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他跟着人群到三山门去，心里只怀着一个念头，那就是不惜牺牲自己，无论如何不落在他们后边。但是在他从三山门回到家里后，他完全明白，莫斯科不会再保卫了，他忽然觉得，他原先认为可能的事，现在成为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了，他应当隐姓埋名，留在莫斯科，去找拿破仑，把他杀掉，下定决心，要么自己灭亡，要么结束全欧洲的灾难，皮埃尔认为欧洲的灾难完全是拿破仑一人造成的。
皮埃尔知道一八〇九年一名德国大学生在维也纳谋杀波拿巴的详细经过，也知道那个学生被枪毙了。他在实现自己的意图所冒的生命危险，使他情绪更加激昂。
有两种同样强烈的感情不可抗拒地促使皮埃尔去实现他的意图。第一种感情是意识到在普遍不幸的时候，自己也有牺牲和受苦的必要，就是由于这种感情，二十五日他去莫扎伊斯克，来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而现在他离开家，屏弃奢侈舒适的生活，和衣睡在硬沙发上，和格拉西姆吃同样的东西；另一种是那种模糊的、只有俄国人才有的感情：蔑视一切虚伪的、不自然的、人为的东西，蔑视一切大多数人认为世界上最好的东西。皮埃尔在斯洛博达宫第一次体验到那种奇异的、醉人的感情，当时他忽然觉得，财富、权力和生命，凡是人们努力争取和维护的一切，如果说这一切还有丝毫价值的话，那不过是因为可以享受一下把它抛弃的快活罢了。
一个志愿兵喝光他最后一文钱，一个醉汉明知他是干着倾家荡产的事，却无缘无故地打碎镜子和玻璃，就是出于这种感情；一个人做出疯狂的事（在坏的意义上），仿佛要试一试他个人的权力和力量，声称有一种最高的超人的人生观，也是出于这种感情。
自从皮埃尔在斯洛博达宫第一次体验到这种感情那一天起，他就不断受它的影响，但只有现在他才真正感到心满意足。此外，皮埃尔在这方面已经做过的事，使他非达到目的不可的意愿更加强了，而且使他割舍不下。他从家中出走，弄到农民外衣和手枪，以及对罗斯托夫家的人们宣称他要留在莫斯科，——在做了这一切之后，如果他像别人一样离开莫斯科，那么，他所做的这一切不但没有意义，而且成为可鄙、可笑的了（皮埃尔对这特别敏感）。
正如常有的情形，皮埃尔的身体状况与精神状况是一致的。那种吃不惯的粗糙食物，他这几天喝的伏特加酒，没有葡萄酒和雪茄，没有换洗过的脏内衣，在没有被褥的短沙发上度过的两个几乎是不眠之夜，——这一切都使皮埃尔处于近乎疯狂的激动状态。
下午一点多钟，法国人已经进入莫斯科。皮埃尔知道这一点，但是他没有行动，只是想他的计划，把未来最细微的情节都考虑到了。皮埃尔在他的幻想中没有生动地想象行刺的过程，也没想象拿破仑的死，而是极其鲜明地、怀着感伤的享乐心情想象他的牺牲和英勇气概。
“是的，一人为大家，我一定要成功或者牺牲！”他想，“是的，我一定去……然后，出其不意……用手枪，还是用匕首呢？”皮埃尔想，“其实，全都一样。处死你的不是我，而是上帝的手，我说（皮埃尔在想他杀死拿破仑时他所说的话）。好吧，逮捕我，处死我吧。”皮埃尔自言自语地说下去，他低着头，神色忧郁，但很坚决。
正当皮埃尔站在房中间暗自思索的时候，房门开了，门槛上出现了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他那一向胆怯的样子完全变了。他敞着长衫。脸通红，样子很难看。他显然喝醉了。他看见皮埃尔，起先有点窘，但他一见皮埃尔脸上也有窘态，立刻来了勇气，迈着两条细腿，摇摇晃晃地走到屋子中间。
“他们害怕了，”他声音沙哑，带着信任对方的神情说，“我说：我不投降，我说……是不是这样，先生？”他沉思起来，但一见桌上有一支手枪，就意外神速地抓起那支手枪，跑进了走廊。
跟在马卡尔·阿列克谢伊奇后面的格拉西姆和看门人在过道里拦住他，夺他的手枪。皮埃尔来到走廊，他带着怜悯和厌恶的心情看着这个半疯的老人。马卡尔·阿列克谢伊奇皱着眉头，用力攥着手枪，声音嘶哑地喊着，看来，他是在幻想一件庄严的事情。
“拿起武器！冲啊！你胡说，你夺不走！”他喊道。
“行了，老爷子，行了。行行好，请您放下吧。好啦，我的老爷子……”格拉西姆说，小心翼翼地抓住马卡尔·阿列克谢伊奇的臂肘，用力向门口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