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在去了编辑部上班后，仍然和漫画社里的几个朋友保持着联系。尽管漫画社远离市区，但毕竟还是在广州，休息日我可以去看他们，他们也能到市区来找我玩，有时他们还会在我家过夜。我很清楚自己公司做的那种杂志在他们眼里是庸俗的，所以我毫无保留地贬低自己的工作。当时的我认为，离开这份工作到北京去创作，无异于摆脱一个谎言而投身真实的生活，就像楚门逃离巨大的摄影棚回到真实的世界一样。
实际上我在北京的这段经历，是我之前在漫画社度过的那半年的延续，这两段经历可以放在一起总结。可以这么说，我前面讲述的所有工作经历，无论取掉其中的哪一部分，对今天的我都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可是加入漫画社和后来去北京的这段经历，假如没有发生过的话，今天的我将会是一个和现在很不同的人。
我在加入漫画社之前，是一个非常缺乏主见的人，有时我甚至乐得任人摆布。有些认识我的人以为我很感性，甚至相处多年的同事也这么评价我。因为我好像不太重视个人利益，而他们认为这就是感性的特征，理性的人都应该趋利避害才对。可事实恰好相反，我的思维方式非常理性，只是我不常从个人利害的角度考虑问题。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它往往要利用理性来实现，但本身并不等同于理性。我的感性水平其实非常低，我很不容易激动，个人的喜恶、情感都不强烈，甚至可以说相当冷淡。
比如在漫画社的时候，有时我会这么说：某部作品我喜欢，但并不觉得它好；而另一部作品我觉得好，却并不喜欢。像这样的表达经常令我的朋友感到费解。因为假如我的好坏标准不建立在自己的喜恶之上，那究竟是建立在什么之上呢？对此我又回答不出来。我还记得一个朋友经常拿几部作品问我哪部最好。我总是东拉西扯一大堆理由，听得他几乎丧失耐心，最后我却不给出明确的答案。大概我觉得每部作品都有好和不足的方面，如果我直接说某部作品好，这样的回答肯定粗率片面、失于偏颇，不能面面俱到。最后这个朋友对我发火了，他认为我这个人太啰唆、不真诚，他只是随口问一句，我却顾左右而言他。这件事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并且引起了我的反思：我为什么会养成一种极其谨慎、追求全面和客观的表达习惯？我为什么害怕表达自己内心或许偏颇却真实的感受，而宁愿选择一种其实不可能做到的兼顾方方面面的表述，结果却变得啰里啰唆、滴水不漏、说了等于没说？在同龄人里，我好像从没发现过和我相似的例子，而且我姐也不像我这样。
不过我仍然认为我身上的这些特点主要是受到家庭的影响，而不是受了社会的影响。不知道为什么，社会对我的影响相对来说很小。我的适应力和接受力都很弱，因此比较难被环境同化。实际上我和我母亲在很多方面都极其相似——我姐像我父亲，他们是粗线条的人，心思比较简单；我则像我母亲，经常顾虑重重，喜欢向人解释，凡事要找依据，习惯把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态度藏起来。母亲总是教导我要客观地看待事物、辩证地归纳道理。她常说凡事都具有两面性，因此当她要肯定一件事情时，总要加上几句批评的话，表示凡事皆有可取之处，可也都不尽完美；反之当她要否定一件事情时，她也不忘夸上两句，以证明朽木中也能发掘出亮点，看问题不能太过片面。总之，如果你不熟识她，就可能会以为她是个骑墙派——对谁都不得罪，对谁都想讨好——然而她并不是。她只是把一种四平八稳不偏不倚无可挑剔的中庸立场当作安身立命之本，这是她近乎本能的处世之道。用她的口头禅来说，做人要“一碗水端平”。恰巧她是天秤座的，而我也是。不过我不相信星座说，我觉得这只是巧合。直到今天，我仍然经常从母亲待人处世的言行举止中痛苦地察觉到她的压抑、扭曲和自我蒙蔽，以及背后的部分缘由。我痛苦是因为发现自己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她的特点。但我至少要比她往前多迈一步：我要认识自己到底接受了些什么，它们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影响我的。只有先迈出这步，才有可能迈出第二步。
我是一个对自己的喜恶不太重视的人，或者用朋友的话来说是“爱憎不分明”。但在加入漫画社之前，我并没有发觉这一点，因为此前遇不到触发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机会。早年我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并不会与人频繁地交流彼此的喜恶。可是在漫画社的情况却截然相反：学员们每天在画室里一边练习基本功，一边嘴上在聊天，聊的几乎都是各自喜欢的作者和作品。通过交流中的对比，我才发现自己的感受力出奇地弱，喜恶感不强，个性也很模糊。由此我意识到这是因为我长年克制自己，已经习惯了以一种“不偏不倚”的眼光看待事物，而这对创作来说尤其不利——如果我真的能够消灭自我，或许倒成就了一种无我的境界。但这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自然是异想天开。所以我的那种克制就变成了画地为牢和自我囚禁，既不自然，也不自由。
可是假如说要释放个性，好像我也没有什么可被释放的个性。我的道德感可能比很多人强，但这能算是独特的个性吗？何况我对道德主义深恶痛绝。实际上我的个性就是那只囚禁我的牢笼，而不是被关在了牢笼里。于是我向朋友学习，他们热衷于批判现实，针砭时弊，而这对我来说正好是一次对社会的祛魅过程。我学会了质疑，这点非常重要，虽然这时的我思想简单，并不懂得怎么质疑。但它作为一种意识，起码使我不再盲目地服膺于社会标准或主流价值。我还认识到，不仅仅是我，其实社会里的大多数人，都不具有真正的个性，大家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些狭隘和僵化的观念、传统或趋利避害法则等的塑造物。因此在人们身上寻找共性要比寻找个性容易得多。
刚到北京的时候，我们只有三个人：其中一个是和我一起从广州出发的同伴，另一个就是我们去找的那个朋友。他是我们当中创作经验最丰富、想法也最多的一个，因此算是我们中的领头人。我们在北京最初的一段日子过得很随性，每天的时间主要用来闲逛和聊天。有时我们会去找一些在北京的漫画作者玩。记得有次别人问我们有什么创作计划，领头的那个朋友说：“我们要思考，要讨论，还要多想想。”别人不太能理解。于是他又解释：“有时候想想不做，就等于做了。”这句话逗得人家都笑了。他其实是在强调思考比行动更重要。在他看来，出于种种的原因——既有发表环境和市场因素，也有创作者们自身的问题——大多数人的创作已经误入歧途。所以我们不投身这股“污流”，本身就具有抵抗的意义。
可是他的这种说法受到了别人善意的取笑。别人对他怀有善意，是因为认可他的创作水平。而我在漫画创作上没有他的水平，站在他身边就难免感到尴尬。当时我们还寄住在通州一个朋友的家里。这个朋友是我那两个朋友的朋友，之前我还在漫画社时，她曾到广州来玩过。她也是画画的，平常会接些商业插画活儿，还在国贸附近上班，有稳定的收入。而我们三个则像嬉皮士似的，除了一腔的理想主义外，身上却是一文不名——我们既没有积蓄，也没有工作，每天只能吃人家的、住人家的。或许只有我心里感到惶惑不安，我的两个朋友则只关心怎么影响更多人和改善创作环境，乃至将来改变世界。就这么过了一阵子后，我们还是决定要搬出来，长期打扰别人并不好。于是我们在不远的地方租了个一居室。
当年我们都很喜欢日本漫画家古谷实，他有一部漫画《仆といっしょ》，港版译作《废柴同盟》，台版译作《当我们同在一起》，直译应是《和我一起》。故事讲述十四岁的先坂直夫和九岁的弟弟先坂郁夫，在亲生母亲去世之后，继父霸占了他们的房子，并把他们赶出家门。于是他们离开了老家，流浪到了东京，并认识了十四岁的流浪孤儿伊藤茂，继而又一起被发廊老板的女儿吉田彩子收留，然后发生的一连串故事。这其实是一部搞笑漫画，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内涵，里面的一些笑料甚至有点恶趣味。但在某种意义上，它是我们那段日子里借以自况的精神纲领。我们聊天时经常使用这部漫画里的梗，并模仿几个角色的说话腔调以取乐。我在这里很难解释清楚，为什么这部漫画在我们眼里会具有如此巨大的魅力，但这肯定和我们当时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有关。
古谷实的搞笑才能由很多部分构成，例如他对青少年文化心理的了如指掌，他对社会和民族性格的感性认识，他的跳跃性思维和生动的想象力，以及与生俱来的喜剧细胞等。但这些都不是他真正打动我们的地方。就我个人看来，他的创作有这么一种特质：他是以毫无保留的诚实态度和一种深刻且单纯的目光审视自己和生活，并从中提炼出素材。然而他的全部心思，却只是为了逗人一笑。不过这部作品只是他的第二部长篇作品，从1997连载到1998年，此后他渐渐向严肃方向转型。在这部漫画里，吉田彩子提出了“人生有什么意义”的问题，结果被先坂直夫和伊藤茂疯狂地取笑。但这个问题此后贯穿了古谷实的创作，并且越来越认真、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沉重。后文我还会提到他和他的其他作品。
在租了房子之后，我身上已经没有钱，于是我就去找工作。当年的通州还很落后，没有什么合适的工作机会。我们住在通惠北路小区，那里经过一趟930公交，可以坐回到市区里，终点站在朝阳区大望路SOHO现代城旁边。我为了通勤方便，就在SOHO现代城对面找到了一份文印店的工作。当年北京人管通州叫通县，并不把它看作北京市的一部分。我坐的那趟930公交其实是一趟跨城公交，使用的是旅游大巴那种车型，另一头的终点站在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
文印店是管吃住的，所以工资并不高，我记得好像是一千元或一千二百元。这份工作的要求和报酬其实低于我的能力和条件，所以我应聘时心安理得，并没有特别紧张。我们的业务主要有两块：名片速印和彩页设计。我们老板是个湖北人，从前是做业务员的。她和几家酒店合作，提供加急印制名片并上门取送的服务。和普通的名片印制不同，我们的订单对时效的要求很高，一般白天接的单当天就要印好送去，晚上接的单则第二天一早送去。老板本人就是送货员，她手下只有另一个员工和我。我其实是接替一个已经离职的老员工，我仅有的那个同事也才干了没多久，他对平面设计几乎没有概念，平常只负责制作名片。老板让我负责一些单张、折页、展架、海报和宣传册等的设计，但我们主要的业务和收入来源仍然是名片，所以我其实并没有做多少平面设计的活。大多数时候，我都只是和那个同事一起做名片而已。有时候老板忙不过来，我也会替她去酒店取名片样板或送货。晚上我和同事就住在小区的地下室里。我对那个地下室的印象是里面灯光很昏暗，自来水特别冷，早上醒来时假如不看表，就完全不知道是几点。此外竟然还有人在走道里架起锅子做饭。不过我其实不常在那过夜，只要不加班的话，我一般都会回通州的住处。
因为要去上班，我和朋友在一起的时间就变少了，这令我的朋友很不满。他们认为我是在浪费时间，因为我的工作报酬很低，每天连通勤在内却要花去十多个小时。他们说，假如我要挣这个钱，根本就不必到北京来，我来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重要事情做。但是我并不是主导那些重要事情的人，我更像是在追随他们，而他们好像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计划。我们每天其实只是在游荡和讨论，在批评和抨击，说了不少理想主义的话。可是我们反对的事情越多，脚下可以走的路就越窄。
在我到北京之前，心里其实有一个设想，我想和朋友一起画个期刊连载，由领头的那个朋友做主笔，我可以先当助手。虽然画连载稿费不多，但毕竟是笔稳定的收入，在此基础上我们再谋求别的创作或行动。不过我没有把这个想法说出来，这得由主创本人提出才对，我只是以为事情会自然而然地往这个方向发展。可是领头的那个朋友似乎并无此意。他反复提到想法比行动重要，讨论比创作重要。或许他对期刊的发表环境不以为意；或许他正好处在一个反思阶段，正反省自己之前的想法；或许他认为自己从前做得太多想得太少，以至于做了无用功，甚至走错了路。然而与此同时，我们身上已经没有钱了。他们不介意接受其他朋友的援助，因为他们自信，认为我们的思考结果，必定会对别人产生有益的影响，因此是有意义的。何况别人是主动援助我们，并不是我们乞讨得来。而我不具有他们那种自信，我对接受援助这件事感到不安，我怀疑别人未必需要我们的思想主张，我担心这可能是一种任性和自私的做法。我反复向朋友提到我的不安，他们则反复地开解我。
我在文印店上了一个多月班后，我的朋友终于忍无可忍，他们认为我是在逃避困难，所以要我立刻辞了工作。我知道他们说得对，我确实是在逃避困难，但我逃避的困难和他们以为的不是同一种。这份工作我辞得有点难堪，因为那个老板平常对我非常客气。我的工资虽然不高，但她其实也没亏待我，当年这类职位的薪资标准就这水平。我在应聘的时候，曾经对她说过要好好干之类的话——我管不住自己那张谦恭讨好的嘴——结果我只干了一个多月就要跑。于是我选择了不辞而别，并拜托那个同事转告老板。老板回来后马上给我打来电话，在电话里她没有怪责我——当然她知道怪责也没用，毕竟我们没有签劳动合同，这种工作不可能签合同——她只是问清楚了我的想法。这是一通让我感觉非常愧疚的电话，是我平常不愿回忆的往事之一。
在我辞了工作之后，为了减少日常支出，我们决定从当时偏远的通州搬到更偏远的燕郊。燕郊实际上已经出了北京，属于廊坊市，但它和通州紧挨着，从我们原来的住处过去只要四十分钟车程。我们原本是三个人，这会儿又拉拢来了两人，总共五人在燕郊合租了套房子。那是一套小产权的农民集资房，面积非常大，我记得有一百多平米，租金却很便宜，好像也就五六百块钱。当年的燕郊可不像后来那么繁荣，我们住在学院大街靠近燕昌路口的王各庄小区，往东和往北是大片的玉米地和荒地。后来2019年我重游故地，发现那里已经变得车水马龙，道路两边商铺林立。曾经的玉米地上盖起了仿北京市区里的那种不中不洋的高层小区，还冒出一个大得吓人的农贸批发市场。当年半天没有一辆车经过的路口，如今却都装上了红绿灯。
不过尽管房租没多少钱，我却还是拿不出来，所以只好向父母求助。我父母非常反对我过那种生活，他们问我怎么能不工作，以及以后打算怎么办。我则对他们的说教不屑一顾，认为他们什么都不懂。这些本该发生在十五岁的事情，在我身上却发生在二十五岁。我当时大概跟他们要了一或两千，他们毕竟很关心我，即使不认同我的做法，但还是给我汇了钱。我还在王各庄小区门外的早点摊上帮了几天工，每天从早上4点干到8点，摊主管我一顿早饭，工钱一天只有几块钱。我专门负责炸油条，摊主让我站在油锅前，其他事不用我管，一个早上我要炸几百根。这些油条除了零售以外，有些是批发给附近餐店的。这个活我只干了几天就没干了。因为工钱实在太少，与其说我是在打工，不如说我是在化解因不打工而产生的焦虑。
到了国庆的时候，朋友说要去看迷笛音乐节演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摇滚音乐节。我们先是找错了地方，去了石景山雕塑公园，而真正的会场是在石景山区的北京现代雕塑公园。我们终于赶到会场后，才发现音乐节是卖门票的。于是我们几人翻墙进了公园——这才是摇滚青年该有的态度。我看到来参加音乐节的几乎都是年轻人，有些穿着奇装异服，有些理着夸张的发型，还有个人用一根铁链拴着卷心菜在遛。我们就坐在空地上聊天，大约到下午四五点，演出正式开始了。一瞬间喇叭的音量震住了我，我从没听过如此巨大的声响，身边的人立刻兴奋了起来，而我却感到不安和困惑。我担心这种音量会损害人的听力，而且可能打扰周围居民的平静生活——这时我清楚地认识到，我对摇滚乐的喜爱只是叶公好龙。我不是一个容易激动的人，摇滚现场对我并无神秘的魔力，它通过大音量刺激人的多巴胺分泌，而我的内分泌水平素来偏低，因此很难兴奋和愉快起来。当晚上演出到达高潮时，人群中央开始了POGO：灯光在疯狂地闪烁，世界一明一灭，节奏的鼓点引导着无数的脚步扑向地面，人们的身体激烈地颠簸、摩擦和碰撞着，有的人边跳还边上下甩动脑袋——这个时候我其实有点害怕，我怕有人摔倒后被周围的人踩死。
在我们搬到燕郊之后，朋友终于提出要画个投稿的漫画。然后我们分工合作，创作了一批四格漫画，我负责写脚本，两个朋友负责绘画。可惜这批四格我没有备份，这次创作也没能坚持下去。我忘记问题出在哪儿了，因为投稿事宜是我的朋友去谈的。可是到底是他们没去谈，还是谈了没谈成，现在我已想不起来。此外领头的那个朋友大概觉得画这些四格很没劲，甚至和我合作也不太有劲。我是个感情不外露的人，在绝大多数时候，我都非常平静，不习惯表达内心感受。可是他们都很容易激动、喜欢闹。和他们一比，倒显得是我忧郁了。所以他们总是劝我敞开心扉。但我克服不了自己的羞耻感，我非常敏感、内向和自卑。我内心有一些感受无法表达，一旦我尝试表达，那些自然的感情就会变得不自然。
因为我们始终没有收入，甚至都没有认真面对这个问题，于是在最窘迫的时候，我们就只剩下一包面粉，每天只能做煎饼吃。我被迫再次向父母求助，这次我母亲在电话里哭了——尽管我没告诉她我在北京的情况，但她大约能猜到——假如不是迫不得已，我是不会找她的。她认为我在糟蹋自己的人生。这次的通话给我的感受非常复杂和强烈，后来我和母亲之间还发生过几次类似的冲突。当我发现母亲在痛苦时，我也感觉非常痛苦，这种痛苦的感染力无坚不摧，完全压倒我对她的不认同。可是与此同时，我心里还有一种快感，前面的那种痛苦有多强烈，这种快感就有多强烈。这可能是一种扭曲的指责和报复心理：你不是要我变成这样吗，我就变成这样给你看，这一切就是你造成的，所以你现在痛苦是活该。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并不觉得自己在糟蹋人生，而且就算真的在糟蹋人生，那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不就是破罐破摔而已嘛。说到底我的人生又不是一位纯洁无瑕一尘不染惹人怜爱的小姑娘，而是一个心理扭曲面目可憎歇斯底里的老鸨母——像这种人生就该狠狠地糟蹋它一下才解气！
有一天我走在学院大街上，手里拿着两只白面饼边走边啃。路过核二三职工医院时（现已改名为燕郊二三医院），有两个用毛巾包头的农妇拦下我，她们可能是三河市下面的农民。基于我对农民性格的熟悉，她们应该是那种比较孤僻怕事的人，很少会主动和陌生人搭话；即使有陌生人和她们说话，她们也会显得拘谨。可是她们却对我说：“把你的饼给我们吃吧。”这是一个祈使句，说的人却不带任何祈使的情绪——既不是威胁，也不是乞求——她们什么语气都没有，甚至也没有表情。勉强要说有的话，也就是坦然了。就像我本该出现在那里，等着她们向我要一只饼，而她们来向我要了，只是在完成任务。这就是命运，或者说命运常常给人这种感觉。然后她们告诉我：男人被送进了医院，她们没有钱，肚子很饿。我震惊地把没咬过的那只饼交给她们，她们立刻掰开两半，边走边分着吃了。这甚至不必说谢谢，她们也确实没有说。其实我说“震惊”也并不准确。当时我没有立刻反应过来，大概只是觉得有些愕然而已。震惊主要产生于事后。不过奇怪的是，这件事情过去越久，那种震惊的感受在我心里却愈发强烈。
当然，这种事其实很平凡，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即使在我极其贫乏的生命中，它也不属于特别重要或精彩的经历。我也没有在震惊后悟出个什么道理，或修补了自己的价值观。比如说：从此一定要努力工作，挣很多的钱，帮助有困难的人，诸如此类的。实际上，在那天之后的一天，我过得就和那天一样；在那周之后的一周，我也过得和那周一样。我的生活和我本人都没有立即发生什么变化。这件事不是以某种直接和显性的方式影响我的。我甚至说不清楚它影响了我什么，但影响肯定存在——可能改变了我对生活的看法，或者改变了我感知生活的方式，或者只是把我意识中混沌的部分变得更混沌。
在参加完迷笛音乐节之后没多久，我们领头的那个朋友独自去了上海。他之前其实已经去过一趟，我们都不知道他会在上海待多久。他去上海是为了找另外一帮漫画作者玩。燕郊对他来说太冷清了，他喜欢热闹，喜欢见朋友，喜欢交流想法。当时他的状态似乎并不想创作，他的想法太多，必须不断地向人输出，以至于自己无法坐下来做事。这时候我已经向父母要了两次钱，我没有勇气再要第三次。我的处境是既没有工作和收入，创作也没有方向。我感觉前路茫茫，最后终于决定回广州去。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很怀念这段在北京度过的日子，我庆幸自己有过这么一段经历。但我很难说清楚其中的原因——晃了半年膀子对我的人生有什么积极意义呢？无疑当年我们都很任性和幼稚，想的事情不切实际，经常意识不到自己在夸夸其谈。但是现在我知道，其实很多看似成熟的社会人，比我们当年还要任性和幼稚，而且没有我们那种简单和真诚。我们渴望简单，想像一个四五岁的孩子一样看待生活，即使是任性和幼稚，也不要变得虚伪——我们不想活成“社会人”。今天我已经四十三岁，我从前的同学同事年龄也和我相当。尽管我很少和他们联系，但在QQ群和微信群里，我还是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了解他们的观点。我发现大多数人的智识水平不会持续地增长，一旦生活状态到达稳定自足，思想观念就会随之趋向封闭保守。这时人不再轻易地质疑和刷新自己，而是不断地巩固和重复自己。很多人很早就已经定型了，他们只在和切身利益直接有关的方面有所精进和积累，而在此外的方面可以无知和狭隘得惊人。无论如何，我已经成了今天的我，相比于我可能成为的其他样子，我对今天的自己还是认可的。
2012年时我写了一段关于摇滚的思考笔记——尽管我只是个伪摇滚乐迷——用来纪念我在北京度过的半年。我把这段笔记附录至此，这些不是我的结论，而是我在思考自己“为何创作”以及“何为创作”的过程中留下的一点思想痕迹：
A.摇滚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形式成就更大程度和更直接地依附于艺术家本人的独特个性、精神气质。
B.摇滚乐的魅力在于艺术家本人和他的音乐之间的极致和谐：艺术家的灵魂（内容）和音乐（形式）的一致。
C.摇滚艺术家终生都在探寻和自己的灵魂最吻合的声音。
D.因此摇滚艺术家最不能包容匠气，最反感精巧、优美、娴熟但缺乏灵魂的音乐。
E.摇滚反对虚伪、麻木、中庸、秩序和教条，但摇滚本身常表现出任性、粗暴、偏激、迷乱和绝望，摇滚的力量在于破坏而非建设。
F.摇滚常常以“不健康”的方式疯狂地叛逆“健康”的现实世界。
G.最好的摇滚乐未必由最动听的曲子、最优美的唱腔、最娴熟的表演构成，摇滚乐甚至常走到另一个极端：鄙弃技巧、熟练和工整，偏爱简单、率性和粗糙。
H.“偏见”往往更富创造性和表现力。艺术不排斥“偏见”，因为艺术不以观点主张为目的，它只关心“偏见”是否独特精辟。摇滚对待“偏见”也一样。
I.况且世上从来没有全见，只有偏见。
J.写歌是创作，表演也是创作；表演是以行为展示为形式的艺术。
K.因为摇滚同时也是表演艺术，所以它不反对演绎，但它反对虚伪的演绎；尝试在创作中表现自己不真正具有的胸怀、情绪和态度是对摇滚精神的反动。
L.摇滚精神的核心是真诚。
M.一支摇滚乐队的灵魂人物常常是其中个性最突出者。
N.人们常说，摇滚不是一种音乐类型，而是一种精神。这句话的意思是：摇滚在本质上是一种把个人和生活艺术化的形式而不是关于音乐形式本体的探索。因此摇滚乐常被批评为“粗糙的音乐”。
O.这决定了摇滚艺术家更注重对人性的探索和对感知的提炼，直到对灵魂的拷问……摇滚艺术家会必然地不断深入、丰富和塑造自我，把提炼自我视为自己艺术成就的最大甚至唯一保证。
P.虽然对自我的提炼体现在最终作品和行为里必然和对音乐形式的探索结为一体，但两者是先后、主从的关系。
Q.因此尽管摇滚艺术家最初就具有异于常人的个性，但伴随着他们的自我提炼还会不断变得更敏感和极端，这出于他们维持艺术生命和巩固原创性的本能。哪怕自己身上最微不足道的方面，他们也要追求最鲜明独特的形式，最后他们身上爱和恨两者的质量都大到他们承受不了，甚至导致精神崩溃或濒临崩溃。这往往不是他们有意识的行动，而是精神上的自发行为。
R.摇滚既钟爱也需要自毁式的英雄。
S.所以这是条不归路：当他们决定或被迫停下来时，他们的艺术生命就终结了。“死了”的摇滚艺术家仍然可以写歌和表演，但那是另一种情况了。
T.因此摇滚比别的艺术形式更需要艺术家献身，这完全是不由自主的。而仍在世的摇滚艺术家里有很多是“死了”的摇滚艺术家。
U.但是对自我的过度演绎和诠释是平庸者难以察觉的窠臼。真正的摇滚艺术家都是天才，而且具备天才的自觉。
V.或者说，摇滚是属于天才的艺术。
W.和浮士德一样，摇滚歌手拿灵魂和魔鬼做交易，伴随才华而来的是孤独、矛盾、痛苦和疲惫；真正的摇滚乐哪怕表面听起来欢快或生机勃勃，实质都是艺术家在堕入深渊的过程中发出的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