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暗中站在超然的地位,为左联及各工作者的帮忙,也着实不少。除来不及营救,已被他们杀死的许多青年不计外,在龙华,在租界捕房被拘去的许多作家,或则减刑,或则拒绝引渡,或则当时释放等案件,我现在还记得起来的,当不只十件八件的少数。
鲁迅的热心于提拔青年的一件事情,是大家在说的。但他的因此而受痛苦之深刻,却外边很少有人知道。像有些先受他的提拔,而后来却用攻击的方法以成自己的名的事情,还是彰明显著的事实,而另外还有些“挑了一担同情来到鲁迅那里,强迫他出很高的代价”的故事,外边的人,却大抵都不晓得了。在这里,我只举一个例:
在广州的时候,有一位青年的学生,因平时被鲁迅所感化而跟他到了上海。到了上海之后,鲁迅当然也收留他一道住在景云里那一所三层楼的弄堂房子里。但这一位青年,误解了鲁迅的意思,以为他没有儿子——当时海婴还没有生——所以收留自己和他住下,大约总是想把自己当作他的儿子的意思。后来,他又去找了一位女朋友来同住,意思是为鲁迅当儿媳妇的。可是,两人坐食在鲁迅的家里,零用衣饰之类,鲁迅当然是供给不了的;于是这一位自定的鲁迅的子嗣,就发生了很大的不满,要求鲁迅,一定要为他谋一出路。
鲁迅没法子,就来找我,叫我为这青年去谋一职业,如报馆校对、书局伙计之类;假使是真的找不到职业,那么亦必须请一家书店或报馆在名义上用他做事,而每月的薪水三四十元,当由鲁迅自己拿出,且由我转交给这书局或报馆,作为月薪来发给。
这事我向当时的现代书局说了,已经说定是每月由书局和鲁迅各拿出一半的钱来,使用这一位青年。但正当说好的时候,这一位青年却和爱人脱离了鲁迅而走了。
这一件事情,我记得章锡琛[23]曾在鲁迅去世的时候写过一段短短的文章;但事实却很复杂,使鲁迅为难了好几个月。从这一回事情之后,鲁迅就爱说“青年是挑了一担同情来的”趣话。不过这仅仅是一例,此外,因同情青年的遭遇,而使他受到痛苦的事实还正多着哩!
民国十八年以后,因国共分家的结果,有许多青年,以及正义的斗士,都无故而被牺牲了。此外,还有许多从事革命运动的青年,在南京、上海,以及长江流域的通都大邑里,被捕的,正不知有多少。在上海专为这些革命志士以及失业工人等救济而设的一个团体,是共济会。但这时候,这救济会已经遭了当局之忌,不能公开工作了,所以弄成请了律师,也不能公然出庭,有了店铺作保,也不能去向法庭请求保释的局面。在这时候,带有国际性的民权保障自由大同盟,才在孙夫人(宋庆龄女士)、蔡先生(孑民)等的领导之下,在上海成立了起来。鲁迅和我,都是这自由大同盟的发起人,后来也连做了几任的干部,一直到南京的通缉令下来,杨杏佛[24]被暗杀的时候为止。
在这自由大同盟活动的期间,对于平常的集会,总不出席的鲁迅,却于每次开会时一定先期而到;并且对于事务是一向不善处置的鲁迅,将分派给他的事务,也总办得井井有条。从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出,鲁迅不仅是一个只会舞文弄墨的空头文学家,对于实务,他原是也具有实际干才的。说到了实务,我又不得不想起我们合编的那一个杂志《奔流》——名义上,虽则是我和他合编的刊物,但关于校对、集稿、算发稿费等琐碎的事务,完全是鲁迅一个人效的劳。
他的做事务的精神,也可以从他的整理书斋,和校阅原稿等小事情上看得出来。一般和我们在同时做文字工作的人,在我所认识的中间,大抵十个有九个都是把书斋弄得杂乱无章的。而鲁迅的书斋,却在无论什么时候,都整理得必清必楚。他的校对的稿子,以及他自己的文章,涂改当然是不免,但总缮写得非常的清楚。
直到海婴长大了,有时候老要跑到他的书斋里去翻弄他的书本杂志之类;当这样的时候,我总看见他含着苦笑,对海婴说:“你这小捣乱看好了没有?”海婴含笑走了的时候,他总是一边谈着笑话,一边先把那些搅得零乱的书本子堆叠得好好,然后再来谈天。
记得有一次,海婴已经会得说话的时候了,我到他的书斋去的前一刻,海婴正在那里捣乱,翻看书里的插图。我去的时候,书本子还没有理好。鲁迅一见着我,就大笑着说:“海婴这小捣乱,他问我几时死;他的意思是我死了之后,这些书本都应该归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