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害怕一些对大多数人来说很普通的事情。比如独自乘坐出租车——在一个逼仄的封闭空间里，和一个陌生的司机并排而坐，这会令我头皮发麻。假如两个人都不说话，那种沉默的气氛我受不了，而说话更让我受不了。因此直到今天为止，我独自乘坐出租车的次数仍然屈指可数，那都是在一些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可是假如我和家人、同事或朋友一起乘坐，那种压力就消失了。
另一件事情是理发。应付理发师挑起的话头常常令我既紧张又疲劳。如果理发师向我推销业务，那我就更加难掩窘态了，这方面我有过不少不愿回首的经历。大约在二十岁之前，我都是在路边的理发摊剪头发。可是后来路边摊全部消失了，于是为了减少进发廊的次数，我二十几岁的时候，一般一年里只理两到三次头发，每次都是从半长发理成小寸头。直到三十岁过了，我去发廊理发的时候，还是要做很久的心理建设。我会长时间在发廊外徘徊，但我不能站着不动，因为那会引起发廊里的人注意。所以我采取绕圈子的方法，就像是出来散步似的，以目标发廊为中心，在周围来来回回地走。一般我要走几十分钟才敢进去理发。但也有几次，我走了一两个小时，还是鼓不起勇气，最后只能改天再去。
在所有对我来说困难的事情里，面试工作可能是最恐怖的一件。我很害怕因为自己的条件达不到用人单位的要求而被拒绝。所以我总是仔细地研读招聘启事，逐字逐句地琢磨，确保自己方方面面都能够满足对方的要求。这么做的结果是我应聘过的工作都是我的条件胜任有余的。我找工作总是非常迅速，基本都是一击即中。我从不在面试时向资方提要求，甚至都不问公司的情况，我只盼着面谈尽快结束。而一旦工作谈成，我就不会再赴其他的面试预约。基于以上的原因，离开漫画社后没几天，我就已经开始上班了。我的新职业是一本刚创刊的动漫杂志的美编。这是我的第八份工作。
当年的动漫资讯杂志，主要是面向学生读者，围绕日本的动漫作品及周边进行介绍、评析及二次创作（同人作品）等。可我们编辑部只是个草台班子。我的所有同事里，除了主编曾经在一本同类刊物做过文编——且不是特别资深——以外，其余人都没有本行的从业经验。我们老板是个精打细算的人，或许他的资金也有限，经不起挥霍，所以他很崇尚花小钱办大事的道理。他从众多应聘者中挑选出我们，或许是因为我们对工资的要求不高。他在面试时问到我对薪资的预期，我回答说：“你给我同职位的人多少，就给我多少，我没有预期。”可能我打动他的就是这种卑微、温驯和随遇而安，或者——看他怎么理解——对利益的淡泊心态，而不是业务能力。关于业务能力，他只是口头问了我能不能操作Photoshop和CoreIDRAW这两个软件。我告诉他可以。他又问我懂不懂用扫描仪。这个我当然懂，因为我家就有扫描仪，是之前为了画漫画买的。然后他让我到外面去操作一遍扫描仪，把几张照片导入到Photoshop里——以上就是全部的实操测试。我相信他选择了我，肯定不是因为我会使用扫描仪而别人不会，而是因为我没有提任何要求。此外我讲述了自己在漫画社的经历，以及对漫画社的一些看法。想必他立即发现了我很幼稚，他几乎肯定敏感地留意到了我很羞于谈及个人利益，而且在漫画社的半年没领过工资——这从他的角度看也成了我的“长处”：因为我是个自以为“有理想”的人，而“有理想”的人一般都不太计较回报。
我在这里不惮从“最坏”的角度揣摩我老板当时的心思，是基于后来我工作时点点滴滴的遭遇、观察和分析。和所有老板一样，他当然也有好的一面。实际上我不讨厌他，我对他的印象至今都很不错。他是个颇有风度的人，说话温文尔雅、条理清晰、措辞得体，相貌也英俊，个子有一米八左右，没有发福。早年他在电台里当过播音员，因此他的普通话发音字正腔圆、抑扬顿挫，非常悦耳。像他这种气质的人很能博得我的好感。我有时也会以貌取人。假如他长得肥头大耳、油光满脸，那么我就可能会觉得他粗俗，而这当然是一种毫无道理的偏见。他在创业之前，曾在一本碟评杂志当发行人，那本杂志我也买过，是同类刊物里的佼佼者。当年的碟评杂志其实和盗版影碟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假如没有盗版影碟的存在，他们就无碟可评、无碟可荐了。而2002年中国获准加入WTO，这就意味着盗版影碟的黄金时代即将结束。与此同时，宽带网络的普及率在当年还不高，P2P下载软件甚至还没出现。我老板观察到这些形势，于是离开了任职的刊物，自己出来尝试创业。
就工作能力来说，我的老板有点像万金油，啥病都能治。他原本不是个编辑，但编辑的工作他都能做。他可以写影音内容及器材方面的评论文章，还能翻译和校对英文稿件。有时他会在外网找内容，然后翻译成中文放进自己做的书刊里。他甚至还懂得排版，尽管他使用的是一款功能比较单一且在当年已被淘汰的软件PageMaker。他还经常向我们请教Photoshop的操作，以提升自己的能力。他在创办我们这本动漫资讯杂志的同时，自己还持续地做着一些影音器材方面的特刊。他可以独自一人把整本刊物做出来，除了封面让我们搭把手以外，其他比如内文、排版、出胶片、进印厂等都是他自己跟进。他什么都学，什么都做，各种技能都会一点，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要省钱。
早年图书市场繁荣的时候，很多书刊只要题材蹭到热点，内容即使粗制滥造也照样能够畅销。可能他看到太多烂书大卖特卖，于是养成了一种投机的心理，觉得一本书的市场反馈，受运气因素的影响要大于受品质因素的影响。毕竟他从前是个发行人，他习惯从发行而不是编辑的角度看问题。当然他对品质也不是没有要求，只不过品质向来和成本挂钩，他不愿意多砸钱做精品。大概他也看到过很多砸钱做出来的精品卖得并不好，所以宁愿花同样的钱多做一些不同的产品，以增加“中奖”的几率。可能也由于他的资金比较紧张，他不能在一个产品或项目上孤注一掷。他必须分散风险，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他要学渔翁撒网，不能学寒江独钓。相比他原来从事的影音内容，他对动漫内容的前景更有信心，但那说到底并不是百分百的信心，而是一种商人的触觉——他得首先排除自己资金不足和无利可图的领域，然后在剩余的品类里挑选。而做动漫资讯类刊物的门槛很低，投资也很小。
我这里并不是在挑剔他当年的做法，因为彼此身处的立场和角度不同，即使我尽量换位思考，但我看到的情况和他看到的肯定还是很不一样。而且我很清楚一点，假如我老板不是这样的人、不是处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下，他就不会聘用我。或许他会聘用一个比我年轻有能力但索要更多的人，那么我就不会有这段工作经历，更不会在今天把它记录下来。我认为我的际遇，或者说我遭遇过的人和事，归根结底是由我自身决定的。在某个层面上，这也是一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可以选择接受它，或者选择改变自己，但不能既不接受也不改变。因此今天的我对过往没有一丝一毫的抱怨，我只想尽量去理解这一切。
我们做的杂志申请的是音像号，每期附赠一张光盘，杂志作为光盘的别册。这其实是钻了法规的漏洞，不过这种做法在当年很普遍，市面上大多数我们的同类刊物都采取了同样的做法。作为美编，我的工作内容主要是排版，以及按文编的要求处理图片。动漫资讯杂志的版式一般都花里胡哨，而且版面里图片的占比要大于文字。包括主编本人在内，最初只有两个文编，但却有三个美编。我们美编的工作进度完全取决于文编，在他们把版面内容交给我们后，我们才能进行排版。因此每期刊物出胶片前的几天，我们都要加班，最后的一天还要通宵。除了这本期刊以外，我们还要做一些别的图书。其中既有老板亲自负责的影音类的特刊，也有一些动漫方面的专辑，还有一些盗版日本的童书。总之，我们的工作量是排满的，并不是只做一本杂志。
2004年的春节，我们编辑部的全体人员在放假前吃了顿饭。当时我们杂志已经发行了两期。我记得在餐席上老板发言，说刊物的市场反馈不好，但责任不在我们身上，而在他和主编身上，因为他们是带队的人。然后他又安慰我们：“不过不要紧，我们并不是一家大公司，所谓船小好调头，我们更容易调整好。”不知道为什么，他站在餐桌边说这番话时的情景，至今我仍历历在目。平常他还会毫不避讳地自嘲说：“我们出版行业已经是夕阳行业了。”因为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普及，确实分流了很多纸质书的读者，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带时效性的快消刊物的读者。不过大街上的书报亭还没有减少，报刊亭减少是智能手机出现后发生的事。只是我们杂志做得也实在没有特色，不过是在重复市面上同类杂志的套路，而这当然行不通。何况那些同类杂志大多也只是昙花一现，做个两三期就消失了，还不如我们坚持得久。我觉得主编可能也有点忽悠投资人的想法，先给老板画个饼，假如杂志做成了，他自然是分享成果；假如杂志做不成，反正亏的是老板的钱，大不了再找一份工作。而老板当然也都明白这些。事实上他们都是成熟的社会人，对一切都了然于胸。他们因为共同的利益而合作，也清楚对方真正在乎的是自己的利益。倒是我傻乎乎的，什么都看不清楚，什么都想不明白。
大概因为杂志的发行情况不理想，我们老板看到开源不顺利，那就只好想办法节流了。我的试用期工资是一千五，为期三个月，试用期结束后，老板让我们签的劳动合同却是一年的。放在今天，这已经违反了劳动法。但当年劳动法还不完善，对劳动者的保障不如对投资人的鼓励来得有力。而且当年我完全没有维护自己权益的意识，更不敢去据理力争。那份合同里还有一些条款我读了之后觉得很过分，但我已记不起那些条款的内容了，只记得自己当时生气的情绪。
我没有签那份合同，但也没有立刻离职，而是又做了几个月。其他同事的情况我没有打听，因为我拒签的那份合同里禁止同事间交换各自的合同信息。我们当中只有一个日语翻译——他来的时候是个应届毕业生——对合同提出了质疑。我还记得他的妈妈是某银行的高管，他家的经济条件明显比较好。他不知道通过什么方法，在签订合同之前，把合同的副本发给了妈妈看，而其他人都没有这么做。然后他妈妈和我们老板在电话里交涉了好几天。当然，这件事令我们老板感到困扰。因为我们的办公室很小，他打电话的时候我们都能听到。不过我忘记那个日语翻译是当即就离了职，还是像我一样又干了一阵才走的。
因为我没有签合同，还是只拿一千五的工资，同时公司也不帮我买社保。老板没有说些什么，大概是觉得我想怎样就怎样，可能他心里还暗暗高兴。因为杂志发行得不好，他可能已在做多手准备，万一要把动漫资讯杂志砍掉，那么我们这些做动漫内容的编辑就没用了；假如我们都签订了合同的话，他解雇我们时还要给我们补偿。于是他故意在合同里埋下陷阱，以减免自己可能面对的风险和损失。这应该是我读了合同后生气并拒签的原因。可惜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早已忘掉那份合同的具体内容。而上面对他动机的分析，则是出自我今天的推断，在当年我根本看不透他心里想些什么。不过正如前面说的，我由始至终都不讨厌他。后文将会说到，在我初次向他提出辞职之后，过了大半年我又回到了他手下做事。
不过在另一方面，大约从加入漫画社开始，我和父母的关系变得一天比一天糟糕。我发现他们教我的处世之道，在现实中根本就行不通。我按照他们的教诲，在社会上很容易吃亏。有一些人人都懂得的道理，他们却连提醒都不提醒我一下。他们自己一辈子躲在事业单位里，对社会的变化视而不见。我还记得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整个90年代，广州的家家户户几乎只收看香港的电视台，而我们家却始终毫不动摇地收看中央电视台。他们告诉我是错的一些事情，我看到社会上很多人都在做。可是现实并没有惩罚那些人，相反倒是在惩罚我。然后他们又为我在社会上混得不好而愁眉苦脸，把我看作一个无能的人，甚至当着外人的面也这么评价我——老实说这非常刺痛我。他们总是摆出一副关心我、心疼我的表情，同时肆无忌惮地践踏我的自尊心。我发现尽管我经常把自己看得很卑微，他们也把自己看得很卑微，可是当他们把我看得很卑微时，我的感觉却近似于受到了羞辱。虽然我心里也清楚，他们在外人面前贬低我，只是一种机械的谦虚反应，而不是真的对我怀有不满或想借机激励我。
此外他们对我在漫画社交的朋友也并不待见。我几次把朋友带回家里，我的母亲还算有修养，虽然对我加入漫画社并不赞同，因为漫画社似乎很难赢利，老板也不给我们开工资，我的未来变得难以预料，而且我年纪也不小了。但她只是忧心忡忡、愁眉苦脸、旁敲侧击、欲言又止，却从没直接批评和阻挠过我。倒是父亲对我的朋友十分嫌弃，认为他们不务正业，而且不讲卫生。我父母都有洁癖，可我的朋友并没有每天洗澡的习惯。于是有次父亲向我投诉，说我朋友身上散发出臭味，让我以后不要请他们回家——这真的令我相当恼火。我从我姐处听说，他们经常在背后议论我，对我的选择很不认同。可是他们自己的观念和想法，明明就和世俗社会脱节。他们对服从性的强调、对威权的信赖、对私欲的克制等，都和民间——起码是当年广州的民间——活跃的世俗观念和市井文化背道而驰。他们都是道德主义信徒而不是实利主义者。尤其是我的母亲，她从不教我趋利避害，而是给我灌输一套又一套道理，那些道理可能只有圣人或苦行僧能做到。她对自己相当冷酷，对我的方式也和对她自己差不多。既然她那么教育我，我自然就会反感现实，这是再明白不过的因果关系。因为相比于理想世界，现实世界是贪婪、虚伪、粗俗、功利，并且不自律的。
可是到头来她又以世俗意义的成功标准来衡量我，把我看作一个失败者。哪怕她的初衷其实是担心我，怕我一步步地堕入社会边缘，将来老了连生存都成问题，而不是对我失望，或渴望我取得什么成功。
实际上他们希望我融入世俗社会的愿望才是奇怪和分裂的。他们的逻辑是一种所谓老实人的处世之道：严律己，宽待人，逆来顺受，与世无争，委曲求全，避免和任何人起冲突。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极少指责别人，不仅当面不指责，背后也不指责。她老说别人如何不容易，仿佛她自己很容易似的。她要体恤所有人，包括远比她过得好的人，或许只有犯罪分子被排除在外了——多么了不得的博爱啊！别人做的事情如果和她教育我的道理相冲突，她就只当作看不见。于是她那些做人的道理就只是用来约束自己和我，然后她又为我混得不如别人而践踏我的自尊心。她从不在外人面前表扬我正直或谦让之类的，相反却要说我如何如何不如别人——哪怕这是事实她也不该这么说的，因为她是我的母亲，她甚至都不该产生这种想法。何况她当着我的面都要说，那背后还说了多少就只有天知道了。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她总是在提防自己溺爱我，好像溺爱孩子是人类不可饶恕的原罪似的，她宁愿矫枉过正。她那种深入到骨子里的卑微使她意识不到有些话会伤害我。而且她的处世之道在我看来也很“功利”——虽然她的情况和大多数不讲原则的人反了过来，但她同样也没有原则——她的“功利”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利欲，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安全感。
以上所说的种种原因使我逐渐对母亲产生了“恨”的感情，并且令我认识到无知有时近似于恶。此后很多年我都在攻击她那种无知和盲从的信仰。比如我反驳她赞美的那种无私奉献。我说人就是再无私付出，也不可能比得过一头耕牛。因为牛干的活比人累，所求的却只是一把干草。那么难道说人还不如牛高尚？可是牛理解不了自己做的事情，它们只是在盲目地服从人类的差遣。故此高尚的品德肯定要建立在对自己行为意义的理解的基础上。换言之无知的人并无品德可言，不论其行为有多么无私。
不过在理智上，我由始至终都清楚父母才是真正关心我的人，而我的老板只是在乎我的工作价值。可是我却恨我的父母，不恨我的老板——承认这点令我感觉难堪，但这就是事实。爱和恨都是感情，这就像本能反应，不受我的理智控制——我无法控制自己爱谁恨谁，除非我欺骗自己——我只能引导自己的行为，尽量不要变成一个“不敢对外人凶，只敢对家人横”的人。可能也因为我太软弱，软弱的人总是对外人谦恭宽容，对家人则苛刻严格。不过在我恨父母的同时，其实我也同样爱他们——我发现爱和恨不是一对互斥的感情，一个人可以同时既爱又恨另一个人。后来当我看到他们患病受苦时，我的心就像被刀割一样痛，如果可以，我宁愿代替他们承受那些痛苦。
我在加入漫画社的时候，已经年满二十三岁，性格早已定型，不会有太大改变了。可是我的“三观”却像是被翻耕了一遍。离开漫画社后的我和早前相比，精神成分复杂了很多。首先在家里，我不再渴求父母的肯定。相反，我反感他们的愚昧无知。他们已经不是我的榜样，而变成了某种“反面教材”。这并不是青春期的叛逆，因为这时候我都二十四岁了。在新的工作中，我仍然服从性很强，不过在心里，我开始对工作内容的价值产生了质疑。我们做的那本杂志，主要面对低幼读者，内容极其矫情、做作、肤浅和幼稚，说它是垃圾无疑才是客观中肯的评价。尽管我其实也幼稚，但和那不是同一种风格。我不喜欢自我感觉良好的矫情，我觉得大多数人其实都很糟糕，谁都没有资格感觉良好。而别人大概也不喜欢我这种自轻自贱和自怜。当时主编和我们讨论工作或提出要求时，我几乎不认同他的全部观点，但仍然服从他的主张。这种持续的分裂情形在我此前的工作中并没遇过。早前的我是个单纯迟钝的人，在工作中完全没有主见，领导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但这会儿我有了一些自己的价值判断，甚至开始变得愤世嫉俗。
当然我对自己参与的杂志内容不认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本身是个动漫爱好者。我是出于兴趣而入行的，在我的爱好领域，我肯定有自己最基本的审美标准。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和送雪糕、送快餐、卖衣服的情况不一样。有一个事实是，因为我们老板不懂也不插手杂志内容，所以尽管他对我相当抠门，但我对他的印象却远比对那个主编好。
我们主编对杂志内容和风格的规划，其实方方面面都背离了我的审美，所以我当年对他的评价相当低。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媚俗、油滑且投机的人，写的文章把肉麻当有趣。他经常不真诚地评论一些真诚的作品，这等于玷污我喜欢的东西。不过今天我换位思考，对他的评价有了很大调整。他出生在东北的农村，小时候家里非常穷。他好像只比我大一或两岁，那也就是说，当年他才二十五六。他说自己读完初中就开始打工，那么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工作了近十年。我不知道他怎么会喜欢上动漫，或许他从来就没有真正喜欢过，只是把这当成一门营生。但我知道他是怎么入行的。当年有一个动漫游戏论坛叫作“Newtype”，一般简称为“NT”，这个论坛我也有上，但并不是里面的活跃分子。不过我却对他的ID有印象。他在论坛上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在培养人脉。然后他结识了一些编辑，借助这些编辑的引荐，他进了一本头部的动漫资讯刊做文编，那本刊物的编辑部就在广州。他只有初中学历，不通过这种方法根本不可能进那本刊物。他在那本刊物干了一年多后，又认识了我们老板，于是跳出来跟我们老板创业。他非常勤奋和刻苦，除完成我们杂志的工作外，还给别的刊物写稿子挣稿费。我亲眼看到，他为了给自己提神，成箱成箱地购买力保健。我记得他说过拿破仑每天只睡四个小时，所以他也只睡三四个小时——即使这话有所夸张，但他睡得很少这点应该确凿无疑。他没有偷没有抢，没有背景没走捷径，比我勤劳而且对家庭更有责任心。而我出生在广州，户口也在广州，在他看来，我就是个比他命好的人。事实上我家并不富有，虽然在广州有房子，但那是自己住的，并不是投资品。我和他共事的时候，还住在父母从单位买断的宿舍房里，连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都没有。不过这和他的原生家庭相比，已经不知道优越到哪里去了。因此他对我的偏见就和我对他的偏见一样——如果说我反感他的媚俗和投机，则他同样把我的教养和自律归结为出身好的人特有的傲慢和清高。我之前在漫画社里待了半年，一分钱收入也没有，这在他眼里也有一个简单合理的解释：我家肯定很有钱，所以我不用挣钱。我的老板对我可能也有这种看法，只是没有像他那样直接对我说出来。
实际上这是我经常面对的一种误解。早年的我在工作中，以及在更普遍的社会交往中，经常被人误认为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因为我在面对利害选择时经常无动于衷，甚至主动谦让。还有人以为我父母是知识分子，所以我的教养才会那么好。实际上这错得离谱，我只是害羞和内向，在外人面前很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而已。可是一旦和人处熟了，我也会口无遮拦伶牙俐齿。我既喜欢自嘲，也会调侃别人，在相熟的人跟前我的口才并不差。读书时的我其实很好动，初中时我甚至是班里最调皮的学生之一。但踏入社会后我的性情好像彻底反转了一般——起码在旁人看来是如此。我父母的文化水平都不高：我父亲是贫农出身，参军前只读完了初中；我母亲则在高中毕业后下了乡，此后再没读过书。我家的经济条件也不好，父母都是小单位里的基层职工，性格又都老实巴交。我们家有两个老人（我外公外婆）和两个小孩（我和我姐），经济条件并不宽裕。
在拒签了劳动合同之后，我没有立刻离开公司，一方面是因为我对找新工作缺乏信心。正如前文所说的，我年龄相对不小，学历相对不高，工作履历乏善可陈。然而这时我已读完了夜校，拿到了大专文凭，再去找加油站那种工作似乎很难自圆其说——如果我要做那种工作，当初又何必读一个夜大呢？而我在编辑部虽然只拿一千五百块，比两年前在加油站还少了三百块，但这份工作在旁人看来起码更像是一个大专生该干的。假如我要换一份好点的工作，比如广告专业方面的，则必定要经过大量的面试和淘汰，而不是像去加油站应聘似的，只要排队领入职表就行了。我极其害怕应聘面试，如果说我本身只有半桶水，那么面试时再一紧张，可能那半桶水还得再漏掉一半。于是我想不如先干一段时间，等积累了一些工作经验后，再去考虑换工作的问题。
还有一方面的原因是，我在编辑部可以读到多种即期的日本动漫刊物，以及大量港台原版的日本漫画。我还托公司的渠道订购了一些境外出版的漫画，其中有部分是我自己买的，也有些是帮朋友买的。2003年那会儿淘宝网才刚创办，香港自由行也是刚开通，还要再过好几年才有人想到做跨境带货生意。所以当年要买到港台原版的日本漫画并不容易。因此我们公司的资料书和境外采购渠道，对我来说其实是个不小的吸引力。我想在离职前尽量多买些书，可是手上又没有那么多钱，于是我就半拖半就地继续干下去了。
直到有一天，我在漫画社的一个朋友回了北京。这个朋友是我们中的核心人物。他之前在一本原创漫画期刊里做编辑，他自己的创作水平其实高于期刊上的多数作者，但他对当时期刊的低幼化和种种限制很不满意，所以宁愿画一些没有回报的个人创作发布到网络上。他到我们漫画社来，是因为我们漫画社在体制之外，他认为在这里创作会更自由一些。然而漫画社是朝着商业化方向运作的，老师其实是一个商人，自己已经不创作了。而商业化对我朋友来说也是一种限制——他不仅不满体制，而且也不满商业化。很快他就觉得漫画社也没有意思，于是就回了北京。而我和另一个朋友也开始商量，要到北京去和他会合。这时我在编辑部已经上了半年班，可以说一天比一天对这份工作感到厌倦和反感。我的朋友一直以来对社会的鞭挞，与我此时在编辑部里的经历、见闻和感受竟不谋而合。我发现当个人的爱好一旦变成了工作，结果往往不是两全其美，而是痛苦和分裂。于是经过一段时期热烈的商量后，我决定随朋友到北京过“流浪和创作”的生活。我在做出这个决定后，马上就跟老板辞了工作。老板这时对我也没多挽留，大概他对杂志做不做下去还没拿定主意。于是在2004年上半年的某天，我和另一个朋友一起，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硬座列车。我还记得那张车票是两百五十三块钱。这是我初次离开出生地广州，去往别的城市生活。当时我就已经清楚，这趟行程对我将意义深远。但我没有料到的是，它只维持了六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