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关系的，换一个信封得了。”
“我这儿有。”他找出一只信封来，又递给她一支自来水笔。
她弯着腰站在桌子旁边，把那地址又写了一遍。然后拆开旧信封，把里面的信拿出来。
“看看里边湿了没有，”刘荃说。
她把那对折着的信纸打开来看了看。他看见那张纸上只写着寥寥两行字，而且笔划似乎非常潦草，显然是在仓促中写的。难道她写这封信的目的就是要他知道她的地址？
她蘸了一点茶把信封黏上了，又很小心地揭下旧信封上的邮票，贴在窗棂上晾着。
以后她服从分配，也不知道会分配到什么地方去。
“大概写信给你，寄到你家里去总可以转给你的，”他突然说。
“总收得到的，”她说。她把旧信封团成一团，替他揩擦着桌上汪着的水，又把他那一包牙粉与肥皂挪了挪地方。“这是你今天在城里买的？我倒忘了托你带块肥皂来。”
“其实这些我都用不着了，你留着用，好不好？早知道要走，我也不用买了。”
她拿起那包牙粉来，把那花花绿绿的纸袋的上端折一折，再折一折；一直卷到无可再卷为止。那纸袋上印着一只彩色蝴蝶，虽然画得很俗气，在这烛光中和她的面容掩映着，却显得十分艳丽。
外面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进来了几个工作队负，都在嚷着：“老韩呢？老韩！快开饭，吃了饭还要开会去！”
“开什么会？”
“今天晚上要开农会。大概因为张同志要走了，有许多事情都要提前处理。”
“喂，刘荃，你们几时走？调到哪儿去？”大家围着他纷纷发问。
“我去吃饭去了，”黄娟说，一面就拿着那包牙粉与肥皂匆匆走了。
那天晚上开会，是为了斗争果实呈报乡政府的事。事情的内容相当复杂，就连身当其境的工作队员们也都摸不大清楚。主要是为了韩廷榜家里抄出的一夹墙粮食。韩家有一个长工廖永锁，到工作队去告密，说他家有一堵墙是空心的，里面储藏着粮食。一抄，果然抄出许多米面杂粮。这两天干部与工作队正忙着准备分地工作，把全村的人口重新划了一下等级。这长工廖永锁是个赤贫户，照理比普通的贫农应当晋一级，告密又应当晋一级，至少应当和军属一样，列为特等，多分些给他。李向前却因为有一年新年里赌钱的时候，和廖永锁拌过嘴，不免记了仇，就说他平日不积极，不大去开会。又说他虽然是赤贫，不是“正派赤贫”。结果只勉强算了个贫农，并没有晋级。
抄出来的一夹墙粮食，张励主张立刻算到“果实账”里，呈报乡政府。李向前却延挨着不肯报上去，推说是群众的意见，串出两个积极分子带着头起哄，一定要留下来大家均分。只要一声说分，分多分少，还不是由他支配，而且这些积极分子，也得稍微给他们点甜头尝尝，也就堵住了嘴，等到分地的时候，纵然让干部们占尽了便宜，也不怕他们捣蛋了。
张励也猜到他是这个打算，然而也并不去点穿他。那天从县里回来，知道自己马上就要调走了，就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立即召开干部会议，在会上说，“我们干群众工作的。第一要有辨别力，要仔细分辨群众中间来的各种各样的声音。这次说要把没收的粮食隐瞒不报，我看并不是真正的群众的意见，而是一两个坏分子利用群众的落后思想在捣乱。我们得要查出这意见的来源，对群众揭发他们。”
李向前听出他话中有话，简直就是针对着自己的一种恫吓，心里却也有些胆寒，立刻就决定牺牲那两个积极分子，把他们指为“坏分子”。
这一天晚上开农会，张励一方面指出了隐瞒不报是不正确的，同时极力为群众开脱，一口咬定这不是他们的本意，都是几个坏分子在中间作祟。李向前也十分卖力，帮助他彻底查究，查出了那两个煽动群众的坏分子。那两个被利用的积极分子正是有口难分，倘然咬出李向前来，土改工作队走了之后须要防他报复，只有低头认罪的一个办法。群众自然更不敢说什么，一致通过一项决议，将坏分子处罚，捆起来打一顿。
这一件事是张励急于在他离开之前办妥的。李向前却另有一宗事，急于要在张励离开之前了结它。就是那地主韩廷榜，一直扣押在小学校后进，把他当作一块肥肉，等着他的丈人汇钱来赎取他的性命。但是讨价还价，距离太远，最初也曾经陆续汇了一点钱来，再写信去催逼，也就没有回音了。老是把韩廷榜夫妇押在那里，也不是事，迟早得要解决了他们。但是李向前下手之前不免有一些顾虑。他是个伶俐人，一向深知政府每次发起一个运动，在事前尽管一味鼓励干部们“放手去干”，但是一看到群众的反抗情绪高涨，马上就来一个“纠偏”，又叫做“煮夹生饭，吃回头草，”补救过去的错误。但是杀死的人没法叫他再活，充了公的财物也决不肯再吐出来。唯一的补救方法是惩罚干部，牺牲一两个下级干部来收买人心。这次土改，把那一批富农中农提升为地主，送县枪决，李向前并不负责，反正有张励在这里做主。所以要处置韩廷榜夫妇，最好也要趁张励在这里的时候，万一出了乱子，可以往他身上一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