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底，我从北京返回广州。父母看见我回来自然感到高兴，但也只是有限地高兴，因为我的人生似乎偏离了“正轨”。不过他们并没催促我找工作，大概是怕催急了，我又跑去“流浪和创作”。他们其实都很关心我，只是不知道该做什么。对于这个社会，他们和我一样感到困惑和迷茫。有时他们甚至会为自己无力提点我而流露出一点内疚的意思。
这会儿我母亲刚退休没多久。退休对她来说是一个解脱，因为在之前很长一段时期里，她被单位里的事情困扰，经常陷于情理两难的局面，导致她长期焦虑，处在慢性的歇斯底里中。这时候她已经恢复了不少，而且退休后也有了闲暇时间。她看见我郁郁寡欢，就提出和我去旅行，借以散散心。话说回来，从小到大，父母还没有带我出过远门。我父亲完全没有旅游的概念，他不清楚人为什么要旅游，认为旅游是一种浪费钱的奇怪行为。我母亲则生于上海长于广州，是个地道的城里人，她知道生活不光是吃饭睡觉工作，还应该有点别的内容。可是我们家经济条件不好，所以她只带过我和我姐到邻近的佛山和番禺玩，但都是当天来回，没有看任何景点，只是在市区逛街而已。到了今天，番禺已经变成广州市的一个区，而佛山则坐地铁半小时就能到，所以那都不能算是旅游。我在二十五岁去北京之前，还从来没有离开过广东省。唯一一次省内的远游，是在十岁那年随父母回了趟父亲在粤东的老家。那里非常贫困和偏僻，我祖母当年还住在土坯房里，父亲则说他小时候村里还有人被老虎吃掉。
简单地商量一番后，我和母亲决定报团参加新马泰游。我们都没有出过国，很想看看国外是什么样子。而当年新马泰游又非常便宜，记得行程一周，团费三千多，比很多国内游线路还便宜。可是这趟旅游对我来说堪称一场灾难。旅行社在宣传时只字不提路线安排，但参团的人似乎都对此一清二楚，并心照不宣。只有我们母子好像活在真空里，一无所知。去到泰国后我很快就傻眼了，同团的只有我们是母子同游，其他团友大多是结伴的单身汉，或者是老年夫妻。不难想象，他们都把我当笑话看：哪有人会带着老母亲参加这种团。
到了泰国，地陪是一个华裔青年，他说自己的祖籍是广东潮州，我们这个团从广州出发，因此和他算得上是老乡。他在大巴上不停地给团员讲狎亵的笑话，我坐在母亲旁边，简直窘得无地自容。晚上他带我们去看脱衣舞表演，这是自费项目，我和母亲自然不会看，于是便在周围闲逛打发时间。事后听团友说，表演的内容很震撼。记得白天的人妖表演，我觉得尺度已经颇大，他们却说没意思，是骗钱的。显然他们在这方面有很高的预期。后来到了新加坡，地陪还领着一帮单身的团友去了红灯区。事后我才了解到，尽管这个旅行团的游览项目表面看来老少咸宜，可是有一大半的团友，其实是冲着行程表上没有注明的内容去的。原本我们这趟旅游的目的是散心，不料心里更堵了。整趟行程我都如坐针毡，感觉无比尴尬难堪。只要上了大巴，我就合上眼装睡，尽量避免和团友交流。
大约在家赋闲了两三个月之后，之前动漫资讯杂志的老板知道我回了广州，于是主动联系上我，劝我回去他公司继续干。大概对他来说，我是难得的廉价劳动力，他找不到别的像我这样任劳任怨又无欲无求的员工。而我刚好也对找工作这件事缺乏信心，我害怕去面试应聘，这时的我已经变得比刚毕业时更怕人。在前文中我提到过，我的社交障碍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一点点积累出来的。刚踏入社会时我并不太怕和人打交道，尽管我会为自己有些方面与别人不同而感到不安，但这种不安还远远不足以伤害我。因为那时我比较单纯和迟钝，看不懂人心，这种懵懂反而保护了我。相反别人因我的迟钝而感觉受伤的情况可能也发生过。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会阅历的积累，我对社会和人心渐渐有了更多认识。正是因为增加了认识，我反复地体验到愤怒、懊恼、羞耻、悔恨、自卑等各种情绪。而对这些情绪的体验令我变得越来越敏感和畏缩，也越来越回避人际接触。既然我不敢去面试工作，原来的老板又主动来招募我，那我们自然是一拍即合了。事实上我在北京辞了文印店的工作后，已经有半年多没上班。这个时候我非常想上班，对我来说只要有个班上，无论做什么都可以。我觉得只要人忙起来，就不会胡思乱想了。
回到公司后我发现，因为发行的情况很不理想，我们那本动漫资讯杂志已经停刊了。之前我辞职的时候，杂志刚做了四期，发出去三期。最后停刊时则总共做了七或八期。我原来的那些同事这时都走了，只有那个主编还在。不过他也没有待多久，几个月后也走了。在他走了之后，我们老板策划了一本音响器材内容的新刊，然后重新招聘了一批人。这时来的新刊主编和我同岁，只比我大几个月。他是211大学中文系毕业，大概因为考研，他参加工作远比我晚。可是即使如此，他处世还是比我成熟很多。下文中我再提到主编时，当指这个音响器材刊物的主编，而不是之前那个动漫资讯杂志的主编。
音响器材其实是我们老板比较熟悉的领域，他早年在碟评刊物里任职时，不少接触影音设备，也积累了一些人脉。不过这时已经是2005年，宽带网基本已全面普及，各类论坛和博客网站的兴起大大丰富了互联网上的内容。而纸媒体却在加速地衰落，我们称为“二渠道”的民营图书批发市场早已热闹不再，书店和报摊的生意一天比一天难做，比我更年轻的读者很多已经没有购买杂志的习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老板选择了全面出击：以尽可能小的成本做尽可能多的产品。毕竟，广种薄收要比颗粒无收好一点。而且在发行方面，我们要面对一个账期的问题：你不把下一批产品发到经销商手上，就收不到上一批产品的货款。所以多做一些制作周期短的“小产品”，要比花大力气做一个“大产品”，在资金流动上压力更小。于是加班渐渐成了我们的家常便饭，我甚至在办公室里睡过几晚。我们做的产品种类很庞杂，内容从动漫到影音器材，介质从纸刊到光盘，无论正版盗版我们都做。因为人少活儿多，我们的分工渐渐变得模糊，我的职责已经超出了美编的范畴，包括文编和策划的工作也要一起参与。可是尽管我们使尽了浑身解数，终究也只是在苟延残喘而已。或许对老板来说唯一值得安慰的是，这种策略充分地把他仅有的人力、物力和场地都利用了起来，丝毫没有浪费。
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交往了一个女友，在此后的几年里，她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做的很多事情都包含对她的考虑。此外，和她交往对我的精神和心理状态都产生过很大影响。不过这部自述主要围绕我的工作经历讲述，我不想过多分享自己的感情经历，但会记述她对我的工作产生过的一些影响。这次我回到原来的公司，老板给我开的工资是一千八百元。他没提出签劳动合同，我也没有要求，所以他省下了我的社保。他知道我不重视这些，我也确实不重视这些。就这么干了大半年后，有一天老板主动对我说，要把我的工资提到两千六百元。涨工资我当然高兴，尽管心里觉得奇怪：怎么会有这种好事？不过我羞于把高兴的心情表现出来，我觉得这不太体面，于是我竟然还谦虚客套了一番，弄得老板都不好意思了。我当年真是既虚伪又愚蠢。后来我辞职的时候，才知道原来工资的事是女友背着我谈回来的。我女友从没去过我公司，也不认识我老板，她应该是从我手机里找到了我老板的电话，然后打电话去和他谈的。她甚至还拜托我老板别把她打电话的事告诉我。她这么做是因为发现我的工作和收入不对等，而我显然抗拒去解决这个问题。按道理我得悉这个情况后，应该对女友心怀感激才对。可是我却感觉受到了冒犯，觉得她让我丢了脸，不满她对我的私人事务横加干涉。当年的我心理不健全，人格扭曲，今天哪怕只是回想这些事情，我都觉得心在痛。
这次我在公司干了一年多，眼看公司的业务越来越不顺利，老板也渐渐变得暴躁起来。他对我们的发行非常不满，因为我们有很多货款追不回来。但是这个发行是他的小舅子，当初也是他带入行的，所以两人闹归闹，却也并没有拆伙。或许因为资金紧张，我发现我们老板也开始赖账了。他频繁地替换我们的供应商，用这种方法赖掉尾款。合作的快递他也三天两头换，每换一次又赖掉一笔尾款。不过他从来没有拖欠过我的工资。可能因为我的工资本来就不多，而且尽管我能力有限，对待工作却很认真负责，我敢说他很难找到比我性价比高的员工了。我们那本音响器材刊物也发行得不好，广告业务越来越难推进。到最后，我们主编也和老板闹起了矛盾。
我从主编这边听到的说法是，老板不但克扣了他的广告业务提成，还提出用一对音箱来支付他的报酬。那对音箱是我们一个客户送来的样机，让我们写测评软文用的，之后就留在了我们编辑部里。主编当然不要什么音箱，他来打工是为了挣钱，不是为了买音箱。这时他已经对我们杂志、公司和老板都不抱信心了。于是他萌生了自己创业的念头。恰好在这时他遇到一个机会，于是私下问我想不想跟他一起干。我觉得换一个新环境也不错，于是就答应了。
主编刚刚认识了一个人，这个人在我们邻市成立了一个汽修行业协会，这里姑且称他为会长。会长通过自己的人脉关系，正和有关部门联手查处管区内的违规经营店铺。其实如果严格按照相关的管理规定，当时几乎没有一家汽修店铺能够达标。但他们只查处没有加入协会的店铺，却不查处已加入协会的店铺。通过这种方法，协会不断地发展新会员。最后它靠什么方法营利，我就不清楚了，这也和我无关。会长找到我们主编，是想叫他承包创办一本会刊。这本会刊计划以直邮方式免费赠阅给会员店铺，同时会长依托他的关系网帮我们拉来广告。我还记得刚去协会的时候，会长请我们吃了一顿饭，席间开了一瓶六千多的拉菲。一切迹象都表明，他的日子过得很滋润，他显然比我们原来的老板有钱，所以和他合作应该更容易挣到钱。可是我们实在太稚嫩，社会阅历太浅，轻信了这个会长的话。
很快我们就察觉到不对劲了。会长并没帮我们介绍广告客户，而是给了我们一堆厂家资料，让我们自己去洽谈。那些厂家其实分散在全国各地，根本就不认识会长，更没听过他的协会。我们打了很多电话，结果连一个广告都没谈下来，有的厂家甚至直接骂我是骗子。这些资料根本就没有价值，我们自己都可以在网上找到。与此同时，会长还三天两头让我们帮忙做事。他出去查处汽修店铺时，总要拉上我们助威。实际上我们到了那儿啥也不用做，只是站在旁边围观而已。他的用意我始终没搞懂，难道是要我们扮演他的打手？可我们都是斯文人，怎么看也不像啊。他还有个老朋友，几乎每天都来协会坐，经常要我帮他设计单张海报，内容都是长途自驾游方面的。我不好意思拒绝，但心里难免嘀咕：我又没在协会领工资，为啥他理直气壮地要我白干活？
就这样过了大半个月，我们几乎把创刊号的内容都做好了，广告业务却还没有一点着落。主编只好去和会长谈。到了这个时候，会长才勉为其难地介绍了几个朋友给我们。主编终于谈成了两三个版面的广告，可这并不能覆盖一期会刊的制作和邮递成本。主编于是又去和会长谈，这次会长也无能为力了。主编当然不愿意自己贴钱把刊物印出来，于是我俩又灰溜溜地回了广州。
我回广州后不久，我父亲突然中风进了医院。他在医院里住了大半个月，我和母亲轮流照顾他。出院后他在家休养，恢复得还算不错，大约过了两三个月，他已经可以自己拄着拐杖出门。不过他的体力再没能完全恢复，不仅力气大不如前，而且很容易疲劳，精神方面更是大受打击。此后他对生死的问题变得很敏感，人也悲观了许多。
在照顾父亲的同时，我想尝试一下靠写作谋生。于是我写了一批故事，有惊悚、幻想、生活等多种题材类型。其中有一篇三千字的悬疑故事被《今古传奇》采用，领到了八百多的稿费。不过我发现投稿的命中率实在太低，我大约写了六七个故事，花了两三个月时间，投来投去才发表了一篇，根本就不可能以此为生。从前动漫资讯刊的那个主编给其他杂志写稿，都是先想办法认识对方编辑，然后问编辑需要哪类稿件，再针对性地写作，而不是像我这样把作品写出来后再去投稿。可是我不懂怎么认识人，也不想主动认识人。除了往纸刊投稿外，我还在起点中文网上开了个校园小说的连载，大约写了五到六万字。然而阅读量少得可怜，最后一分钱都没挣到，于是我就收手了。
我和女友的相处也一直很坎坷。后来我才醒悟到，在很多方面我对她的方式和我母亲对我的方式简直如出一辙。这自然激起了她的强烈反抗。比如有时我只是想客观公正地评议她的一些做法，而她却指责我背叛她，说我站到了外人那边。她把我自以为的公正理解为背叛，这点令我初时非常惊讶。事实上正是她最早为我提供了这个角度，去反思我和我母亲在亲密关系中的一些负面感情的形成原因，以及对我性格产生的影响，这些内容我在前文中已有所讲述。当我女友说出“背叛”这个词后，我很快就领会了很多。我在年幼的时候，很少能感受到父母的支持，他们要做公正的人，自然不能偏护自家孩子；他们对家人严格，对外人却宽容。而我女友从小没尝过这一套，她也不打算买我的账。后来我认识到，幼年时的这种家庭环境，令我长大后本能地以戒备心对待亲密关系：哪怕我在理智上完全信任一个人，但在感情上却无法信任任何人。谁要是对我表达好感，或以热情的态度对我，我就会条件反射般地抵触，并且不由自主地和对方保持距离——我害怕受到伤害，我无法信任亲密关系，是因为我早已认可了那种“背叛”。甚至连我的女友都投诉过我，说我经常突然间对她态度生疏客气，令她感觉很受伤。只是即使我今天在理智上认识到了这些，也还是不能完全克服自己在社交方面的一些心理障碍。
这时一个之前动漫资讯杂志的同事联系我，说他刚入职的公司还在招人，问我有没兴趣去试试。这我当然有兴趣。实际上交了女友之后，我的开销大幅增加了。尽管我和父母住在一起，不需要交房租，但那点可怜的工资仍然叫我捉襟见肘，我甚至卖了一些漫画来救急。我去的这家公司才刚成立，主要做原创动漫内容。那时候国家开始大力扶持本土动漫产业，对投资方有很多优惠补贴政策。比如当时电视台禁播了国外动画，本土的动画则只要在电视台上播映，政府就给予经济补助。而我们公司就是冲着这些补贴而来，可以说是典型的“政策的产物”。我们老板是一家小有名气的音像制品公司的老总，在影视传媒行业有深厚的人脉资源，但对做原创却一点经验也没有。
我入职了公司的漫画制作部，成为了首批的员工。我们的产品是幽默类漫画，不过内容一点都不好笑，我自己绝对不会读那种书。但我只是去打工的，公司发我工资，我就按要求干活，没必要纠结于个人喜恶或价值认同。而且就国内的出版环境来说，漫画作品必须内容健康、主题积极向上才过得了审，这导致很多日本动漫里受欢迎的元素在国内根本不能碰。于是资本在风险和市场之间权衡后，几乎不约而同地瞄准了幽默题材。但我女友不喜欢听我说任何理想主义的话，她认为我在逃避困难——她看得很准，我确实是在逃避困难。
这份新工作的工资是三千多，但时间已经来到2006年，物价早就今非昔比，我要处对象的话，这点钱根本就不够。这时候我就像一匹被套上轭的驽马，由不得我两袖清风采菊东篱下了。正好我们公司在征集漫画脚本，虽说征集是公开的，但全是我们这些在职人员投稿。可是我既要上班还要谈恋爱，哪有时间构思什么脚本啊！所以我就从网上搜集现成的故事，东拼西凑再改动一下，其实相当于洗稿。我的同事也全都这么干，公司反正是不管，因为我们都签了版权合同，出了问题公司会向我们追讨赔偿。不过靠这些投稿每个月也只能增加一千元左右的收入，我仍然过得非常拮据。
在图书公司打工期间，我的工位（摄于2005年）
通宵加班睡觉的地方（摄于2005年）
这时候我和北京的几个朋友变得疏远了。我很长时间没和他们联系，大概因为自觉活成了他们讨厌的样子。我都不好意思向他们介绍我的现状：我任职的公司就是他们鄙视的那种公司，我做的产品就是他们称为垃圾的那种产品，而我已经堕落到和这一切同流合污的地步。我每天埋头制造垃圾、驱逐良币、污染视听……我还可以怎么为自己辩解？难道要学电影里说的：我没有别的选择，大家都在这么做？——不过我也没有过度纠结这个问题，因为和女友的相处已经带给我很多从未尝过的痛苦，有好几次我都要崩溃了。
出于种种原因，我女友经常会被我气得要命，而之后就轮到我遭殃了。我的焦虑水平很高，总想保持情绪平稳，而女友情绪波动很大，她的情绪经常会给我造成精神伤害，和她闹矛盾会令我极其焦虑和不适。本来这时聪明的做法是冷处理，先把矛盾晾在一边，等她冷静后再尝试修补。可我却总想尽快让她平复下来，拖着不解决会更令我坐立难安，这么做有时无异于螳臂当车，那情形就像一只烧得滚烫的锅正从炉上翻下来，我却只能迎上双手和胸膛去接。我的精神其实很脆弱，所以这时得给自己喘口气，既然已经有人代劳，我就不必再苦苦折磨自己了。于是我用忙碌来麻痹自己，重新回到了麻木不仁和浑浑噩噩的状态里。
漫画社和北漂经历带来的影响，此时在我的身体里沉睡了，不过它们会有醒来的一天。或者也可以说，我务实的努力，将来会有“失败”的一天——这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其实不重要，它们有时互为因果。
以上是我从北京回广州后的两年多里发生的事。如今我的记叙读起来可能轻松，但当年我却过得并不轻松。在这段日子里，我的精神状态一路往不好的方向发展。过往习惯的那种心平气和逐渐被打破，这时的我已经有了一些精神衰弱的迹象。但是考虑到隐私，有些经历我不便分享。我在胳膊上文了个图案，这个图案来自古谷实的漫画《庸才》，我想在这里花一些篇幅介绍这部漫画。
《庸才》的主人公住田祐一是个高中生，他和母亲一起被父亲抛弃，然后他的母亲又抛弃了他。他的双亲都很糟糕，父亲是个无赖，在外面欠了高利贷，黑帮却找到住田头上，并在他脸上划了一刀，这时住田连眼都没眨一下。他不怕死，也不贪生，生命对他来说并非一件幸事：他从没体验过被爱，只体验过各种磨难和伤害。于是他对人生报以一种消极忍受的态度：由于他无法摆脱人生的痛苦和绝望，所以产生了一种自保的心理防御机制；为了防止精神崩溃，他转而认同了那些痛苦和绝望，并把其认识为自己的主动追求。他告诉自己，世界上有两类人，其中一类是天才，应该掌控自己的命运；而他属于另一类的庸人，则应无条件地接纳和承受命运。故此他不抗争、不抱怨、逆来顺受，冷漠且憎恨地对待自己的生命。但也因此，他无所畏惧，且对痛苦免疫。他就是以这种消极的心境熬过了日常的苦难。甚至在他的好友夜野正造冒生命危险替他（父亲）还了高利贷后，他也没有表达感激，相反痛斥了夜野。
然而在一次偶然的冲动下，他却用砖头砸死了自己的父亲。于是此前一直保护他的人生观开始反噬他——因为弑父象征着反抗，表明他其实并不愿意接受命运。既然生命不再是无条件地忍受，他就将重新被痛苦淹没，除非他能告诉自己活下去的意义——这个问题他根本回答不出来。他会在这时候产生袭击父亲的冲动，是因为出现了一个主动追求他的女生茶沢景子。起先他再三回避和拒绝，然而后来还是松懈了。在茶沢身上，他体验到了一些肉欲的快乐。但这点快乐的剂量不足以令他转向肯定和热爱生命，却腐蚀了他视人生为苦难的精神护甲，继而唤醒了他对父亲的怨恨。
以上对漫画角色的理解，只是我个人的解读，并不是唯一正确的解释。古谷实只负责讲故事，并没在作品里剖析人物的心理。今天我们熟悉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也就是人质情结，其实弗洛伊德早已分析过这种心理防御机制。在斯德哥尔摩事件里，受害者只是在一段特定的时间里成为人质，而住田却在他短暂的一生中都是人质——他为他无力挣脱的不幸所挟持。尽管父亲的尸体并没被人发现，但住田无法欺骗自己，于是他做出决定：他要找到并杀死一个坏人，作为对这个世界的补偿，然后再自杀。接着他辍了学，外出一边打工，一边物色要杀的坏人。在这个过程中，他有过一些拯救自己的机会，也有不少人向他伸出援手，但他始终不为所动。他没能遇到坏人，因为这件事需要运气，不是完全由他把握。不过正如漫画开头茶沢谎称捡到手枪来向他搭讪时，他对茶沢说过的一样：人在命运面前，唯一确定由自己把握的，就只有自杀这件事。最后他贯彻了自己的意志，以自杀结束了生命。
我在胳膊上文的图案，是漫画里住田在打工和流浪时，让一个想学文身的工友在自己身上做的练习。这个图案没有含义，只是一种流行的文身风格。但住田其实对文什么图案完全无所谓——他对自己的身体无所谓，对人生也无所谓。既然工友想学手艺，又找不到练习的对象，他就帮个忙而已。这段情节在漫画里只是“闲笔”，并不关涉故事主线的发展，那个工友也就只露了这一面。而我文这个图案，可能包含了一种幼稚的自我投射。不过我想每个人都难免有幼稚的地方，不是在这个方面，就是在那个方面。今天我把它看作一种个性的幼稚，而不是认知的幼稚（尽管我也有很多认知方面的幼稚）。比如我对一些事情的观点可能很“中二”，曾经我也怀疑过这是不成熟，但现在我不再怀疑，我就是喜欢“中二”，只要这不侵犯别人就好。今天我也不再认为无知是一种缺陷，虽然我在前文中说过“无知近乎恶”，但人不可能在一生中的所有时期或所有方面都避免无知。我认为封闭和狭隘才是缺陷，因为这意味着人拒绝刷新自己。此外我也没有把日子过得苦大仇深，该玩耍的时候我会玩耍，想说俏皮话的时候我还是会说。悲观对我来说不是一种日常和外在的生活态度，而是一种本质的生命感受。
时间来到2007年，我有一个唯一仍保持联系的夜校同学，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在二沙头二手电器交易市场倒卖手机。后来二手手机行业进化了，大卖家都主攻走私货源，开始大批量地收购和分销。而他没有那么大的资本，靠跟普通用户回收旧机再翻新倒卖，这既花时间又花精力，投入产出比较低，在市场里渐渐难以立足。于是他找了份工作，上了一段时间班。到了这会儿，他正好打工打到了怀疑人生的关头。而我的处境和他也差不多，眼看物价一天天在涨，工资却不跟着涨；公司成天说要加班，却一次都没发过加班工资——像这样打工打下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于是我俩一合计，都觉得要做点生意，所谓给人打工不如给自己打工。
我们从年头开始商量，盘算了几个月，最后决定先去越南看看。我们是这么想的：广州的房价已经飞涨，连带把物价也抬高，我们的资金很有限，在广州已做不起生意；而越南的经济比我们落后至少十年，且正在学我们搞改革开放，那么我们带着领先十年的意识回到相对落后的地方去，或许能找到一些当地人还没察觉的商机。说到底，如果是在国内的话，我们也想不到什么别人没想到过、没尝试过的生意。于是我们迅速办理了签证，然后相继辞了工作。出发之前，我们在网上找到一个在河内的柳州女孩，并雇下她当我们的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