并且从头到尾没想过讲价。
实际上我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当初我应该直接到他们站点去，和他们的老板谈价钱，而不是和一个来派件时被我碰见的小哥谈。他实在太年轻了，种种迹象早就表明，他还不懂什么是责任心。可我就是不愿面对和处理这个问题。因为要处理我就必须进行更多的交涉，而我对和人交涉这件事有强烈的抵触心理。我和小哥之间其实并没有交情，尽管我们合作了半年，但每次见面我只是把打包好的快件和运费交给他，除此以外就啥也不说了。我确实对他非常礼貌和客气，但这种礼貌和客气一般是对不太熟的人使用的。如果两个人天天见面，其中一个人还始终保持着这种礼貌和客气，那在另一个人看来可能就有点奇怪了。但这是我的老毛病，多年来我一直如此，只不过这时更严重了而已。其实之前我在南宁开店时，也独自交涉过不少事情，尽管还远远谈不上干练，而且也怀有抵触心理，但起码我还可以硬着头皮去做。可是在商场里待了两年多，经历了种种恶意和摩擦后，我的社交恐惧症变得更严重了。实际上我不确定自己的情况属不属于社交恐惧症，我从没接受过心理治疗，只是在网上查资料给自己诊断，寻找自救方法。不过我从网上了解到的社交恐惧症的绝大多数症状在我身上都存在。
因为知道了小哥早已察觉到我的愚蠢和无能，这激起了我强烈的羞耻感，我无论如何没法再面对他了，否则我会禁不住地想象他如何在暗地里藐视我、嘲笑我，所以我让他不用再来收件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他的老板娘后来还给我打过电话，问我改发哪家快递了，以及人家给我什么价格。这个老板娘我从没见过面，但平常客户反馈派件出问题，需要我跟汇通快递协调处理时，我都是和她联系的。其实我换了中通，运费还是八元，不过得我自己送到站点去，他们不上门收件。但我没有告诉她这些。如果我找回她的话，她可能愿意给我更低的价格，但我不想找他们了。不久后我就搬了家。原本我选择在沙涌北租房子是因为那里靠近站西服装城，可我后来更多是在十三行进货，所以我搬到了海珠区的厚德路，从那儿骑车到十三行只要二十分钟。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在沙涌北住了几个月，渐渐有些人认得我了。我不喜欢跟人打招呼，可是有时你不跟人打招呼别人反而对你印象更深，这令我感觉压力不小。于是我想搬到一个没人认得我的地方重新开始，这样我会感觉轻松很多。
进货对我来说也是一场磨难。因为我的资金有限，原本我的计划是卖出一件进一件，尽量不压货。可是真那样操作的话，我就得每天跑批发市场。而我并不想每天跟批发商打交道，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所以我也选择性地压了一些货，这样我每周去两到三次就行了。十三行的批发场一般早上5点前开门，中午12点左右结束营业，是个喧哗忙碌、货物堆挤、人头攒动的地方。在那里没有人慢条斯理，谁要是在那里施施而行，那就是挡着身后的人发财了，很快就要挨骂的。我每次去进货也是像赤脚走在炭火上似的，直奔几个目标摊位，衣服一拿到就走，片刻也不多留。我从来不和那里的老板多说一句话，有时老板想和我聊几句，打听我在哪里开店，卖些什么款式，生意好不好做，等等，我都是礼貌地敷衍几句了事。我不想和人混熟，不想和人建立交情，哪怕是每天见面的人，我也希望保持一种陌生人般的关系。
维护或经营一份交情会给我制造很多焦虑和压力。尤其是对于泛泛之交，彼此冷淡一些倒还好，怕就怕气氛变得热络起来，这时我每说出一句话、每做出一种表情，都会非常费劲。于是我努力让自己不引起人注意，我希望我不要给任何人留下印象，起码十三行的这些老板不要注意我。可惜事与愿违，我越是回避与人交谈，别人就越觉得我奇怪和另类，因此印象就越深。而且我对人礼貌、客气和谦恭的态度，以及我那种文静和顺从，都完全不像一个应该出现在那里的人。
因为我的网店销量不大，卖出的款式又分散，所以我补货的量也很小。每次在一个摊位上，多的时候也才拿十几件，少的时候只拿两三件。其实在散货批发市场上，像我这样零敲碎打地进货的人很多，根本就没什么好在意的。可是我的自卑感又来作祟了，我总觉得自己进货量小，非常难为情，每次为了几件衣服，让老板在货堆里翻来找去，又挣不到我几个钱。我开始怀疑人家已经对我不耐烦，随时有可能跟我翻脸，甚至对我下逐客令了……其实这些完全出自我的妄想，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可我当时真的为此担忧万分，每次要去进货心里都非常抵触，到了之后提心吊胆、惴惴不安，就像单人匹马混进了敌军的营地，随时可能被人认出来似的。
在女装散货市场上，批发商一般就是生产商，也就是所谓的厂家直批。而这些厂家很多只是家庭作坊，他们没有设计款式的能力，只能抄现成的。一般来说，他们做出一个新款，刚上市时批发价会比较高。如果这个款式被市场接纳，那么随着产量增加，后续的物料成本会随之下降。此外他们要面对同行抄款的竞争压力，以及换季的压力。所以一个款式在上市一段时间后，很多商家都会把批发价适当调低一点，以保持出货量。在这种情况下，有经验的人在补货时，每次都会再向老板确认价格。但我没有经验，当年我做女装生意时，从没自己去进过货。更重要的是，我对和批发商沟通有抗拒心理，我不想在他们面前多待哪怕一秒钟。
于是有一天，有个老板娘主动但有点尴尬地告诉我，我常拿的一款T恤降价了。她尴尬是因为这款T恤其实已经降价一段时间，可我每次去了问也不问，直接就按原来的价钱付给她。对于这些额外的收入，虽然数目不大，但她作为一个商人，似乎没有理由拒而不纳。毕竟她没偷没抢没骗，有人喜欢多付钱，她为什么要拒绝呢？我马上想到前几次去补货时，她已经是一副欲言又止的表情，实际上她早就想告诉我了。但要不就是她难以下定决心，要不就是她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因为我显然在刻意躲避和她沟通——其实她是把我看作熟客的，可我却一直把她看作陌生人。今天回过头看，她对我是有善意的，甚至是有好感的，否则后来她也没必要点破，就让我继续多付钱好了。这可能是因为我每次去都会说谢谢，说话特别有礼貌，也从来不讲价，在她每天接待的无数客户里，可能就只有我是这种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的类型。可是当我意识到她早已看穿我的笨拙和蠢钝后，我感觉自己无法再面对她了。于是在那天之后，我就再也没拿过她家的货，也再没从她的摊前走过。
除了发快递和进货，在处理网店售后方面我也很痛苦。我要给中差评客户打电话，询问情况并给出解决方案。在绝大多数时候，客户其实不需要我解决什么，他们只是觉得衣服不如想象的好。但是我请他们退货，他们又嫌麻烦，不想退。那我只能道歉并解释：虽然衣服没那么好，但价格却很便宜，网店上的图片也全是我实拍的，并没有夸张误导，我们不能脱离价格评质量，否则肯定是越贵的衣服越好，那售后评价就没有参考意义了。——像这种电话我每打一个都得缓个半小时。
这段日子我过得特别阴暗，我是指心理方面。离开南宁的商场后，我在家里关了一年半，可是并没有完全走出商场那段经历的阴影。我的精神状态仍然不正常——当然严格来说没有完全正常的人，或者说没有所谓的正常——总是下意识地在不失礼仪的前提下躲开人。而当我躲不开的时候，比如在发快递或进货时，我就会表现得过度谦卑和客套。我对某些场景下的人际交往尤其抗拒，原因是我过度敏感，会把一些微不足道的负面感受（主要由我的羞耻感和自卑感引起）的性质扭曲并放大，然后把自己困在里面，画地为牢走不出来。我经常会产生一种妄想，觉得别人对我持有负面的看法和态度，然后心里非常懊恼、羞耻或愤懑。实际上别人并没有，起码在大多数时候，别人根本都没有特别留意过我，更不要说对我持有什么看法和态度了。这种状态大约从我在南宁的最后一年出现，一直持续了将近四年，到我后来去云南后才逐渐好转。
我的网店大约做了一年，生意说不温不火都抬举了，确切而言是很糟糕。还好当时网店不交租不交税，我也不雇人，所以几乎没有固定成本。换言之，网店的利润只要能维持我的日常开支，我就能一直做下去。而我的日常开支很少，我习惯过节俭的生活。不过这样过日子说到底只是在逃避，是浪费时间浪费生命。但我当时没有能力走出来。心理问题并没有特效药，我从网上了解到，运动可以刺激内分泌，改善人的情绪，令人感到愉悦和振作。而在所有运动里，慢跑是较多人推荐的。因为慢跑不需要特定的场地，也不用约人一起进行，更重要的是——尤其对我来说——它是免费的。我就是从这时开始养成了慢跑的习惯。我住在厚德路时，一般沿着滨江路跑到海珠桥或江湾桥，然后折返跑回到今天的洲头咀公园，当年那里还是断头路，无法往南拐往洲头咀码头。这条线路接近五公里长，我一般早上6点多出门，连跑前跑后的拉伸和散步在内，运动约一个小时。我每周跑四到五次，假如要去进货我就停跑。
因为要经营网店，我放在写作和阅读上的时间减少了，这一年里我只写了三或四个短篇。以我今天的眼光来看，我2012年写的小说确实比2010年写的有了一点进步，这主要体现在我的语言更放松了。早前我的写作语言比较僵硬和干瘪，可能是因为我试图表现的感情和感受内容太单一。详细来说的话，因为我性格内向，又比较理性，在生活中感受力不强，感情也不丰富，相比大多数人而言，我是麻木和迟钝的——这些都直接体现在我的语感里了：我只关心语词的含义和句法的正确有效，很少在意语言本身的感情、价值、温度、质地等。可正是这些有机成分赋予了语言生命，使语言在语境的转换中具有更丰富的可能性。后来我通过阅读和交流，逐渐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尝试从更多角度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和经历，发掘其中那些原本被我疏忽了的更加复杂和微妙的感受。语感是一个人的生命感受在写作中的直接体现。我觉得一个人怎么说话要比他说了些什么更能反映他的本质。当我们用口语表达时，同样的一句话，用不同的语气说出来，表达的含义可能完全不同。而在文字写作中，尽管不存在语气、神态、肢体动作等表达途径，但通过语词的组织和变化、语句的结构和节奏、语义和语境（包括文本语境和文化语境）的相互作用或叙述的形式化等，甚至可以获得更丰富和微妙的意味。
不过认识是一回事，实践又是另一回事——我对写作的认识更深入、眼界有所提高，这不意味写作水平也跟着迈上了新台阶。事实上当年我几乎感觉不到自己的写作有进步。因为写作的进步无法量化地考察，它不像背英语单词，今天我背了二十个，明天又背了二十个，那么这种进步是确凿具体的，是不容置疑的。可是写作上的高下之别，很大程度上只能诉诸感觉去判断。而我的感觉又很混乱，总是下意识地否定和贬低自己，以一种悲观和消极的眼光看待自己。又或是因为我平常读的是文学经典、大师作品，以此作为参照的话，就像站在十楼往下看，地面的一棵小树苗从三十厘米高长到五十厘米高，楼上的人是看不出什么区别的。因为感觉不到自己进步，也就无法从进步中获得正面激励，于是我的写作动力渐渐地流失，越来越难维持下去了。
而在交流写作方面，因为我不再能投入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所以也不再那么耐心和积极了。不过在网络上与人交流，尤其是公开的交流，比如在论坛上或群聊里，对我来说要比在线下和人打交道容易得多。毕竟在网上我不想说话时可以不说话，但在现实生活的很多情景里由不得我不说话。我在网上只和人聊写作，很少会聊到生活。即使聊到生活，我也可以遮掩和引导。虽然聊写作也会激起我的自卑感，但我当年毕竟才刚起步，水平不如别人也合情合理——我就是以此不断安慰和鼓励自己。实际上我的自卑情结和病态羞耻感的“重雷区”主要在生活中。我在生活中感觉举步维艰、处处碰钉子，这本来只能怪自己。可是弗洛伊德描述过这么一种心理机制：当人处在焦虑中时，会不由自主地去刺激别人，借以化解自身的焦虑。——通过伤害别人来祛除自身的焦虑，这乍听似乎没什么道理，但我确实在很多人身上观察到过这种心理机制的运作，而在我身上也不例外。具体而言，我的生活被困在了一条死胡同里，于是在自己都察觉不到的情况下，我有时可能对人报以尖酸、苛刻和挑剔的态度。这或许是因为我对对方失去了耐心，或许是因为我被对方的言语激怒，也或许是出于对自尊感的保护。正如前文所说，我身上的自尊感是由自卑情结触发的一种补偿心理，因此它是虚妄不实的，也是畸形过度的。而当我事后察觉到自己伤害了别人时，我又感觉万分内疚，耿耿于怀。于是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对网络也开始过敏了。
再来说说焦虑。我认为焦虑是个人对自身和处境的无力感的一种情绪反应。所有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焦虑，但每个人焦虑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各不相同。相比于满足或快乐，焦虑可能更能反映一个人的本质。托尔斯泰曾说过：“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其实同样的道理，我们会为之感到满足或快乐的事情大体是相似的。比如我们都喜欢平安健康，没人会向往灾祸病痛；又比如我们都喜欢美味的食物，所谓“脍炙所同也”，没人会说发霉腐坏的食物更可口。可是反过来，在不同的人身上，导致不满足和不快乐的原因却千差万别。因此，我发现作家可以说天然地钟爱书写不幸。因为不幸显然比幸福更复杂，更丰富。在这里，丰富性和独特性是异相同质的，或者说它们通过彼此显现自身：越是丰富的就越独特，反之，越是独特的也越丰富。因为两者这时体现在一种程度上，这种程度我称之为“真”。当“真”体现在性质上时，它就是“科学”，是具体和明确的，同时也是实用的。而当“真”诉之于程度时，它成了艺术和哲学或宗教——它既不务实，也不提供答案，有时连问题都没有，但它无穷无尽，在万事万物中现形。而创作者往往是从独特性进入这个增幅装置，不过“真”永远无法抵达，只可以无限接近，这种无限姑且称为“极致”。正是通过对“极致”的追求，创作者从独特性抵达了丰富性。因此艺术向来无关乎正确或错误、高尚或卑微、强壮或软弱等，它不是事理、道德或比赛。我认为“美”就是丰富，就是无所不是、无所不有、无所不在，而“丑”则是单调、贫瘠、狭隘和封闭。艺术无论以什么形式或体裁，创造的都是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可以容纳万物。艺术不是创造一个具体的“物”，或者说艺术追求的是更大的能指性，而不是单一的确定性。
在阅读方面，我的爱好开始转向了俄罗斯作家。不过我并非先读到前文提及的那些美国作家，然后再读到俄罗斯作家。当年我的阅读顺序是随机的，而且也不只读了这两个国家的作家。只是最初我觉得那些美国作家更打动我，毕竟他们都是20世纪的作家，生活经验和我有更多共通之处。而且他们是以一种日常语言写作，比较接近口语，这对当时阅读经验不多的我来说显得很友好。而俄罗斯作家我读的是19世纪“黄金时代”的那一批：普希金、果戈里、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这些作家生活的时代和身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与我的亲身经历有较大差异。不过，读他们不需要很熟悉俄罗斯历史，他们的作品里并没什么难以理解的内容。再说无论外部环境差异再大，人性毕竟是相通的。
在所有俄罗斯作家里，我特别喜欢契诃夫。很多人说卡佛是“美国的契诃夫”，因为他们都喜欢写底层的小人物。但是卡佛的小人物是一些追求世俗生活的失足遇险者。而契诃夫的小人物说到底不是在现实中遇险，而是在精神中遇险——他们向往过一种宗教意义上的道德的、踏实的、虔诚的生活，然而无论如何都追求不到。宗教曾经世世代代地向俄罗斯人许诺人生的意义，这成为他们的生活支柱。可是后来科学和理性推翻了这根支柱，令他们无法再踏实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变得成天忧心忡忡。契诃夫的人物总是在追问生活的目的，卡佛的人物则不会问这个问题，他们认为活着就是为了活得更好，或者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简直不言而喻。可是什么是“更好”？
现代社会为卡佛的人物提供了现成的人生价值，如“成功”“富有”“健美”“负责”“诚信”“开明”“体面”“慷慨”等等，而他们就是倒在了对这些的追求上。可是契诃夫的人物没有来得及进入现代社会，没有被消费主义裹挟过。他们想象中的“生活目的”是一种宗教意义上的人类共同理想——屠格涅夫的感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分裂、托尔斯泰的赎罪和救世观，都是源自对这种理想的渴求或幻灭。而契诃夫的原创性在于他把一种传统的对信仰的虔诚转化为对理性的彻底诚实，所以他的人物才那么奇怪和不可思议，可同时又那么自然和恰如其分，仿佛他们理应如此也只能如此（这样的人确实存在过，不过只占极少数，因为他们会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最先被淘汰）。显著的一点是，契诃夫的人物完全不懂欺骗自己，哪怕他们是在追求不存在的事物或思考没有答案的问题。于是他们困在了一种尴尬的境地：他们感觉自己过的生活不对，再也不能这么过下去了，可是对的生活应该是怎样的，他们又想象不出来。于是纳博科夫曾评价道：“契诃夫的主人公是一种模糊而美丽的人类真理的担负者，不幸的是，他对于这个重负既卸不下又担不动。”
我不同意说卡佛是“美国的契诃夫”，因为卡佛的人物是一群务实的世俗主义者，他们遇到的困难非常实际：破产、失业、出轨、酗酒、意外，或诸如此类的。而契诃夫的人物遇到的困难要复杂得多，并且主要在精神方面：他们原本可能也有一个务实的出发点，可是阴差阳错，造化弄人，最后他们的一切努力都化为一种徒劳的务虚。契诃夫是继塞林格之后，我第二个非常喜欢的作家。
在做网店之前，我以为做网店不必和人打交道，对我来说阻力较小，而且时间安排比较自由，我可以同时兼顾写作。不过我想得太美了！事实是我的生意始终没有进展，写作也止步不前。因为我静不下心来，所以大多数时候我都不想写作。我每天对着电脑，经常一边做网店客服，一边读论坛上的文章。有时我也会蓦然惊醒，意识到自己该动笔了。可是自从我多读了一些书，并且在论坛上接触到一些超过我当时水平的观念后，我发现自己消化不了这些内容，更不要说吸收了。我变得不懂写作了，而且这时重读自己之前的作品，简直赧颜汗下，感到自己此前写的东西太幼稚和陈旧，无法相信我曾敢于把这些不成熟的作品发到网上给人看。我想要改变这种状况，或许首先该改变我的生活。当时我把自己写不下去的原因归咎到了我过的生活，我渴望经历一些“异质”的生活。早年我在漫画社和北京前后度过的一年，在我看来也属于“异质”。只是在那两段经历里，我始终感觉有些格格不入。因为我的天性并不张扬、反叛、冲动、热情。而我想象中的“异质生活”应该是一种平和、恬静、辛劳和朴素的生活。
我首先想到了新乡。2009年我从广州骑车到北京，在沿途经过的所有城市里，印象最好的一个就是新乡。新乡农业发达，人口分布围绕着周边的县镇和乡村，而不是集中在市区里。新乡的物价并不高。我想在新乡找一份工作，随便什么工作都行，然后租个房子住下。当时我大概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几个朋友，他们都是曾经画漫画时交的朋友。我不会和过往的同事、同学聊这种话题。其中一个朋友刚好去了一趟大理，他向我力荐大理，并且说他将来也想搬到那里。另一个朋友则说假如我去大理的话，他也想和我一起去。
于是我立刻开始清货，清不掉的我都送给当年在南宁的合伙人了。2012年9月，我和另外那个朋友乘火车经昆明辗转抵达大理，然后在下关镇各租了个住处。不过最早向我们推荐大理的那个朋友后来并没跟着搬去。
在广州做女装网店时的出租屋（摄于2012年）
出租屋窗外的楼下（摄于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