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斯托普钦是一个火爆性子，一向在高级官府任职，虽说他也有爱国心，但是他全然不了解他自以为在他治下的人民。早在敌人入侵斯摩棱斯克时，拉斯托普钦就自以为他扮演着左右民情——“俄罗斯之心”的角色。他觉得（每个行政官员都这样觉得），他不仅支配莫斯科居民的外在行动，而且他觉得，他用那措词格调低下的布告和传单支配着他们的内心情绪（老百姓看不起他用的那种言词，而且也听不懂官方的意图）。对扮演左右民情的漂亮角色，拉斯托普钦十分得意，并习以为常，而现在出他意外地必须退出这个角色，没有任何英雄行为的效果就必须放弃莫斯科，于是他忽然觉得他脚下的那块土地消失了，茫然不知所措了。虽然他事先也知道，但是直到最后一分钟他仍然完全不相信莫斯科会放弃，因而没有丝毫的准备。居民违反他的意愿离开了。至于政府机关迁走，那只是伯爵勉强同意官吏们的要求罢了。他一味地扮演他为自己准备的那个角色。正如一般富于热情的想象力的人们那样，他虽然早就知道莫斯科要放弃，但那只是靠理智知道的，而他整个灵魂不相信这一点，不把他的想象力去适应新的情况。
他的全部活动，全力以赴、精力充沛的活动（这种活动对人民究竟有多少好处，有多大影响，那是另一个问题了），就是要在居民中唤起他本人所感受的那种感情，——由于爱国而对法国人仇恨和对自己怀有信心。
但是，在事件达到真正的历史规模时，在对法国人的仇恨只用言语表达已经不够时，甚至决一死战也不足以解恨时，在对莫斯科这个问题的自信心已经无用时，在全体居民犹如一个人，抛弃自己的财产，潮水似的涌出莫斯科时（用这种消极的行动来表示最强烈的民族感情），——在这样的时候，拉斯托普钦所选择的角色就忽然变得毫无意义了。他忽然觉得自己孤独，软弱和可笑，失去立脚点了。
被叫醒的拉斯托普钦接到库图佐夫那封冷淡的、命令式的便函以后，越发觉得可恼，越发觉得自己不对了。所有托付他的东西，所有他应当运走的公共财物，仍然留在莫斯科。全部运走已经不可能了。
“这是谁的过错，是谁弄成这个样子的？”他想，“自然不是我。我把一切都准备好了，瞧我把莫斯科掌管得多么好！可是他们竟然把莫斯科弄成这个样子！坏蛋，叛徒！”他想，究竟谁是坏蛋、谁是叛徒，他并不十分清楚，但是他觉得有恨某些叛徒的必要，由于他们的过错，他才落到这步荒唐可笑的田地。
拉斯托普钦伯爵整夜都在发指示，人们从莫斯科四面八方来他这里听候指示。他左右的人从来没见过伯爵这么不高兴，这么容易发脾气。
“大人，世袭领地管理局局长派人来请示……宗教法庭、枢密院、大学、孤儿院、副主教派人来请示……您对消防队有什么指示？典狱长派人来……精神病院派人来……”整夜不停地向伯爵报告。
伯爵对所有这些问题都给予简短而愤怒的回答，以表示现在已经无须他来指示了，他费尽心机准备好的一切都给某人破坏了，这个某人对现在发生的事要负全部责任。
“你告诉那个蠢货，”他对世袭领地管理局的询问回答说，“他应当留下来保管文件。你干吗问消防队这样无聊的问题？他们有马，叫他们到弗拉基米尔去。不要留给法国人。”
“大人，疯人院的监督来了，您有什么指示？”
“我有什么指示？放他们出去就是了……让那些疯子都到城里去。现在是疯子指挥军队的时候，这是上帝的安排。”
对于监狱里的囚犯问题，伯爵向典狱长怒斥道：
“怎么，你要两营人护送吗？没有！放掉他们不就完了！”
“大人，还有政治犯梅什科夫，韦列夏金。”
“韦列夏金！他还没被绞死吗？”拉斯托普钦喊道，“把他带到我这儿来。”
二十五
早晨九点，当军队已经通过莫斯科时，再没有人来向伯爵请示了。能走的人都自动地走了；留下的人自己看着办吧。
伯爵吩咐备马，打算到索科尔尼茨去，他紧锁眉头，面色姜黄，抱着胳膊，一声不响地坐在办公室里。
每个行政官，在太平无事的年月，都觉得只是由于他的努力，在他治下的百姓才动起来，每个行政官都是以非我莫属的感觉作为自己辛劳和努力的报酬。作为统治者的行政官，乘坐破旧的小船，用篙杆钩着人民的大船自动地行驶着，自然觉得被他钩着的那艘大船是靠他的努力才前进的，这样的理解，只是在历史的海洋风平浪静的时候。可是一旦海上起了大风暴，波涛汹涌，大船自动行驶起来，那时就不会发生这种错觉了。大船以空前的、不依赖任何外力的速度行驶着，篙杆已经够不到行进着的大船，于是统治者忽然从主宰者、力量的源泉的地位变为一个微不足道、软弱无力、无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