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先生最初不受启发，群众把他冷搁在一边。他后来看到别人对启发的态度，也开了窍，忙向群众声明他已经端正了态度。最后他也学朱千里把群众启发的问题分门别类，归纳为自己的几款罪状。帮助他的小组看破他是玩弄“包下来”的手法，认为他不是诚心检查，说他“狡猾”。丁宝桂正不知如何是好。那天他听了杜丽琳的检讨和主席的总结，悟出一个道理：关键是不要护着自己，该把自己当作冤家似的挑出错儿来，狠狠地骂，骂得越凶越好。挑自己的错就是“老实”，骂得凶就是“深刻”。他就抢着要做检讨。可是朱千里检讨挨克，他又觉得老实很危险，不能太老实。反正只能说自己不好，却是不能得罪群众。
他只好硬着头皮到会做检讨。他先说自己顾虑重重，简直不有胆量。“好比一个千金小组，叫她当众脱裤子，她只好上吊啊。可是渐渐的思想开朗了。假如你长着一条尾巴，要医生动手术，不脱裤子行吗？你也不能一辈子把尾巴藏在裤子里呀！到出嫁的时候，不把新郎吓跑吗？我们要加入人民的队伍，就彷佛小姐要嫁人，没有婆家，终身没有个着落啊。”
他的话很有点像怪话，可是他苦着脸，两眼惶惶然，显然很严肃认真，大家耐着心等他说下去。
丁宝桂呆立半晌，没头没脑地说：“共产党的恩情是说不完的。只说我个人在解放前后的遭遇吧。以前，正如朱千里先生说的，教中文也要洋招牌。尽管十年，几十年寒窗苦读，年纪一大把，没有洋学位就休想当教授，除非你是大名人。可是解放以后，我当上了正研究员。这就相当於教授了，我还有不乐意的吗？我听说，将来不再年年发聘书，加入人民的队伍，就像聘去做了媳妇一样，就是终身有靠了。我还有不乐意的吗！我们靠薪水过日子的，经常怕两件事：一怕失业，二怕生病。现在一不愁失业，二不愁生病，生了病公费医疗，不用花钱请大夫，也不用花钱请代课。我们还有不拥护社会主义的吗！”
他又停了半晌，才说：“我的罪过我说都不敢说。我该死，我从前──解放前常骂共产党。不过我自从做了这里的研究员，我不但不骂，我全心全意地拥护共产党了。我本来想，我骂共产党是过去的事；现在不骂，不就完了吗？有错知改，改了不就行了吗？可是不行。说是不能偷偷儿改，一定得公开检讨。不过，我说了呢，又怕得罪你们。所以我先打个招呼，那是过去的事，我已经改了，而且承认自己完全错误。过去嘛，解放以前啊，我在这里国学专修社当顾问。姚謇先生备有最上好的香茶，我每天跑来喝茶聊天，对马任之同志大骂共产党。我不知道他就是个共产党员，瞧他笑嘻嘻地，以为他欣赏我的骂呢，我把肚肠角落里的话都骂出来了。”
他看见群众写笔记，吓得不敢再说。有人催他说下去，他战战兢兢地答应一声，又不言语。经不起大家催促，他才小心翼翼地又打招呼说：“这些都是糊涂话，混帐话。我听信了反动谣言，骂共产党煽动学生闹事──这可都是混帐话啊──我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是国家的根本；利用天真的学生闹事，不好好读书，就是动摇国家的根本，也是葬送青年人。我不知道闹风潮是为了革命，革命正是为了救国。现在当然谁都明白这个道理了。可是我那时候老朽昏庸，头脑顽固。咳，那时候姚謇先生劝我到大后方去，我对他说，我又不像你，我没有家产，我得养家活口，我拖带着这麽一大家人呢，上有老，下有小，挪移不动。伪大学里混口饭吃，蹲着瞧吧。我心上老有个疙瘩，怕人家骂我汉奸。我很感谢共产党说公平话，说不能要求人人都到大后方去，我不过在伪大学教教课，不是汉奸。好了，我心上也舒坦了。”
他接着按原先的计划做检讨。
“一、我不好好学习。我学不进去，不是打瞌睡，就是思想开小差，只好不懂装懂，人云亦云，混到哪里是哪里。
“二、因为不学习，所以改不好，满脑袋都是旧思想。封建思想不用说，应有尽有。资产阶级思想也够多的。我虽然是老土，也崇洋慕洋，看见洋打扮，也觉得比土打扮亮眼。再加我听信了反动宣传，对共产党怕得要命，虽然受了党的恩情，还是怕的。特别怕运动，什麽把群众组织起来呀，发动起来呀等等。这就好比开动了坦克车，非把我压死不可。我这个怕，就和怕鬼一样。你说压根儿没鬼，可我还是怕。我现在老老实实把我的怕惧亮出来，希望以后可以别再怕了。