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找的翻译女孩当时刚从河内国家大学毕业，但人还住在学校宿舍里。我和我的合伙人先从广州坐火车到南宁，再转一趟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到了凭祥。从凭祥的友谊关出境后，那边有私人运营的载客小车，到河内的车费好像是五十元人民币。那条路曲折多弯，我记得大约开了两个多小时。
河内给我的印象有点像我小时候的广州。在城市的整体风格上，广州和河内的相似度要高于广州和北京。北京的马路大多宽敞、笔直，就跟棋盘似的，只有东西或南北走向的路，没有斜着走的路。而河内和广州相似，老城区有很多狭窄、弯曲、倾斜的小马路。北京的老民宅是四合院样式，基本都是平房。而河内和广州因为天气潮湿，梅雨季节房子一层的墙壁和家具要“出水”，且经常会被雨水淹没，所以老民宅都会盖到两或三层，临街的一面还会建成骑楼，为下面的商铺遮风挡雨。北京有很多老建筑的外墙会漆成红色，广州和河内没有这样的墙，只有本色的红砖墙。北京的老牌坊两边柱子也漆成红色，而且是圆柱，广州和河内则多见石砌牌坊，两边既不是圆柱，也不漆成红色，样式和北京的差异很大。至于城市绿植方面，南北方的显著差别就更不用说了。实际上像泰国、马来西亚、越南这些东南亚国家，和广州一样，建筑风格最晚在19世纪就已受到西方殖民者的影响，因此彼此间有许多相似之处。就我个人的观感而言，北京给我的“异域感”要强于上面几个东南亚国家。
我们到达河内的第一天，翻译女孩带我们住到了河内国家大学的学生宿舍。那里有很多空房间，据说平常用于接待学生家属，只要给钱登记就能住。不过第二天我们发现，其实学校旁边的旅馆价钱也差不多，而且远比学校宿舍干净。于是我和合伙人第二天就搬到了旅馆。翻译女孩还告诉我们，学校的饭堂从来不洗碗，只用抹布擦一下，所以中国留学生都会自备饭盒。她还说外面的粉店在桌上摆一碗青柠，是给我们擦拭碗筷消毒的。我不知道她说的有几分真，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当年河内的卫生条件还停留在国内六七十年代的水平。我在街上还看到用扁担挑着卖的汤粉，有客人要光顾的时候，摊主就把担子上的锅放到路边，然后摆出小板凳，客人就坐在小板凳上吃。这种粉摊在河内随处可见，而且生意似乎都不错。可惜由于翻译女孩的苦劝，我们当时没有品尝。换了今天我是无论如何都要试试的。
和两广一样，越南人也喜欢吃粉，这里米粉的种类有很多。此外学校门外有卖法棍夹煎蛋，一份折合人民币三块五，作为早餐分量刚刚好。在河内的街头我能看到不少汉字，比如在门匾、牌坊、对联上。但翻译女孩说本地人大多不认识这些汉字。河内市区还有不少法国殖民时期留下的建筑，但全都非常破旧了。还有一座仿巴黎圣母院的哥特式教堂，不过和原版的巴黎圣母院相比，尺寸缩小了许多。教堂外的旅游纪念品以手工制作的贝壳首饰为主，但是工艺不敢恭维。还有的小店卖越战美军遗物，比如军牌、水壶、打火机之类的。我分辨不出这些东西的真假。我们还游览了还剑湖公园，参观了一只体长一米多的巨型斑鳖标本。据说这个湖里原本养有四只巨鳖，最后一只甚至活到2016年。
我们一边游览一边考察，咨询了一些招租的店铺，发现租金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么便宜。河内国家大学附近有不少中国人，尤其是在网吧里，这些人有的是留学生，有的则既不是学生，也不像打工者，不清楚是干啥的。我们跟他们打听了一下河内有什么小生意可做，结果发现他们大多不靠谱。其中有一个蓬头垢面、门牙上布满褐色牙斑的男青年，拍胸口让我们拿五十万出来，说保证能让我们赚到钱。最后我们考虑到在越南语言不通，对当地的法律法规、民风民俗也不熟悉，试错成本可能会很高，因此决定放弃河内。至于越南南部，因为物流相对不便，我们由始至终都没考虑过。
我们循去时的路返回国内，回程中顺便考察了南宁。南宁是我们的后备计划，相比于河内，这里对我们来说要容易把握得多。南宁离广州不到七百公里（后来通了高速只有五百多公里），坐火车或大巴一晚上就能到。南宁说的白话和广州说的粤语是同一种方言，只是口音有些不同而已。当年的南宁物价水平还很低，一碗老友粉才卖四块钱，螺蛳粉卖三块五，这点对于资金有限的我们来说显得很友好。况且南宁再不济也是个省会，在国家开发西部的政策推动下，将来必定是要繁荣起来的。
我们很快就在老城区中心看中了一个女装商场。这个商场已经开业近十年，总体经营得不错，有固定的顾客群。商场原本有五层，2006年又加建了一层，此时正是这个六楼有大量的空摊在招租。这个六楼总共有近一百七十个摊位，全部产权已经售出，也就是说每个摊位都有一个业主。但是这些业主都和开发商回签了十年的物业合同，由开发商来管理和运营整个楼层。
不过我们并不是六楼的首批经营户。我们2007年6月踏足南宁时，这个商场的六楼已经开业半年左右。实际上我们是赶上了六楼首批经营户的撤场潮。第一批经营户集体退出，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首先这个商场本身有一定人气，是一个成熟的商场，所以当初六楼招租时，无论是业主还是经营户都显得过度乐观，以一到五楼的经营情况揣度六楼的短期前景，共同把租金哄抬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可是六楼并没有楼下那么大的客流量，很多顾客还不知道商场新增了一层。而且商场一到五楼的经营户经过长年累月的淘汰和筛选，在市场规律的洗牌下，早已形成各层特定的经营品类和风格定位。而六楼因为是新开张，首批经营户只是凭各自的喜好和感觉进货，有人在卖可爱少女装，也有人卖大妈休闲服，这导致楼层的经营内容混乱、风格很不统一。于是最初上来逛的顾客普遍感到意兴阑珊，消费的意欲自然也不强。就是在这种相对高租金和低成交的双重压力下，逐渐有经营户选择放弃。随着空摊不断增多，后来的顾客就更没兴趣逛六楼了。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经营户的流失造成了顾客减少，而顾客减少反过来又加剧了经营户流失。在这种不利的形势下，商场物业开始插手干预。这个商场的物业是一家港资公司，他们在管理和运营商场方面很有经验，后来六楼就是在他们的策划和引导下被盘活的。
物业先是召集了六楼所有业主开会，动员大家共同降租，因为业主和经营户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只有经营户先把六楼做旺了，业主的产业才会升值，租金才能真正地提上去。不过当然了，只要是提到降租，业主肯定会有抵触。不过照当时的形势来看，假如他们不同意降租，那就和杀鸡取卵差不多——等首批的经营户全部倒闭后，六楼就可以关门大吉了，他们的投资也将变得一文不值。物业的游说最后成功了，在这件事上他们体现出很强的执行力。我和合伙人初次去商场时，正好是物业终于说动大多数业主的时候。因此也可以说，我们非常幸运，碰上了进场的最佳时机。
我上面记述的这些情况，其实是我和合伙人事后打听和回顾得到的。而当我们刚到商场时，甚至在我们签下一个摊位后，对六楼之前的这些来龙去脉和个中原委，其实都只是一知半解。
我们一分钱转让费都没付就拿到了一个摊位。因为当时很多摊主都在转让，他们普遍对六楼的前景不看好，所以都不敢要转让费，怕要了就转不出去。我们摊位的前一手租户对六楼已经心灰意冷，即使业主愿意降租她也不想再经营了。她只想快点找个人来接盘，好把她付给业主的押金要回来。我们和业主重新签订了合同，租金比原来下调了接近一半。我和合伙人各拿出两万，作为店铺的启动资金，两人各占一半股份。我的两万是向父母借的，我之前已经处在“月光”状态，因此这时完全没有积蓄。摊位签下来后，我们立即在离商场十五分钟步程的地方，租了个两室一厅的房子作为住处。我记得装修摊位大约花了一周左右。这个商场的面积不大，每个摊位都很袖珍。我们租下的那个摊位，店内实用面积还不到十三平，因此装修并没花去多少时间和费用。
开张后的最初几个月，六楼仍然是一派死气沉沉的气象。不仅我们店生意不好，绝大多数店生意都不好。除了节假日以外，大家一般都要到下午四五点以后才能发市，甚至一天下来连一笔生意都做不成也是常有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没有一个清晰的经营方向。因为每天的访客和成交样本量太小，不足以让我们做出有效的分析。其实在这个时候，六楼确实还没形成任何定位，就像初生婴儿一样具有各种可能性。于是我们也和之前的首批经营户一样，凭自己的喜好和感觉进货。我合伙人的老婆喜欢休闲风格，于是我们就主营休闲风格的女装。
就这么惨淡经营了两三个月，我们的账面一直在亏损。不过这或许就是做生意必须交的学费。很快我们也总结出了一些规律。比如说，我们商场当时共六层（后来又加建了第七层），大多数顾客都是从主楼梯一层一层逛上来的。因此必然地，每往上一层，顾客就会减少一点——客流量和楼层数是成反比的。于是较低的楼层在经过充分的竞争和淘汰后，最终会自然地定位在大众化的风格上。因为当有充足的客流量作为支撑时，薄利多销的经营方式最容易胜出。而要达到多销的目的则款式必定要大众化。相对而言，较高的楼层因为客流量较少，而且顾客是先逛了楼下的店铺再上来的，所以在款式风格上，首先要避免和楼下重复，其次是要突出个性化。而个性化风格意味着小众市场和细分市场，也意味着较高的毛利率等。所以我们首先应该掌握六楼的主体顾客群，然后再摸索一种合适的个性化风格。
最初我们可以说对此毫无头绪。因为六楼的客流量小，相对的随机性就大，我们很难做出有效的观察和判断。不过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渐渐地我们也看出了一些眉目。我们发现六楼首批的经营户陆续退出后，和我们一起进场的这批经营者，大多数年龄非常小，有的甚至还在读书。这可能是因为，有经验和能力的经营者，更喜欢找成熟的商场，而不愿在一个前景不明朗的地方浪费时间。不过因为六楼的进场门槛低、资金投入小，倒是吸引了一批没有经验的生手。这些经营者的平均年龄大约在二十出头。正是因为大家都没啥经验，所以就都按照自己的穿衣风格来进货。于是六楼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消费群体年龄的定位——主要针对二十出头的年轻女性顾客。
可是光有年龄定位还不够，我们还需要一个精准的风格定位。这个年龄的女孩普遍很重视打扮——少数不注重打扮的女孩也不会来逛我们商场——她们在穿着上追求个性化和差异化，因此还细分出很多不同的服饰风格类型。但是我们之前并没做过女装生意，对于二十出头的少女衣着风格，我们连一种也不掌握。当然，我们可以在商场里一边经营一边观察、分析和总结，然后不断做出调整。但是在生意操作上，试错向来是有成本的——包括时间和资金两方面——任何学习都要交学费。而我们的资金却很有限，经不起持久的消耗。我们自己不是这个年龄层的少女，通过学习去把握她们的品位，始终像是隔了一层纱，在细微处难免会反复犯错。实际上当时我们对自己经营处境的认识，不如我现在分析的这么条分缕析，我们只是朦朦胧胧地察觉到了上述问题，但又不知该如何解决。正好在这个时候，和我们店一墙之隔的邻店为我们提供了答案。
我们邻店的老板是广西艺术学院的一个大四女生，她的男友出钱帮她开了这个店，她本人则还在上学。她请了自己的表姐来看店，她只有在没课时才来商场。因为我们店只比她的店早开一个多月，和她也算是同期进场。所以她刚来的时候，经常向我们请教问题，我们和她的关系处得很好。她到广州拿货时，甚至还借住过我合伙人家。最初我们都以为，她开店属于玩票性质，不会坚持很长时间。商场里确实有一些这种女孩，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好，毕业后不想去工作，等着成为家庭主妇，家长为免她们无所事事，就投几万块帮她们开个店，让她们的生活有份责任和寄托。这些店一般都开不长久。因为店主不投入，又吃不了苦，每天晚来早走，来了也不看店，而是到处逛，找人聊天，在别的店买东西，有时买的比卖的还多——这根本就不是在做生意，而是在消磨时间。这种店的特征是开价特别高，五十块进的衣服敢卖两三百——因为店主不愿意频繁地奔波进货，所以只能靠宰客来维持高毛利。不过我们看走了眼，隔壁店的小妹不是这种人。尽管她也算不上多勤奋，但对开店确实怀有很大热情，也愿意投入。一开始她的生意并不好，但她的目标非常清晰，她并不像我们那样去分析市场，而是早就认准了自己要做的风格，所以她一直在找她要的货源。
当时有一本日本的少女时尚杂志《VIVI》 ，中文版叫作《昕薇》，在国内非常受欢迎。这本杂志的读者定位正好是十六到二十四岁左右的女生，和我们六楼的消费人群基本重合。隔壁店的小妹是这本杂志的忠实粉丝，她自己的穿着打扮都来自这本杂志，她就只想卖这本杂志里的款式。当年广州和东莞有专门做这类杂志款的仿版的厂家。不过光是广州就有上百个服装批发市场，小妹顶多只能两周去进一趟货，要找到这些杂志款的货源并非易事。这大约花了她两三个月的时间，期间我的合伙人也帮了她不少忙。因为她对广州并不熟悉，而且似乎对我们比较依赖。
当小妹的店上架了杂志款后，我们不无惊讶地发现，她的生意瞬间就火了。最初她只是带一些同学朋友来买。这些同学朋友的消费力竟然都很强，光靠这些人几乎就能养活她的店。而这些人又继续带各自的同学朋友来买……事实上，小妹的杂志款很适合我们六楼。首先它不是大众化的风格，而是一些比较前沿的潮流款式，针对的恰好也是二十出头的少女。此外之前商场里并没人专门卖这种杂志款。就个人的观感而言，我觉得可以用洋气、甜美和娇俏来形容这种杂志款的风格。和普通的日常服装相比，它的款式设计可能稍稍有些张扬，但又不至于到过分的地步。总的来说，它仍然可被归为日常服装。我在前文中分析过，我和合伙人都没做过女装生意，他老婆为我们店选的款式在小女生看来太成熟和老气，因此并不适合六楼渐渐形成的以少女为主的顾客群体。像我们开的这种店，风格定位必须协调一致，否则就很难培养熟客。而精准地把握一种个性化的少女风格，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有难度的事。而杂志款恰恰不需要我们亲自把握风格，只要照着杂志按图索骥就行了。刚好隔壁小妹的货源是在我合伙人夫妻的帮忙下找到的，她的生意在我们面前没有丝毫秘密可言。于是我的合伙人提出，我们也要跟着小妹卖杂志款，这对我们来说是唯一的生路。我们账面上的钱已所剩无几，再没有时间耗下去了。这时我和他已经确定了分工方式：我长期留在南宁看店，他和老婆则在广州负责进货发货，每隔一到两个月过来一趟看看商场的情况。
因为进货是由我合伙人负责的，我只是听从他的安排，所以当他把我们的第一批杂志款发过来后，我完全没料到隔壁的小妹会冲我大发雷霆。她骂我们不要脸，抄她的款式；又说我们虚伪，从一开始就对她别有用心；还说她一直把我们当朋友，而我们却在利用她。她说的并不全是事实，但她完全有资格生气。其实她恨的主要是我的合伙人夫妻。因为我从没回广州进过货，一直以来她都是和我的合伙人在打交道，我和她的交情并没有多深。但是我的合伙人夫妻此刻在广州，只有我一个人在南宁，因此她满腔的怒火就只能冲我发泄了。我也只好硬着头皮安抚她，把我能想到的好话都说尽了。可是说归说、做归做，在生意操作上，我半步都不能退让。她做的又不是品牌代理生意，散货市场上的货，谁都可以进，谁都可以卖。事实上，我并不喜欢我们做的这些事——当年不喜欢，今天仍然不喜欢。但生意就是这样，有时确实很丑陋，而我只能依从它内在的逻辑和规律。我已经蹚了这浑水——我跟父母借的两万块，已经全部投在里面了——此刻不能两手空空地上岸。
当有了一个经营方向后，我们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了。我们在广州和南宁两边有人，补货的时效和成本都是其他店铺不能比拟的。商场六楼的其他店铺，哪怕是经营得最好的，顶多也就每周到广州或东莞进一次货，而我们可以无间断地每天补货，因此敢于把利润压低。我们这种开在商场顶层的小店，其实主要是做熟客的生意，所以要不断地上新款。那么假设我们这周上了二十个新款，其中有两款特别受欢迎，这时换了别的店，这两款衣服绝不能让价。库存的几件卖完就没有了，他们要下周才能去补货。而我则是一发现小爆款就调低售价跑量，并且立刻让合伙人补货发来，以此加快周转频率，把小爆款的市场容量吃尽。其实在款式不出问题的前提下，谁家店的周转速度快，谁就立于不败之地。我们是两人合伙经营，和个人经营的店铺相比，我们的人力投入更大。他们挣一块钱利润，自己就能得到一块钱。而我们挣一块钱利润，每人却只能分到五毛钱。所以我们必须挣更多，利用优势，把周转速度加快到别人的两倍以上。当然，这一切还得有客流量作为支持。假如商场没有客流量，则我们也只能待价而沽、放缓节奏，想快也快不起来了。
庆幸的是，我们商场的物业非常专业和尽责。他们不断地策划促销活动，来提升六楼的人气。同时对经营户严格管理，比如禁止我们在商场营业时间里空摊、拦门等等。我们经营户都在物业那里交了押金，也签订了接受管理的协议。所以名义上我是个小老板，实质却和打工人差不多。每天早上我们都跟上班似的，要在商场门口登记打卡，迟到超过一定次数还要被罚款。如果我们有事要休业一天，还得提前写好请假条，然后交到物业办公室。请假理由不充分的话，还不一定被批准。这些措施虽然霸道，但确实很有效。假如物业不这样强化管理，我敢说六楼很多店主就会懒懒散散得过且过，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而这会导致我们六楼整体的竞争力下降，令顾客逐渐流向其他楼层或其他商场。因此抱怨归抱怨，我对物业的做法还是认可的。
这里插句题外话，后来我才认识到，做我们这种小本生意，其实真的就是在给商场打工。我们出钱出力、累死累活，把商场做旺后，自己所得的利润，远不如商场产业的升值幅度大。而商场一旦旺起来了，业主必定要涨我们的租。于是我们就像渔夫养的鸬鹚，租金就是我们脖子上的绳套。我们辛辛苦苦捕到的鱼，根本吞不到自己肚皮里，而是卡在脖子里，渔夫一伸手就掏走了。
我们可能是六楼最早回本的几家店之一。2007年7月开张，2008年春节前后就已经回本了。其实头几个月我们都在亏损，但毕竟这个店投资小，一旦成交量上来了，回本只是一眨眼的事。这时候六楼的客流量已经有很大改善，不再是早前那派冷冷清清的景象了。不久后和我们相邻的另一家店也找到了杂志款的货源，于是也跟着卖起了杂志款。在商场里开店和在路边开店有所不同，在商场里每一家店都被竞争对手包围着，互相之间既是依存也是敌对关系，彼此有帮忙也有提防。毫无疑问的是，所有店主都不希望自己的爆款被别家店察觉，同时又要千方百计地打听别人什么款式卖得好。当有顾客和我们讲价时，我们总是用计算器敲出数字给顾客看，而不用嘴说出来，因为我们怕说出来会被邻店听到。总之在这种尔虞我诈的环境里，你没有办法光明磊落，你只能口是心非，除非你对钱完全无所谓。可是假如你对钱无所谓，那跑到商场这种封闭、逼仄、压抑、空气混浊、遮天蔽日的地方来，每天待上十二三个小时做什么呢？
我们摊位虽然租金低，且没要转让费，但位置却不算好，既不在主通道上，离主楼梯和两部厢式电梯也很远。面对竞争的压力，我们很怕被前面位置好的店“封杀”。毕竟爆款是少数，可遇不可求，大多数款式其实不是每天都有人看。这些潜力差的款式假如和位置好的店撞款，那就有可能砸在自己手里。而积压的货物会抵销掉我们的利润，此外还要找地方存放。记得当时我为此很焦虑，根本放松不下来，商场里复杂敌对的人际氛围也导致我持续紧张和不适。因此每天晚上关店之后，我都要跟合伙人打半小时以上的电话，讨论生意上的各种问题。这些讨论有时并没实际意义，纯粹只是为了释放压力，给自己一种已经尽力了的安心感而已。这时我感觉开店就像逆水行舟，由不得我们蹉跎。于是在第一个店回本没多久后，我就开始去物色新店的摊位了。我强烈地感觉到，只有一个店很不安全，万一被竞争对手针对，我们就很难有效地反制，甚至连腾挪的空间都没有。顺带一提，我们隔壁的小妹后来也把店搬到了商场的另一个角落，不再和我们做邻居了。因为卖同样的款式，她卖不过我们。
在去找新摊位之前，我还得先请到一个小工。我发现商场里有很多经营者，起码是六楼的大多数经营者，对小工这群人普遍很不重视，甚至可以说很不尊重。也可能六楼的经营者都很年轻，还没学会如何尊重人。他们对待小工不像对待一个和自己平等的人，倒像是对待下人。他们经常对小工言而无信，或是提出不合理的要求，或是随意地克扣。而这些小工大多也干不长久，对他们来说，来商场打工只是权宜之计，或是暂时的过渡。但我不喜欢这种松散的雇用关系。我在南宁孤身一人，无亲无友，缺少资源和依靠，也没有精力应付各种变故。我想找一个可以长期合作、稳定且可靠的小工。
我的运气还算不错。当时有个在六楼另一家店打工的小工，我发现她的沟通能力很好，人也比较诚恳。而且她的老板对她不好，本来她是上半天班的，但她老板经常晚来，然后要她无偿加班。于是我把她撬了过来。我给她开出六楼最高的工资，并且根据她的销售额设置了阶梯奖励。她来到我的店后收入翻了两三倍。我记得在营业额最高的月份，她可以拿到两千三百多，全年平均下来也有两千左右——这对于2008年的南宁来说，算是比较高的收入了。而且她只有初中学历，并不容易找到好的工作。在解决了小工的问题后，我就专心地去找摊位了。
尽管开第二个店是我们必须迈出的一步，但我合伙人的意愿却不如我来得迫切。确切来说他认为我太急进了，他反复地劝我要谨慎，建议我们放慢节奏。但我当时无法像他一样平心静气。我每天在商场里待上十二三个小时，切肤地感受着各种压力，情绪很难不受到影响。比如说，一笔生意差点没能谈成，顾客转头光顾了另一家店，这时我会感到懊恼。又比如，从顾客嘴里听到有别的店主在背后诋毁我，这时我会感到愤怒。其实我应该多和顾客培养感情，保持互动，因为顾客是认人不认店的。可我抗拒那么做，因为交际会带给我压力，于是有些顾客就白白地流失了。这些我都看在眼里，心里忧虑，但无计可施。当我们和其他店撞款时，遇到来比价的顾客，我不知该如何周旋。我在很多方面都很笨拙，同时又心太软，经常毫无必要地让价。其实我对自己的表现非常不满意。我讨厌做销售工作，也确实做得很糟糕，但我必须硬着头皮做，于是我越来越感到不安。
今天回顾当时的我，可能有点把潜在的危机夸大化了，也就是自己吓自己。但我每天都陷在危机感里，如果不做些什么，根本就安不下心来。我的合伙人不像我那么着急，是因为他没有亲身站在商场里面对种种竞争。他只是每晚看我发给他的营业数据，那只是一些数字，当然不会令他紧张。而我因为对商场内竞争和人际环境过敏，以及发生的一些事情和带来的情绪，精神逐渐变得不稳定起来——我焦躁不安，同时又亢奋。我亟望生意有一个决定性的进展——比如开出第二个店——这不全是出于对更大收益的渴望，更多是对内心忧虑情绪的一种安抚。
初到南宁，考察裕丰商场（摄于2007年）
从招商办公室领取的摊位图（摄于2007年）
为第二个店开张挑选的首批衣款（摄于2008年）
我们这时的分工方式其实对我不太公平：我长期驻守在南宁，每天工作十三个小时以上，除春节假期外没有别的休息日。而我的合伙人已回到广州的家里，每周去批发市场拿两三次货，每次就花半天时间；然后每个月来南宁观察几天，其余的日子想干啥干啥。所以自然地，他比我对现状更满足。但我对服饰潮流完全没有概念，要是让我去进货的话，我会彻底手足无措。实际上，我根本就不是做女装生意的那块料。我对时尚潮流既不敏感也没兴趣，而且我不爱和人打交道，没办法笼络顾客。我其实更像是被合伙人提携：当初是他先向我提议一起做生意，然后去越南考察也是他的建议；在我们回到南宁后，也是他看中了我们商场并决定卖女装。在女装这个领域，无论是做销售还是进货，他都比我更胜任。虽然我们的股份是对半开，但他才是我们生意的主导人。对他来说，我唯一难以被取代的方面是，他找不到别的像我一样值得信任的合作者。我们做的这种生意不能明码标价，故此就会有一个讲价的空间，假如老板本人不在商场里，而只请一个小工负责经营的话，那么就我所见，这个小工百分之一百会贪污，而且绝不会像老板亲自经营那么尽心尽力。我的合伙人对开新店这件事的态度比我保守，还有一个原因是他老婆这会儿怀孕了，他怕自己到时兼顾不过来。
这时我们的第一个店已经开业半年多，六楼的租金已整体上涨。我还记得我们第一个店的租金好像是一千八，反正不到两千，合同是一年一签。后来第二年涨到多少我就回忆不起来了。当我开始去找第二个摊位时，我们商量了两种方案：一是新店开在另一个商场，两店经营同样的风格和款式；二是新店还是开在原来的商场，两店经营不同的风格和款式。因为我们第一个店的定位相对较小众，假如新店和老店开在同一个商场里，并且经营同样的款式和风格，两店就有可能“自相残杀”。原本我们是倾向于在附近别的商场找一个摊位的，但我去了解了一番后，发现原来的商场已经是最适合我们的了。
过了没多久，我看到有一个适合的摊位在挂牌转让，这个摊位也在我们六楼，不过位置非常好，就在主楼梯的旁边、整个楼层的中心位置。我立刻联系了店主，这个店的租金好像是三千，另外她要求一笔转让费，开价大约是两三万——不过转让费是可以讲价的。因为时间过去了十几年，我上面提到的数目不一定准确，但偏差不会很大。我记得她的开价是我们当时资金能力承受得起的，但基本上就是我们的极限了。与此同时，我从周围的其他店主处打听到，这个摊位的经营者，其实是业主的亲妹妹。据说这个妹妹比较贪玩，之前并没认真在经营，经常几天才露一次面，有时一个月都不进一次货。她的店虽然位置很好，但她一直都在亏损。现在这个妹妹怀孕了，想在家里养胎，所以才把摊位转让出来。商场里其实是个小圈子，尤其是对本地人来说，对彼此的情况都有一定了解，我打听到的这些信息后来也证明是属实的。
因为这个摊位在六楼，假如我们拿下的话，就要开发一种和第一个店不同的款式风格。六楼这时的客流量已今非昔比，但考虑到我们第一个店刚开时在款式风格上碰过的钉子，我的合伙人对此并不是信心满满。如果我们用手头上所有的钱拿下这个摊位，那么在款式方面就没有试错的余地了。我们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决定和那个妹妹商量一下，看能不能以转租的方式接手她的摊位——她仍然保留和业主的租约，我们每个月多加几百块租金给她，等于让她细水长流地赚一份租金差价，这样我们也不必付她转让费了。
我们是这么考虑的，在正常情况下，转让确实比转租保险，因为直接和业主签订合同，可以避免很多不确定因素。实际上转租的风险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业主中止了和原店主的租约；二是原店主改变主意，不再把摊位转租给我们。但是这个原店主和业主是亲姐妹关系，她们之间的租约不太可能出问题。同时这个妹妹要生孩子，那接下来她的精力肯定更多投在家庭里，起码几年内不大可能回来开店。再说她原本也没有认真经营，她并不是一个有事业心的人。此外如果她想把摊位收回再租给别人，那么到时别人能出得起的租金，我们应该也出得起。
我和那个妹妹的沟通还算顺利，她同意了我的提议。不过后来证明这是个馊主意。我们的第二个店大约在2008年5月开张。我让我的小工看老店，我自己负责看新店。新店我们决定卖一些大品牌的仿版，比如韩国品牌E · LAND和TEENIE WEENIE、美国品牌A&F、澳大利亚品牌ROXY等等。这些品牌的正版要不就比较贵，要不就在国内买不到，但在广州有不少仿版的货源，我们选择做其中质量比较好的高仿。其实我们商场二、三楼也有卖这些仿版的店铺，但他们只卖质量比较差、价格比较便宜的低仿，一眼就可以区分出来。而我们卖的高仿哪怕不能以假乱真，起码也要认真对比一下才能辨出真假。
原本我们并没有百分百的信心，但新店开起来后，销售情况比我们预料的好。我们选择卖品牌仿版，是因为这可以降低我合伙人的进货难度——每周给两个不同的店选款上新并不容易，这方面本来就是我们的短板，何况几个月后他的孩子就要出生。所以到这时，我们才算松了一口气。不过，我们的好日子也就维持了两三个月而已。
就在我们新店开了大约一个多月后，斜对面和我们相隔只有几米远、正对主楼梯的一家店也挂出了转让的牌子。这个摊位的位置不比我们差。六楼的主楼梯前有一小片空地，是楼层的中心位置，几条主通道都汇集于此。紧贴并面向这片空地的摊位只有五个，算得上是六楼位置最好的几个摊位了，而我们和那个摊位都是其中之一。接手这个摊位的是一家湖北人，夫妻俩五十几岁，儿子二十五六左右，还有一个年龄比他略小的女友经常来帮忙。他们刚来的时候，和我有说有笑、客客气气。从聊天中我知道，那对夫妻之前在广州做过服装批发生意，并且在广州买了房子。后来因为生意越来越难做，他们就不做了。现在他们想教儿子做生意，所以才租下这个摊位。那个儿子比我小，但也不是刚毕业，已经工作过几年。至于他们为什么选择来南宁，而不是留在广州，他们就没有说了。他们说的话也未必全是真的。不过他们一家四口共同经营这么一个小店，这种情况在商场里非常罕见。从人力成本的角度考虑，他们的做法确实有违常理，所以他们可能真的是在教儿子做生意。
这家人的店刚开张时，上架了一批中年女装，这和六楼的定位明显不匹配，因此他们经常一天下来连一件都卖不出去。不过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边做边观察和分析，再不断做出调整。没多久后他们就盯上了我的店。因为我们卖的品牌仿版，在选款方面难度很低，他们模仿起来非常方便。其次我的店尽管客单价不高，但每天进我店的顾客却比进周围店的多。因为我们的周转速度快，是往跑量的方向靠的。他们看到我的店最热闹，自然就以我为模仿目标了。这就和我们第一个店对邻店小妹所做的一样，他们也开始卖和我们一样的品牌仿版。而他们的可怕之处在于，他们总共有四个人，这完全是不计成本地投入。他们由爸爸负责进货，其余三人负责销售，一般是妈妈看半天店，儿子和女友看半天店。
很快那个妈妈就成了我的噩梦和苦主。原本我就既不喜欢也不擅长做销售，何况对于女装店来说，女销售员天然比男销售员更有优势。她在顾客面前颠倒黑白诋毁我，对顾客说自己卖的是正货，而我卖的是假货。事实上我们卖的都是假货。我没办法像她一样对顾客撒谎，说自己卖的是正货，被人揭穿会让我无地自容，而且我认为不会有顾客相信她说的。但事实证明真的有顾客相信她。而且她还要搬弄是非，对不明就里的顾客说是我抄袭她，还说我欺负她年纪大。很多时候这些对我“名誉”的伤害甚至比经济上的损失更令我难受。和这家人的竞争把我整得好苦。但做生意就是这样，这条路是我选的。再说当初被我们抄袭的邻店小妹同样也苦，她甚至比我更有理由痛苦，因为起码我没被人“背叛”。
不过尽管如此，这一家四口还算不上是六楼和我们摩擦最多、冲突最严重的经营户。我们第一个店旁边有个店，店主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小伙，他比我们早进场约半个月，从我们开始和他做邻居起，就一直跟我们针锋相对。他是一个我讨厌的人，他做的很多事情在我看来非常不要脸。比如在我们老店刚装修的时候，他跑来对我们说，我们摊位的前一手租户已经把我们店里的木架吊顶送给他了，假如我们要继续用那个吊顶，可以付他几百块钱买下来。恰好我们不想要那个吊顶，于是拆下来给了他。结果他把吊顶丢到了消防楼梯间。保安来问的时候，他说那个吊顶从我们店里拆下来，所以是属于我们的，应该由我们去清理。类似这样的事情他还做了很多。后来我们学另一边邻店的小妹卖杂志款，他就趁机去安慰小妹，在小妹面前搬弄是非，借机抹黑我们，装出和小妹同仇敌忾的样子。最后他从小妹的表姐口中套出了杂志款货源的线索，然后他也卖起了杂志款，为此小妹和他也闹翻了。不过他和我不同，他丝毫不在乎和人闹翻，也不害怕出丑。
我正是在和他的持续斗争中，愈发觉得自己不胜任销售工作。我的羞耻感和尊严感太强烈，这非常不利于向顾客推销产品。正是因为他在旁边不断挑衅，而我又意识到自己在销售方面受他压制，所以当第一个店回本之后，我才迫不及待地想要开第二个店。事实上他也在筹备开第二个店，他的第二个店甚至比我们的还早开张几天。他的第二个店在六楼主通道靠前的位置，这正是我最担忧的地方——他已经掌握了杂志款的货源，假如他有意狙击我们的款式，而位置又比我们优越，那对我们的伤害就会很大。这就跟下围棋一样，他已经走了一步，现在轮到我们了——要不我们就在六楼更好的位置落下一子，作为对他两店的“反夹”；要不就在其他楼层或其他商场再开一店，那么当我们的老店被他围堵时，起码在棋盘外还有一子“活棋”。
在请小工这件事情上，他也要来和我争抢。他有一个女友在移动营业厅上班，下班后会来帮他看店，但在他开了第二个店后，靠女友兼职帮忙就顾不过来了。他和我都看中了同一个小工，不过在小工们的眼里，我的名声远比他好；他的吝啬和出尔反尔已经尽人皆知，所以那个小工没有丝毫犹豫地选择了我。但是在我新店开张了之后，他还继续骚扰我的小工，每天从她口里打探我们的经营情况，甚至还试过晚上关门后跟踪我小工回家，在路上游说她跳槽到他的店。当然，他的种种出格行为只会令我的小工更加反感他。但是他的存在，确实给我制造了压力，令我在生意上做出的一些判断和反应更武断和急进。
有一次，我的合伙人到南宁来观察商场情况，或许因为站到了他的店门边，刚好看到了他和顾客的交易过程，这惹起了他的不满，两人在口角了几句后，就动手打了起来。我和其他人把他们分开后，他还很不服气，说要找人教训我合伙人。他离开了商场，不到十分钟就叫来了三个流氓。这三个人冲到我们店里，要把我合伙人拉出去“解决问题”。他们中带头的一个在外套里藏了把菜刀，还特地拉开衣襟让我们看，意思是叫我们乖乖听话。可是商场保安刚才已经报了警，就在我们互相推搡之际，民警赶到了商场，三个流氓见势不妙趁乱溜了。于是民警把打架的两人带到派出所，训了他们大半天，又让他们写保证书，并警告他们不可再报复对方。
在我合伙人和小伙被民警带走后，我立即到他店里找他女友修补关系。他女友的父母是一个偷窃手机团伙的头头，那三个到我们店里捣乱的流氓，就是她父母的手下。但她本人不是个难说话的人，而且对我并无敌意，因为我此前一直对她很礼貌和客气。那三个流氓是她喊来的，因为当时她不在商场里，在接到她男友的电话后，她听到的只是一面之词。事实上她私下也曾向我们抱怨过，说她男友太喜欢挑起事端。我和她把话都说开后，当天晚上，我带着我合伙人，她拉上她男友，我们四个人到附近的龙胜街吃了顿烤罗非鱼，算是和解饭。
因为我们的矛盾已经闹到了派出所，他们对此肯定非常忌惮，我认为他们这时不敢再做什么过分的举动了。尽管如此，为了保险起见，吃饭时我也带了把菜刀，就藏在衣服里面。那顿饭吃得十足虚伪，大家只是说些虚假的场面话，实际上双方并没有冰释前嫌——只要彼此的竞争关系依然存在，横亘在我们之间的那把菜刀就不会消失。商场里像我们这种争执简直多得数不过来，不过因为我们是个女装商场，在六楼一百七十个摊位里，约有一百六十五个是女店主或小工在看店。后来商场保安在和我聊天时告诉我，女的一般喜欢吵架，或者在背后互相攻讦，但很少有打起来的，更不要说打到派出所去了。所以假如是女店主打架，他可能都不会报警。因为女店主打完就完了，不会没完没了地报复，但我们男的就不一样。
回到我们第一个店刚开张的那几个月，当时我们在经营上漫无方向，还在一片迷雾中摸索。我的女友看到我们身处困境，于是几次到南宁来陪我，她希望为我出谋划策、献计献力。可是她事前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我，或许是猜到我会反对她。她从淘宝网上采购了一大批“卡哇伊”的小玩意，包括文具、摆件、手袋、衣饰等等。她的东西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放在店里寄卖，确实占去一些陈列空间。但是如果把她的东西收购下来，作为我们自己的进货，她又不乐意。因为那些东西是她花心思挑选的，她要在店里亲自推销。我女友当时没有上班，所以非常有空，她平常就喜欢逛淘宝网。2007年时淘宝网可不像现在这么普及和深入民生，在当年网购还属于新鲜事物，大多数人对网上的商品持怀疑态度，认为网上假货泛滥、售后困难。而我女友因为有空，加上对网购的沉迷，于是在“帮我”挑货这件事上可能投入了很多精力。她对自己采购的那些货品很有信心，认为一定可以为我们招徕顾客。但她甚至没想过一个问题——我们店并不只有我一个老板，我合伙人的老婆对她的做法有意见了。不过我和我合伙人之间的沟通和信任是坦率而牢固的，我们都觉得这只是很小的问题，所以我和他商定，我女友寄卖的货品，按营收金额付给店里一定比例的租金。
不料我女友知道这个约定后大为光火。她说我们店本来就没摆满货物，她只是借用了一些原本就空着的货架。这就像朋友之间坐个顺风车，难道还要算清油费吗？何况她觉得自己是在帮我们忙，她是在为我们店吸引客流，我却和外人一起欺负她，瓜分她到手的营业额，而那些钱她原本是打算私下留给我的。她还反过来指责我合伙人的老婆，说她也在店里寄卖自己的衣服，而且还把店里的小饰品带回家。此外她还不满意我和合伙人的分工方式，她认为我的合伙人占了我便宜，因为他和老婆回了广州，却让我长期驻守在南宁。我被夹在双方之间，左右为难，只能回过头跟我女友讲道理。我这个人其实挺擅长讲道理，这是从父母身上继承来的，我善于站在宏观或客观的角度看问题。我和她讲一个人在社会交往中应该具备的自觉，讲人和人在经济活动中需要恪守的一些规则。但是我道理讲得越多，她就越生气。因为一直以来，她都对我的经济情况很不满，而我讲的这些道理，在她看来无助于改善甚至会恶化我的处境。她和我之间的矛盾就像没完没了的肥皂剧，换了今天我可能会品出一些喜剧的意味来，但在当年这真的把我给整惨了。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和她两人在店里，我合伙人和老婆则回了广州。我告诉她即使我合伙人不在，我们也要如实地把她那些货品的销售金额汇报给他们。她听了之后气疯了，当着我的面撕烂了两张百元面额的人民币。
其实，我女友的妈妈一直在撺掇她出国，并且是以移民为目的的出国。而她在我和出国之间举棋不定。因为她的犹豫不决，于是对我就有了更多的不满——假如我争气一点的话，她就不必考虑出国了。但是我其实已经对和她的未来非常悲观了：我清楚自己不可能达到她的要求，同时我也无力改变她的价值观，她和我在一起不可能幸福。在很多方面我都是个消极的人——我不认为消极是好的，只是当年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在很多别人可以获得正面激励的事情上无法获得正面激励，但在很多对别人不构成障碍的事情面前寸步难行。此外，在和女友交往的几年里，我感到的痛苦要远多于快乐——责任主要在我而不在她身上——这个时候差不多已不堪重负了。所以要是问我真实想法的话，我认为她出国是对彼此最好的选择。可是我不敢这么对她说，我说了她只会骂我没出息、不上进、轻易放弃，等等。所以我暗示她，我会尊重她的选择，让她优先考虑自己的前途。我的性格非常被动，而她和我正好相反。所以我只能一方面朝她的要求尽我的努力，另一方面也让她看清楚我的情况，然后等她自己做出决定。不久后她终于选择了出国。这对我来说就跟解脱一样，我的压力顿时减轻了。不过与此同时，我的动力好像也随之消失了。
我在南宁的日子过得非常单调和闭塞：早上一起床就去商场，晚上10点多才回到住处，每天就囊括在这两点一线里。我在南宁总共待了两年多，但除了商场和住处附近外，我几乎哪里都没去过。其实开店并不累，它不消耗人的体力，但它就像坐牢一样，令我时刻感到压抑和不自由。商场里的人际环境对我磨损也很大。比如我老店旁边的小伙、新店对面的湖北一家四口，这些直接的敌对关系就不用说了。而更具普遍性的是整个商场的人际环境——大家明明彼此提防甚至憎厌，但又无可奈何地天天困在一起，被迫去维持一种虚假的友好关系。尤其是商场早上顾客很少，在非节假日的时候，客流一般要到下午三四点后才出现，这导致很多经营户闲暇时间过多，于是就都热衷于流言蜚语，每天不停地搬弄是非。我从不在背后说人坏话，更不喜欢拉帮结派，但我常听到别人在背后说我的坏话，且都是歪曲事实甚至凭空捏造的，这令我非常难受。我原本就对社交过敏，在商场里待了两年多后，甚至出现了社交应激反应。后来当有顾客走进我店时，我的真实感受不是欣喜和兴奋，而是厌烦和畏惧。此外我还产生了一种自己时刻被人围观的错觉。比如说，我常常感觉身边经过的人在打量我，甚至在议论我——其实那只是我的妄想。有几次我反瞪回去，结果发现人家根本没在看我，或者虽然在看我但表情很自然，显然对我没有恶意。
有天我独自在新店，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逛进我店里。这个女人商场里的店主都认识，她是精神失常的，但经常来逛我们商场，其他店主私底下都叫她疯婆。那天是她第一次逛进我的店，她不是那种带攻击性的疯子，我绝对不会驱赶她，但又不知道该如何接待她。周围的店主看到我的窘况，已经在捂着嘴偷笑了。当时应该是夏天，那个女人穿了一条短裙，她说想试穿我的牛仔短裤，我点头同意了。不料她没进试衣间，而是撩起短裙，直接把短裤往腿上套。这可真让我相当难堪，但和我感到的难过相比，难堪甚至不值一提。可是，或许因为对试穿的第一条短裤不满意，她又拿起第二条短裤，直接就往腿上套，而她甚至没有先脱下第一条短裤。这样试穿根本没有意义。可是说这个有什么用呢？她都不是一个神志健全的人。随即，在我反应过来之前，她已经往腿上套第三条短裤了！当时我已经无法思考，我难过得像窒息一样。但出于本能，我伸手按住了她的手，阻止她那徒劳的尝试。她立即抬头看向我，她的表情不是生气，也不是疑惑，而是一副混杂了惊恐和乞求的哭相——我从没在成年人的脸上看到过这种表情。我马上松开手，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眼睛也湿了，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我仿佛从她的眼神里看到了自己——进而我体会到，我所有对别人的怜悯其实都是一种自怜的投射；倘若有天我不再怜悯自己，我可能也就不再怜悯任何人了。我在心里警告自己：她要怎么试穿就怎么试穿，哪怕她接着往腿上套十条短裤，我也不要去妨碍她了。最后，她买下了其中的一条。我还记得她臂弯上挎着一只明黄色的大提包，当她打开那只提包时，我看见里面空空荡荡，零散地躺着一些钞票。我不知道她属于哪类精神病人，但她可以分辨钞票的面额。我看着她一张一张地拈起那些钞票，其中有些皱起来的，她还要先捋一下，把钞票捋平了，再整齐地叠起来，递给我。我接过她递来的钱，突然觉得和这相比，整个世界显得多么微不足道和乏善可陈。
2009年春节，商场照例要休业几天。我们经营到大年三十晚上的6点，不过很多店主都提前关门了。我请的小工是玉林人，在头一天她已回了老家。我独自一人收拾好两个店的货物，然后挂上封门用的渔网，这时我发现，自己成了六楼最后一个离开的人。出了商场后，天上下着毛毛雨，地面湿漉漉的，往常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此刻连一个人都看不到。所有商店都关门了，远处传来断断续续的炮仗声。我还没有吃晚饭，但是已经没有吃饭的地方。路过南宁百货的时候，我看到麦当劳还开着，这是我唯一的选择，假如我不想饿着肚皮上火车的话。麦当劳里灯火通明一如平常，可是座位上一个客人也没有。收银员热情地招呼我，就像她一直在守候我，终于把我等来了似的。我百感交集地用完晚餐，自己也说不清楚那种感受是悲伤，是惆怅，是失落，还是茫然……随后我步行走向火车站，雨雾似有若无，时间还很充裕，我把伞落在了麦当劳里，却并没有察觉。我感觉万念俱灰，但并不痛苦，只是厌倦而已——不仅是对生意，而且是对更多的事情。
在前文里我说过，我们的新店选择和前一手店主签转租协议是个馊主意。倒霉事果然如期而至，新店一年的租期满了以后，我等来的不是续约的消息，而是摊位被收回的通知。我们的前一手店主，也就是摊位业主的妹妹联系我说，她要回来继续经营这个店。这里说明一下，这明显是个谎话，因为她的孩子还不满周岁，她当年做这个店也是亏钱的，她不是个能吃苦和专注的人。我尝试和她沟通，希望了解她的真实意图，但她似乎不是为了涨租而这么说的。如果她要涨租我也能接受，实际上我已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但这时我真的摸不透她在想什么。而且我有点怀疑，可能有人在背后唆使她这么做。比如和我合伙人打架的那个小伙，他完全有动机和条件做这样的事。最后我以各种借口向她争取延长租期，我说我去年装修投了很多钱，还没能够赚回来。其实我装修没花多少钱，第一个月就赚回来了。我又说我压了许多货，需要时间来清货。其实我们几乎不压货，我们一贯秉持低库存勤补货的操作方法。我用尽了办法，也只是把租期延长了三个月。在我撤出摊位后，我发现接手经营的不是那个妹妹，而是另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不过这些反正也和我无关了。
在失去了第二个店后，我发现自己的精神也磨损得差不多了。商场里的人际环境对我影响非常大，这时我感觉自己面目可憎且万分疲惫。我没有能振作起来，于是和合伙人协商，他按当时生意资产总值的一半付给我现金，我们友好地拆了伙。拿到钱之后，我还了父母两万块，手上还剩下几万。这段日子是我经历过的最糟糕的时期，我觉得自己已经有轻微的应激性精神障碍的症状。回到广州之后，我什么人都不见，什么人都不联系。电话我早已不接，连号码我都换了，QQ上有人给我留言我也不回。这一年我刚好三十岁，虽然我认为以十年为单位赋予人生某种标准或意义并不科学合理，同时也不该通过一个人做成或拥有什么来衡量其价值，但我还是无法做到超脱于世俗定见之外。我为自己的一事无成感到自卑，尽管我认识到这种自卑并不成立，我哪怕一事无成但仍然可以骄傲，因为我本来就没想做成什么事，这不属于我的自我评价标准。可是当年的我还不能像今天这么坚定，当别人的目光落到我身上时，对我仍然会造成困扰甚至伤害。
顺带一提，在我离开南宁后，我原来的合伙人又和一对夫妻合作，那对夫妻是他老婆那边的亲戚。后来他们最多时开到了四个店。不过大约到了2011年之后，淘宝网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对线下的实体店冲击越来越大。我原来的合伙人后来告诉我，逛商场的人越来越少了，他们的四个店也一个接一个地关张。之后他尝试过开网店卖鞋，好像还卖过童装，但都没有成功。于是他又重新找工作上班去了。
我是2009年8月底回到广州的。为了排解积郁，我在几乎没做任何准备的情况下，骑上我父亲的一辆二十四寸破单车，从广州出发，历时二十五天抵达了北京。这趟行程并不舒适，痛苦主要来自那辆既不适合我身高也不适合长途骑行的单车。它以平均两天坏三次的频率撂担子，为我制造了许多困难，也留下了将陪伴我一生的伤病。不过当时我就是想受罪。我果然得到了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