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什么？”皮埃尔问。
“是一张新传单。”
皮埃尔拿过来，开始读起来。
“公爵阁下[9]为了同前来的部队尽速会合，已越过莫扎伊斯克，并建立了坚固的阵地，敌人不会突然向他进攻。已经从这里给他运送四十八尊大炮连同火药，阁下说，他要保卫莫斯科到最后一滴血，甚至不惜进行巷战。弟兄们，你们不要为政府机关关闭而担心：秩序一定要维持，我们要用自己的法庭收拾那些坏蛋！必要时，我可以召集城市和农村的青年。一两天内我就要发出号召，现在还不需要，暂且我不做声。斧头是好东西，猎熊的矛也不错，但最管用的还是三股叉；一个法国佬并不比一束黑麦重。明天午饭后，我要把伊韦尔圣母像抬到叶卡捷琳娜医院给伤兵治病。我们在那里祈求圣水：使他们快些康复；我现在很健康：本来一只眼有病，可是现在，我两眼雪亮。”
“可是，军界的人告诉我，”皮埃尔说，“在城里作战绝对不可能，而且阵地……”
“可不是嘛，我们也是那么说嘛。”第一个官员说。
“他说‘我本来一只眼有病，可是现在，我两眼雪亮’，是什么意思？”皮埃尔说。
“伯爵生过针眼，”那个副官笑着说，“我告诉他，人们来问，他怎么啦，他听到这个非常不安。伯爵，”副官突然带着笑脸对皮埃尔说，“怎么听说您的家庭出了点事儿？听说伯爵夫人，您的太太……”
“我什么都没听到，”皮埃尔漠不关心地说，“您听到什么了？”
“咳，您知道，反正人们总是爱瞎猜疑。我只是道听途说。”
“您究竟听到什么了？”
“听说，”副官还是堆着笑说，“伯爵夫人，您的太太，要到国外去。大概是胡说……”
“可能。”皮埃尔说，他漫不经心地环顾四周。“那是谁啊？”他指着一个穿着清洁的青灰色大衣、留着雪白的大胡子、雪白的眉毛、满面红光的小老头，问道。
“他呀，是一个商人，饭馆的老板、韦列夏金就是他。也许您听说那件布告的事了吧？”
“噢，原来他就是韦列夏金！”皮埃尔说，端详着老商人那张坚强镇定的面孔，在他脸上寻找奸细的表情。
“这不是他本人。他是写布告的人的父亲，”副官说，“他儿子坐牢了，看来不会有好下场。”
一个戴勋章的小老头，还有一个脖子上挂着十字架的德国籍的官吏，走到谈话的人们跟前。
“您知道，”那个副官讲起来，“这是一桩糊涂案子。那篇宣言是两个月以前出现的。伯爵得到报告后，就下令追查。加夫里洛·伊凡内奇查出，那篇宣言经过六十三人的手。问其中的一个：‘谁给你的？’——‘某某给的。’于是问那个人：‘谁给你的？’如此这般最后问到韦列夏金……一个没受过什么教育的生意人，您知道，一个小老板，”副官微笑着说，“问他：‘你从谁手里得到的？’主要的是，我们知道他从谁手里得到的。他只能从邮政局长那里得到。显然，他们事先都串通好了。他说：‘谁也没给我，是我自己写的。’吓唬他，盘问他，他一口咬定：‘是我自己写的。’就这样禀报给伯爵。伯爵吩咐把他叫来。‘你的布告是从谁那儿弄来的？’‘我自己写的。’您猜伯爵怎么样！”副官带着骄傲的快活的微笑说，“伯爵简直火冒三丈，想想看吧：竟然那么胆大妄为，扯谎和顽固！……”
“噢！伯爵是要他供出克柳恰廖夫，我明白了！”皮埃尔说。
“完全不需要，”副官惊慌地说，“即使没有这一条，克柳恰廖夫也有的是罪状，所以才把他流放了。问题是伯爵非常气愤。‘你怎么会写呢？’伯爵说。他从桌上拿起一份《汉堡日报》——‘这就是它。不是你写的，是翻译的，而且翻得很糟，因为你这个傻瓜根本不懂法语。’您猜怎么着？‘不，’他说，‘我什么报纸都不看，是我写的。’——‘如果是这样，你就是叛徒，我就把你交给法院审判，你就会被绞死。你说，是谁给你的？’——‘我什么报纸都不看，是我写的。’结果就是这样。伯爵把他父亲叫来：这个老头子也是死不肯承认。于是把他儿子交付审判，大概判了苦役。现在他父亲是来为他求情的。这小子糟透了。您知道，这种商人的子弟，都是些花花公子，专门玩女人的，不知在哪儿听了几次演讲，就不知天高地厚了。这是一个地道的小流氓！他父亲在石桥旁边开了一家小饭馆，您知道，饭馆里挂着一幅全能上帝的大画像，他一手拿着权杖，一手托着金球；他把这张圣像带回家去竟然搁了好几天，你说他干了什么！他找来一个无赖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