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那边屋去坐!”他仿佛比他女人还要木讷,连个“同志”也不会叫。
他把刘荃让到今天早晨那闲房里去,二妞随即送了一盏灯进来。但是这油灯搁在桌上,搁不稳,大概因为这泥地凹凸不平的缘故。二妞把灯放在炕上,又出去找了块砖头垫在桌腿下面。她蹲在桌子底下,把砖头垫上了,屡次昂头来看看垫平正了没有,又堆了推桌子,看它摇晃不摇晃。这时候刘荃注意到她头发上戴了一朵浅粉色的小花,早晨似乎没有看见。
唐占魁坐在炕上吮着旱烟袋。他光着膀子,穿着一件白布背心,灯光照在他赭黄色的脸上,脸上很平坦,但是像泥土开裂一样,有几道很深的皱纹。
“今天的会开得太长了吧?”刘荃说。
唐占魁唏唏的笑了几声,客气的说,“也不算长,不算长。”然后又沉默下来了。
刘荃看他仿佛有心事的样子,就又把土改的大致办法向他讲解了一遍。问知他有十一亩地,一年收不到十石粮食,交了粮,一家人刚够吃的。像他这样的中农,按照“中间不动两头平”的定律,他的财产是在政府保护下的,可以绝对用不着忧虑。
然而唐占魁仍旧皱着眉头。“说是要‘打乱重分’,有这话没有呀?”
“没有的话。像你们这中农的地,绝对不去动你们的。”
“那就好,那就好,”唐占魁叹了口气,“自从听见那话,心里就是一个疙瘩。我这几亩地,别的没什么,地性是摸熟了。沿河那块地,是大前年买的杨老二的,挺好的地,杨家几个兄弟不成材,把地都荒了,那士不知多硬。自从我种上了,一年翻两回,又常常挑些熟土来垫上,这现在收成已经比从前好多了。要是换给别人,就是多换两亩都有点舍不得。”
他的田都是一亩一亩零碎置进的,听他说起来,一块地有一块地的历史,也有它独特的个性。他也像一切沉默寡言的人一样,有时候一开口说起他喜爱的事物,忽然滔滔不绝起来,变得非常唠叨。刘荃听着,倒觉得很有兴味。
二妞出去了又进来了,倚在房门口呆呆地听着。唐占魁的女人在外问叫他们出去吃饭,她做了荞麦面烙饼。大家围着桌子坐下来。灶上的火还很旺,她叫二妞去坐上一锅水。
灶旁有一只酱黄色的大水缸。二妞揭开缸盖,拿起葫芦瓢来舀水,但是还没有舀下去,先在水里匆匆的照了一照自己的睑。她把那朵花向后面掖了掖。再照了照,总仿佛有点不放心。结果又把那朵花摘了下来,倒插在鬓边。这次却没有插牢,那粉红的花声息毫无的落了下来,在那暗黄色的水面上漂浮着。影沉沉的水里映出她的脸,那朵花正栖息在她眼睛上,一动也不动,二妞也没有去捞它,手扶奢缸沿,只管望着自己的影子。
“怎么舀点水要那么许多时候,又不是绣花,”她母亲说话了,“尽在那儿看些什么?”
“我看今天这水也不知道怎么这么浑,”二妞说,“底下那么厚的泥。”
她把花捞起来洒了洒水,依旧插在头发上,匆匆的舀上一锅水,送到灶上去,然后也坐到桌上来吃饭。她斜签着身子坐着,低着头吃饭,刘荃因为不愿意让她觉得窘,也尽量避免朝她那边看去。但是她刚才在水缸里照镜子的神气,却看得很清楚。他心里也说不出来是一种什么感觉,似乎有一种渺茫的快感,又觉得有些不安。
第三章
工作队这两天忙着出去访贫问苦,两三个人一组,到村子里去挨家访问。白天大都只有妇女在家,因此他们白天黑夜都出动,利用谈天的方式,诱导农民吐苦水。工作队员每天一次,聚集在小学校里汇报,把当天采集的材料归纳起来,加以讨论。
“老百姓还是有顾忌!不敢说话,”张励说:“他们怕封建残馀势力的报复。”
大家研究他们究竟是怕地主?怕恶霸?韩家坨的几个地主,只有很少的土地出租,专靠吃租子是不够生活的。他们家里都有人在城市里做小买卖或是教书,经常的往家里带钱,贴补家用。地面上也有几个“混混”,却没有一个够得上称恶霸的。干部里面的李向前,从前就是个“二流子”,但是他现在既然改邪归正了,当上支部书记,自然没有人去翻地的旧账。沦陷时期当甲长的两个人,都是被逼,乡公所里来了公文,指名派定的。不但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而且送往迎来,供应日伪军队,赔累得非常厉害,卖了田又卖了房子。这些情形,村子里的人也都知道得很清楚,因此也并没有把怨毒结在他们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