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桃子放在拐角的房间里，他好像偷偷地吃了一个。”
一提到儿子，安娜突然从她所处的困境中摆脱出来了。她想起了近几年来她所担任的一个为儿子而活着的母亲的角色，尽管这个角色被大大地夸张了，但总有真诚的成分；她感到欣喜，她虽处困境，却有一个不以她与丈夫和渥伦斯基的关系为转移的支柱。这个支柱就是儿子。她无论处在什么境地，都不会撇下儿子不管。即使丈夫羞辱她，把她赶出家门，即使渥伦斯基对她冷淡，又去过他独往独来的生活（她又恼火和责怪地想到他），她都不能丢下儿子。她有自己的生活目的。为了保持自己与儿子的这种关系，为了不让别人从她身边抢走儿子，她必须采取行动。趁儿子还没有从她身边被抢走，她必须赶快、尽快采取行动。必须带着儿子离开，这就是她当前要做的事。她必须平静下来，摆脱这痛苦的境地。想到与儿子直接有关的事，想到马上就要和他一起到别的地方去，她的心平静下来了。
她匆匆地穿好衣服，下了楼，迈着坚定的步子走进客厅，谢廖扎和家庭女教师和往常一样正在那儿等她来喝咖啡。谢廖扎穿着一身白衣服，站在镜子下的桌子边，弓着背，低着头，专心致志地在摆弄着他拿来的花，他那副神态安娜很熟悉，跟他的父亲一个样。
家庭女教师的神情特别严肃。谢廖扎像往常一样尖叫起来：“啊，妈妈！”接着就停住了，他犹豫不决：是放下花，赶上前去跟妈妈打招呼，还是把花环做好，拿着花去迎接妈妈。
家庭女教师向她道过早安以后，开始详详细细汇报谢廖扎的表现，但是安娜没有听她说话；她在考虑，要不要把她也带走。“不，不能带，”她打定主意，“我一个人带着儿子走。”
“是的，这样做很不好，”她抓住儿子的肩膀说，用并不严厉，而是胆怯的目光看了看儿子，这目光使儿子感到困惑和欢喜，接着，她又吻了一下儿子。“让我来处置他吧。”她对惊奇不已的家庭女教师说，抓住儿子的手，在摆着咖啡的桌子旁边坐下来。
“妈妈！我……我……没有……”他说，极力想从她的表情中弄明白，为了那个桃子，等待着他的将是什么。
“谢廖扎，”家庭女教师一走出房门，她就说，“这样做不好，你以后不会再这样做了吧？你爱我吗？”
她感觉到，泪水涌上了眼眶。“难道我能不爱他吗？”她对自己说，同时注视着他那又惊又喜的目光。“难道他会和他父亲一起来谴责我吗？难道他不同情我吗？”眼泪已经顺着脸颊淌下来，为了掩饰泪水，她猛地站起来，几乎像跑步似的来到凉台上。
下了几天雷雨之后，天气变得晴朗而寒冷。尽管从被雨水冲刷干净的树叶之间洒下灿烂的阳光，室外还是挺冷的。
由于天气寒冷和内心恐惧，她全身哆嗦了一下，在空气清新的室外，这种寒冷和恐惧的感觉反而更加强烈。
“去，到玛丽埃特那儿去，”她对跟在她身后出来的谢廖扎说，然后在凉台的草毯上踱步。“难道他们不肯原谅我，难道他们不明白，这一切都是出于无奈吗？”她问自己。
山杨树的叶子已被雨水冲刷干净，在没有热力的阳光下闪闪发亮。她停下脚步，朝被风吹得摇曳不定的山杨树梢看了一眼，她明白，他们不会原谅她，就像这天空，这绿树一样，现在一切东西和所有的人都将对她毫不留情。她重又感觉到，她内心的一切又开始变得模糊。“不要，不要想了，”她对自己说，“该准备了。去哪儿？什么时候去？带谁去？对，去莫斯科。坐晚上的火车。带上安努什卡和谢廖扎，再带些生活必需品。但先得写信给他们两人。”她疾步走进屋子，走进书房，坐到桌边给丈夫写信：
“自从事情发生以后，我无法再待在您的家里。我要带着儿子走了。我不懂得法律，所以不知道儿子该跟父母的哪一方，但是我要带上他，因为没有他，我就活不下去。请您宽宏大量，把儿子留给我吧。”
她迅速而自然地写到这儿，但是当写到请求他宽宏大量——她不认为他会宽宏大量——考虑该用什么感人的语言结束这封信时，她停住了笔。
“我不能说我的过错和悔恨，因为……”
她又停下笔，她的思路乱了。“不，”她对自己说，“什么也不用写。”接着便把信撕掉，重新开始写，没有提到请他宽宏大量，就把信封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