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每次新的打击，还没有被打死的人的生存机会越来越少了。团在三百步距离排成营纵队，虽然这样，全团人都受同一情绪支配。全团人一律沉默不语，面色阴郁。队伍里很少有谈话声，即使有人谈话，但是一听见中弹声和喊“担架！”声，谈话就停了。大部分时间，全团人遵照长官的命令坐在地上。有的摘下帽子，专心地把褶子抻平，然后再折起来；有的抓一把干土，在手心里搓碎，用它来擦刺刀；有人揉一揉皮带，把带扣勒紧；有人把包脚布仔细抻平，然后重新把脚包好，穿上靴子。有些人用犁过的地里的土块搭小屋，或者用麦秸编东西。大家都好像全神贯注在这些事情上。当打伤或打死了人的时候，当成队的担架走过的时候，当我们的队伍后撤的时候，当大批敌人在烟雾中出现的时候，谁也不注意这些情况。可是当我们的炮兵、骑兵向前面走过去的时候，当我们的步兵向前移动的时候，四面八方响起了赞许的声音。但是，最能惹起注意的却是那些与战斗完全无关、完全不相干的事。好像这些精神上受折磨的人把注意力放在这些平凡的、日常生活上的事物上，可以得到休息似的。一个炮兵连从团的正面走过，一辆炮兵弹药车拉边套的马迈出了套索。“嘿，瞧那匹拉边套的马！……把腿伸进去！它要跌倒了……哎呀，他们没看见！……”全团的队伍都在喊叫。又有一次，所有的人都注意不知哪儿冒出的一只褐色的小狗，它把尾巴翘得高高的，满怀心事地迈着小碎步，跑到队伍前面，忽然，附近落下一颗炮弹，它尖叫一声，夹起尾巴，跳到一边去了。全团的人哄然大笑，发出尖叫声。但是这种开心的事只延续几分钟，而人们在不断的死亡恐怖中不吃不喝地站了八个多钟头了，苍白忧郁的面孔越来越苍白忧郁了。
安德烈公爵也像团里所有的人一样，面色苍白而阴郁，他背着手，低着头，在燕麦地旁的草地上从一个田垅到另一个田垅走来走去。他无事可做，也无命令可发。一切都听其自然。阵亡的人被拖到战线外面，受伤的人被抬走，队伍靠拢起来。如果有士兵跑开，他们立刻就赶回来。起初，安德烈公爵认为鼓舞士气，给士兵做一个榜样是他的责任，所以在队伍里走来走去；但是后来他才认识到，他无须教他们，也没有什么可教他们的。他和每个士兵一样，全部的心力都在努力避免想象他们处境的危险。他在草地上来回走动，慢慢地拖着两只脚，蹭得地上的草沙沙作响，眼睛盯着靴子上的尘土；他有时迈着大步，尽可能踩上割草人在草地留下的脚印，有时数自己的脚步；计算走一俄里要经过多少两条田垅之间的距离；有时采几朵长在田垄上的苦艾花，放在手掌上揉碎，然后闻那强烈的甘苦香味。昨天所想的东西一点也没有了。他什么也不想。他用疲倦的听觉细听那总是同样的声音，分辨枪弹的尖啸声和炮弹的轰隆声，看第一营的士兵那些已经看腻了的脸，他在等待着。“它来了……这一个又是冲着我们来的！”他谛听着从硝烟弥漫的地带发出的越来越近的呼啸声，心里想道，“一个，两个！又一个！打中了……”他停下来看了看队伍，“不是，飞过去了。不过这个打中了。”他又开始走来走去，极力迈大步，要用十六步走到另一条田垅。
呼啸声和击地声！离他五步远的地方，一颗炮弹炸开了干土，然后就消失了。一阵寒战不由得溜过他的脊背。他又看了看队伍。大概又有许多伤亡；在第二营聚着一大群人。
“副官先生，”他喊道，“命令他们不要聚在一起。”副官执行了命令，然后走到安德烈公爵面前。一个营长从另一方向驰来。
“当心！”传来一个士兵惊慌的喊声，这时，一颗带着呼啸声疾飞的榴弹，有如一只向地面俯冲下来的鸟，落在离安德烈公爵两步远的营长的马旁边，发出砰的一声。那匹马不管露出恐怖的样子好不好，首先打了一个响鼻，竖起前蹄，几乎把那个少校掀下来，然后向一旁跑走了。马的恐惧感染了人们。
“卧倒！”扑倒在地上的副官喊道。安德烈公爵站在那儿犹犹豫豫。一颗榴弹在他和副官之间，在耕地和草地的边缘，在一丛苦艾旁边，像陀螺似的冒着烟旋转。
“难道这就是死吗？”安德烈公爵一面想，一面用完全新的、羡慕的眼光看青草，看苦艾，看那从旋转着的黑球冒出的一缕袅袅上升的青烟。“我不能死，不愿意死，我爱生活，爱这青草，爱大地，爱空气……”他这样想着，同时想到人们都在望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