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就是那个传教士吗？”
“是的，他讲他在印度的生活，很有趣。”
谈话因为安娜的到来而中断，犹如风吹的灯焰，又变得摇曳不定了。
“约翰爵士！对，是约翰爵士。我见过他。他能说会道。弗拉西耶娃完全倾心于他了。”
“最小的那个弗拉西耶娃要嫁给托波夫，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听说已经定下来了。”
“我真佩服他们父母。据说这门婚事纯粹是感情的结合。”
“感情？您真有反传统思想！今天还有谁谈感情啊？”公使夫人说。
“有什么办法呢？这愚蠢的旧习气并没有过时。”渥伦斯基说。
“有这种习气的人可要倒霉。我了解的一些幸福婚姻都是理性的结合。”
“可是，一旦被人漠视的感情苏醒了，理性婚姻的幸福就会烟消云散。”
“双方都胡闹够了再结婚，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理性婚姻。就像害猩红热一样，人人都要经过的。”
“那么，爱情就像牛痘一样，要预先人工接种了。”
“我年轻时爱上过一个教堂执事，不知道这对我有没有帮助。”米亚赫卡娅公爵夫人说。
“不，说正经的，我认为要懂得爱情，先得犯一下错误，然后再改正。”别特西公爵夫人说。
“婚后也得这样吗？”公使夫人打趣道。
“后悔永远来得及。”外交官讲了一句英国谚语。
“正是这样，”别特西跟着说，“先犯错误再改正。这一点您以为如何？”她问安娜。安娜正默默地听着这场谈话，嘴唇上停留着些微可察的笑意。
“我想，”安娜玩弄着一只脱下来的手套，说，“我想……如果说，有多少颗脑袋就有多少种想法，那么，有多少颗心就有多少种爱情。”
渥伦斯基望着安娜，万分紧张地等着她说话，听见她说出这番话来，就像度过一场危险似的舒了口气。
安娜忽然对他说：
“我接到莫斯科来信。他们告诉我，吉提·谢尔巴茨卡娅病得很重。”
“真的吗？”渥伦斯基皱起眉头说。
安娜严厉地瞪了他一眼。
“您对这个不感兴趣吧？”
“不，很感兴趣。要是我可以知道的话，信里都说了些什么？”
安娜站起来，走到别特西那边去。
“请给我杯茶。”她站在别特西的椅子背后说。
别特西公爵夫人倒茶的当儿，渥伦斯基来到安娜身边。
“信里说些什么呀？”
“我时常想，男人们不懂得什么是不高尚的行为，而只会嘴上夸夸其谈，”安娜并不回答他的问题，说，“我早就想告诉您这一点。”她又加上一句，走了几步，在角落里放纪念册的桌子旁边坐下来。
“我不大明白您这话的意思。”他把茶杯递给她，说。
她瞥了一眼旁边的沙发，他马上在那里坐下来。
“是的，我想告诉您，”她说，眼睛并不看他。“您的行为不光彩，不光彩，很不光彩。”
“难道我不知道自己做得不光彩吗？可是，是谁使得我这样做的呢？”
“您为什么对我说这话？”她严厉地瞪着他说。
“您知道为什么。”他两眼直勾勾地迎住她的目光，大胆而高兴地回答。
不是他，而是她窘住了。
“这只能证明您没有心肝。”她这样说，但她的眼神却表明，她知道他是有心肝的人，正因为这个缘故，她害怕他。
“您刚才说的那件事只是个错误，而不是爱情。”
“您该记得，我禁止过您说这个字眼，这个可恶的字眼，”安娜哆嗦了一下说，但她马上感到，她用禁止这个词，表示她承认自己对他拥有某种权利，而这正好鼓励他诉说爱情。“这话我早就想对您说了，”她继续说，毅然决然地看着他的眼睛，脸上飞起一片火辣辣的红晕，“今天我特意来，知道会遇见您。我是来告诉您，这事该结束了。我从没有在任何人面前脸红过，而您却迫使我问心有愧。”
他望着她，她脸上流露的一种新的精神美使他惊呆了。
“您要我做什么？”他认真、干脆地问道。
“我要您到莫斯科去，请求吉提原谅。”她说。
“您并不希望我这样做。”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